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日 第十章

三十九

大地欢笑了。

麦苗兴致勃勃地繁荣生长，遍野是绿油油的一片。草木吐出了青芽、绿叶，桃花接着杏花，在山谷间、田陌上盛开怒放，喷着扑鼻的香气。清清的溪水，潺潺地流着，像仙女身上美丽的飘带，从高崖上伸展到遥远的地方去。山崖上，半空中，林木间，莺、画眉、百灵、燕子、黄雀等等鸟雀，得意地飞翔着、鸣叫着，鸟鸣和着溪水的流声，在春风里轻轻地回荡。

青年战士杨军的年轻的妻子钱阿菊，坐在村外山脚根的小溪边，洗着杨军的和她自己的衣裳，春风吹动她的衣襟和垂在颊上的头发，春阳沐浴着她的青春的脸，她的影子倒映在清澈透明的溪水里，洁净的、柔和的而又健壮的身姿、面貌，在这个自然景色的画图里，显得分外俊美。她手里搓揉着衣裳，水花飞溅，嘴里哼唱着她家乡的江南山歌：

河东阿郎忙采菱哟，

河西阿妹妹洗头巾。

头巾抛到河东沿，

阿郎给我一把菱哟!

头巾包着一把菱哟，

菱里包着阿妹的心。

阿妹妹的心比菱甜哟!

阿郎的情比水深哟!

杨军仿佛听到了歌声，轻脚细步地向溪边走来。待他走近的时候，阿菊还在唱着。她听到脚步声，心一跳，截断了歌声，猛一抬头，见是杨军。

“知道我在这里?”阿菊问道。

“我当你躲到老鼠洞里去了!”杨军微笑地说，看看附近没有人，便坐在桥边的石头上，接着说：

“再唱一个听听!”

阿菊把指头上的水珠，弹向杨军的脸上，冷下脸来说：“你唱，我陪你!”

她收拾了洗好的衣裳，顺便擦了擦脸，理顺了头发，坐到杨军的身边，把杨军拿来的布包解开来，问道：

“做鞋子要这多布?”

“做四双!”

“先做一双两双，以后，我两个月做一双，带给你，包你赤不了脚。”

“给阿本、阿鹞也做一双!他们晓得你来了。”

“你告诉他们的?”

“我写的信不是给你看了的?定是黎青同志写信告诉军长，军长告诉阿鹞，阿鹞又告诉阿本的!”

“黎医生跟我说，把那张照片寄给军长去了。”

她把杨军赶早集买来的青色鞋面布和蓝条的鞋里布展放开来，揸量了杨军的脚，又揸量一下布的长短和布口面的宽窄。

“刚好，够四双的。会买!布不错，蛮结实。”阿菊说着，对着阳光照看一下布的质料，用力地抖抖。

“快点做!”杨军说。

阿菊知道他天天吵着要到前方去，心里本就有点不安，现在，买来了鞋布，催着快做，像是就要动身的样子，心就更是往下沉坠。她把鞋布卷叠起来，沉默了一阵，细长浓黑的眉毛迅捷地动弹一下，说：

“来得及，半个月做一双，两个月一定做好四双鞋。”

“要两个月!”杨军瞪着眼惊讶地说。

“手笨，有什么法子?”阿菊含笑地说。

“跟我卖关子!不高兴做，拉倒!”杨军把鞋布拿回到自己手里，恼闷闷地说。

“要糊鞋骨子，要纳底，要做鞋帮，要一针一线地绱。靠的两只手，又不是用洋机!半个月一双，还算慢?”

“当我外行?老百姓做支前鞋子三天两双。”

“我要就不做，要做就得样子好看，穿得舒服，牢靠，结实，经得住爬山过岭。”阿菊想了一想，又抖动眉头，轻快流利地说。

杨军脱下脚上的一只鞋子，送到她的面前，说：

“你看看!人家做得不好?”

阿菊瞧着鞋子，杨军补充着说：

“是苏中[1]老百姓慰劳的，跑了几百里，打了四五仗，你看底没有通，帮子没有坏，线没有绽。”

“鞋子做得不算坏。三天两双，除非她是天工神手，我心钝手笨做不出来。”

“两天一双，总做得起来吧?”

“什么时候动身?真的走啦?”阿菊在杨军的脚板上轻轻地拍了一掌，把鞋子套回到他的脚上，问道。

“说走就走!”他从衣袋里摸出张华峰、秦守本的来信，接着说：“你看!一个班捉四百多，一个班捉五百多，一个连总共捉了一两千。真倒霉!这好的仗，没参加得上!”

阿菊看着信，低声地念着，杨军的头偎在她的肩旁，给她指认着她认不出的字。仿佛信上的什么东西刺激了她，看完了信，亮起嗓子来说：

“你走吧!鞋子我赶工做就是!”从杨军手里拿过鞋布来。

杨军给他料想不到的伟大胜利所鼓舞、激动，同时，伟大的胜利也给他带来了恼恨和不安。他感到他负伤的最大不幸，不是自己的肌体受了摧残，遭到痛苦，而是失去了在莱芜大战里冲锋陷阵杀敌立功的战斗机会。同时，父母被害的仇恨，也激动着、催迫着他，使他不能够安心住在这个深山大谷的后方。

他的心飞向了前方，飞向了战斗。

但是，阿菊在他的面前、身边。仿佛明天就要启程动身和阿菊分别似的，他的心情显得沉重起来。他的理智告诉他，她在这里会得到组织上的照顾，会有工作做，同志们会关心她、帮助她。她能工作，她会生活，她肯吃苦，他可以离开她，她也可以离开他，但是他的情感却纠缠着她，使他放心不下，担着心思。

“我走了，你……”

阿菊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女子，不是乐于在别人怜悯之下过生活的人，他没有把替她担心的话明白地表露出来。

阿菊早就知道杨军要到前方去。莱芜大捷的消息传来之后，她看到杨军那种欢天喜地的情绪，和因为没有参加战斗，跺脚懊丧，怨这恨那的样子，她很同情他，乐于他很快就到前方去。她前几天就对杨军说过：“你从前参军，我赞成，你当了英雄，很多很多人都称赞你、喜爱你，我也有光彩，我还能拖你的后腿?我来找你，就是为的要你上前线报仇杀敌!”她很爱惜杨军，不愿意杨军为了留恋她，在后方多留一天两日，落得人家说他给小媳妇拖住了后腿。她也爱惜自己，不愿意在杨军面前稍稍地表现出她有什么难处、痛苦、不安，影响到他的情绪，也不愿意给闲话让人家说，承担拖丈夫尾巴的坏名声。但是，杨军负过伤，肩背上的疤痕，深刻地印在她的心眼里。杨军这两天只是催她缝呀洗的，今天又特地跑到五六里外的地方去赶集，买来了鞋料，叫她赶紧做鞋子，她的心又禁不住地慌乱起来，明亮的眸子便渐渐地模糊起来。

“我?你不要管!”她的话说得很响，但却抑制不住地带着颤声，眼里跟着渗出了泪水。

“有什么困难?在这里生活过得来?”杨军轻声问道。

“有吃、有穿、有活做。过得来，没困难。”她说得很爽快。间隔了一下，她揩去眼泪，接着说：

“不要担心我!好待多待几天，不好待少待几天。你走，我也走!”

“走?到哪里去?”杨军惊异地问道。

“回天目山去!”

“反动派不害你?”

“我不怕!我当游击队去!”

“游击队?我们的游击队?”

“说得活灵活现，一共八十三条好汉，里面有两个女的，双胞胎两姐妹，十八岁，都能双手开枪。”

“真的假的?”

“听说打过反动派的汽车，缴了一门小钢炮，捉了九个俘虏。”

“真想回去?”杨军沉思了一阵，问道。

阿菊点点头，微笑着说：

“真的!好不好?”

“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我不管!”

“那我明天就走!”

“怎么走法?”

“我能来，就能去!冻不坏，饿不死!”

阿菊说的玩话，但却像是真的一样。像是撒娇，又像是逞性子，她在用心眼儿试探着杨军，是不是舍得让她走。杨军仿佛没有识破她的心眼儿，呆呆地看着她。在他的感觉里，她比过去坚强得多，她的身上增长了女丈夫的气概。

“布给你，鞋子你自己做吧!”她把鞋布掷到他的面前，冷着脸说。

杨军把鞋布又掷还给她。

她又把鞋布掷到杨军手里。

在杨军又拿起鞋布掷给她的时候，她抓住了鞋布。于是他抓着鞋布这一头，她抓着鞋布那一头，两个人互相拉扯推攘起来。

年轻的夫妻仿佛回到了初恋的时候，在山下竹林旁边打闹逗乐的生活情趣里。

“要走，我们一道走!”杨军板着脸说。

阿菊突然一惊，水湿的眼睛直望着杨军。

“你!你也回江南去?”她惊惧地问道。

“唔!”

“真的?”

“唔!”

“我……我没有……这个意思!”阿菊颤抖着身子，脸色皙白，哭泣般地说。

杨军却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见到阿菊神态不安的样子，起先惊异了一下，后又淡淡地笑了起来。

“你要走，我不走，怎么办?”杨军又沉下脸来说。

阿菊感到了温暖，定下心来，微笑着。

杨军告诉她，他在昨天晚上，把她要求参军的事跟留守处主任谈过，留守处主任已经批准她正式参军，她将和他一样，成为解放军的一个战士。

“是吗?”阿菊站起身来，兴奋地问道。

“是的!主任要当面跟你谈谈。”

阿菊用力地把杨军拉站起来，问道：

“也发军衣给我?也有这个?”她指着杨军胸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问道。

“都要发的!”

阿菊乐得几乎跳了起来，身子挺得很直，骄傲地笑着，和杨军并立在一起。

时近中午，炊烟在山谷里向山顶攀缘而上，和乳白色的云渐渐地连结起来。

在温暖的阳光下面，他们走回村子。在路上，杨军说：

“隔两年，部队打到江南，我们两个不就一道回去了吗?”

阿菊端着一盆洗好了的衣裳，腋下挟着鞋布，脚步轻快地走着，默默地笑着。

“四双鞋子，包管在你动身以前做好!要多做，你再去买料子来!”在村子口头，正要分手各回自己住处的时候，阿菊大声地对杨军这样说。

四十

“俞同志!把我的纪念品还我吧!”

当俞茜走到面前的时候，坐在床上的杨军突然地说。他伸过一条臂膀，拦住手里捧着药盘子的护士俞茜的去路。

“纪念品?”俞茜有点茫然，沉下脸来问道。

“是啊!你说替我保存的!”

俞茜昂起头来，锁着两叶浓黑的眉毛，竭力地回想着，药盘里的药瓶、玻璃杯，发着微微震响的当当声，仿佛在替她焦急似的。

“你忘了，我没有忘!在你那里休养四个多月了!”

“等我把药送给他们吃了再说吧!”

俞茜一边走着，嘴里一边喃喃着：“纪念品?”

俞茜送过了药，端着一盘空瓶、空杯子径直地走了出去。好像欠了账害怕讨还似的，她没有从杨军面前经过。

杨军的眼睛在病房里巡视了两三遍，没有看到俞茜的影子。于是，一面收拾东西，打着背包，一面自言自语着：

“弄丢了可不行!”

不知是谁在墙角上送过一句话来：

“不能比阿菊更宝贵吧?”

杨军低着头没有答理。

“你出来当兵，怎么也把她丢了的呢?”有意挑衅的声音又从墙角上跳跃过来。

对待这些同志的戏谑讪笑，杨军已经有了经验。他的办法是“由你说去!”他知道：还一口，他们就不是一发一发地放步枪，而是要连发连放地打起机关枪来的。

他们都很喜爱杨军，也很喜爱阿菊，并不像对待别人那样放肆，说一些粗野难听的话。大概是因为杨军要走，再不逗弄几句，便没有机会了，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笑起来。

“阿菊怎么丢得掉?人家不是怀抱琵琶寻得来了吗?”从另一个墙角上蹦出尖锐的声音说。

“我要讨个老婆像阿菊这样漂亮、贤惠、能干……”

他还没有说完，便有人接上去替他说：

“就不当兵了!”

他不同意这样的接替，他说：

“我在世上，只活上三天就够了!”

“那你幸亏讨的是个瓜子脸、蒜瓣脚、坐下就扫地的大姑娘!”[2]大家都明白，这是句骂人的趣话，跟着这句话，屋子里腾起了一阵长长短短的夹着咳嗽的笑声。

杨军也笑了，他比谁都笑得厉害。他觉得这些话好笑，他们为了这样的话而大笑大咳，更是好笑。

一个胖胖的断了一只脚的伤员，精神振奋地坐了起来。他叫梅福如，因为他会唱会说，人家给他送个艺名叫“腊梅花”。他是一个六〇炮炮手，因为六〇炮打炸了，他的一只左脚受了重伤，给锯掉了。现在，伤口已经医好。他经常地唱唱说说，使人发笑，叫人喜欢，杨军跟他的感情很好。他的肚子里货色真多，读过很多武侠小说，为人又很是豪爽义气。在大家的嬉笑声里，他先咳嗽两声，亮亮嗓子，仿佛要登台表演似的。许多人预感到一番妙言妙语要从他的肚子里翻倒出来，都在出神地等候着，你一句他一句地吵嚷着：

“唱一段西皮还是二黄?”

“来一段武松打虎倒也不错!”

“还是‘莱芜大捷军威壮’吧!”

“一个钱不花，还点戏唱?”

“别打岔!准是一段精彩的快板!”

“腊梅花”开放了，他的声音很低，但是全屋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楚明白，有着浓郁的兴味。

他侃侃地似说似唱地开言道：

“话说江南天目山，西连黄山，北接莫干山，南傍富春江，东临杭州湾、玉盘洋。怪石奇峰，青松绿竹，百花斗艳，百鸟争鸣，海浪滔天，江流荡漾等等名山胜水，丽色美景，我且按下不表。单表天目山出了个小将杨军，身经百战，算得个英雄好汉。比武松，武松有愧，比子龙，子龙不如。只因今番他伤愈归队，重上前方，我等不免有惜别之情。爱妻阿菊，又怎不临别依依?杨小将军到得前方，定将大显神通，英勇上阵，杀得敌人片甲不留，马死人亡，屁滚尿流，呜呼哀哉。诸位看客听者!当此战友临别，各出一点钱钞，割上几斤大肉，沽来几瓶老酒，一来送英雄登程上路，二来让英雄美女，一对小夫妻，重吃一番交杯喜酒。你我大家，同乐同欢，诸位意下如何?”

他一口气的这番说唱，像高山流水似的奔泻而下。好几个人替他打着拍子，直到他说完以后，还在啪啪地响着。他那坚实的天生动人的嗓音，抑扬顿挫的音乐节奏，使人听得非常悦耳称心，而且说到上阵杀敌，便两眉倒竖，牙根咬得格格作响，说到“重吃一番交杯喜酒”的时候，便满面带笑，斜着眼睛望着心中暗喜的杨军，真是具有一种感人的魅力。

所有的人都鼓起掌来，同声大喊道：

“赞成!”

这一来，使杨军又欢喜又感到窘困。他默默地望着大家，大家的眼光，正一齐地射向他来。他的身子禁不住地颤动起来，心也啪啪地加急地跳着，耳根的热流迅速地奔到脸上，顿时，脸涨得通红。

巧的是阿菊偏偏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

她看到他那不自然的窘迫的神态，又看到大家抿着嘴巴嗤嗤地笑着，茫然地问道：

“怎么的?”

杨军向她瞪了一眼，带笑地轻声说：

“你走吧!”

机灵的阿菊眨了一下机灵的眼睛，仿佛明白了是什么事情，便脸一红就走了出去。

阿菊走到门外，回过头来说道：

“黎医生叫我来喊你的!”

杨军没有立即出去，他觉得阿菊来了一下，就立即跟她出去，他们就又有话题了。

他故意在屋里留了好久，把打好的背包，反复地弄来弄去，等候大家那种微妙的心理感情慢慢地消失掉。

梅福如的说笑成了一致通过的决议。他扶着拐杖到大家床前收钱，一会儿工夫，他的手里抓满了红红绿绿的钞票。连伤口没有全好还不能起床的同志，也争着把钞票掷给他。

“谢谢你们的好意!到前方去的，不是我一个!”

杨军走到梅福如跟前，拦阻他向同志们收钱。

“不管他们!我们这个病房里只是你一个!”梅福如说着，推开杨军的手，继续把别人给他的钞票朝手里塞。

“医院里不会同意的!”杨军说。

“我们大家同意!民主!”斜躺着的二排长陈连说。

“你的上级都同意了，你还不同意?”梅福如张大眼睛说。

杨军阻拦不了，便走了出去。

太阳站上西南角的时候，阿菊在余老大娘门口收拾晒干的衣裳，梅福如肩胛下撑着拐杖咯哒咯哒地走了过来。他朝阿菊望了一眼，问道：

“杨班长要走啦?”

“哪一天还没有定。”阿菊手里折着衣裳，低声地回答说。

“刚才听说明天就走呀?”梅福如皱着眉头，故作惊讶地说。

阿菊的脸色略略沉了一下，一抬头，察觉到梅福如是装模作样有意地挑逗她，便放开嗓子微笑着说：

“明天走就明天走吧!”

“大家想挽留他多待几天再走!你可赞成?”梅福如欲笑不笑地问道。

“不赞成!”阿菊低着头快声说道。

“你不赞成我赞成!要走，得请我们吃杯喜酒再走!”梅福如憨笑着说，用手势做着端酒杯喝酒的样子。

阿菊慌忙地收拾了衣裳，羞红着脸颊跑走开去。

梅福如走到余老大娘门口，在门限上坐下来。

余老大娘坐在门里，面朝太阳，切着山芋片子，钝了口的刀，显得很笨重，一片一片切得很慢，眼也花了，片子切得很厚，嘴里叨念着：

“快下土了!连刀也拿不动了!”

“我给你切，大娘!”梅福如说着，从余老大娘手里拿过菜刀，在墙石上荡了两下，便切起山芋片子来。

“会吗?”余老大娘问道。

“会!”梅福如应着，刀在小桌子上咯咯地响着，山芋片子纷纷地仰倒下来。

余老大娘见到梅福如动作很快，摸摸片子切得很薄，张大脱光了牙的嘴巴笑着。她从暖壶里倒了一杯热茶，放到梅福如的手边。

“队伍上人个个能干，会打仗，会做活!”余老大娘称赞着说。

“要是阿菊来切，这几斤山芋，用不上一袋烟的工夫。”梅福如朝大娘望了一眼说道。

“是个能干人!说是杨班长的媳妇?”

“是呀!”

“成过亲啦?”

“成过亲。大娘，听阿菊说，她婆婆跟你老人家同年同岁，今年也是六十八，属羊的。”

“啊!也是个苦命人吗?”

“没听说吗?给反动派关在牢里!”

“她公公呢!”

余老大娘的辛酸痛苦，梅福如知道得很清楚。她的丈夫在三年前是八路军来往敌占区的交通员，因为一个汉奸告密，在那年冬天的一个夜里，给日本鬼子捉了去，吊在树上打死，连尸体都没能收得回来。二十一岁的独养儿子，前年腊月初八到潍县城里贩年画，给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抓了去，在解往烟台的路上，跟一大伙人一同割断绑在身上的绳子，打死两个押解兵逃跑，跑到路上，又给抓回去杀了。她儿子死的时候，离娶亲的日子只有二十来天。老大娘的这些伤心事，不止跟梅福如说过一次。她说一次就哭一次，哭得梅福如也止不住地落下泪来。他怕引起她伤心难过，关于阿菊公公被难惨死的事，便噤口未说。“大娘!你一个人起早睡晚，操心劳神，年纪老了，也没有个远亲近戚来帮帮你?”梅福如把话引岔开来说道。

“田有村上代耕队帮我种，收的时候，有人帮我收，旁的还能要人家帮我?没儿没女，老梅呀!……”余老大娘说着，又嗟叹起来。

“阿菊离了婆婆、亲娘，你也没个亲人，大娘，我替你老人家做个干媒!”

听了梅福如的话，大娘的脸色突然变了过来，眼皮不住地眨着，老眼放出亮光望着梅福如，唇边漾着微笑地说：

“我有那等福分?”

“你这大年纪，余大叔是老革命，怎么没有福分?大娘，我跟阿菊说去，叫她认给你做干闺女!”

余老大娘乐开了，赶忙收拾起山芋片子，抹净桌子，又给梅福如倒上一杯热茶，说：

“老梅，在我家吃晚饭，黄母鸡这几天连生了三个蛋，炒给你吃，不要走，我去打点酒来!”

她在鸡窝里摸出三个蛋来，给梅福如看看，又去摸酒壶。梅福如拦禁着说：

“大娘，等亲做成，再吃你的喜酒。”

“也好，等会儿找人选个好日子。”大娘眯着老眼笑着说。梅福如趁着余老大娘快乐的心境，跟她说妥就在今天晚上，叫杨军和阿菊搬住到大娘家里，成过亲的事照新成亲的事办，点红烛，贴红纸，盖红被，吃红枣。梅福如向大娘连连作揖地说：

“今天老历初六，逢双，日子好，太阳红彤彤的。大娘，恭喜你!”

梅福如给自己安排了一件紧张忙碌的工作，高兴得慌忙地走了。余老大娘比他更为紧张忙碌，像替儿子娶亲一样，把儿子准备娶亲用的大红被，趁着太阳还没有落山，赶紧挂到门口的绳上晒着，回到屋里，就忙着打扫，找红纸、红烛、红枣等等。

阿菊站在黎青门口，一见梅福如走过来，回头就朝屋子里走。在梅福如喊她的时候，她已经跑到屋子里去。梅福如赶到门口，见屋里只是阿菊一个人，就坐到门口小凳子上，拿出一支烟来，对阿菊说：

“阿菊，请你找个火给我!”

这个人真有法门，你躲他也躲不掉。阿菊暗自地笑着，找了一盒洋火，擦着，替他点着了烟。

“这就对了，恭敬恭敬我这一条腿的神仙铁拐李，包管大吉大利，一团喜气!”

阿菊羞怯地笑笑，站在门外，喃喃地说：

“哪里学来的?这多顺口溜的笑话!”

梅福如吸了两口烟，回过脸来，态度正经地对阿菊说：

“不跟你说笑话。杨军是步兵班长，我是炮兵战士，不是上级，也是上级。我比他大五岁，不是他的兄长，也是他的兄长。如今，你从江南找到海北，千里迢迢地摸得来，他又要重上前线。我这个人，就是重情重义，爱做好事。”

他说得那么认真，亲切，恳挚，使阿菊不得不认真入神地听着。他看到阿菊肯听，也就说了下去：

“我跟余老大娘说妥，你跟杨班长搬到她家去住，夫妻团聚，旧事新办。别的不要你做什么，喊大娘一声干娘就行了。我断了一条腿，不说瞎话。阿菊，我这个人办事，穿钉鞋走泥路，步步落实，保险不出差错!”

阿菊的脸发起热来，从脸颊一直红到脖根子，她转脸朝向门里默默地站着，像呆了似的。

“吃了晚饭，就去收拾收拾!喜欢打扮，就打扮一下。”梅福如撑着拐杖走了。

阿菊平下心来以后，走到门口，望着颠颠抖抖的梅福如，颤声地喊道：

“老梅!”

梅福如回过头来，站在路上，阿菊却又呆愣住说不出话来。梅福如又一拐一拐地走回到门口来，问道：

“不要扭扭捏捏!怕什么，听我的!准不会错!”

“你的衣肘子坏了，棉花绽到外头，我给你缝两针。”阿菊把要说的话咽了下去，见到梅福如的衣服坏了，便灵机一动，对梅福如这样说。

“坏就坏了算了!不要缝!我还要去报告留守处主任，找指导员。”

“十针八针就缝起来了，不要你出手工钱。”阿菊从身上小布包里，拿出了针线。

梅福如知道她有话要说，便坐了下来，把膀肘抬起，让她缝着。

阿菊心里盘弄了许久，有话想说，却又羞于出口。针在手里运行得很慢，使得热心的梅福如着急起来，拐杖只是在地上敲打着说：

“好个机灵人，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傻大姐?随便穿两针算了!破衣破帽，红运高照!”

“你要跟他谈谈!”阿菊终于微笑着羞怯地说。

“你放心!我有法子。”

梅福如走了。阿菊眼里含着热泪，瞩望着他，喊道：

“有衣服拿来，我给你洗!”

梅福如没有听到，头也不回地走向留守处主任的门口去。阿菊回到屋里，觉得做这不是，做那也不是，正像一个要出嫁的姑娘似的，心情不安但又暗暗自喜地坐在床沿上。

四十一

为了躲避在梅福如创作的一幕喜剧里扮演窘困的主角，杨军从病房里出来以后，便悄悄地溜到营长黄弼休养的小屋里来。黎青也在这里，她坐在黄弼床前的小凳子上，手里拿着红绿绒线，替她快要出世的娃娃结着小帽子。杨军进来的时候，营长黄弼正在跟黎青谈着他在鲁南看过的话剧《第五纵队》的内容，杨军觉得很有兴趣，便也坐下来静心地听着。黄弼的伤很重，头部绑着石膏，说话显得很艰难，但他的精神很好，慢慢地讲着，手还不时地做着剧中人的动作。这个故事说完，接着又说起尽是十多岁少年儿童组成的娃娃剧团演出京戏的情形，黎青和杨军都看过娃娃剧团的表演，黄弼谈着，他们也和着谈着。一直听到、谈到天近黄昏，在黄弼屋里吃了晚饭，杨军才和黎青一同离开黄弼的住处。

杨军以为梅福如创作的一场戏给他躲掉了，心情平静地回到病房里，打算把背包拿到出院伤员的住处去，可是背包不在床上。他问陈连，陈连说可能给谁送到出院伤员的住处去了。找梅福如，梅福如不在，他便到出院伤员的住处去查看，住处的屋子里一个人没有，大家都在外面场心里谈笑、做游戏。他把地铺上所有的背包仔细查看一下，始终没有见到他的背包，于是又走出屋子。转脸一看，隔壁余老大娘家门里门外挤着好些大人、孩子们，他刚走到门口，孩子们便跳着嚷叫起来：

“来了!来了!新郎来了!”

“不是的!新郎怎不穿件新衣裳?”

“是的!是杨班长!”

一个小男孩跑上来拉住他说：

“杨班长!做新郎，给点糖我们吃!”

余老大娘听到杨军来了，便连忙走到门口，但是杨军已经挣开孩子们的包围，红着脸跑走开去了。

这时候，天已经黑下来，村上人家点起了灯火，余老大娘家的灯火，显得特别明亮，大门敞开，光亮照得很远。

在黎青门前路边的一排枣树下面，杨军和梅福如走了对面，杨军正要开口，梅福如却敲着拐杖十分急躁地说：

“你躲到哪里去了?害得我一条腿东簸西颠，张家找，李家寻!存心叫我下不了台是不是?”

“你这个做法不对!”杨军责备着说。

“怎么不对?”梅福如倚在树上，伸着脖子，瞧着杨军恼愠的脸色问道。

“你是叫我犯错误!”杨军板着脸大声地说。

“犯什么错误?”梅福如反问道。

“前方打仗，我在后方……”

“打仗!打仗就夫不夫妻不妻啦?”

“总归不大好!”

“什么不大好?打的是胜仗，又不是败仗!就是打败仗，夫妻就该不团聚，就该冤家不碰头?”

“大家不议论?”

“议论什么?堂堂正正，名正言顺!正正式式的夫妻，一不是拐带民女，二不是私配情人!怎么议论?哪个胡言乱语，惹得我拐杖发痒，敲他的脑袋!我跟留守处主任、指导员报告过了，刚才又报告了黄营长，他们都同意。你怕天、怕地?怕神、怕鬼?你说我做的不对，首长，同志，都说我做得对得很!”

杨军沉默着，心里的波浪渐渐地平缓下来。他靠近到梅福如的身边，低声地感激地说：

“你回去吧!”

“我送你去!”梅福如推着杨军的身子说。

“你先回去!不要你送!”

“不是我摆老，你到底比我小几岁，脸嫩!”

“你走吧!”

梅福如实在有些疲累，吸着了烟，猛猛地喷了两口浓雾，便撑着拐杖，向病房慢慢地走去。在病房的转角处，他又不放心地回过头来，伸头瞪眼地望着枣树下面。枣树下面的杨军仿佛在扑打身上的尘土，理着衣裳，接着，他的影子移出了枣树阴，走向余老大娘的门口去。直到杨军走进余老大娘家的门里，梅福如才哈哈地放声笑着，回到病房里去。

杨军简直呆愣住了，余老大娘包着新的黑头巾，穿着一件带绣花边的古色古香的褂子，满脸是笑，亲热地拉着他的膀子。恍惚间，他仿佛看到了他的慈祥的母亲。房门上，贴着红纸方和一张胖娃娃年画，房门口挂上了大半新的门帘。把门帘一撩，一张大炕上摊着他的毯子和白被单，上面摆着一床大红棉被。这等情景，杨军完全没有想到，他感到气氛过于浓郁，有点受用不住，但同时又感到从来少有的温暖祥和。他看看自己身上，穿的是平常的军服，跟屋子里的情景很不协调，不像是剧中的主要人物，而只像是前来参观别人婚礼的人。

“大娘，这是干什么?”杨军红着脸问道。

余老大娘睁大着昏花的但是发亮的眼睛，像是第一次看到杨军，在杨军周身上下打量又打量，从头上看到脚下，然后露着脱了牙齿的红牙板笑着说：

“我招了个干女婿呀!”“我认给你做干儿子吧!”杨军像对母亲说话一样地说。

“嘿嘿!嘿嘿!”余老大娘只是不住声地笑着。

杨军真的感到窘困，再也找不出别的适当的话来说，只好大娘笑着，他也笑着。

老大娘点起了一支红烛。红烛的红光，调皮地在他的红红的脸上摇来晃去。

他几乎流下泪来。

“我们结过婚了!”他对老大娘说。

“我知道，老梅跟我说了。这是我们山东的风俗。”老大娘笑着说。

阿菊来了，打扮得很像个新娘子。从家乡来到这里以后一直没有穿过的鱼白色的褂子，一条浅蓝色的裤子，肥瘦适当地穿在各部分长得很是匀称的身上，鞋子是前几天穿过的鞋头上绣着小蝴蝶的那一双，显然是穿过没有几次，和新的一样，小蝴蝶像是要飞起来似的。头发修整得很好，是黎青给了她一个鸡蛋，教她用蛋清洗过了的，每一根发丝都清朗朗地发着亮光。她朝屋里一走，老大娘就抓住她的温热而结实的手，把她拉到烛光面前，像是初次见面，对她笑着，相着，称赞着：

“好长的眉毛哟!双眼皮，唔!五官长得多适称!乐意吗?做我的干闺女?”

阿菊红了脸，不住地笑。望望杨军，杨军点点头，她也就大声地笑着喊了一声：“干娘!”

余老大娘从袖子里拿出个红纸包儿，塞到阿菊手里，说道：“这是干娘给你的，几个长生果、红枣。”

干娘紧紧地抱着干女儿，干女儿也就倒在干娘的怀里格格格格地笑着。

好心的“腊梅花”办的这件事情，在短促的时间里，做得这样周到，余老大娘这等善良的心肠，使杨军突然地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局面，他惊奇、窘迫、惶惑不安，但又喜悦、愉快、感到幸福。

余老大娘到对房歇息去了，他和阿菊面对着坐了许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山谷的春夜，静悄、安宁，像一湖无波的水。

夜空碧蓝无际，星光从窗孔窥探进来。

在去年四月，阿菊从家乡到部队驻地高邮城和杨军结婚，很是草率简单，没有今天这样的铺陈，结婚一个月以后，阿菊便回到江南去，杨军就上了前线。时隔一年的现在，竟在这里团聚，还张燃起红灯红烛来，真像是新婚似的。小夫妻俩的心里都有一种新鲜的欢乐的感觉。阿菊来了半个多月，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交弹心曲的真正时刻，可说只是今天上午溪边上的一次，不用说，在杨军，在阿菊，都是不满足的。现在，可以满足的机会来到了，两颗情深爱笃的心，便火一样地燃烧起来。

撩起门帘，进入卧房。一切音响都相约到遥远的地方去了，在无波的湖水上轻轻回荡着的，仿佛只是他们两人心坎里吐出来的男欢女喜的声音。

四十二

过了一些时日，天气渐渐地暖热起来。

这是一个不大宁静的夜晚，村子里正在忙碌地磨面、碾米，路上又开始出现支前的队伍，牛车毂毂颠颠地走在山道上，吸烟的火光在纷纷的人流里闪烁着，像是藏在浮云后面的星星，一刻儿亮起来，一刻儿又暗下去。

黎青闩好了门，把闪动的灯光安定下来，在面前摊开信纸，她又在给沈振新写信。

杨军他们明天拂晓就要动身，电报今天上午九点钟刚到，要后方伤愈出院的伤员能到前方工作的立即赶到前方。她要在今天夜晚把信写好，交给杨军带走。她的生理变化，在最近个把月里显得很快，甚至使她发生了恐惧。走路是愈来愈觉得困难，坐上半个钟头就觉得肠胃和心脏一齐朝下坠，好像孩子就要落地似的。

阿菊坐在她的身边，手里拿着鞋底鞋帮，正在赶忙地锥针抽麻线。抽麻线的声音，嗤——、咝——地像风吹窗口的破纸似的，在她的耳边烦絮着。

“大概新的大战又要爆发了!”

她写了这么一句，就搁下笔来，想着。

前几天，她接到沈振新的回信，信写得很简单，说：“信和咸菜收到了!”“战役胜利结束了!”“望你注意身体，不要挂念!”“听到小杨家里的事，心里很难过。”就这样完了，别的什么也没有。他的身体怎样，生活怎样，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情等等，统统没有提到。根据她的猜想，他定是快乐得很的，一个指挥员，他的部队打那么大的胜仗，他怎能不兴高采烈?他的身体定然是很健康、很正常的，一个人在心情愉快的时候，总是不大生病的，这个她可以断定。

“写些什么呢?”她问着自己。上一封信的大半篇幅是写的小杨和阿菊，这一回?……她转头看看阿菊，阿菊也正好在望着她，手里却还在“嗤——咝——”地抽着麻线。

“黎同志，这一回，不要在信上写我们的事情!”阿菊似笑非笑地说。

“为什么?”黎青感觉奇怪地问道。

“阿本、阿鹞全知道我来了!”阿菊噘着嘴唇说。

“阿本?阿鹞?”

“杨军说阿本来信说的。阿本就是秦守本，阿鹞是军长的警卫员李尧，不晓得军长的信他们怎么看到的?”

“啊?”

“阿鹞是个机灵鬼，他家离我们家只有三里地。”

她看到阿菊忙着说话，又忙着锥针抽线，牙根咬紧，全身使劲的那种神情，禁不住地大笑起来。

阿菊莫名所以地跟着大笑，笑声充满了屋子，连灯光也笑得不住地点头晃脑，她们两个人的影子，在墙壁上跟着灯光同时晃动，比她们的嘴巴张得更大地笑了起来。

黎青在床上躺了一阵，坐起身来，一鼓作气地写完给沈振新的信。

她在信的末尾，用娃娃妈妈的口吻，向娃娃爸爸这样说：

“娃娃就要出世了，也许跟着下一次战役的胜利一同降生。那么，新，你就是爸爸了!我们就是双喜临门了!”

她把写好的信，重看了一遍。

纸上的字仿佛快乐得要跳跃起来似的，带着闪烁烁的光亮。

她一想到自己快做母亲，心里确是感到快乐和幸福，但当她看到信的末尾，说到娃娃快要出世，却又感到羞惭。她想把这些字句涂掉，或者重新写过，可是时候不早了，她也累了，便把信装进信封里去。

“明天一大早就走吗?”黎青问阿菊道。

“唔，四点半钟吃早饭。”阿菊开始绱第二只鞋子，埋着头回答说。

“鞋子赶得起来?”

“赶得起来!”

黎青拿起做好的一只鞋子瞧着。鞋底又硬又厚，又结实，麻线纳得那样密，像撒满了芝麻粒子似的，仿佛永远也穿不坏它，朝桌子上一放，平平稳稳，鞋头圆大，有点上翘，像只肥胖凶猛的小老虎。

“好!真好!”黎青满口地夸赞着。

阿菊从匾子底下又拿出三双来，样子和刚做好的一样，可是比了一比，却是大小不同。

“这是怎么搞的?有大有小?”黎青惊异地问道。

阿菊的手有些肿痛，停止了做活，两只手互相搓揉着，眉毛皱了皱。

“小杨的脚能大能小?”黎青取笑地问道。

阿菊指着刚拿出来的三双鞋子说：

“这一双是给阿本的，那一双是给阿鹞的!顶大的一双，他说是送给张华峰的，张华峰我不认得。”

黎青感动地长叫了一声：

“噢——!”

“我说就怕来不及，他说，来不及，他的不做，也得把他们三双做好!”停了一下，阿菊继续说：

“连今天八天，我赶出来了!手都肿了!鞋骨子是干娘帮我糊的。”

她把红肿的手指，放在灯光下面给黎青看了看。

“你跟小杨一样，好强好胜!不怪配成一对!”

“他说把送给人家的要先做，还不能做得比他的差。我要就不做，凭心也不能给他做得好，给他朋友的做得坏!”

阿菊手里的麻线又抽响起来，不知怎么，她突然抽得更快更有劲，用一种劳动者朴实的自豪的神态，露着一排洁白的米牙，望着黎青微笑着。不知怎么的，抽麻线的声音，在黎青的耳朵里，觉得好听起来，像什么虫子嘘嘘唏唏地鸣叫似的，又仿佛是合唱队女低音的尾声。

有人急迫地敲门，一听手心拍在门板上软松松的声音，就知道是俞茜。阿菊开了门，黎青生气似的迎头问道：

“什么事情这样急?吓得我心跳!”

兴冲冲的俞茜，歉然地笑着。

“护士应当是一个细心、耐性的人，只要她有一点粗心、急躁，她就违背职业对她的要求。”黎青像是大姐对于妹妹那样亲切，又像老师对于她的学生那样严肃地说。

“炮弹片找到了!”俞茜咕噜着说。

“这个东西找到找不到不重要，你把它忘掉放在什么地方，总是粗心大意的表现。”

黎青觉得俞茜是个淳朴的热情的青年，今年才十七岁，很聪明，谁的眉毛一动，她便知道是什么意思。会做事情，很尽职。可是伤病员对她有意见，说她有偏心：对立过功的，战斗英雄，她就和气、殷勤，对没有立功的，她就冷淡，对干部比战士好，对高级干部又比中下级干部好，有点儿不平等。前些日子阿菊还没有来，还有人说她对杨军有同志以外的感情。特别是做事粗心，使伤病员不安，曾经分错过一次药，幸亏两种药都没有毒性，没有发生恶果。和阿菊一比，俞茜的弱点就更加明显。但是，黎青还是喜欢她，觉得她还年轻，过去没有受过认真的教育和锻炼，便趁着这个时候说了她几句。

可是，俞茜却不在乎似的，歪着小脸说：

“我放在药橱抽屉里的，那天性子一急，就没有想得起来。”

杨军走了进来，行色很匆忙。

“信给我吧!”他对黎青说。

黎青把桌上的信交给杨军，和悦地关照说：

“麻烦你，最好你能自己交给他，有些人喜欢看人家的私信。”紧接着，她又笑着转口说：

“我的信上也没有什么，不怕人家看。”

“不怕?你上次写给军长的信，怎么不给我看?”俞茜吊着眉头，手指头点着黎青的酒窝子调皮地说。

“你还小!”黎青抓住俞茜的手，捏捏俞茜的小鼻子说。

“你当我不懂?小说上写的那些信，才有味哩!”俞茜毫无约束地大笑起来，她的笑声像一群鸭子过河似的，呷呷呀呀断断续续的。

杨军没有再向俞茜讨回炮弹片，可是看到俞茜总是有点不舒坦，便转过身子要走。

俞茜从床上跳下来，伸长着手，大声地说：

“给你纪念品!战斗英雄!”

炮弹片还在那个香烟盒子里，外面包上了原来没有的一层浅蓝色的布，真像是里面包着什么珍贵的纪念品似的。

阿菊拿过来解开一看，是齿爪狰狞的一片长长的铁块。她呆愣住了，仿佛在哪里看见过似的。她把披到脸上的头发向后一甩，想起了这个东西的形状，正像杨军背上的那个懒蚕样的伤疤。

“就是它?钻到这个地方?我的妈妈!”阿菊指着杨军的肩背，尖声地惊叫道。

杨军见到他的“纪念品”，被俞茜当作珍贵的东西，包上了一层布，便觉得那天对待俞茜的脸色是不应该的了，而且在全病房里她对他的看护是最尽职的，于是道歉地笑着说：

“俞同志，对你不起，我那天态度不好。我明天走了，谢谢你四五个月的照护。”

到了杨军面前，她就失去了抗拒的能力，仿佛杨军有一种魔力迷惑了她，或者有一种法宝降服了她，她竟然承认下自己的缺点，悔过似的说：

“是我粗心，是我不好，我对你的看护工作做得不好，你要原谅我!”

她好像孩子一样，小眼睛出神地看着杨军的发光的脸，像犯了过失期待饶恕似的。

“还是我不对!”

杨军说了以后，从阿菊手里拿过小布包来，塞进营长黄弼送给他的小皮包，皮包揣得饱饱的，里面尽是同志们托他带到前方去的信件。

杨军走出去以后，黎青问俞茜道：

“我说你粗心，你不承认，为什么对杨军当面检讨呢?”

俞茜毫不思索地像朗诵诗歌似的说：

“人家是英雄嘛!人家跟敌人拼刺刀!人家爬上一丈八尺高的城墙，冲锋杀敌!人家冰天雪地，游过一道大河，活捉鬼子兵!人家，人家比武松打虎还要勇敢，人家……你呢?我呢?”

她的眼睛直望着黑漆漆的屋梁，嘴里还在不停地说，“人家!你呢?我呢?……”她简直是沉入迷恋英雄的美妙的梦海里了。

俞茜的眼角上流下了泪水，流到红红的腮上，流到白白的颈项里，泪痕像滴下来的蜡烛油似的，发着光亮。

这使黎青非常吃惊，感到从来没有过的那样过分的吃惊。阿菊看到俞茜落泪，手里的麻线嗤——咝——的响声停顿了许久、许久。

屋子里沉静了好一会儿。

心情惶惑的阿菊走到俞茜身边，劝慰着说：

“俞同志，他这个人的脾气不好，对我也常常这样。你别难过!”

俞茜还是躺在黎青的身旁，望着屋梁出神。

黎青笑笑，向阿菊摆摆手，手势的意思是：

“你弄错了，她不是怨恨杨军的。”

雄鸡叫过头遍，天不早了。

黎青又写了一封给姚月琴的信。

阿菊的鞋子赶成了，把八只小老虎在桌上排成了一队，得意地欣赏了一番，仿佛母亲端详她的娃娃似的，她开心地笑了一笑，然后把鞋子和黎青给姚月琴的信一齐放到针线盒里，回到她的干娘家里去。

夜风轻轻地拂着她的黑发，送给她一阵凉爽舒适的快感。

四十三

这天正吃午饭的时候，杨军得到通知：伤愈归队人员明天早晨出发到前方去。杨军饭碗一放，便去告诉阿菊，叫她把鞋子赶做起来。

“真的?明天就走?”阿菊急忙问道。

“这还能跟你开玩笑?”杨军说了一句，便匆忙地跑出去。“这样急促!”阿菊皱皱眉头说。

杨军高兴极了，他日盼夜盼的一天终于来到。他跑到留守处领受了带队出发的任务，拿了行政上和党组织的介绍信，接着又跑到黎青那里，黄弼那里，病房里陈连、梅福如他们那里，告诉他们他明天准定走，有信赶快写好交给他带去。他从病房出来，迎头碰到俞茜。

“什么事，急急匆匆的?”俞茜问道。

“明天要走了!”杨军一边快步走着，一边回答说。

俞茜沉愣一下，手在衣袋里探探，紧接着便追赶着喊道：“杨同志!杨班长!”

杨军站定下来，回头望着俞茜。俞茜赶到他的面前，摸出一个花布面的小笔记本来，笑着急促地说：

“请你给我写几句话，签个名。”

这件事情，杨军没有做过。他感到很困难，一时想不出怎么写，写几句什么话。俞茜把没有用过的簇新的小本子打开，指着封面里的头一页，抓住杨军的手，恳求地说：

“就写在这里!随你写什么。”

杨军觉得很难推却，嘴里说：“我不会写，写不好!”手却又情不自禁地摸在胸口的钢笔上。在俞茜的催促、恳求和迫切期待的目光下面，他为难了一阵，终于蹲下身子，在本子上写了“胜利”两个字，停下笔来。

“只写两个字呀?”俞茜噘着嘴唇哼声地说。

杨军自认只写两个字确实太少。可又真的想不出别的字句来写，便在“胜利”下面又写上两个“胜利”，并且在三个“胜利”后面都加上大大的惊叹号，看看俞茜，俞茜还是不满意，他擦擦额角上焦急的汗珠，皱起眉头想了一想，又写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两排大字和大大的惊叹号，把本子还给俞茜。

“写上你自己的名字!”俞茜拉住他命令似的说。

他只得在纸角上又写上“杨军”两个字。

字很大，笔画很有力，俞茜认为像是英雄写的，连声地笑着说：

“谢谢!谢谢!”

在走向归队人员住处的路上，杨军匆忙的脚步渐渐地变慢起来，俞茜要他签名纪念的事，惹起了他的什么心事。仿佛发生了强烈的感触似的，胸口有些震荡，皱着眉，低着头。

到归队人员的住处布置了出发的准备工作以后，他走到村头上一家卖杂货的小店里。他想定要买点东西留给阿菊。

他在小店的货架子上瞧来看去，觉得没有合适的东西。店里的货物很少，大部分是香烟、黄烟、火柴、火刀、火石、红绿纸等等，他想去赶集，太阳已经斜上西南，大集、小集都散了。他走出了小店，在店门口站了一阵，重又回到店里。店主人问道：“同志，想买点什么?”

杨军摇摇头，但却仍旧站在小柜台边，睁大眼睛在货架子上搜寻着。

“罐子里有麦芽糖，新做的。”店主人拿出一罐糖来，接着说：

“不买没事，吃点尝尝!”

店主人敲了一块麦芽糖放在他的面前。杨军说声“谢谢”，推开了糖。过了一会儿，他终于选定毛巾和肥皂，每样买了一联。

回到余老大娘屋里，阿菊不在。他把东西刚刚放下，忽听门口摇皮鼓的声音，走出来一看，一个货郎担子正向门口走来，走到门口，担子就放了下来，仿佛知道他要买点什么似的。好几个大嫂、大姐、大姑娘听到货郎鼓的声音，慌忙地跑来团团地围着货郎担子，这个要买这样，那个要买那样。杨军好奇地走近前去，站在她们后面，伸着头，瞧着担子的小玻璃橱里花花绿绿的货色。

“杨班长，给你女将买一点!”一位大嫂回过头来，笑着说。

杨军笑笑，眼睛还在注意地瞧着那些货色和大嫂、大姐们买的是些什么东西。

大嫂、大姐们买好东西走了，货郎担子正要上肩，杨军说：“我买个小镜子。”

货郎打开担子的玻璃盖，他拣了个绿边的鸭蛋形的小镜子。

他在几种梳子里，拣选了一阵，又拿了个看来结实经用，但是样子蠢笨的枣木梳。

“买给女同志用的，这个样子好看。”货郎指着有色彩的化学梳子说。

于是，他改买了一把大红的化学梳子。

天黑以后，杨军身上带着这两件东西去找阿菊，阿菊正在黎青屋子里给他赶做鞋子，他觉得梳子、镜子不便拿出来，当俞茜把炮弹片给他以后，他便到病房里去跟同志们告别。

病房里围着一大团人在梅福如的床边，正在谈着关于杨军的事情。

一个伤员把手掌托着腮，膀肘垫在枕头上，笑嘻嘻地问梅福如道：

“那天杨军夫妻在老大娘家洞房花烛的事，你是怎么办的?老大娘怎会一下子就答应借屋借铺的呢?”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天了，梅福如一直没有公开，他怕引起一些闲言闲语使杨军不快活。现在杨军要走了，有些同志又问起这件事情的骨骨节节，梅福如觉得说说也无大关系，便有板有眼地说：

“说来也很简单。为人办事说话，首先要知心摸底。余老大娘你们都见过的，是个面和心善的人。我到她家拉过两回呱，晓得她孤苦伶仃，夫死儿亡，跟她说了十言八语，就提出把阿菊认给她做干女儿，一听之下她真是喜得眉笑颜开。……阿菊是个白蛇精转世的伶俐人，你想，她还会不愿意?杨军，跟他办这件事，只好牵马过桥，给我一说一哄，也就过桥上路了。……嘿!同志哥，人生在世，就要多做几件好事，我这个人，头一倒就呼呼大睡，什么缘故?我尽做好事，心在当中。”

梅福如那种豪爽、侠义的气概，充满着良心自慰的得意的神情，使得每个人不但觉得好笑，而且不能不衷心地钦佩他。

杨军走了进来，灯光给一堆人遮住了，屋子里黑洞洞的，大家没有看到他。

杨军坐到二排长陈连面前，问他还有什么话交代。陈连净剩了一些硬骨头的手，牢牢地抓住杨军的手腕，颤抖了几下，吃力地咳嗽一声，眨着有神无力的眼睛说：

“我这条腿没有用了!我还想打仗。我只有一句话，你告诉连长、指导员，我是个共产党员，我还要战斗。”

话很简单，杨军却深深地受到感动，紧紧地抱住他的排长，胸口猛烈地弹动着。

“别的我都会忘掉，对蒋介石，对七十四师的仇恨，我不会忘掉!永远的!一辈子!”

陈连的眼里迸出仇恨的火花，在黑黑的屋子里闪烁着它的光辉。

同志们见杨军前来告别，便回到自己的铺上去，他们想到自己还不能跟杨军一齐走，已经一个大战役没有参加得上，再一个战役，又是不能参加，心里便涌起恼恨和痛苦的波浪来。

杨军和许多同志握了手，每一只手都传递给他一种强烈的战友的感情，它们汇成一种热流，和着他的血液，在周身激动起来。

他坐到梅福如的身边。

梅福如用他那颀长有力的臂膀，像箍桶的铁环一样，紧紧地搂抱着杨军。

“你有什么话在信上没有写的，我再替你口传一下!”杨军紧握着梅福如的手说。

“小兄弟!我那个不要脸的妈妈，在我十三岁的时候，给蒋介石军队一个军官拐跑，我的老子，给他们两个用毒酒活活地害死!你们不是看到我很快活吗?是的!我快活!我是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才这样快活的，悲酸苦痛埋在我的心底下!我一只脚没有了，你要看见刘团长，能跟军长说一句更好，我希望能给我装一只假脚，我在上海看到大马路上有得卖的，天津也有。怕就怕办不到。我想装上这只脚，还是跟敌人干!我不打六〇炮、掷弹筒了。听说缴了榴弹炮，我去开榴弹炮，我发誓要百发百中，把敌人打得粉身碎骨，尸分八瓣!叫他们尝尝炮弹片的辣味!你不是要把炮弹片还给七十四师吗?我替你还，不用愁，总有那一天!”

梅福如的声音很低沉，但是爽朗有力，牙根咬得格格作响，使人感到有一股烈火燃烧在他的胸膛里面。

他是团部炮兵连小炮排的炮手，在这里，只有他是炮兵连的伤员，关于他的父亲、母亲的事，他从来没有跟谁提过。

杨军恍然地觉得这个人不但可爱、可敬，而且在他的身上潜藏着无限的远远没有用完的战斗力。他所特有的那等英雄气概，活跃的生命力和这些出自肺腑的充满仇恨、蔑视、鄙视敌人的言语，在杨军的心目里刻下了这样一个鲜明的塑像：他是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的钢一样坚强的人物。

听了梅福如的话，许多人都默默地坐起身来，都不禁在心里对自己感叹着说：

“他不只是个会说会笑的人啊!”

杨军带着激愤、沉痛的心情，辞别了战友们。

营长黄弼睡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

他的头部缠裹着层层纱布，纱布和肌肉当中，夹敷着硬骨骨的石膏。他的头安静地板板地放在枕头上。他的脸瘦得可怕，没有一点血色，黄惨惨的，几乎只剩下皮和骨头了，两只眼睛下陷得很深，好像就要沉下去似的。但是，它发着炯炯的顽强的光辉，仿佛是两颗永远不灭的亮星。

他的两只大手安静地摊在身边，蓝色的弯曲的筋络暴露得很明显，两条长腿稍稍崛起，盖在被子里面。

他安静平坦地卧着，嘴唇不住地微微抖动，舌头不时地探出来，舔着干燥的唇边。

杨军常到他的营长这里来，他觉得安慰安慰他的营长是他的责任。为了使他的营长高兴，连他和阿菊搬住到余老大娘家的事情都对黄弼谈了。他觉得让这位上级首长能够笑笑，心里舒服。但是，他又怕来，他一看到他的营长那样艰难地躺着，那样的瘦弱，就感到难受。

杨军在一会儿以前，从这里拿去营长送给他的皮包，要说的话，营长已经对他说过了。可是，在他从病房里出来以后，脚步不由自主地又拐到营长的小屋里来。

他沉默地站在营长的床前。

“都准备好了?”黄弼喃喃地问道。

“准备好了!一共三十八个人，编成一个排，要我带队。”杨军用最低的声音说。

“也该当排长了!现在带一排人，以后要带一连人。”

“我还是当班长!”

“当班长的人多了，用不着你当了!”

“营长还有什么话交代吗?”

“把阿菊留在后方，放心吗?”

“跟黎青同志做点事情，她能管她自己!我才不挂念她!”

黄弼的唇边漾出了一丝笑容。

杨军仿佛感觉到营长在笑他说了违心话，咬着嘴唇笑了一笑，好像这样便赎回了不坦率的过失似的。

黄弼思索一下，把杨军的粗壮的手握在自己干枯的手掌里，用一个中指伸来缩去地摩着杨军的手背上丰满的肌肉，仿佛这个小动作使他感到愉快似的。

他的闪着顽强的光辉的眼睛望着屋顶，语调低沉地说：

“我们这个队伍，勇敢，这是革命军队的天性!要记住!光凭这个天性是不够的!要讲究战术!不讲究战术，自己吃亏!流血，牺牲，有什么了不得!一根鹅毛!一片树叶子!带着士兵吃亏，革命吃亏，那是罪过!……技术也很重要!到前方去，四大技术[3]要苦练!有炮、有枪打不中敌人，敌人就不怕我们!……”

“吐丝口战斗好险啦!差一点点就打不下来!……”

“不要怕人家说你怕死!……”

“我受了伤，想了多少天数，就是这几句话!”

他的话是一个字音一个字音吐出来的，他吐得很吃力，但是他吐了出来。像一粒一粒明亮的珠子，从他的心底下弹出来似的。珠子弹出来以后，就弹击着杨军的心壁，仿佛还激起了像指头猛地弹在钢琴键子上的那种声音，沉重、响亮，拖着绵长的余音。

“我把这些话，永远记住!告诉教导员去!”杨军把每一个珠子在心里点数了一遍，然后低沉地说。

黄弼的笨重的头，微微地颤动一下，像是一阵冷风侵袭了他，杨军急忙把他颈项上的被子塞好。

“程教导员!没人告诉你?”

杨军吃惊地睁大眼睛，摇摇头。

“唉!到苏团长那里去了!”

他的深陷的眼珠，突然冒出火来似的只是闪闪抖动，接着，两个眼井里就涌出碧清的泉水来。

“营长!”

杨军悲泣着低沉地喊了一声，伏在营长的身边。

营长的干枯的手抚摩着杨军的脖子，他感到青年的身上有一种足以使他消除一切悲酸苦痛的温热，立即停止了呜咽和泪水的奔流。青年感到营长的手掌也是温热的，像是春天的阳光那样。

黄弼突然兴奋地说：

“希望下一仗能够消灭七十四师!好个强盗队伍!”

听了营长这许多话，杨军受到最深刻的感染，同时也感到最大的满足。营长的血的经验教训，像禾种一样，撒种到青年一代的心田里。

营长向杨军扬扬手，闭上眼睛，安详地睡了。

杨军在营长小屋的门外，徘徊了许久。

夜空缀满银色的光点，明天还将是一个晴天。

他回到住处，炕上躺着一个军人，定睛一看，见是阿菊，便高兴地问道：

“军装领来啦?”

听到杨军的脚步声，转脸朝里躺着的阿菊，高声大笑地跳下炕来。她站直身子，挺着胸脯，显露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兴奋得颤着嗓音说：

“下午领来的，胸章刚刚钉上。你看!怎么样?威武不威武?”

杨军笑着端详一阵，像教练新兵一样，教阿菊两脚并立，两手垂直，眼睛望着前方，新兵阿菊也就照样地做着。“很威武，就是有一个缺点。”杨军评量着说。

“什么缺点，袖子长了?”阿菊问道，在自己的周身寻看着。

“风纪扣没扣上!”

阿菊摸着领口，杨军靠近前去，替她扣上了风纪扣。

“我明天也走。”阿菊坐到炕沿上，拍拍胸口，说。

“又想回江南去?”杨军问道。

“跟你一齐上前线!”阿菊扬着手，做出一种英武的姿态说。

杨军放下皮包，阿菊把黎青给姚月琴的信交给他，笑着说：

“有空，你也写封信给我。”

“有话说就写。”

“没话说就不写?”

“嗯!”

“话在你肚里，我也不知真的有话无话!”说着，阿菊指着炕前小橱上的肥皂、毛巾问道：

“前方肥皂也买不到?你的东西够重了，还带这个?”

“是留给你用的!”杨军说。

“好大的人情!怕我脸上有灰，给我两块肥皂!”阿菊把肥皂、毛巾推到杨军面前，冷笑着说。

杨军摸出小镜子来，也冷笑着说：

“这个人情怎么样?”

阿菊连忙抓过小镜子去，说：

“这还不错!这里有卖洋货的!”她照着镜子，洋洋洒洒地笑了起来。

杨军又拿出大红梳子来。

阿菊想不到杨军能够买上这么两样东西，在分别的时候送给她。在她的记忆里，从她跟杨军六七年前定情相爱的时候起，到去年结婚，现在团聚，他送给她最合适的物件，就是这个鸭蛋镜子和大红梳子。她愉快极了，照照镜子，梳梳头，梳梳头，又照照镜子。她看到杨军的脸是红酣酣的，自己的脸也是红酣酣的，她真是从心里喜到脸上。使杨军欣喜的，是阿菊也准备了送给他的礼品：除去赶好了四双鞋子以外，还有上好了袜底的两双新袜子，一件背着他做好的夹背心。阿菊把这些东西真的当作礼品似的，一样一样轻拿慢取地放到杨军的面前，娇声地说：

“看看，做得怎么样?”

“哪来的布?”杨军拿起夹背心来，问道。

“是我把棉袄拆掉做的。”阿菊说，把夹背心的里子翻转过来，送到杨军的眼前。

杨军一看，背心里子的正中，用丝线绣着一朵金钱大的红菊花，不禁惊叹地说：

“绣上这个!你真想得出来!”

见到杨军感到满意，她便格格地轻声地笑着。

夜深了，杨军脱了军衣，准备睡觉，她就趁便把夹背心穿到他的身上。

“合适吧?正好护住这个地方!”阿菊端详着，抚摸着杨军肩背上的伤痕，微笑着说。

“不肥不瘦!在我身上量过的?”杨军笑着问道。

“量尺寸做衣服，还算本事?”阿菊自得地说。

小夫妻俩谈了一阵临别的话，杨军打了一个呵欠，阿菊便拉开被子让他休息。

“说走就走，不能多待一天?”阿菊喃喃地自言自语着。

“鸡叫三遍喊我!”他在睡下去的时候，拍拍她的肩膀说。

她在沉思着什么，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话似的，眼睛出神地望着月光明亮的窗口。他抬起头来，又大声地说：

“听见吗?鸡叫三遍喊我!”

四十四

余老大娘家的一只雄鸡，比谁家的鸡都要赶尖，过早地而且粗声粗气地在窗外的鸡栏里叫了起来。

仿佛二遍刚刚叫过，就叫三遍了。

阿菊用被子把杨军连头带脑地盖上，让催人的鸡鸣声不给他听见，然后轻手轻脚地开了门，向东方的天际望望，她觉得时间还早，一点亮影子也没有。

可是鸡又叫了，远处近处的一齐叫了起来。

到前方去的同志们住的隔壁大屋里，点起了灯火，已经有人说话。

回到屋里，干娘正在灶上忙着，灶膛里的火，向灶门口伸着火舌头，映红了老人多皱的脸。

她轻轻地拍拍杨军，她既想把他叫醒，又不愿意他马上就醒。

“能多睡一分钟，就让他多睡一分钟吧!天大亮，太阳出来再走不好吗?这又不是打游击!”阿菊无声地自言自语着，手里在收拾什么东西。

余老大娘揭锅盖的声音触动了杨军的耳鼓，他突然一惊，把被子使劲一掀，跳起身来，使得阿菊的身子吃惊地晃了两晃。

“妈呀!好大的气力!”她惊叫着说。

“为什么不喊醒我?”杨军气粗粗地责问道。

为了掩饰，阿菊向房门外喊问道：

“干娘，鸡叫过三遍了吗?”

干娘和干女儿串通好了似的回答说：

“刚叫过。人家的鸡不还在叫吗?”

杨军的眼睛在黑暗里瞪着阿菊。

阿菊点亮了灯，拨着灯草说：

“临走还跟我发性子?”

她把杨军的鞋子顺了一下。杨军拔起鞋子，就慌慌张张地收拾着东西，找这样，这样不见，找那样，那样没有。

阿菊看他那股着急的劲儿，噗哧一声笑起来。

“早就给你收拾好了!”阿菊坐到他身边说。把打好的一个青布包裹放到他的面前。

杨军一一做了检查，没有发现漏掉什么。

杨军急急忙忙地漱洗以后，就跑到隔壁的大屋子里去。

大屋子里的同志们正在呼呼啦啦地吃饭，杨军觉得时间的确还很早，心也就镇定下来。

阿菊到大屋子门口喊杨军回来吃饭，杨军出了大屋子，她伸长脖子向里面瞧了一瞧，准备到前方去的同志们穿的一色新军服，跟杨军的和她的一样，草绿色的。

“排长嫂嫂，吃饭!”不知是谁嚼着小菜叫道。

“不客气!”阿菊挺镇静地回答了一句。

阿菊走了以后，吃饭的人仿佛加了一样新鲜菜，津津有味地七嘴八舌地谈论开来：

“不该叫嫂子!”

“叫什么?”

“叫同志!人家参加了革命工作。”

“同志?她不是杨军的老婆?”

“叫老婆也不好听!”

“叫什么?叫太太，更难听!”

“叫夫人!”

“呸!又不是做大官的!”

“有一回，文化教员说的，顶好叫‘爱人’!”

“咦!我叫不来!”

“你叫什么?”

“叫孩子他娘!”

“没有孩子呢?”

吃饭吃菜的声音，碗筷碰击的当当声，和着哗笑声，加上门外鸡叫四遍的喔喔声，夹杂交响地腾了起来。

拂晓，空中迷蒙着一层轻纱似的薄雾，一些鸟雀在看不清楚的树木上、田野里喳喳地叫着。

杨军背着打得十分结实、但是显得肥大沉重的背包，在大屋子门口吹响了炸耳的哨子。

在队伍前面，他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地宣布道：

“我们都是身上有伤疤的人，为了赶到前方投入战斗，今天的路程是七十里，过一座山，不高，五百二十米。”

有一个同志伸伸舌头。

杨军大声问道：

“走得动走不动?”

所有的人一条腔地高声回答：

“走得动!”

声音冲破薄雾，太阳的橘红色的光辉从海底升上来，天际挂起了彩色缤纷的帷幕。

小小的队伍开始出发，后面跟着一百多个挑着重担的民工，他们挑的是修械所突击加班赶造出来的中型、大型的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等。

阿菊穿着她的新军服，鞋子还是绣着小蝴蝶的那双，没戴军帽，头发给大红梳子梳得很光，和俞茜、她的干娘她们站在队伍必经的路口，瞩望着队伍，瞩望着杨军。

在杨军快到身边的时候，阿菊的心加剧地跳动起来，她想起五年以前送杨军参军的情景：那是在自己的家乡，那时候，杨军和她都还是不大懂事的孩子。现在，是在远离家乡的山东，杨军长得那样壮，成了英雄；自己呢，也成了个革命军人。想到这些，她有些难过，但又很快乐，心头有一种说不出的又酸又甜的滋味。

杨军走到她的面前，脚步似乎放慢了一点，阿菊正想说句什么，队伍里和送行的人们的几百双眼睛，仿佛一齐向她投射着逼人的光箭，她想好的一句什么话，便在众人的眼光下面给逼得慌忙遁走，她的身子也就微微地震颤起来，像是大冷天喝了一口热汤，很舒服，但又有些经受不住似的。

这时候的杨军却朝着余老大娘、阿菊和俞茜她们这一堆人一边走，一边说了一声：

“大娘，打了胜仗，我写信给你啊!”

谁都明白，杨军的这句话是对余老大娘说的，也是对他的阿菊说的。

阿菊自己也很明白。她会心地笑了，像昨天夜晚在小镜子里笑的那样。

俞茜的小眼睛盯了阿菊一下，火速地跑走开去。

杨军，队伍，沐浴在红日的光海里，脚步走得那么有力，那么轻快，仿佛腿上装上了车轮子似的，只是向前，只是向前疾驶。

他们越过绿色的田野，走上山坡，隐入到远处的深谷里。

阿菊回到黎青的门口，黎青问道：

“我没有送送他们，走了吗?”

“走了!”阿菊喃喃地说。

“跟你说了什么?”黎青又问。

“什么也没有说，头都不回地走了!”阿菊装傻地笑着说。

俞茜拍着手跳跃着说：

“说的!我听到的!”

“他是跟老大娘说的!”阿菊低沉着脸，轻声地说。

“是说给老大娘听的，也是说给你听的!”

听了俞茜的话，阿菊把热辣辣的小圆脸，扭向门外，无声地痴笑着。

猛一抬头，阿菊的眼睛在远处青青的山脊上，发现了杨军他们一行队伍的影子。在她凝神定睛仔细看望一下以后，才认出在那青青的山脊上的，原来是一排挺拔的马尾松。

* * *

[1] 苏中指江苏省中部地区，即长江北岸，淮阴、淮安以南，黄海以西，运河以东地区。

[2] 瓜子脸、蒜瓣脚、坐着用尾巴扫地，是狗的形象。

[3] 四大技术系指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四项军事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