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歌笺释三种 顾颉刚：写歌杂记·起兴

幼读朱熹《诗集传》，见他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下释云：

兴也。……雎鸠，水鸟，……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

我的心中很疑惑：雎鸠是情挚而有别的，君子与淑女是像它们的，那么这明明是“比”而不是“兴”了。

朱熹所下的赋兴比的界说，是：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其所咏之词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赋和比都容易明白，惟独兴却不懂得是怎么一回事。看《诗集传》中他所定为兴诗的许多篇，还是一个茫然，如《桃夭》篇云：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他解释道：《周礼》，仲春令会男女，然则桃之有华，正婚姻之时也。

那么，这诗是说在桃花盛开时她嫁了；咏桃花以著嫁时，乃是直陈其事的赋诗。又如《麟趾》篇云：麟之趾，振振公子。

他解释道：麟之足，不践生草，不履生虫。振振，仁厚貌。

这诗既说仁厚的公子同麟趾一样的爱物，又是一首以彼物比此物的比诗了。朱熹自己审定的许多兴诗，不但不足以证成他的界说，反与其他的别两类相混，这如何可以使得我们明白呢？

数年来，我辑集了些歌谣，忽然在无意中悟出兴诗的意义。今就本集所载的录出九条于下：

一、萤火虫，弹弹开，千金小姐嫁秀才。……（第十九首）

二、萤火虫，夜夜红，亲娘绩苧换灯笼。……（第二十首）

三、蚕豆花开乌油油，姐在房中梳好头。……（第五十一首）

四、南瓜棚，著地生，外公外婆叫我亲外甥。……（第五十三首）

五、一荚芼豆碧波青，两边两悬竹丝灯。……（第五十四首）

六、一朝迷露间朝霜，姑娘房里懒梳妆。……（第五十八首）

七、阳山头上竹叶青，新做媳妇像观音。……阳山头上竹叶黄，新做媳妇像夜叉。……（第六十一首）

八、阳山头上花小篮，新做媳妇多许难。……（第六十二首）

九、梔子花开心里黄，三县一府捉流氓。……（第九十二首）

在这九条中，我们很可看出起首的一句和承接的一句是没有关系的。例如新做媳妇的好，并不在于阳山顶上竹叶的发青；而新做媳妇的难，也不在于阳山顶上有了一只花小篮。它们所以会得这样成为无意义的联合，只因“青”与“音”是同韵，“篮”与“难”是同韵，若开首就唱“新做媳妇像观音”，觉得太突兀，站不住，不如先唱了一句“阳山头上竹叶青”，于是得了陪衬，有了起势了。至于说阳山乃为阳山，是苏州一带最高的山，容易望见，所以随口拿来开个头，倘使唱歌的人要唱“新做媳妇多许好”，便自然先唱出“阳山头上一丛草”了。倘然要唱“有个小娘要嫁人”，便也许先唱出“阳山头上一只莺”了。

这在古乐府中也有例可举。如“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原与下边的“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一点没有关系。只因若在起首就说“十三学织素”，觉得率直无味，所以加上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一来是可以用“徊”字来起“衣”“书”的韵脚，二来是可以借这句有力的话来作一个起势。

我们懂得了这一个意思，于是“关关雎鸠”的兴起淑女与君子便不难解了。作这诗的人原只要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嫌太单调了，太率直了，所以先说一句“关关雎鸡，在河之洲”，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只在“洲”与“逑”的协韵，至于雎鸠的“情挚而有别”，淑女与君子的“和乐而恭敬”，原是作诗的人所绝没有想到的。

八百年前的郑樵，他早已见到这一层，他在《读诗易法》（《六经奥论》卷首）中说：“关关雎鸠”，……是作诗者一时之兴，所见在是，不谋而感于心也。凡兴者，所见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理义求也。兴在鸳鸯，则“鸳鸯在梁”，可以美后妃也。兴在鳲鸠，则“鳲鸠在桑”，可以美后妃也。兴在黄鸟、在桑扈，则“绵蛮黄鸟”、“交交桑扈”可以美后妃也。如必曰“关关”然后可以美后妃，他无预焉，不可以语《诗》也！

他在这段文中虽仍不能屏除后妃的成见，但他的解释兴义是极确切的。

用了这个眼光去看古人的说《诗》的文字，就觉得他们的说话真是支离灭裂的到了极度。他们只是随便说了一番，却使《诗》义因此不明，现在举一个例在下面：

《邶风·雄雉》篇云：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雄雉于飞，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实劳我心。

我们看了以上的话，便可知道这两章诗的本义，原在怀自诒之阻，及劳心于念君子两个意思。雄雉的“泄泄其羽”只为“阻”字的押韵，“下上其音”也只为“心”字的押韵。但作《序》的人，是看定《邶风》为卫国的诗的（《邶风》是否卫诗，我觉得现在不能断定），又从《左传》上知道卫国有淫君曰卫宣公，于是就断道：《雄雉》，刺卫宣公也。

郑玄作《诗笺》，就本了《序》说及《毛传》的“兴也，雄雉见雌雉，飞而鼓其翼泄泄然”而说道：兴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奋迅其形貌，志在妇人而已，不恤国之政事。

可怜《邶风》作者便起了一个兴，累得卫宣公到汉朝时又加添了一重罪案。

在苏州的唱本中有两句话，写尽了歌者的苦闷和起兴的需要：山歌好唱起头难，起子头来便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