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六册） 第二节封建关系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交融

金朝自从征服了辽和北宋地区以来，就面临着推行奴隶制，还是适应被征服地区的状况转向封建制这样两条道路。社会经济领域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统治集团的内部，形成为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和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斗争发展到相互诛杀的激烈程度，并且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斗争的过程日益表明，适应辽宋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发展封建制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二二二页]金朝的历史，也正是按照这一规律在向前发展。

海陵王极力推行封建化，镇压贵族反对派，迁都燕京，改革政治制度，并且发动了南侵南宋的战争，企图消灭南宋，建立统一南北的封建制政权。海陵王的统一事业未能实现，但他所改革了的政治制度，却为以后的统治者所继承，奠立了金朝封建制统治的基础。

金世宗继承海陵王的事业，在他统治下的近三十年间，女真族基本上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过渡。奴隶制只是作为残余的制度而继续存在。随着社会经济中封建关系的发展，金朝出现了一时的经济繁荣。女真、汉族等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推动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兴盛。

经济领域的变动，也必然要反映到文化领域。世宗和他的继承者章宗统治时朗，女真族普遍学习汉文化，以至通用汉语，而不再习用女真语。女真族与汉族通过共同的经济生活和文化交融，促进着民族间的融合。

封建的经济、文化发展的另一面，是女真贵族地主逐渐丧失了奴隶制时期骑射善战的武风而日益腐化。女真猛安谋克户也在不断分化，并且日益成为不耕不战的寄生者，削弱了作战的能力。女真贵族地主无止境地扩展土地的占有，汉族地主的势力也随之不断发展，各族农民遭受着越来越深重的封建剥削。一度强盛的金朝又迅速地走上了衰落的道路。

各族农民的起义斗争，风起云涌，始终不曾断绝。在海陵王、世宗、章宗时期，各地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不断打击着金朝女真族和汉族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历史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向前发展。

（一）海陵王的统一事业

一一四九年，海陵王取得皇位后，把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制度，进而统一江南，作为他执政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下，海陵王在他统治的十二年间，展开了比熙宗时期更为激进的一系列的改革。

一、巩固皇权

镇压女真贵族 反对派海陵王即位前，宗翰孙秉德与唐括辩首先策划政变。海陵王因仆散忽土等拥戴即皇帝位，并非秉德等人的本意。一一五○年四月，乌带奏告秉德等有谋反意。海陵王命秉德出领行台尚书省事。不久，又派使臣杀秉德，并杀秉德弟特里、乣里及宗翰子孙三十多人。萧裕等又奏告太傅宗本、唐括辩等与秉德谋反。宗本的亲信、尚书省令史萧玉告唐括辩等谋立太宗子宗本。海陵王召宗本等打球，立即处死，又杀唐括辩。海陵王即位前，唐括辩等曾谋立太宗子宗懿（阿邻），海陵王杀阿邻及太宗子孙七十余人。太宗一系遂绝。左副元帅撒离喝任行台左丞相，领兵在外。海陵王命挞不野为右副元帅去汴京，分夺军权。元帅府令史遥设诬告撒离喝父子与平章政事宗义（完颜杲子）谋反，海陵王杀撒离喝及宗义。海陵王即位后，大批镇压女真贵族，以巩固他的统治。

任用汉人和契丹、渤海人 海陵王的统治确立后，任用弟完颜兖（梧桐，熙宗时任都点检、会宁尹）领三省事，兼都元帅，进封太尉，总揽军政大权。仆散忽土为殿前都点检，统领侍卫军，温都思忠为左丞相。同时，大批任用汉人、契丹人和渤海人。渤海人大臭（挞不野）为尚书右丞相、神麓郡王。汉人张通古为尚书左丞。渤海人张浩为尚书右丞。奚人萧裕任平章政事。金朝中央从而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最高统治集团。

对非女真族人的任用，在女真贵族中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熙宗时，保守派完颜宗贤甚至主张州郡地方官员，一律任用女真人。海陵王所实行的是另一种主张，即在女真贵族控制下，联合各族统治者共同维护金朝的统治。海陵王学习汉文化，读史书，能诗文，曾对蔡松年说：“我读《论语?鲁语》，读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甚为厌恶。他（指孔丘）岂不是以南北的区分贵彼贱我么！”海陵王从政治上、文化上努力消除民族间的对立，在打击女真保守派贵族的同时，争取汉人地主士大夫的支持，对金朝的政治制度作了全面的改革。

二、政治制度的改革

废行台 太宗、熙宗时，先后在燕京、汴京设立行台尚书省，沿袭辽、宋的汉官制度，与金朝内地保持着一定的差别。天德二年（一一五○年）十二月，海陵王下令废除行台尚书省的设置，政令统一于朝廷。在金朝统治的领域中，进一步统一了政治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改订中央官制 海陵王在一一五六年进一步对中央官制作了重大的改革。

熙宗时，沿袭着勃极烈制，设三师，领三省事，仍然保留女真贵族议事制的痕迹。皇帝以下三师权力极大。一一五六年，海陵王废除中书、门下省，只置尚书省，直属于皇帝。

天眷官制名义上设三省制，实际上只是尚书省执政，中书、门下两省附属于尚书省，门下侍中和中书令由左、右丞相兼任。中书、门下两省形同虚设。海陵王撤销中书、门下省，只设尚书省主管朝廷政务。尚书令为最高长官，仍设左、右丞相、参知政事，废除原来的平章政事官。经此改革，尚书省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唯一政权机构，权力更为强化，也更为集中了。

金太宗时，对外作战，设都元帅府，是金朝最高的军事机构。都元帅和左、右副元帅统领重兵，左右政局。左副元帅宗翰领兵燕京，右副元帅宗望领兵在云中，称为“东朝廷”和“西朝廷”。一一五○年，海陵王即废除都元帅府，仿汉制改设枢密院，由朝廷任命枢密使、副使主管军事。改革官制后，朝廷中形成尚书省、枢密院分管政治、军事。但枢密院仍受尚书省节制。

海陵王对中央官制的全面改革，在一一五六年（正隆元年）全部完成，正式颁布，称为“正隆官制”。金朝的政治制度，经这次改革后，基本上确立了下来。海陵王以后的历朝皇帝，不再有重大的变革。

科举制度的改革 金太宗侵占辽地后，确立科举制，分词赋、经义两科，以罗致汉人文士。侵占宋朝统治下的河北、河东地区后，因辽、宋所传儒家的经说不同，设南、北两科，分别考试，称“南北选”。熙宗时，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录取文士。海陵王废除南北选制和儒学的“经义科”，各地一律只考词赋。选取汉官的科举制也统一了。

三、迁都燕京（中都）

海陵王以前，金朝统治集团对待燕京地区的争论，只是依照什么制度，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女真贵族中的保守派和改革派都还是把完颜部最初的住地--上京会宁府作为金朝的统治中心。海陵王进行的一项重大的改革是，把金朝的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女真贵族也随之离开他们的故乡而南迁到汉地。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件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

海陵王在镇压女真反对派，巩固了皇位后，曾颁布“求言诏”，自朝内外公卿大夫，至一般平民，都可上书建策。相当多的上书人提出，上京远在一隅，多有不便，建策迁都燕京。海陵王采纳此策，在一一五一年四月，毅然下诏迁都。有人图画燕京宫室制度，依阴阳五行规划营建。海陵王驳斥说：“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如果皇帝不好，占卜善地，又有什么用？”海陵王坚决反对阴阳五行的迷信，任命右丞张浩主持修建燕京都城。三年完工。一一五三年，金朝把都城迁到燕京。海陵王下令，改燕京城为中都，原析津府改名大兴。汴京为南京，中京（原辽中京）大定府为北京，辽阳府仍为东京，大同府为西京。年号改为贞元。

主持营建中都的张浩，本是辽阳渤海人，曾祖张霸在辽作官。渤海在唐时已通用汉字，张浩熟通汉文化。金太祖时降金，为太祖办理文字事务。太宗、熙宗时，前后受命修宫室、定朝仪，“管勾御前文字”。宗弼杀田珏一党的汉官，朝廷文事多交由张浩办理。海陵王即位，张浩行参知政事，进为尚书右丞。张浩营建中都城，周围九里三十步。仿汉人都城宫室制度。城正门称宣阳门。门内东西分设来宁馆、会同馆，接待宋朝和西夏等使臣。都城中的内城是皇帝的宫城，建造宫殿九重，三十六殿。皇帝宫殿居于正中。内城之南，东边建太庙，祭祀太祖、太宗等祖先。西边是尚书省。内城之西有同乐园、瑶池、蓬瀛、柳庄、杏村等，是皇室贵族游乐之所。

《事林广记?帝京宫阙图》金代中都内城

金初上京宫殿，极为简朴。熙宗时，修建宫室，又开始制定朝仪，设置护卫，但仍很简略。海陵王迁都中都，仿宋朝制度，设立盛大的仪卫。一一五三年三月，海陵王入中都城，仿宋制，乘玉辂（音路lù），服衮冕。皇帝用黄麾仗（出行时的一种仪仗）一万零八百余人，骑三千九百余，共分八节，皇帝、皇太后、皇后等在第六节。海陵王以盛大的仪仗队，浩浩荡荡地进入中都，显然是为了提高皇帝的权威，以巩固他的统治。但“俨然汉家天子”，也表明他在进一步接受汉文明。

金初皇帝，承袭辽朝的“纳钵”制度，外出游猎，称“剌钵”，或建“行宫”。熙宗在混同江和临潢好水川建行宫，又在撒里乃地“避暑”驻夏。海陵王迁都中都后，在中都西南大房山建行宫，号磐宁宫，在良乡和中都近郊射猎习武。海陵王在仿汉制建宫室的同时，继承纳钵制，外出射猎，以保持女真服劳讲武的传统。

海陵王迁都后，又在大房山营建“山陵”，把太祖、太宗的棺木从上京迁到这里安葬和祭祀。一一五七年十月，海陵王又下令，拆毁上京会宁府的旧宫殿和女真各大族在上京的住宅，平作耕地。同年，又对原来封有王爵的贵族，一律削封，立限毁抹带有王爵字的一切公私文书和墓碑。这些措施，无疑是对女真旧贵族的沉重打击。海陵王还把已被镇压诛杀的女真贵族的家属妇女，纳入后宫。从政治上说，这显然也是为了防止她们的反抗活动，以巩固皇权的统治。

海陵王迁都中都和一系列措施的完成，在金朝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女真贵族中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海陵王为代表的革新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四、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

海陵王统治时，在社会经济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主要是继续迁徙女真人南下耕种和印造交钞。

女真人南下耕种 海陵王继续实行女真人南迁的政策。迁都中都后，大批女真贵族和平民，从上京一带南下。南迁的女真猛安、谋克户，需要大量田地安置。一一五六年二月，海陵王派刑部尚书纥石烈娄室等十一人分别在大兴府、山东路和大名府各地拘收原侵官地和荒闲的牧地，官民占据的逃户地，以及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占据的田地，授予南迁的女真猛安、谋克户耕作。一一五八年，又把中都屯军两猛安迁到南京（汴京），分地安置。女真人散处在汉人村落之间，汉人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的影响更加扩大了。

印钞铸钱 金朝建国以来，没有铸造货币，只沿用辽、宋的旧钱。海陵王迁都后，一一五四年，命户部尚书蔡松年主持印制交钞，与铜钱并行。钞分一、二、三、五、十贯五种，叫作大钞。一、二、三、五、七百文五种，叫做小钞。交钞流通使用，以七年为限，以旧换新。朝廷设交钞库，管理印造、兑换事务。库设使、副使各一员。

正隆元宝

一一五七年，金朝又开始自铸铜钱。下令禁止铜出境。一一五八年，在中都设铸钱监二，京兆设铸钱监一。三监铸造“正隆元宝”钱行使。

朝廷制造交钞和铜钱，从而掌握货币流通，进一步从经济领域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五、侵宋战争和各族人民的起义

统一江南的准备 海陵王统一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后，便又策划南侵宋朝，进而统一江南。金朝统治集团内，由此又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海陵王问尚书令温都思忠：“何时可以灭宋？”思忠说：“当以十年为期。”海陵王说：“怎么能这么久？我想以月计算。”思忠说：“太祖伐辽，还要数年。现在百姓愁怨，师出无名，江淮暑热不能久居，不能以岁月为期。”海陵王说：“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海陵王没有能够得到温都思忠的支持，又召汉臣、吏部尚书李通、翰林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晖、翰林直学士韩汝嘉等议论。海陵王对李通说：“朕要迁都汴京，加兵江左，使海内统一，卿意如何？”李通回答说：“天时人事不可失。”翟永固说：“燕都刚修成几年，岂可再营汴都！江南厚币尽礼，岂可无名出师！臣以为二事俱不可。”敬嗣辉赞同李通，韩汝嘉赞同翟永固。翰林侍讲学士施宜生随带画工使宋，回朝画临安图进献海陵王。海陵王命作画屏，题诗其上，说：“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一说翰林修撰蔡珪代作）海陵王把消灭宋朝、统一江南作为他的斗争目标。为此目的，作了如下的一些准备。

营建汴京--一一五八年，海陵王命左丞相张浩和敬嗣辉修建汴京宫室，作迁都南侵的准备。张浩等将宋朝原在汴京的宫室台榭，全部拆除，据说是“片瓦不留”，然后全部重建。一一六○年，将印造钞引库迁到汴京。一一六一年四月，百官先赴汴京治事。海陵王在汝州行宫射猎。五月，到达汴京，作进兵江南的部署。

调兵、造船--一一五九年二月，为准备侵宋，下令征调各路猛安谋克军，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一律纳入军籍，听候调遣。猛安谋克军以女真兵为主，也包括了契丹和奚族，共约正军十二万，合副军（阿里喜）共二十四万。一一六○年七月，又签发诸路汉军（包括渤海），除中都、南京两路外，其余十五路，每路签汉军一万。海陵王又从猛安谋克军中挑选强健能射者五千人，亲自阅试，号为“硬军”。海陵王说：“签兵数十万，只是强大声势。取江南，有这五千人足矣。”

海陵王也作了战船和武器的准备。一一五九年，命工部尚书苏保衡在通州督造战船，海陵王亲自去察看。又命各路总管府督造兵器，并将各路旧存兵器全部集中到中都。各地制造兵器所用材料，都从民间征调。村落间，往往要杀牛来供应筋革，广大农民由此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镇压反对派--海陵王决策南侵，各族官员中都有人持不同的意见。江淮人祁宰为太医使，入宫为元妃治病，面奏海陵王说：“宋人无罪，师出无名，是人事不修。舟师水涸，是地利不便。”激切反对灭宋。海陵王大怒，杀祁宰。尚书左丞、契丹人耶律安礼密谏南伐，海陵王不听。女真贵族中反对南伐的代表是皇太后徒单氏。海陵王生母大氏在海陵王即位后已病死。海陵王迎奉徒单太后入中都，居寿康宫。徒单太后认为“国家世居上京”，对迁都燕京不满，更反对进兵江南。徒单太后谏海陵王不听，又告枢密使仆散忽土（即仆散师恭）。海陵王认为，忽土领重兵，太后“或有异图”，即命护卫杀徒单太后。海陵王杀太后，朝中震动，反对南侵的意见，不敢再讲了。

各族人民的起义 金朝建立以来，各族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海陵王征兵南侵，“征敛烦急”，官吏借此为奸，富室用贿以免，贫者困乏破产，因此各族人民的起义更加风起云涌，冲击着金朝奴隶主、封建主的统治。

山东开山赵起义--山东沂州临沂人赵开山，早在一一五八年，领导当地农民起义。为表示抗金的决心，把姓名倒置，以开为姓。起义发动后，参加者有一万多人，攻占密州、日照等县。起义军在作战中，不断壮大，发展到三十多万，在淄、齐等州向金军猛攻。

东海张旺、徐元起义--一一六○年春，海州东海县民张旺、徐元等，因不堪金朝的“苦虐”，率领数千人武装起义，杀死县令。东海县人房真等到海州向官府告密。州、府派人到县察看形势，被起义军杀死。州、府合兵围攻起义军数月，起义军英勇抗敌，金军不能得逞。海陵王派遣在通州监造战船的原中都兵马都指挥使徐文，与步军指挥使张弘信等率舟师九百浮海去镇压。海陵王对徐文说：“朕意不在一个城邑，将以试一试舟师。”六月，徐文等到东海，残酷镇压起义。徐元、张旺被俘，起义军五千多人在作战中被杀牺牲。

契丹撒八、窝斡等起义--海陵王征兵侵宋，派牌印燥合等征发西北路契丹丁壮从军。契丹人因西北路邻近各游牧族，恐怕丁壮从军后，遭到邻族的侵掠，请求免征。燥合不敢回奏，继续督促起兵。契丹译史撒八与孛特补等愤起杀燥合和金朝招讨使完颜沃侧，夺取招讨司所有兵甲三千副，举行起义。推都监老和尚为招讨使。西北路各族人民纷纷起而响应。山后、山前广大牧民杀金朝群牧使。五院部牧民杀金朝节度使，响应撒八。辟沙河千户十哥等杀金朝乌古迪烈招讨使乌林答蒲卢虎，领兵趋西北路，与撒八兵合。咸平府谋克、契丹人括里与当地富室奴隶二千人起义，攻下韩州及柳河县，接着占据咸平府，打造器甲，扩大队伍。括里引兵进攻济州，途中在信州遇金军激战，战败，向西南转移，与撒八起义军会合。一时之间，西北路契丹等各族人民汇合成一般巨大的起义洪流。

一一六一年五月，海陵王在赴汴京途中，任命右卫将军萧秃剌等去镇压契丹人民的起义。六月，又派枢密使仆散忽土和西京留守萧怀忠领兵一万，会同萧秃剌部前去镇压。萧秃剌被撒八军击败，退守临潢。撒八等见金朝大军将到，率部向西北转移，沿龙驹河西行，企图投奔西辽反金。仆散忽土、萧怀忠等追到河上，不及，还军。海陵王闻讯大怒，杀死仆散忽土和萧怀忠；又命枢密副使白彦恭为北面兵马都统，开封尹纥石烈志宁为副；中都留守完颜彀英为西北面兵马都统，西北路招讨使唐括孛古的为副；联合进兵，追剿撒八。

撒八率军西撤的路上，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歧。撒八主张投奔西辽反金。原居山前的起义者不愿远行，主张回军去占领契丹人的故乡临潢。移剌窝斡和陈家等杀撒八，拘捕老和尚、孛特补等，窝斡自称都元帅，领兵东还，在临潢府东南新罗寨驻营。

单州杜奎起义--一一六一年八月，南京路单州百姓在杜奎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军攻占了州城。海陵王派遣都点检耶律湛、右骁骑副都指挥使大磐等领兵镇压。

大名府王九郎起义--一一六一年九月，大名府百姓在王九郎（王九、王友直）领导下起义，占据州城。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所到之处，各地人民纷起响应，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起义军声势浩大，有时仅十多骑，打着旗帜出行，官军也不敢接近。王九郎起义震动了河北。

撒八、移剌窝斡起义图

济南府耿京起义--一一六一年，济南府农民耿京、李铁枪等六人，因金朝赋税的繁重，“不能聊生”，率领当地农民起义，攻取莱芜县、泰安军。山东各地小股起义军贾瑞、辛弃疾等率部来附。农民军在作战中不断壮大，发展到数十万人，给予金朝统治者以很大的打击。

太行陈俊起义--太行山一带一直分布着人民抗金队伍，坚持与金朝统治者作斗争。海陵王南侵，太行人民又在陈俊等领导下大规模起义，从后方给予金军以重大的威胁。

海陵王整军南下，进入汴京。北起上京路、咸平路，南到河北、山东、河东等路，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义，如火如荼。金朝后方的统治动摇了。

东京政变和海陵王的败亡 在人民起义的浪潮中，海陵王仍然按原计划南下侵宋。一一六一年九月间，金兵分四路出发。海陵王亲自率领三十二总管兵，进军寿春。枢密使完颜昂为左领军大都督，尚书右丞李通为副，尚书左丞纥石烈良弼为右领军大都督，判大宗正乌延蒲卢浑为副，随从海陵王进兵。另一路由工部尚书苏保衡为浙东道兵马都统制，率领水军，从海道进攻临安。太原府尹刘萼（刘元宗子）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自蔡州进发，攻打荆襄。河中府尹徒单合喜为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制，由凤翔攻打大散关，待命入川。海陵王出兵，太子光英在汴京留守，尚书令张浩、左丞相萧玉、参知政事敬嗣晖等在汴京处理政务。

十月初八日，海陵王率领大军渡过淮水，进兵庐州。就在这前一天，东京辽阳府发生了政变。

太祖孙曹国公完颜雍（乌禄，宗辅子）这时任东京留守，是女真贵族中有声望的人物。秉德以谋立葛王（完颜雍）罪被杀后，完颜雍自海路献珍宝以表明他的忠诚。海陵王命渤海人高存福为副留守，监视完颜雍的行动。海陵王杀徒单太后等女真贵族，完颜雍更处在惊慌之中。契丹撒八等起义，完颜雍出兵阻击括里。海陵王命婆速府路总管完颜谋衍（完颜娄室子）领兵五千助战。海陵王自辽东征调大批女真兵南下侵宋，女真兵多不愿南下。行至山东时，南征万户、曷苏馆女真猛安完颜福寿等领一万多人，中途叛变，逃回辽阳。完颜福寿与完颜谋衍等在辽阳发动政变，杀高存福，拥立完颜雍（金世宗）作皇帝。十月初八日，金世宗下诏废黜海陵王，改元大定。完颜谋衍为右副元帅，福寿为右监军。

海陵王率领的侵宋军继续进兵。汉南道刘萼部攻取宋通化军、蒋州和信阳军。别部徒单贞领兵二万人，大败宋建康都统王权于盱眙，进取扬州。前锋攻占和州。海陵王到和州指挥作战。宋兵来战，兵部尚书耶律元宜（契丹降将慎思子）击退宋兵，斩首数万。十一月，任命元宜为浙西道兵马都统制。海陵王驻军江北，指挥渡江。宋中书舍人虞允文率军驻于采石镇，出兵迎战，金军败退。海陵王还军和州，进驻扬州。

这时，金世宗在东京的政权，逐渐巩固。中都留守阿琐等起而响应。金世宗决定迁赴中都。海陵王统率下进攻四川的一路和山东自海道进军的一路，相继被宋军战败。金军士气涣散，海陵王孤军作战，日益陷于孤立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海陵王集中兵力，勒令将士于次日在瓜洲渡渡江。次日拂晓，耶律元宜率领将士袭击海陵王营帐，海陵王被乱箭射死。尚书右丞李通、浙西道副统制郭安国等都被杀。元宜代行左领军副大都督事，领兵北还。海陵王统一江南的事业，完全失败了。

（二）金朝封建统治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

金世宗即位后，面对着契丹和汉族农牧民大起义，海陵王南侵受挫，金朝内部陷于一片动乱的局面。世宗力求争取各族贵族、臣僚的支持，以稳定他的统治。

太保、枢密使完颜昂在耶律元宜杀海陵王后，派使者到南京杀太子光英，向世宗上表祝贺即位，一一六二年入朝世宗，任都元帅，仍为太保。留守南京的太傅、尚书令张浩，也在海陵王被杀后向世宗上贺表。一一六二年入朝，封太师，仍为尚书令。世宗对张浩说：“你在正隆时作首相，哪能无罪？因为你在省十几年，练达政务，所以还用你作相。你当自勉，不要辜负朕意。”世宗也力争领兵在外的将领的支持。白彦敬、纥石烈志宁领兵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军，行至北京，曾一起密谋起兵攻世宗，又杀世宗派来的使者。海陵王死后，白彦敬、纥石烈志宁降世宗。世宗任用白彦敬为曷苏馆节度使，又召入朝，任为御史大夫。仍以纥石烈志宁为临海节度使，领兵去镇压契丹起义。苏保衡在南侵中战败，世宗召至中都，命他到山东去镇压人民起义。海陵王时的文武官员，继续任职，逐渐被世宗所争取。

一一六二年，耶律元宜自军中到中都朝见，世宗任为御史大夫。不久，又改为平章政事，规措镇压契丹起义。世宗采取兼容并包的策略，较为顺利地稳定了他的统治。

一、农、牧民起义的失败

世宗即位后，各族人民的起义队伍，在继续进行战斗。

济南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海陵王南侵时，派遣贾瑞、辛弃疾等渡过长江，与南宋联络。世宗即位后，金朝收买起义军中的叛徒张安国，在海州杀死耿京。辛弃疾回海州后，杀张安国，率部投附了宋朝。

大名王友直起义军，遭到金军残酷镇压，也率部投宋抗金。山东开山赵起义军在一一六一年十一月，与宋李宝军会合，打击了海陵王南侵的金军。

华州蒲城农民在杨万、李孝章等率领下，在一一六一年冬起义，围攻蒲城，战斗四月之久。大定二年（一一六二年）正月，世宗派出重兵镇压，起义军遭到失败。

面对金世宗的残酷镇压，山东、河北等路的农民仍在各地坚持斗争。滕阳军和沂州之间来二郎领导的起义队伍遭到镇压后，转移到蒙山山中，继续战斗。河北任郎君、李川等领导的起义军，不断攻打城市，夺取官物。徐州一带，有江志领导的农民军，在附近各地活动。但是，世宗即位后，面临的最大的威胁，还是北方声势浩大的契丹族农、牧民起义。世宗集合重兵去镇压，契丹农、牧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窝斡杀撒八后，称都元帅，率领起义军到临潢府东南新罗寨。世宗派契丹人移剌扎八去招降。扎八见窝斡兵强马壮，决定归附起义军。窝斡领兵攻打临潢府，擒金总管移室懑。起义军发展到五万人。正隆六年（一一六一年）十二月，窝斡称皇帝，建年号“天正”。世宗命元帅左都监吾扎忽等领兵救临潢。这时，窝斡军已转攻泰州。金军追上起义军。两军对阵，吾扎忽部押军猛安、契丹人忽剌叔率所部起义，响应窝斡。金军大败。窝斡军进攻泰州，金泰州节度使乌里雅顽抗，战败，仅以数骑逃走。起义军声势大振。

大定二年（一一六二年）正月，金右副元帅完颜谋衍率领各路军镇压窝斡。世宗使用镇压与招降的两面策略，下诏说：契丹起义军能自动投降者，皆不问罪。奴婢可释放作平民。能捕获窝斡者，封官授赏。

契丹起义军括里部进攻韩州，得知金大军将至，转攻懿州、宜州。完颜谋衍屯军懿州庆云县，奏请朝廷增兵护送粮饷。世宗命南征北回的士兵前往集结。窝斡自泰州攻济州，企图邀截金朝的粮运。完颜谋衍与右监军完颜福寿、左都监吾扎忽合兵，共甲士一万三千人，以曷懒路总管徒单克宁等为左翼，临潢节度使纥石烈志宁等为右翼，率领轻兵袭击起义军。起义军中乣者和弟孛迭等叛变降金。他们密告金军说：“起义军辎重离此不远，如出兵攻劫，窝斡必然还救。”四月初，完颜谋衍依计进攻，窝斡还军，在长泊遭到徒单克宁部的袭击。金左翼万户完颜襄率领的别部自起义军背后邀击。起义军败退。完颜谋衍纵军劫掠，不敢追击。

窝斡率军西走，到临潢西南霿■河（霿音梦mèng，■音松sōng）。数日后，完颜谋衍的追兵才赶到。两军展开激战。起义军射中纥石烈志宁左臂，顺风纵火，在烟雾中猛击金军。不料风止，大雨倾注，金军反击，起义军败走。渡过溪涧后，起义军返回袭击金军，金军败退到涧北。

完颜谋衍驻军桓州白泊，逗留不进。窝斡自懿州转攻川州，向山西进军。北京大定府金军不敢出战。起义军越来越接近中都了。

金世宗见金军作战不胜，下诏切责，召完颜谋衍、完颜福寿回中都，解除兵权。六月，改命尚书右丞仆散忠义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为元帅右监军，又起运中都弓一万五千张、箭一百五十万支去懿州。另任济州押军万户温迪罕阿鲁带以兵四千屯驻古北口等处防守。

窝斡率领起义军八万，西走花道，与金仆散忠义军相遇。起义军击败金军左翼，金右翼来救，窝斡率主力自花道往西转移，至袅岭西陷泉。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等领军赶到，起义军大败，窝斡率余部转入奚族居地。窝斡收集散兵一万余人，又补充奚兵，在速鲁古淀、古北口、兴化之间转战，击败温迪罕阿鲁带的守军。八月，世宗命西南路招讨使、都统完颜思敬领兵入奚地，与金主力军会合追讨。窝斡北走沙陀。

纥石烈志宁部曾俘获起义军将领、奚族猛安稍合住，又把他放回起义军，要他拉拢亲信，伺机擒捕窝斡，许给官赏。稍合住叛变，回起义军作内奸，隐瞒被俘投敌真相，并在起义军将领间挑拨离间，涣散军心。九月间，稍合住擒窝斡，到完颜思敬军投降。窝斡被押送到中都，牺牲。

窝斡牺牲，契丹农、牧民起义军遭到严重挫折。金军乘势进攻。起义军的枢密使逐斡、都元帅丑哥等三十多人相继战败被俘。纥石烈志宁等又追击起义军到燕子城，起义军被镇压而失败。括里、扎八等率领部众南走，投附宋朝。此后，金世宗一再派出官员去“招抚”起义军余部。但起义军拒不投降，继续在北京、临潢、泰州等地战斗。直到一一六四年五月，起义军余部领袖蒲速越被俘牺牲，起义才完全被镇压下去。

在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军的同时，世宗又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契丹人民的统治。契丹族成为金朝最受压迫的民族。一一六三年，世宗下诏废除契丹族猛安谋克的编制，把曾参加起义的契丹人分别编入女真猛安谋克部，使契丹人与女真人杂处，接受女真官员的直接统治。契丹人除官员年老者可留马一、二匹外，其余马匹，一律由官府“括买”，不得保存。世宗括买马匹，显然意在防止反抗，但边地的契丹牧民由此也不得不改变其生产方式，无法再从事游牧狩猎，而只能和女真人一起从事农耕。

一一七七年，四名契丹押剌（即拽剌）随从监察御史完颜觌古速（觌音敌dǐ）巡察边地，乘机逃往西辽。世宗得报，说：“耶律大石（西辽）在夏国西北，窝斡作乱，契丹人响应，朕已释罪，反侧之心仍然不止。倘若大石派人来离间、引诱，必然要生边患。”于是下诏，把曾经参加过起义的契丹人全部迁到上京、济州、利州等地安置，使与女真人杂处，并与女真人通婚。世宗认为这些措施，使契丹人和女真人“男婚女聘，渐化成俗”，是“长久之策”。西北路没有参加起义的契丹人和被释放的奴隶也都迁徙到乌古、石垒部地，迫令耕作。世宗企图用这些办法来消除契丹族的反抗，其结果是加速了这些地区契丹和女真族的融合。

世宗曾对大臣们说：“海陵王时，契丹人颇受信任，但后来掀起叛乱，很多功臣被杀。足见契丹人的野心。”大臣唐括安礼说：“圣主博爱，对待各族，不宜有分别。”世宗说：“我并非有所分别。如果有边患，契丹人岂肯与我们一条心啊！”海陵王时，镇压女真贵族，大批起用契丹官员参预军政。世宗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后，对契丹族多方防范，契丹人民遭受着最为沉重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二、对宋战争和世宗统治的巩固

金、宋战争 海陵王被杀后，金南侵大军北还。河北、山东、陕西等路召募的征南步兵，都放免还家。都元帅完颜昂在山东，经略边事。一一六二年冬，金世宗镇压了契丹农、牧民起义后，又调派右丞相仆散忠义统领重兵侵宋，仆散忠义驻扎南京，指挥军事。又以纥石烈志宁为左副元帅，领兵出战，驻军睢阳。

这时南宋的状况是，孝宗即位后，任用抗战派名臣张浚出帅江淮，准备北上收复失地。一一六三年夏，契丹农、牧民起义军首领括里、扎八等战败后，投附宋朝，说夏季久雨，金军弓胶溶解，不便骑射。建策南宋出兵。五月间，张浚命李世辅、邵宏渊领兵攻占灵璧、虹县，进而占领宿州。金宿州防御使乌林答剌撒兵败，被金朝处死。纥石烈志宁领金兵一万人，自睢阳出发，反攻宿州。五月二十日，纥石烈志宁领大兵，驻州东南，另在州西满布旌旗，设为疑兵。李世辅领兵向州西进击，金军由右翼万户夹谷清臣统领的先锋军出击，李世辅军败退。次日，宋军全军出战，纥石烈志宁、夹谷清臣等大败宋军。李世辅败退到符离，宋军损失惨重。南宋派使臣求和。和议未定。一一六四年十月，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再次发兵侵宋，压迫南宋就范。金军渡过淮水。徒单克宁部攻占盱眙及濠、庐、和、滁等州。十二月，宋朝派使臣魏杞求和。大定五年（一一六五年）正月，议定宋朝割让海、泗、唐、邓等州及商、秦两州地给金朝。宋对金称侄皇帝，不再称臣。每年向金贡献银、绢二十万两、匹。此次和议后，金、宋约三十年间，不再有大的战事。

定都中都 世宗统治集团对内镇压了契丹、汉族人民的起义，对外迫使南宋求和，订立了和议，进一步巩固了它的统治。

海陵王自上京迁都中都，制定了以汉人居住地作为统治中心的国策，遭到女真保守贵族的反对。世宗在东京即位后，一些女真贵族又建策还都上京。世宗母舅、参知政事李石对世宗说：“现在正隆（海陵王）远在江淮，寇盗（指各族起义军）蜂起。百姓引领东向，宜在此时直赴中都，据腹心以号令天下，是万世之业。愿陛下不要被众人的议论所牵扯。”利涉军节度使独吉义（曷速馆女真）自白彦敬处来投世宗，受命任参知政事，也对世宗说：“现在正隆已渡淮，窝斡的势力还没有太盛，将士在南，家属都在此。还是早去中都为好。”世宗采纳去中都的建策，一一六一年十一月启程，十二月到达中都。世宗继续定都在中都，这就清楚地表明，他在推翻海陵王后，仍然继续实行海陵王直接统治汉地的国策。

修订官制 金世宗即位后，命吏部侍郎石琚（音居jū。汉人）详定制度（官制）。大定二年（一一六二年）十二月，新定制度，由尚书省颁行。新定官制基本上仍然继承海陵王时的政治制度，只是稍加增损，减并冗繁。较重要的改动，是宰相增设平章政事二人。海陵王废除三省，政权集中到尚书省，设尚书令和左右丞相，废除平章政事。金世宗新定制度，尚书令、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为宰相官，左右丞、参知政事为执政官。宰相增员，显然是为了便于更多的官员参预政事，以巩固他的统治。

多民族的统治核心的形成 海陵王广泛任用契丹、渤海和汉人参预军政。世宗继承这个用人政策，更为广泛地吸收各族人。金朝建立的初期，皇族完颜氏掌握军政全权。海陵王镇压大批皇族反对派，多用汉人、契丹人和渤海人执政。世宗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和对宋停战后，任用非皇族的女真各部贵族，包括反对过他的贵族，来巩固金朝的统治。随从海陵王侵宋的仆散忠义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后，任右丞相，侵宋还师，又进为左丞相。纥石烈志宁曾与白彦敬等起兵反世宗，降附后，领兵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世宗任为左副元帅，与仆散忠义侵宋，作战有功。世宗下诏给纥石烈志宁说：“卿虽年少，前征契丹，战功最多，现在又破大敌（南宋），朕甚嘉之。”金、宋和议订立后，一一六五年，纥石烈志宁进拜平章政事，位列宰相；一一六六年，又任为枢密使。徒单部人徒单合喜，海陵王时任西蜀道兵马都统，世宗即位后，仍为陕西路统军使，又改任元帅右都监，败宋吴璘军，收回陕西十六州地；一一六七年，进为枢密副使。回怕川纥石烈部纥石烈良弼，海陵王时为尚书右丞。世宗命他招抚契丹族人，进为平章政事，又进为右丞相。纥石烈良弼在相位多年，是世宗朝重要的文臣。世宗母舅李石拥立世宗即位，由参知政事进为尚书令，是朝中渤海人的代表。汉人石琚（定州人）在熙宗时中进士第一（状元），世宗起用石琚修订制度、礼仪，一一六二年任参知政事。世宗对石琚说：“女真人往往直接作大官，不知民间疾苦。你曾作县官，民间何事不知，凡利害事都应陈奏。”石琚执政十多年，一一七七年进为平章政事，一一七八年又任右丞相，是世宗时汉人宰相的重要代表人物。契丹农、牧民起义被镇压后，贵族执政者不多，但如移剌道（乙室部人），海陵王时为都督府长史，世宗起用为户部尚书，进至平章政事，位列宰相。世宗统治的三十年间，自参知政事以上的宰相、执政官中，宗室完颜部贵族前后共七人，非完颜部的女真贵族十五人，汉人十四人，契丹、渤海人各二人。金世宗任用非皇族的女真官员，又大批任用汉人、契丹人和渤海人，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统治核心，从而巩固了金朝的统治。史称金世宗为“小尧舜”，就是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金朝统治集团，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黑龙江嘉荫出土“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铜印及印背字款

全真教的建立 金朝的统治稳定后，一些汉族地主文人，被吸收到统治集团的行列，也有一些人不愿在金朝作官，又不去进行反抗，而走向了消极隐遁的道路。山东、河北一带出现的全真教，就是这样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汉族地主文人的在野的集团。咸阳人王喆（音哲zhé），是当地的大地主，研习儒经，又隶名武选，后在终南山弃家立教。一一六七年，去山东宁海，与当地儒者马钰（丹阳）结识，与谭处端（长真）、刘处玄（长生）、邱处机（长春）、王处一（玉阳）、郝璘（广宁）和马钰的家人孙氏（号清静散人）等，合称七真人，王喆自称重阳真人。创立全真教，在山东传播。入教者，讲儒经和道德经，只是节制饮食色欲，淡泊自适，不参顶政事，并没有什么完整的教义或教规可言。名曰宗教，实际上只是地主文人相互联络的集团。他们不在政治上与金朝统治者合作，但屈服在金朝的统治之下，用全真教作掩护，过着清闲的地主生活，作诗文唱和。一一六九年，王喆自山东回陕西，在汴京病死。邱处机（登州栖霞人）自东莱西入潼关，先后住在磻溪和龙门山十余年。一一八八年二月，世宗自终南山召邱处机到中都传教。这年秋天，邱处机得世宗准许，再去关中。全真教的领袖邱处机遵奉金世宗的征召，在中都半年，表明了他们对金朝统治的拥戴。金世宗承认全真教的合法地位，也表明他已争取到全真教汉人地主文人在野集团对他的统治的支持。

沧州人刘德仁又创大道教，信教者“散于郡县，皆能力耕作，治庐舍，联络表树，以相保守。”实际上也是和全真教同样性质的地主阶级的社会集团。一一六七年，世宗召刘德仁入居京城天宝宫传教，并赐予东岳真人称号。

三、女真族封建关系的发展

自海陵王到世宗时，金朝逐渐消除着女真奴隶制的政治制度，全面地采用了汉人封建制的政治制度，并逐步确立了以女真贵族为主，结合汉人、契丹和渤海等统治阶级的多民族的统治核心，从而稳定了金朝的统治。金朝政治上的这个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在此期间，女真奴隶制的经济关系，正在逐渐向着封建制的关系过渡。虽然女真族内部依然保持着严重的奴隶制的残余，但封建制的经济关系日益成为主要的剥削形态。

封建制租佃关系的发展 自金熙宗时起，女真猛安、谋克户即陆续大批地南迁到燕山以南、淮河以北。海陵王时，又陆续把上京完颜部宗室迁到中都、山东及河东等地。世宗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女真猛安、谋克户分布在各地，与汉人杂处。据一一八三年八月的统计，共有猛安二百零二，谋克一千八百七十八，领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人口六百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其中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据一一八七年的统计，金朝统治下的女真人、汉人、契丹人等各族人户的总数为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人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八十六。女真猛安谋克人户，约占金朝全国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一。

金朝初年，女真猛安谋克户，计口授田耕作，有战事则出兵作战。大小奴隶主役使奴隶生产。女真猛安谋克户大批南迁到汉人住地，与汉人杂居，猛安谋克领授的耕地，成为汉族地主庄田所环绕着的若干小点，散落在封建祖佃制的汪洋大海中。居住在金朝内地的猛安谋克户，也由于汉族和契丹人户大批北迁，而陷于封建庄田的包围之中。封建的租佃制关系从多方面对女真族的奴隶制和授田制发生深刻的影响。海陵王和世宗时代，金朝发动的战争，不再大规模地掳掠奴隶。一一六五年金、宋和议订立后，基本上停止了对外作战，断绝了从俘虏中补充奴隶的途径。封建租佃制的生产方式在女真族中从两个方面发展起来：（一）一些占有奴隶的女真猛安、谋克，出卖奴隶，而把占有的田地租给汉人农民耕作，收取地租。（二）一些女真猛安、谋克民户，在战争停止后，不再回到自己领受的田地里去耕作，也把田地租给汉人农民耕作，收取地租。女真民户不断发生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分化。

出卖奴婢--一一八○年，上京路女真人户出卖自己的奴婢，致使耕田者减少。世宗曾下诏禁止。一一八一年，又禁止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出卖奴婢，将田地租佃。这些记载说明，无论在金朝内地还是汉人居地，女真猛安、谋克户出卖奴隶，采用租佃制剥削农民的现象都在发展。前引一一八三年的统计数字也表明，各地猛安谋克户，每户平均占有奴婢不过二点一口，每人占有奴婢不到零点三口。虽然奴隶只集中在少数猛安、谋克等首领手中，但总数的减少，也说明奴隶在生产中已经不再占有重要的地位。

金世宗时，皇室贵族仍然占有大批奴隶。《金史?食货志》记载，一一八三年的统计，在京都的宗室将军司，有户一百七十，正口九百八十二，占有奴婢口三万七千八百八，垦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平均每户占有奴隶一百六十三人，占有田地约两千一百六十七亩。谋克部内的贵族，一户也可占有奴婢二、三口。这些情况表明，在少数女真贵族大奴隶主中，仍然役使大批奴隶耕作，保留着奴隶制的严重的残余。

官田租佃--金朝初期，内地的土地全由统治集团支配，授给民户耕作。南下侵占广大汉人居地后，在保存汉人地主经济的同时，也又把大量土地拘为官有，作为官田。一一五六年，海陵王曾拘括大兴府、山东、真定府等处的官地、荒地、逃绝户地、戍兵占佃地以及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的土地，都作为官田。官田除授给猛安谋克户外，又令民户租佃，由官府收租。世宗继续拘括各地官田，由官府出租给民户。朝廷成为收取大量地租的最大的地主。

但是，大批官田，特别是上等的良田，都被“官豪”、“豪民”即官僚地主们从官府租去。他们再把这些官田转租给佃农，从中取得大利。年久之后，这些“官豪”就把租佃的官田“冒为己业”，据为己有。他们从而拥有越来越多的土地。随着租佃制的发展，金朝官府和女真贵族大地主占据了大批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广大农民。

辽宁朝阳金墓壁画（摹本）

民户租佃--各地女真猛安、谋克民户，不耕不战，把领受的田地出租给汉族农民的现象，也在普遍发展。一一七六年间，世宗在一个诏书中说：“南路女真户颇有贫者。汉户租佃他们的田土，他们所得无几，费用不足。又不习骑射，不任军旅。”世宗诏令女真户中“凡成丁者签入军籍，月给钱米，在山东路沿边安置。”女真民户占有的田地有限，自己不生产，单靠地租过活，不足以维持生计。世宗采用签入军籍，每月发给钱米的办法来优遇女真民户，但出租田地的状况仍在继续发展。大定二十一年（一一八一年）正月，世宗对大臣们说：“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民户，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耕作，全都租佃给汉人，只是收取地租。富家穿着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也争着效仿，要想家给人足，真是困难呵！”世宗又说：“要多派官员查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地有余而力不足者才许租佃给别人。”世宗重申了计口授地，但又允许力不足者出租，实际上是承认了租佃领地的合法，也反映出租佃制的发展不可抑止。这年六月，世宗又下令查阅各户人力，可耕顷亩，必使自耕，力果不足者，才许出租。一一八二年，世宗又发现猛安人户不自耕种，把田地全部出租，甚至有一家百口，不耕一垅，随即下令劝农官去查办。规定不耕种者杖六十，谋克四十，受租百姓无罪。这些情况说明，女真猛安、谋克屯田户，不自耕种，出租田地，剥削汉族农民的现象，已经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了。

放免“二税户”与奴婢 辽代贵族头下军州中的投下户和寺院的二税户，在辽朝西迁后，沦为金朝的奴隶，他们纷纷向官府陈告，要求放免。一一六二年，世宗诏令将确有凭证的二税户，放免为平民。金朝官奴婢中，原为平民籍没入官的，隶属宫籍，称监户。原为奴婢入官府的，隶太府监，称官户。一一六二年，世宗又诏令将海陵王时被杀官员家属入宫籍监为监户者，放免。汉人官员刘玑任同知北京留守事，当地原被俘掳来的奴隶陈诉原为良民，刘玑一律将他们放免做平民。世宗认为，刘玑不查契券真伪，竟将刘玑贬官。这些事实表明，来源不同的各类奴隶，在逐渐摆脱奴隶的身分，恢复平民的地位。他们中间，无地可耕的人们，也只有去租种贵族地主的土地，成为佃客。

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古代世界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指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末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八十一页]自从金朝统治者进入辽、宋统治下的汉人地区以来，是保存女真原有的奴隶制的社会、政治制度，还是适应汉人地区的状况，采纳封建制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直在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两种主张、两个派别的斗争。自海陵王到世宗统治时期，金朝基本上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过渡。随着这种过渡的实现，社会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了。

在金朝统治下的辽、宋旧境的四千四百多万人口中，汉族人民仍然是绝大多数。广大汉族人民与契丹、女真等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些部门甚至超过了辽、宋时期的水平。

畜牧业 海陵王末年发动侵宋战争，曾征调战马达五十六万多匹。在战争中，牲畜大批散失。正隆时原有九个群牧所，世宗初年仅剩下四个，有马一千多匹、牛二百八十多头、羊八百六十只、骆驼九十头。世宗在抚州、临潢府、泰州等地设立七个群牧所。自一一六八年起，下令保护马、牛，禁止宰杀，禁止商贾和舟车使用马匹。又规定对群牧官、群牧人等，按牲畜滋息损耗给予赏罚。经常派出官员核实牲畜数字，发现短缺就处分官吏，由放牧人赔偿。对一般民户饲养的牲畜，登记数额，按贫富造簿籍，有战事，就按籍征调，避免征调时出现贫富不均的现象。对各部族的羊和马，规定制度，禁止官府随意强取。由于这些措施的实行，畜牧业逐渐恢复。一一八八年，马增加到四十七万匹、牛十三万头、羊八十七万只、骆驼四千头。一一九二年，南京路有牧地六万三千多顷，陕西路三万五千多顷。

黑龙江绥滨出土玉马

黑龙江肇东出土铁马镫

农业 世宗时，金朝的统治相对稳定，注意恢复农业生产。一一九四年，章宗定制：能劝农田者，谋克每年赏银、绢十两、匹，猛安加一倍，县官升级；三年不怠惰者，猛安、谋克迁一官，县官升一等。如果农田荒芜十分之一，猛安、谋克都要受罚，笞三十；农田荒芜严重者，判徒刑一年；连续三年都荒芜者，猛安、谋克降一官，县官降级。

户口和垦田--世宗初年，金朝仅有三百多万户。二十年后，一一八七年，迅速增加到六百七十八万九千户，四千四百七十万口。一二○七年，又增加到七百六十八万多户，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口，为金朝户口“极盛”的一年。

由于广大汉族和女真、契丹等族劳动人民的努力开发，金朝猛安、谋克部等拥有的垦田，据一一八三年统计，共一百七十一万顷。其中属于猛安、谋克部占有的垦田一百六十九万零三百多顷。在京都的宗室将军司的垦田为三千六百多顷。迭剌、唐古二部五乣的垦田为一万六千多顷。这些数字还不包括一般汉族、契丹民户所占有的垦田。

从金朝初年起，女真族从内地大批南迁，不少从前荒芜的地区得到开垦，因而扩大了农田的面积。近年东北各地出土大批金朝铁农具，说明松花江、嫩江流域的大部分土地，已由各族农民垦为耕地。

各族劳动人民不断开发山区、开拓山田。张檝《婆速道中书事》诗：“泉源疏地脉，田垅上山腰。”边元鼎《新居》诗：“远 山田多种黍。”（元好问：《中州集》）东京路的婆速府路、西京路的丰州、北京路的兴州等地农民都开垦了大量的山田，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

农具--近年出土金朝的农业生产工具，相当齐全。北京路宗州一带有类似北宋洛阳铧的铁犁铧，分大、小两种。犁上附有分土器即铁“蹚头”（蹚音汤tāng），能疏松两侧的土壤，清除两侧的杂草，同时能向苗根培土。这种蹚头也分大、小两种。犁镜较河南禹县白沙镇出土北宋犁镜为落后，但犁牵引转动灵便，与元初王祯《农书》所绘形制相似。从犁的这些重要部件看，金朝的犁已经比辽朝有所进步。铁镰有直刃细柄、曲刃裤柄和曲刃拔镰式等三种。此外，还有锄、、锹、鱼形铡草刀、双股垛叉等铁制农具。这些完备的农具的出现，表明当地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肇州、上京一带，铁制农具的形制大体与宗州相似，种类却更繁多。出土遗物，有犁铧、犁碗子（铧上的翻土器）、蹚头、锄、、镰、手镰、锹、铡草刀、垛叉、渔叉等。这些农具的使用，可以适应不同作业的需要，表明这些地区的农民已经加强田间的管理，农业生产由粗放式的经营转变为精耕细作。

黑龙江伊春出土的铁农具:铁、铁镰

农业生产情况--金朝占领的辽、宋地区，农业生产原来就比较发达。中都、河北、辽东、南京等路的农业居各路之先。宋人许亢宗记载，中都路大兴府在金初就已是“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引自《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农业已经相当发展。蓟州、河东南路、辽东路许多州也盛产水稻。南京路的土壤最适宜于种麦，产量较高。咸平、临潢、泰州等府、州的土地肥沃，奚族六个猛安部徙居到这里后，“精勤农务，各安其居。”（《金史?食货志》）。

黑龙江肇东出土的铁铧

由于各族农民的辛勤耕作，生产出大批的粮食。全国常平仓每年约积粟一千二百多万石、米二百多万石。能够积存这样多的粮食，说明各族劳动人民每年生产的粟米的总额要相当这个数额的许多倍。

手工业 世宗时，由于大批奴婢获得解放，手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

纺织--官府在真定、平阳、太原、河间、怀州等五处设置绫锦院，派官员“掌织造常课匹段之事”。这是五处规模较大的官营手工业作坊。《金史?地理志》记载有“上贡”或盛产某种纺织品的地区，分布着许多私营的纺织业作坊。河北东、西两路，北宋时号称“衣被天下”，到金朝时相州产“相缬”，河间府产“无缝锦”，大名府产皱縠（音胡hú）和绢。河东南路平阳府产卷子布，山东西路东平府产丝绵、绫锦、绢，东京路辽阳府产“师姑布”，中都路平州产绫，涿州产罗。中都大兴府在金朝初年就已是“锦绣组绮，精绝天下”，丝织业居全国之冠，此后更加发展。

黑龙江绥滨出土双鹿玉雕牌饰

矿冶--世宗主张“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一一六三年，金朝规定，金银坑冶准许民间开采，官府征收产品的二十分之一。官府派出“抽分”（抽税）官，对各地坑冶实行监督。一一六五年，官府准许百姓“射买”（租）银冶。一一七二年，取消坑税，允许百姓随意开采。因此，金银坑冶得到发展，仅坟山西银山的银坑，就多达一百三十处。

由于各方面对铜的需要，金朝几次派出使者到各路“规措铜货”，访察铜矿苗脉，对能指引矿藏得实者给予奖励。世宗曾与大臣商议鼓铸之术。工匠不仅在中原地区，而且越过天山，往“北界”采铜。

金朝禁止民间铸造铜器，并把民间铜器拘括入官。旧有铜器除腰束带、鱼袋、神佛像等以外，必须全部卖给官府、官营作坊铸造大批铜器。如黑龙江省阿城出土的“童子攀枝镜”，边款刻铸“上京巡警院”五字；在另一枚“牡丹花纹镜”上，边款刻铸“上京宜春县”五字。这些器物都是由官府控制的铸铜作坊生产并经过官府“检校”的。尽管官府铜禁甚严，民间仍私铸出许多铜器，尤其是腰带和镜子。

煤的开采和使用这一时期更加普遍。元好问《续夷坚志》说，河南府渑池县产石炭，炭穴显露，兵士和百姓“随取而足用”。取出的石炭积累成堆，下面用柴火烧着，随即产生烈焰，冬天用来烤火取暖。河北磁州邯郸县路旁的酒铺，也以石炭“备暖盪”。南京城里许多“小民”家里都藏有石炭，用作燃料。当时烧瓷、炼铁等手工业也大量使用石炭作燃料。

黑龙江阿城出土双鱼铜镜

黑龙江阿城出土童子攀枝镜

女真族在建国前已经炼铁。金朝建立后，著名的产铁地区有云内州、真定府、汝州鲁山、宝丰、邓州南阳等。云内州盛产一种叫做青镔铁的铁器。近年，黑龙江省肇东县八里城曾出土金朝的七百多件铁器。辽宁省绥中县城后村金朝农村遗址也曾出土大批铁制农具。黑龙江省五道岭地区曾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金朝的铁矿和冶铁遗址。这些矿坑有十多个，最深达四十米，分采矿和选矿两个作业区。在铁矿东、南、西三面的山坡上散布着五十多处冶铁遗址，遗留下很多炼铁炉、炼渣、铁块和铁矿石。这些实物证明，这里是一处以五道岭为中心的从开采、选矿到冶炼的一连串生产过程完整的冶铁基地。在上京故城也曾发现过炼铁炉的遗址。

制瓷--制瓷业是金朝比较发展的手工行业之一。女真族在建国前，生活用具“惟以木刻为盂，楪髹以漆（髹音作xiū），以贮食物”。金朝建立后，辽、宋旧境内的瓷窑陆续恢复生产，女真族内地也开始建窑烧瓷。徐州萧县白土镇，北宋时邹姓窑户曾担任“白器窑户总首”，拥有三十多窑，工匠数百人。金熙宗时，这里的瓷窑继续生产。近年在白土镇发现一件瓷瓶，瓶上刻划着“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花瓶一对，供养本镇南寺慈氏菩萨”，“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等铭记，表明在一一四一年前后，这里的民间制瓷业已相当发展。世宗以来，各地原有的瓷窑得到逐步恢复。著名的瓷器产地有钧州、耀州、真定府等。钧州的瓷窑烧造一种叫做“钧红”的器皿，象玫瑰一样娇艳，间以紫红和青蓝，色彩复杂。钧瓷一般为民间所用，至今传世较多。耀州瓷窑以生产青釉器为主，纹饰大多印制。定窑的所在地真定府，是《金史?地理志》唯一载明生产瓷器的地点。这里所产瓷器可能主要供宫廷和贵族享用。抚顺大官屯窑烧制黑釉器，产量很大，其产品在东北各地遗址中都有发现。瓷窑的规模也很大，奉圣州永兴县西南的磨石窑，窑内可以容纳五百人。烧瓷的技术也不比宋朝落后。耀州窑的一处遗址，面积达五百平方米，分为工作间、晾坯场、窑炉。窑炉作马蹄形，用耐火砖砌成，并在表面涂有耐火泥。烧窑的燃料已经广泛使用煤。金朝准许民间经营瓷窑，官府在各瓷窑所在地委派“抽分官”抽税。

赤峰出土金花白恣罐

邢台出土金白釉瓷枕

造纸和印刷--河东南路所受战争创伤较轻，造纸、印刷业较为发达。稷山竹纸、平阳白麻纸曾经闻名一时。中都、南京、平阳、宁晋是金朝的刻书中心。《金史?地理志》记载，平阳府物产有书籍。官府在这里设置专门的出版机关，管理民营书坊和书铺。平阳一带的官僚、地主“家置书楼，人蓄文库”。绛州平水县著名书坊称“晦明轩”，曾刻宋人文同《丹渊集》四十卷及《通鉴节要》等书。中都的国子监刻印经史等大量书籍，发给各地学校，称为“监本”。官营或民营的刻书作坊也都刻印大批书籍。著名的赵城《大藏经》，共七千一百多卷，由民间集资雕造，前后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才印成。

金刻《重修政和证类本草》书影金刻佛经：赵城藏

金朝刻印的书籍，很少流传到宋朝。宋朝人称金朝的书籍为“北方板本”，有时按木板的材料称呼，叫做“北地枣本”。

火器制造--金朝火药的应用和火器的生产技术，可以说与南宋并驾齐驱，在北宋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世宗大定末年，太原府阳曲县郑村中社的李姓猎户，将火药装入陶罐，挂在腰间备用，遇见狐群，将药线点燃，“药火发，猛作大声”，因而捕杀了狐群（元好问：《续夷坚志》）。这种火罐不仅具有燃烧的性能，而且带有爆炸性。以后，在对宋、蒙的战争中，金朝的工匠自己生产出大批铁火炮。这些炮外形象匏（音袍páo）口小，用生铁铸成，厚二寸，作战时发射后，声如霹雳，震动城壁，威力很大（宋赵与■：《辛巳泣蕲录》）。铁火炮后来又改进为“震天雷”，用铁罐装上火药，用火点着，据说，“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音弱ruò）围半亩之上，火点着甲铁皆透”，具有很大的杀伤力。还有“飞火枪”，用纸十六层做筒，筒中装上柳炭、铁屑、磁末、硫磺、砒硝，用绳缚在枪头上，临阵时点着，火焰喷出枪前十多步。蒙古军在与金军作战时，最惧怕这两种火器（《金史?赤盏合喜传》）。金朝工匠在火药应用和火器制造方面的努力，为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造船--金朝船舶制造，比南宋较为落后。但由于内河航运、海上交通和战争的需要，造船技术仍然在北宋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提高。海陵王时，官吏张中彦奉命建造巨舰。张中彦设计的“小样”（模型），不过几寸长，不用胶漆，而头尾用“鼓子卯”自相钩带。按照这件“小样”造出巨舰以后，本来要调发附近州县的百姓来拖曳入水。张中彦召集了几十名役夫，把巨舰附近的地势修治倾斜，然后取新的秫秸，密布于地，再以大木限其两旁，于凌晨霜降地滑，率领役夫将巨舰滑曳到河中（《金史?张中彦传》）。金朝的工匠还设计了一种适宜于北方严寒季节在河道中行驶的船只。蔡珪《撞冰行》诗：“舡头傅铁横长锥，十十五五张黄旗，百夫袖手略无用，舟过理棹徐徐归。”（《中州集》）这种专用撞冰的船舶，是近代破冰船的雏形。由于造出了这种撞冰船，过去船夫在寒冬“扬锤启路夜撞冰，手皮半逐冰皮裂”的艰苦工作条件得到了改善。都水监吏人著有《河防通议》一书，书中“造船物料”节，详细记载当时造船以每一百料为基本计算单位，对打造一百料船所需材料都一一规定了件数，每件的尺寸和重量。在“装船斤重”节，还详细地记载了不同料船舶一定的上、下水装载量。这些都说明这一时期的造船技术较前有所提高。

商业 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促使金朝商业日益繁盛。金朝建国初年，各地的商业发展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当女真族原住地涞流河流域还是“无市井，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的时候，燕京三市已经“陆海百货，萃于其中”，贸易相当发达。以后，由于畜牧业、农业、手工业逐步发展，促使各地商品交换也相应地发展起来。

城市和行、市--中都大兴府在海陵王正隆间成为国都后，水陆交通发达，人口猛增。中都皇城方圆九里三十步，外城三十多里。《金史?地理志》记载，大兴府共有二十二万九千多户。以每户五口计算，约有一百万口。中都在金初商业就已较为发展，城北三市是商业的中心。城内“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世宗时，商业更为发展。

南京开封府本是北宋都城，海陵王曾在南京营建宫室。世宗时，相国寺仍旧每月逢三、八日开寺，商贩集中在此贸易，宣德楼门下“浮屋”中买卖者甚众。一一五二年，共有二十三万五千多户。以后到章宗泰和时，又增加到七十四万多户。

陕西临潼出土刻有“行人”等錾文的金代银铤大定通宝和秦和重宝

金代交钞铜版

其他城市，如咸平府、东京辽阳府是“商旅所集”之处。河北相州“人烟尤盛”，城内秦楼街十分繁华，食店、酒楼甚多。河东上谷是进入山西的交通要道，这里“桑麻数百里，烟火几万家，长桥龙偃蹇，飞阁凤腾翥（音柱zhù）”。“源源百货积，井井三壤赋。”成为商品集散地之一。据世宗时出使金朝的宋人记载，从黄河汤阴县以北，州县开始有城壁，市井繁盛，胜过河南。

金朝在商业繁盛的城市设置市令司，委任市令一员，正八品，市丞一员，正九品，职责是调整市场物价，监督商人使用的度量权衡和百货的估价。除中都设市令司以外，东京、南京、太原等地也设此官职。金朝城镇商业中的行，见于记载的有油面行、布行、银行等。参加同业商行的商人称为“行人”，同业商行的首领称为行头和引领，往往由大商人兼任，垄断本行的商业和控制小商人。

一般行人除受行老和引领的压榨外，还要受皇室、贵族和官僚的盘剥。金朝宫廷所需货物，往往在商行中“强市”。金朝接待宋朝使臣的接伴使副，都把宋朝私赠的礼品在南京出卖，“物有定价，责付行人，尽取见钱”。各地权贵也经常纵使家奴侵渔商铺，“名为和市，其实胁取”。

院务和商税--金朝在中都设都商税务司，正、副使和都监各一人，负责征收商税、巡察逃税等。大定初年，各地商税院务经常苛留商人和行旅，“披剔行旅，甚于剽掠”。因此，在一一六二年，世宗下令罢诸关征税。一一八○年，规定商税法，凡金银百分征一，其他货物百分取三。此后，商税率逐步提高。一二○七年规定，小商贩贸易的货物征钱百分之四，金银征百分之三。中都的商税额，世宗时为十六万四千多贯，章宗承安初增加到二十一万四千多贯。

货币--世宗时，商品交换的逐步发展，促使铜钱、交钞逐步增加发行量，同时，银铤的使用也日趋加多。

一一七八年，金朝在代州设监（后名“阜通监”），铸“大定通宝”铜钱，年产一万六千多贯。一一八七年，又在中山府曲阳县设利通监。以上两监，每年共铸钱十四万多贯。

因为官府掌握的和流通领域中的铜钱较多，世宗时交钞的发行量不大。一一八九年，有的官吏认为，交钞的使用有利于商旅远行，但每期交钞只能行使七年，不利于周转，因此建议朝廷废除“七年厘革之法”，使民间能够长期使用，如果交钞上的文字磨灭，允许到各地官库纳旧换新。

世宗时，国库积存大批金银，约可折钱一亿贯。这时，白银作为货币来使用还并不很多。但官府已经将白银铸成银铤，每铤重五十两，值铜钱一百贯。民间往往将银铤截凿成小块，流通支付。

榷场--金朝和宋朝、西夏以及北方少数族的经济联系，主要依靠榷场这一渠道。设置在宋、金分界线上的榷场，有泗、寿、颍、蔡、唐、邓、凤翔、秦、巩、洮、息等州府，还有专为宋人海上贸易准备的密州胶西县。设置在北边的榷场，最初有燕子城、北羊城，后来有庆州朔平、净州天山、丰州、东胜州、辖里尼要等。设置在金、夏边界的，有绥德州、保安州、兰州三处。各处榷场，根据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废置不常。金朝在各处榷场派出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每年所收税息，是国家财政中的一项重要的收入。金朝从宋朝购买的货物，仅茶叶一项，每年就要费银三十多万两。金朝官府从西夏、北方少数族输入的货品主要是马匹。大定时，金朝泗州场，每年收税五万多贯；一一九六年，增加到十万多贯。秦州西子城场，大定时每年收税三万多贯，一一九六年增加到十二万多贯。

（三）封建剥削的加强与农民起义

当金朝处在奴隶制度统治下，奴隶主要扩大财富的占有，就必然要发动战争去掳掠奴隶，不断扩大奴隶的来源。而在封建的租佃制发展后，扩大土地占有，以剥削农民，便成为女真贵族主要的剥削手段。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金朝封建主不断地展开了土地的掠夺，并且不断地加强了对各族人民的赋税和徭役的剥削。

一、土地掠夺

占夺民田 转化为封建主的女真贵族，通过多种途径，大规模地掠夺土地。常见的现象，是所谓“豪夺民田”，即依仗权势，非法强占女真和汉族人民的田地，据为己有。租佃制的发展，女真猛安、谋克民户中，出现了“富强丁多者”和“贫难者”的分化。女真贫困户不能自存，便只有出卖田地给“豪民”。女真贵族地主通过买田，不断地兼并了大量的土地。贵族地主也还依仗权势，在官府授田时，占据上等的良田、腴田（肥田），而把贫瘠的田地拨给女真的贫民。

多占官田 女真贵族地主还使用各种手段，多占官田。女真旧制，牛一具、民口二十五，授田四顷四亩，但官员贵族却可恃势多占。世宗对左丞完颜襄说：“卿家原来只七具，现在定为四十具，你们还不愿意。”可见完颜襄占田早已超过四十具，即一百六十多顷。定制以外，朝廷还有对贵族的“赐田”。如太保阿里原曾被赐给山东地一百四十顷，又赐中都路田一百顷。贵族官僚住地迁移时，继续占有原住地的田地，又在新住地占田。如上京路宗室贵族迁徙到河间，由官府拨地后，仍不交还旧地，“两地皆占”。

陕西黄陵万佛洞佛坛内北壁大定三年（一一六三年）石刻地契

冒占官田 金朝占据的大批官田，被“官豪”们租去，再出租给农民。年月既久，这些官僚地主们便把原来的官田，冒为己有，或者凭借权势，冒占强取。海陵王时，参知政事纳合椿年广置产业，留给子孙。世宗时，纳合椿年占地八百顷。椿年子猛安参谋合、故太师耨碗温敦思忠孙长寿等三十余家，共占田三千余顷。山西的田地，也多被“权要”们占去，占田多的人家平均每口有田地三十多顷，以致平民无田可耕。中都和涿州各县大批官田，也被赵王完颜永中等四个王府冒占。世宗时，女真贵族、官豪冒占官田，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括田（刷田） 贵族地主冒占官田，反映了他们和金朝官府之间的土地争夺。一一七九年（大定十九年）十二月，世宗派遣括地官张九思到各地拘括被民间占去的官田。张九思根据地名皇后庄、太子务等的田地，不论百姓有无凭据，一律指为官田拘刷。甚至秦汉以来的名称，如长城、燕子城之类，也都拘括为官田，结果是一般地主甚至农民的田地被官府强行拘占。而那些权势之家冒占的官地反而得免。一一八一年，世宗又令拘括豪家所占夺的官田。如对参谋合、温敦长寿等所占官地，除牛头地外，限给十顷，其余皆拘入官。山后招讨司括地也照此办理。同年，又在山东大规模地拘刷民田入官。世宗对官员们说：虽称民地，然无凭据，“括为官地，有何不可？”又说：“虽曾经通检纳税，而无明验者，复当刷问”。经过这样的拘刷，山东路拘括入官的田地即达二万余顷。梁山泊被拘为官地，附近民地也都被拘刷。农民被迫流亡。懿州一带，没入官府的田地有六万多顷。世宗的拘田，反映了朝廷与官豪之间的土地争夺，一些小地主和农民的田地都因而被强占。广大田地更加集中到官府和女真贵族地主的手里。

二、苛重的赋税和徭役

苛重的赋税 金朝的赋税基本上沿袭辽、宋旧制，分正税和杂税两种。对猛安、谋克部则只征牛头税。

正税，即夏、秋二税。夏税规定每亩农田征粮三合，秋税每亩征粮五升、秸一束（每束重十五斤）。交税的期限，夏税为六月到八月，秋税为十月到十二月。

杂税，主要是物力钱、铺马钱、军需钱、免役钱及黄河夫钱等。

物力钱--依据民间私有的田园、邸舍、车辆、牲畜、树木的价值和收藏金银的多少，征取税钱，叫做物力钱。民间自己居住的宅院不征。猛安、谋克户和监户、官户在住所外，自置田宅，也征物力钱。遇有临时的差役，即按物力钱的多少摊派。

铺马钱--金朝设递铺，筑小坞，四角插黑旗作标志。凡朝廷有事，颁发金牌、银牌或木牌，调发递铺兵骑马传达。递铺所养马匹的费用要向民间征收，称“铺马钱”。

军需钱--一一六三年，世宗因“南征”军士每年所需军费一千万贯，官府只备二百万贯，不足的八百万贯向官户和民户征收。这是军需钱的开始。各地元帅府的开支本来就毫无节制，军需钱出现后，都以此名义向百姓勒索。

免役钱--山东、河南、陕西等路沿袭北宋旧制，州县按民间物力多寡征收税钱雇募司吏和弓手，称为“免役钱”。一一六三年，世宗下令罢征弓手钱，司吏钱依旧不变。

黄河夫钱--金朝黄河数次泛滥，河道迁徙不定。筑堤等工程所需民夫，大部分征发附近农民，此外又以治河名义征钱，称“黄河夫钱”，又称“河夫钱”。

预借--世宗初年，因朝廷经费不足，有的官吏建议预借河北东、西路和中都路的租税。《金史?食货志》记载，世宗认为“国用虽乏，民力尤艰”，没有同意。但实际上还是实行了，不仅上述三路，连河东南、北两路也实行预借。据《龙岩寺记》说：一一六二年，转运司预借泽州陵川县民间三年租税，并强迫百姓运往陕西，以作为军粮，来回路程三千多里。（见《山右石刻丛编》）此后，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官府经费足用，渐少预借民间租税，但到金朝后期仍屡见不鲜。

通检推排 金朝制定了繁重的赋税剥削制度。广大的各族农民交纳正税和多种杂税时，还要承受官吏们的中间盘剥和勒索，而且，官员、地主占据良田，只交轻税，农民只有贫瘠的劣等田，却要交重税。特别是物力钱，贵族、官员、地主们用各种办法隐瞒财产，逃避赋税。贫苦农民仅有很少的财物，却要负担很重的税钱。结果是：繁重的赋税都被转嫁到各族人民身上，贵族、官僚、地主们大量隐漏赋税，使金朝的收入受到严重的影响。

金世宗多次派出官员去清查土地、核实财产，称作“通检”或“推排”。实行的结果，却又给广大人民带来了灾祸。

一一六四年，金世宗派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十三人到各路通检物力钱。诸使在各路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张弘信通检山东州县尤为酷暴，妄加百姓产业几倍，百姓来申诉，立即严刑拷打，甚至被打死。一一六五年，有关官吏向世宗报告各路通检不均的情况，世宗下令以户口多寡。贫富轻重为标准“适中定之”。之后，又订出各路“通检地土等第税法”，统一各路的通检标准。

一一七五年，离第一次通检已经十年，赋役仍然轻重不均，世宗第二次又派济南尹梁肃等二十六人到各路通检物力钱。

随着封建租佃关系迅速增长，女真族急剧分化后，猛安谋克户的地主和农、牧民的赋役负担也出现了严重不均的现象。一一八○年四月，世宗召集百官商议如何推排猛安谋克户的家产，以便遇有兵役时可以“均平”负担。右丞相徒单克宁、平章政事唐括安礼、枢密副使完颜宗尹认为：“女真人除猛安谋克仆从有差使外，其他人都没有差役。现在不需要推排奴婢、牲畜和土地的数目，只验现有的产业定科差就行了。”左丞相完颜守道等说：“只验财产的多寡，分成四等，依旧置簿籍科差，就能均平。”左丞蒲察通、右丞移剌道、都点检完颜襄反驳说：“必须通括各谋克人户物力的多寡，贫富之间的差别才判然分明。贫富分别清楚了，版籍就能确定。一旦官府有缓急，即可检验簿籍来科差，富者不能逃避，贫者不致增加负担。这与不管贫富一律科差的办法迥不相同。”又建议到农闲时，拘括土地和牛具等数额推排。世宗采纳蒲察通等人的主张，说：“每一谋克部人户的贫富，谋克怎么不知道？一猛安领八个谋克，各谋克奴婢人数多寡不等，一律科差，怎能均平？”“海陵王正隆时兴兵，朕的奴婢上万口，牲畜几千头，但不科差一人一马，这怎么能说平均！”十二月，世宗下令从中都路开始推排。据《金史?食货志?通检推排》记载，一一八二年八月，又“诏令集耆老，推贫富，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派同知大兴府事完颜乌里也先推排中都路，接着又派户部主事按带等十四人，与各路官员一起推排。九月，又因为猛安谋克旧有的簿籍不清楚，遇到签军、差役、赈济、户口增减，不以实报，下令在推排的同时，兼括户口。

一一八六年，世宗再次派吏部侍郎李晏等二十六人到各路推排物力。次年，李晏上奏所定全国物力钱数，共三百万多贯。

兵役和夫役 金朝封建制确立后，徭役大致可分为兵役、夫役两种。担任官职的品官全家免除杂役，只按物力所应交纳的部分出雇钱。纳粟补官而官阶还不够荫子孙的进纳官，各司吏人、译人，系籍学生，医学生等，都享有免除一身之役的特权。广大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等则必须负担繁重的徭役。

兵役--北宋实行雇募制度，农民不必服兵役，比较能安定地从事生产。金初，在奴隶制统治时期，女真人当兵参战，“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一六○页]海陵王时，不仅女真族平民，连汉族、契丹族百姓也经常被签发当兵。撒八、移剌窝斡等人领导的契丹农、牧民起义，就是以金朝签发契丹人当兵作为导火线的。宋人楼钥一一六九年到一一七○年间出使金朝，在滑州胙城县遇到汉族人对他说：“我的女婿戍边，已十年不归，苦于久役。今又送衣装与之。”金朝“天使”往山东签兵，“人不肯从，执天使杀之”（《北行日录》）。这个故事反映了金朝强迫汉族农民服兵役的情况，也反映了汉族农民的反抗斗争。女真族向封建制过渡后，由于激烈的阶级分化，女真人民生活日益贫苦，要求安于田里，从事生产。一般富户也因为生活优裕，坐享田租，不愿当兵，或者用奴婢来代替自己服兵役。一一七○年，世宗说：“北边轮番戍守之人，每年冒着寒暑，往来千里，甚为劳苦。即使有一二匹牛马，一去即无还，而且夺其农事，不得耕种。”一一八○年，金朝规定戍边的军士，年龄到五十五岁以上，允许由其子或同居弟侄承替；以奴婢代戍者，治罪。世宗不断实行通检推排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核实各户物力，按籍征兵。

夫役--世宗时修治黄河，营建宫室，修筑城墙，运输官物，围场打猎等，无不征调民夫服役。世宗初年，就开始扩建宫殿，之后又不断兴工。他晚年承认：“省朕之过，颇喜兴土木之工”。世宗回上京大会亲旧，所过州县大发民夫，治桥梁，修驰道，沿途农民深受其害。仅蔚州一地专为世宗采集地蕈（音训xùn）的役夫就达数百千人。由于官府役使频繁，农民不堪其苦，经常全家外逃，或者出家为僧道，以逃避服役。

三、农民起义

世宗初年，金朝统治者交替使用血腥屠杀和“招抚”的两手政策，把汉族、契丹族等农牧民赵义镇压了下去。此后，女真贵族的封建统治相对稳定，农、牧民的阶级斗争也趋于低潮。但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会有斗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从来没有停止过各种形式的反抗。《金史?石琚传》记载，一一七一年前后，民间“往往造作妖言，相为党与谋不轨”。表明广大人民不断制造革命舆论，互相联络，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准备推翻女真贵族的统治。但往往因为事机不密，被金朝所镇压。

大名府李智究起义--李智究是大名府僧人，决心反抗金朝的统治，领导群众举行起义。他假托化缘，跑遍大名、东平等路，鼓动信徒，组织骨干，计划在大定十一年（一一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攻下兖州，然后在峄山集合起义军，以“应天时”三字为号，分别攻取东平各州府。到约定的时间，李智究派胡爱智等人攻打附近的女真猛安谋克军寨，夺取武器，被女真军士打败。与此同时，阳谷、东平等地起义军中出现了叛徒。起义军来不及集中。金军在各地捕捉起义军。起义军骨干四十多人被杀。一一七三年九月，李智究英勇就义。

冀、同、鄜、潞、绛、解等州农民起义--一一七二年，河东、河北等路出现了大饥荒，金朝统治者仅仅颁发了“所在开仓赈恤”的一纸诏书，却没有半点救济的实际措施，因此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北京曹贵、西北路纳合七斤、鄜州李方、同州屈立、冀州王琼以及洛阳县民，纷纷率领当地农民揭竿而起。世宗诏令元帅仆散忠义等人率军前往镇压。起义军利用当地的有利地形，与金军展开英勇的搏斗。当强大的金军到达时，起义军就分散转移到各个山谷；当金军撤走时，起义军又聚集起来。金军找不到起义军的踪迹，就对各地村庄实行报复，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有时“连十数村屠之，戮及无辜”。各地起义军终于先后失败，领袖们英勇牺牲。

恩州、献州、密州等地农民起义--一一七二年后，金朝统治者进一步加紧对人民的控制。各地农民刚刚点燃起义的烈火，就被金军扑灭下去。一一七六年恩州邹四，一一七八年献州殷小二，一一七九年密州许通和济南刘溪忠，都曾发动当地农民举行起义，但都被迅速镇压下去，首领被杀。金朝统治者还极力箝制人民的言论，只要人民稍有不满的言论，即加以“乱言”的罪名，予以处死，借此对反抗者实行威吓。一一八一年辽州人朱忠等、恩州人邹明等，一一八三年潞州涉县陈圆，就是这样惨死在金朝统治者的屠刀下的。

除上述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各地还有不少小股的起义队伍，前仆后继地反抗金朝的统治。滕阳军和沂州之间，有来二郎领导的起义队伍，长期在蒙山中坚持战斗。河北有任郎君、李川领导的起义军，入城夺取官物，发给缺用的贫民。徐州有江志领导的起义。东京还有僧法通组织的起义。

（四）民族间的融合与斗争

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年）正月，世宗病死，皇孙完颜璟即位作皇帝（章宗）。在世宗，章宗统治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女真族和汉族之间进一步加强了文化交流，推动着民族间的融合。

一、民族文化的交融

金朝初期，占领辽、宋地区后，推行女真文化。汉族居民逐渐学习女真风俗，男子都改穿女真服装。一一七○年，南宋使臣范成大出使金朝，回去后记述淮河以北的情况说：“居民久习女真风俗，态度、嗜好都变得一样。衣装服制也是女真的式样。只有妇女的服装还没有改变”。女真族人民在和汉族人民长期相处中，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汉文化的广泛影响，习用汉族的语言。海陵王依辽、宋旧制确立政治制度，又倡导汉文化，学作诗文。女真贵族中，汉文化更为发展。世宗时，从女真官员到各地与汉族杂居的猛安谋克民户，普遍地学习汉族的文化、风习。世宗一面继续倡导学习汉族的经史，一面又力求保持女真旧俗。他曾对契丹族大臣移剌子敬说：“亡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女真贵族、尚书右丞唐括安礼对世宗说：“猛安人与汉人，今皆一家，皆是国人也。”唐括安礼上朝，依汉人礼仪朝拜，不遵女真风俗。世宗斥责他：“每事专效汉人”，要他“讲本朝之法”。一一八四年五月端午节，世宗亲自到上京，说是为了让子孙们看看旧俗。世宗率领女真贵族在郊外射猎，又在宫中与亲王、公主、文武从官欢宴。宗室妇女和女真长老依女真旧俗起舞、进酒。世宗说：“我来了数月，没有一个人唱女真本族曲，我来为你们歌唱。”世宗歌唱祖宗创业的艰辛。女真族老人也随唱女真曲。世宗在上京居住一年后回中都，临行又告诫上京贵族，“勿忘祖先艰难”。世宗一再倡导保存女真风习，也说明汉文化在女真族中的发展，不可遏止。章宗在即位前，即学习汉字经书，喜好词章。章宗统治时期，汉文化在女真族中更加广泛地传播。

汉语的通用 语言是由于人们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历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个作为征服者的民族，在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被征服民族的交往中，如同他们必须采纳被征服者的社会关系形式一样，也必然要采用被征服民族的语言。“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八十一页]与汉人杂居的女真猛安谋克民户很快学会了汉语，女真贵族也学会了汉语，甚至不再会说女真语。世宗曾对太子和诸王说：“你们自幼习惯汉人的风俗，不知道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也有不通晓的。这是忘本。”世宗规定：皇宫卫士不通女真语的，必须勒令学习，不准讲汉语。一一七八年，章宗十一岁时进封金源郡王，世宗命女真进士完颜匡和司经徐孝美等教他学汉字经书，又学习女真语和女真小字。一一八五年，章宗封原王，用女真语谢封。世宗大为感动，说：“朕曾命诸王学习本朝语，只有原王说得好，朕很赞赏。”这件事说明，虽然有世宗的命令，女真诸王贵族能说女真语的人仍然很少。汉族语言日益成为女真族通用的语言。

尊孔读经 金初进军曲阜，金兵对着孔丘像骂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汉族）之无。’是你说的吗？”放火把孔庙烧毁。金兵又要掘孔丘墓，被宗翰制止。金熙宗开始尊孔，在上京立孔庙，亲自去拜祭，又封孔丘的后裔孔璠为衍圣公。海陵王志在灭宋，轻视儒学。世宗又大力尊孔崇儒，修孔丘墓，立“宣圣庙碑”。章宗即位前，熟读《尚书》、《孟子》，认为是“圣贤纯全之道”；即位后，下特旨修孔庙，廊庑用碧瓦，石柱雕龙纹，修建厅堂、庙学等四百多间。袭封衍圣公的孔元措描写道：“方之前古，于此为备。”章宗又下诏各州县建孔庙，避孔丘名讳。孔丘在金朝，被抬高到和宋朝相同的地位。

世宗时，朝廷设立译经所，用女真字翻译汉文经史。一一六五年，翰林侍读学士徒单子温译成《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书进献。这些书籍最先译成，显然是由于辽时已有契丹字译本。金世宗时，女真字与汉字对译，都要先译成契丹字，然后再转译。女真文本是从契丹字译来。次年，又译《史记》、《汉书》。一一七五年，世宗再次下诏翻译经史。一一八三年，译经所进呈《易经》、《尚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的女真字译本。世宗对宰相们说：“朕之所以命令翻译五经，是要女真人知道仁义道德所在”。章宗时，专设弘文院译写儒学经书，命学官讲解。一一九一年，规定今后女真字直译为汉字，罢废契丹字。翻译汉文经史，是在提倡汉文化的同时，推广女真字的应用。但随着汉语的通用，女真贵族多已识读汉字。汉字书籍仍然在女真族中广泛流行。

《金史?文艺传》说：“世宗、章宗之世，儒风大变，学校日盛。士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甚多。”金朝以科举取士，汉人进士有词赋、经义等科，着重于词赋。女真进士，考试策论，用女真字答卷。一一六四年，设女真学，由诸路猛安谋克部子弟中，选三千人学习女真字经书。一一七三年，在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女真贵族或“有物力家”即地主、官员的子弟，选充国子学生或府学生。学校教授经书，科学以经书为标准，更加促成了儒学传播。一一八六年，世宗还规定，女真贵族如不能读女真字经书，即不准承袭猛安、谋克。章宗诏令三十五岁以下的女真亲军，必须学读《孝经》和《论语》。

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世宗及章宗在定居汉地后，倡导女真族学习汉文化，乃是社会生活的需要，也是进步的措施。但金朝的统治也随之日益衰弱了。

文艺的交流 金朝初年，女真族的乐器只有鼓、笛两种，歌咏只有“鹧鸪”一曲，“高下长短，鹧鸪二声而已”。进入宋境后，金军掠取宋朝教坊的乐工、乐器、乐书，汉族的音乐在女真族中迅速传播。世宗时，据出使金朝的宋朝使臣记载，金世宗设宴招待宋、夏使者，乐人学宋朝，但服装不同。近年，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出土一件舞乐浮雕石幢，上刻一群高歌狂舞的人物，其中乐工使用的乐器，有箫、琵琶、笙等，都是汉族常用的乐器。

海陵王在即位前，即学作汉诗，曾为人题扇：“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南下侵宋时，在扬州赋诗，有句云：“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海陵王立志灭宋统一，作诗言志，笔力雄健，气象恢宏。章宗酷爱诗词，制作甚多，但意境只在宫中生活，近似宫体诗。如：“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章宗也有以扇为题的词：“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缕小钿花草斗，翠绦更结同心扣。金殿日长承宴久，招来暂喜清风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把龙骨扇和宫女联系一起，诗风纤巧绮丽，与海陵王的意境大不相同了。在章宗的倡导下，女真贵族官员也多学作汉诗。豫王允成（世宗幼子）的诗歌，编为《乐善老人集》行世。下至猛安、谋克，也努力学诗。如猛安术虎玹（音悬xuán）、谋克乌林答爽都和汉人士大夫交游，刻意学诗。

金章宗书迹: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卷》跋

章宗在金朝皇帝中，是汉文化最高的一人。一一九四年，章宗依据宋朝《崇文总目》，下诏购求缺少的书籍。一二○一年，又令官员购求遗书。藏书家不愿卖给官府者，可以誊写后交还，给价一半。章宗又是汉族书金章宗书迹：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卷》跋法和绘画的爱好者。宋朝南迁时，金兵入开封，宋朝皇室收藏的古代书画，多被金朝运走。章宗又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散落在民间和南宋收藏的书画名品。朝廷设立书画院，应奉翰林文字王庭筠（汉人）任都监。王庭筠书法学米芾，又善画山水墨竹，与秘书郎张汝方等鉴定金朝收藏的书画，分别定出品第，共达五百五十卷。传世的名作，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怀素《自叙帖》，顾恺之《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尉迟乙僧《天王像》，李思训、张萱、王维、董源的画卷，以至宋人苏轼、黄庭坚的诗文墨迹，都归章宗所有。章宗力学宋徽宗瘦金体书，为收藏的书画题签或题词。收藏书画在贵族中一时成为风气。

礼乐衣装 金朝初期，依女真风俗制度。进入汉地后，逐渐采用辽、宋旧制，但仍无规定的礼制。世宗时，开设“详定所”，命官员参校唐、宋典制沿革，议定礼制。又设“详校所”，审议乐制。议定礼乐，汇集编次。章宗时，编成《金纂修杂录》四百多卷。一一九五年，礼部尚书张 等又编《大金仪礼》，进呈章宗。章宗时，郊祀（祭天地）、宗庙祭祀、朝参、常朝（日常朝见皇帝）、为皇帝祝寿等都依仿唐、宋时汉族的旧制，规定了一整套的礼仪制度。只有重五（五月初五）、中元（七月十五日）、重九（九月初九）“拜天”等仍保存女真的旧俗。在确立礼仪的同时，又依唐、宋制度，采用汉乐（雅乐），命在开封的乐工制作辰钟等乐器。皇帝寿庆和宴请使臣，以渤海人、汉人教坊演奏散乐。

章宗时，又规定各地对伏羲、神农、轩辕、少昊、颛顼、高辛、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等“前代帝王”，三年一祭，借以表明继承汉族的传统统治。又建造武成王庙，以金朝创业功臣宗雄、宗望、宗弼等配祀。孔丘庙称宣圣庙，祭祀也有定制。

金熙宗入燕京，开始仿汉制，服冠冕，设法驾仪仗。世宗时，规定百官公服（朝服）制度，按照不同的品级，穿着不同颜色和花纹的官服。朝参时，百官穿汉制的官服，都按汉人礼仪朝拜。穿便服（常服）时，则用女真礼朝拜。世宗、章宗时，仍保存女真捺钵制，率领百官去春水、秋山射猎。官员仍着女真骑射的服装。

女真人民长期与汉人共居，女真妇女多改穿汉人服装。一二○七年，章宗下令禁止“学南人装束”，说明女真人日常的装束也多在学汉人。

金朝女真贵族占领了汉族人民居住的地区后，女真族在与汉族人民长期相处中，逐步地接受了汉族的语言、文化。世宗、章宗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女真猛安谋克民户的大批南迁，汉文化在女真族中更为普遍地传播和发展。女真、汉族人民，居住在共同的地域，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并且逐渐有了共同的语言和文化。特别是和汉族人民生活在一起的女真猛安、谋克屯田户，越来越多的人和汉族通婚。章宗即位后，即承认这种通婚的合法。一二○六年，又正式下诏，准许女真屯田军户与当地居民互通婚姻。女真、汉族通婚，民族间的融合更加快了。

二、对北方鞑靼等族的战争与对宋战争

章宗统治时期，女真、契丹和汉族人民在经济、文化上日益呈现出融合的趋向，但北方的一些游牧族的发展，却日益构成了对金朝的威胁。南方的宋朝也发动了对金朝的北伐。

对北方鞑靼等族的战争 辽道宗统治时期，游牧于北方的鞑靼（塔塔儿）遭到辽朝的攻击，部落联盟长磨古斯被杀，联盟解体。鞑靼各部落在呼伦湖与贝尔湖之间的乌尔逊河一带活动，仍是一个强大的游牧族。原住在这一地区的蒙古族，遭到鞑靼的压迫，孛儿只斤等部落被迫向西迁徙到三河源头。广吉剌（宏吉剌）和合底斤（哈答斤）、山只昆（散只兀）等部南移到贝尔湖一带。他们都处在金朝的统治之下。

早在金太宗时，辽降将耶律余睹叛金，逃入鞑靼。鞑靼射杀余睹。熙宗时，鞑靼诱捕蒙古部落长俺巴该，把他献给金朝处死。蒙古部落在呼伦贝尔一带出击复仇。金朝先后派出完颜希尹、宗磐和宗弼等大将领重兵“北征”。世宗时，鞑靼仍向金朝贡，拥戴金朝的统治，是北边最为强大的一族。

一一九四年，蒙古合底斤、山只昆等部落在边地侵扰。章宗派夹谷清臣在临满府行尚书省事，出师征讨，选调上京等九路乣军（各民族军）三万人，并命令鞑靼出兵助战。次年，夹谷清臣命移剌敏、完颜安国出兵呼伦湖攻下敌营十四。鞑靼部长斜出出兵，配合作战，掳获大批羊马、物资。夹谷清臣谴责斜出掳掠，鞑靼因而起兵抗金。

金章宗派右丞相完颜襄自临潢出兵，进攻鞑靼。一一九六年，完颜襄与完颜安国等分两路进兵，至龙驹河被鞑靼包围，三日不得出。完颜襄乘鞑靼不备，夜间突围，掳获鞑靼车帐牛羊。鞑靼退走。完颜安国追击鞑靼至斡里扎河。蒙古孛儿只斤?乞颜部长帖木真（成吉思汗）与克烈部脱斡邻等出兵，追至斡里扎河夹攻，杀鞑靼某部落长蔑古真。金朝加给帖木真以扎兀惕忽里（乣军统帅）的名号，脱斡邻以王罕（汗）的名号。

一一九七年，鞑靼再次起兵抗金。完颜襄屯兵北京，向临潢府进发。次年二月，鞑靼部长斜出至抚州投降。

广吉剌等部也在边地骚扰。驻军秦州的完颜宗浩请求出兵攻广吉剌。一一九八年，宗浩派遣主簿完颜撒领军二百为先锋。金兵至，广吉剌部不战而降。宗浩北上，进攻合底斤、山只昆等部，至呼歇水。合底斤部长白古带、山只昆部长胡必剌降金。宗浩又进击山只昆的属部迪列土，斩首三百，掳获牛羊一万二千。合底斤部渡移米河西逃。完颜撒与广吉剌部长追击，获胜，又击败移米河的婆速火部。

金东北路北段壕障遗迹示意图

金朝连年出兵，征服了北方的各族。随即采取了两项重大的措施，来巩固北方。一是采纳宗浩的建策，把原来设在泰州的东北路招讨司，迁移到金山，并增设副招讨二员，来加强边防。一是修筑壕障，以防御游牧族骑兵的骚扰。世宗时曾在临潢府路修壕，但开掘后即被流沙堵塞。完颜襄击退鞑靼后，亲自督率军夫、民夫，从临潢府路左界到北京路开掘大壕，五十天完工。西京路的西南路也按此办法筑垒开堑，连绵九百里。西北路对世宗时修筑的壕堑，加筑了女墙。据近年考古调查，金临潢府路至北京路的壕沟还存有遗迹：壕深三至四米，宽达十几米，壕内侧筑有墙、堡，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镇压各族人民的起义 当金兵北上，与鞑靼等族作战时，边地的契丹等族发动了反抗金朝统治的起义。一一九六年十一月，特满群牧契丹人德寿、陁锁等占据信州反金，建立年号“身圣”，远近震动。陁锁等进攻韩州、懿州。金懿州宁昌军都统孛迭领骑兵万余镇压，起义军数万迎战，败走。完颜襄北上进兵时，发上京兵六千驻守北京。完颜襄派临潢府总管乌古论道远、咸平府总管蒲察守纯等分道进兵镇压起义，德寿战败，被捕送京师，起义失败。

金东北路古城堡出土的铁器:

1.2.4.5.6.铁镞3.铁铧7.铁甲片

在德寿等起义时，由北方各少数民族组成的乣军起而响应，转战锦州、懿州等地，被孛迭军击败。起义被镇压后，完颜襄认为“乣虽杂类，亦我之边民”，把边地散居的诸族（诸乣）迁居到京师附近，以防止他们与契丹人联合反抗。一一八九年，参知政事移剌履（契丹人）曾建策，契丹奴婢所生子女，一律放免作良民。章宗不予采纳，而只对契丹二税户拘括放免。一一九○年，北京等路共放免二税户一千七百余户、一万三千九百余口。被统治的契丹户中仍有大量驱奴。德寿等起义后，完颜襄奏请量存一定口数，其余由官府赎免作良民。契丹族驱奴经过起义斗争，获得了良民的地位。

在契丹、乣军起义的同时，山东一带的汉族农民也发动了武装起义。一一九七年，山东大旱。山东及河北泽州、潞州的农民举行起义，发展到一万多人。金章宗派张天翼等领兵去镇压。金军到潞州，被起义军打得大败，张天翼被起义军杀死，金军残部逃往天井关。山东、泽、潞的农民起义，给予金朝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对宋战争 金朝征服北方鞑靼等族和镇压各族人民的起义后不久，南方的宋朝发动了对金的战争。一二○三年，宋朝使臣邓友龙到金朝，得知北方诸族的战事，回报宋宁宗、韩仛胄。金、宋边境的汉人也不断有人“跳河子”，越境投宋，报告金朝困于北方的战事和人民的饥困情况。韩仛胄得到抗金将领辛弃疾等人的赞助，决策对金开战。一二○五年，宋朝在边境作行军的部署。宋、金不断在边境发生冲突。五月，金章宗命平章政事仆散揆为河南宣抚使防备宋朝。这时的金朝无意也无力与宋朝作战。八月，又罢宣抚司。一二○六年初，章宗告诉宋使陈克俊，金朝已罢宣抚，意在息战。

一二○六年四月，宋军集合重兵出战。章宗以仆散揆领行省于南京（开封），便宜从事。以纥石烈执中为都统，完颜撒剌为副，征集各路兵迎战。宋军先后攻下泗州、虹县、新息、褒信、内乡、颍上。五月上旬，宋宁宗正式下诏北伐。金章宗也祭告天地、太庙，下诏南征。以平章政事仆散揆兼左副元帅，陕西兵马都统使完颜充为元帅右监军，又以枢密副使完颜匡为右副元帅。金、宋战争展开了。

五月中旬，宋军攻宿州，金安国军节度副使纳兰邦烈中流矢，负伤。宋郭倬、李汝翼率军继至，遂围宿州。纳兰邦烈再战，得胜，宋军退守蕲州，宋将田俊迈被擒。六月初，宋李爽部围攻寿州，与金军激战，李爽军大败。金军也损失惨重，同知军州事蒲烈古战死。两军相峙。章宗下诏彰德府保护韩仛胄曾祖韩琦坟墓，不得破坏，禁止樵采。金朝仍意在谈和。

宋军作战无功，韩仛胄罢免指挥军事的苏师旦，改用丘崈为两淮宣抚使。丘崈退军不战。宋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密通金朝。金军向西线进攻。八月，宋四川宣抚使程松攻方山原，被蒲察贞击败。九月，蒲察贞进兵攻夺和尚原。宋将冯兴、杨雄、李珪等入秦州，金陕西都统副使完颜承裕等败宋兵，斩杨、李。

形势迅速变化。十月间，平章政事仆散揆统率诸道金军，分路南下，展开反击。仆散揆以行省兵三万出颍、寿，河南路统军使纥石烈子仁以兵三万出涡口，元帅完颜匡以兵二万五千出唐、邓，左监军纥石烈执中以山东兵二万出清河口，右监军完颜充以关中兵一万出陈仓，右都监蒲察贞以岐、陇兵一万出成纪，蜀汉路安抚使完颜纲以汉、蕃步骑一万出临潭。十月底，纥石烈执中自清河口渡淮，围攻楚州。十一月，完颜匡攻下枣阳军、光化军、随州，进围德安府，别部攻下安陆、应城、云梦、孝感、汉川、荆山等县。仆散揆攻下安丰军，围庐州。纥石烈子仁攻下滁州、真州。完颜纲攻下祐州、岷州荔川等城。蒲察贞攻下西和州。金南侵军全线获胜。十二月，吴曦向完颜匡投降，金朝封他为“蜀王”。完颜匡进攻襄阳，完颜充攻下大散关。丘崈遣使求和。金军虽然节节取胜，但士兵战死、冻死、饿死者极多，损失颇重，决定自淮南退军北回，留数千人在濠州待和。

一二○七年初，仆散揆还军下蔡，不久死在军中。左丞相完颜宗浩兼都元帅。宋使方信孺来谈和。二月间，四川宋军杀吴曦，反攻金军。三月，宋军收复阶州、西和州。四月，又攻下大散关。宋李好义部围攻秦州，同知府事朮虎高琪领兵解围。九月，宗浩死于军中。尚书左丞仆散端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完颜匡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当金军在川陕失利的形势下，十一月间，宋朝史弥远等发动政变，谋杀了韩仛胄、苏师旦，向金朝求降。宋向金增岁币三十万两、匹。金宋之战，以宋朝的投降而结束。

（五）社会经济的衰落

章宗时，官僚政治的腐败，酿成了黄河三次大决堤，大批耕地被淹，沿河农村受到严重破坏。对外战争频仍，军费日增，使金王朝出现了财政危机，于是滥发交钞和银币，清查隐田漏税，括田等等，就成了扩大财源、增加收入的“千金良方”。随着租佃制的发展，女真猛安谋克上层分子竞相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变成披甲的封建地主，猛安谋克部的战斗力大为减弱。这时期，汉族大地主的势力也有所发展。女真地主和汉族地主勾结一起，肆无忌惮地压迫和剥削广大农牧民，在世宗时一度获得发展的社会经济日益衰落了。

黄河泛滥 章宗时，黄河三次大决堤，造成了严重的灾害，黄河河道的南移也更成为定局。

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年）正月，黄河在曹州小堤之北决溢。

一一九三年六月，黄河又在卫州决堤，大名、清州、沧州都遭水淹。洪水北流，冲垮长堤十多处，河水平地漫灌，泛滥成灾。十一月，章宗采纳河平军节度使王汝嘉的建议，派官员调查黄河南、北两岸有无排水和贮水之处，并在济北埽以北建筑月堤。明昌五年（一一九四年）正月，都水监丞田栎（音粒lì）不同意王汝嘉的方案，向章宗献策：在黄河北岸墙村开一口子，使河水流入梁山泊故道，仍旧使南、北两条清河分流。但北清河旧堤久修未完，应当规定年限加固大堤；在梁山泊故道居住的屯田军户，应当迁走。先在黄河南岸王村、宜村两处决堤导水，使黄河长堤得到固护。田栎的治河方案事后证明是切实可行的。但在当时，却遭到尚书省的非议，大臣们也提出反对，说：“黄河水势不同寻常，变化不定，不是人力可以斟酌、可以指使的。而且梁山泊淤填已高，北清河窄狭不能容纳，如果使大河北入清河，山东必受其害。”章宗因而否定了田栎的方案。

一一九四年八月，黄河在南京阳武故堤决口，滔滔的洪水吞没了封丘县城，向东南奔泻，到寿张冲入梁山泊，又分为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泗水入淮，侵夺了淮阳以下淮河的河道。这时，由今天津附近入海的黄河北流完全断绝。这次历史上少见的大水灾，是由于金朝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而造成的。在这次水灾前，如果章宗采纳田栎的治河方案，付诸实行，就可能避免发生这场大灾难，减少损失。在这次水灾前，专管治河的都水外监官员冗多，遇事互相推托，否则就是争功邀赏，议论纷纭，不切实际。巡河的官员大多是由监官推荐的各司吏人，或因老病，或逃避别的繁重工作，行贿请托而充任的，所以都不称职。尤其是都水监官王汝嘉，对自己的职责“殊不加意”，眼看水势趋南，不预先经画，留守司屡次报告河水险情，他仍一再拖延，终于酿成了这次纵黄夺淮的大水灾。决堤后，王汝嘉等人被降官罢职。对奔腾咆哮的洪水，金朝统治者束手无策，仅仅调集民夫在孟阳河堤和汴河堤岸作些填筑修补的工作，使洪水不至于浸没南京而已。这场大水灾，使山东、河北、河南等路黄河两岸的大批农民丧失生命，幸存者流离失所，农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财政的困难和纸币、银币的滥发 水灾频仍，生产停滞以及官僚、贵族的大肆搜括，使官府收入日趋减少；对外战争连年不断，使官府军费与日俱增，金王朝财政出现了“所入不充所出”的窘境。

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空，章宗逐渐改变世宗时的做法，开始大量发行交钞。正如《金史?食货志》所说：“自是而后，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业衰焉。”一一九七年，因为交钞发行过多，民间常常拒绝使用票额在一贯以上的“大钞”，官府不得不以票额在七百文以下的“小钞”来回收部分“大钞”。承安三年（一一九八年）正月，金朝命令西京、北京、临潢、辽东等路，凡是一贯以上的交易，必须使用交钞和宝货（银币），不准用铜钱。九月，因为百姓都把“小钞”换成铜钱，交钞无人愿意接受，规定亲王、公主、品官存留现有铜钱的三分之一，民户存留一半，其余限期十天换成实物。这时，还发行“三合同交钞”，强迫民间使用，官府只管发行，不管回收。直到一二○二年，金朝才允许百姓在交税时使用这种交钞，但以税额的十分之一为限。交纳铺马钱时，才允许税额的半数可以交纳这种交钞。由于统治者不断在钞法上玩弄花样，愚弄和剥削百姓，因此百姓“往往怨嗟，聚语于市”。泰和七年（一二○七年）正月，章宗面告御史台：“自今都市敢有相聚论钞法难行者，许人捕告，赏钱三百贯。”同时，规定官府以后不得支出“大钞”，民间现有的“大钞”可向官府换取“小钞”及铜钱。七月，又规定民间交易、典质额在一贯以上的，全用交钞，不得用钱。尽管金朝统治者对交钞柞了种种规定，但民间仍然不愿使用，甚至连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外出巡按，也认为大钞“难以支用”而让人换取现钱。对于这种胆敢不愿使用交钞的官员，御史以其“沮坏钞法”而加以弹劾，章宗更认为是“情不可恕”，给予严惩。

章宗时，交钞的发行总额和贬值情况，记载缺略。但从一二一○年金朝用八十四车交钞作为军赏，可知交钞所值无几。《金史》的编者慨叹说：“兵衄（音nu:4）国残，不遑救弊，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

由于流通领域中铜钱不够使用和交钞发行过多，而官库中贮藏着价值一亿贯铜钱的金、银，所以从一一九七年起官府正式发行银币，称“承安宝货”，自一两到十两共五种，每两折铜钱二贯。这是汉武帝以来第一次正式发行银币。官府规定银币和交钞相兼使用。但发行不久，发现民间大批私铸的“承安宝货”，杂以铜锡，中都为之“闭肆”。于是又不得不在承安五年（一二○○年）十二月下令停止铸造和使用。

通检推排 章宗即位后，有十多年没有进行通检推排，女真地主和汉族地主乘机加紧掠夺土地。平章政事完颜匡除拥有由朝廷“拨赐”的“家口地土”外，还在济南、真定、代州等地攫取“上腴田”，百姓的“旧业”多被夺走。章宗宠妃元氏之兄仗势霸占大批水田。分散在各地的屯田女真贵族和猛安谋克上层分子也大多“包取民田”。他们凭借权势，逃避赋税。贫苦农民虽然仅有少量土地，却要负担繁重的赋税。加上西北边境少数族不断侵扰，金朝对女真猛安谋克户和其他民族的百姓调发频繁，“贫户”日益增加，纷纷逃亡。一一九七年十月，章宗不得不下令通检全国物力，规定：凡已经典卖物业者，只随物业“推收”（把原有物力钱数推割给典买者）；分家异居者，允许另立户籍；困弱者可以减免，新富强者适当增添。又规定：应一切从实，不必凑足原额；边境被侵扰的地区，暂时不实行推排。各路推排时，由朝廷差官一员，与各路提刑司所派官员一起进行。一一九八年九月，尚书省奏报十三路籍定推排物力钱，共计二百五十八万六千多贯。原额为三百零二万二千多贯，这次对贫乏者减免了六十三万八千多贯，又对新富强者增加了二十万二千多贯。

一二○一年八月，章宗下诏推排西京、北京、辽东三路人户的物力。泰和二年（一二○二年）闰十二月，章宗认为，推排物力时，官府既要询问人民的浮财物力，又要核实分等，事繁期迫，难以得实，命令尚书省拟订“人户物力随时推收法”，让民间典卖产业时，随时“推收”物力钱。一二○六年十一月，下诏制定各州府“物力差役式”。一二○八年九月，再次派吏部尚书贾守谦等十三人，分别与各路按察司官员一起推排民户物力。章宗召见十三名使臣，指示他们在推排时，对“新强户”增加的物力不要添足，要“量存气力”，对“销乏户”也不要销而不尽，否则留下一些物力，仍旧负担不起。

括田 由于对北方鞑靼等族战争的屡次惨败，金朝大臣们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女真屯田户土地太少，无以养赡，不免饥寒，因而缺乏斗志。他们主张再次括刷民间逃税的土地，分授屯田户，以鼓舞士气。一一九一年，章宗下令各地属于官府的闲地，百姓已租佃者仍旧，未佃者即交给屯田猛安谋克户。一二○○年，又命枢密使宗浩、礼部尚书贾铉佩带金符，行省山东、河北、陕西等路括籍被百姓“冒占”的官田，共得地三十多万顷。女真屯田户在领取官田时，多冒名增口，或者“包取民田”，使百姓“空输税赋，虚抱物力”。莒州刺史某人在括田时，指使其奴婢控告临沂百姓冒占官地，前后发出赏钱三百万，先付给官钱，然后向百姓征取，百姓苦不堪言，纷纷逃亡他乡。括田的过程中弊端百出，所括之田不仅包括百姓冒占的官田，还有大批百姓的私田。参知政事张万公曾向章宗上书极谏，反对括田，指出：“夺民（田）而给与军，得军心而失天下心，其祸有不可胜言。”又说：实在不得已，就把括到的田地，招募百姓种莳，以所入田租供养军队，则军队有坐获之利，而百姓无被夺之怨。章宗不予采纳。由于北方战争的失败，女真族猛安谋克屯田军陆续南迁，官府经费枯竭，就把括田当作封建国家维持猛安谋克屯田军生活和筹措军费的主要手段。

猛安谋克的衰落 章宗统治的二十年间，女真族基本完成了封建化。在此期间，猛安谋克军事组织的名称虽然依旧保留，但由于其内部生产关系的变化，猛安谋克部实际上变成了封建国家的职业军队，猛安谋克变成了披甲的封建地主。

女真贵族、官僚和猛安谋克上层分子竞相兼并土地，招募农民佃种，掠取地租。但长期不劳而获，生活腐朽糜烂，既不会生产，又不会打仗，完全变成一批“不耕不战”的寄生虫。这是不利于金朝统治阶级“长久之计”的。因此，金王朝多方限制女真屯田户出租土地。章宗在一一九○年三月规定：女真屯田军户所受的田地，只许自家耕种，实在劳力不足的，才允许出租，只随地所产交租。如佃户愿意折钱交租，要根据佃户自愿。如果人户不愿承佃纳租，也不准强迫。但是，在女真族内部，租佃关系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一二○四年九月，章宗不得不放宽对女真屯田户出租土地的限制，制订“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它规定，女真屯田户在所拨授土地十里以内，每丁必须自种四十亩，多余的土地方许“便宜租赁及两和分种，违者钱业还主”。准许女真屯田户出租定额以外的土地，租佃方式由出租者决定，或者采取主、佃分种即分成租制的办法。这就等于是宣布了女真猛安谋克户出租土地的合法性。

从很少的有关史料中，已经反映出这一时期女真猛安谋克户在转变为地主后，穷凶极恶地掠取地租。元好问撰赵雄飞墓碑记载，长垣县百姓租种女真“镇防军”的土地，即使遇到水灾，土地被淹淤积，不曾耕种，镇防军依然“恃势征租，不少贷”。佃农无处控诉，听任其欺压，有的甚至被抢走了耕牛。

女真上层分子转化为地主后，逐渐失去原来慓悍善战的习性，普遍变得游手好闲起来。有些人则崇尚汉族文化，吟风弄月，舞文弄墨，以考取“进士”为最大荣誉，把世袭猛安谋克这一军官职务看成是有失自己高贵身分而去充当纠纠武夫的一种莫大耻辱。上京人赤盏尉忻本应世袭父谋克职，但他不愿做谋克，却一心去投考“策论进士”。象赤盏尉忻这样的女真族上层分子并不是个别的。章宗在明昌初年首次允许猛安谋克参加进士考试，考试的科目有策论和射击，以此来决定科甲的高下。但章宗对猛安谋克投考进士并不十分鼓励。太傅徒单克宁曾经对章宗说：“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谋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使谁御之？习辞艺，忘武备，于国弗便。”章宗以为至当不移。

章宗时，猛安谋克普遍骄横不法，军纪松弛，士气低落，在抵抗北方少数族奴隶主侵扰的多次战争中，显示出猛安谋克部的战斗力极弱。为了消除这些弊病，恢复猛安谋克户从前的“材武”，改变“专务游情”、漫无纪律的现状，章宗颁布了一些法令。一一九五年五月，命令各路猛安谋克在农闲时讲习武艺，由本路提刑司监督，对惰怠者予以惩罚。承安五年（一二○○年）正月，规定猛安谋克“军前怠慢罢世袭制”，惩治遇敌作战不力的世袭猛安谋克。五月，规定猛安谋克“斗殴杀人，遇赦免死，罢世袭制”，严办在各地残杀百姓的猛安谋克。八月，改定镇防军“犯徒配役法”，对犯法判处徒刑的猛安谋克镇防军重新规定了服苦役的办法。十二月，规定“管军官受所部财物，辄放离役及令人代役法”，限制军事长官受贿不法的行为。一二○一年三月，又改定镇防军猛安谋克“放老入除格”。八月，规定猛安谋克改隶按察司，由按察司的长官专管“教习武艺”。一二○八年四月，下诏改定猛安谋克“承袭程试格”。对镇防军猛安谋克退伍后授官、猛安谋克的统属以及一般猛安谋克承袭考试的办法作了一些改订。

章宗以前，金王朝为了保持女真上层分子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禁止女真人和其他民族通婚。这是一项孤立自己的落后政策。加上女真猛安谋克在各地屯田时，往往为非作歹，欺压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的农、牧民，促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逐步激化。一一九一年四月，尚书省改变金朝的传统做法，向章宗提出：“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一二○六年十一月，章宗下诏：“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章宗的诏令使女真族和汉族通婚合法化，从而加速了女真族“为被征服者所同化”[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二二二页]的过程，也加速了女真猛安谋克制崩溃的过程。

汉族大地主势力的发展 在女真族基本完成封建化变革的同时，汉族大地主势力也乘机发展起来。山东济州任城县地主成进，在金朝初年率领同族几十户，占据山险，建筑堡寨。成进自为“寨长”，组织地主武装，专与“群盗”（指农民抗金队伍）为敌，被裹胁到寨中的农民达一万多人。金朝济州官吏勾结成进等人，替成进向朝廷报功，被授予进义校尉官衔。成进等人的子孙到章宗时，靠着对当地农民的剥削，“积年殷富”，成为济州的“豪士”。任城县还有“巨族”李氏，在世宗时曾有五人以“特恩”被封为进义校尉。到章宗明昌时，李氏散居各村，“例为甲、乙户”，所占良田“阡陌连接，鸡犬相闻”，平时“生产温厚，衣食充羡”。恩州地主刘马三以经商致富，千方百计兼并民田。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山西孝义、侯马等地的大地主，生前肆意压榨农民，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死后大办丧事，建造地下小宫殿，尽情地挥霍。一一九八年，汾州砖匠史贵为一家地主建造的砖墓，在四壁上塑造了墓主人和婢仆的生活情景。这种砖墓由砖匠设计、雕造，烧制而成，再用榫卯嵌装。一二一○年，侯马董氏兄弟建造的砖墓，装饰最为华丽。墓中四壁砌满雕砖。北壁雕堂屋三间，明间设曲足花桌，上置牡丹盆花，桌两旁坐墓主人夫妇，两侧立侍童、侍女。北壁正中还砌有小戏台一座，戏台上有五名涂彩杂剧砖俑，排成一列，正在作场。这些富丽的地下建筑，正是这一时期汉族大地主加紧兼并土地，肆意追求财富，过着穷奢极侈生活的直接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