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小说集 阳春别

1924年6月10日午前10时。

上海三菱公司码头，N邮船公司的二层楼上。

电话声、电铃声、打字机声、钢笔在纸上赛跑声，不间断地，在奏着近代文明的进行曲。栗鼠的眼睛眼睛眼睛，毛虫痉挛着的颜面筋肉，……随着这进行曲的乐声，不断地跃进，跃进，跃进。空气是沸腾着的，红头巡捕、西洋妇人、玉兰玉兰水的香气、衣缝下露出的日本妇人的肥白的脚胫……人是沸水中浮游着的水滴。

在买三等船票的柜台外面站着一位脸色苍白的青年，头发是乱蓬蓬的，穿着一件俄国式的“鲁白西袈”①，侧着身子在柜台上填写买票的愿书。他写出的名字是王凯云，要乘上海丸到日本长崎去的。

①作者原注：一种向左边开襟的俄国常用的短装。

青年写好了，抬起头来看着旁边卖头等票的地方站着一个西洋人，携着个五岁光景的儿子。西洋人有五十岁的光景，蓄着长长的头发，梳着“沃尔白克”②，蓄着山羊胡子，一眼看来便晓得他是美术家，而且是法兰西人的样子。

②作者原注：“沃尔白克”（all-back），头发不分开，整个向后梳。

西洋人果然用着法国话在和卖票的日本人攀谈。日本人只把日本后来反问，两下都不懂。青年在旁边看见他们为难的情形，便挨近去向西洋人默礼了一下，替他把话翻译了。

西洋人也是要到长崎去的，问几时有船，问头等票要多少钱，问五岁的孩子要不要票。交涉的结果，仍然是乘上海丸，定买头等C的一张整票和一张半票。

西洋人在愿书上写着A.H.比利时人。……

两人各把愿书和钞票交给卖票者之后，退坐在沿壁的木凳上攀谈起来了。

比利时人说：

——“我本来是P大的绘画教授。1908年便到P大教画，一直教了十六年。中国学生对于绘画虽不留心，但在八年前每月的薪水很丰富，生活是不吃苦的。1917年以后，薪水便渐渐拖欠起来，到最近两三年来简直是分文不发了。我的爱妻在今年正月死在北京，现在只留着这个五岁的小儿。……”

比利时人说到这儿，便沉默着了。他把两手抚摩着他膝间站着的小儿，小儿抬起头来望他。两人的眼睛正整相对，含着泪光。

——“你此次到日本去是什么目的呢？”青年待他悲感稍定之后问他。

——“我也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去游历一下罢了。北京不是我住的地方，中国我也厌倦了。我要走之前，在北京开了一次个人展览会，想把我十六年来所作的画都卖成钱。但是中国人不行，中国人的脚是走八大胡同的，不是走展览会的。卖不了我都把来烧了。我所有的家具也卖了，一架钢琴卖了两百块钱。那是我爱妻所钟爱的钢琴。今年正月她病了，我们几天没米下锅的时候，便想变卖它，但她总不肯。可怜她竟至死了。……这钢琴留着，我有什么用呢？它是大使我伤心。……我现在有了钱，我把P大的教职辞了，我想到俄罗斯去。东方我要永别了，但我在往俄国之前，我想去看看日本。朝鲜我是在八年前去过的，朝鲜人我觉得比中国人还要好。朝鲜人便是一个‘悲哀’，中国人是‘西班牙的村落’——莫名其妙。就譬如中国人做教授，不怕口头在反对北政府，但是教授是要做的；不怕没米下锅，没学生上课，但是教授是要做的。简直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地方。不过我们中国人的大学教授都是些烈士罢了。”

——“怎么是烈士呢？”

——“我们有句古话，叫做‘烈士殉名’。”

——“啊，啊，说不定，说不定。但是你呢？我看你日本话谈得很好，法国话也还说得不坏。……”

——“我在日本住了十年，是在那边的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工科。法国话是我自己学的。”

——“你要到日本去做什么呢？”

——“我想去找点职业。”

——“中国没事情给你做吗？”

——“中国哪里容得下我们！我们是在国外太住久了。你不知道吗、我们中国选用人材的标准，凡是在日本混过五六个月的，便可以当教授技师，在西洋混过一二年的，便可以当什么总长督办了。中国哪里容得下我们！”

——“啊，这是你们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表现呢。‘无’，——‘无’——‘无’的妙用！‘无’是万物之母。学问总也要‘无’才行，有了学问是应该吃糟粕的呢。吓！吓！东方的精神文明！……”

教授好象比青年还要悲愤的样子，他指着楼口上站着的一位红头巡捕又接着说道：

——“那位吃英国饭的伟人，也怕在做梦，想把东方的精呻文明来做全世界的救主罢？……我在没有到东方来的时候，也常常梦想着东方的黄金国，但我现在是醒了。未来的天国在北方的俄罗斯，未来的救主不是释迦牟尼，不是老子、孔子，也不是耶稣呢。朋友，你为什么不到俄国去？到俄国去做工不比日本更有意义吗？”

——“没有钱。”

——“你和我同路去罢，我们去看过日本的澎湃城（Pompeii）后，再坐西比利亚铁路到莫斯科。……”

两人在对谈的时候，卖票的人已经把票写好了。

两人各自拿了船票，下楼从邮船公司走出。

欲雨不雨的梅雨天气，好象印度人的脸色一样笼罩在黄浦滩上。在街头叫着客的黄包车夫，在码头上吃着臭油豆腐的苦力，骆驼一样拿着一根黑棒步来步去的红头巡捕，他们那超然物外的神情，好象没有注意到黄浦江头浮着有几万吨的外国兵船和巨舶的光景。他们的午梦很浓，尖锐的汽笛声，嘈杂的机械声，都不能把他们叫醒。他们是把世界征服了。他们在和天地精神往来，他们的世界是另外一个世界。他们是返虚入浑，他们是等于“无”——世界上就等于没有他们一样。

——“中国朋友！我们明天在船上再见罢！我要回北四川路。”

H教授抱着小儿坐上了一辆黄包车了，青年还立在公司门口。

——“好！明天再见。”

——“准定到莫斯科吗？”

——“到莫斯科。”

——“阿丢①！”

①作行原注：Adieu（再见）的音译。

——“阿丢！”

H教授乘起车子走了，青年还忙立在N公司门前。他心里横亘着一个莫大的问题，但不是征服世界的东方的精神文明，也不是未来的天国莫斯科；他是在踌躇着——他今天中午在什么地方开饭。

他回上海五个月了，找事找不到手，也没有人可以攀缘，吃书籍，吃衣裳，吃到近来只剩着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了。他昨天决计把文凭拿到虹口日本人的当铺里当了四张五圆的老头票，买船票去了十五圆，余下的五圆便是他唯一的财产了。他近来每晚上都在沪宁车站上过夜，吃中饭的时候大概是铜板十枚的两碗阳春面。——这面的名字他很喜欢：在这儿他很感谢东方的精神文明，因为东方人爱给一种不值钱的东西，加上一个超然物外的名字：阳春面、雪里红、荷花少、长手将军、花柳病、精神文明、国故整理、武威将军、欧化文、人生观的论争，等等，等等，等等。

青年踌躇了一会，在裤包中取出了四个铜板来向臭油豆腐担上走去。

他自己心里叹道：

“嗳，阳春哟！我只好从此和你告别了。”

1924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