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仲联讲论清诗 之一

我的看法，思想性靠艺术性表达。首要弄清诗各作者自我面貌及个性。同一时代、同一活动，诗人个性不同，故应重视个性、独特面貌。清初的明遗民，笼统言之，各种人物都有，所作差不多。但遗民诗不是流派，其中个性不同，艺术风格亦不同。诗与个性是交流的，要重视其个性的独特性。例如顾炎武，本身是学者，特点是靠实学，战斗性强，务实，故其诗可见其个性，通过其诗艺术风格体现出来。顾炎武同一般诗人不同处，表现在他的个性——务实，但其诗缺乏形象性。诗要由形象来表达，而他务实。用典多，湮没诗的形象。他也并非无形象之作，有一些，但极少，不到十篇。同时的屈大均显然不同。屈浪漫思想较多，但不等于不务实。参加抗清斗争，顾炎武作实地考察。郑成功进长江，顾作《江上》一诗，反对进攻长江，认为冒险。屈翁山参加了郑成功的行动，此事可参考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谱》，有详细考订。他提倡进攻长江，这种进攻有些冒险。翁山后出家做和尚，其一生都致力抗清事业，吴三桂反清，他也去参加，因看到吴三桂野心而退。屈翁山一生活动充满浪漫、幻想，参加并没十分把握的活动，但也不是不务实。

顾炎武天文、地理、音韵皆精。顾对民间风俗不够了解。顾所处明末之时代，与外来传教士接触少。屈翁山南北遍走，很熟悉南方之地理，训诂、考订亦懂，并非不务实。尤其他对风俗、民俗很了解，有《广东新语》，可见其知识面广博。这是活的知识，亦有务实根基。他充满幻想，抱有恢复的希望，个性浪漫，故屈诗形象性强。但顾亭林、屈翁山二人并非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之别。清末的“诗界革命”，是适应戊戌变法产生的，很多诗人个性完全不一样。其中黄遵宪与顾炎武相近，都讲究务实。表现在从事政治运动上，不讲空话。而康、梁讲空话，没有经验。黄在湖南推行新政，脚踏实地推行新法，务实。这种务实精神体现在他的诗中，诗与个性亦同。黄公度的诗，反映了近代帝国主义侵略，对外部世界都有反映，切切实实，都很具体，纪实性强。黄公度诗同于顾亭林处，亦在用典，恰到好处。务实是黄的个性。康有为的诗浪漫性强、讲空话，特点是浪漫，充满感情来表达思想，激动人心之处较多，这一点超过黄公度。幻想到《大同书》，可见康之幻想，凭想象说之，康之浪漫精神为康之个性，与黄不同。丘逢甲也实际，在台抗日，晚年亦致力复台，其诗抒情性强，不同于黄、康。其英气勃勃，复台充满信心。黄诗缺乏英气，缺乏煽动性。

通过个性不同比较，内部外部之间，看出名堂，比出个性。研究清诗要把握住个性。排列名单，并列式研究，显得陈旧。陈祥耀《清诗选》不够好，罗列遗民诗，看不出个性。

还要看相互影响、关系、流派、风格，地域间如何互相影响推进，形成多种多样的变化；还有不同体裁之间的影响，如小说、戏曲对诗的影响。反之亦然。

戏曲对诗之影响，突出的始于明代。相互关系如汤显祖之《牡丹亭》，唱曲韵律优美，语言亦是诗歌语言，这就是诗的影响。王夫之对汤诗很恭维，否定戏曲影响诗歌。到清，首先影响了吴梅村。“梅村体”即受戏曲影响。《长恨歌》亦然。吴写了大量的实事之作，上至宫廷，下至妓女，正是戏曲的主题。吴用戏曲风格作诗。后来，蒋士铨用诗写戏曲，主题是忠孝节义。姚梅伯有意识从事戏曲研究写作，其乐府诗大有戏曲味道，将戏曲内容写到诗里，如《双鸩篇》。戏曲之词语，被诗人用到诗里，首先王渔洋最显著，如“雨丝风片”用入诗里，而注渔洋诗者未注出此句出自《牡丹亭》。明七子作的诗，戏曲、小说语言是不用之入诗的。此问题可作专题去讨论。

袁枚的性灵与宋湘的性灵不一样。袁枚油腔滑调，宋湘格调高雅。各地方诗歌情况，以后可作为专题来谈。

横向的相互影响——相反相成，主要指地区之间、省区之间。清代诗要充分研究相互影响，找出脉络，方可说明问题。

钱牧斋与王渔洋。钱为渔洋《渔洋精华录》作序，并赠诗。王的地位名望均为钱推引起来，有“代兴”之语。钱作《古诗赠王贻上》，时王年方二十八，钱已届八十。《吾炙集》，渔洋诗为何没有？但二人诗风不同，王崇严羽，钱厌严羽。钱论诗主张反映历史与沧桑变革。这些东西，激动诗人的心，从这样的现实生活激发得来的诗，才是一等的诗。王渔洋讲“妙悟”“神韵”。二人相反。康熙三年（1664）钱牧斋故去，他能看到的是渔洋此前之诗，有些现实意义，故推崇之；也有点反清情绪，见《渔洋精华录》最早几首诗及《蚕租行》等。还有《秋柳》四首，怀念故国。郑鸿《渔洋山人秋柳诗笺》，得之渔洋后裔。抗战前刊出，载《学术世界》。钱够得上“南雁”，“西乌”指顾亭林为一说，谓顾炎武到山西反清事。此说法错误，时间不对。诗后两句谓指钱谦益之说也不对。“枚叔”指梁王手下的官，而钱为中央之官，即福王也已是皇帝身份。“枚叔”应指侯朝宗，用河南地方典故，有所讥刺。黄宗羲亦提到此事，认为应体谅人心，是否真心实意。《寄一灵道人》，王渔洋给屈翁山写的诗，与屈有往来。《秦淮杂诗》亦能看出王渔洋未死心仕清。黄、顾也不反对满人皇帝做得好。可见钱推引王渔洋是有共同之处的。王亦借重钱的名望。

钱虽反“神韵”，但其七言绝句，亦富神韵，与渔洋有共同之点。钱江南人，王山东人。钱影响王，有相同的部分，有不同的部分。后赵执信反对王渔洋，其《氓入城》《两使君》《道旁碑》等诗，与渔洋诗不同。他之所以反对王，意在抬出虞山冯班反对王渔洋。渔洋本为虞山赏推而抬起来的，冯班为钱的学生，赵又师冯。

钱牧斋北向对山东人的影响如此，向南影响到广东。其影响在政治上、诗歌上均有，对屈翁山推崇。钱仕清仅五个月，后始终从事抗清工作，与桂王、郑成功均有关系。金鹤翀《钱牧斋先生年谱》、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均有记载。屈大均在郑成功进攻长江一役中，搞过暗中联系活动，事详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谱》。屈曾客山阴祁班荪家中，暗中活动，见过钱谦益，可见魏耕《雪窦山人诗》。钱《牧斋有学集》中《罗浮种上人集序》（屈僧名“今种”），高度评价屈诗之“忠君爱国”。钱影响到广东，可见木陈上人《新蒲录》。牧斋诗在广东有刻本。

钱谦益对浙江方面的影响，在诗歌理论方面较多。其诗论反严羽，主张现实战斗，影响了浙江黄宗羲。黄论诗主张来自钱。《中国历代文论选》中以黄代钱，因列钱不便。黄之父黄尊素，为东林党著名人物，钱也被许为东林党中“浪子燕青”，二人交善。黄尊素死后，钱为其作墓志铭。梨洲小钱一辈，顾骂钱，黄不骂钱，且与钱共同进行反清工作，策反金华马进宝工作，二人相交甚好。是钱影响黄，而非黄影响钱，所以说钱的诗论横向影响了浙江。钱、黄在诗学取径上提倡宋诗，影响了浙派。浙派倡宋诗来自黄，而黄来自钱。对钱谦益的评价是个问题。

清中期广东人黎简，受浙派影响，反过来他又影响浙派。有两方面：一方面影响浙西秀水派，但毕竟不同；另一方面影响浙东大诗人姚燮。姚很推崇黎简，黎简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姚燮于戏曲、小说、画皆通，有共同点。戏曲、小说、画有相通之处。对各种艺术要有研究，对创作研究有好处。特别是画论与诗论有相通之处。画派别有南宗、北宗，诗论中有许多是从画论里面来的。

黎简诗与浙派不一样，但说黎受浙派影响，是怎样的呢？《黎简先生年谱》附录诗评补遗：“许宗彦《鉴止水斋集》卷三《题黎二樵五百四峰草堂诗却寄》云：‘百年论风雅，俎豆王与朱。邕和清庙瑟，明靓倾城姝。俗士忌自立，好学邯郸趋。粉黛饰村媪，靡曼夸吴歈。何人善变辟风格？近数禾中少宗伯。海内赏音谁最亲？独有岭南黎简民。’ 二樵论诗最膺服钱少宗伯。 ”此段可说明秀水派对他的影响。为何说黎简反过来又影响了秀水派呢？可参见我的《清诗三百首》页四十七钱仪吉《读黎二樵诗》。钱仪吉为秀水派后辈，是钱载的亲戚。

“诗界革命”的黄遵宪，是现实主义诗人。面向世界，反映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之现状，这是黄诗主要特点，但爱国主义并非其独有。他独有的是写新事物、自然科学、外域等各方面的东西。黄诗的这一特点，是在其时代与其经历的基础上产生的。清诗在黄以前写海外者有不少人，如胡天游《海国诗》，就写到了海外，很像黄遵宪的《番客篇》，有共同点。胡天游是浙江山阴人，说明浙江人对黄的影响。江苏阮元也有写西洋新东西的诗，黄必看到过阮元之作，会受到影响。北方人舒位，河北大兴人，也有写新东西的诗，如《鹦鹉节歌》，写澳大利亚鹦鹉，写外物较早。写澳大利亚鹦鹉的，只此一家。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一学者叫刘渭平，原来是民国驻澳大使，后留居澳大利亚。他来苏州访问我，告诉我这件事。黄遵宪有好几首诗模仿舒位，此诗他定会见到，说明北方舒位对黄写新东西也有影响。

广西人也对黄遵宪有影响。胡曦虽为广东人，但他所居兴宁县距广西很近，两人来往密切，可参见我的《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二《黄公度先生年谱》同治十三年条注。详细的可以看我写的《岭南新派诗人胡曦》，收于我的《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

黄遵宪写了许多新东西后，江苏人毛乃荣学其《今别离》，详见我的《梦苕庵诗话》。影响最大的是金天羽。我最推崇金天羽，他早期为诗界革命派，晚年脱离政治。《孤根集》主张革命文学，写革命的文章。后继承了钱载的一路。他的《海军行乐词》《招国魂》《读黑奴吁天录》《都踊歌》《广游仙诗》《虫天新乐府》等，实践他的主张。还有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西。他晚年轻视这类诗。黄务实，金浪漫，有煽动力，黄影响到了金天羽。

黄遵宪与同光体诗人关系也不错，互相佩服。他也必然影响到同光体诗人，如陈三立、沈曾植。“同光体”对他也有影响。《人境庐诗草笺注》所附“陈跋”等各跋文，可说明黄诗对同光体诗人的影响。黄往下的影响也很重要。新诗主要受西洋诗影响，故金松岑往下就没有影响了。

戏曲、小说同诗之关系。戏曲、小说各有其理论，可分为戏曲与诗、小说与诗的关系。

诗人兼戏曲家，明清以来很多。最著名的是明代王世贞，有《鸣凤记》，以骈体文写之，又是后七子领袖之一。汤显祖，有《玉茗堂四种》，他也是古文家兼诗人，钱谦益很推崇他。其古文为唐宋派古文，诗也作得好。王夫之评汤显祖的诗，极为赞扬。王夫之评诗、选诗，选其有神韵者，他不喜欢《孔雀东南飞》、杜甫《北征》等诗，喜欢余音袅袅那一类作品。他选明诗，反对七子、公安、竟陵，而最推崇汤显祖。其《姜斋诗话》亦有反映，不喜长篇诗、叙事诗、现实主义之作。王看到吴梅村的诗没有？不知道。但他年龄比吴梅村小。吴诗当时风行海内，王很可能看到。《圆圆曲》正受到戏曲、小说影响。王夫之认为这些东西不登大雅之堂，我曾写过反驳王夫之这种偏见的文章。但王夫之的诗论有很多高明的地方，如爱国精神、对汤显祖的推崇等。汤之戏曲就是诗，曲中许多优美的唱词，就是诗的语言。阮大铖有《春灯谜》《燕子笺》，同汤显祖的戏是一派，文笔好极了，阮大铖诗的成就比戏曲更高，陈三立认为阮诗为五百年大作手，章炳麟对他评价也极高。阮诗均作于明崇祯年代，到福王后就不写了，有《咏怀堂诗》。章太炎评其诗为以王、孟之意趣，融谢灵运手法。陈三立不但是伟大诗人，而且是戊戌变法人物。特别是日人入侵北京，请陈三立出来做事，他拒绝，不吃东西，绝食而死，应该是个了不起的爱国诗人。阮大铖与其表弟钱秉镫观点相左。阮大铖究竟有没有降清？还要查，还不能定论。夏完淳就说阮并未降清，可查《小腆纪年》其中对阮有一番考订。阮的词也很好，叶恭绰就学他。他是个文人，如未降清，则不甘心做坏蛋。我从小喜欢他的诗。

吴伟业的传奇《秣陵春》，与其梅村体诗两位一体。尤侗有《钧天乐》，有诗才。蒋士铨有《九种曲》，很美，词句优美。其诗为乾隆三大家之一，诗最正统。黎简有《芙蓉亭》。苏文擢《黎简先生年谱》：少客邕州，著《芙蓉亭乐府》。舒位有《伶元通德》《吴刚修月》《相如文君》。王昙《烟霞万古楼诗集》有诗题“铁云先生于宣武坊南，灯火之暇，作相如文君、伶元通德诸出，商声楚调，乐府中之肴蒸俎豆，匪元明科诨家所可跂及也。太仓毕子筠孝廉华珍，按南北宫而谱之，梁园众弟子，粉墨而搬演之，亦一时佳话，纪以诗”。王昙《铁云姨丈瓶水斋诗集序》：“精音律，工三弦，亦习弄笙笛，弹琵琶则鸜鹆立听，奏羯鼓而群羊踯躅。十四年己巳，与太仓毕子筠华珍流寓京国，作《伶元通德》《吴刚修月》数十余出。”王昙有《众香园》《万花缘》《玉钩洞天》等。吴锡麒有《渔家傲》，演严子陵事，已佚。《莳花曲话》谓吴所作南北曲，“亦复妙墨淋漓”。姚燮著《今乐考证》，为清代诗人学者中第一个认真总结戏曲的著作，有开创性，可以说明他与戏曲的关系。黄燮清有《倚晴楼七种曲》。梁启超有曲本，见《饮冰室合集》，写新内容。吴梅有《风洞山传奇》。清代戏曲大家孔尚任、洪昇亦是著名诗人，诗名为其戏曲名声所掩。赵熙，清人入民国，到抗日战争时犹在，具体戏曲撰著待考，他很爱好戏曲。

有清一代诗人兼戏曲家的戏曲名称，见于《清史稿》之《艺文志补编》，著录的不下三百余种。一身两任，必然两者会互相影响。就戏曲与诗的关系讲，也是这样。李家瑞《停云阁诗话》卷三引张际亮话说：“余向在都门，观演《醉打山门》，乃悟诗家所谓悲壮；观演《小青题》，乃悟诗家所谓缠绵。”

戏曲与诗关系的理论，应当好好研究。大约有这样几种：一是因戏曲而悟作诗风格。二是在对戏曲之评论中：一种是单评戏；另一种是评戏牵连到诗。如《中国诗乐之变迁与戏曲发展之关系》（渊实）、《曲海一勺》（姚华），见《近代文论选》，其中“明诗第三”谈到诗同戏曲的关系。三是以戏曲词话入诗，如王渔洋。他也用小说入诗。尚镕《三家诗话》称袁枚诗为“学前人而出以灵活，有纤佻之病，可谓诗中之词曲”。

小说与诗。诗人评小说，魏禧《读水浒传》两首诗，歌颂梁山英雄，说明对小说的看法。

金和为吴敬梓堂侄曾外孙，其以尖刻手法作讽刺诗，胡适说他的诗学《儒林外史》，可见小说对诗的影响。黄遵宪赞扬《红楼梦》，姚燮也曾评过《红楼梦》，见《近代文论选》页八十三。大某山人即姚燮，见杨天石《海外偏留文字缘》及《黄公度先生年谱》。《与梁任公书》论小说，见《黄公度先生年谱》。梁启超提倡小说。俞樾写笔记小说，改写《七侠五义》。赵熙用《红楼梦》入诗：“白头渭水铜仙泪，商略余生到紫鹃。”黄人《小说林发刊词》《新世界小说报发刊词》《小说小话》，谈到小说与诗之关系。林纾有翻译小说的各种序。还有邱炜爰《客云庐小说话》；觚庵《觚庵漫笔》；孙景贤《轰天雷》小说；金天羽《孽海花》前十回、《论写情小说与新社会之关系》；曾朴《孽海花》，曾氏诗极工；张鸿《续孽海花》，张为清末西昆体代表诗人；夏曾佑《小说原理》；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诗极工。

诗歌鉴赏、理解，要明白与历史的关系。宋代陈与义有《牡丹》一诗。陈为洛阳人，洛阳出牡丹，陈在开封为官。当时金兵入侵，他南下杭州，知州事，时在高宗绍兴六年（1136），而其时东南士大夫却醉生梦死，他写了这首诗。同样写牡丹，唐时洛阳士大夫喜咏牡丹。唐人李肇有《国史补》，记载了洛阳赏牡丹之繁荣情况，唐人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写牡丹的。白香山《卖花》：“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就关系到“两税法”的问题。“两税法”于德宗时产生，对付商人、中产阶级。商人要纳百分之二十的税，而地方加码，花样百出。好处是给国家带来财政收入，但加重工商业者负担，后者又转嫁到百姓身上。这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写法，白作属中兴时写诗讽刺。陈与义则又不同了，他通过民族矛盾写牡丹。我向来认为，北方东胡民族，侵略汉族土地事较多。鲜卑族属土耳其一统，蒙古不是，故“二十四史”承认其为正统王朝，承认其统治。南宋灭亡时间很短，清诗人冒辟疆为蒙古人，蒙古素王。看陈作“一骑胡尘入汉关”，胡主要指鲜卑族，点出胡、汉。“十年伊洛路漫漫”，谓离家乡正十年。“漫漫”双关，一方面指路遥远，另一方面指恢复无望。“青墩溪畔龙钟客”，说作者处境与年龄。“独立东风看牡丹”，点睛之句。“独立”二字针对半边河山醉生梦死的士大夫。这些人看牡丹，自与作者“独立”看牡丹不同。陆游《示儿》一诗，不同陈作处，乃在意已说尽，陈与义这首诗则含蓄有味。

姜白石《除夜自石湖归苕溪》。白石较尤、杨、范、陆四家为后一辈的诗人。南宋四大家学诗均从江西入手，以后生活面扩大，跳出江西，自开生面。白石较四大家，生活不够广阔，一生主要做幕客、清客，未为官。但又不像陆放翁在幕府，而是在官僚家里为清客。白石为江西鄱阳人，江西诗派发源地。白石诗从江西诗派来，取江西有神韵者吸收之，主要吸收了清秀的风格。黄山谷出自李商隐，宋人朱弁有《风月堂诗话》，其中引黄山谷之说，认为诗要用昆体功夫，达到老杜浑成之境。老杜诗阳刚阴柔兼有，发展到中唐，元和时代出了元、白，晚唐出了李商隐。白香山对后代流派影响不大。韩愈、李商隐各有千秋。韩昌黎发展了杜甫的阳刚之美，讲究风骨，以文为诗，李义山发展了杜甫的阴柔之美。宋诗以西昆为开端，故黄山谷说，要以昆体功夫达到老杜之境。宋诗发展到黄山谷，汲取李商隐、西昆体之长，再回到老杜境界。黄诗是外韩内李，有许多神韵之作。后曾国藩看破其奥秘——外刚内柔，陈三立也谈到这个问题。白石受江西派影响，既有阴柔又有清瘦的特点，这也体现到他的词里面去了。此诗——《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写作者在石湖为范成大幕客，除夕归苕溪，即湖州。“细雨穿沙雪半销”，写自然景况细腻，雪由于雨而“半销”。“吴宫烟冷水迢迢”，写路途。“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梅花隐在竹里，无人能看见，但它“吹”香，用拟人化手法，被我闻到，故用“吹”而不用“飘”，十分清瘦。梅在“竹里”而不是“林里”，将梅与竹连在一块。将竹与梅相连，始于东坡，有“竹外一枝斜更好”句。如用“松里”，就没有清瘦之气了，而显得呆板。

王渔洋《再过露筋祠》。露筋祠为一少女而建，谈迁《北游录》、段成式《酉阳杂俎》等有记载。渔洋曾在顺治末年（1661），从济南到扬州，经高邮，写过露筋祠的诗，后由扬州又到高邮，写了此诗。故云“再过”。诗曰“翠羽明铛尚俨然”，前四字用典，点出庙里塑像是女子。第二句拉开去，写庙外的景色“湖云祠树碧于烟”。后两句：“行人系缆月初坠，门外野花开白莲。”“白莲”，以白莲花的洁白来写女子的高洁，恰到好处，仿陆龟蒙的白莲诗。

王允皙《梅花》诗。王为福建人，诗属江西派，学白石清瘦悠远的意境。举人身份，为陈宝箴幕客，民国初曾在婺源做过县官，地处荒僻。他很有经济才能。在茆屋旁看到梅花，故云“茆屋苍苔岂有春”，“岂有”见曲折，讲婺源乡下能干什么事。“悠然曾不步逡巡”，“自家沦落犹难管，只管吹香与路人？”写梅花，也写出了自己的胸襟。有分寸，恰恰合自己的身份，而不是像杜甫、白香山之“大庇”的口气，身份自是不同，可与龚自珍“浩荡离愁白日斜”比较，怀抱一致，但诗的风格不一样，写法不一样。一个清瘦，一个浪漫，亦可与陆游“咏梅”诗比较。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对钱氏评价不一，他既同抗清将领有来往，又与清将领有来往。钱与清将郎廷佐、土国宝、梁化凤等有往来，因有私交，这不是其人的两面派问题，而是以之为掩护，隐蔽其抗清活动，金鹤翀《钱牧斋先生年谱》提出此观点。后郑成功到台湾不再回来，钱不满。瞿式耜对其评价“未尝须臾不念本朝，忠驱义感”云云。马进宝事，梅村诗中亦有诗悼之——《葺城行》。金鹤翀《钱牧斋先生年谱》亦有误处，如将“阮姑娘”误为男，而实为女。钱临终前与南雷事，更可说明问题。金鹤翀《钱牧斋先生年谱》，得章太炎称许。太炎文集中亦有文章，记录钱氏抗清事，其事为真。许多人认为钱诗中伪为，其实，钱氏诗中为真心话。黄人的见解见《钱牧斋文钞序》，骂牧斋弄巧成拙。说他未达做官目的，而又出而抗清。见《钱牧斋文钞》，亦见《近代文论选》。

我认为，评价牧斋应有个前提，即一个人最终的大节问题，他是抗清的。牧斋的发展，降清是发展到坏，但立即又发展向好的地方，即抗清，要用发展的眼光看人。牧斋致仕清廷后，忏悔之处表现强烈。金鹤翀《钱牧斋先生年谱》引归玄恭“杏坛之杖”，即是一例。黄摩西《钱牧斋文钞序》中所说“大婚仪注”，非牧斋所为。《孤忠录》等，记载抗清事、柳如是事等。沧桑之变中，看人要看其大节，不可过拘小末。瞿式耜年轻时亦曾为非乡里，但不妨碍他以后成为爱国遗民。

对牧斋的文章，桐城派贬之。桐城派诸人不喜欢东坡文章的洋洋洒洒，牧斋文章得源东坡，但最初亦学过明七子。前七子文字不通，生吞活剥古人，但后七子王世贞文章较好。王起初未脱前七子，归有光评其为“妄庸巨子”。王后来认识到唐宋文的好处，尤喜东坡，故晚年之文很好，与归有光等逐渐合流。归有光文章规模小，但自有面目。牧斋年轻时对王世贞的文章很熟，但后来走东坡一路，而不是走曾巩、欧阳修一路。如《牧斋初学集》第四十七卷“行状一”，为“孙承宗”写的行状，洋洋洒洒，写这一位爱国将领事迹，典型的苏轼风格。钱是大手笔，他喜用排偶句子，这与桐城派相反。对偶可使文气凝聚。桐城派发展到湘乡曾国藩，区别在于大量用排偶，而与牧斋趋同。钱对戏曲、小说语言不否定，也引用之，而桐城则求雅洁，诬钱文为“其秽在骨”。桐城派骂钱是不对的。《牧斋初学集》中题跋文对研究版本很重要。

牧斋早期为诗，《嫁女词》流露出做官的意思，是用比兴体。不少诗也反映清朝事，但许多诗不够高明。《葛将军歌》思想性尚可。《牧斋初学集》卷十《壬申九月得莱城解围报》，写到民生疾苦。卷十二《五芳井歌》写满族入关，一女子投井事，表现了爱国思想。后面《张将军全昌挽词》二首，写了抗清的将军。卷十三《平台行记圣主能容直臣也》，记黄道周事。《戊寅九月初三日奉谒少师高阳公于里第感旧述怀即席赋诗八章》写明抵抗清事，记事较好。《王师》二首，写镇压农民起义，表达中有一种同情之情在里面。有一诗写镇压农民起义，表面写得胜王师，骨子里写王师之残暴，官逼民反。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牧斋成功之作在《有学集》中。《有学集》中有些序属诗学理论。文章中有此重要作品，施愚山、吴梅村、宋琬、王渔洋均为之序，遗民诗人中为之作序者亦多。屈翁山（罗浮种上人）亦为之序，在爱国遗民中诗最好、地位最高、多写爱国诗的苍雪法师，钱也为之作“塔铭”。钱与憨山大师关系也很深。钱的书信中也有很多重要的论文之作。

《牧斋有学集》有钱曾注，多注典故而少本事。《哭稼轩留守百十韵》，这样的五古，以前只有杜甫能为之。朱竹垞有之，但其《风怀》写的是风月事，不足称道。而牧斋写得很好，其中写实事的注，为牧斋所自为。《投笔集》亦只注典故，不注实事。《后秋兴》八首，一事不注。

《牧斋初学集》编至崇祯十六年（1643）。《牧斋有学集》为入清之作，应从顺治二年（1645）写起，但现在《有学集》中的诗，始丙戌（1646）六月，当中脱去两年，这两年脱诗，见“铁琴铜剑楼”抄本。崇祯吊死煤山，钱在北方闻之，写了几首诗。《甲申端阳感怀十四首》，其中表现了复明意志，有气概。《丙戌南还赠别故侯家妓人冬哥四绝句》，极好！“两见仙人泣露盘”，寓意尤深。“两见”，分别指崇祯、福王之死。诗写“故侯”刘泽清家妓冬哥事，梅村《临淮老妓行》亦写冬哥事。《丙戌七夕有怀》，以牛女之隔，言君臣之隔——此时南方尚有福王、唐王等。陈寅恪解此诗，谓言牧斋与柳如是之分隔，夫妻两地。此说错在事实：丙戌正月，牧斋为清廷授以礼部右侍郎，与柳如是一同去的北京，写此诗时并未分开，不存在牛女之隔，故陈说误。《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牧斋派柳如是到海上犒师。“痛哭临江无壮子，徒行赴难有贤妻”，即指此。

钟惺固然聪明，诗亦灵秀，学佛。若以佛喻牧斋与钟惺，钟主罗汉，而牧斋则菩萨，故钱名山之评误。文廷式喜好元好问律诗调子，牧斋《投笔集》亦同之，牧斋来自元好问，梅村作不出此类诗。牧斋诗用虚字，梅村不用，用虚字可使诗句流荡感强。梅村为唐调，牧斋为宋调、元遗山调。

牧斋绝句艺术来源：唐王昌龄绝句气概较盛，而神韵有些好、有些无。太白绝句亦佳，有气概，但亦乏神韵。杜甫七绝较乏味，讲究对偶，但亦有具神韵之作，如《江南逢李龟年》诸作。李商隐绝句有神韵，得杜神韵妙处。杜牧七绝多，似不及李商隐。钱谦益即承李义山。

梅村七律虽差，但七绝较好。屈大均七绝我不大喜欢，写得太多了。渔洋悼亡诗过多，伤于滥，难免饰情，当然也有极好的。牧斋、梅村得义山神韵，好处在于有社会政治时事在里面，而义山则多及爱情。牧斋、梅村涉及艳情之作，多在寄托政治。比兴为古诗传统，牧斋、梅村诗亦以此法寓时事。写爱情好在要有时代味道，要有寄托，贯穿于诗即有味道。牧斋《西湖杂感》，尾句多推过一层去写。

爱国主义不仅沧桑变化期间有，康、乾也有。康、乾亦有别。有些遗民不反清，如黄梨洲，他的批判思想，不是针对清朝，而是针对暴君，针对封建统治。歌颂康熙，在于他统一中国上的成就。中国的版图定于康熙。元进中原，定名为元，有统治手段。本土之外，还跨欧亚四个侯国。元代不能包括四个侯国，否则就是蒙古大帝国。

对爱国诗家要分类来看。分类的话，一类是明末爱国将相、士大夫，陈子龙反清而死，要放入。夏允彝、夏完淳、瞿式耜、张煌言、黄道周（艺术风格有独创，末期有诗），这是一批牺牲生命的人。见《明诗纪事》末卷。邝露也要写进去。另一类是爱国遗民，顾炎武、屈大均、吴嘉纪、陈恭尹、归庄等，排出队来。再一类降臣，降臣要分三种：一种抗清，如钱谦益；另一种，最初抗清，后被逼出山；第三种，先是遗民，康熙年代如朱彝尊，先做遗民，后又迎考，与抗清人物来往。他与梅村不同，梅村在明代即有名气，清廷硬拉他出来，被逼出山。但朱竹垞是可以不应考的，应考是由他自己做主的，朱氏并非被逼。侯方域也可属此类。再有一类是清代官吏，如王渔洋、施闰章、宋琬、赵执信、查慎行。有些人遭遇不好。渔洋早期诗有反清味道，但轻描淡写，如《秋柳》等。甚至胡天游也有。还有两种：一种歌颂康熙的统一，但要分析，破坏统一不能算爱国主义。“平三藩”也要具体分析。郭则沄《十朝诗乘》，是关涉国家大事的诗话之作。后魏源、朱琦也写过歌颂清代武功的诗。这一类拖到乾、嘉。

发展，由抗清到颂清，这是一个发展，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到鸦片战争前夜，可以说是前期的爱国诗。鸦片战争之后，社会性质变了，由内部矛盾发展到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清入中原，可用侵扰，不可用侵略，侵略是有特定意义的。由此，诗歌内容也起了变化，反帝、也有反封建，但要分析，不可笼统。后边许多人也要分开。困难的是如何处置太平天国。真正的诗人是洪仁玕。发展到“诗界革命”，但其他诗派、“同光体”等都有爱国诗。

鸦片战争期间产生了大量的爱国诗，主要有：姚燮、贝青乔、鲁一同、朱琦、林则徐等，这是大家；黄燮清、金和等也著名，其他有一篇、几篇爱国之作者更多。这些人的诗，思想性、艺术性均好。林昌彝写《射鹰楼诗话》对此作了总结，但较零碎。他自觉地写爱国诗话，鼓舞后人。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事变—日俄战争，这一类诗，各类诗人都有名篇大章。如丘逢甲，他也曾是“诗界革命”中人，但同其他人不一样。帝国主义不但侵华，而且侨民出外亦受欺负，如陈宝箴、丘逢甲均写到缅甸华侨，黄遵宪写到美国华侨，美国人对待中国留学生的事，说明爱国诗走向了世界。可以强调爱国诗是清代诗歌发展的主流，提升到一定高度。清初，和尚、仕女中亦有许多爱国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