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讲话 第一章　春秋时的农民生活与商工业

农业的发明便是文化的曙光：当人类在过渔猎的生活时，他们的行动是和禽兽没有多大的区别的。自从有了农业，人类开始定居，才有余暇来做别的工作，所以高等文化是随定居的生活而产生的。

种植的发明并不是很晚的事，据近代考古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考究，欧洲等处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很幼稚的农业了。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仰韶村里，最近也发掘出石制的耕器来，这证明了东西人类古代文化进展的速度并没有多大的差异。

殷虚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字里已有“农、啬、甽{音quǎn}、圃、耤{音jí}、禾、黍、麦、米、稷、糠”等字，又有卜祷年岁丰凶的记载，这证明了那时农业与畜牧是并盛的；何况我们更知道商民族是因沉酗于农产品所制成的酒而亡国的！

周人更是以发展农业而强盛的民族，他们认了农神后稷为始祖，利用金属物制成的耕器，努力开辟田地，从国王以下都是“卑服即康功田功”，在《诗》《书》里叙述和歌颂农业的话不知道有多少，这可见那时确已是农业的全盛时代了。

据近人的研究，商代的农具似乎只是木制或石制的，到周代才用铜制的耕器。直到春秋时，铁器应用渐广：至迟在春秋中期以后，当已有铁制的农具了。又古代耕种的情形，是用脚压踏耕器入土又用手推发而工作，多半是两人合作的，这就是所谓“耦耕”。大致也到春秋中年以后，才有牛耕的发明（古代的牛是专作拉车用的）。孔子的弟子有名“耕”而字“牛”的，可以为证。

古代的田地分配制度，我们已不能详细地知道。我们只能大略地知道古代一切田地的所有权都属于贵族阶级，他们把田地分成两种：一种算是贵族自己的禄地，叫人民替他们耕种，耕种出来的收成完全归贵族自己，这种田便是所谓“公田”；另外一种田由贵族分配给人民，只许他们子孙相传耕种之后享用田里的出产，至于土地的所有权是仍属于贵族的，这种田便是所谓“私田”。公田的耕种，是人民对于公家所担任的义务，而私田出产的享受，便算是公家对于人民的报酬了。所以公田的出产便是赋税，此外私田或许也另有征收。若问公私田的分配分量如何，我们没有材料，不敢确实回答。

又有一篇号称周公所作而实际却是春秋时代鲁国的诗《七月》里记载当时农民的生活情形很是详尽。据它说：农民们一到正月，便修好农器；到了二月，就下去耕种；一直忙到八月，开始收获；九月里修筑场圃，预备把农作物送进去；十月里获了稻子，并酿制明春给贵人们上寿的酒。等到把农作物统统收好，便忙着去替公家修筑宫室，白天去揉茅，晚上绞绳；刚把公家的宫室盖完，便又快到开始播谷的时候了。在冬天，还要去打猎：打到狐狸，就替公子们制皮袍；打到野猪，便把大的献给贵人们，自己只敢偷藏了小的。他们除了耕田、盖屋、打猎以外，还要替贵人们去凿冰，凿下了冰就收进冰室，预备给贵人们夏天去凉快。

以上说的是男人们的工作，至于女人们呢？在春天阳光温和黄鹂歌叫的时候，她们手里提着篮子，循着小路去采桑叶来养蚕；八月里织麻布和收得的蚕丝，染成黑的、黄的和红色的，替公子们做衣裳。偶然遇到公子们高兴，她们还要含着一泡眼泪，跟着公子们回去，给他们去玩弄。

至于农民自己的生活是怎样呢？他们一年四季劳苦得像牛马一样，结果仍是“无衣无食”，冻得只是发抖。吃的是苦菜，烧的是烂柴；屋子被耗子咬得东穿西洞，只好拿些烂泥去涂涂，又烧些草料去薰薰，叹口气道：“老婆孩子们，你们就在这里住着过年罢！”到快过年的时候，他们杀了羔羊，也要献给贵人们；他们走到贵人的堂上去，用大杯捧上美酒，高声说：“万寿无疆！”

在《左传》和《国语》等书里记着当时国君贵族们对于人民的暴敛横征的情形很多。最详尽的，如当时齐国的百姓竟三分其力，“二人于公，而衣食其一”，这与后儒梦想的什一之制相差到怎样的程度？《论语》里记着鲁哀公问孔子的弟子有若道：“年成不好，国用不足，怎么办呢？”有若答道：“你何不行彻制（彻制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我们已不能很明白）？”哀公叹道：“我的二成的税尚且不够，如何谈得到彻制？”哀公所谓的二成的税，或许就是“二人于公”的“二”。那时公室向人民的榨取，确实不少了。

《七月》诗里所讲，还是农民的平居生活；到了有起事来，他们更是遭殃，筑城、打仗，哪一件不是农民的事。《诗经·豳风》里还有一首《东山》诗，大约也是春秋时代的作品。这首诗里叙述一个战士打过仗后回家时的情形：他回到家门外，看见屋子被蔓草罗络着了，小蜘蛛在门上结网，菜园已变成鹿儿的游戏场，萤火虫儿在闪闪地飞舞，鹤鸟在土堆上鸣叫；走进屋子，土老鼠尽在屋里跑。当他梦魂颠倒的她正在长吁短叹着洒扫房屋的时候，他恰巧回来了！他能回来，还是极可庆幸的事哩，不然，战场上已埋着他的骨头了！

人民私有土地制究竟是什么时候起来的，我们也不敢确实回答。据我们的猜想，或许春秋中年以后，人民便有私有田地的了。因为春秋初年以来，各国努力开疆辟土，新开发的农地必定很多，下层的农民乘此机会渐渐随意占有田土也是可能的；又贵族阶级传世过多，必有降为庶民的，他们或者尚有私有的田地，这也足使农奴们看样，得到了解放的机会。我们再看春秋时各国增加田赋，这或许也因人民私有土田过多，公田的税渐渐不够起来，所以不得不有这样的举动，也未可知。又郑子产制定田界的办法，恐也含些禁兼并的意思，这更足使我们猜疑到当时人民私有田地的事已盛行了。

农业维持了春秋时代的基本经济（这并不仅春秋时代如此，就是一直到了现在，这种情形也还未完全改变），同时商工业在这时也稍发达，当商代和西周时用贝做一种交易的媒介物，不久就有用铜仿造的贝，铜在很早的时候似乎已用作代价品了。（《易经》里有“资斧”的名称，或许古代又用斧斤为货币。）到春秋时如管仲和周景王等都有制造钱币的事，证明此时已有通行的钱币。但就大体看来，在春秋时贝和铜钱等等似乎都不曾普遍地当作财富行用，那时的商业似乎还没有完全脱离“以货易货”的阶段。

工商与庶民在那时是分立的（庶民就是农民）；工商和皂隶一样同属于官府，生活却半由自己维持。他们也同农民一样，以不改业为贵。商人受命于官府，往来各城邑，走贩货物。那时的商业似乎还没有深入于广大的下层社会，商人们差不多只是替贵族当差。他们所贩卖的货物，虽然也有丝、布、谷、米、畜牲、木料等类，可供下层社会的应用，但他们多注意于珠、玉、皮币等较珍贵的物品，以供贵族们的需求。商人在贵族阶级的眼光里，已被看成不可少的社会成员，因之有“商不出则三宝绝”的话。

商人的聚集地在市，当时所谓的市大约只是人民在大道旁按定时聚集的空地。那时似乎只有市，或许有些小规模的商场；至于固定的大规模的商店，那时是没有的。据《国语》的记载，管仲治齐，曾替工商们设立了定居的乡；可惜详细的情形怎样，我们已不能知道。那时的商业，也有税征：有廛{音chán}征，大约是征商场的税；有市征，大约是征市场的税；有关征，大约是征商货出入关口的税。商税也是国家的一笔大收入，所以那时的君主们也很注意“通商”的事。

到了春秋下半期，商业更兴盛了，那时的大都邑里已有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的富商出现，他们能得到贵族所不能得到的珍宝，他们能输纳小诸侯所能输的贿赂。又如孔子的门徒子贡也以“货殖”著名，而陶朱公的“三致千金”更是后世艳传的故事。《论语》里所记孔子等的说话也常常把“富”和“贵”并称，可见那时在贵的阶级以外，已有新兴的富的阶级起来了。

那时商业顶兴盛的国家有郑国，郑国因为处在当时“天下”的中心，一班商人们，西到周，北到晋，东到齐，南到楚，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在开国的时候，已与郑君订有条约：商人不背叛国君，国君也不强卖强夺商人的货物；商人有利市宝货，国君不得预闻。他们有了这种特定的保障，所以事业更容易发展了。现在且说两个郑国商人的故事：当鲁僖公三十三年，秦人起兵暗袭郑国，在半路上和郑国人到周地去经商的弦高们碰着，弦高探得他们的来意，便一方面假托郑君的名义，拿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只牛去犒师，一方面派人向郑君告警；秦兵觉得郑人已有防备，只好把袭郑的计划取消了。又当鲁宣公的时候，晋国大将知罃被楚人在战场俘虏去，有一位郑国的商人，在楚国做买卖，要想把他藏在衣囊里偷偷地运走；计策已定好，还没实行，楚人已把知罃放回。后来那位商人到晋国去，知罃待他很好，同已经救了自己一样；那商人谦谢不遑，就到齐国去了。从这上一件故事，可见商人的地位已稍抬高，他们竟能独自救国了；从这下一件故事，可见当时的商人颇能有道德的观念，他们已感染贵族的礼教了。

春秋时代的工业情形，记载太嫌缺乏，我们只能知道工人的聚集地在肆（工场），他们造成好的工艺品献给贵族，造成次的工艺品卖给人民；如当时精细的彝器和兵器之类，恐怕非有专门的工人是不能制造的。据《考工记》的记载，制木器的工人有七种，制金属器的工人有六种，制皮器和设色、刮摩的工人都有五种，制土器、陶器等的工人有两种；更详细的情形虽不能确知，但工业进步的状况不难推想而得。如南方吴、越一带都有著名的铸剑。至于工业的税制怎样，那也没有详确的记载可资参考，想来国家对于工业的税收也不少，所以当时国君们会有“惠工”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