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史稿 第一章 有关匈奴历史的中国史料

关于匈奴历史的文字记载，最古的是中国的史书。近代的一些考古学者，曾在我国北部的蒙古高原与西域，也就是古代匈奴人居住过的地方，发掘出一些古迹与古物。但正如《史记》与《汉书》所说，匈奴“毋文字”。所以，如果没有中国的记载，即使人们找到这些古迹与古物，可能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古代匈奴人所遗留的。

在欧洲的历史上，也有关于“匈人”（Huns）的记载。匈人之在欧洲者，在其强盛时代，兵威震动了整个欧洲，唯时间只有百年左右。史书记载匈人在欧洲的活动既少，且零碎片断。即如参加过东罗马帝国使团出使匈人王庭的普利斯库斯（Priscus）的很宝贵的出使记录，也只是叙述这个使团的所见所闻，对于匈人在欧洲的历史，也只是相当于一章一节而已。

不仅这样，欧洲的匈奴本来是来自中国北部的高原或北亚，中国史书既没有记载匈奴人到过欧洲，欧洲的史书也没有说过欧洲的匈人是来自中国的北部。可是经过两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学者的研究，尤其是从中国古书所载的匈奴西徙过程来看，现已证明，欧洲的“匈人”就是中国史书所载的“匈奴”。这样，要想研究匈人的历史，从中国史书着手之必要便更为明显了。

《史记·匈奴列传》可以说是世界上关于匈奴历史的较有系统、较为全面的最古的记载。在这以前，虽然也有关于匈奴的记载，如《战国策》《淮南子》及贾谊的《新书》等，可是这些记载多是片断的，是针对有关匈奴的某个问题来发议论的。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说：“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史记·匈奴列传》开头就从其祖先来源说起，说匈奴的祖先是夏后氏的苗裔，经过的时间为商、周与秦，约两千年。似乎以为匈奴在唐虞以上叫作“山戎”。它又对匈奴人的生活习惯加以叙述，然后从公元前3世纪的匈奴单于头曼说起，经过冒顿、稽粥、老上单于以至且鞮侯单于时代（公元前101—前96年）与狐鹿姑单于时代（公元前96—前85年），至李广利降匈奴时止（公元前90年）。

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直到叙至战国时代或是赵国李牧时代时，才用“匈奴”这个词。他指出：“冠带战国七，而三国（按，指燕、赵、秦）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

在战国或李牧时代之前，司马迁对于中国北部，包括东北与西北的外族，用了很多不同的名词去称呼。这些名词的差别，似乎因时代不同而各异，或因地域不同而异。他说夏后氏的苗裔叫“淳维”，但又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① ，居于北蛮”，“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其后三百年，又有戎狄，攻大王亶父。周西伯时代有畎夷氏，“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齐桓公时代有山戎，晋文公伐的则是戎翟。翟有赤翟、白翟。戎有西戎、绲戎、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多种戎。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后来“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是较后采用的名词，但除“胡”作为一个专门名词之外，还有林胡、东胡。

“胡”常用以指匈奴。“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这个“胡”就是指匈奴。但东胡则是后来的鲜卑与乌桓，在民族上是有别于匈奴的。林胡是否为匈奴或东胡或其他种胡，则不得而知。

在战国或战国末年以前，匈奴的历史是很不清楚的。司马迁写《匈奴列传》时可能也还没有弄清楚，而把我国北边，包括东北、西北的不同民族都列举出来作为绪言，不一定是说这么多的不同民族都是匈奴人或其祖先。

只有秦以后，即匈奴单于头曼以后的匈奴的历史，司马迁才搞清楚，每个单于不单名号记下来，而且记了在位年数和在位期间的大事。我们今天能够知道自公元前3世纪至汉武帝时二百多年间的匈奴的历史，不能不归功于司马迁。而且《史记》以后的史书，如《汉书》《后汉书》等，也是跟着司马迁的作法去记载匈奴的历史。从这方面来看，司马迁可以称得上匈奴史之父，其实他也可以说是中国史之父。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和后来的史书的《匈奴传》所记载偏重于汉族与匈奴的关系，至于匈奴内部的情况和匈奴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则记载不多。汉族是匈奴的劲敌，汉族与匈奴的关系，在匈奴的历史上占最重要的地位。汉族因为要抵抗、攻击匈奴，便与匈奴竞相争取东胡，尤其是争取西域。所以在军事上、外交上、商业上，不止与匈奴有直接关系，而且与东胡尤其是与西域（西至新疆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以至黑海、印度、波斯）也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部匈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汉族与其北边、东北、西北民族的关系史。司马迁《史记》中的《大宛列传》，就是后来史书中之“西域传”。研究《史记·匈奴列传》的人，不能不读《大宛列传》。所谓“断匈奴右臂”，“右臂”即西域。西域被汉王朝控制之后，匈奴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受到很大打击，这与匈奴的衰弱有密切的关系。

《汉书·匈奴传》分上、下两传。传上从最古至公元前58年（宣帝神爵四年），传下从这时到更始时代（公元23—24年）。

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他的先世曾居楼烦，前汉元帝时（公元前48—前33年）其先世有班伯者，曾以为“家本北边，志节慷慨，数求使匈奴”，“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年）单于来朝（按，指复株累若鞮单于于公元前25年来朝），上使伯持节迎于塞下”。班固的父亲班彪对于当时朝廷对匈奴的政策曾有所论列，班固自己还陪窦宪、耿秉带领军队去打过匈奴。窦宪击败匈奴，至燕然山刻石记功，碑文就是班固所撰。他的弟弟班超，曾在西域三十余年，建立功业，“断匈奴右臂”。所以班固对于匈奴不仅有书本与公文的智识，而且有实践的体会，虽则他只记了前汉匈奴的情况。

《汉书·匈奴传上》除李广利投降匈奴以后的历史外，其上半部分主要是抄录《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迁所叙述的匈奴史，只到汉武帝在位的一部分时间。虽然汉王朝与匈奴战争的高潮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已有记载，但是与这个高潮不可分割的后来的历史，有了《汉书》《后汉书》和后来的史书的记载，我们才能看到匈奴历史的全貌。从这一点看，《汉书》的记载，所占的时间较长，所叙述的也较为详细，对于后来研究匈奴史的人有很大的帮助。

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中有一篇论赞，对当时汉武帝大事征伐匈奴有所谴责，但文字极简单。班固的《匈奴传赞》则把前汉的所谓“忠言嘉谋之臣”对匈奴的意见加以综合叙述，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也是研究前汉时期匈奴史的人应该注意的。

范晔的《后汉书》中有《南匈奴列传》，对于北匈奴的历史只是在《南匈奴列传》中附带地加以叙述。他的《南匈奴列传》始于后汉初年的南匈奴醢落尸逐鞮单于比，终于后汉末年的呼厨泉单于。呼厨泉单于于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来朝，曹操留他在邺，另使其右贤王去卑回到平阳，监管匈奴的五部国。

范晔《后汉书》之所以只为南匈奴立传而不为北匈奴立传，大概是因为南匈奴接近我国的边塞，关系较多，故史料亦多。而北匈奴则远在塞外，且往来无常，情况既不清楚，史料自不易得。可是尽管如此，在《南匈奴列传》中，也有许多处是叙述北匈奴的。而且，南匈奴自呼韩邪降汉以后，成为汉朝属国，虽然有时反抗汉朝，但也往往帮助汉朝征伐北匈奴。因而从《南匈奴列传》中，也可以得到不少北匈奴的史料。

东汉时，很少征伐南匈奴。无论在军事上或外交上，主要对象是北匈奴。如窦宪深入漠北，“大破匈奴”，这个“匈奴”便是指北匈奴。班超在西域经营三十余年，其对手主要也是北匈奴。可惜当时对于北匈奴的情况，只是当北匈奴扰乱边境时，汉廷才特别注意，而当其败走后，人们就不去追究了。如公元91年，北单于为右校尉耿夔所破，《南匈奴列传》就说：“逃亡不知所在。”其实只是汉人不知其“所在”，他们可能更往西北走，可能后来杀死粟特王而占有其国的一部分，也可能就是侵入欧洲的匈奴人的先人。

陈寿所撰的《三国志》中没有《匈奴传》，只在武帝曹操的传记中，片断地记载了匈奴的事情。《魏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曰：“赀虏，本匈奴也。”曹操既留呼厨泉单于于邺，而遣其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匈奴可以说是完全受制于曹魏。这些匈奴人既与汉族杂居，逐渐也就同化了。

《晋书》卷九十七《北狄·匈奴》篇幅有限，仅一千一百字，对汉末以来匈奴人之入塞者仅做简单的叙述，并指出：“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此外，在“载记”中，对于“五胡乱华”时的刘元海、刘聪等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对沮渠蒙逊、赫连勃勃等也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为研究匈奴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史记》《汉书》《后汉书》和《晋书》中有关匈奴的史料不仅见于各书的《匈奴传》，也散见于帝王本纪、臣僚列传、西域传或其他传记中，对一些具体事件的记述也更详细。如《张骞传》中关于张骞被匈奴扣留后逃走的经过，《陈汤传》中陈汤征伐郅支单于的经过等，均可为《匈奴传》之补充，而为研究匈奴历史的宝贵史料。

《史记》《汉书》《后汉书》都有后人为之作注，不但对于年代、地名、事件等多有注解，有的还发表个人或转述他人意见。如《史记·匈奴列传》说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裴骃在《集解》中说：“案《汉书音义》曰：‘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后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司马贞《索隐》引崔浩语曰：“胡祭以金人为主，今浮图金人是也。”张守节的《正义》中说：“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遗法，立以为祭天主也。”祭天金人是匈奴原有的神像，还是外来的佛像或浮图金人，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所以注释者本人的或转引他人的意见均值得商榷。

又如清人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指出，乐彦② 《括地谱》中所说匈奴的祖先淳维就是獯粥是错误的。理由是淳维既是夏后苗裔，那么匈奴就与唐虞以上的山戎、獯粥或猃狁不同种族。《史记志疑》又说：“史讫太初，不及天汉，故《索隐》于且鞮侯以下引张晏曰：‘自狐鹿③ 单于已下，皆刘向、褚先生所录，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汉书·匈奴传》有上下二卷。’至其所载亦多误。如单于归汉使，苏武使单于，皆天汉元年事，而此误在太初四年。匈奴妻李陵，乃陵降数岁后事，而此误以陵降即妻之。贰师出朔方，步兵七万人，而此误作十万。贰师降匈奴，其家以巫蛊族灭，俱征和间事，而此误叙于天汉四年，何足信哉？”这些看法，对于研究匈奴历史都有一定的作用。

此外，在其他史书中，如《战国策》、后汉明帝撰修的《东观汉记》、晋袁宏的《后汉纪》、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及元胡三省的《注》等，都是研究匈奴史的重要史料。

诸子书中有关匈奴的记载也不少。如《淮南子·原道训》、贾谊《新书》中的《匈奴》篇、桓宽《盐铁论》中的《备胡》篇与《论功》篇，以及乐产的《括地谱》、郦道元的《水经注》、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中，都有关于匈奴的史料，可供参考。

近代国内研究匈奴史的学者，当首推沈维贤。其《前汉匈奴表》与《后汉匈奴表》写于清末，《例言》中述及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则其书系成于何著之后。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中有这二表。编者云，据学古堂日记本及铅字排印本，但前表《例言》中云有图，而这两种版本都没有图。两表共约五万言。

《前汉匈奴表》始于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终于淮阳王更始三年（公元24年）。汉高祖二年冬十二月，汉曾缮治河上塞，即河上郡北境与匈奴交界处。更始三年是夏飒等自匈奴返汉的一年。

《后汉匈奴表》始于光武帝元年（公元25年）。这一年，汉王朝拜王莽时代郡中尉苏竟为代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同年，安定人卢芳自称上将军、西平王，与匈奴和亲，匈奴迎之立为汉帝。后表终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两个表共四百二十一年。

两汉匈奴表虽为记匈奴与两汉史实，但也记西域事。《前汉匈奴表》的《例言》说：“西域与匈奴异矣，然汉使未通以前，匈奴置僮仆都尉以领之，来塞为寇，资其供给。自破姑师，结乌孙，而虏失西方之援，益北，其入塞道益远。而汉转合乌孙，入其右地，故西域者，北伐之门户也。辄举武宣以来，经营之略并著之。”其所据史料，《例言》云：“是编引史、汉、荀纪、通鉴及纲目本文，有减无增。若夫补阙拾遗，则兼及群籍。有所订正，附注于下。其为前人所纠，当采者，表而出之，或参以管见。至诸子所称，若木女解厄，月氏贡鸡，事涉恢奇，所不敢取。”对于汉代人的疏表策论也有采取。《例言》又说：“一代之事，其所得失，当时能者言之了然。如晁错三策，充国议屯田，侯应论边备，或有裨于一时，或为法于来世，顾不能入正文，弃之则又无以资考镜，爰附注于下，以明建策诸臣谋国之心，且以为引伸触长之助。”

《前汉匈奴表》分为四卷，《例言》云：

自刘敬倡为和亲，捐子女玉帛以畀单于，而单于反以滋倨侮。至于文景，岁罹其患。盖匈奴方强，而汉示弱以骄之，则贾生所谓倒悬之势也。故以高帝迄孝景六十六年（公元前206—前141年）为一卷。武帝选将练兵，拓地数千里，然每有克获及系累虏使，匈奴辄取偿焉。盖虏势犹盛，而数得汉奸，稔悉畺寓故也。然自天子决计，罢和亲，而将士作气，匈奴自此弱矣。故以武帝五十四年（公元前140—前87年）为一卷。

自昭宣出师，其所克捷，不逮卫霍，而匈奴遂诎体称藩。盖自武帝掊击之后，边民习于战斗，器械精利，烽火严明，犯塞者少利。而匈奴已衰，又内相诛夷，汉因而奠定之，所谓以全制其极也。故以昭帝迄平帝九十一年（公元前86—公元5年）为一卷。

班史诸表，不及孺子婴，以新莽居摄，汉祚已移故也。至匈奴传则兼及莽事。夫汉家外攘之绩，实败于莽，揽搆衅之由，可悟安辑之术。故遵纲目，用分注纪年而冠以孺子婴，殿以更始。凡二十一年（公元6—24年），为附录一卷终焉。

《后汉匈奴表》分上、下两卷，没有像《前汉匈奴表》那样每卷加以说明。上卷始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终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共六十三年。下卷始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终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共一百二十七年。沈维贤之所以这么标分为二卷，大概是以窦宪、耿秉大破匈奴为分卷界限。汉和帝永元元年，窦宪和耿秉于稽落山大败匈奴，斩名王以下万三千级，获生口甚众，诸裨小王率众降者二十余万人，窦宪与耿秉率众登燕然山并刻石记功。燕然山即今之土谢图汗部杭爱山，离汉塞三千余里。匈奴经此次大败之后，北匈奴遂愈西徙。

二表均以年为纲。在某一年中，凡有关于汉与匈奴的事件都归并在这一年内，与《资治通鉴》之记事略同。纪年则以两汉皇帝之年号为纲领，而非以匈奴单于为主体，也就是说依照《史记》《汉书》《后汉书》的叙事方法。

匈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所占地位的重要是为人们所知的，可是两千多年来，除《史记》《汉书》《后汉书》的《匈奴传》中做了较为详细、系统的叙述之外，在很长的时间中，只有少数学者做些注解工作。沈维贤把有关两汉时期的匈奴的主要材料，包括对一些注解的看法，整理成匈奴表，为研究匈奴的人提供了不少方便。可惜他的匈奴表只限于两汉。虽然两汉时代的匈奴在中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最重要，但如能在表内对前汉之前与后汉之后的历史加以叙述，使来龙去脉有简略的介绍，贡献就更大了。

另外，沈表的叙述主要是纵的方面，对于匈奴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如《史记》《汉书》那样简单的叙述也没有，则亦为一缺点。

近代我国人之注意到匈奴西迁欧洲者，以徐继畬为较早。他曾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到厦门，从美人雅裨理处得到欧洲地图。次年，又到厦门搜访地图和关于欧洲历史的书籍，并请人翻译。嗣以五年时间成《瀛寰志略》十卷，当时很受人们重视。清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将其刊行。

书中卷五“奥地利亚国”条记载：“奥地利之匈牙利地，在国之东界，古时匈奴有别部，转徙至此，攻获那卢弥。”卷六“意大里亚列国”条云：“东汉和帝九年（公元97年），王大喇壤嗣位，时匈奴侵北部，命将击走之。王性宽惠，矜庶狱，有仁声。晚岁好土木，比顽童，论者惜其不终。继立之王好武，屡伐匈奴，胜之。顺帝十二年（公元137年），王安敦嗣立，博物好古，明于治体，修律度，振纲纪，号为中兴。时匈奴逐水草屡犯边，王亲率大兵，渡河深入，不解甲者数年，穷追至北海，犁其庭幕，伏尸百万，由是烽燧销息，数十年无鸣吠之警。”

“那卢弥”不知是否潘诺尼亚（Pannonia）的对音，“大喇壤”应为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约公元53—117年）。其谓古时匈奴别部转徙到匈牙利，应为中国人知道匈奴侵入匈牙利之最早的记录。至又谓和帝九年（公元97年）匈奴侵入欧洲，被罗马皇帝大喇壤赶走，这是错误的。又谓罗马皇帝安敦亲率大军，追击匈奴至北海，并“犁其庭幕，伏尸百万”，这也是错误的。

关于这一点，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七上《西域古地考一》“康居奄蔡”条的注解中说：“《瀛寰志略》谓东汉顺帝时匈奴犯罗马，罗马王安敦穷追到北海，犁其庭幕，伏尸百万。闻诸西人，罗马是时并无其事，不知志略何由致讹。今译罗马书，乃知必是沙隆（Chalon）之战，阿提拉国之灭。特年代不合，而追至北海之说则全无影响也。”

徐氏作《志略》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当时我国人对西欧历史的知识十分浅薄，而徐氏于厦门所见之美人，对于匈奴侵入欧洲的历史也不一定熟悉。尽管时间上有误，但在当时能知道匈奴曾侵入欧洲，应该是一种新见识。

洪钧也是我国较早注意到匈奴人迁移于欧洲与击败罗马帝国的历史的人。洪钧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出使俄、德、荷、奥诸国达三年之久，出使期间，他也找人译火者拉施特丁（Rashid al-Din）与多桑（C. D’ohsson）等人的著作，根据有关《元史》的一些材料，撰《元史译文证补》。该书卷二十七上《西域古地考一》“康居奄蔡”条云：

东汉时有郭特④ 族人（Goths）亦自东来，其王曰亥耳曼（Hermanrik），粟特族人败溃不复振。晋时匈奴西徙，其王曰阿提拉（Attila）,用兵如神，所向无敌，亥耳曼自杀，其子威尼达尔（按，亥耳曼的儿子是Hunimund）率郭特人西窜，召集流亡，别立基业（按，其子曾降于匈奴人，在匈奴人统治之下得到半独立）。阿提拉复引而西，战胜攻取，威震欧洲，罗马亦惮之。立国于今马加之地，希腊、罗马、郭特之人多为其所抚用，与西国使命往来，坛坫称盛，有诗词歌咏皆古时匈奴文字（罗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亦有通腊丁文者，惜后世无传焉——原注）。罗马史称阿提拉仁民爱物，信赏必罚，在军中与士卒同甘苦。子女玉帛，一不自私。邻国贡物，分颁其下。筵宴使臣以金器皿而自奉俭约，樽簋以木。将士被服饰金，而己则惟衣皮革。是以遐迩咸服，人乐为用。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阿提拉西侵佛郎克部（即今法国，时为罗马属地——原注），罗马大将峨都思（Aetius）率郭特、佛郎克等众御之，战于沙隆之野（在今巴黎东四百里——原注），两军死者五十万人，阿提拉败归，南侵罗马，毁数城而去。寻卒，诸子争立，国内乱，遂为罗马所灭。

他又说：

当郭特之未侵粟特也，有部落曰耶仄亦（Aorsi），居里海西高喀斯山北，亦东来族类而属于粟特。厥后郭特、匈奴相继攘逐，独耶仄亦部河山四塞，恃险久存，后称阿兰，亦曰阿兰尼，又曰阿思……今按耶仄亦即汉奄蔡……郭特之名，华书无征。《魏书·粟特传》，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传至忽倪已三世，稽其时序，似即郭特王亥耳曼自戕之事，而不合者多，难于论定。郭特西徙，因其故王之名，遂有日耳曼之称……罗马抚用其众，资其勇力。既灭匈奴，而罗马亦为郭特所灭，今德意志列邦皆郭特之后，故亦称日耳曼，泰西诸国青目赤发之人，大率为其苗裔。

洪钧的记载比徐继畬详细确实。徐书成于19世纪前期，当时我国人对欧洲历史的知识很少，且其材料的来源间接而又间接，所以他很难知道匈奴西侵的经过。洪书成于19世纪末期，他本人又曾出使欧洲各国，虽他自己不懂外文，但他除了请人代译西籍，还直接与一些外国人商谈，所以他的《元史译文证补》在元史的研究上有一定贡献，虽然也有不少错误。

洪钧除了注意到匈奴西侵的史实，还注意到《魏书·粟特传》中所说的匈奴灭粟特而有其国的记载。他说粟特的位置在里海与黑海之北，这是相当正确的。他虽然没有注意到匈奴从东方逐渐迁到粟特的过程，但粟特是匈奴从东方到西方的一个很重要的据点。他可能没有认识到这是研究匈奴西侵史中极为重要的事，但是他能把这个记载提出来，说明他对史料很熟悉。

洪钧虽然批评徐继畬对于匈奴西侵罗马的时间问题没有弄清楚，但他自己也同样地把阿提拉误为亥耳曼的同时人，以为亥耳曼的自杀是因为抵抗不住阿提拉。这是错误的。

匈奴人侵入哥特人所统治的地区是在4世纪下半叶，较大批的匈奴人侵入这个地区在公元374年，这时的东哥特王是赫尔曼利克（Hermanrik或Ermanric），即洪钧所说的“亥耳曼”。赫尔曼利克是一位有才略的君主，他的声誉在哥特人中相当于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他不仅扩充东哥特成为一个大帝国，而且使西哥特及其西边的邻国都处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可是到匈奴侵入东哥特时，赫尔曼利克已是一位老人，当他的军队败于匈奴时，他就感到自己没有力量去抵抗或击退敌人。他不愿再看到自己的军队失败，更不愿看到他手创的大帝国被摧残，所以才自杀。他的自杀应在公元374或375年，可是这时匈奴的领袖并不是阿提拉，而是乌尔丁（Uldin，一名乌单）。乌尔丁之后还有俄塔（Oktar）与其弟卢阿（Rua）⑤ 。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在公元434年派使者去看匈奴领袖时，卢阿刚死不久，统治匈奴人的是他的侄子布雷达（Bleda）与阿提拉。卢阿死于公元445年，他死后才由阿提拉独管匈奴。阿提拉之侵入欧洲是在5世纪中叶，而赫尔曼利克是4世纪下半叶的人，时间相差达五六十年之久。

洪钧记载的关于匈奴西侵的事情虽然很简略，除时间上有误外，还有一点值得商榷。洪钧说匈奴有诗词歌咏，皆古时匈奴文字，在注解中又说罗马有通匈奴文者。但《史记》和《汉书》的《匈奴传》中都说，匈奴“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范晔《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也说，匈奴“主断狱听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焉”。都明确地说匈奴没有文字。不过，匈奴威加欧洲，阿提拉时代又与许多国家办交涉，光凭口传，似亦不可能，而应采用某种形式的文字，说不定将来会发现。

又，洪钧说罗马史称阿提拉“仁民爱物”，这可能是一面之词，因为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他是一个杀人最多的人。

我国人注意到欧洲人对于匈奴的研究者还有姚从吾。他在德国留学时，曾写过一篇关于欧洲学者研究匈奴的论文，刊登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三号（1930年出版）。该文《导言》中所叙匈奴与西方的关系，与我们以上理解的差不多。他又说：

欧洲学者关于匈奴的研究，大都将问题集中在两个焦点：第一，中国古史中的“匈奴”是否即是欧洲第5世纪的“匈人”；第二，匈奴与匈人究属什么种族。研究第一个问题的学者自法人得几内（J. Deguignes）起，到现在荷兰人底哥耨提（J. J. M. de Groot）发表的《纪元前的匈人》（Die Hunen der Vorchristlichen Zeit ，1921年）止，中间虽有异议，但大体上已经确定、肯定，中国史书中的“匈奴”即是欧洲第5世纪的“匈人”（Hunni或Hunnen）。第二个问题至今仍是纷纭不定，莫衷一是，大约有下列各种说法：

（一）匈奴与匈人都是蒙古族。主张这一说的有帕拉斯（Pallas）、白哥曼（Bergmann）、施米特（J. J. Schmidt）、毕叔林（Bischurin）、诺约曼（Neumann）与英国著名的蒙古史家霍渥儿特（H. Howorth）诸人。

（二）东亚的匈奴族为土耳其族的支系，侵入欧洲的匈人则是芬族的支系。主张这一说的有瑞米萨（A. Remusat）、克拉普楼特（J. Klaproth）诸人。

（三）威震东亚的匈奴和侵入欧洲的匈人都是芬族。主张这种说法的学者，有圣马丹（Saint Martin）、赛门耨夫（Semenoff）、武一发立微斯（Uifalivis）诸人。

（四）匈奴人与匈人统统是斯拉夫族。主持者为若干俄国的学者。

实在匈奴与匈人均为游牧民族，迁徙无定，久与他族混合，纯粹的匈奴人与匈人或已不存在。他们自身既没有完备的记载保存下来，表现于我国史书中的匈奴、突厥、蒙古，犹系族名与国名混用。因此，他们的祖先究竟应属什么种族，很不容易确定。这些问题又牵涉到人种学、民俗学、考古学等，专凭间接的记载，自然难使人满意。

我认为研究匈奴问题的欧洲学者中，最重要的就是姚文中介绍的得几内、底哥耨提和夏德（Hirth）这三个人。

①  又作獯鬻、獯粥、薰粥、薰育等。——编者注

②  按，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匈奴列传》中“乐彦”作“乐产”，《史记志疑》误。

③  “狐鹿”当作“且鞮”。

④  今译哥特。——编者注

⑤  一名卢加（Ruga）或鲁吉拉斯（Rugil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