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史稿 第十二章 冒顿时代匈奴的扩张

在头曼的时代，匈奴已很强大。然而匈奴最强大的时期，是在冒顿即位之后，所以《史记·匈奴列传》里说：“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

东胡与月氏在头曼的时代与冒顿初年都很强盛。冒顿攻灭东胡，西击月氏，并且南下中原，收复蒙恬所占的地方。不久又北服浑庾、屈射、丁灵、鬲昆、薪犁，到了汉文帝初年又遣右贤王去袭击月氏，同时还征服了西域许多国。“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① 最后与汉王朝决战。

冒顿杀父自立是在公元前209年，也就是刘邦称汉王前三年。冒顿死于汉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在位三十五年。在这个时期，汉朝换了四位君主，这就是汉高祖、惠帝、吕后、文帝，若把秦二世胡亥也算进去，则冒顿与秦汉两朝五位君主办过交涉。在他统治时期，匈奴之强空前绝后。

“冒顿”这个名字其语源及意义如何，历来好多学者费了不少工夫去考证。德格罗特在《纪元前的匈奴》一书中，把这个名字译为“Mortur”。在巴克的《鞑靼千年史》与夏德的《阿提拉族谱考》中，均作“Baghdur”。此外，有些人像佛朗克以为应译为“Bordan”，又有人直译为“Maodun”。

白鸟库吉在《蒙古民族起源考》一文里，曾以为“冒顿”的意义为“圣”，但他又说了下面一段话：

匈奴谓建国家之王曰冒顿，冒顿现读若Mou-tun，《〈史记·匈奴列传〉索隐》载冒音墨，又作如字，《汉书》注云：“宋祁曰：‘冒音墨，顿音毒，无别训。’”故冒顿之古音似若Mok-duk或Bok-du（Mok-dok，Bok-dok），若根据现音之Mantun而求其语源，则可与满洲语威势权力之义之Muden，及荣盛之义之Mukden互为比较，但如有正确之古音，则可据而探求之，此至当之办法也。因此，余视Bokdok为冒顿（古音墨毒）之古音，以为蒙古语译义曰Bogda（Bogdo）之译，Kowalewski氏《蒙古字典》释Bogda为Saint，Divin，Vénérable，Révérend，Seigneur，Miatre，title de grands personages。故解为帝王之称号，至为适当。成吉思汗之尊号又称Sotto bagdo čingiz，故冒顿单于正同Bagdo čingiz一语。夏德于其所著《阿提拉族谱考》（Die Ahnentafel Attilas nach Johannes von Thurocz ）中大部分之工作，均费于解释冒顿之二字，而谓系蒙古语释义，曰猛勇之Boghatur之音译。

冒顿是一个勇敢的人，所以“冒顿”象征“猛勇”的意义，是很可能的。然而我们也曾指出，在匈奴的许多单于之中，只有“头曼”“冒顿”“屠耆”三个名字能释其意义，其他单于的名字意义如何则不大清楚。究竟是因为其他单于的名字也有意义，而我们无法解释，抑或所有单于的名字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而上面举出的三位除“屠耆”的意义是“贤”之外，“头曼”“冒顿”不过凑巧与后来的他种语言相近而有释义，这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冒顿杀父之后，据《史记·匈奴列传》说，“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又，《史记·刘敬列传》说：“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假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说“尽诛其后母”是真的，那么冒顿就不会再妻其群母，所以《史记·匈奴列传》那段话应当一连读下去，就是“（冒顿）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之不听从者”。并不是像有的人那样所释，是“尽诛其后母与弟”。换句话说，凡是“后母与弟及大臣”中听从者，并没有诛，而后母之听从者为冒顿所妻，《史记·刘敬列传》所说“妻群母”，也没有错。

冒顿既立，东边的东胡与西边的月氏仍然强盛。南边自陈胜起兵至刘邦灭了项羽，七年之间，无人注意北边的匈奴。就是刘邦统一天下之后，在一个长时期中，汉对于匈奴的入侵也无力抵抗。至于匈奴的北边，则有浑庾、屈射、丁灵、鬲昆、薪犁诸国存在。

冒顿因战国诸侯的内战而南下时，他的王庭大概是在阴山一带。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禽兽很多，冒顿依阻其中作为苑囿，并且是用这里的材料以为弓矢。这个地方靠近汉的边境，所以冒顿很容易南下为寇。

西汉人对于冒顿的力量曾做过估计。贾谊在《新书·匈奴》里说：“窃料匈奴控弦大率六万骑，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户口三十万耳，未及汉千石大县也。”贾谊这种估计实在太低。李牧击败匈奴时破杀已十余万骑，北逃者尚不在内。冒顿的兵力比之李牧时的匈奴为大，所以不会只有六万骑。《史记·刘敬列传》说冒顿“控弦三十万”，《匈奴列传》有一个地方说“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而另一个地方说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假使以三十余万来计算，那么比之贾谊所说要多六倍。骑兵三十余万，若以“五口而出介卒一人”计算，则匈奴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之间。

不过贾谊以“五口而出介卒一人”的估计也未必可靠，可能五口之中不止一人去当兵。匈奴人从小到大没有不习骑射的，“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则一家五口假如有两个男子以上的，可能一家不止出一介卒，所谓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这里所说的“人”，恐怕除很老与很小的男人之外，其余都要参战。《汉书·陈汤传》指出，郅支单于西逃到康居筑城以守，当汉兵攻城时，郅支的阏氏及夫人数十人也上城楼引弓助战，说明匈奴的女子也有参战的。匈奴妇女也善于骑术，守城妇女也能引弓助战，在战争激烈的时候，匈奴骑兵之中也可能有妇女参加。匈奴北边的丁令本是一个小国，据《魏略》所载尚有胜兵六万。乌孙远不如匈奴强大，据《汉书·西域传》载尚有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以“百蛮大国”见称的匈奴只有六万人，是不可信的。

又，《汉书》载乌孙有口六十三万，《汉书》所谓“口”，应该指的是总人口。在六十三万人口中，拥有十八万八千八百兵，这等于说大约三个半人中有一个人当兵。又，《汉书·西域传》说大月氏人口四十万，胜兵十万人，这是说每四口之中有介卒一人。虽然有些国家如康居人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这是如贾谊所说的五与一之比；有的像于阗国，人口万九千三百而胜兵只二千四百，则是八与一之比。但是匈奴不仅是一个行国，而且从儿童至成人都引弓习骑，那么在其人口中兵士的数目较大，也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假使照乌孙与康居的人口与介卒的比例来计算，就是三个半至四个人中有一个人当兵，以匈奴三十五万骑来计算，那么匈奴人口至少也有一百二十余万以至一百四十万。假使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说冒顿有精兵四十万的话，那么以四口之中有一兵士来计算，匈奴人口就有一百六十万。我们以为像匈奴这个“百蛮大国”，有三十余万至四十万士卒似乎没有问题。所以照我们的估计，在冒顿在位的前半期，匈奴人口大致上可以说是在一百五十万左右，到了后来，因为自然的繁殖与战争俘获他国的人民，又增加不少。当时匈奴若没有三四十万的骑兵，冒顿不会轻易去对抗汉高祖的三十余万士卒。而且《史记·匈奴列传》说：“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那么所谓“精兵”是别于一般普通的士卒，可能整个匈奴的兵士还不止这个数目，兵士已有这么多，那么一百五十万的人口不会太多。而况冒顿之围刘邦是在他击败东胡、月氏及匈奴北边诸国之后，这些被破灭或被征服诸国的人民又多为匈奴所俘获，故其人口总数可能在一百五十万以上。

冒顿即位之后，他的政策可以说是先安内而后攘外。他杀了父亲，又杀后母、诸弟及大臣之不服从者，使自己的地位巩固起来。他在头曼死之前，已作鸣镝，习骑射，其目的有二：一为树立纪律，一为整军经武。

冒顿初立，地位不稳，所以他除了对于混乱的中原时而入寇，对于东胡与月氏并没有采取进攻的政策。相反，他对于东胡却一再让步。但《史记短长说》卷下述叔孙生的话说：“冒顿饵人者也，非为人饵者也，不观其初得志而以其所爱阏氏予东胡，而兵随其后，彼岂其遽耄昏哉。”这与《史记》《汉书》所载不同。假使冒顿觉得他的兵力已够征服东胡，他似乎不需要把阏氏给东胡，而兵随其后，冒顿虽是勇敢的人物，但也是很谨慎的。他后来包围汉高祖，还主动解围，所以若非东胡迫他太甚，他在初立的时候，似乎不至于用以阏氏予东胡而兵随其后之策。《史记短长说》述叔孙生之言恐不可靠。

东胡在战国时曾为燕国秦开所败，却地千余里，其士卒之损失恐怕也很多，力量大为削弱。东胡王既没有估计到冒顿势力的增强，又没有防备，所以冒顿一击就被攻灭。经过冒顿这一次打击之后，东胡一蹶不振。《史记》中没有“东胡列传”，《汉书》也没有“东胡传”，《后汉书·乌桓传》说：“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同书《鲜卑传》又说：“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

假使这个记载没有错误，那么东胡经过冒顿攻破之后，其种族的一部分虽保留于乌桓山及鲜卑山，成为后来的乌桓与鲜卑，但其国却为冒顿所灭。冒顿破灭东胡，虏其人民、畜产的数目也必很多，使匈奴的人口、物资大大地增加起来。

冒顿后来又征服了在匈奴北边的诸国。《史记·匈奴列传》说，冒顿“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这个“北夷”似乎指东胡、月氏以及匈奴以北的各国。《史记·匈奴列传》又说：“后北服浑庾、屈射、丁灵、鬲昆、薪犁之国。”关于这几个国家的名字与方位，历史学者意见颇不一致。“丁灵”亦作“丁令”“丁零”；“鬲昆”亦作“隔昆”“坚昆”；“浑庾”《汉书》作“浑窳”，贾谊《新书》作“灌窳”；“薪犁”《汉书》作“龙新犁”，王念孙指出《史记》与荀悦《汉纪》均无“龙”字，沈钦韩指出《魏略》也没有“龙”字，所以他们以为“龙”字是衍字。② “屈射”没有别名，后来匈奴浑邪王（或昆邪王）居右地，或系被匈奴破灭，遣人去治理其地，因而得名，犹如丁令为匈奴所征服而遣卫律为丁令王。

关于这几个国家的位置，也很有问题，《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述鱼豢《魏略·西戎传》说：

呼得国在葱岭北，乌孙西北，康居东北，胜兵万余人，随畜牧，出好马，有貂。坚昆国在康居西北，胜兵三万人，随畜牧，亦多貂，有好马。丁令国在康居北，胜兵六万人，随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国，坚昆中央，俱去匈奴单于庭安习水七千里，南去车师六国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乌孙西，似其种别也。又匈奴北有浑窳国，有屈射国，有丁令国，有隔昆国，有新黎国，明北海之南自复有丁令，非此乌孙之西丁令也。乌孙长老言北丁令有马胫国，其人音声似雁骛，从膝以上身头，人也，膝以下生毛，马胫马蹄，不骑马而走疾马，其为人勇健敢战也。

照《史记·匈奴列传》所说，浑庾（浑窳）、屈射、丁灵（丁令）、鬲昆（坚昆）、薪犁五国都应该在匈奴之北。“丁令”应该是在贝加尔湖（即北海）左近，就是苏武牧羊于北海而被丁令盗其羊的地方，也就是卫律为丁令王的那个“丁令”。《三国志·魏书》则以为除了这个丁令，在西边还有一个丁令，这个丁令就不清楚了。“坚昆”在丁令之西，这也没有问题。“薪犁”无从考证。“屈射”若为后来昆邪王所居地，那么定偏于匈奴之西，而不能谓为北边。

至于“浑窳”（灌窳），《魏略》谓匈奴北有“浑窳国”。贾谊《新书·匈奴》说：“将必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制之，令千家而为一国，列处之塞外自陇西延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窳之变。”贾谊献议于文帝时，月氏还在甘肃的河西，灌窳与月氏相提并论，可能灌窳与月氏接近。假使这种看法不错，灌窳也偏在匈奴之西，而非在匈奴之北。③

这五国中，丁令有六万胜兵，若用贾谊的五口出一介卒的算法，丁令应有人口三十万。坚昆胜兵三万，应有人口十五万。其他三国的胜兵多少没有记载，但若以坚昆的数字来计算，三国应共有人口四十余万。五国合计约为九十万人口，约当匈奴人口之一半了。

冒顿虽然征服了这些国家，但不见得完全消灭了他们。丁令、坚昆后来在匈奴衰弱的时候还攻击匈奴，可是在冒顿在位的时候，这些国家都服从匈奴，是没有问题的。

头曼曾经攻击月氏，但结果如何无从知道。冒顿破灭东胡之后回来不久，就发兵去侵略月氏。冒顿曾为质于月氏，对于月氏的虚实情况想必有所了解，他估计自己的力量能胜月氏，所以才决定用兵。《史记·匈奴列传》说，冒顿“西击走月氏”，这说明月氏是被冒顿打败了。但所谓“击走月氏”，也并不是说月氏经过冒顿的攻击之后就离开故地而跑到伊犁河谷与准噶尔盆地，那是后来的事。所谓冒顿“击走月氏”，可能只是月氏在与匈奴接壤的地方退却了。

冒顿攻破东胡与攻击月氏都是在刘邦统一天下之前，亦即公元前203年以前。大概二十至三十年后，冒顿又遣右贤王去攻击月氏。《史记·匈奴列传》述冒顿给汉文帝书云：“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匈奴这一次攻击月氏也并没有消灭月氏，月氏仍然居于敦煌、祁连间。月氏之被攻破而向西北迁徙，是在冒顿之子稽粥单于时。不过这一次月氏被匈奴击败的损失，比冒顿攻破东胡后被攻伐的那一次要大得多。

乌孙在冒顿时，也在敦煌、祁连间与月氏为邻。“楼兰”即后来的鄯善，在月氏之西。“呼揭”应在匈奴之西，丁令之西北，坚昆之东南，月氏、乌孙之西北。匈奴除了征服这类国家，还征服了其旁二十六国，这等于说西域大部分的国家都役属于匈奴了。《汉书·西域传上》说，西域“本三十六国”。若把月氏、乌孙、楼兰、呼揭加上其旁二十六国，已经有三十国。《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说“西域诸国本属匈奴也”，就是这个意思。所谓“西域三十六国”大部分在葱岭以东，有几国在葱岭以西，我们推想，匈奴所征服的西域诸国主要是在葱岭以东，但是坚昆、呼揭已与康居、大宛接近，康居、大宛是否也为冒顿所征服，那就不得而知。然而冒顿的声威必远及葱岭以西，是没有问题的。

匈奴与汉王朝决战之前，所统治的地域大体上东至兴安岭，西达北海，南近燕、代而至肤施，有些已越过长城。虽则蒙古高原有一大块沙漠或大戈壁，但就整个面积来看，比秦和西汉王朝初年的版图要大，司马迁说“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这是一点儿都不错的。正因为这样，冒顿在匈奴族内的统治权更加巩固。所以《史记·匈奴列传》说：“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单于为贤。”

刘邦统一天下之后，开始注意到冒顿的威胁。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韩王信被遣到代，以防备匈奴。匈奴大攻马邑，韩王信抵抗不住，投降匈奴。匈奴得韩王信后，遣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汉高祖觉得事态严重，亲自带领了三十多万兵去攻击匈奴，希望能给匈奴一个大的打击，结果适得其反。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冬率师亲征匈奴。当两军接触的时候，冒顿佯败，汉高祖以为冒顿真的败走，挥师直追。冒顿把精兵藏匿起来，将羸弱的士卒和牲畜暴露在外。汉高祖遣人去打听匈奴的虚实，他们所看见的就是这些羸弱的士卒与牲畜，于是回来报告汉高祖，以为匈奴可击。汉高祖听了之后还不放心，又遣刘敬去探视，刘敬回来告诉汉高祖说：“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④ 可是这个时候，汉兵已逾句注，二十多万兵已经出发，汉高祖不但不听刘敬的话，还把刘敬训斥一顿：“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并命令把刘敬械系起来送往广武，下令军队继续前进。

匈奴多骑兵，而汉大部分为步兵，行走缓慢，汉高祖自己带领了一小部分士卒先行。他走到平城东南十余里的一个地方，叫作白登，但是大部分的步兵还在后面，冒顿乃以三四十万精兵包围汉高祖于白登。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围汉高祖的骑兵分四种，“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 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汉高祖被围七日之久，与外面消息断绝，粮食将尽。汉高祖乃用陈平计，派人去见冒顿的阏氏，馈赠厚礼，于是阏氏乃对冒顿说：“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⑤

游牧民族是不惯居农耕地区的，此外冒顿必是一位酷信鬼神的人，加以冒顿在围汉高祖之前曾与韩王信的将领王黄与赵利相约，到斯会合，围攻汉兵。围了七天，王、赵的军队没有如约到达，冒顿怀疑可能王、赵二将与汉有夹击匈奴之谋。冒顿于是采纳阏氏的话，解围一角，使汉兵从这一角突围。突围后不久，汉步兵赶到，冒顿也就引兵而去。汉高祖在平城被围，觉察到冒顿兵力雄厚，很难击败，于是也引兵去。

汉高祖平城白登之困，汉王朝认为是一件很大的耻辱，直到后来汉武帝打败匈奴后的诏书中还说“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而且《史记》《汉书》说，高祖的脱险是由于厚赂冒顿单于阏氏。但这是一个谜，引起了后人的猜测。《资治通鉴·汉纪三》引应劭注云：“陈平使画工图美女，间遣人遗阏氏曰：‘汉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献之。’阏氏畏其夺己宠，言于冒顿，令解围。余谓秘计者，以其失中国之体，故秘而不传。”应劭所说的话是不是事实，无从考证，但汉高祖脱围的确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汉哀帝时，扬雄在其书里说：“会汉初兴，以高帝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⑥ 颜师古注云：“莫得而言，谓自免之计，其事丑恶，故不传。”这是一件不可告人的事，是无疑的。假使冒顿把汉高祖杀死，然后挥师南下，则汉王朝就有可能灭亡，历史的发展将出现另一面貌。所以汉高祖平城脱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汉高祖回到广武后，下令释放刘敬，并对刘敬说：“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⑦ 又封刘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建信侯。汉高祖罢兵回京，匈奴又不断侵犯边境，汉高祖深感这是他最头痛的边患。他没有办法，于是又问计于刘敬，同传载刘敬说：“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汉高祖怪而问之：“诚可，何为不能！顾为奈何？”刘敬答曰：“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原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这是汉朝著名的和亲加送礼政策，刘敬是这个政策的倡议者，汉高祖很赞成这个办法。

可是，大臣之中也有人反对和亲政策。《史记短长说》卷下载叔孙生下面一段话说：“大汉方一宇宙，超三五，乃无故而饰爱女以为匈奴御，得无贻笑后世哉！夫匈奴豺狼也，其父之不卹而手摘之以死，何有于妇父，冒顿之有子也，而见其大父之死于冒顿也，则曰吾父且不武，何以独忍吾大父而弗忍外大父也？不然，而以十万骑入塞牧，曰：‘均而孙也，吾何以无汉分地，请得九州之偏若幽冀者寓牧焉。’奚辞捍之。”汉高祖以为匈奴贪而好色，故以饵之，叔孙生又以为冒顿是饵人的，而不是为人饵的。《史记短长说》所载这一场争辩不见于正史。汉高祖没有听叔孙生的话，但是吕后知道之后，日夜啼哭，她说自己只有一位太子和一位公主，为什么要把她唯一的女儿嫁到匈奴。大臣们的话汉高祖可以不听，但是吕后的话他不得不听。于是另择宗室之女来代替，并派刘敬赴匈奴去结和亲之约。“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于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⑧

究竟这位阏氏有没有生男孩，不得而知，但是应该指出，不仅冒顿自己，就是冒顿以后的单于之妻，以汉女为阏氏的都不见得将所生之子为太子，所以刘敬的想法不见得是对的。但是他倡议的和亲与送礼政策，成为西汉王朝对付匈奴的主要政策，高帝如此，吕后、文帝都遵守这个政策。到了武帝，虽然汉兵深入漠北，大破匈奴，但武帝即位之初仍采用这个政策。“今帝（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⑨ 后来因为武帝伏兵马邑，被匈奴发觉，遂拒绝和亲。但到了匈奴屡遭失败而逃到漠北，重新提议和亲时，武帝并不反对。

刘敬除了倡议和亲送礼的政策，又主张徙民实边的政策。徙民实边的政策是刘敬从匈奴结和亲约回来后向汉高祖提出的。《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载：

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

刘敬徙民实边的主张，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所曾采用过的办法。《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又，《匈奴列传》说：“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不过在秦始皇的时候，这两件事是分开来办，而刘敬是把两件事合起来做，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汉高祖很赞同。

西汉初年，汉王朝的重要人物和将领投降匈奴的很多，这与匈奴经常入寇有密切关系。所以《史记·匈奴列传》说：“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伐地。”又如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反，攻下伐地，汉高祖自己将兵去攻击，虏了臧荼之后，臧荼的儿子臧衍出亡匈奴。后来卢绾投降匈奴，即与臧荼有关。将领之降匈奴的，有韩王信、陈豨等。《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叙韩王信投降匈奴始末如下：

明年春，上以韩信材武，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乃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信乃徙治马邑。秋，匈奴冒顿大围信，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间使，有二心，使人责让信。信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击太原。

韩王信既降匈奴，还经常将匈奴兵入寇汉边，汉高祖派人去劝他回汉，他不愿意，最后为汉高祖击败斩首。《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说：

韩信为匈奴将兵往来击边。汉十年（公元前197年）信令王黄等说误陈豨。十一年春，故韩王信复与胡骑入居参合，距汉。汉使柴将军击之，遗信书曰：“陛下宽仁，诸侯虽有畔亡，而复归，辄复故位号，不诛也，大王所知。今王以败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归！”

韩王信拒绝了柴将军的劝告，乃与汉军战，战败被杀。韩王信死了，陈豨与卢绾又与匈奴谋而反汉，陈豨与卢绾在《史记》里均有传。卢绾之反与陈豨有关，而陈豨之反又与韩王信及其将王黄等有关。《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说：“陈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从。及高祖七年冬，韩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还，乃封豨为列侯。”卢绾是丰人，与汉高祖同里，两家父辈很为友爱。卢绾与高祖同日生，从小长大，形影不离，汉高祖起兵时随从有功。汉高祖五年，立卢绾为燕王，非刘氏而王是少见的事情。卢绾与陈豨反汉，《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说得比较清楚：

汉十一年秋，陈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郸击豨兵，燕王绾亦击其东北。当是时，陈豨使王黄求救匈奴。燕王绾亦使其臣张胜于匈奴，言豨等军破。张胜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见张胜曰：“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今公为燕欲急灭豨等，豨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豨而与胡和？事宽，得长王燕；即有汉急，可以安国。”张胜以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击燕，燕王绾疑张胜与胡反，上书请族张胜。胜还，具道所以为者。燕王寤，乃诈论它人，脱胜家属，使得为匈奴间，而阴使范齐之陈豨所，欲令久亡，连兵勿决。汉十二年，东击黥布，豨常将兵居代，汉使樊哙击斩豨。其裨将降，言燕王绾使范齐通计谋于豨所。高祖使使召卢绾，绾称病。上又使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因验问左右。绾愈恐，闭匿，谓其幸臣曰：“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称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语颇泄，辟阳侯闻之，归具报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张胜亡在匈奴，为燕使。于是上曰：“卢绾果反矣！”使樊哙击燕。燕王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侯伺，幸上病愈，自入谢。四月，高祖崩，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绾为蛮夷所侵夺，常思复归。居岁余，死胡中。

卢绾之反，与陈豨有关系；至于陈豨之反，不仅与韩王信及其部将王黄有关，与淮阴侯韩信也有关系。《史记·淮阴侯列传》说：

陈豨拜为钜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

这里虽没有指出淮阴侯韩信与匈奴谋反汉，但他鼓动陈豨反，陈豨反而求救于匈奴，这与淮阴侯韩信也未尝没有间接的关系。《史记》指出，因为有人告发韩信与陈豨谋，故吕后乃诱韩信杀之。淮阴侯韩信与韩王信死后，陈豨于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冬也被樊哙斩杀。

冒顿在白登围汉高祖，自动解围让汉高祖脱险，但他又利用汉降将来侵扰汉边，如果说汉族统治者有所谓“以夷制夷”的话，则匈奴采取的是“以汉制汉”。

汉高祖死，吕后当权，冒顿除了继续南下侵扰，还给吕后写了一封极其狂妄无礼的信，《史记·匈奴列传》仅说“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没有说这封信的内容，班固写《汉书》时始披露此信。据《汉书·匈奴传上》载：“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这是对吕后至为侮辱的言辞。《通鉴》指出“辞极亵嫚”，吕后阅毕大怒，欲发兵去攻击冒顿，樊哙支持吕后攻击匈奴，说“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吕后征求季布的意见，季布对吕后说：“哙可斩也！前陈豨反于代，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时匈奴围高帝于平城，哙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吕后觉得季布所说的话有理，放弃了攻击匈奴的意图，回冒顿信曰：“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⑩ 这可以说是很忍气吞声了。冒顿得信之后遣使到汉谢罪曰“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同时送马给吕后，并修和亲之约。

高祖平城脱围，是用计去使阏氏劝冒顿解围而脱，汉人觉得是一件不可告人的失体面的事。吕后与冒顿这一段交涉，司马迁又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轻轻描写过去。大概在那个时候，去吕后的时间还很近，不愿把这种受侮辱的事笔之于书。后来武帝的诏书中除了说“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还有“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司马光《资治通鉴》载冒顿致书于吕后，是在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冒顿虽然在表面上遣使请赦，另一面仍不断南侵。吕后六年（公元前182年），匈奴入侵狄道，攻阿阳。过了一年，匈奴再次入侵上述地方，并且掠走两千余人。

吕后死，文帝即位，汉与匈奴复修和亲，但匈奴仍不断南下侵掠。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入侵，占居河南地，“驱侵上郡保塞蛮夷”，杀掠人民。《汉书·匈奴传上》述文帝下诏曰：

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无侵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地，非常故。往来入塞，捕杀吏卒，驱侵上郡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骜无道，非约也。

于是文帝乃遣边吏车骑八万到上郡高奴，遣丞相灌婴带领军队去攻击右贤王。右贤王见汉兵来攻，逃到塞外。文帝自己也从甘泉经高奴到太原，但是这个时候，济北王反，文帝乃回到长安，罢丞相击匈奴的军队，平济北王之乱。

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冒顿为了右贤王入侵事曾遗书于文帝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 。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支等计，与汉吏相恨，绝二主之约，离昆弟之亲。”⑪

冒顿自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其自命之尊，气魄之大，已可概见。而且，他在这里并不承认入侵的原因是起自右贤王。反之，他以为祸端是由于汉边吏侵侮右贤王，不过他承认右贤王听了后义卢侯难支等的话，没有请示他即侵汉。为了这个缘故，他惩罚了右贤王，惩罚的方式是遣右贤王出征西域。此外，他在这封信里又继续说，他派右贤王攻略西域后：

北州以定。愿寝兵休士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得安其处，世世平乐。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系虖浅奉书请，献橐佗一，骑马二，驾二驷，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使者至，即遣之。⑫

冒顿既矜右贤王之功，又宣扬匈奴之强大，又表示愿意与汉言好复故约，这可以说是又软又硬的政策。文帝得书后，召集公卿们会议，讨论和亲好还是攻击好。公卿们皆说：“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也。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和亲甚便。”文帝见公卿们都主张和亲，只好照办。文帝前六年（公元前174年）写信给冒顿曰：

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系虖浅遗朕书，云“愿寝兵休〔士〕，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世世平乐”，朕甚嘉之。此古圣王之志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使者言单于自将并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长襦、锦袍各一，比疏一，黄金饬具带一，黄金犀毗一，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⑬

文帝在信中虽然仍以为“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但也仍为右贤王缓颊，说“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诛”。同时还认为单于征伐各国有功，因而赐给礼物。这是文帝为了边塞安宁而做的妥协。

文帝六年，即公元前174年，冒顿死。

①  《史记·匈奴列传》。

②  参看王先谦《汉书补注·匈奴传六十四上》。

③  参看沙畹译《魏略·西戎传》（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Wei Lio ，载《通报》，1905年）中关于“浑窳”的注解。

④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⑤  《史记·匈奴列传》。

⑥  《汉书·匈奴传下》。

⑦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⑧  《史记·匈奴列传》。

⑨  《史记·匈奴列传》。

⑩  以上均见《汉书·匈奴传上》。

⑪  《汉书·匈奴传上》。

⑫  《汉书·匈奴传上》。

⑬  《汉书·匈奴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