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讲话 第四章　世族与世官制度

中国人只有家族观念而没有国家观念，这是谁都知道的。但是这种民族性的养成，便是肇始于商、周，立基于春秋，而牢固于六朝的。我们知道商代是氏族社会的末期，那时整个的国家便是氏族的集团，没有纯正的政治组织，所以也没有国家观念。周代创立真正的封建制，国家规模虽渐次形成，但是为封建制度的基础的宗法制度则仍是从氏族社会里滚出来的物事。关于宗法组织和封建制度，在第二章里我们已经约略叙述过，现在且挑那为春秋时代政治中心的世族阶级来详细的谈一谈。

世族就是大夫的氏族。他们有细密的宗族组织，世世代代拥有土地和势力，所以唤做世族。——世族实在就是列国内部的小国家。这种世族制自然是起源于封建制和宗法制的。——宗法是统驭家族的原则，封建是扩充家族系统为政治系统的原动力，世族便是混合家族和政治的系统而用宗法来支配的一种特殊团体。

春秋时的贵族阶级既有固定的封土，又有固定的政权，所以能够收聚族众，成为一种半政治式的宗族组织。我们既知道那时的大夫就是小国君，国君的地位和土地是世袭的，所以大夫的地位和土地也是世袭着的。（据后世的记载，只有楚国的制度，世族再传，君主就把禄地收回，但未知确否？）

世族的大夫在他们的封土内，可以自由筑城，可以自由设置军队。春秋时大国的大世族，封土可以多至几十邑以至于百邑以上，兵力也可以从几千人以至于万人以上。他们实力最大的足以与一个大国交战。他们地位之高，有时要胜过一个次等国家的君主。

大夫也有宗亲和家臣们襄助着治理封土和族内的政事，族内的人称大夫为主或宗。他们凭借着伟大的势力世执国政，上挟王侯，下治庶民，在当时各国的实力差不多都是寄存在世族之上的。

春秋时各世族的封土和势力也同列国一样，有大小强弱的分别。他们起初似乎是以官爵为等差的；但也没有严格的限制，春秋时有实权的大夫的封土和势力尽可以比卿还大还强。

在世族团体中，全族的人休戚相关：一人好了，一族便跟着好；一人失了势或犯了罪，甚至于全族覆灭。那时的宗族差不多有生死个人的力量，所以春秋时的贵族阶级受着两层统制：在君统以外，他们还戴着一个宗统。

宗族的观念笼罩了个人的人格，同时也掩蔽了国家的观念。世族阶级的人肯牺牲自己或近支的亲属去维持整个的宗族；也有因维持宗族的地位而立时反叛国家的。

春秋列国的大世族，如周有周、召、单、刘、尹等氏；鲁有仲（孟）、叔、季三家和臧、东门等氏；晋有栾、郤、狐、赵、韩、魏、知、中行、范、羊舌、祁、先、胥、伯等氏；齐有高（文公后）、国、崔、庆、栾、高（惠公后）、陈、鲍等氏；宋有华、乐、皇、鱼、荡、向等氏；卫有孙、宁、孔等氏；郑有良、游、国、罕、驷、印、丰等七穆之族；楚有斗、成、蔿、屈等氏。此外秦和吴、越等国的世族，则不甚可考了。

世族中以同姓公族的地位较为稳固，如周的周氏因作乱而被杀及出奔，但其后裔仍得世世在位；鲁的仲、叔、东门、臧诸氏，齐的国氏，宋的向氏，楚的斗氏等也是如此。而鲁、卫的公族势力尤为强健，甚至于随意的驱逐国君，使他们终身不得复国。此外宋、郑的公族势力也极大，异姓都不强盛。鲁、卫、宋、郑四国真称得起是当时盛行亲亲主义的模范国家了。只有晋国因惩曲沃之乱，削损公族势力不遗余力，到后来异姓代为公族，却变成了异姓贵族的天下。

跟着世族制度而产生的，是世官制度。世官制度，就是世袭的贵族用了特殊阶级的地位世世做官，执掌国政。但在这里有一点应当特别声明的——便是世官并不就是世职。战国以前，世袭一种官职的贵族固然很多，但也有世官而不世职的。各国的非专门性质的大官职，大致是由世族们以声望和资格禅代着担任。如大夫士的地位虽可由各世族世袭着，而卿的地位就比较的要以声望和资格荐升了。

那时也有一种选举制度，选举的方法是从贵族中拣取有劳资和才干的人来担任重要的官职。用那时的话来说，便是“赏功劳”，“明贤良”和“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所以他们既主张“择善而举”，却又同时主张“举不踰等”。

在宗法社会和封建社会里最重要的观念，是“亲亲”和“贵贵”，决没有一个庶人可以突跃而为卿大夫的。那时的贵族都以宗法的身份和门第互相标榜着。他们的口号是“亲不在外，羁不在内”。国君们倘若“弃亲用羁”，便要被世族排挤掉。所谓“昭旧族，爱亲戚，尊贵宠”，是与“明贤良”“赏功劳”并举的主义。他们以“贵有常尊，贱有等威”为礼；如果有“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的情形，那便是逆礼了。

春秋时的世族眼光里只有“守其官职，保族宜家”二事，他们以为这样才能使“上下相固”。如果弃了官则族便“无所庇”，上下的制度就要紊乱。因之世族制度便与世官制度联结而不可分了。

这种根深蒂固的世族制到春秋中年以后才随着封建制而渐渐摇动。关于世族制衰微的原因也和封建制大致相像，约略说来，共有四点：

第一是土地制度的转变。春秋中年以后，土地渐次集中于各大族，失土的世族较前大增；一面人民私有土地制似也萌芽：上下内外两面的夹攻，使得世族的阶级开始崩溃。

第二是世族内部的倾轧。春秋中年以后，大世族的势力发展到了极度，因之互相兼并，被倾轧的大小世族中人许多降为平民。世族的人数一少，阶级便更维持不住。何况为世族制度基础的封建制度也正在同时崩溃着！

第三是尚贤主义的兴起。春秋中年以后，各国竞争愈烈，任用贤才的观念也格外发达，士以下的阶级渐次抬起头来；又因教育的普及，平民的势力格外容易发展，这使世族的地位急剧地倒塌。

第四是宗族观念的中衰。春秋中年以后，封建组织渐渐向统一国家转移，因之宗族观念的一部便被国家观念所取代。到了战国，“治国平天下”的学说大张，于是世族制度便不由得不完全崩溃了。

世官制度是世族制度的寄生物，世族制度一倒，自然世官制度也就跟着毁坏。

春秋时的世族制与六朝时的门阀制是极相像的，我们在这里且顺便一看六朝时的门阀制——它能使我们格外明白些春秋时世族的情形！

六朝时的门阀制度起源于三国时魏国所建立的一种特别的选举制度，那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在各州郡置立中正的官，把人民品评为九等，朝廷按着中正所评定的品第选用人才。这种制度本是很有平等的精神的，但不幸因为它产生在古代的阶级社会（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在土地制度上是佃农制，在政治制度上是准封建制）里，中正的官本就由著姓士族去充任，所以造成了一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的极不平等的结果。到了后来，“尚姓”之风大盛，甚至于“位宦高卑”都依家牒而定了。

古代的“官有世胄，谱有世官”的制度既经重建，于是门阀观念就此确立，“士庶缅绝，不相参知”的情形也就复现起来。当时又因民族迁徙的标榜，有所谓侨姓、吴姓、郡姓、国姓之分；这四姓都是当时的贵族。侨姓是中原士族跟随晋帝南渡的，吴姓是原处江南的大族，郡姓是留居中原的世族，国姓是外来异族中的贵族。四姓之中，以吴姓的地位为较低，是一种被压迫的民族。那时郡姓之中又有甲、乙、丙、丁等姓之分。五花八门，真叫我们摸不清头脑。

那时的贵族也各以等差占有田地，又各以其品的高卑荫其亲属，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和佃客，几乎完全恢复了封建时代的情形。在那时，“以贵役贱”又成了“定制”，“士庶区别”复成了“国章”。世族与寒门不通婚姻，不相礼接，在政治和社会上种种区别，不可胜记。庶民的被压迫情形真不亚于春秋以上！

在门阀制度之下，也是“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世族专权也同春秋时代一模一样。他们也以内部的腐败而权下移于寒人了。不过他们的地位既从选举制度的改革而成立，也终从选举制度的改革（隋、唐改九品中正制为科举制）而消失——这一点是和春秋时代的世族略有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