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史稿 第三章 匈奴人的古物与古迹

匈奴的历史有七百多年之久，所占领或经过的地方跨越亚洲北部与欧洲好多地方。匈奴人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去记载其活动，但是他们在平时或战时生活上的一切用具、住宅以及他们死后葬在坟墓中的好多东西，经过考古学者的发现与发掘，对于匈奴历史的研究都是最有价值的资料。下面把我所知道的一些古物、古迹略为叙述。

在欧洲，传说当匈奴进入欧洲的时候，教皇利奥一世（Leo I，390—461）曾得天使之助，驱走了匈奴人。后来又有人曾绘一幅图，下面的说明是“教皇利奥一世说服阿提拉从罗马撤兵”。意大利罗马的梵蒂冈1929年版的德文《布罗克豪斯大辞典》中的“阿提拉”条曾翻印这幅图。这近于神话的传说，虽难于置信，但也可以说明当时人的看法。

此外，在戈德金所著《匈牙利与马札儿人的历史》中，插有阿提拉的一幅半身像。阿提拉所用的细颈瓶（flask）以及浮雕上的阿提拉像是从何处翻印而来，或是随便的意绘，著者没有说明，所以也难说明其历史价值。

近数十年来，在我国西北一带发现了很多汉代木简，是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最有价值的材料，也是研究匈奴史很重要的史料。比如，1906年英国的斯坦因（Aurel Stein）在新疆的尼雅、楼兰等处发掘出来的一打以上的木牍，就是汉代的遗物。虽然从所得的木牍来看，多是附在赠送当地长官家族的礼物上面，其中一片是写给当地一位长官的夫人的，但我们相信，将来若再事发掘，还有可能找出有关当时其他事情的木简。西域的好多地方尤其是楼兰，是汉族与匈奴争夺最激烈的地方，应能发掘出更多的木简。①

木简发掘得最多而且也最为重要的，是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日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河流域的黑城附近发掘的。额济纳河是来自祁连山的雪水，从山上流下来经河西走廊而入鼎新县，至狼形山下又分为东、西两条。西河叫作海图果勒河，注入西居延海，东河叫作纳林河，注入东居延海。现在这一带的河流，因为河西走廊的农民用额济纳河水灌溉，故水量很小，而两旁地方也多成沙地。古代河西走廊曾为匈奴占领，作为牧场，不事农业，居延地区原来应当是一片沃野，也是匈奴到西域去的经常路线。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打通这条路，到达祁连山。不久，匈奴住在这里的休屠王和浑邪王降汉。公元前102年，武帝又遣路博德到居延建筑障塞，作为防备匈奴的军事据点。匈奴既时时出没于这个地方，汉人军书旁午，往来信牍，很为频繁，其中当含有匈奴方面的史料。

黑城在居延东海的南边，在纳林河之东与居延城的东南。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这里附近找出上万枚木简，现在已经整理出来的有数千枚，列在《居延汉简甲篇》中，图片有号码，另有译文。从这些木简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住在这里的士卒的生活与工作。简上有的写明军器的名称与数目，如弓弩多少以及日常必需品，如“入小畜鸡一鸡子五枚”（75号），“入狗一枚”（38号）。还有布、酒、粟的记载，如“二月廿八日从居延来为孙幼卿出米三升廿九日朝三升莫三升”（1692号）。又有关于小孩、妇女的记载，士卒之患病吃药的也有记载，如“第廿四 卒高自当以四月十日病头痛四节不举”（19A号），又如“第卅一 卒尚武四月八日病头痛寒炅饮药五齐未愈”（19B号）。关于军事政治的，如“诏夷虏候章发卒曰持楼兰王头诣敦煌留卒十人女译二人留守证”（1582号），又如“皇帝陛下车骑将军下诏书曰乌孙小昆弥乌”（1803号），又如“夷狄贪而不仁怀侠二心请编□”（1801号）。又有关于传送书牍的，如“一封诣广地一封诣槖他十二月丁卯夜半尽时卒□□使不今卒……”（1920号）。又有关于任命的，如“元凤三年十月戊子朔戊子酒泉库令安国以近次兼行太守事……”（1584A号）。又有记报兵簿事，如“元凤三年六月临木部卒报兵簿”（1119号）。也有记胡骑的，如“□□属国胡骑兵马名籍”（2112A号），又如“以食 □胡骑二人五月食”（1042号）。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关于匈奴单于与匈奴入寇的记载，如“郅支为名未知其变”（1804号），又如“塞外诸节榖呼韩单于”（1800号），又如“就屠与匈奴呼韩单于 ”（2361号）。

“郅支”就是郅支单于，“呼韩”应为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是呼韩邪单于的哥哥。“就屠”不知是否屠耆单于之误。当时五单于争立，互相征伐，互相杀害，呼韩邪降汉后，郅支西徙，屠耆单于也与呼韩邪不和。所谓“ ”者，欺也，忌也，可能因为二者互相欺侮，互相猜忌，故谓为“ ”。所谓“郅支为名未知其变”，不知是否只知这个单于的字，而不知其争立或行动的情况，想要打听，才这样写。我们若好好地将这些木简与《汉书·匈奴传》或其他列传对照，做进一步的研究，对于《汉书》所记，可以互作补充。

又如“匈奴人入塞及金关以北塞外亭 见匈奴人举蓬 和□五百人以上能举二蓬”（2409号）。这些材料对于研究匈奴历史当有很大的贡献。

关于有关匈奴的碑铭，《史记·匈奴列传》说：“骠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丁谦说：“骠骑出代与左王将战，揆其地望，当在克鲁伦河境，狼居胥山，在宁夏西北沙漠间，今尚有狼居胥山碑遗迹。”② 又如《后汉书·窦宪传》说，窦宪与耿秉大破北匈奴之后，“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班固所作的碑文也见于《窦宪传》。同传又说：“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容五斗，其傍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

关于石刻的古物，如霍去病墓前的石人马。《汉书·霍去病传》说：“元狩六年薨。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霍去病的墓在现在陕西兴平县，颜师古注云：“在茂陵旁，冢上有竖石，冢前有石人马者是也。”这匹石马以整块灰色的花岗石雕刻，自顶至地高1.4米，马并不大，身重蹄短，尾长至地。腹下有一人，以膝抵马腹，左手取弓，右手以短矛刺于马胁，头大而后仰，眼大而圆，额低耳大，其须乱而与马胸相接。近来，中国科学院在长安县沣水西岸的客省庄一处古墓中发现两块腰牌，其中一块透雕两个胡人，在两匹马的中间作赤膊跌跤状，其发也是从头顶拉向脑后。

有关匈奴的建筑，最伟大的是万里长城，我们下面还要叙述这条长城，现在要谈的是长城北边的一些障塞。比方《史记·匈奴列传》说：“呴黎湖单于立，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庐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说：“五原郡稒阳县北出石门鄣，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北得宿虏城。按，即筑城鄣列亭至庐朐也。”这都是阴山以北所建筑的城郭列亭。据考古方面的报告，在阴山南、北麓，发现二十多处古城遗址。在大青山与乌拉山之间的峪口，是由阴山以北到山南的一条路线，旁边就有一座古城。又，从呼和浩特到蜈蚣埧也有很多城堡遗址。

在呼和浩特东北三十余公里外的大青山南麓，有一个地方叫作“塔布土拉罕”，意义是“五大堆土”，有一座长方古城，分内、外两城。外城周围约三公里，在内城地面上可以找出好多花纹陶片。在呼和浩特的布秃村，也发现了汉城。③ 此外，在包头市西边约十五公里外的麻池乡，也有汉代的古城遗址，这座城也分内、外两城，内城散布许多汉代砖瓦，城的周围有许多古墓，墓中有许多古物。

阴山南、北麓的好多城堡都是汉朝建筑的，在匈奴本部，据《史记》和《汉书》记载也有城堡。《史记·匈奴列传》说，大将军卫青北击匈奴，“北至阗颜山赵信城而还”。《史记集解》引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筑城居之。”《汉书》中颜师古引孟康说：“赵信所作，因以名城。”《汉书·匈奴传》记载：“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但有人劝卫律说胡人不能守城，卫律因而中止。除赵信城在匈奴本部外，近代考古学者又发现了匈奴时代的城市遗址。苏联的考古学者索斯诺夫斯基和奥克拉德尼科夫，在色楞格河左岸与伊伏尔基河合流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古代匈奴城市。城市的面积在一公顷以上，周围有城墙，高度超过1.5米。城的外面有许多住宅，用土坯建筑。在城的内外都有陶器，有耕作的工具，还有贮藏粮食的地窖等遗物、遗址。住宅的墙内用木柱，地下还有通暖气的管道。④

苏联的考古学者还在色楞格河左岸的哈剌勒赤·黑里姆金、八剌哈思、扎尔嘎特兰、苏木等地发现了匈奴时代的城市，城的面积约有四万平方米（200×200），城墙颇高，并有四座城门。城里的房舍是用粘土做成的，盖有汉瓦。⑤

除了上面所说的色楞格河左岸的匈奴城市的住宅，1940年在西伯利亚的哈喀斯克自治区，也就是蒙古唐努乌梁海以北的阿巴坎（Abakan）镇以南的一个地方，当时苏联的建筑工人曾在一处高约两米的土丘中发现了大量瓦片。据考古学者考订，这是一处古代的建筑遗址，很可能是匈奴时代的遗址。

1941年与1945年，当时苏联的考古学者在阿巴坎发掘出一处中国式的建筑遗址。根据出土的瓦当和青铜门环等物，他们认为该遗址修筑的年代应该在汉代，并且可能是李陵降匈奴后的住宅。住宅分为两间，第一室为正方形，长宽均为十二米；第二室长十二米，而宽为六米。第一室的东边墙有门，在这里发现了铜门环一个，沿着中部各墙发现了有文字的瓦当，瓦当上的文字有“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天子千秋”四字居中，“万岁常”在左边，“乐未央”在右边。

在遗址的地下也发现了一些取暖的坑道，深入地下六十厘米，是用石片砌成的，呈筒状，第一室中坑道的安置与墙壁平行，呈方形。

除瓦当、门环外，又发现玉盘一件，色浅绿，惜已残破。另有大珊瑚珠一枚，还有铁刀一把和陶器的残片。这应是上层人物的用品。所以当时苏联学者以为可能是李陵住宅，但很难确定，可以确定的是，遗址是匈奴时代的东西。住宅若为投降匈奴的重要人物所居，其建筑的设计者与工人应该是汉人。

《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毋城郭”，这只是按照一般的情况来说，不能说完全没有城市。这些城市可能是受到中国的影响。而其建筑，至少像赵信城与卫律所要建筑的，都是受了汉城的影响。又，《史记·匈奴列传》中指出，匈奴人“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这里的“庭”与“城”分开来说，不知五月所会的“茏城”是否也有城。

《汉书·匈奴传》载，李广利投降匈奴之后，为卫律所忌，以至被杀。他死前骂曰：“我死必灭匈奴！”他死后匈奴雨雪连下数月，人畜大受损害，“单于恐，为贰师立祠室”。又，《汉书·地理志》云：“云阳，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赵巫主 祠三所。”“休屠”与“金人”为休屠王所崇拜的神，“径路”（刀名）被匈奴人视为宝刀。匈奴人之所谓“祠”或“祠室”，是一种房屋，这些房屋的建筑质量应该较好，而其中必有很多供神的物品，假使能找到这些祠室的遗址，可能也会找出些古物。

《史记·匈奴列传》说，“其（指匈奴人）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近年以来，在蒙古等处发掘出好多匈奴时期的坟墓。坟墓之中有很多古物，证明了司马迁记载的正确性。发掘古墓较早的是俄国的科兹洛夫（P. Kozlov）。1912年，在蒙古土谢图汗诺颜山下苏珠克图地方有个矿工寻找金矿，发现若干丘坟，找得一些古物。矿工死后，他的孀妇曾把一些古物卖给科兹洛夫的考察队，因此他们于1924年到这个地方发掘，找出很多东西，引起研究蒙古和匈奴历史的人们注意。科兹洛夫的报告于1925年在苏联的列宁格勒出版。叶特斯（W. P. Yetts）曾把科兹洛夫的发现写成《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外蒙考古发现》一文，刊于1926年4月的《伯林顿杂志》（The Burlington Magazine ），向达将之译为中文，登在1927年的《东方杂志》二十四卷十五号上。

1932年，在列宁格勒出版了一部英文本《北蒙古的出土文物》（Excavation in Northern Mongolia，1924—1925 ）。本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说明，第二部分是说明第四部分的图片，第三部分是出土文物清单，第四部分是八十五幅图片。

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指出，该报告是俄国地理学会1924年至1925年在科兹洛夫的领导下在蒙古发掘的结果，坟墓的数目共二百一十二个。在这部分里，除了说明发掘的方法、坟墓的形状、埋葬人物的位置等问题，还考证了坟墓中的人属于哪一种族，以及陪葬的东西的来源。据他们考证的结果，埋葬的人物属于公元前后一二世纪的时代，正是匈奴人统治这块地方的时候。其人则应为匈奴的单于或贵族，同时还有一些近臣、妻妾或奴婢作为陪葬。至于坟墓中所掘出的物件，有的是匈奴人自制的，有的来自汉族，有的来自西域。汉族的东西以丝绸为多，也有其他各种器物。在某一器上还有“上林”二字，可能来自汉代的上林。又，在图片17页中有一幅残丝，除图画外还有“新神灵广”等字。至于来自西域的东西，据著者的意见，其中有不少受了希腊艺术的影响。虽则这些东西并非来自希腊本土或者附近的属地，而系来自希腊化的大夏（Bacrtia）等地。

第二部分是解释第四部分中的图片，说明所发掘坟墓的形状、大小、颜色、作用等，读者可互相参照。

第三部分是把发掘的一些坟墓中找出的东西列举出来，比方在第一号坟（Tumulus No.1）中，在棺材西边的地板上安放着什么东西，都一件一件地列举出来，有金属物、玉类、木制类、丝织类物品等。

这本报告虽然比较简单，但也扼要地对出土的东西加以介绍，而且提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如人种问题、文化交流问题等，对于研究匈奴历史的人有很大的帮助。这本书的出版较晚于前面所说的叶特斯的文章，书中曾一再提到叶特斯的文章，以说明东西文化的交流。

此后，苏联考古学者与蒙古的学者对于这项工作继续给予注意，如1928年至1929年间，索斯诺夫斯基在蒙古伊里木谷口古墓的发掘，以及1954年在诺颜山的发掘，1956年乌兰巴托科学委员会出版的《科学院校学术研究成就》的第一期和策·道尔吉苏荣的《北匈奴坟墓》，均是关于这批古墓发掘的报告。

近年来，我国的考古学者在内蒙古自治区也发现了很多匈奴时代的坟墓，像上面所说的麻池乡古城的周围，就有很多古墓。⑥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人死后有棺椁，但没有指出匈奴人对于坟墓的重视。《汉书·匈奴传》对于这一点记载得很清楚：“汉复得匈奴降者，言乌桓尝发先单于冢，匈奴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匈奴人对于发掘他们已死单于坟墓者，要用二万骑兵去征伐，说明了单于坟墓在匈奴的重要性。单于固是如此，一般人对于祖先的坟墓无疑也是重视的。

上面已经指出，科兹洛夫所发掘的墓是诺颜山（或称诺颜乌拉）的墓，这座山在现在的乌兰巴托北部一百二十公里处，位于注入色楞河的哈拉河的旁边。墓有二百一十余个。于右任曾著有《考察外蒙古土谢图汗部诺颜山下苏珠克图地方二百十二古墓记》，其中有十座古墓，有的特别深大，深十五米，可能是为防备盗掘。苏联科学院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合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说：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现的所谓“石墓”——所以称为“石墓”，是因为他们在地面上是由侧面埋置的石板做成的四方形的墙垣围绕起来的——可以说明公元前7至前3世纪的蒙古居民的生活情况和他们与外贝加尔地区的密切关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中部有很多这样的石墓。此外在蒙古东北的肯特省，在克鲁伦河流域以及乌兰巴托以南的东戈壁和中戈壁省，直到与中国接壤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这种石墓。同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北部沿库苏古泊沿岸和色楞格河流域都曾发现这种石墓。在西部的科布多省内也可以遇见这种石墓。（中译本50—51页）

这可见得石墓的分布之广。关于科兹洛夫的发掘，此书也做了简单的介绍与评价：

这次发掘非常有成就，在每个发掘的坟墓中，都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遗物……被发现的墓室，设在地下深处，是木制结构，其中藏有巨大的杉松木棺材。最有趣味而且丰富的墓葬品都在棺材的周围。这个墓葬是匈奴贵族的。诺颜乌拉古墓地的发现，在蒙古考古学研究史上起了极大的作用。这是20世纪最大的考古学发现之一，对于更集中、更精细地研究曾住在蒙古地区的各民族古代史打下了基础。（中译本12—13页）匈奴时代的坟墓，初期受西北亚民族的影响较深，但后来却慢慢地受了汉族的影响。棺材的形状、油漆、密封，都与汉族的相似。在墓内又安置了好多汉族的用品。最近在阴山长城一带发现的古墓中，还有“单于和亲”“单于天降四夷宾服”等瓦当。⑦

古墓里所发现的死尸，头是向东卧的。《史记·匈奴列传》说：“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头向东方是有崇拜太阳的意思。《史记·匈奴列传》又说：“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正义》说：“《汉书》作数十百人，颜师古云或数十人或百人。”《史记》说的人数可能过大，但在一个墓里发现了好多束发辫，还有一束大发辫，缚以红绳，可能是妇女的发辫，也许就是“近幸臣妾”的发辫。

坟墓里发现的东西很多，有金、铜、铁、玉、珠、琥珀、漆、毛绒毡、服装、发辫等物品。金制的有装饰在棺材上的三角而狭长的薄金片，有的还涂以红漆，也有压花或夹了宝石的较厚金片与纽扣。麻池乡的古墓中发现了很多金制和银制镂空饰片，饰片上的花纹作虎、豹、骆驼等形象。铁器有铁的马勒、铁竿、箭镞以及铁制的铃舌，在其他的古墓中还发现了刀、剑、镝、铧、铁环、铁钉与一些铁片。

铜器有铜鼎、铜炉、铜杯、铜壶、三足蜡灯台、马的护面具、铜镜。又在最古的坟墓里，发现了公元前7至前3世纪的铜斧、铜刀、铜镞、铜铃与颈饰用的铜制品。1954年，在诺颜山古墓中发现的铜器有铜铃、铜壶嘴与好多残片。

在古墓中所发现的玉器有白玉人形，有佩在身上的饰物，玉上还刻着双龙对舞的透雕。

此外还有弓的骨制附件、骨制的筷子、绘有兽类图案的骨器，虽然为数不多。

漆器有漆盘、漆杯、漆碗，连棺材的外面也是用漆涂的。在各处的坟墓中又发现了许多陶器及残片，有上口向外、翻扁圆形、上粗下细、底部有方形洼坑的陶器，陶器上有纹，有的陶器内部很光滑，於靬王赠给苏武的服匿，是小口方腹而底平。

织品有刺绣的织品，也有西域伊斯兰式的饰有植物、动物和人物的产品，有一块绣有两名骑士像的毡子。

服装有匈奴的褶裤，裤子是绣戎的，还有丝袍、丝帽等。至于发辫，在一个坟墓里有十七束之多，有的粗有的细，都是匈奴的样式。

除了古墓中挖掘出的古物，考古学家近年来在我国内蒙古地区和蒙古还发现了好多匈奴时代的古物与古迹。考古学家推论，在公元前7至前5世纪，在内蒙古的长城附近已有农业，因为在那里发现了磨谷器。策·道尔吉苏荣在《北匈奴坟墓》的报告中说，在古墓散布的地区，经常发现从公元前7至前3世纪的石臼，而且在出土的古物中有黑色的农作物种子。可见，农业不仅限于匈奴的南部，在蒙古的东部与戈壁地区，1949年进行的人类学考查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好多遗物，有石斧、劈刀等，使匈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

根据考古学家的报告，在蒙古发现了青铜器，尤其是青铜刀，这些刀很像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刀，又似殷商和周朝初期中国北方的制品，在南戈壁地区又挖掘出制作完善的斧子。此外，在戈壁地区与色楞河盆地又发现了陶器，这些陶器在制造技术和形式方面，既与叶尼塞河和阿尔泰的卡拉苏克的陶器很相似，也与热河地区的石棺中发现的用以殉葬的土罐很相似。⑧

匈奴是游牧民族，他们既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说，“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在他们所用的器具中，武器与马具乃特别多，不仅在坟墓中，在其他地方也发现不少。

匈奴与汉族无论平时或战时，互市始终没有断绝过。汉族物品用交换方式而流入匈奴的，不知有多少，所以现今在当时的匈奴与汉朝的边境地区，到处都可以发现汉代的钱币与工艺品。至于匈奴用掠夺的方式而获得的汉族物品，数目也是很大的。此外，汉族历年赠送匈奴的物品更是不少。大量的食品与各种用品，从高祖以至后来的皇帝，不知送过多少。刘邦在位时，“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吕后接到冒顿侮辱她的信之后，还赠“御车二乘马二驷”。文帝给匈奴单于服绣袷、绮衣、长襦锦袍、比疏、黄金饰具带、黄金犀毗与大量绣锦赤绨和绿缯。到了后来，匈奴单于愈求愈多。狐鹿姑单于（公元前96—前85年在位）致信汉朝皇帝说：“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匈奴对于汉族所要求的物品这么多，对其役属的西域诸国所要的东西也必不少。除酒、米、食品是得到后就吃掉以外，其他好多物品，如汉朝皇帝所给的“匈奴单于玺”以至好多可以久留的物品，可能有不少还藏在其他尚未发掘的坟墓中，也可能有很多尚埋没在当时匈奴人居住或活动过的一些地区。

至于匈奴人自己制造的产品遗留到今者，除了已经发现的，还有很多需要人们去发掘与考证。比如王国维为之作跋的“匈奴相邦印”就是一个例子。《观堂集林》卷十八《匈奴相邦印跋》中说：

匈奴相邦玉印……其形制文字，均类先秦古 ，当是战国迄秦汉间之物……此印年代较古，又为匈奴所自造，而制度文字并同先秦……

匈奴没有文字，这枚玉印是否为匈奴自造，颇成问题。即使这枚玉印是在匈奴国内所制造，也需要华人去帮忙。这些问题的讨论以及上面所说关于匈奴时代的古物、古迹所说明的问题，都有赖于今后考古学者去做进一步探索。

①  参看向达翻译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1932年）第71页附木牍影图。我国学者王国维于1914年写了《流沙坠简》，也是研究这种木简较早的著作。

②  见《史记会注考证》。

③  参看《考古》，1961年第4期。

④  参看《前资本主义问题》，1934年7至8号。索斯诺夫斯基的《下伊伏尔基河的古代城市》与奥克拉德尼科夫的《布雅特蒙古考古探察团1947—1950年的工作情况》，载于物质研究所调查报告和田野勘测简报1952年第4、5期。又，1950年至1955年间，培尔列发现了匈奴、回纥、契丹的十数个城市。

⑤  参看吉谢耶夫《蒙古时代的城市》，中译文载《史学译丛》1957年第6期，及1957年乌兰巴托科学委员会出版的《和·普尔赉的匈奴三城的遗址》一书。

⑥  参看《匈奴西岔沟古墓群被掘事件的教训》，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期；及《“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载《文物》，1960年第8、9期合刊。

⑦  参看《内蒙呼和浩特塔布秃村汉城遗址调查》，载《考古》，1961年第4期。

⑧  参看《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