国史讲话 前编

中国古代史述略 [2]

一　地和人—舞台和角色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纪录。从一个哲学家的眼光看来，人类的活动也正如演戏，“乾坤一戏场”，即道破此理。历史也就不妨说是一卷演不完的电影片。演戏需要两件必不可少的东西—舞台和角色，历史也是一样，没有土地和生活在这土地上的民族，也就创造不出历史。今天我们讲中国古代史，首先也就得把这两件东西—地和人—交代明白。

西洋人常说地理是历史之母，可见地理对于一个民族历史的发展是极有关系的。我们现在所有的版图，若用河流来表明，那我们便有黑龙江、黄河、长江和珠江四大流域；以山脉来说，我们现在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四大山系。然而我们讲中国古代史，当时的中国却没有这般大。那时我们祖宗的活动范围只限在黄河流域。因此我们可以约略的说，古代我们祖宗所有的演戏舞台，不过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四分之一罢了。

我们现在或者要骂黄河是中国的败家精，但在古代却不能这样说，所以在研究古代史时，我们得把这观念完全改正过来。黄河在古代不仅不是中国的败家精，而且实是孕育中国文明的母亲。这条大河从发源以至入海，经过青海、甘肃、宁夏、绥远、山西、陕西、河南、江苏八省（在古代它是从河南直北到河北入海的），长凡八千里左右（古代从天津入海要更长些），并合了它的支流计算，流域之广达到一百六十万方里左右。这一片大地，实为古代正统的中国民族唯一的根据地。他们在那里长养发育，建设了不少光荣灿烂的文化。有了尼罗河，才有埃及的文化；有了幼发拉底河，才有巴比伦的文化；有了黄河，才有中国的文化，据地质学家的研究，中国文化的发生，实在是受了黄土的恩惠。黄土的性质是黏而腴的，得水即能发酵，助长植物的发达，不需要肥料。这种黄土遍布于黄河流域的全境，不论是山陵和原野，它的肥沃的程度和尼罗河的沉淀物相仿佛；但土地之广，却远过于尼罗河流域。当古代时，水蒸气充足，受了雨泽的涵濡，黄河流域的全土实在是亚洲东部最膏腴的地方。陕西的渭水流域，河南的洛水流域，尤为富饶，所以古人称它做“天府”。河南的北部，山东的西部，极目平原，一望无际，农产品的丰盛，也可想而知。因此古书里常说“天玄地黄”，他们以为地的颜色到处总是黄的，就因为他们的眼界只限在这黄土区域的圈子里！

那时黄河流域的气候也和现在不同。现在一提到黄河流域，南方的人们就起了寒冷的印象。竹子、梅花、稻、象，现在北方真是极少极少，即使有也是南方搬了去的；但在那时的黄河流域里，这些东西都有，可见那时的气候是怎样的暖和。又湖泊的分布和气候也很有关系，因为湖泊多了，空中的水分就充足了，水分充足，就可以长养森林，调节气候，使得它没有酷寒和燥热。我们从古书里看，那时黄河下流的湖泊是怎么多：河南的中部有荧泽，往东去有圃田、逢泽、孟诸，山东的西部有菏泽、雷夏、大野，此外陕西有弦蒲薮，山西有昭余祁，山东有貕{音xī}养泽。这些湖泊现在都到哪里去了？河北南部的大陆泽现在固然还有，但从前是纵横千里的，现在缩小至于地图上也可以不画上了。

上面我们已经把我们古代史的舞台—黄河流域—搭好了，现在得来看看在这个舞台上活动的角色如何。学历史的人总不免有穷根究底的习惯，首先我们就要问这批角色—中国民族—是怎么来的？这有三种说法：

（一）传统的说法　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说法是盘古开天辟地，中国人全是他的子孙，一开始就住在这块地方。但这种说法是立不住脚的，盘古的名称根本是到三国时才露脸，而且据我们的推测，或者他就是南蛮（就是现在所谓“湖南的苗子”）的祖先槃瓠{音pán hù}的化身，而槃瓠的故事实在是一篇神话，叫我们怎能相信呢？除了盘古，说到中国人的祖先就是炎帝和黄帝了，大家深信我们是他们的子孙，所以常常自称为“炎黄遗胄”，表示我们出身的高贵。

（二）西来说　这是西洋人提出来的说法，前些年国人附和的也很多，他们的主张也各有不同，有说由马来半岛来的，于阗来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来的，印度来的，更有说是远由非洲的埃及或由美洲大陆来的，其中最占势力的是中亚细亚说。有一派主张人种一元论的人类学者，他们以为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是起源于中亚细亚，中国民族便由帕米尔高原，越过葱岭，到天山南路，沿了塔里木河东下至青海，从此分为两支：一支便顺长江而下到四川，东边给三峡、北边给秦岭挡住了。他们便定居在四川，成为巴、蜀两国的前身；另一支则沿黄河而下，找到了我们前述的肥腴的舞台，开始创造我们的文化。但这种说法实在没有多少的证据，都只是一种假设罢了。

（三）“北京人”的发现　前些时重庆正上演曹禺的新剧《北京人》，哄动了一时。这位“北京人”是民国十年以后陆续在北平西南房山县的周口店地方发掘所得猿人骨骼，大约是在五十万年以前的，这一发现也许可以说中国民族就是本地土著了，这自然是我们所乐闻。

二　传说的古史和科学的古史

任何民族的古代史都不免杂有传说在内，这原不足为怪，因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正如一个人的历史一样，一个人年纪大了，若单凭自己的片段的回忆，或零星的用物，去记述他幼年的生活，那自然是难得真确的。我们的古史也像这样，在东周以前，简直渺茫极了，我们只知道有那几个朝代和若干个人名地名，但都是零零碎碎的，联贯不起来。从前固然也很有人提到这些，但不是黏附着许多神话，使我们不敢相信，就是支离矛盾，使我们没法相信。更有些人则是有意的去妄造古史，那就弄得更混乱了。

近来欧洲的考古学家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古史，他们依据了人类使用器物的程序，分历史为石器、铜器、铁器三个时期。石器时期又可分为：（一）始石器时代，他们说在五十万年以前，地球上只有半人半猿的猿人，只能运用极粗糙的石器，这时代约在距今五十万年至二十万年前，那时的人类只能称为“原人”，而不能称为真人；（二）旧石器时代，约在距今二十万年至万年前，这时的人类能制造粗糙的石器；（三）新石器时代，约在距今万年至六千年左右，这时石器的制造愈精，已知道用苎麻织布，有了农业、家室，也发明了陶器。这时代以后，便进入铜器时代，起初还只知道用紫铜制造器具，后来才知道用青铜（锡锌铜等合金），性质要坚硬得多。又过了三四千年，才进入铁器时代。从人类全部的历史看来，铁器传说中的古代中国的发明还仿佛是昨天的事呢！

这是欧洲学者在中国以外工作的结论。当这个学说初传进中国时，很多人不信；因为中国人相信古书的记载，以为铜器、铁器早就有了。但事实却渐渐的证明了科学的成果。最先（民国十年）在河南渑池县和辽宁锦西县等处掘出许多单色和彩色的陶器，以及许多石器，但没有在那里得到些些铜器，这证明了中国亦有新石器时代。稍后（民国十二年）河套一带又发现了大宗粗糙的石器，又证明了是旧石器时代的中期的东西。稍后（民国十九年）又在北平西南房山县发现了一座完好的猿人头骨，十余年来地质调查所差不多把整个的山翻开，得到了二十六个原人的骨骼，确实的年代虽不能断定，总是五十万年以前的。我们得到这消息，快乐得跳起来，叫道：“中国历史的第一页找到了！”

第一页的猿人，（第二页的始石器时代尚未找出，）第三页的旧石器时代，第四页的新石器时代，都很快的在十年内找出了。铜器时代本来是我们金石学者工作的领域，这个钟是周，那个鼎是商，都已大略考定。“科学的中国古史”固然一时间还不该写出，但一个简要的纲领也可以说是立起来了。

三　茫昧的夏王国

在传说的古史系统中，我们的古代史可以拉得很长；但中国的第一位大史学家司马迁就认为有一部分的传说是“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而屏弃不要。但在我们看来，他的《五帝本纪》里也还有好些“不雅驯”的地方呢。这笔糊涂账现在还没法清算，只有待新史料的发现了。

五帝之后是夏，这个王国的历史，从传说的古史和科学的古史两个系统看来，都算是已有了相当的眉目。但因为他们没有直接史料流传下来，他们的历史总还是茫昧得很。现在我们姑且不因他们没有实物流传下来而看他们为史前时代，只依据了春秋、战国间人讲起的夏事去定他们的疆域，那么我们可以说夏的都城在阳城（今河南登封县），又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县），又在帝丘（今河北濮阳县）。他们的国境是河、济之西，华山之东，伊、洛之北，羊肠坂（属太行山）之南，约当现今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四省之间。夏后启的母亲的化石在嵩山，夏后皋的坟墓在崤山，都是近阳城的。此外我们从《左传》和其他的记载里，都可证明夏朝的若干国家的位置都在现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之间。以前我们因为晋封夏虚，卫封殷虚，又因为晋用夏正，他们的纪月法和用周正诸国不同，觉得晋和夏特别接近，又因魏、晋以来都说“夏都安邑”，觉得他们的政治中心定在山西南部。现在有了以上这些材料，就知道夏王国的政治中心在河南，他们的势力范围大部分在山东，小部分在河北、山西，他们享有了黄河流域的下游和济水流域的全部。他们所以这样的缘故也不难解释，这是一片平原肥沃之区，而且水道纵横，交通是十分方便的。至于他们这个种族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发展的方向是顺流而东呢，还是逆流图势形代夏而西呢？这可没法解答。我早在上面声明了，夏王国的历史是很茫昧的。

夏王国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非常大，这是中国文化的底层。我们看周人明明是西方的一个独立的部族，但他们得到中原之后，就称自己的国土为“时夏”，称自己的民族为“诸夏”，就可知道他们对于夏是怎样的仰慕。“夏”又转为“华”，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名称的来源。我们宝爱这个族名，是不是该对于夏更增些眷恋！

在科学的中国古史中，我们也可以对夏朝作一点推测。民国十年，地质调查所在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发现了一个石器时代的遗址，后来又在辽宁、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省，都发现有与仰韶村遗址同样的东西，考古学家便名之为仰韶期文化，而相当于石器时代的末期。从器物的差别看来，又知道这一期文化是在殷商之前，而且它的陶鬲和周代的铜鬲，石环和周代的玉环，石戈和汉代的铜戈，石镰和现在的铁镰，石凿和现在的铁锛，石刀和现在的金圭（就是北平磨刀匠所打的四片铁刀），都有逐渐演化的痕迹，足以证明这种史前文化和中国历史文化是非常接近的。因此我们该问，仰韶文化既在石器时代的末期，又确在商代以前，又和中国有史时期这样的密切，那么是什么时候的呢？说到这儿，自然叫人联想到夏代去。我们在上边讲起，夏以河南为中心，它的势力范围及于山东、山西、河北，现在这几省都已发现了仰韶期的文化了；夏后皋的坟墓在渑池，其同姓的莘国在陕县，仰韶村又正在那边；夏的铜器没有发现过，而仰韶期正无铜器；夏的文字没有发现过，而仰韶期正无文字；靡（羿的忠臣）逃奔的是有鬲氏，传说中又说“昆吾作陶”，“桀作瓦屋”，而仰韶期的文化正以陶器为最盛。然则这十余年来新石器时代末期遗物的大批发现，或者就是给我们看一部夏的历史吧？我们希望这样“踌躇满志”的话，不久再有新的发现来给我们证明！

四　商王国的成长和发展

不知在什么时候出来了一个称为商的部族。据他们自己相传，说是上帝特地降下来的。《诗经》的《商颂》里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又说：“有娀{音sōng}方将，帝立子生商”，这就是含有一篇神话的故事。这位天降下来的商王名叫契，母亲简狄是有娀氏的女儿，父亲帝喾就是那位上帝。契就是商人的始祖，他的国在哪里现在也不知道，不过把玄鸟生商的神话和别的种族的神话比较研究，那么它和高丽的和满洲的很相像，或者他们是起于辽宁和河北之间的。近年来的考古学者不曾告诉我们仰韶文化已经伸展到了辽宁吗？

契的孙儿相土（就是甲骨文中的土），始搬到商（今河南商丘县），因此他们的国号就叫商，他是一个武功烈烈的国王，《诗经》中还说他的势力达到了“海外”，依我们的推测，或者他据了渤海和黄海的西岸，而发展他的势力到东岸朝鲜。这是一个有些可能的推测，因为相传商亡之后，箕子是到朝鲜去做王的。倘不是向来两方面就有密切的关系，怎还能于丧败之后退保这辽远之地呢？

此后重要的商王是王亥，他发明了用牛驾车载重，给人们运输交通以极大的方便。又过了好几代到汤，他的都城在亳（一称北亳，在商丘西北，今山东曹县南）。因为他行仁政的缘故，上帝很信任他，命他享有天下。他共举了十一次兵，才把当时的共主夏桀赶到南巢（今安徽巢县东北），而自己做了天子。这是中国历史上革命的第一幕。商和夏只是同时存在的二国，它们的大小强弱本来没有差得怎样远，后世学者牵于君臣的名分观念，以为汤是桀的臣子，他是忽然间从七十里的封地兴起来的，那实是大大的谬误，不看玄王（契）和王亥们都早已称王了吗？

在春秋的末年，孔子很想寻求商代的制度，特地来到宋国去，可是他只有带着失望回来。现在离开那时已二千四百年了，想不到我们却比孔子幸运得多。四十年前甲骨卜辞发现于河南安阳，经学者们长时间的研究，加上旧传材料的比较，对于商朝的历史，我们方得说出一个约略。

商王国的领土大约也像夏，介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之间，而朝鲜及辽宁、陕西诸省，则为其宗主权所及的地方。许多记载告诉我们商是常常迁都的，汤以前迁过八次，汤以后又迁过六次。他们为什么要迁，是不是游牧部落的习惯，还是遭遇了水灾？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法解决。最后一次是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县），从此以后他们住定了，直到亡国，在那边建都二百七十五年。现在殷虚发现的甲骨所以这样的多，原为那边是一个长时期的都城，保有十二代君主的占卜。殷是商代最久的都城，所以古人就用了殷来称商，或合称为殷商；但他们自己还是称商。在甲骨文里，又称为大邑商。

商人非常信鬼，所以国王做一件事必先占卜。祭祀的事，占卜最多，不用说了；除此之外，出去，回来，走到哪里，停到哪里，经过哪里，在哪里打猎，在哪里捕鱼，向哪方开仗，都要占卜。因此留下的地名，有好几百个。如果这些地名我们都能知道它的所在，真可以修成一部“大商国志”。不幸这些文字，我们多数认不得，就是认得的，也因古书里提到的太少，没有比较材料，不敢确定在哪里。

商王国境外的国家有属国和外邦的分别。属国如肃（或即古书里常提起的肃慎氏）、兒（即郳，亦即小邾，在今山东邹县）等是。商人称外邦常用“方”字，武丁时有鬼方、土方、 方、羌方，都曾侵犯过中国；如鬼方，武丁曾用三年的功夫才把它克服。纣时有人方，据后人的研究，人方就是东夷，纣曾和他们打过三次仗，是商末最重要的战争。虽然是胜利了，但因纣不修德行，加上这战争的消耗，国力大衰，这战争反而成了他亡国的致命伤。此外还有马方、虎方以及文字不识得的几个方。马方、虎方用生物为号，是否即是一种图腾（Totem）制度，用来表示他们的血统关系，这也有待于研究。

五　周王国的崛起及其封建

周的形成恐怕赶不上夏，因为从文王推上去只有十四代，比了从汤到纣有二十九代的还要减少一半。当时渭水流域是氐、羌们的根据地，而周祖后稷就说是姜嫄生下来的，姜就是羌（羌从人，是种族之名；姜从女，是羌族女子的姓。这一族大约是用羊作它的图腾的。这名词有从人从女的分别，好像鬼方的鬼在甲骨文中有从人作傀的，也有从女作媿的）。我们很可假定，周族是羌族中间的一个支族，或者是更大一族的两支，至少也和羌族有血统的混合。这一族世居陕西中部，或者受过商王的羁縻，但决没有很深的政治上的隶属关系。不知在什么时候，这族里出了一个酋长称为公亶父的，初到岐山之下的周原定居下来（公亶父这人，从战国以来都说是太王，我觉得不对。他乃是一个很辛苦的创业之君，太王时则已到了周的全盛时代了。而且从称呼上看，他称公，太王称王，也不该合为一人）。以后经过公刘、太王到王季，周的势力更强，商王只得用和亲的政策把挚国（据说在今河南汝南县东南）之君的女儿太任嫁给他，后来她就生了文王，商王帝乙又把自己亲生的女儿嫁过去；但文王却不因他自己一来是商的外甥，二来是商的姑爷，就忘掉了他自己的使命。他在最后的几年之内，非常的活动，先判断了虞国（今山西平陆县东北）和芮国（今陕西朝邑县）的争讼，获得了东北方（西河两岸）的主权；又赶走了畎夷（又称混夷、串夷），伐灭了密须国（今甘肃灵台县），开辟了西边的土地；又灭了崇国（今陕西鄠县东），奠定了渭南之地；又打下了邗国（今河南河内县）和耆国（又作黎，今河南浚县西南），势力伸展到东方，和商国的王畿相接触。那时是商王纣在位，他自己固然不好，但那时一般的商民也走到了绝路。他们这个王国在那时是文化的中心，但就因为文化发达，所以渐渐儿奢侈起来，大家只管喝酒作乐，喝得个人事不知（现在发现的商代铜器，多数是装酒的，大的叫做尊、彝、壶、罍{音léi}、盉{音hé}、卣{音yǒu}，小的叫做爵、觚{音gū}、觯{音zhì}、角、斝{音jiǎ}、觥{音gōng}，我们很可想见当时喝酒的艺术）。他们最主要的道德原是敬鬼神，重祭祀；但到了这末期，品行的堕落甚至于偷窃到祭神的牺牲来了。做官的也没有一点纲纪，只会互相欺骗。人民呢，时常闹意气，彼此结成冤家，全国化为一盘散沙。在这时候西方崛兴了一个周国，他们有很大的地盘，很富的农产，很强的武力，还有刻苦奋斗的精神，试问在这个老国度里享福惯了的人们，如何抵挡得住这锐利的进攻呢！

文王灭崇之后，就把都城从岐山迁到沣水（即崇地，在今长安县南），称为丰邑，但不幸他赍志以殁。他的长子武王（他是莘国之女太姒生的）继起，自称太子发，奉了文王的木主行军，大会诸侯于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但他认为时机还没有到，退回来了。又过了两年，才率领戎车三百乘（一乘是驾着四匹马的一辆车，每车容步卒七十二人），虎贲（勇士）三千人，和西南方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联军，东向伐纣，纣失败了，自己烧死在鹿台之上。武王就成了天下的共主。从此以后，黄河流域的政治文化全给渭河流域的人们所支配了。

周武王克商之后，为巩固他的统治权计，就封建了几个国家，后来在成王时，周公旦为相，又封建了许多。武王和成王两代所封的究竟有多少，我们无法知道。有人说成王时周公封建七十一国，其中姬姓之国独占了五十三，这话也许是可信的。这些国家中，大致可分成三类：第一是周王同姓的姬姓国家，如卫、晋、鲁、曹等是；第二是周王室的姻亲国家，如姜姓的齐、申，姒{音sì}姓的杞，妫{音guī}姓的陈，任姓的薛等是；第三则是商代遗留下来的国家，如商国自身的宋和楚、徐等。不过如徐、楚等一类国家，是并不心悦诚服于周朝的。可是前两类国家真个是星罗棋布，节节驻防，以为王室的屏藩，这第三类国家也就没奈何了。总之在这时候，周朝的疆域，西到甘肃的东头，东到今山东半岛，南到江、汉，北到辽、滦，地方之大真罩过了夏、商。

武王之后是成王、康王。成、康之世，天下安宁，人民休养生息，十分舒服，听说这四十余年里边，竟没有一个人犯过罪的。不过周家的全盛时代，也只有这短短的一段，从此以后，就在长期的衰弱里挨延下去了。经过几代到厉王，他是一位很专制的君主，又骄傲，又暴虐，又用了喜欢专利的荣夷公作卿士，人民吃的痛苦深了，不免对他批评几句，他就禁止人民批评他，抓着的就杀。召穆公谏他，他也不听。过了三年，人民再也耐不下去了，便集合起来，把他赶出国去。于是天下无主。有一个共国之君名叫和的，很有政治才干，诸侯推他出来代行天子的职权，所以历史上称这个时期为“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了，召公保护着厉王的太子叫做静的做了天子，是为宣王。宣王少遭艰苦，即位之后，很肯听信召公的话，努力治理政事，一时颇有中兴气象。可是那时外患太多了，西北有戎，东南有夷，南面有楚，虽经召公和宣王的努力，把他们平定，但周室的国力是愈衰了。

自从共和以后，中国方有正确的纪年史。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去世，子幽王继位。幽王可算是西周列王中命运最坏的一位，外患天灾很多，而他自己又不好，宠爱褒姒，废去申后和太子宜臼，另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于是激怒了申后的父亲申侯，他约集鄫国和犬戎，连兵攻周，把幽王杀了，于是宗周灭亡。自武王克商到此，不过二百八十年光景。镐京残破之后，不能再作都城，申侯就在自己国里立了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平王。另有不满意于平王的杀父报仇的，就拥立幽王的另一个儿子余臣于携邑，是为携王。二十一年之后，晋文侯把携王杀了，平王方得做天下的共主。这时他迁到周文公所建的东都洛邑，后人因称为东周。平王四十九年是鲁隐公元年，这一年是相传孔子所作的《春秋经》的第一年，从此入于春秋时代。在这时代中，周王虽依然高拱在上，但天下的重心已移到霸主的名下，中国历史也进入一个剧变之局，我们的古代史也可就此告一段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