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殊室随笔 杂论

一

元微之《悼亡诗》曰“诚知此恨人人有”，白香山哭子诗曰“天下何人不哭儿”，真可谓极天下之武断。把死老婆、死儿子等事，认作人类之共同业务。大概这两位先生因为伤心过度，强作达语以自解，竟忘却其修辞之不合论理矣。

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举行东封大典，禅泰山。途次访得隐士杨璞，载以俱归。上问璞曰：“卿行时，可有人作诗相送否？”对曰：“有臣妻一小诗曰：‘更休落魄耽杯酒，莫再猖狂爱作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知璞之无意仕进也，因厚赐之而送归田里。辛稼轩五十三岁时，起用福州按抚使，作《山花子》一首，其上半阕曰：“记得瓢泉快活时。长年耽酒更吟诗。蓦地捉将来断送，老头皮。”即用此事。时绍熙三年，上距杨璞一百八十四年，可见璞妻诗之传诵一时也。

晋元帝生子，大赐群臣汤饼宴。殷羡前致谢辞曰：“庆陛下嗣统之有人，愧微臣无功而受赐。”上笑曰：“是何言，此事岂可令卿有功耶？”可谓语妙天下，真堪绝倒。熙宁七年，苏东坡过吴兴，时李公择适生子三日，会客求歌辞。东坡作《减字木兰花》一阕曰：“惟熊佳梦。释氏老君亲抱送。壮气横秋，未满三朝已食牛。犀钱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坐。多谢无功。此事如何着得侬。”举座哄然大笑，有翻酒喷饭者。时东坡三十九岁。

东坡《琼州山行舆中遇雨》之长古，气象万千，而尤以“千山动鳞甲，万壑酣笙钟”一联意境独绝。但此联乃脱胎于杜工部之“万壑树声满，千崖秋气高”，然而坡公可谓能青出于蓝矣。摹拟古人，必要如此乃为最上乘。

二

“武断”二字，最为科学家所不许。武断者何？非科学是矣。科学者何？不武断是矣。此实两绝对之反比名词也。

世界上各种学问，无论哲理方面或物质方面，实无一不须用科学方法以穷究其本源。“武断”既为科学之蟊贼，然则人类社会之字典，永远革除此两字可乎？曰：是不能。“武断”二字，实开辟科学世界之要素，增进人类文化之先锋也。此说似新奇可喜或骇人听闻乎？请言科学家与探险家之别。

科学家之态度，谓一切学问，须先从搜集证据入手。证据既集，然后以纯客观的态度，用归纳法以求其断案。若证据不足，即须搁置。不得参与丝毫主观于其间，不得武断，不得行使自信力。此之谓有科学头脑之学者态度。

探险家之态度则反是。乃专对于无证据之事物，用坚强的自信力以武断之。历史上之英雄事业，不乏其例。试举哥仑布以作代表。

大西洋彼岸之有大陆，果何所据而云然？理想而已。理想非科学也。在科学家态度，于航行之先则何如？必须知彼岸与欧洲距离之确实里数。我所乘之船，排水量何如，推进之能力何如，几日可达？船之容积及贮藏量是否与速率相应，燃料、食料、饮料所能供给之航程，是否已超过航路之距离？又印度洋西泻之热潮受非洲大陆之障碍，绕好望角直冲南美东岸而北上，再受墨西哥湾一蓄，遂横渡大西洋，斜射西班牙海岸而入北冰洋，溶解层冰之一部分，迫令寒潮掠北美洲之东岸而下。冷热潮交流处，常生海雾。海雾之来，若何应付？冷潮之经行路常带冰山，冰山之来，若何应付？大西洋之贸易风，在何季节？风之来，若何应付？船之排水量与载重量之调和，若何计算？所载之物，过重之病何在，过轻之病又何在？海水所含之矿物质较多于河流，是以水之比重，洋海较大，而浮物力亦较大。船在内河载货时，宜达船身之某度，出海则船身上浮，乃可适合标准度。凡此种种，哥仑布未必尽知。不知而贸贸然排众议以独断独行，是曰武断，是曰冒险。险者何？即科学家领土外之世界是已。试思当日同舟之水手，欲缚哥仑布而投诸海，转帆以归西班牙海岸时，而哥仑布犹毅然不为所屈。其主观之强，与自信力之大，实属可惊。总而言之，举凡科学家所认为蟊贼、认为恶德者，彼实无一不备矣。然而结果乃乍令此世界放大数倍，俾各种科学因需要与助长而作长足之进步。谁实为之，则哥伦布自信力之“武断”致之而已。以此论之，则“武断”又非科学之贼而为科学之母矣。

三

凡评判是非或追求真理者，若因果倒置，则结论必入于迷途，固也。然而因果固最易于倒置者也。譬诸一人，见鬼辄跑，问何为而跑？曰因为怕所以跑，此之谓倒果为因，实则因为跑所以怕。是以论事必先明因果，乃得真相。但执因果相乘、因果相生之说，则问题又不能如是之简单矣。譬如问：人何以必须求食？曰为饿之故。是则饿乃食之因，而食乃饿之果矣。若问：人何故而有饿？曰：因为吸入空气中之酸素而食料消化故。是则饿又为果，而呼吸为因矣。若问：何故而有呼吸？曰：此乃机体活动之本能。是则呼吸又变为果，而机体活动乃其因矣。以此追求，直须寻至原始所种之因子，乃为真因。自此因子既种之后，所生之果即是因，因亦即是果。循至今日，究竟孰为因而孰为果，已成不了之问题矣。又如战争之因，可以上追数级而至人口膨胀。人口膨胀之因，又可以上追数级而至于有男女两性。但造物何故必用复式而造两性。若采用单纯式而只造一性，岂不省事？则又必有其因。其因何在，虽未可知，但知其必有。盖人类之有两性，乃是事实，事实即是果，天下必无无因之果，是以知之。以此论之，无有穷期。释迦劝人勿造因，自是绝世聪明人语。然而晚矣。自原始之因子既种之后，虽欲勿造而不可得矣。

四

中国文字之语助辞，如“焉”“哉”“乎”“也”等字，若善于运用，最能作表情之助。欧洲文字之于此类，只有两种符号。发问则画一只耳朵（？）以准备接受回答，感叹则画一滴眼泪（！）以表示伤心，如斯而已。中国之语助辞，其韵味实远在欧文之上。更有双叠及三叠者，尤能描出情态之神。闲尝翻阅《论语》，计其中双叠及三叠之语助辞共有四十余处。双叠如：“久矣哉，由之行诈也”，“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欤”，“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乎，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三叠如“鄙夫可以事君也欤哉”，“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之类是也。三叠语助辞，用得最神完气足者，莫如《左传·襄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光，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晏子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两用“也乎哉”三字，把一种肃穆而崛强之态度，表现得十足。但是话虽如此。倘若有人问我，三叠语助辞之运用，其规则若何，表情之神态若何？则吾真无辞以对。因为“也哉乎”不可，“哉乎也”亦不可，“也乎耶”更不可。问何为而不可？则吾进一步之答复，亦只能曰“实在不可”而已。然而吾虽不能答复，但吾可以举出一极好之例以资比较。《论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三子者出，曾晳后，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同在一章之中，两句“亦各言其志也”，但下句多“已矣”两字而成三叠。试比较而细玩之，自可见单用一“也”字，乃肯定之词，“也已矣”三字叠用，则肯定后而带有评判之意。

语助辞用得最多而文章最美者，莫如《论语》“叔孙武叔毁仲尼”一节。

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凡八句，而用八个语助辞，可称最多。然而文章真美，极抑扬顿挫之致。子贡真善于辞令者。

无语助辞之美文，莫美于项羽斩宋义之先，对军士演说之一段话。凡二十句，一百十三字，每句秃头秃尾，无一语助辞。宋义者，即项羽初起时，诸侯联军之统帅也。录其文如下。但每读一次，煞是费力。非用丹田的中气不能读。且必要按照我的断句法，无圈处切勿停顿。否则恐有闭气成噎之患。文曰：

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击秦，乃曰“乘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乘？且国军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之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

真可谓怒发冲冠者矣。活画一个拔山扛鼎之莽男儿。文章技术之神奇，有如是者。可见得一个人当动气的时候，便不管“之乎者也”了。

非用丹田中气不能读之美文，尚有《左传·襄十年》“晋人围偪阳”一段。当时老将荀鄑不主战。谓偪阳“城小而固，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但荀鄑的儿子与一群少年军官，则主战甚力。随后果然师出不利。且时届雨水季节，若流潦一至，则晋军之归路即断，于是荀偃、士匄请老头子下令班师。荀鄑气极，拿起一把茶几扔在他们俩所站的当中，谓限你们七天之内破城，否则以军法从事，越四日而偪阳破。其文曰：“汝成二事而后告余。余恐乱命，以不汝违。汝既勤君而兴诸侯，牵率老夫以至于此。既无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实班师，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尔乎取之！”愤懑与项羽等。但一是莽男儿气概，一是老将军态度，毫不含糊。文章技术至此，庶为最上品。

五

地与月运行之轨道皆有畸零，故事实上无从造得一种十分精确之历法。自有史以来，古今中外，历法之改造不下百数十次。即以中国而论，自汉初以迄明末，曾改造六十余次。但无论若何改造，亦不过“彼善于此”而已，绝对的善实为不可能之事。阳历以一太阳为标准，舍月亮于不顾，尚易对付。中国旧日之历法，并太阳与月亮而兼顾之，而太阳与月亮又各闹撇扭，不肯随人意。然而我先民仍能左右逢迎，造出一种盛水不漏之历法，其惨淡经营之苦心，较于西方之历学家艰难多矣。

中国旧历法之所长，在于潮汐有信，沿海居民，最称便利。其次则朔望二弦，均有定准，无须强记。其短处则在于节气无准，致农民只能以节令作计算，岁月几等于无用。譬如夏至日乃昼长之极点，冬至日乃昼短之极点。此两日一定，其余之节令即可类推。但问明年夏至在于旧历之某月某日，冬至在于旧历之某月某日？除却翻阅历书之外，一般人恐难答复。若以阳历计，则我可以毫不迟疑的应之曰：夏至在六月二十二日，冬至在十二月二十二日，有差亦不出一二日。此则阳历之所长矣。

又中国旧俗，颇重视立春，所谓岁之首时之始者是也。昔日帝王每逢此日，尚举行一种典礼。试以此节作统计，视其名实果何如。计自乙卯至本年癸酉，即民国四年至二十二年，此十九年间：

无立春者凡七年，四、七、十、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一等年是也。

一岁而有两立春者凡七年，六、八、十一、十四、十七、十九、二十二等年是也。

只有一立春而在腊月者凡二年，九、二十两年是也。

只有一立春而在正月者凡三年，民国五年旧历正月初三立春，民国十三年旧历正月初一立春，民国十六年旧历正月初四立春也。

由此观之，则所谓岁之首时之始者，于十九年间只得三年，略能名符其实，等于百分之十五。即一百年中，只有十五年名实略相符。吾之所以用十九年作统计者，因为十九年间经过七次闰月之后，一切又周而复始，是为“一章”。譬如民国二十三年，新旧历之对照。又与民国四年相等矣。

今年之旧历，正月初十立春，十二月二十一又立春，明年则无立春，问后年立春在某日，尚须待查。阳历则不然。譬如问明年之旧历立春当在阳历之某月某日？则我可以毫不迟疑的应之曰：在二月四日。又问，后年旧历之立春当在阳历之某年某日？则我亦可以毫不迟疑的应之曰：在二月四日。阳历之所长，即在于是。

又一年之中分为二十四节气，平均每月应有两节气。但旧历则殊无定据。即如民国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夏至。芒种在四月二十九，小暑在六月初一，故五月只有夏至一节。破坏每月平均两节气之规则。又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谷雨，清明在二月三十，立夏在四月初一，故三月只有谷雨一节。又破坏每月平均两节气之规则。若阳历则绝对的无此等怪现象，每月例有两节气，上半年则在于月之五日与二十日前后，下半年则在于月之七日与二十二日前后，万世不易，此又阳历之所长矣。其所以上半年与下半年略有参差者，则亦科学上之参差，非人力之所能相强。因为地绕日之轨道微有偏跛，夏至前后地距日最远，远则其行缓。故春分至秋分，需时一百八十六日强。冬至前后地距日最近，近则其行速。故秋分至春分，需时仅一百七十八日强，相差七日有奇。若必欲以人力整齐之，反有悖乎科学矣。此阳历之所以上半年少三日，下半年多三日，且立春常在二月四日，而立冬则在十一月八日而不在四日，其故即在此。

（附注：吾爱用太阳历，但对于太阴历犹是依依不舍。盖读历代之律历志，实心折先民之缔造艰难也。郭守敬、徐光启之天才且勿论，即如汉之洛下闳，晋之虞喜，南北朝之何承天、祖冲之，隋之刘孝孙，唐之李淳风、僧一行、徐昂，五代之王朴，其天算学之所造诣，不亦令人可敬耶？自汉之《太初历》、《三统历》，即已发明“章岁至、朔同日”一语。后此之律历家，咸奉此语为造历之金科玉律。若为之作注疏，则曰每十九年为一章，是岁之冬至日应在十一月初一是也。太阴历以月亮为主体，千变万化，但每隔十九年即复与现行之太阳历相吻合。譬如各个人之生日在阴历之某月某日即阳历之某月某日。至二十岁生日时，阴历阳历又相合矣。奉行阴历者，若活至一百岁，可得五次准确之生日，即二十岁、三十九岁、五十八岁、七十七岁、九十六岁是矣。）

六

相命之说，若以之言休咎，自是迷信可笑。然而此种学说，可以迷数千年之人而起其信心，此中亦必有道理。余信相法而不信算命。所持之理由至简单。譬诸一小孩与一小狗并坐，余一望而可以辨别孰为人而孰为狗。若将小狗之生辰八字写与推算者，吾不信有人敢判之曰狗也。

相术发达甚早，人所共知者则有《孟子》“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一章，二千有余年矣。周秦诸子之言及相术者甚多。《左传》《国语》尤所数见，如“蜂目而豺声，忍人也”，“长项而鸟喙，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之类，不胜枚举。大抵相人之术，不外从生理学及心理学之两方面所积得之经验而成。见羔羊而知为驯良，见虎豹则知为凶暴，此乃骨相学之所由起，生理学之范围也。羞愤则容赤，恐惧则容白，此乃气色学之所由起，心理学之范围也。但有时事尚未来，本人且未及知，无心理之可言，而乃表现于气色，则又何说？此即所谓“潜意识”之作用。人类原有此种本能。即其他之动物亦多有之。此种意识，潜伏于身体内，不时发动。但潜伏于何处，至今犹未能得其真象。譬如父母兄弟姊妹有大故，远道之同气者每有所感觉。此则似乎血统之相通，由生理而及于心理。但有时本身之大危难，事前即有坐卧不宁之异状，则又似乎此种意识乃潜伏于灵明，由心理而及于生理。究竟此种意识潜伏于何处，他年必有能证之者。

中国医术，曰“望”“闻”“问”“切”，此中具有至理。望其神色，闻其声息，问其感觉，切其血脉。望乃首要，闻、问次之，切不过作望、闻、问之补助而已。病人是否有死相，多经验之冷眼旁观者，每一望而知之，此亦相术之一种矣。是故吾信相术。吾用之以助趋避，非用之以卜休咎。昵兕虎而狎蛟龙，吾弗为也。何则？因吾以骨相学察之，知此物之不能狎昵故也。

七

人生之意义，若从报施方面言之，可以说我们负着三种应该偿还之债务。

（一）曰对于大社会之债务。所谓大社会即人类社会。一部世界史千头万绪，但以一语概括之，即人类活动之记载是已。活动之目的亦千头万绪，但以一语概括之，即曰为生存而活动是已。图生存之工作亦千头万绪，但以一语概括之，即曰自原始以至于今日，抵抗自然界威力之袭击，未尝间断是已。雨雪风霜、雷电水旱、寒暑晦暝无时无日而不压迫于吾人之头上，若一事抵抗不了，则生命随之。吾人今日有房屋可以蔽风雨，衣服可以御寒，说来似甚简单。但此种成绩，吾先民不知历尽几许艰难辛苦得来，吾人乃得而享用之。一面享受先民之所施予，一面亦当思略有所增益，有所贡献，以贻后人，历史乃可得而赓续也。古人著书，其动机何尝在版权，毋亦偿还大社会之债务而已。

（二）曰对于国家之债务。原始社会之活动，可以说十分之八九为抵抗自然威力之袭击以图存，其后生息渐蕃，社会之情事亦渐复杂，于抵抗自然威力袭击外，又须抵抗强有力者——敌人——之袭击，而国家遂以形成。譬如一人入余家，紾臂而夺余食，剥余衣，占据余之家屋，若余力不足以胜之，只好退避以任其所欲。孔武有力之人足以制吾死命者奚止千万，似此等事，实无时无日而不可以发生。无奈此种举动为国家所不许，故强有力者亦莫取侮余，余之所以得安其居而乐其业者，国家之力也。既享受利益，当思所以维护之。此债宜偿。

（三）曰对于家庭之债务。动物之愈高等者其肢体之本能愈薄弱。豕之生也，坠地即能行走。牛则数小时。猫则十数日，人则岁余。甫生而弃诸野，吾敢断其不足以自存。且社会愈复杂，求知之程度亦将愈高。少小之呵护，长而就学，其劳力与费用出自何方？家庭之给养也。吾人今日得以批评家庭组织之良否，此种知识，何自而来？家庭之所赐予也。苟无提携将护者，此皮囊早果野兽之腹，不入学且为文盲，遑论评判制度。故提携将护之德，使我不能忘情，此债须偿。

凡此三事，有名之曰“义务”者，但“义务”二字太轻松。因为义务云者，可以做可以不做。梅兰芳唱义务戏，不唱亦何妨？至于债务，则非还不可。综计社会、国家、家庭，之所以惠我者太大，享受而不图报，自觉不安，因名之曰“债务”。

八

童谣乃社会心理之结晶表现。以今义释之，殆即所谓“舆论”矣。如“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又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又如“千里草，何青青”之类，皆所谓童谣也。大抵三百篇之《风》与《南》，其不得作人之主名者，类多童谣。所谓“十五国风”云者，即十五国民众之局部心理表现而已。即如近代各府州县之里巷歌谣，关于女儿之苦、媳妇之难、翁姑之顽、苛政之猛，各种心理莫不充分表现。盖以人之心灵受一种猛烈激刺之后，或大哭一场，或大笑一阵。迨痛定思痛或得意忘形之时，每发为韵语以咏叹之，以自舒其胸臆。就生理及心理之两方面言之，大哭一场固辛苦，但大笑一阵亦何尝不辛苦？长言永叹，为己非为人也。迨歌曲既成，他人有受同等之激刺者，自觉此歌实先得我心，遂假借以舒其胸臆。展转相借，而“谣”之地位乃成。故余尊之曰社会心理之结晶表现，非虚言也。是以古之圣君贤相，凡关心民瘼者亦知重视里巷歌谣，盖认识其为社会心理之结晶表现故也。

九

动物之生存竞争，唯恃力与智。力属于生理，而智则属于心理。就弱肉强食方面言之，力为尚，似乎生存之要素，端赖躯体雄伟。但世界上之小动物犹在滋长蕃衍中，而太古时代庞然大物之飞龙飞鼍，则早已绝种矣。以此论之，智为尚，似乎生存之要素，端赖趋避灵巧。但吾以为优胜之根本条件，尚有超乎力与智之外者。

人类之所以能宰制万物，首在生理上之有弹力性，故最适于生存，能生存而智慧乃可得而施也。凡群居动物必不能独处，索居动物必不能集群，唯人类则群居、独处两无不可。凡肉食动物必不能刍食，刍食动物必不能肉食，唯人类则荤食、素食二者咸宜。是以虽野花满山，而失群之蜜蜂，不崇朝而即毙；然高人隐士弃城市而遁迹荒山，非唯不即毙，或更可以延年。不得狐兔之虎豹，虽日游于芳草连天之郊原，行将饿死；反之，无水草之牛羊，虽日与鸡犬同群，无济饥荒。唯人则肉糜也可，菜根也可，清水豆腐亦无不可。无论饮食与居处，俱能伸缩自如，此之谓生理上之弹力性。

吾因是而发生两种感想：其一，所谓“社会制度顺乎人情”一语，似不甚圆满。何谓人情？人类生理及心理之弹力性既如上述，则社会若易一新组织，定一新制度，行之既久，又安知习惯之不能改乎常度也？然则谓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本位，与苏俄制度绝对不能相容之说，未可恃矣。其二，可见人生事业，生理上之关系最大，而心理次之，亦即心理上之变化可随生理而转移是也。历史上之英雄事业，其动机实甚平凡，出人不远。但何以他人见及而不为，而彼独为之，卒成竖子之名，其故安在？于斯可见，凡成大业者首在精力弥满，精力弥满则精神强固，精神强固则遇事不畏难，不苟安，不反顾，不能有暇。是故英雄事业之动机，在精神懈惰者虽或有同一之见地，然不能即知即行，稍纵即逝矣。

自信力之强弱，每与身体之强弱为缘。勇气者何？即自信力之实施而已。故凡神经衰弱者无不怯。虽则曰儿童不识虎故不畏虎，迨知识愈多，则徘徊审顾之程度亦将愈深。斯言也，就“知”的方面言之，不无几分理由，若就“行”的方面言之，则仍系乎年龄之少壮与老弱。因为一般人之平均统计，不见得知识定与年俱增，而勇气则定与年递减。可见人生仍以生理为主要，因生理能支配心理故也。

一〇

清高宗作太平天子六十年，闲暇无事，因常得肆情于山水间，且到处留题。其作品有“夕阳芳草见游猪”之句，真可谓妙想天开。夕阳芳草下而可以着一“猪”字，此帝王之所以为帝王也。然而亦不必大惊小怪。须知帝王自是生于深宫之中，岂同田家子。彼与老猪相见之机会原甚少，乍见此物之态度雍容，举趾闲雅，自觉新奇可喜，可以入诗，亦固其所。

民国十四五年间，一日叙于友人家，偶举此事作谈助。佥曰妙，不可不略为煊染以广其传。于是屐纸作画，姚茫父画夕阳芳草，王梦白画猪，各尽其妙，佳作也。画既成，茫父更题试帖诗一首于其端，妙绪横生。诗曰：

赋得夕阳芳草见游猪 得“游”字五言六韵

不觉悠然见，群猪正尔游。夕阳随地没，芳章接天柔。陇外牛羊下，望中山水秋。尾摇红暗淡，蹄认绿夷犹。有幸陪龙仗，无端助凤楼。不因书写误，句向御题求。

此一首可称试帖诗之正格。“游”字谓之官韵。官韵必须押在第一联或第二联。前四句谓之破题，须把题目字全数嵌入。如首句嵌“见”字，次句嵌“猪”字、“游”字，三句嵌“夕阳”二字，四句嵌“芳草”二字是也。若能把“夕”字与“阳”字分开，“芳”字与“草”字分开，勿联嵌，则更佳。故此诗若在科场里，中则必中，但不能得元矣。又第三联谓之领起，故第五句以“牛羊”衬“猪”字，第六句以“山水”衬“草”字。且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又可以照应“夕阳”。第四联谓之拍题，写猪之正面，而第七句以“红”字贴“夕阳”，第八句以“绿”字贴“芳草”，此一定之格局也。斗技巧于文字之外，束缚性灵，科举之可恶即在此。然而此乃文章技术之一种，韵文之一格，故无论如何，在中国文学史上亦占一位置。

诗之起句“悠然见”三字，亦须附带说明。当日席上有述某公之近事者曰“某公自解甲而至于挂冠以还，迩来过其林下岁月，颇好为诗，尤以拟陶之作为特多，盖心仪靖节之为人，且每以陶渊明自况”云。闻者曰：“陶与某之品格及其生平，相去太远，未免拟于不伦。”其人曰：“不然。两人之品虽不同，而形则有极相似之一点，某斜眼，陶亦斜眼也。”问某之斜是矣，陶何以知其然？曰：“有诗为证。陶之《饮酒》诗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诸君思之，面东而得见南方景物，非斜眼其能若是乎？且可断其必向右斜也。”此姚作“悠然见”三字之所由来也。

一一

花草之名，每因俗人乱呼而渐迷其本真。如榆叶梅之为“唐棣”，扒山虎之为“薜荔”，黄刺梅之为“蔷薇”等，不胜枚举。物之名乃唯人所命，原非生而有之，古人呼之曰唐棣，后人亦何尝不可以呼之为榆叶梅？斯固然也。但吾人读《诗经》而知有唐棣，读《楚辞》而知有薜荔，不知何年何代而此物失踪。实则何尝失踪，即在目前，岂不令人迷惑耶？每见小学校之庭院，其木牌所以标示儿童者，亦曰扒山虎也，榆叶梅也。花匠不足道，负师保之责者又何必迷惑儿童？岂得谓今之儿童永不会读《诗经》《楚辞》，将不患其发生疑问也？

中国人最好更易固有之名，而以地名为尤甚。致令后之读史者多费几许精神，非细事也。即如南京，凡十有一名，曰南京、金陵、秣陵、建业、建邺、建康、江宁、润州、升州、白下、应天是也。此不过据记忆之所及，或尚不止此。然而罗马、耶路撒冷等，吾未闻有二名也。此则中外人最相异之点矣。但此等无意识之举动，不能尽归罪于文人。试思自民国政府成立以来，尤其是党国政府成立以来，地名之更易，实较于任何时代为尤甚。此皆出自崭新人物之手，不得谓文士之矜奇矣。最堪捧腹者莫如辛亥革命后，易广州之永清门为“永汉门”。此辈伧父，绝不思索“永清”二字之作何意义及此门之始自何年，徒知汉人已革满清政府之命，则凡是“清”字或“满”字悉应以“汉”字易之而已。今广州之城墙已毁，无此门矣，但原有之永清门大街，则犹曰“永汉马路”也。“永汉”二字，最足以暴露当事者之不学无术，真可谓伧态可掬者矣。不特此也。假令清华学校设在广州，当早已易名为“汉华学校”。民国三四年间，曾亲聆一志士正其色而道之，深以此名之不易为大奇，事实俱在，殊非理想之谈。充其量可以“汉风徐来，水波不兴”及“春水汉四泽，夏云多奇峰”也。

一二

中国人喜多名，最为无理。有父母之所命，是曰小名。既冠而易之，谓之字。有朋友之所称呼，谓之号。死后易名谓之谥。谥之意义原甚好，盖以其人之道德学问及其生平，咸认为对于社会或国家有相当之劳绩，或可作人群之模范，至此已告一结束，且更无晚节逾闲，为盛德累之虞，于是以群众心理之公断，用一字或两字优美之名词以称之，用表景仰而志不忘，此所谓盖棺论定，用意至公道，而精神且极庄严。如陶潜既殁，学者咸称之曰“靖节先生”，此其例也。宋元明诸大儒，既殁而由后学拟谥者甚多。考死后易名之事，其法甚古。如《论语》之“孔文子”，又《孟子》所谓“名之曰幽厉”之类，可见此等事实出自群众之公断，而非一二人之私意也。下逮唐宋以至于今日，法虽犹存，而精神则已变迁矣。如何而后可以谥曰“文”，如何而后可以谥曰“忠”，完全以呆定之“资格”论，并非以客观之“人格”论，且更反其道而行之。如“靖节先生”等类，原出自众人客观之尊称，或褒或贬，各自有其精神之所在。如“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何等严重，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焉。循至后世，则但凭帝者一人之主观以为衡，“谥”之意义，至此遂变为赏赐之具矣。然此犹得曰凡定谥必经阁议公决，然后进呈取旨，非帝者一己之意。但一方面须因依出身之资格，一方面又须迎合帝者之心理，已无复客观景仰之精神。至于以“盖棺论定”而变为“生前上尊号”，则更属无聊可鄙。汉魏之世，帝者谥号尚不过二字。至唐高宗改谥太宗为“文武圣”皇帝，始用三字。天宝末，又加至七字。迨元宗、肃宗之殁，皆以九字易名，去古逾远矣。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追赠列祖之谥为十四字。五年，又增加二字为十六字。至于神宗之尊号，则生前累加至二十字，曰“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神宗皇帝，并神宗两字则为二十二字，举天下优美之名词而集于一身，实亘古所未闻。“背时文人多别号”，犹是新陈代谢，非同时而并存。至于上尊号，实臣仆之献殷勤以为谄谀之具，于帝者无责焉。《春秋》之义讥二名，以二字成一名犹且讥之，以其妨碍记忆及书写之费时也。是以汉魏之人名皆一字，无二名者，服膺《春秋》之义也。

一三

南宋张世南之《游宦纪闻》，谓“欲知一岁中每月朔日是何甲子，但取九年前次月望日即是”。用此法细按之，实毫厘不爽。若以之逆推，如民国九年庚申，旧历正月朔乃戊申，则民国元年壬子，旧历二月望必为戊申。又如一九二九年己巳，旧历正月朔乃丙戌，则一九二一年辛酉，旧历二月望必为丙戌。又如旧历之本年本月，即甲戌年十二月朔乃辛巳，逆推至第九年十二月之次月，即丁卯年正月望亦必为辛巳是也。彼之所以八年既满而朔望甲子恰相对于次月者，其理如下。

月绕地一周非三十日，乃二十九日十二小时强，是以平均两月之中必须有一月小尽而十五乃得月圆。地绕太阳一周乃三百六十五日六小时弱（欠十一分十四秒乃满六小时），今先不计所差而但以六小时算，则一年十二个月即令每月各为三十日亦只得三百六十日，尚欠五日零六小时，今以将就月圆故，年中有六个月小尽，则一年少却十一日零六小时矣。第一、二、三年共欠三十三日零十八小时，置闰一月，尚欠三日零十八小时。第四、五年又积欠二十二日零十二小时，加上旧欠之三日零十八小时，共得二十六日零六小时，置闰一月，又预支三日零十八小时。第六、七、八年又积欠三十三日零十八小时，置闰一月，尚余三日零十八小时，以之补偿第五年置闰之预支，其数恰尽。此所以相对在八年既满也。至于本月朔而与八年前之次月望相对，则因甲子以六十而一周之故。

八年三闰，以日计似是无余，而所差实尚大，必至十九年七闰之后，所差乃减至较微，此所以十九年为一章，“章岁至、朔同日”一语，遂为我国历算家之金科玉律。《前汉书·律历志》曰：“朔旦冬至，是谓章月。”《后汉书·律历志》曰：“至、朔同日，谓之章月，积分成闰，闰七而尽，其岁十九，名之曰章。”宋度宗咸淳六年庚午，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至后为闰十一月。当时臧元震以为大误，其说曰“理宗淳祐壬子数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为章岁，其十一月是为章月，以十九年七闰推之，则闰月当在冬至前，不应在冬至后。以至、朔同日论之，则冬至当在十一月初一，不应在十一月三十。今以冬至在前十一月三十，则是章岁至、朔不同日矣。若以闰月在冬至后，则是十九年之内只有六闰矣”云云，其说可谓深切著明。于是乃命陈鼎等修改现行之《会天历》（理宗宝祐元年所颁行者）。咸淳七年乃颁行《成天历》。臧元震之说帖又称“一章之内加七闰月，除小尽积日六千九百四十或六千九百三十九”云云。若以现行阳历计算，十九乘三百六十五为六千九百三十五，每四年闰一日，二十年共闰五日，合为六千九百四十日，置闰例在二月，若计算在第五闰之先，则为六千九百三十九日，与古法恰相合，始知以十九岁为一单位，实旧历之原则也。

现行阳历，每四年置闰一日，亦作六小时计算，实则每年预支十一分十四秒，故每四百年间，须少闰三日。但仍有差，须至四万三千二百年，其数乃尽。此乃按十一分十四秒之说计算也。然而此说近代似微有异同。要而论之，无论某种历法，亦无时而不有差，只争数目之大小而已。

一四

颜色之与生理学，关系甚大。以下等动物证之，如牛见红色则暴怒，故西班牙之斗牛者，以红旗一扬，牛即怒眥欲裂而犇触之，但猴猕见红色则动性欲。同是一颜色，而生理上所受之冲动则异其感应矣。唯人亦然。各人之好尚不同，而爱憎之心即缘是而起。譬诸男女间，妻爱青色裳衣，而夫则以绿为美。客厅之墙壁宜用某种颜色，饭厅宜用某色，寝室宜用某色。床帐窗帘，桌布椅披，宜用某种颜色为之配。若夫妇间之观感不同，则一人感觉愉悦，一人以为刺目不安。入此室处，随时均受激刺。不察者以此等事为无足重轻，岂知爱情即可以由此而崩溃，非细事也。唯声亦然。李自成得陈圆圆，令歌以侑觞，圆圆为歌《惊梦》，甫按拍而发“袅晴丝”三字，自成即皱眉曰：“卿貌甚佳，何声音之靡靡难耐也。”令辍歌而易一人歌秦腔，乃色焉以喜。以是知人之好尚，虽万有不齐，举其大别，则在乎脑筋之粗细。即以声色言之，闻见而感觉愉快者何也？必此声与此色能冲动其脑筋故也。感觉之谓何？即神经受刺激而已。是以马来之棕人、西印度之红人、非洲之黑人，其妇女之装饰率皆大红大绿，盖以其脑筋较粗，非锐利之颜色冲之不动，雅淡妆饰彼将熟视而无所睹矣。声音亦复如是。蛮族之乐歌，类皆繁响嗷嘈，非如此不足以动其听觉。此李自成所以闻“袅晴丝”而蹙额也。

一五

中国北方之建筑，以房屋环绕花园；欧美建筑，则以花园环绕房屋。以房屋环绕花园，遂生出回廊曲槛之美；以花园环绕房屋，遂生出四面玲珑之美。此东西人类美术思想之两绝对也。凡事物之成两极而对峙者必能并存，如阴阳、昼夜、寒暑、正反之类皆两绝对也，不可偏废，必能并存。是故中国建筑术与欧西建筑术，无论在美术史上或建筑史上，各能占一位置。何以故，盖以斯二者之地位，形成两极而对峙故。

至于上海洋场之三楼三底、广东乡村之三间两廊，在美术上既不成格式，在规模上又不成体制，故无论在美术史或建筑史皆不能占位置。盖以其界乎两极对峙之间，两不相属，而又不能调和故也。

然则所谓“中庸之道”，其殆将不能存在矣乎？曰恶是何言？中庸之道，大道也，天下之正义也。赤膊之与重裘形成两绝对，而中庸之道则袷衣也。赤日当空之与长夜漫漫形成两绝对，而中庸之道则初阳与夕照也。即以建筑而论，若有人能于东西二者之间，独出心裁，创一新格式，能兼收二者之所长，又能调合而和谐之，庶几可称为东西两建筑术之中庸。若上海洋场、广东乡村之屋宇构造殊未足以登大雅之堂，无地位之可言，去中庸之道，更辽乎远矣。平心而论，以贵族阶级之府第或别墅言之，则中国之重楼幽邃、复道缦回之结构，可以毫不客气的自居世界第一位，世界之人亦必无间言。唯中国之乡村与外国乡村较，殊觉汗颜耳。

一六

自欧战以后，世界之经济组织根本动摇，其影响竟以最大速率传遍于人类社会。于是家庭观念亦随之而摇动，产儿限制论遂为应时而起之一大问题，然而不幸此问题之为消极的也。凡事之先知先觉者必属于知识阶级，若遇积极事件，则智者导于前，群众随其后，此乃进化之正轨，亦世界之所以向荣。

唯产儿限制论之起，吾知感觉此说之必要而率先实行者，必为思想敏锐之人。若下层社会，则依旧率其本能，孳孳而动，随天机之生灭而已。循此以往，不及数百年，而优种或将有陵夷之患。据吾之日记，一九二七年美国优生学会之调查，谓上流家庭之生产率，与十年前比较为四点五与二点九之比云。当日之所谓十年前者即欧战以前，今距其调查后又八年矣，优种之退步又不知作何比例，是则可忧也。

近来世界各国多提倡废止死刑。据一九二八年之调查，已废除死刑之国家，欧洲则有荷兰、那威、瑞典、葡萄牙、罗马尼亚、吕菲亚、立陶宛，南美洲则有阿根廷、古巴、哥仑比亚、亨都拉、乌拉圭。此外尚有丹麦、芬兰、比利时三国，多年未执行死刑，实等于废止。一八七四年瑞士之宪法，首先明定废止死刑，是为世界之最先国。其宪法之本条有一但书，谓各区仍有执行死刑之自由云。然实际上，全国十五区中之五区，自宪法颁布后，从未处死一人。其余十区，于过去四十年间，只刑七人而已。又美国四十八省中，有八省已除死刑。意大利原于一八八九年废止，但近年屡次谋杀首相墨索里尼，故自一九二七年始恢复死刑，但只限于谋杀国王及首相者，其余不在此例。

齐之以刑，原是不得已之所为，若民德日进，则小惩而大戒可矣。人生实难，岂必杀之而后快？然此乃死刑之应否废止问题。能否废止，又别为一问题矣。今日之中国，只配谈能不能，尚不配谈应不应。待他日国人动极思静，回头读四书五经，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章，熟读以至于心领神会时，庶几可以谈应不应矣。中国之《论语》出版，在瑞士颁布宪法之前二千四百年，惜乎非舶来学说，国人不之信也。

一七

西哲谓习惯为第二天性，中国普通用语曰习惯成自然，其意义正同。宋儒所谓变化气质，其意盖谓改良习惯。但“气质”两字，以字义绎之，则近于天性矣，意义实不甚明了。

改良习惯真不容易，因自觉其不良而思改造时，则已成为第二天性矣。非具大智慧者恐不易言，可畏也。故慎之于始，实为寡过之不二法门。

人类为世界最高等之动物。乃人类之自道，未可厚信。若以超人类之慧眼观之，斯语未审果能成立否？凶狠如虎狼，贱如狗。有谁曾闻某处虎狼互斗，噬杀百数十头，陈尸于野？又有谁曾闻某处之狗互斗，啮毙十余只，血溅通衢？唯人类则何如矣。他勿具论，即以一九一四年之欧洲大战言之，执干戈以赴疆场者计六千五百万人，战死者八百五十四万三千五百一十五人，负伤者三千七百四十九万又三百八十六人，间接而死者则无可稽考矣。世界最高等之动物，固如是耶？实嗜杀之动物而已。

晚唐五代之乱垂百年，杀人如草芥，不但杀人者不动心，即被杀者亦不动心。人民咸以干戈为经常，承平为例外矣。宋太祖有见于拥兵者之不祥，极力裁抑军阀。至仁宗初叶，西夏赵元昊叛变，消息传来，文武百官发言盈廷，仓皇失措之情状，活现于青史。斯时上溯五代，仅六十年间事耳，而士气之弱，人心之柔，竟已若此。然则谓嗜杀乃人类之天性，又不能无疑，愈可证人类弹力性之大。盖以人类本群居动物，亦感情动物，好群居而富于情感，结果最易于盲从，证于历史上之群众运动可知。每一运动之起，主义虽极偏跛，但潮流可趋，虽有智者亦不能自外。所谓以理智克制情感云者，乃个人之修养问题，非所以喻于群众耳。人类之天性乃如此，是以“人治”问题，根本上实较“法治”为优。得一圣君贤相而天下大治，彼历史之告我者，固不乏其先例也。奈圣君贤相之不易得何？“草上之风必偃”一语，真能把人群社会形容尽致。

一八

中国风俗之祀神，与其谓之迷信，毋宁谓之娱乐。如清明则春服既成，且值嫩绿浮天，乱红遍野，踏青郊外，谁曰不宜？端午节天气炎热，竞渡为适。七夕乃气候新凉，残暑未尽，聚家人妇子，剥瓜果于中庭，轻罗小扇，笑语雍容，复有自然界之耿耿星河，金风玉露，致足乐也。中秋节则正是已凉天气未寒时，举杯邀月，对酒高歌，亦人生之乐事。重九则秋高气爽，与二三知己，携果饵以作山游，非唯风雅宜人，抑亦深合乎养生之道。岁时伏腊，则五谷既登，只鸡斗酒，以自犒其终岁辛勤，正所谓岁晚务闲，相与宴饮为乐。凡此诸事，与印度、希腊、罗马之祭节比较，正可见彼迷信而我豁达耳。

清明、七夕、中秋、重阳各节偏重于家庭娱乐，唯端午竞渡则带社会性。又各节背景多含半神话之故事，唯中秋则纯属欣赏自然。虽则有广寒宫殿之说，然此乃月之神话，非中秋节之神话也。各节之娱乐方法不同，无一而非具优美性。此种良风俗，如之何其废之，亦曰不学无术而已。变其政不易其俗，先哲所训。英国人最能得此中三昧，可谓礼失而求诸野。若知所求，犹将胜于不求者。

又中国祀神之俗，与其谓之迷信，毋宁谓之崇拜英雄。如关公庙、岳王庙等遍于国中。其人则中国先民，其事则垂诸青史，并非三头六臂飞行绝迹之怪物也。但相沿之习俗则曰“神道正直”，人如正直则殁后可以为神，其论断法乃如此，视“人”“神”为一体，无有二端。然则其膜拜之客体为何物，亦曰“正直”而已，“英雄”而已。希腊、罗马、埃及、印度之古代史，其神道主观，何尝有此？更有道家之神仙，其对象亦犹是人类。总之自印度思想未入中国之先，人民之所信仰、所崇敬、所膜拜之客体之对象，固未尝出乎人道之范围。即如社稷神（土地神）之类，其客体虽或为顽石等物，但膜拜者主观之对象仍是正直之神，此神之前身即正直之人，其思想与理论固是一贯。要之总不出崇拜英雄、敬礼贤者之心理而已。

一九

凡物之可以充食料者，定质曰“食”，流质曰“饮”，夫人而知之矣，如饮酒、饮茶、饮水、饮汤之类是也。唯于药则不曰“饮”而曰“食”，“饮药”则为服毒自杀之意，此例外也。又中国文字之运用动词，最为神妙。即以“饮”字言之，服毒谓之饮药，剚刃于腹谓之饮刃，中枪谓之饮弹，中箭谓之饮羽，谓箭贯其胸而及于箭末之羽毛也，太厉害矣。刃、弹、箭等皆实物，硬硼硼，如何能饮？然而“饮”矣。

又如自杀一事，其所运用之动词，真有妙到秋毫颠者，如伏剑、仰药、蹈海、投缳等是也。试细细玩味其所用之动词，便知其妙。持剑自杀，唯恐手软无力，乃以剑拟胸，身体向前一仆，剑自贯胸，是谓“伏”剑。调鸩于盏，持向唇边，闭目而把脖子一仰，是谓“仰”药。唯平地乃可蹈，蹈于水面，如何能立，是谓“蹈”海。以绳或带做成一圈套，纳头于其中，是谓“投”缳。凡此诸动词，真能把自杀者最后一秒钟之神态刻画出来，是不容易。

中国文学上以形容词移作动词用，最为普通，如“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之类是也。说者谓中国字太少，不敷所用之故，殆未必然。如晋公主语王戎曰“我不卿卿，谁更卿卿”，“卿”字原是名词，但此处之叠字，下一“卿”字借作代名词，上一“卿”字借作动词，岂亦不得已之所为乎？中国字纵贫乏，亦何至于并此等动词而无之。

名词借作动词用，亦甚普通，如灭人之国曰“屋其社”之类是也。唯“母仪天下”之“母”字含义最丰，其意若曰“示为母之仪表于天下”，此一“母”字兼有动词及形容词之两种作用，或可以训作“以母德仪天下”，以“仪”字作动词亦可，但此训恐不免有强解之嫌。似此等类，究竟是文字之幼稚抑文章之极轨，吾不敢言。无论左右袒，吾均可以提出一篇有力之诉讼词也。

二〇

年来学术界对于术语统一、译名统一之工作已渐提起注意，此亦差强人意之一事。古人用字，岂但对于名词须有一定之标准？即动词亦复如是。

归元恭先生曰：“地理志所用之动词，均有定则。凡所穿行之地皆曰‘历’，经其界曰‘过’，更一省曰‘入’，‘入’必书县或卫或驿，详道路也。从间道而至曰‘达’，省会曰‘至’，达终点曰‘抵’。”凡所云云，真能对此诸动词下一科学的定义。举凡诸史之地理志、各省、府、县志及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莫不遵守此例。可见古人为学，其科学的精神之严格，诚不可诬。至若清初考据学者，其科学规律之谨肃，更无论矣。

杀人之动词如杀、戮、诛、歼、屠、宰之类不胜枚举。《春秋·僖十九年》：夏六月己酉，“鼓用”鄫子于社。擂起大鼓来，“用”了他。《又昭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师灭蔡，执蔡世子友以归，用之。”以“用”字代“戮”字，最是新奇可喜，为群书所无。

二一

贡举之制，始自汉朝，就孝廉、贤良方正有道等科目观之，自是以人格为重。但欲知其人之品格，一面须听诸舆论，一面须凭考察，贤不肖乃可得而别也。故曰“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此之谓矣。若只凭文章以为衡，是不啻据本人之自白以定去取。盗贼奸宄，亦何尝不可以作忠孝节义之谈。是故凭文取士，已属笑话。至于誊录关防，则更等于暗中摸索矣。欲为国家举贤才，而以暗中摸索出之，宁非滑稽？关防之制，始于北宋。真宗景德四年，考试进士，始设关防所以杜请托也。又大中祥符八年，始置誊录院，所以杜偏私也。史称“所取士只较一日之艺”，虽杜绝请托，然置甲等者或非人望。当日已如此，后世更可知。所以科举制度终至不能存在，势使然也。

科举制度，其取士之标准为何如，别为一问题，此乃属于手段方面。至于此制度之精神，诚未可厚非。自由竞争，科举之所长也。使全国之智识阶级散而不聚，乡村与都市得以保持发达之平衡，尤为科举制度之特长。俾士麦之治德，其最大精神即在于此。当今才智之士，皆集中于都市以讨生活，是以“出路”二字，几成人生之最大问题。试问科举时代，曾有“出路问题”之一语句否？诚未之或闻。方法或手段尽可随时更改，唯此制度之精神则真可师耳。拔擢之与分配，宜兼筹并顾，庶可称为政治家。

二二

世界之动物，人称最灵。然灵巧实烦恼之媒，与他种动物较，谁苦谁乐，正未可知。除牛马之被人驱使，鸡豕之被人宰割，此乃人类之罪恶，别为一问题。试以燕雀而论，彼等之衣、食、住均无足虑。毛羽为衣，得自天赋。食则俯拾即是。住则夫妇共同工作以筑新巢，巢成，则将其雏哺养之职，以群雏之羽毛丰满为限度。此外则优悠自适，乐彼天和，举凡人类之一切苦恼，彼无一焉。人类诚为最灵之动物，但是否为最乐之动物，未可知矣。唯问人生之意义为斗巧耶，抑为安适耶？则此问题可以下判断矣。

惠施谓庄周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盖谓其主观之难为据也。庄周答之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亦谓其主观之难为据也。主观诚不足据，但客观亦何尝可据？是以埃因斯坦之相对论，首重“坐标”。坐标者，客观之标准也。无坐标则浑茫无迹，是谓无物，更何观之可言？唯坐标随时均可移易，位置变动辄观察全非。善恶、是非、苦乐、成败，字面上虽形成两绝对，然实只是“相对的”，应先以“人生意义”为论断。但人生意义根本于“人生观”，人生观则每随环境、学问、年龄为转移。由此言之，“客观”虽为科学之根本大法，唯坐标之立，端赖主观。是则苦乐善恶，果何所凭依？“相对”而已。

然而坐标亦非绝无定律者，以“国民”为群众之坐标，“国家”为国民之坐标，“领土”为国家之坐标，似是无可移易矣。当敌兵压境之时，国民之意义如何，斯时之人生意义自可因环境而定之。但是环境虽划一，奈学问之不划一何？或则以“党”为国家之坐标，党费由国库支出；或则以“民族”为国民之坐标，证文化于史乘。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此“相对论”之所以颠扑而不能破也。

二三

东坡《洗儿诗》曰“但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是疾世语；曾文正曰“唯懵懂可以祓除不祥”，是阅世语。人但如吕端之大事不糊涂斯可矣，小事何必太聪明。察察者只不过具有“聪明性”，能把聪明藏而不露乃真“聪明人”。语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鬼亦岂无所事，何必不惮烦而瞰人之室？斯可知矣。

《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一章，不察者以为是“随遇而安”之意，谓富贵、贫贱、夷狄、患难，无所不可，此大误也。苟如是，则孔子之人生意义漫无着落，完全随外界以流转，岂得谓“不愿乎其外”？于斯可见“位”也者，并非富贵贫贱之位。富贵、贫贱、夷狄、患难等即所谓“外”也，非“位”也。此一“位”字，实孔子自得之立脚点。欲明斯义，莫若比诸地球之轴。一年之中，地球虽飞行五万万八千四百万英里，旋转三百六十五次，但地轴则无时无地而不正对北极星，无所偏斜。昼夜四时之递嬗，顷刻变迁，正如人间宠辱之过而不留，此即所谓“外”也。地轴之方向不变，乃其“位”也。必如此解释，然后“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两句，庶不冲突。故曰“无入而不自得”。

二四

《红楼梦》之价值与地位，世有定评，无取词费。但读者多有怪大观园之唱和诗词未免太幼稚，叹为美中不足者。吾窃以为此正是作者呕心处。将谓作者不长于此道耶？试读第五回之《红楼梦曲》如“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只惜这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朱颜春已阑”，是何等笔墨！本低而强攀欲高，固属不可能；但本高而抑之使低，尤为不容易。作者为欲适合小儿女口吻之故，不惜强自贬抑，作了百数十首幼稚之诗，然又不甘委屈，复作《红楼梦曲》十二折以自见。此中甘苦，固未可为外人道矣。

《金瓶梅》亦一部有名之巨帙，少日读之，未尽两卷而大失所望，觉其笔墨远逊于《肉蒲团》。继乃改变方针，认作一种社会小说读之，始信盛名之下必无虚也。盖此书的是描写下流妇女之作品，乃《红楼》之倒影。试观书中之人物，一启口则下等妇人之言论也，一举足则下等妇人之行动也。虽妆束模仿上流，其下等如故也；自奉拟于贵族，其下等如故也。若作者之目的如在于写淫，又何必取此粗贱之材料哉！益之以缠绵悱恻，不更可以动人耶？三十年前，吾尝有一篇不署名之短文论此事，载于横滨之《新小说》杂志，偶忆及之，附记于此。

房帷衣饰，饮食起居，一切皆贵族式，而仍不掩其下流。此种才能，与高文学而故为幼稚，其艰难正复相等。

二五

当有声电影尚未发明之先，影片上之字幕，成为一种特殊文学。欧美诸国之业影业者，恒以重金聘此才。盖以其须用极简短之字句以说明复杂之剧情或描写幕中人深刻之情感，诚不易也。

中国章回体小说之回目及传奇体小说之下场诗，其作用亦大致与字幕相类。回目例用两偶句，多为三五或四四之八言联语。少于八字或多于八字者亦所常有，但八言较多。其佳者非仅文字优美，对仗工巧，且能以区区十数字提挈全回之纲领。万数千言所铺叙之事故，用两语撮其精华，是不容易。吾谓回目之最佳者莫过于《金瓶梅》。

传奇每出之下场诗，其作用则非在提挈事实，而在披露剧中人之情绪。于扮演既竟而将下场时，更留剧情之回味与观众，法至善也。换言之，乃用剧中人之情绪，于悠然而逝之时，重新把观众之情感荡漾几下而已。下场诗以七言四句为最多，或用五言。如《合纵记》则五六七言不等，或两句或四句，且非每出必有。《踏雪》一出下场只用两句，《游说》一出则用六言四句。又元人剧本之下场诗，间有用衬字者。明人则最喜集唐。至若《长生殿》更全部集唐，且有天衣无缝之妙。

传奇每出之标目，由两字至六字不等。王实甫《西厢》则用六字，如“张君瑞闹道场”“崔莺莺夜听琴”等是也。《琵琶记》则用四字，如“琴诉荷池”“代尝汤鸡”等是也。更有《荷花荡》之用三字，《醉乡记》之用五字，则不多见矣。自明以后几尽用二字，吾以为二字标目最佳。

二六

此一短篇与普通之文学史不同。文学史之组织法，通常多以朝代为纲，人物为纬。兹篇则以文体为纲，作品为纬。

所谓文体云者，其大别则为散文与韵文，兹篇则缩小范围，专就韵文方面立论。因为散文无大变化，近代之散文与古代之散文，在文体组织上无甚差别。若谓今不如古，亦只是文章技术问题，非文体之不同也。唯韵文则不然，汉赋之与骈文，古乐府之与近体诗，词之与曲等等，结构绝然不同。盖以中国之文字，乃一字一音，最宜于韵文，故我国之韵文，变化特多，为世界任何民族之所不能及。

又兹篇所谓韵文之“文”字，乃广义的，包括乐府、诗、词、曲等在内。

文学与纯文学略有差别。文章原是一种工具，其作用大略可分为记载事故、发表意志、传达思想、抒发情感等。但纯文学则有时专为作文而作文，其所作之文并不打算与他人读，乃至不希望有人读。然则此类文章更有何用处，不既等于废物矣乎？是不然，因为文章工具之说，乃知识作用，但人类于求知之外尚有所谓精神。为作文而作文之文章，即精神作用也。由此言之，则此类文章，其重要性殊不减于工具之文，或更过之。但此类文章，多属于韵文方面。

凡物之变也，必有其原因，无因则不会起变化。又必有其途径，不循途径则变不成功。盖此等转变非一蹴而可几，不同变戏法。变戏法乃假的，而此则甚真也。

譬诸下等动物之变为人，语其原因，则因为感觉走路之外尚有其他工作，乃渐改为以两条腿专任走路，以两条腿专任走路以外之工作。语其途径，则不知几经变迁乃变为猴，猴乃变为人是也。唯文体亦然。

语其变化之原因，约有二端：一曰欲胜古人，一曰避免困难。语其途径亦约有二端：一则从文章结构方面，一则从修辞方面是也。出发点虽各异，而结果乃会于一途，亦初意所不及料也。试申论之。

试以文体为纲，表其种类及转变之次序如左：

《诗》三百篇乃中原文学之祖，一切变化皆由此出。

在文的方面则有骚、赋、七、骈文、律赋等，在诗的方面则有古乐府、五七言诗、新乐府、词、曲等。

请言骚。骚即《离骚》，乃《楚辞》之一篇。但何以不曰“楚辞”而曰“骚”，因《楚辞》乃书名。又何以不曰“离骚”而曰“骚”，因《离骚》乃篇名。而“骚”则为一种文体之名故也。《离骚》一篇不过二千余字，竟成为一种独立文体之名词，因此可见《离骚》之伟大，同时亦可见屈原之伟大。

《离骚》实《楚辞》之主体，此外如《九章》《九歌》等篇不过附庸而已。解剖《楚辞》，其成分约有三种：

（一）受三百篇之影响。三百篇之主旨曰温柔敦厚，曰怨而不怒。《楚辞》适符斯旨。（二）荆楚民族之特性——即一种半神秘性是也。读《九歌》可见，三百篇并无此等神话。（三）屈原个人之特性。屈子之为人，以一身而具备两种矛盾性，即面目冰冷而情感则热至沸点是也，故结果乃至自杀。试举其作品之数语，便可见其自杀之途径：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离骚》）

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

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惜诵》）

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哀郢》）

以上所举，在《离骚》一段之语意曰“只要我问心无愧，你不原谅我也不要紧”，还是自己安慰自己的话。《涉江》之所谓“吾生无乐”“愁苦终穷”，则已入于悲观了。《惜诵》之语意则是“欲退不能，欲进不得”，自觉无路可走了。《哀郢》之语意则是“举目四望，觉得天地虽大，竟无一处可以容其身”。人生至此，舍自杀更有何法？然而至死还是“怨而不怒”，此“骚”之所以由“诗”变也。

荆楚民族得三百篇而成“骚”，中原民族复接受“骚”而成“赋”。宋玉之《高唐》《神女》乃赋之祖，其体为问答，实始自屈原之《卜居》《渔父》。宋乃屈之弟子，秉其师承，分所应尔。此战国之赋也。西汉司马相如之《子虚》《上林》，其规模实出自《高唐》《神女》。但《高唐》《神女》，犹是一篇之中设为问答，《子虚》《上林》虽亦各自为问答，而《上林》则又答《子虚》。此则相如有意斗奇，自炫其气力之雄厚，所谓欲胜古人者是矣。至于扬雄之《甘泉》《羽猎》，则不用问答体而用游历体，别开生面，此即所谓避免之说矣。扬雄在相如之后约一世纪。

自《甘泉》《羽猎》开出游历体之法门后，而“七”之体遂以兴。“七”之结构，乃分篇合作，合八篇而为一篇，其名曰“七”。如枚乘之《七发》、曹植之《七启》、张衡之《七辩》等是也。移步换形，随处新人耳目，避免赋之长冗而易倦。后世律赋之分段限韵法，其组织实与此相缘。此就结构上言之，汉赋之所以必变为骈律也。

东汉班固之《两都赋》取格于相如之《上林》及扬雄之《羽猎》，而瑰玮过之，实开东汉之风。其中所写昭阳殿及建章宫两段，庄严华丽，是为汉赋正格，此即所谓转变在修辞方面者矣。张衡之《两京赋》亦然。至于晋朝左思之《三都赋》、潘岳之《西征赋》等，则刻意富丽其词藻，琢磨其字句，实下开骈文之风。要而论之，西汉之赋，朴茂可爱，东汉则专尚华丽，晋则着意雕琢，六朝以后则流于靡曼。赋体之变迁，大略如此。其所以由朴茂而至于靡曼之顺序，亦为事理所当然。又试改变目标以观察，亦复如是。如描写女性美，乃文学之一种。试观宋玉之《神女赋》，其写体态处如“奋长袖以正衽兮，立踯躅而不安”一段，仪态万方。曹子建之《洛神赋》，文章千锤百炼，如“翩若惊鸿”一段乃远观，只写其神光离合；“纤得衷”一段乃近觌，由眉目而身段而衣饰，用细工刻画；“体迅飞凫”一段，忽转而为若近若远，专写姿态，但绝不带病态。即下至于晋，如潘岳之《寡妇赋》，乃为任子咸之妻而作，任妻即潘之小姨也。子咸之殁才弱冠，则其妻之尚在髫龄可知。通篇作少妇口吻，其中最凄凉处如“静阖门以穷居兮，块茕独而靡依。易锦茵以苫席兮，代罗帱以素帷”一段，亦只是宛转哀怆，情文备至而已，仍不带病态。至于六朝以后人之写女性，则尽属“林姑娘式”（凡写女性而带病态之文字，吾名之曰“林姑娘式”）。则其转变之顺序亦由朴茂而靡曼矣。又如南北朝鲍照之《芜城赋》、颜延年之《赭白马赋》，则更修辞精妙，用细工锻炼，且多用偶句，为汉赋之所未有，则直接开骈文与律赋之途矣。盖自知雍容华贵之难出古人右，遂转而用雕琢工夫以制胜，殆亦不得已之所为乎？此就修辞上言之，汉赋之所以必变为骈律也。

如上所云，就文体结构方面出发，几经变迁而至于分段组织。就修辞方面出发，几经变迁而至于以偶句行文。二者相合，而骈文与律赋之格局以成。所以谓出发点虽不同，而中途会合者，此也。

唯诗亦循斯轨。语其转变之原因亦有二：一曰西北民族乐歌之加入，一曰才智之士欲觅出路是也。语其途径亦有二：一从新、旧乐府方面，一从古、近体诗方面会合而成是也。试分别言之。

古乐府原是中原诗歌与鲜卑民族之歌谣化合而成，中原民族性则温柔婉约，而西北民族性则粗犷率直。观于三百篇之《小戎》《驷4》等篇可知。如《诗·鄘风·氓》之篇曰“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南北朝之《地驱乐歌》曰“月明光，光星堕。欲来不来早语我”，二者表示同一之情绪。试一比较，则所谓“婉约”与“率直”之分别可见。随后南北朝之乐府集中于唐。观于唐代之立部伎八调，如《破阵乐》等杂以龟兹乐，其声震厉。坐部伎六调，如《长寿乐》《小破阵乐》等亦用龟兹乐。又立部之《庆善》、坐部之《龙池》，则用西凉乐，厥声闲雅。由此观之，则南北朝及隋唐间乐府之成分可以见矣。

唯诗亦然。汉魏间如《古诗十九首》及曹子建诸人之作品，均极厚重朴茂之致。试录曹子建赠其弟白马王彪一首而加以说明，便知其概：

心悲动我神，弃置勿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疚，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曹子建作此诗之时，因为他有两个弟弟，一个死别，一个生离。诗凡六首，此为第五首，是赠与那生离的弟弟。我们看他的表情技术何如。头几句说，远别也不要紧，要见面亦非不可能。中间几句说，就算不容易见面罢，但精神相通也是一样。含着两泡眼泪，咬着牙根，极力的自己安慰自己。“忧思”二句，还带着自己责骂自己说：“不要那么傻，愁出个病来更不好。”最后两句，到底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把上文强作达观的话一概取消，仿佛说，“弟弟，不要哭，不要哭”，但他自己却先哭起来了。这种技术，能把情感写得加几倍的浓挚。这是曹子建的文艺天才。

到初唐的时候，觉得含蓄蕴藉之作，已被汉魏作家做尽，无论如何，亦不能跳出他的范围。于是刘希夷、李峤、张若虚等乃变含蓄蕴藉而为长言永叹。《公子行》《汾阴行》《春江花月夜》等长古便是他们的代表作品。有南北朝之慷慨悲歌，遂有盛唐李杜等之纵横驰骤。有汉魏之含蓄蕴藉，遂有初唐之长言永叹，痕迹固自宛然。盛唐以后，又以古体难出初唐范围，乃又从婉约方面入手，是为近体之律诗与绝句。以四句或八句为一首，于窄范围内藏纳多量意思。此种体裁，创自初唐之宋之问、沈佺期等，至盛唐而极盛。下逮晚唐，则又以婉约难迈前人，乃渐趋于“象征派”。诗人之旨，原是借一事物以起兴，结果仍归到本题，以表示作者之情感。所谓象征派者，乃多转一湾，将所感之对象藏而不露，更用他种事物以作象征。如写离人思妇，则绝不提其心中所思之人，而专写明月、秋风、砧杵、蟋蟀、鸿雁等物，使与情感相融和，务使所感之对象于若隐若见似有似无之间，流露出来，方是高手。结果乃至意义晦塞，只见词藻，莫明其妙。如晚唐之温庭筠、李商隐、杜牧之、李长吉诸人之作品是也。末流所屈，遂有北宋杨亿、钱惟演等之西昆体。诗至于此，实有不能不变之势矣。

中唐白居易、元稹等新乐府出，杂用长短句。而贞观间之十部乐，又上承汉代清商曲之遗音，旁及西凉龟兹乐与吴歌、楚调。经五代之蕴酿，至宋而词乃勃兴。盖以新旧乐府虽杂用长短句，但无一定之格律，浪漫而已。至于词乃由乐府之浪漫而变为谨严，句之长短，字之四声，若在同一调名之下均有一定之格律。金元之曲，则复由词体之谨严而变为解放。以“拍”为主，句之长短，字之多少，可随意伸缩，有弹力性，此则韵文变化之过程矣（参观拙著《词学》之《总论》）。

要而论之，循以上所举之四种原因而变动之机以起。又遵所举之四种途径而变化以成。出发点虽不相同，而千回百折，结果乃会于一途。春秋战国之际，以荆楚文化加入而放一异彩。南北朝之际，以鲜卑民歌加入而又放一异彩。虽曰转变之动机实缘聪明才智之士独辟新途，而环境之变迁亦有以致之也。

二七

日前在枯纸堆中，拾得旧历书之百岁表一篇，起道光四年甲申至民十二癸亥，其中标明某年闰某月，因而费了一日工夫，求得旧历置闰之原则，颇自喜。实则关于此种科学，观象台必有专书，但学问之道，由于苦思而得者愈觉可喜。譬诸果子，市场上何物不能致？但不若手植者之较为有味耳。又太阴历已成废历，自兹以往，在历法上将成僵石，今乃废寝忘食以思之，未免可笑。然而天下事物，应用则有新旧之分，学问曾无古今之择。我求学问耳，非欲以此问世也。

查此一百年之中，闰月凡三十七次，天干则每十一次而复始，地支则每二十二次而复始，如环无端。因思凡百事物之可以循环者，必有其一定之规律。几经试验，乃将天干逢闰之年如甲、丁、庚、壬等十一字横列三行成一表，及直读之，居然成为甲、乙、丙之顺序，不禁大喜。复将地支逢闰之年如寅、巳、申、戌等二十二字，亦如天干表之法，列成二表，直读之则成为倒装之子、丑、寅顺序，喜可知矣。

此表之妙用，即任取天干表与地支表中部位相同之各一字相缀合，即为逢闰之年，顺序则自左而右。如今年丙子逢闰，即天干表第三列之第一字与地支第一表同部位之字相缀合，下次逢闰，应为己卯矣。地支第一表用尽，继用第二表，如辛巳之后一闰则为甲申是矣，余仿此。盖天干表用尽又应从甲起也，至如甲子、甲午等则永不逢闰，盖以甲乃位于第一表之左上角，而子与午则不在第二表或第三表之左上角故也。

于此一百年之中，发见两例外。（一）道光二十年庚子应闰而不闰，而闰乃在翌年辛丑；（二）民国九年庚申应闰而不闰，而闰乃在先一年己未。然而例外之例，亦既得之矣。

太阴历以小尽展转推移故，每四年间，必有三次将节气挤在中旬之中，则此月只有一节气。置闰必于单节气月，是为定则。查民九庚申无单节月，而前后两年皆有之。庚申之后一闰在壬戌，前一闰在丁巳，若退后而置闰于辛酉，则辛酉、壬戌两闰相接矣。唯提前而置于己未，则丁巳与己未之间，中隔戊午一年，不相接也。道光庚子则反是。庚子之前一闰为戊戌，后一闰为癸卯，若提前置于己亥，则戊戌、己亥两闰相接矣。唯退后而置于辛丑，则辛丑之与癸卯中隔壬寅，不相接也。此即若逢闰而无单节月时，应前置或应后退之公例矣。凭吾之理想判断乃如此，他日访得专书相对照，自信定当不谬。

二八

余之曼殊室，乃光绪丙申之冬达县吴小村先生用隶体书额以名我书斋者。后有小跋，略言“曼殊”乃梵音，其义即“妙吉祥”之意云。于今四十年矣。先生博学多能，隶法超逸，于佛学尤有心得。丁酉知钱塘县，戊戌迁衢州府，庚子民变，为暴徒所戕，举家殉难，可为深惜。其子铁樵，丁酉岁以热病不汗，客死于汉口，亦一时俊杰也。曼殊室之额，于戊戌八月仓皇挈眷南下时，留于沪宅，未及携带，每一念之，犹恋恋而不可忘。物虽小，但其人殊可念耳。

小村先生殉难后，黄公度先生挽以长古一首，记其中有二语曰：“当头临刃时，定知不惊怛。”盖亦写其佛学造诣之深。诗甚长，今留记忆者唯此两语而已。

二九

生物学家推算动物年寿之方法，谓无论何种动物，其最后四齿生长之年龄，以五乘之，即是此种动物之寿命。证诸马牛羊犬猫豕乃至虎豹狮象，莫不皆然，不中亦不远矣。唯人则多以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而最后之四齿生，即以二十五而论，以五乘之，亦当活至一百二十五岁，而实际上乃平均不及此数之半，其故安在？大约不足此数者多因自戕。各种动物之交尾期，皆有天机为之限，唯人类则不然，漫无限制，焉得不速老。然而饮食男女只是生理上之戕贼，其害尚浅。思虑激刺，精神上之戕贼，其害乃大。即以惊恐而论，史载魏明帝筑凌霄观，高二十五丈，工师误先钉榜，帝知韦诞善书法，乃以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使就题额。题毕而下，委顿不堪，不数日而鬓发皓然，因诏示儿孙勿复学书。又载伍员亡命，偷度数关，险既脱而发骤白。可证恐惧之影响于生理其重大也如此。况七情之刺激，无时或无，学问之追求，每劳思虑，凡此均可以破坏推算之原则而使之勿验。虽则曰七情为一切动物所公有，但神经敏锐者独能伤生，于禽兽无害焉。

试更以儿童言之。举凡现代之都市儿童（以中上家庭而论），五十岁以上之人见之莫不惊为早慧，乡间野老见之咸赞叹为神童。盖现代科学之设施，实足以启发儿童之智慧也。然而早慧则早熟，早熟则早衰，乃一定之符。吾见现代青年之发，亦每惊其早白，若稍留意，人人皆可以体验出来。吾恐更历千数百年之人类，十岁即学问成熟，服务于社会者尽属十四五岁之人，但四十即为上寿矣。虽则曰医学亦可追随凡百科学并驾而齐驱，焉知千数百年后之医术不足以增人寿也？窃以为医学无论发达至若何程度，亦只能治生理上之病，必不能制止精神上之激刺。知识愈多，神经愈敏，则感受刺激亦将愈大，是亦必至之符。太古之人多上寿，乡村之人多上寿，最大原因即在于生活简单，盖生活简单则人事不纷繁，不纷繁则精神受刺激之机会少，饥则食而倦则眠，若更能屏绝思虑，必可以符百二十五岁之推论。若以空气清新为乡民多寿之主因，则大浅矣。富人别墅，空气何尝恶浊哉！

三〇

中国之对联，亦自成为一种特殊文学，唯中国有之，非一字一音之文字莫能构也。挽联之作法，在联语中又自成一格，佳者约有三要素：一曰真，二曰自然，三曰能见性情。丙辰蔡松坡将军之殁，归榇之日，设祭于沪上蜀商公所，挽联不下千章，犹记孟莼生一联曰：“被发左衽，当时微管定何如，岂期民到于今，翻道一匡虚受赐；栋折榱崩，举国与侨将共压，毕竟天之所废，谁云多难可兴邦。”可称佳作。

甲子罗瘿公之丧，余挽以联曰：“客岁八月卧病，今岁八月化去，一年间病骨支离，天胡此醉；壬子与君订交，甲子与君永诀，十二载交期竟尽，魂兮归来。”颇承伯兄许可。最妙是上联之“病”字与下联之“交”字，乃无意重出而适相对，可称巧误。又丁卯南海先生归道山，余亦尝作一联曰：“束发受教，于今三十五年，自愧忝列门墙，未闻大道；抱策匡时，维新百有二日，岂料辙环天下，犹痛仓黄。”又同学汤铭三，乃觉顿之侄，以遭家不造，纵酒自杀。余挽之曰：“侧身天地，岂有他求，尊前常对松醪，早知今日；撒手长空，亦复自得，泉下倘逢季父，莫问当年。”对仗颇工。又己巳挽伯兄之联曰：“遗稿积案头，业多未完，谁为继者；音容在心目，身如可赎，吾将往焉。”颇能见真性情。又同乡吴柳隅，于其母太夫人属纩后十九日，亦相继以殁，生平著述颇多，人亦真诚，甚为可惜。母子二人同时开吊，为联以挽之曰：“丸荻记殷勤，凄绝礼堂写孝思；名山完素愿，不须绵上见旌田。”尚颇浑成。

三一

陶靖节之《挽歌》及《自祭文》，颜延之、苏东坡等咸信为靖节最后之作品。试细绎其文理，是诚切实真挚，必非如寻常名士平居游戏故作达语以自遣者可比。《挽歌》中有“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语，《自祭文》之首句曰“岁维丁卯，律中无射”，“无射”即九月也。靖节卒于元嘉四年丁卯秋九月，有传记可证，是则此三诗一文，其必为生机绝望时之所作，毫无疑义矣。唯是否成于属纩之际则未敢武断。计此种作品，非伏枕自书即口授与侍疾之人，诗中所写之景象，似非身当其境者不能道。而尤以“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两语的是弥留时之神气。但既入此境界，则自书与口授皆不能矣。可见《挽歌》三首之所云云，仍是最后数日间之理想，非真最后之最后也，观于第三首直写送殡人之感想可知矣。延之与东坡之说究属不能无疑。

辛稼轩平生最心仪靖节之为人，集中常道之，不下十数见。靖节卒于南北朝之元嘉四年丁卯九月，稼轩卒于南宋之开禧三年丁卯九月，为靖节卒后之第十三丁卯，相去七百八十年。同是丁卯，同是九月，可称巧合。

三二

年来科学在交通方面及声光方面之进步一日千里。此乃收机械互助之功，若草创那能臻此？犹记轮船发明之后五十年，仅乃得免锅炉炸裂之患，其艰难可知矣。假令社会智力专从此方面发展，不较胜于改造杀人器具耶？然而科学之进步，其原动力实由生存竞争而来，是则相杀即进步矣。自从动物孳生于此世界，互相残杀者已五六百万年，乃欲以极短期间完成止戈戢武之事，未免太易。或则吾人理想之大同世界实反乎天道，永无实现之期，亦未可知。过去已争夺相杀数百万年，焉知往后亦不争夺相杀数百万年？至谓人类为世界最高等之动物，发达至此，已属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支配往后之世界，即属于此种动物，更历万万年，亦无能取而代之者。斯言也，理论似欠圆满。既以“事物无止境”为真理，而又信人类乃止境之动物，不亦太矛盾也耶？

“进步”之意义，若图其形则成直线或波折线，不得作圆形，盖以循环非进步故也。然而天道实循环，太阳系之所以能维系，实循斯轨。若欲救济“人类止境”之辞穷，只有服膺“循环说”。谓将来必有一日，太阳系发生大变故，世界动物，尽行消灭。然后再从爬虫动物、脊椎动物重演一套，如此则可以解辞穷之困厄矣。“昆明劫灰”即此理想，勿谓中国人之不聪明也。

三三

灯下读书，精神容易集中。盖以人之耳与目虽为收入知识之器官，然亦每因此而役于外，外界之声与色，无时不引诱吾人之灵明，耳濡目染，旦旦而薰之，鲜有不为形役者矣，此佛说之所以认五官为五贼也。唯在夜深，则万籁俱寂，一切有声，尽皆沉息，则耳之作用断绝，所以役吾心者去其半矣。天地昏黑，如入睡眠，一切有形，俱皆隐灭，所余唯青灯一盏，照临于书案上之纸与笔，于是精神悉集中于灯光所照之方尺地。天地间之声与色既无以诱吾耳目，而众人皆睡，则人事亦无以为劳，此正断绝收纳而整理固有之良机矣。余之读书工作常在夜阑，用一黑背之灯罩撮灯光于桌上成一圆形，不独窗外环境无所睹，即四壁图书亦拒绝入目。如不然者，则座右一幅四王山水即可以吸引余之思路。石谷之艺术何如，其先辈若何，门弟子之派别若何？其模仿工夫如何深入，创造精神如何广大？西洋艺术与中国较，何所短长？印度艺术之东来，起何变化？寝假而邓完伯之隶书四屏又来袭矣。唯使灯光集中于一点可以无此患，一小时之工作可抵白昼三时（此乃余个人之习惯，不可为训）。心放犹可收，至于人事纷烦，则此身已落形骸中，岂能独免，古人“入山读书”一语，盖有由矣。至于学问成熟而有所著述，迨脱稿时，精力亦尽，只好“藏诸名山，传之其人”，未必谓身居之中，有所撰作，乃专差送入名山以藏之耳。

三四

人类之生于此世界，日与自然界之景物相接触，觉其变动不居，随处皆可怀疑，其中接触最易、现象最显、变迁最大者，厥为天象。人类对于此种可怖之现象，最初只有恐惧，随后聪明之民族，渐觉其变动有恒，恐怖之心因而渐减，继则因其恒轨而体察之，此历学之所由起也。中国之历数学发达最早，如史所称之《黄帝历》《颛顼历》等且勿具论，即如《尚书·尧典》所载之《羲和历》曰“期三百六旬又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又曰“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昴”，则已毫不含糊的并岁余之积闰、中星之推测，均明白记载，其必非初期工作可知。但即此已是四千年以上之典籍，则此民族之智力不为弱矣。至于微细之差，则因古代工具尚粗之故，自未能十分正确，但原理原则，已是真知灼见，谁亦不能否认也。由雏形而渐臻精密，凡百科学，罔不如是。试列举历代历法之名称，可见我先民对于此学实已经过数千年继续不断之工作也。

续表

续表

统计自有史以来历法凡六十一变，其造而未用之三历不在此数。魏晋迄隋，据各家记载，有谓十三变者，有谓十五变者，唯兹篇所考，仅得十一，并《皇极》而计之，亦只十二，惜乎谓十三、十五者未尝列举其名也。孙承泽谓自汉之《三统历》以迄北宋之《纪元历》，千一百八十二年间，历法凡七十变。苟如是，则并《三统历》以前及《纪元历》以后之所有而综计之，则九十四变矣。自明代以降，客卿如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等次第东来，与徐光启共同研究，推测乃渐臻精妙，虽曰集众人之智，而工具亦有以助之也。然而根本大法仍不出《授时历》之范围。若郭守敬者，真可谓豪杰之士也矣。

三五

《春秋公羊传》：“襄公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传》经文与《公羊》同，唯庚子之上无“十有一月”四字。《穀梁》是也，《公羊》误。

案日食必在合朔，是年有两次日食，一在九月，一在十月。九月朔既为庚戌，若大尽则十月朔必为庚辰，可证该纪日之甲子传刻无误。盖以“庚戌”“庚辰”四字，偶错一字容或有之，必不能四个字同时并错耳。诚如是，则十月初一为庚辰，十一必为庚寅，二十一必为庚子。假令十月亦大尽，则十一月初一为庚戌，十一为庚申，二十一为庚午。可证是年之十一月必无庚子日，故曰《公羊》误也。

复次，《公羊传》于“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条下，何休注曰：“时岁在己卯。庚子孔子生。《传》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无此句。”案何氏注“此亦十月也”一语，甚是。据经文“庚辰朔”云云，则孔子实生于周历十月二十一日庚子，谓十一月者非也。《穀梁传》则曰：“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盖同在一月之内，则可以不必重记月矣。故曰《穀梁》是也。《公羊传》“十有一月”四字，实为衍文。

然而何氏注“时岁在己卯”一语则大误。己卯当是“己酉”之讹。查鲁襄公二十一年，即周灵王二十年，岁在己酉，乃公元前五五二。若言“己卯”，则上下各差三十年。计周简王四年，岁在己卯，乃公元前五八二。又周景王二十三年，岁在己卯，乃公元前五二二。而灵王二十年己酉，乃五五二。恰当二者之间。椠刻错地支一字，致上下各差三十年，赖以甲子纪，故尚易于校正。

复次，孔子生年，一说谓襄公二十一年，一说谓襄公二十二年。查襄二十一年岁在己酉，若二十二年则岁在庚戌。《公羊》何氏注曰己卯，计“己卯”与“己酉”，只差一字。若执二十二年之说，则“庚戌”必不至于误作“己卯”也。此亦可为孔子生于襄二十一年之有力证据。

余所据之《公》《穀》两传，乃涵芬楼影印常熟瞿氏所藏宋刊本。《公羊》乃传《春秋》者最善之传，何氏解诂乃注《公羊》者最善之注，宋刊乃书籍最善之本，而颠倒错乱尚且如此，赖有甲子，庶几有迹可寻。甲子之为用大矣哉。

三六

北京城市之规画，悉出自郭守敬之手。原欲引浑河之水穿城而过，惜未果行。今城内所得涓涓之水，乃来自玉泉山，其细已甚，北京之美中不足，只少一河流而已。地面之水，行将尽入伏流，乃地球衰老之象征，为千万年后所不能避免之事实。北京居沙漠之下方，河床松疏，不能盛水，是以伏流遍地，而地面之水日以枯。读明人笔记，谓积水潭帆樯如织，可见当日之船舶能自通州之运河以达积水潭，则上游来源之大可知矣。又宫墙东之御河，亦称玉河，当日垂杨夹岸，风景天然，今日之胡同，有名骑河楼者，可想见盛时之景物。盖当日傍宫墙而居者，尽贵人之邸第也。今则积水潭已成积水洼，只有浮萍，并无樯橹，御河则成臭沟矣。谷陵池竭，地球之老态先表现于北方也。事仅三四百年，而变迁已若此。朝露之叹，岂唯人类？恐天地亦不能无憾耳。

云雨蒸发，原是地面之水相循环，来去迁移，总量似无所增减，而抑之不然。太阳之蒸发力，入地有一定之限度。虽则大树之根能深入太阳力所不能达之处，吸取水分由枝叶发放于空气中。然深度亦有限。过此以下，则有不能吸收者矣。故每日渗入地心之水为太阳所不能蒸发，树根所不能吸收者，为量定当不少。所以读古代史与近代比较，水之领域日见其少。而唐代文人所描写名山大川之瀑泉如庐山等处，其气势亦远过于今时，实可作地面上水量减少之凭证矣。人老则血枯，地老则水枯，抑何其相似也。

三七

西直门外之农事试验场，原是前清御苑之一，名曰乐善园，归内务府之奉宸院管辖。孝钦幸颐和园即以此为中站驻跸之所，畅观楼西式铜床上之黄缎幛幔，年前犹及见之。光绪三十二年四月，由商部奏准改作农事试验场，三十四年四月告成。其西部原为某贝子之别墅，名曰极园，今之来远楼、畅观楼、鬯春堂等处即其故址。后归文姓，以事入于官，并入乐善园。旋又于东南部买入民田百余亩，于西南部兼并广善、安慧两寺。今全面积共计一千零六十二亩，所产花果颇有佳者。

午门楼上历史博物馆所陈列之铜人，上有小孔数百，用以表示针灸之部位，乃宋仁宗时医官王维一所创制，明英宗时重铸。向陈于内府，鼎革后移入该馆，王维一所著之《腧穴图经》即该铜人之说明书矣。闻此书已于数年前译成德文。此种医术，据平生之耳闻目睹，中则神效惊人，误则断送性命，若有能用科学方法忖发其奥妙，实可在医学上辟一新领土。

北京城墙筑于元至元四年，明洪武元年重修一次，永乐十八年重修一次，然犹是外皮为砖墙，内皮则为土墙也。正统十年，始用砖加筑内墙皮，使表里如一。终有清一代无大变迁，唯于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京津铁路成，设站于永定门外。二十七年辛丑，移车站于内城之正阳门外，铁道穿外城之永定门东及内城之崇文门瓮城而过，面目稍变矣。民国四年，袁世凯毁正阳门外之瓮城，十九年复毁宣武门之瓮城，于是内城前三门之本来面目乃大变。

今之新华门原是宝月楼，香妃之妆阁也。楼前长安街之南为回回营，建筑之模样颇与中土异。其结构乃仿准噶尔之堡垒式，殆清高宗所以慰香妃之乡思也，昔年犹及见之。民国元年，袁世凯辟中海为总统府，以宝月楼为府之正门，门前之长安街展宽，而回回营遂以毁。

三八

“情绪”与“情感”之两术语，最易混糅，而意义实迥然不同，试略举其相异之点：

（一）“情绪”乃发于内，而“情感”乃受于外；

（二）“情绪”乃自动的，而“情感”乃被动的；

（三）“情绪”属于主观，而“情感”属于客观；

（四）“情绪”乃蕴蓄，而“情感”乃冲动；

（五）“情绪”乃静默的，而“情感”乃兴奋的；

（六）“情绪”因乎身世，而“情感”因乎环境。

此其大略也。盖以身世之感，纯属主观，或无端而起，于不知不觉中将其所蕴藏于胸臆者向外发舒，是为情绪。但天下必无无因之果，情绪之因，或发源甚远，未必即在目前。所谓“哀乐无端”，不但旁观者见其无端，即本人亦自觉其无端。然而“端”岂能无？殆因微细而复杂，且非一朝一夕之故，未易寻觅耳。此则情绪之状态矣。

情感则不然。情感多因当时所处之环境有异状，精神上为外界一客观的事实所冲动而起变化。其变态之或为歆动，或为憎恶，或为爱慕，或为恐怖，或为敌忾同仇。本人完全立于被动的地位，一视当时此地之所感受于外者为转移。此则情感之状态矣。

情感之与情绪，举凡一切动物莫不有之，不独人类为然。唯情感多表现于动作上故显而易见。情绪则不然，当其寂然不动，或正是其最浓时，故不易察觉。唯流露于文人之笔端者最为明显，试举杜甫之作品两首以为方：

倦夜

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

此情绪之表现也。最后两句，更尽情流露矣。

垂老别

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

此则情感之表现也。一种热烈之同情心尽量披露矣。

三九

犹忆少年时，尝故作“但求适口，不言养生”之豪语，盖以年少胃强，将不虞有滞而不化之患也。后与医者语及此，竟蒙许为得养生之要道。谓适口即是养生，食物之消化与否，只凭胃酸，“垂涎”二字，即见适口之物而思食之谓。未入口而胃酸已奔迸来迎，则吞咽之后，宁复有停滞不化之理？复次，若此物如与本人之肠胃不宜，必将见而蹙额，则虽山珍海馐，无论滋养料若何丰富，食之必将为患。盖以肠胃既不欢迎，强纳之彼必怠于工作，而消化因以不良。唯适口之物则必无消化不良之患，故曰适口即是养生。

又一次，与一中国医学者闲话，吾谓西医只言“血”而不言“气”，凡关于气之病，彼将束手，盖以彼之学生皆指点人身全体图训练出来。诚然，一幅人身全体图，不知解剖几许尸体然后画成，可谓穷形尽相，独惜气乃属于无形相，莫能绘画。试思一活人与一尸体，对于全体图中之各种机件，当两无所缺，何以此为活人而彼为尸体？是故当知，尸体之缺于活人者，气而已。是以参、耆等物，西医嗤为草根木末，而中医则视为神奇，职是故耳。于是此中国医学者乃大欢喜。

吸养气而易新血，呼残血而为炭气，西医宁不知之？然彼只言治血而不言治气，何也？此则科学之初步偏重于务实而否击凌虚故也。此亦现代科学尚未能入灵魂哲学之门，其蔽亦原于此。迨他年由实而返于虚之时，则多少不可思议之问题皆可思议矣。

四〇

偶检怀中日记之旧本，中有一篇详记《十三经》不重之字数，不知出自谁氏手，作者固费一番工夫也。录存于此。

计《四书》不重出者凡二千三百二十八字，《五经》之未见于《四书》者二千四百二十六字，《周礼》之未见于《四书》《五经》者三百十字，于《仪礼》复得七十七字，于《左传》复得三百九十四字，于《公羊传》复得五十五字，于《穀梁传》复得二十四字，于《孝经》复得二字，于《尔雅》复得九百二十八字，统计《十三经》不重出者都凡六千五百四十四字。

自明代以后，字典所收之字，数逾四万，而《十三经》所用只得六千五百有余。据该篇所胪列，则读通《四书》可以不识“品”字、“旁”“含”“沙”等字，读通《四书》《五经》可以不识“昨”“想”“案”“湖”“卖”等字，读通《四书》《五经》《三礼》可以不识“溪”“印”“铜”“部”“制”等字，读通《四书》《五经》《三礼》《三传》可以不识“谟”“升”“郡”“哺”“脚”等字，读通《十三经》可以不识“纸”“真”“看”“但”“查”等字。彼篇之附录尚有见于《四书注》而为《十三经》所无者百八十八字，均甚普通。闲尝戏取其字缀成韵语，中有“潮涌鸭低昂”及“佯颦态韵芳”等句，若以之入诗，韵味尚不十分恶劣。然而虽极渊博之经师亦不能作此语，何则？盖以《十三经》无此等字故也。可发一笑。

四一

成功端赖奋斗，虽有不假奋斗之过程而结果亦与成功家得同一之收获者，然在此则曰成功，在彼只能言侥幸，试以“功”字为主体，“成”字为历程，则此意义自能明显。盖必经过艰难辛苦得来庶可谓之“功”，必经过纡回曲折或几邻于失败卒获得最后之胜利庶可谓之“成”。侥幸者恶足与语此？由此观之，则成功必赖奋斗，可无疑义。

然而奋斗之先决问题曰能力，无此能力则无奋斗之可言，即勉强奋斗亦终无结果。成功虽赖奋斗，但不得谓奋斗之必获成功，视能力何如耳。吾闻诸习水上救生者之言曰，凡不识水性之人之溺于水也，必有二次或三次涌现于水面，三次以后则永不复起矣。当其与死神拮抗时，能于十数尺或数十尺之水底往上直冲，不可谓之不奋斗，奈无游泳之能力，奋斗亦终无补耳。由此言之，则奋斗之必须能力，亦无疑义。

欲成功必须奋斗，但奋斗未必即成功，已无甚问题。奋斗须有能力，但有能力是否必奋斗，则大有问题。生逢丧乱之世，饿死者不外两停人：一曰最无能力者，一曰最有能力者。如斯而已，其于中停无与焉。欲明此矛盾之举例，当于“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二语求之。先参透此理，再从历史上觅证据，必能令你满足。如不以为浼，请放目横览，更可令你点头无语也。

然而人生之意义甚广，舍富且贵而外，岂无他途？视各人之见地何如耳。安贫乐道而自有千秋，亦何尝非人生意义之一种。但此只能谓之束身自好，谓之闭关自守，与奋斗恰背道而驰。是则余所谓“奋斗须有能力，但有能力未必定奋斗”之理论仍甚完满也。

四二

“主观”之与“成见”，貌相似而实不同，性质更大相悬绝。“主观甚强”及“太有成见”两语，不但闻之者乍觉无甚差别，即言之者亦每易相蒙。然而两者之间，殆不可同日而语。譬诸幼年时期之儿童，主观最强，但绝无成见。少年时期则彼递减而此递增，壮年而客观乃启，老年则成见渐深。此不易之顺序矣。盖主观乃源出于本能，而成见实经验之残滓。一在先天之先，一在后天之后，出发点既不相同，岂容相混？

主观与客观方法虽异，但同是立论之大前提，而成见则为不假思索之断案。主观乃追求之初步，而成见则为封锁之铁门。主观之弊，充其量不过观察错误，但错误即求知之教训。而成见乃拒绝收受，永自塞其求知之途。结果异殊，不容并论。

成见之与年俱增，事实如此，在所不免，但增加率之大小，亦存乎其人，未能一概论。若作进一步之研究，则是接受与容纳之问题矣。接受乃容纳之前提，但不能谓接受之即为容纳。譬如欧美之男女交际，当同光之世，中国之老先生们无论如何亦不能接受。又如十八世纪之民权论及十九世纪之代议政治，在光绪中叶，朝野上下凡在五十岁以上之知识阶级，未尝不作尝试之接受，但不久依然在其脑海中排除出来，不能容纳。凡此诸事，则皆余之所及见者矣。此无他，所谓先入为主，成见为之梗耳。

四三

“命运”二字，迹近迷信，或可为“奋斗”二字之梗，余固主张“人定胜天论”者，尤不相容。但“际会”“气运”“气数”等名词，与西方术语之所谓“机会”略相仿。有途径可寻，其途径或可用科学方法求得之，则与命运、迷信说自有差别。社会乃有机体，国家亦为有机体，与个人无以异，则上文所列举之数名词，自应适用。诚如是，则地运亦运也，国运亦运也。请先言地运。

长安、洛阳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过长时期称作黄金世界，但今日只有荒凉满目，曾不如东南诸省之乡村，其故安在？此种“地运说”自可以科学方法求得之。即古代之首都以防守为主要，近代之首都以交通便利为主要，则气运自然向江河下游及海岸线推移，莫能制止。事理昭彰，岂同迷信？

唯国亦然。近代为科学世界，中国以物质上之各种科学不发达故，致二百年来，着着落在他人后，是国运之不亨也。然而所以致此之由，亦可以科学方法求得之。试略举三事以明“气运”“气数”之说：

（一）汉代学者生当印刷术尚未发明之世，又经秦火之后，是以他们的当务之急首在整理国故。计考据家之技术，曰搜集证据，曰适用归纳法，曰积极断证，曰消极断证，曰反证，诸如此类，其技术悉为严格的科学方法，宜乎物质科学可因此种头脑及此种训练而勃兴矣。然而并时有所谓黄老之学为之梗，致方向中变，宁非气数？

（二）宋代学者朱晦翁，其为学方法甚与科学精神相接近，试读其解释“格物”二字便知其概。其言曰：“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试以科学方法诠绎其所言，则曰：譬如以石投水则沉，羽毛投水则浮，此即所谓已知之理。但石何以沉，盖以其质量重于水故，此即所谓而益穷之。唯石亦有轻重之别，适所投之石其比量重于水几倍，即所谓以求至乎其极。试思此种精神，非已接近严格的现代科学耶？宜乎其可以兴矣。无奈当时又有所谓心性之学为之梗，摭拾《中庸》“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二语，而大打其笔墨官司。或曰“戒慎恐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工夫”，或曰“不睹不闻是本体，戒慎恐惧是工夫”，诸如此类，争辩到不得开交，而方向又变。

（三）清代康熙帝以天赋之科学头脑，对于天算及数理等学尤感兴趣。而当时学术上之汉学家，亦善用严正之科学方法以研究学问。时适在哥仑布把世界放大以后，欧洲诸国尽在攫夺殖民地之狂热中。朝廷虽知用客卿，独惜“来而不往”，故只得见他人之船坚炮利，而于近代国家之组织、政治之趋势，无所知识。凡此三事，宁非气数？虽则曰学问乃多方面的，自应分途而进，亦何至于彼此相妨？然而中华民族性，乃天生成有思想统一癖，非此不欢，其奈之何哉！

又如文字一事，举凡世界上任何种之文字，莫不起源于象形，观于罗马字母追源于希伯来文字先期，亦皆作鸟兽、人物之形，而埃及与中国更无论矣。其后彼演声而我演形，途径一分，致万劫而不能复返，更运会之最不幸者矣。岂不伤哉！

四四

十一年壬戌，译成倭拉士（G．Wallas）所著之《大社会》（ Great Society ），以其内容专从心理学立论，因名之曰《社会心理之分析》，名著也。今译本已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于《万有文库》中。

当译述时遇有所感触，辄随笔加以案语，凡数十条。中有一段曰：“儿童教育，宜任其自然发达，勿过于强制，天才乃可得而见也。若于受教之始，即驱之入人造范围中，苟非天聪明，则所谓成就者亦千篇一律而已。语曰‘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良冶之子必学为裘’，斯二语可以代表人为教育之成绩。大约不识教育意义之家庭教育，不出两途：其一则如蜾蠃之负螟蛉，教其似我，结果等于续长自己之生命，不得谓之多一新国民；其二则完全放纵，于儿童本能之发达并未加以指示而导之于正，二者皆非。干涉太甚固不可，放任亦不当。只应静观儿童之动作，因其性而利导之，务使尽发其天才而无所拘束。今之所谓国民教育者，乃使全国之人一自束发受师即同入于一定之圈套，以言整齐则诚整齐矣，其奈天机之窒梏何？”此十四年前之感想也。

今之世界各国，正在准备二次大屠宰之工作，愈不能不讲求机械式之整齐画一矣。国内大学地位等于工厂，由政府发给模型，指令每年须照式制造若干枚，不得有误。不管你天才若何绝特，假令模型为六角，则身入其中者，经大力一压，椭圆亦须成六角。此即现代式之教育方针矣，此中不知埋没多少天才。机械式之人生意义，可悲亦复可怜。

四五

十九年庚午，沿广九铁路出现大帮女强盗，为数约百数十人，剽悍过于男子。盗贼原非天产品，总有十分之八九乃人工制造。但各省之出产尽属男性，间有一二在特殊环境之下以女性而作群众之领袖者容或有之，从未闻有巾帼闺秀、村姑、小家碧玉等类之人物集合一纯粹之女性强盗团横行于地方者。噫，异矣！

女子之心理乃极端的，其慈祥也迥非男子之所能及，其凶狠也亦迥非男子之所能及，此种测验久已为心理学者所同认。诚如是，则女强盗之剽悍过于男子，亦无足怪。

强盗乃恶政府之制造品，固然，但余终疑广东之女强盗团乃天产品。盖此等粥粥群雌，可以决其百分之九九乃独身少女。若既生既育之后，则无论生计之若何压迫，终必不能移其“母爱性”，使之抛撇儿女于家中，持械出门以赌性命于须臾。此亦心理测验所同认之结果矣。心理虽有变态，唯在个人之单独行为则有之，谓整个群众而尽同此种变态，似为事理之所必无。苟如是，则独身少女既不当家庭经济之冲，而广东之女子生计，苟非残疾，不患无工之可佣。“卿本佳人，何为作贼？”此余所以终疑此辈之为天产品也。

四六

模仿与创造，苦学与天才，似是四个对待术语，然实只是相互的。模仿乃创造的初期工作，天才为创造之要素，而苦干以至于熟极生巧亦为创造之媒。然而模仿之结果，有能入而不能出者，试从写字方面临碑、临帖等事取证据，随在可得。又如孟子所谓“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则熟极能否便生巧，亦有问题。由此言之，则创造之必赖天才，最为可信。

据心理学家言，所谓天才云者，乃一种不健全之发达，与生理上之头大而腿短，躯伟而头小者同一异状。要之只是智慧之发达不得平均，有所偏重、有所偏枯是已。牛顿之为其所豢之二猫设计，是其例矣。以此论之，则所谓“诗人多潦倒”之说，若必谓穷愁潦倒，而作品乃臻上乘，其或为倒果为因，未可知耳。或则是有文学天才之辈，其聪明偏重于此方，而对于规画家人生产事太过不济，以致穷愁潦倒，未必定因穷愁潦倒然后成就其艺术天才也。

然而谓文艺天才家因穷愁潦倒之后而作品乃愈佳于先时，则吾相对的承认。盖因事不如意则情绪每不安常轨而起异动，情绪愈复杂则意境愈不可方物。所谓新意境者何？即不在常轨上之意境而已。若有轨辙可循，则为人所共遵，更何新之与有？

复次，如明代成化朝之三杨，以富贵寿考之人主持风雅，遂有所谓“台阁体”之作品出现。此辈皆肠肥脑满，生活与思想均无甚变化，绝少波澜。无波澜之文章，宁有佳者？是亦一反证矣。

至于谓天才乃不健全之发达，恐论断亦不能如是之简单。吾以为此中亦必有因果关系，大约先天尚不如后天关系之为甚耳。譬如生性对于某种科学特别感兴趣，此得自先天者也。随后以兴趣关系之故而精神愈集中于此方，集中复集中，循至于对于其他部分不大留意，乃至于无暇留意，结果遂成偏废，遂呈病态，未必此病态竟是与生俱来。因果先后之间，测验者不可不留意耳。

由此言之则兴趣得自先天，而天才实成于后天。盖从窄方面作深入的研究，所获自优异于常人，是曰天才。勿以“天才”二字误作“先天”读也。

四七

劳山游记

劳山与泰山同脉，居东海之滨，昆仑北支之最终点也。起阿尔金山，东走而为祁连山，北折为贺兰山，复东而为阴山，又东北走为兴安岭，渡松花江，南折而为长白山，至旅须渡渤海，起千山群岛，入芝罘半岛，突起为劳山。海拔三千八百尺，至泰山而尽，是曰阴山脉，长八千余里，乃昆仑东走之最长支矣。中国名山不少，但临海之山，此为最雄，是不可以不游。

到青岛已七阅月矣，屡欲出游而未果。辛未三月二十九日，曾一度往游劳山之西部，经北九水，至大劳观而止。往返仅一日，且以肩舆行，殊不足以穷此山之胜，亦未足以尽余之兴。五月三日，乃与诸同事偷得四日闲，作深入劳山之约。晨七时，驱车向东北发，八时至柳树台。下车后即卸长衣，曳短筇，继续向东北进，至北九水。风景不殊，相别已一月有奇矣。前度之游，得词一阕，录入以志此地之景物：

鹧鸪天 北九水道中

春在平芜水石间。断崖新涨绿波痕。峰回路转溪山改，雪盛苗肥野老欢。　人静寂，鸟绵蛮。茅檐东畔有牛栏。山中自是多天趣，荠菜蒲葵次第看。

至是折而南行，沿溪直上。岩石之奇，不可方物。江南山水，多以秀丽胜，似此雄奇者，浙东容或有之，实不多遘矣。野花遍山，迎人欲笑，其侧出岩隙者，尤见清丽。细草如茵，外人庭院所养之草地，未见有如是佳种也。所经皆险仄崎岖，但沿涧底之乱石跃行而进，并无溪径可循。十时五十分抵玉鳞口，两峻崖束瀑泉而出，其声似雷。崖下清水一泓，未知深浅。崖边一松，倒影入潭，鳞甲宛然，波纹摇曳，乍疑潜龙之蠕动也。得词一阕：

八声甘州 玉鳞口瀑泉

是银河倒泻下天来，珠玉散缤纷。听泠泠激石，淙淙穿穴，溅沫飞尘。潇洒千年风雨，岩壑自生云。潭水沉松影，鳞甲惊人。　夹道悬崖天窄，度小溪清浅，时见青，。喜深山昼永，啼鸟倍相亲。问何时春风来此，看石苔痕迹有新陈。徘徊久，为登临意，缓步芳茵。

十一时二十分下山，十二时半回至北九水之太和观。出所携之糇粮，饱飱一顿。庙不大，廊间粉墙上，有易实甫甲寅题壁一首，写作均不坏，中有“诸涧好花如静女，数峰奇石似飞仙”之句。前度之来，得词一阕，今录存于此：

临江山 太和观

昨夜梦魂归月殿，醒来环堵依然。飞鸿惊避十三弦。墨痕来细认，笼护倩云烟。　藤葛萦回穿石隙，披萝山鬼当前。买春唯有绿苔钱。柳梅忙点染，松柏不知年。

午后二时，自太和观出发，仍向东北行。三时十五分跻登一高岭之巅，豁然见海，盖已绕劳山西北部而出东部矣。途中见有张网捕黄鹂者，其法甚妙。四时五十分下至平地，经一乡村，名曰王哥庄。遂沿海岸东进，渐转东南。经行一日逼仄之山径，骤落平原，乃健步如飞。六时十分到太平宫。庙在半山，东望大海，风景颇佳。院内紫牡丹二本，花正繁。殿宇不甚大，建于北宋，金明昌六年重修。此地以观日出著名。院后山顶有大岩石一堆，名曰狮子峰，为观日最胜处。惜夜为蚤所扰，黎明乃入睡，不获睹矣。

四日，朝膳后，七时十五分离太平宫下山，向南进发，渐行登一峻岭，沿途松石极佳。此山之松，鳞甲既老辄自脱落，枝干便作赭色，故名赤松，余生长岭南，久居冀北，皆未之见也。九时三十分抵白云洞，海拔四百米达，长松万本，风景佳绝。客室悬南海先生一直幅。诗曰：“峭缘群峰怪石横，白云洞口闻笙声。两株白果万松树，卧看苍茫云海清。”又有陆凤石于此处望见海市之实记八幅。院内牡丹、紫荆正盛开。所谓“白云洞”者，乃在一大岩石之底，并非水成岩洞或石膏岩洞之类。然而此一拳石之伟大，亦可惊矣，生平所未见也，得词一首：

满江红 白云洞

天外飞来，看坠地苍崖崩裂。谁信道嶙峋风骨，几经凉热。料是补天无用处，独留空谷欺霜雪。倩何人详细问山灵，应悲切。　松如盖，山如阙。花如锦，人如月。叹飞磨千古，乍圆还缺。赤鸟不来山鬼啸，黄鹂高坐花梢说。问人生何事苦相寻，鹃啼血。

十时三十分下山，不循故道，向山前直下，峻险陡绝。途中望田横岛，该岛曾发生一大规模之自杀案，不可无一词：

水调歌头 望田横岛

横览海天阔，世态等浮云。悠悠上下今古，后果接前因。昔日堂皇贵客，留得低昂荒冢，强弱属谁人。万事有前定，何必自纷纭。　塞天地，唯浩气，是长存。从容拔剑相视，奇悍竟无伦。谁识齐烟一点，中有精魂五百，未肯入侯门。此意君知否，难作汉功臣。

十二时十五分到华严寺，此劳山唯一之僧院矣，殿宇宏敞，为一山之冠。登山石径极整洁，颇似韬光，但夹道非竹而为松耳。寺前竹林亦颇茂，唯非西湖之参天修篁。院内牡丹不少，而以龙爪槐为最特色，生平所见之龙爪槐，此为最大矣。此处入山已深，仅一角见海。寺建于明崇祯十六年，有一藏经阁，经典四大橱。僧云全藏不缺，未知确否。得词一首：

清平乐 华岩寺

山开半面。愈觉天涯远。人影棹桡都不见，唯有烟波一片。　翠岩苍壁玲珑。深山宛在舟中。云阵奔腾似海，松涛仿佛飘蓬。

方丈以鱼相饷，味极甘美。午后一时四十五分下山，向南进发，经行皆新修大道，东北海军部之工程也。四时二十分，道出青山，入一人家少歇，约留一小时。五时五十分到太清宫，乃劳山最近海之一道观。名胜也，松竹泉石皆幽绝。闻南海先生来游，多住此观云。庙貌甚古，建于北宋。院内一耐冬、一紫薇最老，数百年物也。入夜八时大雨。

五日，雨不断，终日不能出门户。所居之屋，又狭小卑湿，不得远眺，辜负好山矣。盖整齐之室，已悉被海军人员借用故也。自朝至暮，淋漓不止，然因此获睹一奇景。盖坐于室内，对千仞翠嶂观雨，上不睹天空，则得见雨点悉成长丝，风送而过，疏密成阵，并非满空中之雨，疏密悉相等也。“雨丝风片”一语，今日乃得实地体验，幸福不浅。

六日，此雨已继续一昼两夜，未有放晴意，困守斗室，了无所事。今朝实不能耐，乃于六时十五分冒雨至后山，读南海先生之癸亥摩崖。有五言长古三首，起句曰：“天上碧芙蓉，谁掷东海滨。”勒于一大岩石上，刻工尚佳。饭后，同人咸谓再不能蛰居此室矣，遂于八时十五分，冒雨出门，将至青山时，雨大至，帽檐滴水，衣裾尽湿，然仍拖泥带水，鼓勇前进不馁也。既而雨稍止，则见苍翠欲滴，万壑争流，道旁峭壁，皆呈碧绿色。苟非雨后，那能获此佳境，三十六小时之幽闭，得此庶足以相偿。斯时鞋袜既已泥泞，无可顾虑，乃大踏步践涧水而行，穿林度陌，泉声杂出左右，几不信此身之犹在尘寰矣。十时四十五分行抵明霞洞，海拔六百五十米达，金大安二年建。三面奇峰环抱，前临大海，雨后湿云时过，风景佳绝。院内牡丹、丁香、紫荆、紫木笔齐放。有大黄杨两株，乃三百余年之物云。久幽山脚暗室之同人，骤登二千余尺之高峰，眼界顿异，各各欢喜欲狂，遂解衣脱履，付从者以火烘之，赤足绕院走。院后赤松数百本，前面石栏干外，悬崖壁立，溪涧左右夹流，如奏笙簧，东坡之“千山动鳞甲，万壑酣笙钟”，于此处见之矣。景物之美，堪与白云洞相伯仲，得词一首：

摸鱼儿 明霞洞

倚长松高寒笼翠，悬崖千仞 陡。青山列队来相媚，侍立只依前后。堪消受。蓦忽地龙蛇起陆群峰走。思量尽有。是吹下天风，推移云海，俯视见林薮。　烟岚外，万壑争流似吼。雨痕犹禁新柳，松涛奏出钧天乐，管甚白云苍狗。君知否，算只是青山与我周旋久。无言搔首。把姹紫嫣红，落花飞絮，付与灌园叟。

午飧，道人以辣椒相饷，食量陡增，留连不忍去。无奈客室只有一榻，实不能容。午后一时二十分出院门，下山越一深谷，二时抵上清宫，则见殿宇陋劣，所谓古牡丹，亦无异于寻常，一望而行，无可留恋。此院地址居太清宫与明霞洞之间，建于北宋，元延祐十年重修。斯时既无住处，只得上归途，询诸舆夫，则云越天门峰而至登窑，约三十余里，为最捷之径云。于是毅然鼓勇行，山径崎岖万状，雨后尤不易行，计越峻险之岭五，渡奔流之溪涧六，皆跃乱石而过，然而悬崖绝壁，急湍飞泉，随处系人留恋，不自觉其苦也。四时半，攀达天门峰。两峭壁东西对峙，气象雄奇，近峰巅处。遍山杜鹃花开正繁，尽属细叶佳种，花朵甚大，色粉红而略带紫，美丽无匹。想此花亦初不料竟有人来赏其芳姿耳。得词一首：

天门谣 天门峰

疑是神仙窟。遍岩谷杜鹃花发。飞鸟绝。有双峰如阙。　看雨湿轻云黏石隙。乍见翠环旋复失。难仿佛。但脉脉，遥岑对碧。

徘徊片刻，即匆匆循涧下，左右苍壁奇绝，应接不暇，途中略进小食。六时十五分，下至平地，即海岸矣。溪流入海处，河面宽阔，乃以三篮舆迭渡七人而过，水深没膝。于是沿海岸踏沙而行，时遇小流，辄倩人背负。盖时已入夜，更不愿衣履之沾濡矣。既而昏黑，星斗无光，伸手不能见其掌。舆夫告以前面有一宽数十丈之洪河，但水不深，仍可徒涉，乃再用篮舆迭渡之法。河之中央，有一沙洲，分两次渡，三人先过，周、孙、张三君及余，鹄立于沙洲上。面积横直约数丈，出水不盈尺，左右巨流滚滚，假令山洪暴发，则吾侪四人其为鱼矣。济河，天愈昏黑，遥见灯光一点，知距登窑不远矣。先是于踯躅海岸时，已遣二人急足前进，至登窑通长途电话于青岛，饬车来迎。所见之一点灯光，盖打电话之人返来相接也，幸赖有此，否则更狼狈矣。既达登窑，度一长石桥而过，即是市街。然无可驻足处，不得已，乃闯入一豆腐店。店主王姓，人甚和霭，不以为嫌，反殷勤相待。斯时人已疲劳，不饥而渴，入门倒卧土炕，同声呼茶，壶水未熟，先以所携之酒，润兹枯喉。已而茶至，如得甘露，一盏既下，则又议论风生矣。抵登窑已八时半，默念汽车九时许当可来。既而警察局传青岛有电话至，谓局用两车，以事不克来，嘱在登窑越宿，明朝五时来接云。后告以此地无可寄宿处，车乃允发。幸而诸人谈兴甚豪，殊不寂寞。有携劳山晶石来售者，余以六角购得一片，以志此游。劳山产晶石，墨者尤佳。余之所获，乃茶晶耳，雨后洗出，时有露见者。途间曾见妇孺数群入山觅取也。十一时而车乃至，抵寓则十二时一刻矣。此行甚乐，又得游一名山，由西而北而东而南，一周此山矣。且阴晴云雨之山容亦既览遍，实难得之机会也。

太清宫阻雨，未得探奇选胜，不无微憾，然而该地之幽境，令人不可忘，松竹石泉，无一不佳，全山寺观，以此院为最近海，与白云、明霞两洞较，各有优长。劳山特色既在临海，则太清宫乃濒海名山之濒海处，允为胜绝，此行虽未得畅览，然亦不可无一词：

金缕曲 太清宫

古寺林间矗。独凭高凝眸睇远，海天相续。曲径纡回沿涧出，上接云烟岩麓。念当日水翻平陆。万里阴山东入海，笑江河萦抱昆仑足。看展此，画图幅。　苍松如盖擎空谷。望层崖幽篁滴翠，小窗浮绿。收纳群峰来眼底，万壑千岩可读。生不羡朱轮华毂。绝代佳人罗袂薄，倚天寒瘦，削腰如束。略胜似，便便腹。

四八

科学乃实事求是之学问，促社会之进化，其功最伟。无论何种学问，若用科学方法以追求或整理之，所得效果，定较圆满，此就为学方法言之也。至于工具方面，譬如缩短时间与空间，及补助官肢能力之所不逮等，则更显而易见者矣。总而言之，科学之发达，每与各种学问之进步成正比，此殆可以覆按而得之例证。唯有两事，结果乃与科学成反比。换言之，即科学愈发达而彼将愈形退步，其退缩之程度，亦可以科学方法求得之。

一曰人类之本能。科学愈进步而人类之本能乃愈消失。请言眼。人类视觉，除得天独薄之短视而外，年龄至四十五六时，即须求助于凸光镜，此殆无可逃避之阶段矣。但于玻璃未发明之先，又当若何？即以中国而论，五百年前之先民，恐未必知有眼镜也（据赵瓯北所考证，则眼镜制法乃明正德间传自西洋）。然则古人之在五十以上者尚工作否？男耕犹可，女织将何以堪？孔子读《易》而韦编三绝时，已逾六十。观于商周所遗留之竹简及龟甲文，大小只与三号铅字略相仿，今之七十老翁，恐绝对不能诵读。可证自玻璃既发明而制成凹凸镜后，目力之本能乃愈消失矣。复次，黑夜远瞩之能力城市中人不逮乡民远甚，此则灿烂电光之为害矣。试询诸六十以上之老者，当彼等翩翩年少时，孰不是于一灯如豆之下，作蝇头小楷哉？今之人其尚能之乎？诚恐三十六烛之灯泡犹以为未足也。更有肢体之本能，因物质文明之娇养而丧失者已不知几许。此一事也。

二曰艺术。科学愈发达而艺术实有因而退步之可能。试以电影言之。在无声电影时代，观众无异猜哑谜。那时之演员，举凡一切意志及情感之表示，悉以动作出之。是以为艺员者，关于眉目传情工作须加以十分注意。应思如何而后可以令观众知余心事。日日向此方努力，而艺术亦可以日进无已。迨有声电影既发明之后，非复哑谜。艺员恃有声音为之助，表情技术不必集中于动作。意志或情感之形于颜色者，不必十分努力，可用声音以传达于群众，而眉目传神工作，遂因而松懈，殆必然之势矣。复次，女红之精巧者称曰针神，此亦艺术之一种而有赖于天才者也。迨刺绣机发明之后，化艺术而为技术，只要手足互动而得其中，即人皆可为，无复个性。纵出品或胜于手工，而女红之艺术则退化矣。此又一事也。

计艺术之最足以表现个性者无过于作画与写字，万千人为之而万千不同。诚以斯二者，机械不能施其巧，亦非科学之所能入其堂奥，唯天才是赖，此则超乎科学之外者矣。由此言之，则科学万能之说，殊令人不能无疑。

四九

以艺术作观察点，最足以觇一民族之特殊性尚。即以图画而论，西洋重实证，尽耗其精力于客观的模写，欲使唯妙唯肖，不爽毫厘，结果遂缺乏个性而丧失自我。中国则反是，重理想而尊主观，以气韵为六法之首要，不拘拘于形似，结果可发扬个性而自我尊崇。且所谓毫厘不爽云者，乃事实所不许，即令以一人之笔，于同一时期同一背景之下而作两画，谓为不爽毫厘，恐怕未必，且可断其为不可能。此无他，动作乃根于心灵，而心灵则刹那刹那迁流不居而已。是以中国画家，首重品格，且必于明窗净几、身心俱泰之时，然后着笔，以己之心为天地之心，以己之精神为对象之精神，融会贯通，即物即我。故能落纸而气韵盎然，不囿于物。盖以自然界之景物既如此其繁复，欲穷形尽相，诚不可能，与其形似而乏生气，曷若自我作主，竟以我之心情权写万物形态之为愈也。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此种包罗万象、来去无碍之独立精神，近代西洋所谓意象派之美术家，已渐能领会，然亦既迟却二千年矣。天上仙女既属理想之对象，与其添肉翅，曷若驾云？其为主观虚构永难证实则一也。彼初只见能飞者必辅以翼，遂不得不加以肉翅，此即世俗所谓“死心眼”。天上之云既可以横绝太空，来去无迹，若稍活动其思想而利用之，斯得矣，更何执执焉？不见现代已有能凭驭他物不假肉翅亦可飞翔者耶？何所见之不广也？写实既不得实，而思想又为物所囿，不敢作灵活变化，抑何可怜。不敢即是不能，西方民族之审美观念，实缺乏个性之主观创造，不能摆脱物质束缚，无可讳言。身体之不能摆脱，犹可原也，若并精神而亦为所缚，则太酷矣。此西洋美术所以匠气深而神韵少之原因也。

十九世纪之末叶，而西洋美术界乃有所谓反实现运动，名曰后期印象派，其领袖人物曰赛沙印（ ）。赛氏之言曰：“万物因我之存在而存在。我是自我，同时又是万物之本元。万物之精神寄托于我躬，我不存在，则物之主宰亦不存在矣。”此真可称为大胆的对于客观画派之革命论，其精神与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之说正相同。此则受东洋美术“崇尚气韵，不务形式”之影响后所发生之革命运动矣。

五〇

后悔是不智之事。就科学的理论言之，纵曰失机，但事实已成，追悔何及？只应认作教训，不应谓为不幸。经过一度，则思想与经验均将获益不浅，悔之奚为？若就定命论言之，则尤不应有悔。盖失望实缘于希望，无所希则无所失，既失之后，始证明当初之希望殆因知识不足之故，是过分的，是不正确的，是不可能的，或且是命不应得之妄念。若是则原无所失，更何悔之与有？心安理得，何怨何尤？是以后悔观念，只是自寻苦恼而已。

五一

艺术之疆域有二：一曰唯物的，一曰唯心的。换言之，即一属于物质方面，一属于精神方面是已。然而同是艺术，其间亦有优秀与平凡之别，大约出自天才者为最上乘，而熟极生巧者乃其次也。若举酬资以为衡，最足以定艺术之高下，同时亦可以觇社会心理之趋向。

何谓酬资？即劳力所得之报酬是已。劳作之对象，勿论其为个人，为群众，要之出我之精神或体力，以餍足对方之需要，而获得其金资。权利义务之间，不过如此。至于酬报之厚薄，则视需要之缓急与餍足之程度为何如。需要属于事实方面，计日呈功，可以用科学方法精确核算。餍足属于情感方面，酬佣等级，一以群众心理为基础，似不能用科学程式计算出来，然而亦有道焉。必如何而后可以餍人之欲，足人之求，反应全在感情上。只要我所出之劳力能刺激对方情感而使之起反应，目的不外乎此。劳作者刺激力愈大，则受感应者餍足之程度亦将愈高，是即计算之方法，亦即酬劳之标准。

世界上工资价额之最高者，无过于优伶、电影员、音乐家之一流人物，其最著者一小时可获得数千金之报酬，为任何职业所不能及。若以此作酬佣之测验，则“娱乐”似是人生之最大目的矣。然而戏剧与音乐，令人怡悦者固为众所好。而令人愁惨或悲愤者亦一样受人欢迎。以此论之，则只有“好恶”，无所谓娱乐。可乐者固好之，然因此而感受极度不欢者乃亦好之。若是者，只得谓之好“刺激”，无爱恶之可言。此直与烟、酒、茶、咖啡、性欲相等。但一为生理上之刺激，一为心理上之刺激，其以剧烈刺激为至乐则一也。但刺激以其所好而好之，诚是矣，而可恶之刺激乃亦好之，则又何说？喜剧之与悲剧，其所受群众之欢迎，无以异也。以此论之，则所谓娱乐也，好恶也，刺激也，只是视觉与听觉所受之果，而其因乃在于“同情”。无论圆满也罢，缺憾也罢，悲惨也罢，欢娱也罢，只要能博取一般人之同情，斯为上选。所谓乐也者，乐同情于剧中人；好也者，好同情于剧中人。一以能唤起群众之同情心而论价值，如斯而已。此固关乎艺术人员之技能，然亦社会心理之最真表现矣。

五二

《说文》对于“國”字之解释曰：“或，邦也。从一、从囗、从戈。”文曰：“一”为地，“囗”为人，执戈以卫。近代学者释国家之意义有三要素；曰土地，曰人民，曰主权。有土地而无人民，有人民而无土地，或有土地人民、而无主权，皆不成为国家。《说文》“國”字从“或”，外加以“囗”之轮廊，则土地、人民、主权、疆界之意义咸备，字义之精深，此为最矣。昔日之市侩贩卒，偶写“國”为“囯”，图省笔耳，小民无知，曾何足责？辛亥以后，乃有改“國”为“囻”者，此则为有意义之更改，殊非偶然。有人民而无土地、无主权，岂独不能成为现代式之国家，且不能为形成之国家，证以近事，殆成语谶。先民造字之意义如此其奥衍，如此其完备，后世子孙乃弃之如遗。此殆与家藏鼎彝、珍本，而不肖子孙贱价以斥卖者同一伤心，斯亦不学无术之一端矣。

五三

法治与礼治，原是维持社会秩序之两种方法。法治乃以制裁权委诸政府，礼治则以制裁权委诸社会。在秩序未坏之先，亦未尝不可以收维持之效，若不幸而挺生一英杰，则非可以常理论矣。礼治乃以互尊为根本观念，人谁不乐受他人之尊重？是故英杰之对于礼节，虽厌恶其拘束之部分，然互尊之部分尚可保留，故崩坏尚不至于根本摧翻。法治乃以强制执行为唯一方法，殊非英杰之所能耐，至不乐任受时，大可以我行我法，不遂则诉诸武力。铁弹即我之如意珠，孰敢不听？是故“诉诸法律”一语，只是弱者之哀鸣。吾将下一转语曰，唯秩序可以维持法律与礼仪，非法律、礼仪之所以能维持秩序。将以吾言为不信耶？“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法治之穷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此礼治之穷也。吾岂好为偏激之论以骇听闻哉，事实固如是耳。

五四

《中庸》：“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寥寥数语，已将一部《天演论》之精义包举无遗。《论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区区两言，已提絜一部《原富》及多少社会学名著之神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数语已能包举理财要旨，如网之有网矣。吾固恶乎曲解我先民之学说以附会欧西之新学说者，恶其无聊也。但兹之所举，吾以为虽悬诸国门，亦断不至于蒙曲解附会之诮博。大哉，吾之先民！

五五 （文章技术）

自唯物论为世所尚，相以物质文明竞巧斗奇，而“技术人才”之一名词遂应运而生。盖以科学总不能离乎工具，从一方面言之，工具愈精巧而科学乃愈昌明。更从他方面言之，则以科学发达之故，而机械之构造乃日新而月异，二者相辅而行。时至今日，已不能区别其孰为因果矣。耒耜，工具也，而播种机亦工具也。帆樯，工具也，而推进机亦工具也。工具愈复杂，而运用工具之技术遂成专科，斯亦事理之所必然者矣。文章亦工具之一种，其作用大略可分为：（一）记载事故；（二）摹描景物；（三）陈述意志；（四）传达思想；（五）抒发情感等。此五者虽殊未足以尽文章之效能，亦曰举其大概而已。文章既是一种工具，则运用此种工具之技术，自应不容轻忽，请言文章技术。

再者此稿为篇幅所限，故每类只能略举一二作例证，以示文章技术之价值。至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则亦无取词费矣。

（一）以记载事故而论，举其大者，历史是已。自古有“史才”之称，而“良史”“芜史”亦各自成为评价之名词。是则作史之技术久为世所尚，于斯可见。才不才，则亦关乎文章运用之技术而已。试将《史》《汉》《三国志》及《南》《北史》，而与《宋史》或《辽》《金》《元》《明史》相比较，则良不良之别不难立见。更有一最好之例证，试将《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相比较，二者基于同一之背景，叙同一之事故，而优劣悬殊，岂有他哉？文章技术之不同而已。史家运用技术之方法约有三种：一曰编年，二曰断代，三曰纪事本末。斯三者各自有其所长，然亦非无所憾。历史本如江河之水，有绝对相续性，正如太白诗所谓“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欲以刀画河水而断之，是为不可能。以此论之，则历史似以编年为便。但历史乃人类活动之总成绩，年代愈多则资料亦愈复杂，若欲使读者集中精神以观察某一时期之演变，则断代为便。然而一事之发生，各自有其来踪去迹，必非突然而起，戛然而止也。断代史之最大缺点在不能使读者总览事故演变之前因后果。原欲为读者节时间，结果则翻检追求，所费之时间或将倍蓰，于是纪事本末体乃崛起而救其弊。纪事本末之技术，以事为纲，以年为纬，能使读者对于某一事故之演变，因果分明，无劳翻检，斯为最便。然而彼所勾取而认为价值可纪之大事，是否即大？所遗弃而不收录之小事，是否即小？容或有一二琐碎之事而于社会文化有莫大关系，未可知也。如某人买一婢，某家逸一奴，似乎琐屑不足道，但奴婢制度之演变，实文化史之重要资料也。且事因之中，有近因，有远因，有直接之因，有间接之因，苟非精核详审，每多遗漏。事定之后，有当然之结果，有意外之收获，或发现于当时，或滋萌于来世，苟非具玲珑忒透之精神、明察秋毫之眼光，每多忽略。可见勾稽事实以纪本末，悉凭作者之主观以为衡，未免有几分危险。由此言之，则编年、断代、纪事之三种方法，各有短长，未能一概论。作品之价值，则视作者之文章技术为何如耳。

（二）摹描景物之工作，其最显而易见者厥为游记。《汉书·西域传》与柳子厚之《钴 潭游记》，层次分明，记载详博，更辅之以写生妙笔，移步换形，于今中小学校已采为教课，可勿具论。若夫潘岳之《西征赋》，实游记体文字之别开生面者，是不可以不叙。晋惠帝二年，岳为长安令，自写其西行之旅程而作此赋。其叙事也随处兴感，与寻常游记体之作品不同。过巩洛而感周室之兴亡，过新安而感项羽之坑秦降卒，过渑池而感蔺相如，过崤函而怀秦穆公，过陕州而感虞、虢，入潼关以后更百感交集，气势磅礴。兹篇实兼游记与史评，此则潘岳之文艺天才矣。《西征赋》实摹仿班氏父女之《北征》《东征》，而辞藻之丽过之。言念及此，不期而起一连带感想，觉得我中华民族之文艺天才，殊足自豪也。溯自荆楚民族受三百篇之薰陶而成骚，中原民族复接受楚骚而成赋，格律均互相因袭，斯固然矣。然而楚骚之行文，纯属象征派，表面是美人香草，而寄托遥深，真意竟在文字之外，非仅字里行间矣。汉赋乃法其体而反其道。他勿具论，即以班固之《两都》、张衡之《两京》言之，则均属写实之大文，尽洗楚骚超现实之色彩，得不谓豪杰之士也夫！《两都》所言山川形势之雄奇、宫室建筑之富丽，与乎《两京》所写之未央、长乐、桂宫、建章、甘泉等宫殿，其中夹叙城郭人民，更旁及上林苑之田猎、水嬉、舟游、乐技等事，步步踏实，有如画图，而文体则犹是象征派之楚辞也，斯亦奇矣。《两都》《二京》乃以一都市为对象，面积较广，景物较多，尚易着笔。而王延寿之《鲁灵光殿赋》，则更故意缩小范围，专写一座宫殿，堂奥楹桷，分段描写，极尽崇杰低昂、幽深窈窕之姿。自非有特殊技术，岂能出此？何晏之《景福殿赋》则亦效法《灵光》者也。此外，专写一种天然景物者，有木华之《海赋》、郭璞之《江赋》，专写一种人工之微细物品者，有马融之《长笛赋》、嵇康之《琴赋》等，莫不刻画入微，曲尽其妙。要而论之，汉赋之修辞结构，均脱胎于楚骚，无可讳言，而乃独能一反其虚无缥缈之半神秘性，专务写实，此则我民族文艺天才之卓绝及创造能力之伟大，乃得有此技术，漪欤懋哉！

摹描工作，于描写景物而外，更有描写人物之个性，亦文章技术之重而大者。此类文艺之主要作品，传记是已。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心之不同，即个性之各别也。此种技术，以能于叙述各个人之言论行事时，而使本人之特殊性质自活现于纸上，斯为上品。此种技术于取材之详略、铺叙之轻重、安排之后先，均有关系，试举《廉颇蔺相如传》以为方。合传体裁，乃司马迁所创造，斯亦技术之一种。《史记》以廉颇蔺相如二人合传，就表面观之，两人皆赵之名臣，势位豪华，事功赫奕，分量略相等，以之合传，谁曰不宜？假令以凡笔记载，当必平均铺叙，以无失两人之事功为主旨，盖势位与功业既略相等，自不容有所偏重有所偏轻也。乃读《史记》本传，写蔺相如完璧归赵及渑池之会两事，占全篇幅十之九，而于廉颇七八次之赫赫战功仅用寥寥数语淡写轻描。于水到渠成之后，乃忽以重笔叙蔺相如告其舍人数语，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雠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得此数语，而两人之个性，遂活跃于纸上。此真传记之神品而描写个性之绝技者矣。本来事业与个性完全两件事，若以铺叙事功为作传记之唯一要务，实未解个性之价值及作传之精神而已。又《史记》之《窦婴田蚡传》，通篇叙景、武间之外戚专横，炙手可热。最后一句，“上曰：‘使武安侯而在者，族矣。’”得此一语，不独寓贬抑权奸之深意，而明主之气概，亦同时活现，真有万牛回首丘山重之势，是曰技术。

《水浒》《红楼》两书之所以脍炙人口，其价值即在于善写个性。《水浒》写百数十个性别相同而年龄、事业、背景环境悉相仿之莽男儿，而个性各异。《红楼》写百数十个性别相同而年龄、事业、背景环境悉相仿之小儿女，而个性各异。此其所以为难能也。写个性须布局与摹描二者兼施。布局乃腹稿，关键在下笔之先；摹描乃细工刻画，关键在行文之时。有时虽背景相同，事实相同，而修辞之巧拙于个性之神采表现，关系甚大。试举一事以明之。《水浒传》鲁智深救林冲一节，中有两语曰“只见一条铁禅杖飞出来，跳出一个胖大和尚”，笔墨飞动，有如生龙活虎，的是花和尚神采。若易以凡笔，或将曰“只见一个胖大和尚走出来，手持一枝铁禅杖”，则如死蛇矣。然而事实与背景，固未尝有丝毫之或失也，果何所据而竟云彼善于此也，是在会心人矣。

（三）意志之陈述，与作者之立场有密切关系，而于对象之素质亦不容或忽。即以李斯《谏秦逐客书》而论，其蓦头第一句即曰“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剪尽枝叶，不事繁文。盖以对方乃一个好大喜功之雄主，且精力弥满，绝对好动而不思静，有事固忙，无事亦大忙。与此等人说话，只应直截了当，不宜用三眼一板或旁敲侧击态度以使之生厌，斯翁其知之矣。至于武侯《出师表》则有异于是。此篇作者之与对方，分属君臣，实同晚辈，是以说至吃紧处即把先帝抬出来，使之警惕以动其天性，冀可打入对方之心坎，庶不至如风吹马耳。试读“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太息痛恨于桓、灵也”数语，带血带泪，掬诚以进，此数句实篇中之主眼，亦文章最美之一段。更有丘希范《与陈伯之书》，所用之技术抑又不同。因对方并非国尔忘家、公尔忘私之英雄，亦非不顾一切以求达其最大目的之豪杰，故只能以莺飞草长、爱妾高台之下等嗜欲动之。此之谓因人而施，亦愈可见文章技术之不容不讲矣。

陈述意志，对方非只限于一人，更有对于天下后世而陈述者，或则自陈而自述，不为任何人而作，只自写其自由意志者。贾生《过秦论》通篇铺叙秦国历代君主文德武功之隆，与乎六国朝野人才之盛。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应有尽有，无所不备。全篇读将尽，几疑其文不对题。最后一句乃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读至此，乃知全篇不对题之文章，正所以暴露秦之过失，而不容其狡展也。《谏逐客》乃开门见山，《过秦论》则画龙点睛矣。更有李密《陈情表》，乃为个人私事，故通篇琐琐叙家常，至“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而报刘之日短也”，乃以重笔出之，若是而谓对方尚不批准者，未之有矣。文章有神，当其运用技术进入化工时，真能摄取人类之灵魂也。

（四）思想之传达，厥有两途：一曰语言，一曰文字。带刺激性之语言传达，效力有时极大，但范围则不能甚广。文字之传达，时间及空间均可以至于无穷，此其所以为重也。吾人开卷即与古人亲，千载之下，有如促膝，此非文字之灵耶？大抵用文字作工具以传达思想而欲于空间及时间两方面均收获效果者，工作之技术约有三端：一曰繁，二曰简，三曰美，请言其略。

古人著述，有说理务求其详，叙事务求其尽，引证务求其博，描写务求其真，不厌其繁，且因繁以见其丰富，内容由一卷二卷以至百数十卷。或以一帙之著作为终身事业，既成之后，即可与人类而并存，此一端也。更有以简制胜者，愈简而收效愈大，其简之程度可以至于片言单调。如“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食面包，须做工”等，当日只是由一人之思想发放出来，而乃震动一时，回荡不已，直至数百年后数万里外之吾侪，犹得而称道之，此又一端也。大约以留传为目的者不厌其繁博，而以宣传为目的者则愈简而愈佳。盖对于少数之知识分子或极少数之专门学者说话，与对于群众说话，技术自应不同。于斯二者而外，复有一种文章，其行文也逍遥自在，繁简不拘，兴之所至，随手拈来。其价值不在内容之丰富与不丰富，亦不在刺激性之大与不大，作用不在知识方面而在精神，是曰“唯美”文学。《离骚》只二千余字，而地位则列在古今书籍之甲等，无敢有起而议之者。“云想衣裳”只二十八字，但可与李白而俱传，与文字而并寿。要而论之，自《诗》三百篇以至于元曲，中间一切诗词歌赋，均属文学家一时之感想，发为文章，其有技术精巧足以维絷人类精神者，则传达可以至于无穷。此类文章，此种技术，真可谓带得几分神秘性矣。

（五）以文章作工具，若从知识方面言之，则说理及叙事为重；若就精神方面言之，则表情为重。盖人类乃感情动物，于求知之外，尚有所谓精神作用故也。渔唱樵歌，发达远在文字之先，而牧童蚕女，出口皆可成妙文，或间有一二语为绩学之士所不能道。盖精神之为用，异乎寻常，若偶然捉得一刹那之实感，由灵明而发为声音，播于文字，遂成千古绝艺，初不必定以博学多能然后可致也。

情感表现之神秘若此，是以有文艺天才之文学家，每于捉得一刹那实感之时，辄运用其文章技术之才思以写之。其方式则或以亢进，或以蕴藉，或以比兴，或以铺叙，而一以真性情出之。此种作品由作者本人之情性与读者之情性相感照，遂以传诵，是曰佳作。试观古今来之美文，实无一而非性情之作，斯可知矣。

杜工部《送郑虔贬台州》诗曰：“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于干戈满目颠沛流离之际，而与挚友分携，且明知死别，以如此环境，如此情绪，感怀身世，乃得有此等至性至情之作。又东坡《御史狱中遗子由》诗曰：“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当日东坡下御史狱，颇受虐待，而天威尚不可测，自分必死，而子由亦以东坡为必死，此诗竟等于遗嘱矣。更有吴梅村之《贺新郎》：“故人慷慨多奇节。恨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此三者均属带血带泪文章。杜、苏两公，本是性情中人，乃多血男子，平时目睹悠悠行路之痛苦，且感同身受，况对于亲友及弟兄哉？梅村此首乃绝笔词，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以落笔即血泪交迸，莫能自已，且能令百世后之读者与之同感。此无他，亦曰凡具有真性情之作品，每易得他人之同情而已。文章神奇，有如是者。

表情技术，有专取含蓄蕴藉者，怨苦在心，但仍极力节制，而以中声和平出之，《诗》三百篇大都如此。其后历代诗人，莫不秉承三百篇之遗训，运用怨而不怒之技术，纯熟自然，而尤以词人为最。此种技术，可称我中华民族之特长，或竟可称为民族性矣。即以《诗·鄘风·载驰》一章而论，人生在世，不幸而至于家破国亡，可谓极矣。于琐尾流离之际，欲归宁父母而不可得，可谓虐矣。试观其发泄胸中怨苦，取何方式，曰：“陟彼阿丘，言采其虻。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温柔敦厚一至于此，只能名之曰美术的怒骂。又女子而为丈夫所捐弃，且目睹此薄幸郎君移爱他人，可谓不幸之甚者矣。乃读《谷风》之诗，一则曰“黾勉同心，不宜有怒”，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再则曰“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曰“既生既育，比予于毒”，虽蒙极大怨苦，仍自能克制情感，只用含蓄蕴藉之方式以泄其悲愤。此种技术，苟非根本于特殊纯厚之民族性，恐不容易运用。若以意志自由、权利保障之说绳之，则许穆夫人为志行薄弱，而《谷风》少妇为怯懦无能矣。《谷风》之“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虽只寥寥数语，而高尚之人格及浓厚之同情心，已尽量表现。余谓《诗经》三百篇，不仅为后世一切文学之所从出，且为我中华民族性之最真表现也。

词及近体诗，大都以婉约为正宗，盖一则上承三百篇之遗风，而格律之拘束亦有以致之也。汉魏乐府，无篇幅之制限，长言永叹，了无拘管。唯近体诗则以二十字至五十六字为限，若不采含蓄蕴藉之技术，取弦外之音，纳深意于短幅，则作品将薄而寡味矣。唯词亦然，且以其格律愈谨严，故婉约之技术亦愈巧。苏、辛以前，几无以词作工具而表示亢进之情感者。苏、辛以后，词风虽略有转变，然犹是以高亢为别派，婉约为正宗。或则此种工具特宜于婉约，未可知耳。词之表情技术，于拙著《词学》固尝分析言之，可供参照，更不便以复杂之举例夺此短篇之幅。兹唯录宋徽宗《燕山亭》数语，用作婉约之代表：“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题曰“北行见杏花”，当是被虏北迁时作矣，如闻哽咽之声。

婉约之抒情品多属比兴体，每因一物以起兴，而于状物之中抒发其情感。此方法最为普通，《诗》之《国风》十有七八多属此类，而后世宗之。如《青青河畔草》，意旨何尝在草；《迢迢牵牛星》，精神殊不在星。比兴而已。

比兴体之作品，其长处在于随意寄兴，愈增妩媚。此法非只我国有之，世界各国，莫不皆然。盖以因物见志，实思想出发之捷径故也。《古诗十九首》运用此种技术最为纯熟，读之可以养成温厚之情感，启发优美之趣味，比兴体之价值，全在于此。

五六

“生活”二字，从一方面着想，自然是“衣食住”问题。然而同是衣食住，但文绣膏粱、崇楼杰阁与蓬门瓮牖、荆布菜根，则大有分别。此非苦乐之分别，苦乐固不在乎是也。高堂华屋之中，不少以眼泪洗面之人；而篝灯课读之余，每多和乐欢娱之事。可见“生活”二字，一方面是物质上之衣食住，一方面则在精神上之“人生观”。

若仅以衣食住释“生活”，则人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机械式，无“意义”之可言。但人生必不能无意义，无意义之生活是曰虚生，人亦何必虚生一世也？

至于人生观则殊无定式，每随环境而变迁。素抱乐天主义之人，若一旦遭遇颠沛之激刺，或可以一变而为厌世观。然此特“操持不定”之人为然，非所以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大丈夫。操持不定，即修养功夫未足之明证矣。盖所谓人生意义云者，亦即人生之立脚点，立脚点固非可以轻易移易者也。孔子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素其位而行”“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即孔子之人生立脚点，亦即孔子之人生观。可见衣食住只是“生活之条件”，而非“生活之意义”。意义者何？即应思“吾何为而有生，既生矣，将何以了此一生”是矣。就新伦理学言之，此即所谓对于“自我”之伦理。更进而论之，则凡对于家族，对于国家，对于人类社会，莫不有其无可逃避、不容狡卸之伦理在。一言以蔽之，即“报施”是已。

试再以衣食住作论断。吾人今日关于衣食住之所享用，较于太古时代之人类为何如？良心诏我曰“较为安适”。此种安适之享用，果何人所施予？非先民积累而得之所谓“文化”也耶？文化乃人类社会之公产，不容享受而不图报。且更须思所以补充其累积，使继长增高，以贻后人。苟人人只知享受而不思补充，则文化将永无发扬光大之期，即乾坤亦几乎息矣。此即所谓自我对于社会之伦理。明乎此，庶几可进行有意义之生活。

五七

年来生理学者及医学者分头研究起死回生之术，或用注射方法，或用接续生命线方法，各有相当成效。一九三四年，有一苏俄学者试以人造心脏易动物尸体之心脏，能使尸体复活，尝试验一已死之狗，该狗至今犹活云。

道家研究长生不老术，长生不老与起死回生，异曲同工，而方法、手段、途径，则成两绝对。一则认躯体有不坏之可能性，谓机件之坏由于饮食，“老”即机件渐坏之证。此说与医学者所谓人自少壮以至于衰老，皆由于食料中所含之土性盐质堵塞微丝血管所致，同一结论。故欲求不死，当以辟谷不食、运气为方法。一则认不食为不可能，机件之渐坏为不可免，但既坏之后，未尝不可以修理，以新机件易旧机件斯可矣。后说属于新学说，发生在前说后二千余年，但是治标之道，反不若前说之探本溯源也。至于可能性之成分，孰多孰少，则尚在不可知之数耳。

五八

“爱国心”与“民族意识”不同，执乡人与之言爱国，彼将瞠目而不知所云。必先为之解释“国家”两字曰如何如何谓之国家，如何如何谓之国家主义，然后再为之说明国家之可爱及不能不爱之理由。若是者，非曾受相当教育恐不易了解。至于民族意识则不然。此意识实经过数千年先天之所遗传，后天之所培养，几等于良知良能，在心灵内成为一种潜伏意识。虽愚夫愚妇，莫不有之，不必有待于临时教育之灌输，每至适当期间自然发动。是故以武力灭人家国尚易，唯欲于短期间内摧灭他人之民族则甚难。苟文化不相敌，恐更有被同化患耳。

五九

章岁至、朔同日，古之训也。然而至、朔同日未必都是章岁，因每十九年之中，至与朔庸或有一二次相逢，但以学理而论，则章岁例应至、朔同日而已。查过去百年间，章岁而至、朔相差一日者凡数见，如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至后于朔一日，同治元年（一八六二）至后于朔一日，光绪七年（一八八一）至后于朔一日，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至朔同日，民国八年（一九一九）至后于朔一日，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至朔同日。计此一百年中，前后六次章岁，至、朔即不同日而相差亦只在上下一日间，无二日者。此一日之差，其原因当在时辰上。如亥时交节则曰初一，子时交节则曰初二，名虽一日，实际上或只数小时或半小时之差而已。

复有一公例，章岁必逢闰年。每十九年之中凡七闰，非章而闰者有之，但章岁必闰是矣。如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同治元年闰八月，光绪七年闰七月，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民国八年闰六月，民国二十七年闰七月。

六〇

韩昌黎诗曰：“六博在一掷，枭卢叱回旋。”宋玉《招魂》曰：“成枭而牟，呼五白些。”言博者辄曰呼雉喝卢，可见枭也卢也雉也牟也皆博之专门名词。程大昌《演繁露》曰：“骰子古名博齿，初唯斫木为之，一具凡五子，故亦名五木。其法每子分两面，一面涂黑，画犊；一面涂白，画雉。若一掷而五子皆黑，其名曰卢，在樗蒲为最高采；四黑一白，其名曰雉，比卢降一等；三黑二白曰犍，是为恶齿。故曰六博得枭者胜，又曰倍胜为牟。枭与卢皆贵采也，雉则次之，犍又其次矣。”

“博”“弈”齐名，“博”之种类似甚复杂，而“弈”之今义则为下棋。《孟子》一书，“弈”之名凡两见，曰“博弈好饮酒”，曰“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大抵弈乃斗智而博则斗采，是以古人薄樗蒲为“牧猪奴戏”，鄙之也。至于弈之工具是否即近代之棋，其种类有几，未及细考。但周秦诸子之言弈者不少，可见春秋战国时已有之。且如《孟子》所云“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可证其术乃斗智而非博采矣。

六一

杜诗《彭衙行》共二十三韵，而真、文、元、寒、删、先六韵兼用，计删韵八，文韵二，真韵一，寒韵五，先韵三，元韵四。又《石壕吏》一首，第四句有作“老妇出门迎”者，有作“老妇出门看”者。若作“迎”，则擘头四句乃元、真、庚三韵并用；若作“看”，则元、真、寒三韵并用。于斯可见，音韵乃随时转变，古今不同。而近代之试帖诗更用斗巧以见长，分析愈窄，若文、元互协，好煞也要落第。古人并不如是也。

杜甫以疏救房琯而得罪，流离失所；李白以被永王璘迫致而得罪，系浔阳狱。生逢丧乱之世，虽诗人亦不能自存。若杜甫犹曰以冷漕而在辇毂下，得咎之机会较多。若李白固高卧庐山者也，而亦不免。伤哉！

诸葛亮躬耕陇亩，徐庶言于先主曰：“孔明，卧龙也，将军宜枉驾过之。”先主诣亮，起之于南阳。嵇康少有奇气，钟会言于文王曰：“叔夜，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可矣。”后康卒以吕安事伏诛。同是卧龙，然亦有幸有不幸。

六二

吾尝爬剔苏、辛词，分地而比较之，觉得环境之与情绪，影响至大。葛常之论杜诗曰：“《北征》诗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是时方脱身于万死一生，以得见妻儿为幸。至《秦州》则云‘晒药能无妇，应门亦有儿’，已非《北征》时矣。及成都卜居后，《江村》诗云‘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进艇》诗云‘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其优游愉悦之情，见于嬉戏之际，则又异于客秦州时矣。”吾尝谓环境之与情绪，互相影响。同是一太阳，朝暾则令人发皇，夕照易令人沉闷，此环境之影响于情绪者也。同是一明月，心境怡悦者见其可爱，若离人思妇则见其凄凉矣，此情绪之影响于环境者也。试以杜诗证之，愈可见此说之不谬。松涛与泉声，无异大自然之音乐，在心境怡悦者听之，正不知若何愉快，而杜工部北征时，只觉其撩动凄凉，徒乱人意。且妻儿犹是妻儿，而州、秦州、成都三地，主观与客观双方，观感均各异其趣，岂有他哉？情绪之不同而已。

六三

乐府《江南曲》：“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少陵《杜鹃》诗：“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格律模拟《江南曲》，以朴拙见其真。朴拙原是文章技术之一种，然亦存乎其人，未可漫然学步耳。

少陵之“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识字者十九能诵，可称名句。高绝之文章原可以不受文法拘束，费解处或正其佳妙处。盖意之所至，不妨拗文义以就我。举虚实而活用之，正不必如学语小儿，斤斤于矩范耳，是在能手。即如“异代不同时”一语，实何异于“久矣乎千百年来非一日矣”之一段笑话哉，何以在彼则成诟病，在此则曰名句？然而亦不必漫然学步者矣。秦少游之“杜鹃声里斜阳暮”，东坡极赏此词，但颇嫌“斜阳”与“暮”未免重叠，况“异代”与“不同时”乎。

李后主之“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 ，写静中景物，可称深入腠理。杜少陵之“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庶几近之。

五言句之动词，用在第三字者最为普通。如“野船明细火，宿鹭起圆沙”“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等是也。用在第五字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用在第一字如“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则亦不少。唯用在第二字如“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用在第四字如“地平江动蜀，天阔树浮秦”等句法，难得佳构，因一句之中以“碧”“红”“蜀”“秦”等一字为主，余则俱宾。此与“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山虚风落石，楼静月侵门”等大不相同，因“水流”“云在”“落石”“侵门”尚自成句读也。

六四

日光七色之层次曰紫、蓝、青、绿、黄、橙、赤，此就肉眼所能见者言之也。紫外光乃动植物维持生命之要素，久为世人所认识，即海洋最深处，日光虽不能照达，但其中生物亦不能离紫外光而生存。盖紫外光乃真所谓无微不至、靡远弗届者矣。年来更发觉有所谓赤内光者，举凡音波之传达，电波之传达，光波之传达，均赖其力，且更有种种作用云。人类视觉范围，实至有限，自望远镜及显微镜发明以后，眼之信用已大不如前，然犹得谓虽借凹凸镜之补助，但视觉仍在乎目也。至于紫外光与赤内光发觉后，目之力其技穷矣。

复次如地、水、火、风，即印度哲学所称为“四大”，谓一切色相皆从此出，然也。但除却坚、湿、热、动外，便理会不出地、水、火、风来。譬如曰某物软，某物硬，不过主观之评判，若离却主观的状态外，更何有软与硬之存在？于斯可见，视觉还须赖触觉之援助，而触觉之所评判，端赖主观，则耳目之能力尚可信任耶？

至于主观，则更难凭矣。岂独各个体刚柔、燥湿、动静等之无定据，即如集合体如家庭、师旅、森林等，皆主观所命之名矣。但除树木之外，岂有森林？兵卒而外，更无师旅。不有亲子，那得家庭？断不能认房屋之为家庭也。可见一切有，若求至乎其极，仍返于空，此又未可非难耳目已也。

氧、碳、氢、氮、钙、磷、钾、硫、钠、氯、镁、铁、碘、氟、硅，乃人体之构成原质。人不能缺乏此十五原质之一而生存。但指此十五原质为人，则又无异于认房屋之为家庭矣。

六五

先兄尝谓作近体诗不宜多用叠字，盖以五言或七言之绝与律，其容积乃自二十字至五十六字而止，故作法只应含蓄蕴藉，取弦外之音，能于窄范围内容纳多量之意境庶为上品。若叠一字即少一字之容积，殊非所宜。此说自是至理，然亦视作者之技术何如耳。若能将一联之精神全灌注于此叠字上，使其余之三字或五字反专为烘托此两叠字而设，则叠亦无妨。如杜诗之“江天漠漠鸟双去，风雨时时龙一吟”及遗山之“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之类是也。

癸酉七夕，尝倚声作《夜飞鹊》词一首，中有句曰：“流萤时被众星乱，掠檐低堕还飞。”时正在郊外消夏，小儿女陈瓜果于中庭，流萤乱点，盖写实也。后读杜诗有《见萤火》一首，中有句曰：“忽惊屋里琴书冷，复乱檐前星宿稀。”杜诗虽尝数读，但此首却并不在记忆中。可见意境若纯任自然，亦未尝不可与古人合。

六六

帝者之称谓，除皇帝、陛下、天子、至尊等而外，亦称天家，又称官家。蔡邕《独断》曰：“天子以天下为家，故称天家。”宋太祖尝谓杜镐曰：“今人皆呼朕为官家，其义未喻。”镐曰：“臣闻三王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考诸古谊，深合于此。”案“官”字有“公”之意。如官田，《周礼》曰：“官田者，公家所有之田也。”《孟子》之言井田曰：“其中为公田。”公田者，国有之田也。是则“官”亦即“国”之意。凡官价、官盐等“官”字皆含有“公”之意，对于“私”而言。刘向《说苑》曰：“天下官则让贤，天下家则世继。”此“官”字训“公”之最明了者。“官”又可以训“主”，《管子·宙合篇》曰：“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房注：“官，主也。”谓不主于一物而旁通乎大道也，是则官家又可作主子之意，君民即主从之分也。

人虽以胡天胡帝尊崇君主，而君主则谦让未遑。其自称曰朕，曰孤，曰寡人，曰不穀。朕即我也。《书经·尧典》：“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此见于载籍之最古者。其次则《孟子》之“干戈朕，琴朕， 朕。”又次则为《离骚》之“朕皇考曰伯庸”。可见当初之“朕”字原是平民与君主通用，自秦以后乃变为帝者所专有。《尔雅·解诂》曰：“谷，善也”。“不谷”谓不能如五谷之善养人也。至于“孤”“寡”等字，则更近于咒诅，而君主不厌也。虽然，“寡”之与“独”，“人”之与“夫”，字义正相同。如曰“独夫”，则帝者不乐受矣。

六七

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第二首之“孔雀蒲桃锦，亲自红女织。殊方初云献，知破万家室”，全脱胎于杜子美《奉先咏怀》之“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但意境相差未可以道里计。梅村可谓点金成铁者矣，如“亲自红女织”之“亲”字、“红”字，“殊方初云献”之“云”字，“知破万家室”之“室”字等，直是凑合平仄而已，殊欠妥贴，且嫌费解，此之谓强押韵。又如第一首起八句甚佳，下即渐软弱。“立在文石阶”一句，用以强对“护置琉璃屏”，殊乏意味。“舍我归蓬莱”句，幼稚类小儿女口吻。“言过乐游苑，进及长杨街”等句，堆典而已，且只有长杨宫，而未闻有所谓长杨街，又是强押韵。第三首至佳，尤以“灵境乃杳绝，扪葛劳跻攀。路尽逢一峰，杰阁围朱阑。中坐一天人，吐气如旃檀。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烟岚倏灭没，流水空潺湲。回首长安城，缁素惨不欢”一段为最。第四首最坏，“宠夺长门陈，恩盛倾城李”等句，直是恶道。实则入宫、玉殒、脱屣、朝山诸事，前三首已叙述无遗，意既尽矣，第四首本可以无作。勉强凑上，而气力又不足以御之，遂成狗尾。若余勇可贾而必欲作第四首，则只应以重笔写爱情之伟大。

六八

古乐府《孔雀东南飞》别小姑一段：“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伯兄评之曰：“兰芝的眼泪不向丈夫落，却向小姑落。和小姑说话不说现时的凄惨，只叙过去的情爱。没有怨恨话，只有宽慰和劝勉的话。只这一段，便能把兰芝极高尚的人格、极浓厚的爱情全盘涌现出来。”

说者谓《太白集》真伪参半不为无因。如集中之《去妇词》曰：“忆昔初嫁君，小姑才倚床。今日妾辞君，小姑如妾长。回头语小姑，莫嫁如兄夫。”生吞活剥，且意境粗率而浅薄，淡而无味。最后两句，更有类泼妇口吻，真可称点金成铁，太白那得有此？

太白佳处，有非杜老所能及者，如“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及“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新人非旧人，年年桥上游”，此等意境，求诸杜集，实不易得。纵或类似，亦总不能如是之清空灵妙。愈可见环境之与意境，如影之与形，分毫不容假借。子美身世，中年以后，长值乱离，故工于写实，且眼光常顾及于社会之下层阶级，其写民间疾苦，笔锋入木三分，有非身受者之所能道。太白虽与同时，然身心闲暇，恣情山水，故感想凌虚，下笔飘逸，此其所以异也。

六九

天文家窥测火星，初则见其地轴欹斜、四季递嬗等悉与地球相仿佛，遂谓其中亦必有人类。继则疑其空气稀薄，雨量太少，温度甚低，诚恐生物不能生存。此种学说未免太过幼稚可笑。试问所谓厚薄、多少、高低等之比较字义，果以何者为标准，非地球也耶？吾地球之各种自然现象，果以何等理由而取得作宇宙标准之资格？细思难免发笑。吾人所知者，地球上之一切动植物，莫不具有其适应环境之本能，伸缩自豫，其所以能生存之方法在此。若以为达尔文之学说未可推翻，则此理放诸宇宙而准，所谓稀薄、太少、甚低等等根本不能成立。火星上之动物，亦必以地球上之空气为太浓厚，气压太重，雨水太多，气候太热，绝不适于生存，可断言也。即以地球而论，南美洲亚玛逊河流域与北非洲萨哈拉大沙漠干湿相悬绝，南北极与赤道下之寒热相悬绝，然各自有其动植物一例蕃滋，但不能互易而已。故谓火星上之动植物与地球上之动植物不能易地而处则可，若贸贸然以地球上之气候为标准，以吾人之身体为权衡，而谓火星上之动植物久已不复能存在，则未免太武断矣。试思冰虫与沸泉中之青苔、水藻、鱼介，岂吾人之身体所能作权衡哉？据《达尔文游记》，则火山口、沸泉、盐湖，无处而不有生物。即大工厂所流出之蒸汽水，热度在沸点之上，而管口竟苔藓碧绿，斯可知矣。

七〇

黄河之源，出自青海。盖昆仑山及喜马拉雅山之泉脉，入伏流而至朵甘思，突涌而出，高下奔迸，数可百余。登高下瞰，灿若列星，汇为沮洳，方可七八十里。吐蕃语曰“火敦脑儿”。“火敦”译言星宿，“脑儿”译言海。是以中国典籍曰“河源出自星宿海”，此之谓也。

上世未明伏流之理，溯河而上，至沙漠而绝。平地涌现，诧为无根。又以星宿之名，发生幻想。于是有浮槎犯河鼓之神话，而太白诗更直书曰“黄河之水天上来”，子美曰“赤岸水与银河通”。神话原是诗人之粮，以星宿海之名词而生幻想，更以诗人武断之技能奋笔以证实之，而黄河遂与天河通。天孙矶石，灵鹊填桥，浮槎经年，人间天上，不知幻出多少优美之诗料，几不分孰为天上而孰为地下矣。以伏流之故而及于天河，真可谓碧落黄泉，天开妙想。此非长于凌虚之东方哲学头脑，恐不能有此。因读《元史·地理志》“河源”一节，濡笔及之。

七一

民族性与民族意识不同。民族性者，只是一民族之特性，其风尚与特殊技能均各自有其不同之点，优劣非所计也。如漠北之民长于畜牧，滨海之民习于渔樵，各因其地理与气候之不同，由生活而影响于性格，久而久之，习与性成，此之谓性。无论何人，只要能满足其性之所好，不易其俗，即可相安。至于民族意识则不同。民族性乃基于环境，民族意识则根于历史。民族性乃原于习俗，民族意识则本于信仰。所谓信仰者非宗教信仰之谓，乃对于其先民活动总成绩之所遗留（即历史）而发生一种自觉心，深信若继绳统绪，更发扬而光大之，必可获得其理想上之幸福。换言之，即所谓文化是已。是故民族意识之根蒂，实基本于文化之有无；民族意识之强弱，实基本于文化之高下。是故有文化之民族，其人民自有一种信仰。其先民之潜意识藏伏于灵明，与有生俱来，牢不可破。近代学者有谓民族之团结力乃根于语言、文字、宗教三要素，犹是形而下之观察而已。

七二

东晋顾恺之《画法要诀》：“一曰神气，二曰骨法，三曰用笔，四曰传神，五曰置陈，六曰模写。”南齐谢赫作画“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谢并顾之二、三两项而为一，而增加着色一项。至于以神韵为第一义，则顾、谢无异焉。综核六法要旨，二至六不过烘托神韵之过程工作，主要全在第一项。鸟兽草木、山林原隰、泉石烟云，其动的姿态或静的姿态，于环境及时序殊有因缘，如“乳燕飞华屋”“落日塞尘起”“庭草无人随意绿”“残荷枯苇战西风”。若以此为题而作画四幅，则旖旎、悲壮、生意、肃杀自应不同。但万物又岂能作态向人，所谓旖旎、悲壮、生意、肃杀亦只是以我之精神为精神而已。忽而倚阑闲眺，怜伊乳燕，忽而斜阳立马，目断苍茫，实则此身何尝离画室。志在高山，志在流水，意而已。苟精神之集中，则意动而心手自随。能解此意，庶几可以语神韵。

七三

“矛盾”二字，于习用语殊非嘉名。如语言矛盾，则自消损其立论之价值；动作矛盾，则自减少其行为之成绩；思想矛盾，或自破坏其成功之机会，乃当然之结果。然而一切动物莫不具有其生来之矛盾性，愈高等则矛盾性愈大，而以人类为最。窃思矛盾性之所由起，不外因图生存而奋斗，努力以谋出路，不惜纡回曲折以求达其最大目的之所致。尝闻诸作鼠戏者之言曰：“用一迷楼式之笼，中作复杂之间隔，使路途繁多而屈曲，纳数种小鼠于其中，在出口之背向处放微光射入。初则群鼠争趋有光之假出口，极力钻营，疲则静伏，息而复作，至死方休。其有肯背道而驰不惜千回百折者，出路斯得，此乃聪明之小鼠，可教也。”由此言之，则吾所谓矛盾性乃起于图生存而奋斗之大前提，可成立矣。不特此也，即宇宙亦何尝不矛盾？春生而秋杀之，真可谓矛盾之甚者矣。

七四

吾人生存于宇宙间，日浮游于大气之中，不克须臾离。而地球又属太阳系之一分子，故所谓大气云者，实无时而不受太阳热力所支配，更不克须臾离。鱼不能离水而生活，但咸水鱼与淡水鱼之生理构造显然不同。以此论之，假令大气起变化，则人体之生理上必不能脱离关系也明矣。生理上既受支配，影响必及于精神，此又必然之势矣。十九世纪末，一英国学者倡言世界上之经济恐慌每与太阳黑点有密切关系。其言曰：“在人类生活资料中，食料品实居其泰半，而农产岁收之丰歉实为经济盛衰之本源。但年之丰稔与否恒与太阳热度之强弱成正比例，盖以植物之必不能离太阳光而滋长故也。”论断乃从植物方面间接以及于人类，言之成理。迨欧洲大战后，有苏俄学者曰齐伯斯基，更从直接方面研究，谓太阳之电与热，实予人类身体及神经系以绝大刺激，结果能令血脉兴奋而起暴动。彼之持论乃就二千四百年间八十个国家之历史作统计，证明战祸之发生有百分之六十起于太阳电热最高时，百分之三十五起于热度上腾或下降之变动时，其于温度最低期中而发生战事者只百分之五而已。即以近世史而论，一六四八之英国革命、一七八九之法国革命、一八七一普法战后之巴黎暴动、一九〇五之第一次俄国革命、一九一七之第二次俄国革命，皆在太阳热电波达于最高点之年度云，此更持之有故而不容置议者矣。不幸而一九三七也适值太阳放电最多时，伤哉！天人相与之际，若由此方面作研究之出发点，似较胜于阴阳五行之学说多多矣。

七五

月之轨道有畸零，绕地一周需时二十九日十二小时四十四分三秒，故旧历必须以小尽作伸缩而逢望乃得常圆。计一章之中（即十九年）每年六个月小尽者凡十一年，五个月小尽者凡八年。又章岁必闰，其后则第三、六、九、十一、十四、十七、十九等年亦必逢闰，七闰之中例有四个闰月乃小尽，此定律也。故欲计算每章之日数，其式如下（六个月小尽故每年实得三百五十四日）：

（354×19＋8）＋（30×7－4）＝6940

至于阳历则更简便矣。常年例得三百六十五日，每章加闰五日，例置于第二月中，计日之式当如下：

（365×19＋5）＝6940

是故宋咸淳中臧元震所谓“一章之内加七闰，除小尽积日六千九百四十”之说，阴阳历无以异也。

光之速率每一秒钟行十八万六千英里，可环绕地球七周。太阳之光五百秒可达到地球，等于八分钟又二十秒。月之光只需一秒半弱（一点二九秒）可达地面。北极星与地球之距离约四十四光年，即北极星所发射之光经过四十四年乃得达地面是也。牵牛星与地之距离为十五光年，织女星则为三十二光年，牵牛与织女之距离则为二十四光年。如神话所云，牵牛若欲会织女一次，即令以一秒钟行十八万六千英里之速率，亦须二十四年乃能达到。参宿左下角之赤光星，距地球四百六十光年。宇宙之大，真不可思议。

地为球形，故以自身之立脚点为坐标，距离愈远则陂度亦愈大。试就洋面而论，距一英里则下斜八寸，二英里则下斜二尺八寸，五英里则下斜十六尺，十英里则下斜六十四尺，虽大船亦不得而见之矣。但地面以外之对象则不在此例，盖有蒙气折光作用故也，即术语之所谓蒙气差。

七六 （变态生活）

一国中之大市镇，若入境而见其肩摩毂击，酒绿灯红，未必竟是家给人足、庶民康乐之表证，或则是一种病态，而为殷富蕃实之反面，未可知也。盖每当社会不安，人民生活不循正轨之时，大市镇例是一种异样之繁荣，而以娱乐场所为尤甚。且繁荣之程度每与不安之程度成正比例。揆厥所原，约有四端：一则因社会之秩序既乱，人人不知命在何时，由是而“且以喜乐，且以永日”之心理自然弥漫。一则因币制凌乱，动产与不动产之估计变动靡常，由是而人民之储蓄性随而低减。一则因社会既失其常轨，易使人生幸进之心，于是好投机而不安本分之人乘时活跃，此辈原是浪漫性成，傥来之物，随手挥霍，不甚爱惜，市面游资，因而大增。一则因治安既坏，群盗如毛，致乡村之石民，不得安居，被驱迫而集中于城市以图苟安，由是而城市之人口骤增，供以应求，顿成辐辏。凡此四者，实乱世之所必至，而变态之所当然者矣。溯自初期史迹以迄于今日，每逢丧乱，此种象征必循例表现，莫之能外。试观王莽更始之世，五铢既坏之时，社会变态最为明显。即世界之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罔不皆然。读法国革命史，当恐怖时代之巴黎，环断头台之茶楼酒肆，歌舞特盛，斯可知矣。复次，此种变态生活，每次发生以至于终止，为时且不甚短。盖当祸患蕴而未发之先，忧生念乱之心理，不期而浮动于智识分子之脑海中，此辈既属社会之先觉，自然为群众之先导，所谓上行下效，风吹草偃，理所当然。厌世之人生观既发动，最足为储蓄心之克星，因果相生，而病态遂以形成。迨夫大乱既平，昔日繁华之都市必顿呈衰落之象。斯亦因果律之定则，覆而按之，痕迹可寻。此殆因狂热之后，精神萎痹，一也。痛定思痛，每多愁寂，二也。久离乡井之羁人，亟思归去，而留滞者亦思拾遗补阙，紧缩生活，三也。斯时也，都市之人且锐减，市面游资匮竭，商业之捷足者已满载而去，后时者则以求供失宜，本亏业歇，衰落之象于兹立呈。是以此等事实，每发现一次，结果必百业衰蔽，民生凋残，“国家元气”说斯时最能充分表现。此殆与久病新愈之人元气亏损、身体衰弱同一象征。吁，吾为此惧！

二十八年五月二日写记

七七

西郊澄怀园与今之燕京大学相邻比，过虹桥而见有高柳绕墙位于路北者是矣。钱泳《履园丛话》曰：“澄怀园在圆明园之东南隅，每年夏月，车驾幸圆明，澄怀则为尚书房暨南书房诸臣侍直之所。芳塘若镜，红藕如船，杰阁参差，绿槐夹道，真仙境也。”全盛时之景物，于斯可见。岁壬申，即民国二十一年，余租得澄怀园后之官地数十亩，植蔬果稻麦，且以自给，且以消夏，出入穿澄怀园而过者凡五年。计自庚申浩劫，该园亦随圆明而荒废，宫室台榭，奇树珍丛，荡然无迹。唯土山池沼，起伏低昂，尚存旧观。道旁界石，犹见“澄怀园”之刻字焉。二十五年丙子，该园乃入于东北军人之手，庀工动土，移山塞池，夷为平地，用作军人之乱葬坟。仙山楼阁之名园，七十六年后遂变为至秽极贱之鬼窟。沧桑递嬗，乃宇宙循环之惯例，原无足异。但不幸而至于斯，亦可伤矣。

七八

小说乃心理构造，最足以表现作者之人生观。每一时期之小说，若聚而观之，且可以觇当代之群众心理，同时亦可以觇当代社会之为变为常、为治为乱。非元季必不能产生《水浒》，非康乾之世必不能产生《红楼》。试持此意以为衡，覆按群籍，鲜有不中者矣。人生观原无定则，自非圣哲，大都随环境而迁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知老之将至”，唯孔子能之。其在常人，若忧生念乱，则顿呈厌世；安富尊荣，则追求仙佛。覆按既往，亦鲜有不中者矣。盖既曰人生观，自应随各个人之观察以为别。而观察云者，对象即是环境，而环境乃移步换形，最为变动不居。此余所以谓人生观之无定则也。然而才智之士，观察力比较敏锐，其感触往往先得人心之所同。每于愤时疾俗之余，虽则无权无勇，力不足以诛锄奸宄，唯以一枝秃笔，纵横驰骤，任意杀戮，为所欲为，作过门之大嚼，《水浒》是也。观于忠义堂上之旗章曰“替天行道”，则作者之心情可知矣。其或时代休明，干戈不动，而朱门、白骨之间，已伏乱萌。忧时之士，则用藏锋之笔，寓褒贬于祸福，取法《春秋》《红楼》是也。此余所以谓集合一时之小说而可以观世变者此也。即以最近四十年而论，光、宣之间，侦探小说风行一时。洪宪以还，言情小说为世所尚。迩来数载，则武侠小说披靡全国。其机安在？若覆而按之，明眼人当有会心矣。

七九

古人用字，凡音之相似者即可通用，是以荀子之姓，“孙”“荀”不定，此一例也。又“無”“亡”“无”“微”，随意互写，此又一例也。犹记清代掌故有一解颐故事，谓乾隆中叶，胡希吕为江苏督学，防诸生有冒替情弊，因特严于年貌与注册之稽查，点名进场时，凡填“微须”而有小胡子者辄被摈斥。试常熟，一生被摈不服，与之争。文宗厉色曰：“汝是学子，竟不解朱注‘微’训‘无’耶？‘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之谓何？‘微斯人吾谁与归’，之谓何？”该生亦厉声答曰：“如大宗师所言，则孔子‘微服而过宋’，脱得赤膊精光，满街乱跑，成何体统？”文宗默然。从此遂无复被摈者。此可为泥古不化者戒。

凡泥古者动辄曰吾师孔子、孔子固如是云云，此谰言也。实则时中之孔子，最能变动不羁，《易经》称流动哲学，然孔子固尝韦编三绝穷老而不释手者也。《春秋》张三世、通三统之大义，因时代之转移，因社会背景之变迁，而一切赏罚、褒贬、礼乐、政刑，随而各异，固无论矣。即门弟子问仁、问政、问孝、问礼，则亦因人而施，所答每多不同，亦无论矣。即以《颜渊问为邦》一章而论，则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老先生主张用夏朝的月份牌，坐殷朝的车，戴周朝的帽子，还要听唐虞之世的戏。何等活泼，何等不羁，师古者亟宜宗之。

八〇

人生观原无定式，不但各个人之观察点各异，且每因年龄、学问、环境之变迁，而本人观察亦随之而先后不同。本来抱乐观主义之人，若时值乱离，或一变而为厌世观，未可知也。然而人生观虽若是之无定，但欲测验其最大多数之所趋向，亦非不可能之事。

人生观乃个人之情绪，或心广体胖，或忧伤憔瘁，似只是个人之苦乐，无预他人。而抑知不然，各个人之观念，其影响实可及于全民族也。

欲知一民族文化之高下，测验之方法不一，但总须观察多方面，用归纳法以求结论，庶可得其真象。试悬同情心以为鹄，亦方法之一种也。凡是人类乃至于各种动物，莫不具有同情心，但厚薄之间，即文野之所攸分。文化愈高，则同情心将愈浓厚。举凡一切政治、法律之根本观念，均可以谓之缘引于同情。但同情之条件，一以道德标准为依据，合乎此则同之，否则非之。但何者为道德，其标准资格果何因而取得？则一言以蔽之曰：以人心之所同然而取得。故无论任何宗教、任何社会，其道德标准定是人心之所同然。以此测验，则所谓最大多数之所趋向，亦曰道德而已。是故抱乐天主义者，只因其所持之观念合乎人心之所同然，因而乐之。抱厌世观念者，只因大多数人心之所同然有怫乎其个人之所怀抱，是用厌之。如斯而已。

道德既为人生观之根本观念，但道德之标准果何如，是亦一问题。孔子以“齐家”为治国之根本原则，释迦以“出家”为成佛之根本原则。墨翟以国为单位，身与家只用作爱国之牺牲品。杨朱以身为单位，以自私自利为治国平天下之本源。试读“人人不损一毛，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一语，则杨子之政治思想可知。若以杨子为只知有我而不顾一切，则大惑矣。彼殆深知人类乃自私动物，家与国亦即此种自私天性所构造而成，乃因势而利导之，即以自私为治平之根本原则。彼之提倡自私，只是一种手段，而治平则其目的也。此四君者，皆人生哲学之大师，而所定之道德出发点乃若是其不齐，然则道德标准究何所依据，能无惑欤？吾于群籍中求得一语可以解决此问题，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已。是即孔子之所谓“仁”。人心之所同然即在乎此，则道德标准自应在乎此，而最大多数之人生观所趋向亦即在乎此矣。己所欲而施诸人则好之，反是则恶之。以此而生刺激，以此而博同情，如斯而已。

八一

自达尔文种源论出世以来，世界学者乃至于一般人之对于进化学说有由怀疑而转入深信者，有由深信而复归于怀疑者。前者之变迁，或可以说是识见随学问而进步，但后者亦决非退步，殆因始也觉其必然，继则因学问之深入乃反似觉有可疑之点，此亦学问推进之常轨也。要而论之，人类与其他之各种动物，是否有血统关系，且勿具论，但人类之在母胎中，必须经过三种形态之变化乃得为人，则已成为不容置议之铁证。第一期之精虫生活，乃纯粹水族游泳之蝌蚪形，第二期则变为水陆两栖之蛙形，第三期乃成陆栖动物之人形。此则事实俱在，无可疑议者矣。人类之远祖，是否由水族而进为两栖，乃再进而为人，虽未可深考，但以胎儿必须经过此三种阶段而论，则亦事出有因矣。

八二

张尔岐《蒿庵闲话》云：“历法以十九年为一章，第一章之初，年月日时俱会于甲子朔旦冬至，是为历元。以后章首冬至必在朔旦，而非甲子日时。四章七十六年为一蔀，朔旦冬至在夜半子，与第一章同，而日月则非甲子。二十蔀为一纪，凡一千五百二十年，冬至朔旦乃甲子日甲子时，而非甲子岁首。三纪共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日，而年月日时俱会于甲子如初矣。”案此即令真可能，亦只是经过七十六个六十年而得巧合，于地球公转畸零分秒之积聚消长无与焉。梅定九《历学疑问》曰：

造历者必各自有其起算之端，是为律元。然律元之法有二：其一远溯上古，为七曜齐元之元，自汉《太初历》至金重修《大明历》所用之积年是也。其一为截算之元，如元之《授时历》不用积年日法，直以至元十八年辛巳为元，而今西法亦以崇祯戊辰为元是也。二者不同，然以是为起算之端则一也。夫所谓七曜齐元者，谓上古之世，尝有一次岁、月、日、时皆会于甲子，而又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联珠，故取以为造历之根数。诚如是，虽万世遵用可矣。今考二十一史中所载诸家历元，无一同者，是其积年之远近，皆非有所受之于前，直以巧算取之而已。然谓其一无所据而出自胸臆，则又非也。当其立法之初，亦皆有所验于近事，然后本其时之所实测，以旁证于书传之所传，约其合者既有数端，遂援之以立术。于是溯而上之，至于数千万年之远，庶几各律可以齐同。此积年之法所由立也。然既欲其上合律元，又欲其不违近测，畸零分秒之数必不能齐，势不能不稍为整顿以求巧合。其始也据近测以求积年，其既也且将因积年而改近测矣，又安得以为定法乎？《授时历》知其然，故一以实测为凭，而不用积年虚率上考下求，毅然以至元十八年辛巳岁前天正冬至为律元，其见卓矣。

案梅氏乃历算大家，生于清初，既集二千年中国历算学之大成，又及见西来法之技术。此一段议论，直把数千年中国历算学者之呕血苦心及其不得已之衷曲尽情披露，从知郭守敬之卓识为不可及也。

至于梅氏谓“今西法亦以崇祯戊辰为元”一语，似是传抄有误。案一五八二年教皇格勒哥里十三改正历法，减去十五日以符实际，是为现行阳历之始。崇祯戊辰乃崇祯元年，即一六二八年，查是年之于现行阳历绝无关系。一五八二乃万历十年壬午，非崇祯戊辰也。

焦里堂《孟子正义》“千岁之日至”条下曰“荧惑之周天凡历二年，岁星则十二年，土星则二十九年”云。小时读经史，见荧惑、太白等星，记载最频，初不知其为何等星宿。太白又名金星，则既知之矣。读此乃灼见荧惑之为火星，岁星之为木星。盖有二年及十二年之躔度为凭，可无疑义。

宇宙间之物体，就吾人所已知者言之，以巴图格斯（Betelguese）为最大，逾太阳三十万倍，是即参宿左下角之星，其色赤，距程为四百六十光年。计太阳之光达地球，只需八分钟，北极星亦只四十四光年，其远可知。以光度之强弱而言，北极是二等星。巴图格斯远在北极十倍之外，而为一等星，其大可想。以距程四十四光年之北极，且能操纵地球，虽太阳亦无如之何。假令巴图格斯略移近几许，则太阳亦将降为舆台矣。

八三

“鸟不知名声自呼。”诗人每以禽言起调作比兴体乐府，韵味殊佳。如“不如归去”“脱却布袴”“提葫芦”“行不得也哥哥”“泥滑滑”“姑恶”“蕲州鬼”“麦饭熟”“蚕丝一百箔”“阿婆饼焦”等是也。但鸟亦何尝自呼其名，皆由人因其声而命之名。且命名之义，多附会民间故事。诗人遂借此以起兴，或用以写世间不平事而寄托同情，与词调本意一类相似。分明由人锡以嘉名而必谓为自呼，意义更深入一层。诗人之心，实在空灵。

“花不知名分外娇。”花不解语，必不能向人自道其姓名，于是乎诬涅之技已穷，故只能作赞叹之辞曰“分外娇”。词人之心，实在空灵。

八四

少妇施剑翘于公共场所，刺杀曾经统制五省之孙传芳，原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复于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国民政府明令特赦，盖谓其为父报仇，孝思不匮云。

儒家道术统治中国社会垂二千年，举凡风俗政令莫不受其支配，入人甚深而威力甚大。即以施案而论，在欧美国家，可决其必无。情与法原可成为对待名词，以情而变更法律，欧美亦非或必无。如杀人者死，法也，但有时经医生检验，认其人有神经错乱病，因而免死，则亦不乏此先例。然而此种变更法律方式仍为科学的，此之所谓“情”乃科学的“情理”之“情”而已。若夫以孝道为论断之根据，除却儒家哲学，恐世界任何民族必无此种思想。孝也者，实中国民族团结之基础，乃东方道德之本源，然在欧美，则认为无足重轻，字典上且无此名词。诚以西方哲学只注重人与神之关系，或人与物之关系，即所谓宇宙论、本体论等是也。儒家哲学则不然，其组织乃专注重于人与人之关系，故最重报施，一切学问皆以此为出发点。而人与人关系之最亲切而最显著者厥为亲子，此孝之所以为道德之首要也。判断是非，固非可以一概论，徒凭主观固不可，但客观究何所凭依，是亦问题。即以施案而论，中国人之客观以“孝”字为坐标，则施剑翘之免死自可认为天经地义。若根本无“孝”之一字，坐标既易，则莫名其妙矣。

八五

辛稼轩在少年时期即南迁，其文章志节均成就于南迁后，是以人但知上饶、铅山之稼轩宅，至于历城故居，鲜有闻者。顷见一段关于济南掌故之记载，谓稼轩故里在历城东北二十里之四风闸地方。任宏远《鹃华山人诗集》有《四风闸访辛稼轩故宅》一首，诗曰：“南宋词人宅，当年讵隐沦。可知持节地，不异拜鹃人。古木飞黄叶，秋风动白！。谁将遗恨远，一水碧邻邻。”诗只是平平。

历城才女李易安故宅则在柳絮泉，其地当趵突泉之西，临金线泉。廖炳奎《柳絮泉诗》曰：“龙潭西去趵泉东，锦绣才人住此中。过眼烟云《金石录》，年年恼恨是春风。”又曰：“不将牙慧拾前人，谱出新词字字新。一盏寒泉分柳絮，瓣香合供藕花神。”其地有藕花神庙云。诗亦平平。

稼轩与易安虽生长济南，但乡居之岁月殊尠。稼轩七八岁时即随其大父宦游开封。年弱冠，足迹遍大河南北。二十三岁奉表南归，至老未尝返里门。易安年十八归诸城赵明诚，即离乡井。四风闸与柳絮泉，亦只是两君之闾里而已。

八六

地轴欹斜二十三度半，是以夏至日则北纬二十三度半正对太阳，冬至日则南纬二十三度半正对太阳，春分秋分则日行赤道上。是故欲知两至之日影斜度，宜先知所在地之纬度。譬诸北京在北纬四十度，其算式当如左：

冬至日正午北京之日影斜度 　90－（40＋23．5）＝26．5

夏至日正午北京之日影斜度　 90－（40－23．5）＝73．5

九十乃子午线一周之四分一，四十乃北京之纬度，二十三度半即所谓南北回归线是也。于斯可见，在冬至日北京立杆之影，成二十六度半之斜角，在夏至日北京立杆之影，成七十三度半之斜角。如广州适位于北纬二十三度半，是以夏至日立杆无影，可用上文之算式以明之：

90－（23．5－23．5）＝90

二十三度半减二十三度半，等于零。九十减零等于九十，九十度乃直角，此立杆之所以无影也。

八七

杜诗之“太常楼船声嗷嘈”，七字之中，六平一去，六平之中有五字乃阳平。汉武帝之“泛楼船兮济汾河”，七字之中五平二去，而五平皆属阳平，故声调沉雄。此古体也。更有少陵之近体七律《昼梦》一首曰“不独夜短昼分眠”，乃六仄声。《简吴郎》一首曰“古堂本买藉疏豁”，亦六仄声。“中原君臣豺虎边”，则六平声，此则未许他人学。

王静安先生最赏识杜工部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大约杜老固亦自赏，因复述一次曰“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

“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实本于何逊之“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然杜老可谓能青出于蓝，“翻”字妙。

杜诗之“渚蒲随地有，村径逐门成”，“随”字犹在意想中，“逐”字则在意想外。

晏元献举“枯桑知天风”为古人之五平句。实则此类甚多，如古诗之“青青园中葵”、“迢迢牵牛星”、杜诗之“钟残仍殷床”等皆是也。杜诗之五仄句亦不少，如“一饭迹便扫”“拨弃不拟道”“地冷骨未朽”“四极我得制”“白日照执袂”“局促老一世”“塞上得国宝”“白日亦寂寞”“发轫在远壑”“竟夜伏石阁”等皆是也。

八八

明、清朝制，前殿曰殿，后殿曰宫，如文华、武英、太和、中和、保和等皆曰殿，乾清门以内则为乾清宫、坤宁宫等是也。唐制前殿亦称衙，后殿亦称阁，又称内殿、外殿，如含元殿之北为宣政殿，再北为紫宸殿。《唐六典》曰，紫宸即内朝正殿，朔望上御紫宸时则臣庶之朝觐者曰入阁。至于清朝之阁则异是，如体仁阁、弘义阁等，只是内廷臣庶之衙署，在外殿之两旁。

唐之大内有三：太极宫曰西内，大明宫曰东内，兴庆宫曰南内。玄宗还京之初居南内，后以张良娣、李辅国之媒孽，劫迁西内。

八九

先兄尝论河流之迁徙曰“推原河徙之故，其一由天灾之骤发，其二由工事之失修，其三由列国之曲防”，斯三者乃专就天时、人事而论。吾以为地理上亦似有极大关系。山东海岸之地势似较高于腹地，观于河面之宽窄足以证之。即以铁路两干线之黄河铁桥而论，平汉路之铁桥长三千零十米达，约九千余尺；而津浦路之铁桥则为一二五五米达，不满四千尺，尚不及平汉铁桥之半，实大背乎常理。凡属河道，下游之河面必较广于上游，而入海处则尤广，势使然也，唯黄河则反是，可为海岸高于腹地之证。若是则下游之水势必渐缓而沉淀必多，因而易于淤塞，亦势使然也。地势既不顺则随时迁徙，乃自然之结果。若此推测不谬，则水含多量之沙，致易冗塞，将成河患之第二原因矣。包头之河面，泱泱大风，愈东则愈窄。津浦桥底，除两岸之沙滩外，中间只是一小沟而已。纵或津浦路觅得一最窄之地筑桥，未可据为定律，然与中部相差一千七百五十米达，计五千二百余尺，且当下游入海不远处，谓海岸较高，恐非偶然，或不为武断也。

九〇

中国画学，在世界上自有其特殊地位，乃世界美术学者之所认同，无事谦辞。尝闻诸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教授赫斯博士之言曰：

中国画乃一笔落纸，优劣斯定，不容更改，最足以表现个性。且中国古代之名画家，其作品大都非为营业，乃于身心闲暇、窗明几净时，用以陶写性情，故能清气洋溢满纸，对之令人神往。至于西洋之油画则何如？当属稿之初，心中或自忖曰：下一月之房钱在此幅矣。迨头层工作既成之后，左立而睨之曰：如此一修改，可多卖一镑；右立而睨之曰：如此一填补，可多卖二镑。动机如此，故满纸都是混浊气，更何美之可言。

赫斯博士乃一有名之东方学者，德国产而久居于美，所言如此。虽或不无阿好，然实有独到处。要之中国画之在世界固自有其地位，可断言也。唯雕刻术则视古之希腊、罗马，今之意大利，殊觉不如，且相去远甚。但塑像术则又为吾国所独擅，略可与西洋雕刻相拮抗，且发达甚早。唐开元中，有杨惠之者，与吴道子同师张僧繇学画，杨不逮吴，乃愤而自焚其笔，转而习塑，遂以成名。作品称鬼斧神工，较诸希腊罗马之石刻，曾无愧色。时当第八世纪初期，正东罗马帝国全盛时，距今一千二百有余岁矣。迨元代初叶，而有刘銮者，亦以塑术名于时。

九一

丁丑春夏之交，驻西苑之兵，日日入圆明园挖取砖石以修营房。圆明园经过此次之破坏，算是根本结束。余与此园关系匪浅，今且为主人之一，是不可以不记其历次破坏之涯略。

咸丰十年庚申（一八六〇），文宗狩热河，英法联军入圆明园，窃其重器，至退出时，纵火焚烧宫室以自掩其作贼之痕迹。但该园之面积既广且大，每座均有湖沼隔离，焚毁亦至有限。所损失者玉石珠宝而已。此为第一次破坏。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德宗与孝钦西后狩西安，八国联军入据京师，该园又为外兵驻守。玉石珍宝既空，劫掠遂及于家具，而守园阿监复串同地痞趁火打劫。监守自盗，愈不得不纵火以图灭迹。此为第二次破坏。宣统三年辛亥（一九一一），满清政府颠覆，时王怀庆为步军统领，该园在其管辖之下。此时园中珍宝既无，家具亦尽，乃拆卸宫室而窃取贵重之材木，精美之白石，及砖瓦等而变卖之。复于福缘门外自建一别墅，名曰达园。去年乃易主，转卖与东北军人。其中之材料花木，皆圆明故物也。此为第三次破坏。经此次之后，地面建筑物已破坏无余，唯于坏殿颓垣间，经清华学生于瓦砾丛中剔出地址，尚能绘出一幅颇为详细之图。盖殿基犹在，尚有遗迹可寻也。二十年来，民国政府原有禁令，虽一瓦一石，不许携出园外。迨二十四年，清华学校校长梅贻琦氏误听该校二三习农科学生之言，欲领取该园作农场，南京政府亦未咨询主管机关北平市政府即行批准，致前后法令相抵触而不可行，遂以搁浅。三载以来，竟成一无人管理之局面。至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宋哲元取得华北政权，调其所部之第二十九军移驻西苑。西苑原有晚清禁卫军之营房，规模宏伟，以年久失修，不无破坏。自二十九军移驻之后，实行兵工之制，补旧添新，大兴土木，纵兵入园，挖取殿基之大砖以作材料。一年以来，地皮翻转，至今未已，而土人复在墙基之下起拔木桩。此为第四次破坏。综计此七十五年间：

第一次破坏乃咸丰十年庚申（一八六〇）英法联军窃取珍宝。

第二次破坏乃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八国联军窃取家具。

第三次破坏乃宣统三年辛亥（一九一一）步军统领窃取木石。

第四次破坏乃民国二十六年丙子（一九三六）第二十九军翻倒地皮。

至是而此名闻宇内之圆明园，只留得冈陵起伏流水潆洄而已。余所领甸之范围内，几经苦心，仅乃保全一高台之址，原是一文昌阁之遗址云。除园之东北角有意大利石刻之故址外，人工建筑物之得以保全者唯此台基。斯亦算一段因缘，余亦无负斯园矣。

九二

顷见一种新著，曰《中国十进分类法》，盖图书编目法之专著也。中有一则如左：

910 　中国史　 7 　边记　外记

一、朝之外记，则入该朝

例《明夷待访录》

闻此君乃图书馆学专科生，留美毕业。彼所举之例乃以“明”为明朝，“夷”为夷狄，意义盖甚明显。一定是梨洲老先生缅怀故国，虽未始不欲巡访四夷，但以种种关系而不果行，只好留为有待了。或则黄梨翁悯明室之既亡，逝将去汝，而作欲居九夷之思也。

无独有偶，《日俄条约》亦称《朴斯茅资条约》，乃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停顿时，美国出而斡旋，执牛耳，开和平会议于美国东部之朴斯茅资（Portsmouth）城，因以得名。闻有一教历史之大学教员，竟不知朴斯茅资为地名而强解之曰，“朴斯”“茅资”乃日俄议和之两全权代表也。吾因是而联想一杂剧，中有丑角之上场诗曰：“远望尧舜孤单一个人，又见诸葛孔明两位老先生。一朝争得天和下，你坐朝来我坐廷。”朴翁与茅翁，孰为俄人而孰为日人，未审当日堂上诸生，亦曾有举手而动问者否也。

九三 （丙子冬月为诸侄祭吴君鲁强文）

穷通寿夭，岂亦天乎！百年能几？千载须臾。犹忆昔年同客美洲之日，君尝几度来造吾庐。殷勤渥洽，谈笑欢娱。今吾不远千里而来拜君之宅，抑何其苦乐之差殊。抑瞻遗容，宛如昔日，君胡不语，还识吾无？呜呼痛哉！嗟余弱妹，嫔于高门。方期永保，金石固存。悲凄其之夜雨，凋松柏于岁寒。对病榻之匝月，终长别而无言。抚幼女以增念，愈枨触而辛酸。嗟魂魄之冥，睹遗翰而澜 。天胡此醉，福善靡常。万方多难，人之云亡。纵横老泪，凄绝高堂。魂兮归来，鉴兹一觞。

九四

又是双十节矣。创业已垂三十年，犹是羹沸蜩螗，飘摇风雨。孑遗野老，迄未得遂其熙朝偃息之私。试回溯国史，于世所称为黄金时代之四朝，视其开国三十年间之气象果何如矣？其在汉，则当文帝在位之第七年，定南越，却匈奴。其在东汉，则为建武三十年，通西域，平交趾。其在唐，则为贞观二十一年，灭高昌，威震突厥，置燕然都护。其在清，则为康熙十二年，平准噶尔，收台湾，暹罗来朝。凡此皆在天下既定，偃武修文，政治已入常轨，国内大治，乃宣扬国威于四裔者也。于今则何如矣？即当日之弱冠少年，尝随父母流离颠沛于鼎革兵燹中者，今亦既华发盈颠，百年过半矣。问太平百姓之风味果何如，未之知也，真所谓“到死不闻罗绮香”者矣。不亦太可哀也耶？口占一曲以自遣。

减字木兰花 辛巳十月十日感怀

儿时曾记，小别解怜珍重意。随分低昂。茅店灯昏水驿长。

天心未卜，漫说蜗牛行戴屋。欲待何如。喜怒还同朝暮狙。

九五

中国建筑物，每见有故将长方形之厅事而两面开窗者辄刻意摹仿舟式，名曰画舫，曰船厅。而“屋小于舟”一语，亦为结构小巧之形容词。是屋也而偏以舟名。至若颐和园之石舫，则更具体的以屋为舟矣。然而琼华园（即北海公园）所残留之御用船则以舟为屋。其船顶构造，貌为两翼四檐，兽脊鳞瓦，固具体而微之宫殿式也。使不动如动，动如不动，颠倒物态，斯亦审美之一观念。

东坡为汝阴守，尝作择胜亭，以帷幕为之，读其铭可以 其构造。铭曰：“乃作斯亭，檐楹栾梁。凿枘交设，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张。我所欲往，十夫可将。与水升降，除地布床。……岂独临水，无适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场。无胫而趋，无翼而翔。敝又改作，其费易偿。”此更具体的故将不动者而役之使动矣。然而搬运此亭，已烦十人。此外茶灶行厨、杯盘酒 之供应略称是，亦几等于张盖游山矣。

九六

陶靖节“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只此二语已把天壤间一个违世独立之桃花源刻画出来。晋简文帝“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寥寥几字，已能将一座幽深旷远之华林园描写尽致。又如“风吹草低见牛羊”，何尝有一字言及地理，但大平原之气象如在目前。“眼前罗列尽儿孙”，何尝有一字道及山川，但泰山之雄伟即在眼底。读“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如见洞庭之浩淼。读“巫峡雨云卷朝暮，汉阳烟树带青红”，如见长江之气势。读“东穷碧海群山立，西带黄河落日明”，便觉长城之伟大。是曰精警。

时流作诗，莫不有题。其间有不署题意者则缀以“无题”二字，方诸玉溪。案玉溪之《无题》诗多属侧艳之作。每见“无题”二字，题意却已自明。唯填词家则多谓调名已寓题意，竞以“无题”为当行，是惑也。揆诸古人度曲伊始，调名诚寓题意，无事重叠。但时至后世，调名既成符号，已无寓意之可言。东坡之《大江东去》乃怀赤壁，《明月几时有》是咏中秋。试问“念奴娇”三字与赤壁何涉？“水调歌头”更无关于中秋。既属心有所感而形诸笔墨，纵略标出吟咏之本旨，庸何伤，更何执执焉？白石、遗山之词题动逾百字，蔡松年且有长及数百字者，未必因此而损其价值也。

九七

荆公诗最善于运用虚字，且着意运用虚字。如“一水护田将绿绕”“独寻芳草得归迟”“鬓乱钗横特地寒”。“将”“得”“特”地等字，均非轻易下笔所能到。

宋孝武诗曰：“白日倾晚照，弦月升初光。炫炫叶露满，萧萧庭风扬。”或一句只得一平声，或一句只得一仄声，或一句尽是平声。若以近体声律绳之，无一而可。然而真美。此古乐府之所以为雄厚。

玄宗幸蜀，途次登骆谷，遥望秦川，叩辞陵庙，悔不听张九龄之言而任用李林甫。因自制一曲而自以长笛吹之，但有声无词。刘长卿、窦宏余二人乃谱其声，名曰“谪仙怨”。

刘长卿词曰：

晴川落日初低。惆怅孤舟解携。鸟去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　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独恨长沙谪去，江潭春草萋萋。

窦宏余词曰：

胡尘犯阙冲关。金辂提携玉颜。云雨此时消散，君王何日归还。　伤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万山。怅望天边初月，蛾眉独自弯弯。

刘词只写旅途风物，后两句有怀张曲江。窦词则略叙兵乱意，随后亦只写携妃子跋涉风尘，绵绵长恨。对于“遥望秦川，叩辞陵庙”之主要精神，竟皆无一语道及，不能不谓词臣之失。

观于“里”“溪”与“恨”“山”等字之复，“萋”字与“弯”字之叠，二首如一，殊非偶然。循声作谱，按谱填词，无相当之音律修养者恐不能胜任。

何逊之“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人多以为“滴”字与“暗”字乃作者着意研炼处，殊不知其精神全集中于一“离”字。中宵话别，平旦出门，行者送者皆已去，室内唯余孤灯摇壁，实景况之最凄凉者矣。“离室”二字，未经人道。

九八

太白《侠客行》曰：“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颇能画出神龙夭矫之态。余最爱吾乡张南山先生之《侠客行》。词曰：

贵人 赫门如山，门前鹰犬日日不得闲（一解）。高堂华屋，大酒肥肉，粉白黛绿，哀丝豪竹，贵人不足（二解）。贵人不足，鹰犬仆仆，天阴鬼哭（三解）。鬼哭声啾啾，枯树啼鸺-，客从何方来，下马直上酒家楼（四解）。寒风如刀月如水，酒家楼头剑光起，明朝传道贵人死（五解）。

此真可谓神龙夭矫者矣。先生名维屏，嘉道间人。

以八股文取士，至清季而流弊百出，为世诟病，以致不能自存。然亦视衡文者去取之方针为何如耳，非谓此种文体之不能说理，不能叙事，不能言情也。犹记万木草堂学侣曹著伟，尝以“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为题，作八股文一篇，极言生老病死乃人生不能避免之苦痛，虽以儒家之血统衍变、佛之灵魂轮回、道家之蜕化冲举与夫医术之祛苦涤烦、解剖术之去残补缺，皆不能使众生之无憾。且天地亦自有憾，彼且将自顾不暇，而世界亦终有末日之来临，怨之尤之，无济于事。说理详尽，文笔雄奇。其中后两对尚留记忆中，亟录之以志当年意气，亦青梅竹马之痕迹也。文曰：

谓天倾西北，地缺东南，天地本难自固，而不止此也。陨夜而不见恒星，乃大力者负之而走；滔天而横流洪水，即四游有触物而伤。天地既不能用力，则人之不能荷力可知矣。然而人之荷力亦至也。“执宗庙飨之、子孙保之”之说，则形骸所衍，似可独立乎千秋。然犹以为痛心者，医传黄帝，而疟祟实系于轩辕；寿祷上台，而司命每帘于中 。当病死留连之际，往往吁父母而抢幽灵而预为补救者。则或剖脂剥髓，去尘垢于倾缺而外，而别有完形。然灰性劫而谷性生，谷性劫而人性生，虽万劫不能穷众生之相。而试问昆仑既造以还，谁能以精气神相殖也？所以郊牛角茧，示无首之牢歆； 祭乐悬，向春王而赴愬。

谓天开于子，地辟于丑，天地本自有权，而不知非也。乾元为万物之祖，知大造必受命于严慈。太一为五德之尊，则彼苍实承宣于君上。天地既不能立功，则人之不能归功可知矣。然而人之归功亦深也。执“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之言，则性命所移，或可再生于来世。然犹以为苦业者，虫臂鼠肝，而××或×其躯壳；血拇觺角，而土伯或肆其刑威。当化生靡定之时，往往叹残余而劳知识而故为解脱者，则或充坎扩离，存牝牡于开辟而遥，而别神媾养。然金运绝而木运起，木运绝而水运起，虽九宫不能防五德之衰。而试问沧海倒流而后，谁能以戒、定、慧相持也？所以阴雨虺雷，代苍生而痛哭；谷陵池竭，告家室之艰难。

吁！同人以号为始，则忧患已决于生时。可知泣血涟洏，即膏腋已受天囚之惨。未济以火为归，恐乾坤必毁于灰烬。可知亢龙有悔，即上帝难为乞命之身。

所用之资料多出自纬书、佛经、道藏及邹衍学说、庄列学说等。“虫臂鼠肝”以下，忘却数字，其意若曰：死后如能转生，似可无憾。然而灵魂轮回，亦是一件危险事，若不幸而入于畜生昆虫道中，岂不更加苦恼？思想纵横，不可方物。苟八股文尽如此作法，亦何尝不可以抡拔绩学之士？此光绪十九年事也。斯时著伟才二十二岁，翌年而以急病死。

九九

中国医术固自有其独到处，未可厚非，盖以继承数千年之经验，未尝间断，经验即学问矣。唯对于人体之构造，每多影响之谈，不实不尽，此亦无可为讳者。非曰学问之空疏，实缘习俗特殊，致学者每为所苦。习俗维何？即“尸体神圣”之观念是已。譬诸街头行乞者，其或有因强乞而纠缠不已时，你尽可报之以恶声，使之难堪，不以为虐。反之，你若对于一路倒尸体而加以侮辱，则行路之人，将不汝直矣。然而此种习俗，绝非缘于迷信，实缘恻隐心所发生之一种敬礼。与孔子见齐衰者与瞽者“虽少必作”同一观念。是以古代之医学者，欲得一尸体而解剖之，作学问之研究，其事万难。吾于历史上获一特殊记载，亟应表而出之：

居摄二年，东郡太守翟义，乃成帝永始二年丞相翟方进之子也。知王莽必移汉祚，举兵谋诛莽，事败。初始元年，磔杀翟义，发方进及其先祖冢，夷三族。

天凤三年，捕得翟义余党王孙庆，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

天凤三年即公元十六年。在一千九百余岁之先，以学问为目的而解剖一尸体，应是国史中之最先者。

明朝有一医学者，对于旧说之人体构造论有所怀疑，但无从证实。于是每闻国家执行凌迟刑罚时，虽远道亦必往观。但所得只是血管与筋络之组织部分，脏腑仍不得而见也。一次中州大疫，棺椁已尽，后死者只藁葬而已，野兽争食，尸骸狼藉。该学者得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不辞劳瘁，即往实地考察。困学若此，较于西洋学者艰难多矣。此一段事故乃闻诸先兄。载于何书，学者为谁，当时未援笔记录，今已不复记忆。愿博学君子有以教之。

一〇〇

韩非子曰，东海有任、华士昆弟二人，其立身行己之标榜曰：“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而食之，掘而饮之，无求于人。”齐人称曰贤。太公曰：“若而人者，非赏罚之所能劝也。”遂杀之。荀子曰：孔子诛少正卯，盖以其“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心逆而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也。吾以为此亦二子之寓言而已，非事实也。夫不臣天子只隐居则不仕耳，不友诸侯谓不肯奔走权门耳，耕食凿饮则安分守己而已，洁身自好，宜若无罪。国人皆曰贤，诛之无乃过欤？言辩、行坚、心达、学博，则其人之才能可知，鲁人称之曰闻人，良有以也。自以为真则异己者谓之伪，自以为正则异己者谓之僻，自以为平则异己者谓之险，自以为是则异己者谓之非。若欲持此种纯主观之对待形容辞以入人罪，其机实危。一旦宾主易位，则堂上客与阶下囚亦互相对调矣。孰谓太公、孔子而肯作此褊狭事哉？其必为寓言无疑。

一〇一

《诗经·秦风·黄鸟》篇：“彼苍者天，歼我良人。”良，善也。良人即是善人。但《孟子·离娄》章“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者也”，乃妻妾之谓其夫。后世因之，于是良人遂成为女子对于丈夫之专称。

佳，良也，善也，美也。李延年之“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曹子建之“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杜少陵之“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佳人”二字，应无人不知为女子之专称，然而亦有例外。

陆闳为尚书令，闳美姿容，光武见而叹曰：“江南固多佳人。”陶侃与王贡对阵，侃遥谓贡曰：“卿本佳人，何为作贼。”苏蕙作《回文璇玑图》，曰“非我佳人，莫之能解”，盖指其夫窦滔言之也。是则男子亦可以称为佳人矣。

《诗经·唐风·绸缪》篇：“今夕何夕，见此良人……今夕何夕，见此粲者。”陈奂传疏曰：“良人犹美人也。”是则女子亦可以称为良人矣。

一〇二

“弹棋”二字，世人有以为即围棋者，误也。《艺经》曰：“弹棋，两人对局，黑白子各六枚，先列棋相当，更次以弹。局以石为之，四\而中高。”观于“黑白各六枚”一语，则非今之围棋可知。《西京杂记》曰汉成帝好蹴鞠，言事者以为过劳，非至尊所宜。帝命择相似而不劳者为之代，乃作弹棋以进，帝大悦。刘贡父诗曰“汉皇初厌蹴鞠劳，侍臣始作弹棋戏”，即咏此事。若是则弹棋有类乎蹴鞠，其必非今之围棋可知。又魏文帝善弹棋，能用手巾相角。又云当时一书生能低头以所冠葛巾撇棋。游戏方法能以巾拂，其必非今之围棋愈可知。“黑白太分明”“中心最不平”，似此等类之语气，文人借棋局以写厌世观，古今不少。所写者为弹棋抑围棋，不得而知，要亦影响之谈而已。最可笑者莫如日本人木制之围棋局，故作无理由之中心微凸，以符“四\而中高”之义，真可谓强作解事者矣。

以游戏品作观察点，最足以觇一民族文化之高下。盖博大精深之学问固然是文化之骨干，但只限于聪明才智之士，非尽人而知之也。唯游戏品则为通俗的，妇孺皆知，通行乡曲。此之谓水平标准，为全民族之最真表现。犹记十五年前，一纽约大学教授发表论文一篇，盛称中国之象棋，谓含义奥衍，为欧美各游戏品之所不逮，而为劣等民族所必不能有。想此君或尚未识中国之围棋耳。

棋之起源甚古，即《孟子》一书，“弈”字已数见。其法不外以纵横界线为局，而千万变化。象棋之局较简，而子则有七种不同之功能。围棋之局较繁，而子之功能无别。邯郸淳曰围棋局纵横各十七线。柳子厚曰围棋局纵横十八线，今则十九线。可见代有变化，而旨则大略相同。

游戏品之决胜负，不外斗智与博采二种。如弈棋则属于斗智，掷骰则属于博采。唯斗牌则半由天工，半在人事。入手时，佳否在采，而胜负仍决于智，此则世界万国之所同有，但无如中国之复杂者。

酒令亦文艺之一种，为中国所独有。种类繁富，而以骰子作工具者居其泰半。计骰之构造乃一立方体之六面，各以点为符号，由一至六。两面拼合即成二十一式不同之平面，其名曰牌。由是而变化无穷。其最复杂者则以牌三张相拼合而成为五子、合巧等数十种之名色，而一一锡以嘉名。如一枝花、折脚雁、落红满地、梅稍月上等是也。以骰六枚，一掷而得牌三张，成一名色，即以之发端而为令，雅俗共赏，变化由人。

酒乃人类之嗜好品，无论何种民族，大抵各能自制。但饮之方法，宜以中国为最别致。他人只是狂饮，唯中国之饮每带一种优美性。观于酒令之有无及酒令之种类可以为证，非强辞也。若谓此为费时失事乃闲人阶级之腐气耶，此说未免太高，不敢苟同。恐狂饮之费时，狂饮之失事，视此或将倍屣。白昼通衢之醉汉，中国不及外国百之一，非无因也。此无他，饮之方法不同耳。

酒令起于晚唐。胡三省曰：“会饮而行酒令以佐欢，唐末之俗也。”五代时有所谓手势令者，其术语如下：腕曰三洛，掌曰虎膺，指节曰松根，大指曰蹲鸱，食指曰钩戟，中指曰玉柱，无名指曰潜虬，小指曰奇兵，五指总谓之五峰。《类说》曰：“亚其虎膺，曲其松根，以蹲鸱间虎膺之下，以钩戟差玉柱之旁，潜虬阔玉柱三分，奇兵阔潜虬一寸，死其三洛，生其五峰，是曰招手令。”试释其文，则是屈大指以压掌心，食指与中指相并，无名指距离中指三分，小指距无名一寸，腕不动而五指则变化随时。至于若何变化，其说未详。计以手法行酒令，其端甚多，如猜枚、豁拳等犹是古法之遗意也。

至于酒筹，则更变化无尽矣。花名、人名、《西厢》曲文、《水浒》回目，人皆可制，人皆可行。或简或繁，不拘一格，概所以抑狂饮而尊酒德也。

一〇三

“循环”二字，最为科学家所不喜，盖以其非进步也，进步不能有循环。“矛盾”二字，更为科学家所不容，盖以其非正理也，正理不能有矛盾。然而天下事有时不循环必须矛盾，欲不矛盾仍须循环。请申论之。

科学家曰：江河之水，有时入湖泽而回旋，沿湖边逆行而作循环状，但结果终流入下游而去也。日月东升而西下，明日又复如是，似是循环，但今日已非昨日矣。由螺旋梯登九级浮图，第一层之窗户向东，至第九层而窗户仍向东，似是循环，然而去地平则已渐远矣。战争乃进步之原动力，但有时因避空袭而入防空穴，因疏散人口而迁居于森林。若就短期间之现象言之，似是由一百层之高楼大厦，倒退四千年，回复穴居野处之生活，然而战事终了，又将再从第一百零一层起，而继长增高矣。故所谓循环也者，或为螺旋式之进步，非平面循环也，或为一时之现状，非周而复始也。斯言也，余亦云然。

然而江河上游之水，何自而来？假令洋海之水不蒸发而为雨雪，恐不及一年，而高原之泉源竭矣。今日诚非昨日，但经过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之后，地球在太阳系之位置，有以异乎？可见雨水乃立体式之周而复始，地轨乃平面式之周而复始，仍是循环。不循环则陵谷枯竭，而大地亦将往而不返矣。更有电力乃科学家所自诩为非常创获，且将利用之以征服自然者矣。试问电流不循环，则电之效力将若何？元素不循环变化，则地球之命运又将若何？

进化论之不圆满已如是，而宗教学说之矛盾更有甚焉。佛之大乘法言不生不灭，常住极乐世界，不入轮回。但是极乐世界也，净土也，皆不免有对象。极乐世界即器世间之对象，净土即凡尘之对象。有对象即是有物，显然与“虚无”矛盾，与“寂灭”矛盾，与“空”字更矛盾。

一〇四

心理学者与生理学者之言曰，老年人之思路多向后，少年人之思路多向前。向后故怀旧，怀旧则邻于保守。向前故追求，追求则邻于进取。斯固然矣。但何因而发生此种差别，则亦有故。自生理方面言之，大抵是血气既衰与血气方刚之关系，亦即有余与不足之关系。有余则不得不觅发泄之途径，非曰强求，殆有所不得已也，物理学可以证明此意。是以古来之英雄豪杰，每好无事而生事，用以发泄其过剩之精力，非得已也。此其一。更就事理方面言之，则老年人脑海中储藏数十年之历史，其间不乏可歌可泣之事，不能忘于怀。若少年人则入世尚浅，萦怀之事无多。此其二。更就心理方面言之则更事既多，成功与失败之两种教训，皆已备尝，遇事辄徘徊审顾，虑而后动。思虑之结果，遗弃而不动者或居多数。或则在审顾期间，时机已失，虽欲动则已无及矣。若血气方刚之少年，正所谓初生之犊不畏虎，遇事辄横冲直撞，无所顾忌。或则经老年人深思熟虑之结果，认为阻力重重，不敢轻举之事，只以彼之一冲，难关即已度过而入坦途，未可知也。此其三。

然而人生观有共同与特异之两方面。前之所言乃老少主观之异点，但对于前途怀希望，则老少曾无异殊。“希望”实人生观之共用心境矣。

一〇五

六书规则，不但每一个字之形成悉循斯轨，即有时两个字连合而成一特别名词，其组合之意义亦依此法。试将诗词上所常见之别名录列几个以为方：

似此等类，不胜枚举。迹其成立之义，大率可用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之六法求之。是则六法非只适用于造字，且适用于命名矣。非只适用于单字之成立，且适用于复字之辞句矣。此等特别名词，与茶杯、酒杯、蜡泪、眼泪等复名迥然不同。在此乃将上一字之名词借作形容词而成立，而彼则依六法之意义以成立者也。

一〇六

发箧得两扇面，虫蛀鼠啮，已不复能保存。一为团扇，上有赵尧生熙写与任兄五言律一首，诗曰：

开辟夜不尽，苍苍华藏秋。中天一明月，万古此高楼。呼吸通星宿，华夷判地球。雪山五万里，空外望神州。

诗之后复媵以一跋，曰：“壬子仲夏，渡海访任公先生，孝怀属以诗为贽，因录峨嵋绝顶小诗，并画如后，稍见微诚。”画乃古松一株。尧生先生乃四川荣县之名诗人，壬子即民国元年，当是避乱东渡也。

其一为折扇，有番禺韩树园文举赠余五言律一首，诗曰：

相见我白首，君已半华颠。出入三千界，减增十二年。悦心唯有酒，识趣可无弦。勿尔遽云别，离群各自贤。

树园乃万木草堂同学，长于余十二岁，沉默寡言，无书不读，著述甚富，迄未印行。长值乱离，穷愁潦倒，诗殊苍劲。此一首乃民国十六年，北来京国，临别赠余者。

一〇七

依赖性是不美之名词，然亦视年龄以为别，未可一概论。譬诸小儿女，每有急难辄狂呼阿母，完全是依赖性，但未成年之儿童，原赖父母之将护以生存，依赖宜也。

有危难辄呼观音菩萨或祈祷上帝，其窘状与呼阿母同。但有时可以因此而发生一种副作用，其力乃甚大。所谓副作用者何？即借此以集中精神是已。

精神之为物，必须有一目标供其附托乃容易集中，否则冥冥之行，非非之想，将漫无着落矣。事急而欲凭帝力以为助，即此一刹那顷，精神即已收聚，集中精神以作最后之奋斗，其力量之大诚不可思议。遭逢急难，最忌是精神缓散，一散则无可救药矣。明乎此则神道之设教，未可厚非。祈祷乃形式，依赖是愿望，而收效则全在乎副作用。

是故以不美之依赖性，结果亦可以发生一种神秘之副作用以助其努力于最后之奋斗而胜艰巨，则是非善恶，真不能只凭直接方面之观察作论断，更须注意其副作用。

一〇八

人之情绪，最易感受天然景物之影响，余固屡言之矣。岂独天然，即人工建筑亦罔不如是。印度之佛殿、欧美之教堂，不惜费巨万之资，务使轮奂庄严，入其境者，自然起一种崇敬之心，莫敢或喧。此固大有作用，必不能以虚縻奢侈诮之也。即如北京之宫殿，试自太和门遥望太和殿，中间隔九级崇阶，其庄严肃穆之气象，实可以摄人神智。试思当黎明昧爽之时，冠带入朝者，自太和门远瞩庭燎之光、御炉之烟，几疑天上，非复人境，孰敢不敬？又新疆青海既平之后，絷其酋长，奏凯言旋，清高宗受降于午门楼上。试思午门之规模，雄壮严肃，两翼伸张，剑戟森列，降王到此，那得不屈膝？大国规模，固自有其分量，非此不足以镇压，岂得以劳民伤财责之？萧何作未央宫，高帝恶其庄丽。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庄不丽，无以重威。”诚哉是言！真树立开国规模之大宰相矣。建筑如是，仪式亦有然。中国婚礼，最为繁缛，能使新夫妇目睹此庄严之礼节，知今日结合，非同儿戏，关系殊非浅鲜，慎勿忽诸。

一〇九（ 岁首问题 ）

地绕太阳之轨道，延长九万万四千万公里，成一大圆圈。周而复还，无有终始。语曰“如环无端”，环固无端者也，欲以何处为起点，悉随人意，无是非之可言。是以历法之岁首，中外古今，鲜有同者，盖以标准之难定也。欲以气候为规则耶？草木萌动，曰岁之始，自是合理。然此乃节序之定则，殊未足以解决岁首问题。盖草木之萌蘖也以渐，并非限于某一日而同时发动也。即以我国之疆域而论，南北先后，相差百数十日不等，赤道南北，更背道而驰。在我则春草方生，而他人则木叶尽脱矣，何所适从？历法乃世界性，固不得独凭主观，而以自己为本位也。善乎，现行阳历之以近日点为岁首也。

地球绕日轨道为椭圆圈，且已微现抛物线形，太阳并非位于圈之中心也。一年之中，一月一日地距太阳最近，七月二日则距太阳最远（闰年则七月一日）。最远与最近之差，凡四百八十万公里之多。距日近则行速，远则其行缓。是以春分至秋分，所经行乃远日点之半圈，需时一百八十六日强。秋分至春分，所经行乃近日点之半圈，需时只一百七十九日弱。相差凡七日有奇。虽则此七日之差，于太阳引力有关系，回环之顺逆有关系，而抛物线之离心力亦有关系。此则别为一问题，今之所欲讨论者岁首而已。

古今中外各历法所定之岁首，无论其以气候为准，或以中星为准，如周建子，殷建丑，夏建寅之类，要之均属主观的，我欲如何便如何耳。幸而世界文化皆发源于北半球，假令南半球亦有一个古代文明国，而亦为世界文化权威者之一，吾知四季之顺序，将必成争论矣。唯现行阳历之岁首，则抛弃一切主观而径取一种客观之特异点为标准，是以值得称许。虽则近日点与远日点随人采用，要之其为客观标准则一也。欲于无端之环而执其端，应以此法为最合理。

有讥阳历于一年十二个月中，每月之日数，或多或少，未免太不规则者，诚然。但此不规则乃科学的不规则，非人力之所能相强。假令二月不二十八日，八月不三十一日，则近日点将不在上半年之第一日，而远日点将不在下半年之第一日矣。又夏至且不在六月之二十二，而冬至亦不在十二月之二十二矣。虽则“二十二”无甚意义，但每年最长之一日及最短之一日恰在六月与十二月之同日，甚便于记忆耳。此则不规则中之规则矣。

试将春秋两分、夏冬两至作绕日轨道之四对点，平分此环为四段，其每段所需之经行时日如下：

春分——夏至　九十二日十九小时四十三分

夏至——秋分　九十三日十四小时四十三分

秋分——冬至　八十九日十八小时四十七分

冬至——春分　八十九日零三十五分

合计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时四十八分。可见自春分至秋分实需一百八十六日十小时二十六分，而自秋分至春分只需一百七十八日十九小时二十二分，相差八日弱。

一一〇

《汉皋诗话》云：“字有颠倒可用者，如‘罗绮’‘图画’‘毛羽’‘黑白’等是也。但‘麒麟’‘凤凰’‘草木’‘山川’则不能矣。”此言诚是。唯“黑白”二字未免太空泛，两形容词而可颠倒者实多，如“远近”“深浅”“纤”“长短”“古今”“西东”等皆可。至于两字均属名词如彼所举之“图画”等，则“斗牛”“朋友”“衣裳”“云烟”“牛马”“语言”“命运”等皆可用。更有“黄昏”“归依”“痴肥”“醉心”等字若颠倒之，有时可得一种特殊韵味。更有“罗网”“生产”等颠倒即成动词，“红女”“人情”“子弟”“薄帷”等颠倒则意义全改。似此等类，较于《汉皋诗话》所举更有趣味。

诗钟亦文艺之一种，格律孔多，然总不外咏物与嵌字。古今佳作，集之可成巨帙。朋辈嬉游，时亦效之。记故人作品之可传者各一联，用志怀感。

项羽与煤炭分咏，曾刚甫一联曰：“一代英雄骓马逝，万家烟火骆驼来。”在光绪中叶，铁路未开，此联尤觉隽永。嵌字以碎流格最难。法取四字，平仄各二，每句用二字，分嵌不得相对，如出句二字嵌于一、三、五、七，对句二字则必须嵌在二、四、六。要之每句嵌二字，无相连者，无相并者是已。一次，以词调“小重山令”为题，潘若海一联曰：“芳草重寻江令宅，孤山来吊小青坟。”此二语无疑是从吴梅村《楚两生歌》“草满独寻江令宅，花开闲吊杜秋坟”出来，但把“小重山令”四字嵌得如此浑成，是不容易。

一一一

世界上一切学问，率皆由经验得来。集经验而记载之，是曰历史。集合各种历史之累积而类别之，是曰文化。然而记载云者必先有文字而后可，是则文字之创造，实文化产生之根本条件。试读世界史，见所谓世界文化发源地如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岂非各自有其独立之文字哉？衍形衍声，虽发展之途径异殊，而效用则一也。是故能制作文字而有悠久历史之民族，终久为孕育世界文化之一员。历史俱在，虽欲抹煞而不可得也。苟欲灭人家国，并民族而摧毁之，窃其文化以为己有，是为不可能，恐世界亦无此笨贼。试观上列世界文化诸母国，虽或民族化分，而彼固有之文化反因此而传布愈广，其子孙更发扬而光大之，散犹不散也，埃及、巴比伦是也。或则民族偶臻一时之否运，国家陵夷，而文化则依然存在，颠扑而不可破，印度是也。何则？历史俱在，摧毁固不能，窃取尤属笑话也。

一一二

夸大狂、誉儿癖、领袖欲、优越感，此等术语，就心理学之分类言之，乃编入变态心理之范围内。变态云者，言此人之神经系已发生异状之谓也。异状云者，不正常之谓也。质而言之，是曰神经病。他勿俱论，余所欲提出研究者乃领袖欲之一种。

领袖欲与领袖不同，领袖乃人类社会所必需，不可一日无。自有史以来，勿论其为族长制度、酋长制度、君主制度、共和制度，皆不得不以一人领其群。人类之天性乃如此，莫之能改也。虽其取得领袖之方法各有不同，或以辈分，或以智勇，或以传统，或以推戴。然总须有一人高高在上而镇压之，乃得舒服，是曰天性。

领袖欲则不然，其人之资格或智勇，百不如人。只因为欲望所驱遣，神智失常，必欲取得领袖之地位以为快，岂不殆哉？凡事之顺理成章者，虽更易亦不至于骚动，若倒行逆施，鲜有不扰攘者矣。盖以神经系统已发生异状之人，若不加以禁制而任其跳掷于通衢，结果何堪设想？是故一民族或人类社会中，若产生有领袖欲之妄人，实国家之不幸，抑亦世界之不幸也。

一一三

孤忠苦节，只是为一己之人格问题，无恩怨之可言。虽或以受恩深重，背之不祥，或以情意正浓，不宜有贰，固亦有之，此则似是为报恩而然也。又如宋末、明季之遗民，或绝吭断脰，或遁迹荒陬，甘与世违，不求闻达，此则似是含怨于种族之间，悲愤难已也。然而所谓酬恩报怨云者，或则抚孤恤嫠，或则刃仇雪耻，利害必及于对方，而心事乃了，即所谓恩怨分明者是已，此之谓恩怨。若如前之所云，不背不贰，或死或隐，何尝有分毫之利害到达对方？孤忠苦节，不过图自己作一完人，为一己之人格效忠持节而已。夷齐果与商汤何恩而与周何仇，渊明果何厚于司马氏而薄于刘宋？若云深仇大恨，只应不共戴天。然而首阳犹是周室之土地，柴桑栗里犹是刘宋之疆域也。若以恩怨论，直可以谓之无意义，此非人格论之明证乎？故以恩怨言忠节，持论每多窒碍。若云义侠斯可矣，非恩怨之谓也。要而论之，以利害到达对方为究竟者谓之义侠，以完成自己之人格为究竟者谓之孤忠苦节，无恩怨之可言。

然则只自图作一完人者竟是自了汉，于世无与乎？曰：恶，是何言？孔子曰：“知耻近乎勇。”彼之遁世无闷，是知耻也。孟子曰：“浩然之气可以充塞乎天地。”彼之违世独立，是发挥浩然之正气也。一民族有斯人，则民族可以不灭；世界有斯人，则文化可以日臻于光荣。人之所以愈于禽兽者何哉？以理智胜于情感，精神胜于物欲也。彼宁不知富贵利达之愈于澹泊寒微哉？苟求精神之克安而于身体享用难免相妨时，则君子知所以自处矣。不屈不挠，不歆不移，是曰浩然之正气，正气长则邪气消。彼其利害之所及，实达于全人类，岂只个人而已哉！

闻者犹有疑于吾言乎。黄梨洲先生《明夷待访录》之自序曰：“吾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噫嘻，此岂自了汉之言乎？

一一四

陶靖节作《归去来辞》之动机，只是不愿“心为形役”，乃亟自求精神解放，不再作形骸之奴隶。欧阳永叔《秋声赋》所谓“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乃叹惜于“形为心役”，致体力疲敝，老境侵寻，更不愿作心思之奴隶。两公持论，乃两极端，而各有极强之理由。心与形，若以新学说术语译之，则曰心理与生理。

余以为“心为形役”是无可逃避，最少亦可以说在未来之一二千年间恐亦不能避免。如饥寒交迫，只是形体之苦痛，但思虑遂不得不供其驱使以图补救。性欲本生理上之须要，而惶惶求偶者竟至于神思不宁。既曰求，且曰惶惶以求，其为役之情况可想。

至于“形为心役”则异是，非唯可以避免，且多半由于自召。如野心家之仆仆风尘，只是为虚荣心所驱使，果有何不得已之足云。彭宠之以渔阳叛，不过以太守为小而必欲作天下一人，结果苦战多时而身首异处。求金砂于绝域，不过偶作富豪之梦，以致客死荒陬，魂归未得。谁实使之，以劳尔形？此非委身甘作虚荣心之奴隶乎？吁，可伤也。

至如孟子之“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则不然，目的固在使之动心忍性也。佛之苦行，目的固在使之避免逸乐，毋使灵魂脆弱也。此种劳形法与形为心役者大不相同。欲明斯旨，宜先了解“役”字之意义。役也者，乃驱使之意，自耽逸乐而驱使他人以代劳是也。此与孟子之借劳形以磨炼心性，岂可同年而语？佛之苦行亦然。要而论之，一则以逸乐为目的，冀图一劳永逸；一则以椎炼为目的，毋使怀安以败名。质而言之，凡为虚荣心而奴使其形骸者是曰形为心役，二者不容相混。

至若心为形役，则更落下乘矣。以欲满足形骸之下等嗜欲故而役使其心。心之主宰，倒持以授诸形骸，则与下等动物何以异？此靖节先生之所以痛心疾首而赋归欤也。

人欲横流，昔贤所悲，自古如斯矣。况近代争以物质文明相尚，日尽力以引诱人类之堕落，几何其不沦于下等动物哉？虽曰非所得已，但心君亦须维持几分主宰，毋使倒持，若是其庶几乎。

一一五

李易安“萧条庭院”之《念奴娇》中有句曰：“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世传名作。此乃六朝人语。刘宋临川王所撰之《世说新语》曰，晋安帝时，王恭与王忱少相善，后虽暌离，然每至兴会，未尝不相思。恭尝行散至京口，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见《世说新语》卷中之下）易安居士偶袭而用之耳。

辞句重见，似以《孟子》一书为最多，试略举数语以见证。

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离娄下》）

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离娄下》）

沈犹行曰：“是非尔所知也。”（《离娄下》）

公明高曰：“是非尔所知也。”（《万章上》）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万章上》，或谓《孔子章》）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万章上》，或曰《百里奚章》）

似此或尚多。又如：

五亩之宅……可以无饥矣。（《梁惠王上》）

五亩之宅……足以无饥矣。（《尽心上》）

此一大段，不重者只数字而已。

诗词句之偶尔从同者亦所常有。如“百年双白鬓”，少陵有此句，后山亦有此句，此非警句也。若警句则固在各人之记忆中，谁肯冒剽窃之名哉？盖以写实之作，若事实相同，下笔每易相若耳。此则新意境之所由重也。

一一六

书法乃个性之最真表见，千万人落笔而千万不同。说者谓以书法观人，可以断其性情、寿夭、贵贱、邪正，良有以也。三十年前，吾尝见一怀相人术者，于初见面时，凝神以摄取来者之第一印象后，即以纸笔使来人横书一画，然后开口评论。且云远道者写一个“一”字寄去，亦可将其人性格之刚柔及事业之通蹇断出一半云。若认书法可以表现个性，则此说虽属神秘，实含至理。然而蔡京、严嵩皆以善书名，岂邪正为一事，而美丑又别为一事耶？观于名画家未必尽是圣贤，则信乎艺术之别为一事矣。盖书法亦艺术之一种也。

卢君毅安语余曰：墨迹可以窥人祸福，知人情性。吾国古代相人书，亦尝论及，但不多耳。东籍关于此种著述已有三数部，今尚视为秘本，未刊行于世。持此以衡量人之命运，无不奇中，与字体之优劣无关，虽钢笔、铅笔亦不能掩其隐云。

书法可以表现个性，已如上述，然而亦有时代性。古籀、篆、隶，字体本不同于异代，且勿具论。即以真楷、行草既行之后言之，六朝、唐、宋、明、清人之字，识者可以一望而别之。吾尝见一人，以乾嘉、道咸、同光人之字示之，不中者鲜。若以论理学言之，既有个性之别，则不应复有时代性。盖同一时代之人，其性格未必相同也。如曰相同，则是将个性之说打破矣。此殆佛说之所谓自业与共业欤？

一人之行为足以养成其个人之特殊性格，是曰自业，而国民性则共业也。英国之国民性与法国之国民性，显然不同，于建筑、制造、饮食、行动，无处而不可以辨别。即世界各国，莫不皆然。俄国式之建筑、德国式之建筑、法国式之建筑，好观电影之儿童，皆能于画片上识别之，而中国与日本更无论矣。凡一国之国民性，殆与气候、环境有关系，而教育及摹仿，其效更著。若挺生一不世出之人物，其事业足为天下式，则可以移风易俗。此种杂薰染，代代相续，而国民性以成，既成而共食其果，是曰共业。

唯书法亦然。或承篆、隶之余风，或借草书之既出，或因科举之诱导，皆足以影响时代之书法。盖才智之士趋之而群众效之，实势所必至而亦理所当然，此殆书法之所以有时代性欤！

于今钢笔、铅笔既流行于学校，书法必将划一时新代，殆可断然。以直觉论之，必将多挺直而少波折，多刚劲而少姿态。然而执笔之方法既变动，则他日之为龙为蛇，未可知矣。

一一七

“衣食足而后礼义兴”，“衣食”与“礼义”对举，乍见岂能无惑？衣食乃一己之所私，而礼义乃人群之交互。衣食乃实用，而礼义只是虚文。衣食果以何因缘而关乎礼义之兴废？欲明斯旨，宜先对于“礼义”两字加以解释。

“礼”字有互尊之意，所谓“敬人者，人恒敬之”也。“义”字有互助之意，所谓“爱人者，人恒爱之”也。约而言之，则礼义只是生发于同情，故曰交互。同情心之有无，非只限于人类，即世界上一切动物，凡有血气，对于同类莫不有之，或则厚薄之间，微有差异而已。然而厚薄曾不以物类别，唯以时势别。欲明斯义，当先究同情心之所由起。

同情心实缘刺激性而起，对方所发出之刺激力愈大，则愈易引起他人之同情。然而刺激之感应，以次而递减，次数愈多，则感应亦将愈弱，循至于麻木而不灵。此虽曰精神作用乎，然即饮食以为方，亦未尝不可以明斯旨。如饮咖啡与食辣椒是已。长用之与乍尝，其所受之感应，固自有别也。是故刺激太频，可以将浓厚之同情变为澹薄，此时势影响于同情者一也。

同情心之积极的表现端在行为，消极的嗟叹无济也。然而济与不济，须视各人之力量为何如，嗟叹亦同情之表示矣。是故行为与嗟叹之分别，在厚薄而不在有无也。余兹篇之论同情，乃以各个人为单位。至于清除道旁之饿殍，俾勿妨碍行人，此乃政府之责任，而非所论于同情也。《诗·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是就个人之行动而言，意义甚为明显。至若遭逢大饥馑，或兵燹及时疫流行时，尸骸遍地，则后死者除对彼嗟叹而外，更无力以墐之矣。此则同情之厚薄系乎时势者二也。

社会上疲聋残疾颠连无告之人，政府设专院以收容之。在平时则医生及其助员，小心将护，唯恐不周。若一旦突遭大自然威力之袭击，如大地震、大洪水、大火灾等，看护者已无暇顾及，或无力以再延其生命时，则可以一一击毙之，俾勿宛转呼号，增其痛苦。以至不仁之手段行不忍人之心，更非所以论于形迹上之同情矣。此则时势影响于同情者三也。

处于大都市之中，每日生产及死亡律自较大于陬隅，行有死人，见亦非鲜。在平时偶发现道旁尸体，则必儿童走避，行路垂怜，亟盼警察之来，为之掩护。此则同情心流露于自然者矣。数月以来，杂粮价值逾百倍于平时。据三十二年三月份之统计，北京城里每日毙于饥饿者已达五百人。道旁尸体，行人若熟视而无所睹矣。此非刺激频繁则同情麻木之明效欤？已躬且不知命在何时，后先遑恤。“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此非衣食关于礼义之隆替乎，伤哉！

一一八

实践之与幻想，乃成两绝对。就今之科学世界言之，幻想自是虚费精神而不切于事实，允宜屏绝。然而天下事大率利害参半，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固难多觏，但百害而杂以一利者亦未或必无。即以幻想而论，其徒费心思与时间，结果于人于己两无所得，固也。然而纯文学十九由幻想构造而成。意境之谓何？幻想而已。有无意境，即文艺高下之所攸分，而亦评价之主要标准矣。屈原固世所称为中国第一位纯文学家者也，但《离骚》之美人香草，及出入苍冥，何一而非幻想？《九歌》之“若有人兮山之阿”，若有而已，非真有也。《九章》之“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战国去虞舜几何年，那得同游？宋玉《高唐赋》开章第一句曰“惟高唐之大体兮，殊无物之可仪” ，无物可仪，其为虚构也明矣。又《神女赋》通篇说得天花乱坠，一似精神肉体，俱受温]，至结句则曰“暗然而暝，忽不知处”，更幻而入于玄矣。曹子建《洛神赋》通篇描写服饰、神韵、眉目、体态，远观近觌，刻画入微，一似实测实验，丝毫不容假借，而结句亦曰“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醒木一拍，告读者以勿痴。屈原、宋玉、曹植，固世所公认为大文学家，且为纯文学家者矣，略勘定其作品乃如此。

纯文艺之分门别类，曰赋，曰比，曰兴。综合诸家释此三字之定义，大约写实之作谓之赋，因物以喻己志谓之比，借事以舒所怀谓之兴。即僧皎然所云“取象曰比，取义曰兴”，其言克允。可见赋体属于叙事，而比兴属于幻想。幻想居文艺总分类三之二，尤其是中国人，其头脑乃孕育于东洋哲学，幻想乃其特长。是以古今来之文艺名作，叙事少而比兴多，非无因也。即以诗词作品所最崇尚之“意境”二字而论，境则境矣，更何意之云？可见意境殆与实景殊。如东坡之“千山动鳞甲，万壑酣笙钟”，论者许为意境超绝，但山那得有鳞甲，更如何能动？彼只是描写雷雨之声势，因山脉之绵亘以喻蛟龙，更因雷雨之骇人而作非非想，遂成佳构。此非纯文学之逸品乃建筑在幻想上之明效欤？

一一九

吾人对于万事万物之观察，有直觉评判及综核评判两途。观人者亦复如是，谓言其道。

直觉性特强之人，每觉得第一个印象最可靠，若多方观察，翻覆体验，反为第二三观察所误，渐引入于迷途。盖直觉实含有几许神秘性，于初见面之一刹那顷，由灵明之照射，可使对方无遁形。若存心观察，则对方之做作，每能乱真，此亦不为无理。如王守澄之于郑注，第一个印象甚正确，后卒为其便佞所乱而入于迷途。唐玄宗之于杨玉环，既已遣去，终被其一绺秀发之柔情所乱，覆水与祸水齐收。此种事例，历史上殊不乏。

综核评判则异是。必须先知那人之家庭，继察其本人之个性，从责任与游戏双方分别观察。盖每当赛球、斗牌、下棋、闹酒等游戏之举，实个性流露最真时。勿论其平时心计若何之工，至游戏争竞渐入于剧烈或得意忘形之际，则平日深沉之气度，总要丧失过半，本性或完全暴露。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是即用观人于微之综核法。此种事例，历史上亦未见其乏。

直觉乃演绎，而综核则为归纳。归纳法自较稳当，但事机之来，每有稍纵即逝，无长时间以容你从容观察者，则演绎之直觉，诚不可无。然而归纳综核之技术可用学问培养，而直觉则唯赖天才。直觉性特别发达之人，其第一印象，可得真相百分之八十以上。虽则百分而失其二十，贻误亦诚非浅鲜。但天下事只是相对的，那有绝对圆满之理。拔十得八，则亦可以无憾矣。

复次，直觉所得之第一印象，勿论其正确与否，结果亦常与之符。即以配耦而论，对方未必性恶，改配或成嘉耦。只以第一印象不佳，先入为主，此后则无论如何，亦终无有是处。若云错误，则前所举王守澄之例乃误于第二印象，而此则误于第一印象矣。至于误与不误，第三者实无从置喙，正所谓寒暖各自知，孰能武断他人之感觉？且物理每多不可思议，猴见红而喜，牛见红而怒，莫知其所以然。植物之同植而蕃，同植而萎，亦莫能索解。即以瓶插而论，丁香不宜与异卉同瓶，是其例矣。是故物情各有公例，有特殊，虽则特殊亦必自有其例外之例，但在例外之例尚未求得之先，勿得强特殊以循公例。此乃直觉之支流余裔，因随笔及之。

一二〇

语曰“过犹不及”，此言措置须恰如其分也。譬诸赴一距离十里之目的地，二人分头乘舟前往，其一行八里即登岸，其一行十二里乃登岸，结果两人均须步行二里。此乃最显浅之譬喻。又如毁一人或誉一人，毁誉须恰如其分，毋过甚亦毋隐匿。自从子贡有“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语，使人对于纣王之淫刑极欲，便生怀疑。反之，若誉过其分，则真相亦须打折扣。凡读碑文寿序者孰敢尽信？又如对外有一既定之国策，则国民教育宜施以一种强心剂，俾勿怯敌。此亦题中应有之义，或是一种不得已之所为。此种措施，必须择对方一二弱点，尽量丑诋，告国民以敌之不足畏。若处心积虑，则此种政策须自家庭教育及小学教育做起。但此策危险性最大，较于碑文寿序为尤甚，必要十分小心。勿谓与小孩子说话，只以能引起兴趣为主，言过其实，在所不恤。苟如是，则结果必养成国民轻敌之心，轻敌非佳事也。若一旦与敌相接，渐觉父母师长之话靠不住，对于先时所受之教育发生怀疑，此则尤非佳事也。

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

一二一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此是立身行己问题。至于兵不厌诈，又当别论。盖于性命呼吸之间，若犹是周身齐庄中正，满嘴之乎者也，则成呆子矣。然而欺人犹可，自欺终不可为训。但有时吾侪对于自欺者，只宜加以怜悯，责备或非其罪。正所谓“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改作则“哀矜而勿怒”，于“恕”道庶几无乖。试以少数人对于群众之报道喻之。

若国民教育达于相当高度，则无所用其欺，欺亦不得售。只有实报实销，听国民之自决，策之上者也。若国民教育，多数犹在水准以下，对于国家大事，不甚关怀，则亦无所用其欺。唯有责成小数智识分子努力做去，为群众造福，对于国民只告以少安毋躁，静候佳音，其亦可矣。最苦是半桶水，高既不成，低又不就，告之既无自决之才能，慰之又不肯安静，则只有用欺骗之法。譬诸家庭间有急难，已成年之儿女，当然可以使之闻之，俾得有自决之机；幼童则安慰之，勿使慌张；至于五六岁以下之稚子，则只有权采蒙蔽手段，使之依旧戏嬉，庶不至于乱人心曲。唯国亦然。

三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一二二

学问之道无尽，有时无用之用，其用乃宏。即如因帝者讳而阙笔之字，最为无理，每开卷触目，只是惹厌，无有是处。然而鉴别版本者，据此竟可成铁证。如某字阙末笔，则可决其为南宋本，谓为北宋者伪也。诸如此类，何异犀烛？又如摹刻旧籍，苟欲依托元明版本以欺人，而不注意于“玄”“胤”“弘”“宁”等字，则不免有狐尾之诮。可见天地间竟无无用之物，亦无无益之事，苟能善于运用，借作学问之工具，其效力或将有出人意表者。譬如以干支纪年日，不尝为新人物所吐弃已夫，而“十月之交，朔日辛卯”等，泰西学者且借此以解决悬案，斯可知矣。

一二三

《春秋穀梁传》：“襄公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经文乃如此。十月初一既为庚辰日，则十一必为庚寅，二十一必为庚子，孔子既生于十月庚子，当即是十月之二十一日，此乃铁板注脚，无可移易之定律。以周正推夏正，换算亦只在月份上，于日无与焉。建子、建寅，相差两月，则周历之十月二十一，即夏历之八月二十一也明矣。从前法令，定孔子生日在八月之二十七日，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但无论如何，庚辰既是本月之初一日，而谓庚子乃同月之二十七日，于理不通，试屈指计算，鲜有不失笑者矣。且日食必逢合朔，九月既合朔于庚戌，若大尽则十月初一必为庚辰，此是铁案，不容置议。是岁日食两次，在庚戌与庚辰之两合朔，愈可证简策所记载之干支纪日无有错文。庚辰既为是月之初一，则庚子乃同月之二十一，亦是铁案，无可置议。孔子生日，朝廷既着为功令，上自天子以至于各府州县最高级之地方长官行香致祭，何等隆重，而推算者乃粗疏若此，斯亦可笑也已。

余于数年前，尝拟以现行阳历推算孔子生日，当时亦未察二十七日之谬误而盲从之，此殆因过信朝廷功令，以为如此大典，必经过多数专门学者之审定，无所用其疑，然亦不得不谓读书之空疏矣。但此亦只是据经文以推算，结论乃如此，若“庚子孔子生”一语别有问题，则非所知矣。吾固尊《公》《穀》两传者。

一二四

凡属对待名词，总是主观的相对的居多，而客观的绝对的乃甚少。如善恶、凉热、妍媸、贫富等是也。善恶与妍媸，纯属主观性，且为相对的，其理易明。即凉热与贫富，对待之构成，乃根于事实，然亦只是似是而非之客观，更无绝对之可言。何为凉热，甲乙二人之感觉，恐不一致，且时间与空间之异同，亦可以破坏其论据。至于“贫富”一名词，成立乃根于容积之大小，似是纯客观。然而果以何者为标准？相对而已。

古今来讨论“贫富”之学说多矣，计持论稳健、根于绝对的客观性、无可犹夷者，吾唯见《论语》“均无贫”三字最为完满。其上文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一语作领起，大前提已自不弱，下文以“均无贫”三字结束，遂成颠扑不破之断案。此所谓擒贼擒王，先把“贫富”两字之立脚点根本推翻，使无存在之余地而以纯客观之“均”字为壁垒，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

“贫富”二字，乃以比较为立场，原不易破。但均之则无可比较矣。无富那得有贫，故曰均无贫。

以此类推，非入同温层则无凉热之可言。持杨朱学说，以“人人不损一毛，人人不利天下”为论据，则无善恶之可言。唯“妍媸”问题最难，因为此二字乃绝对的主观评判，各人自作裁判官，且不必搜求证据，调查事实。任意判决，被告绝无上诉之权利。此则与“均无贫”三字判词成两绝对，而颠扑不破乃相等。

一二五

多名乃中华民族特有之习俗，自古已然。名之外有字，字之外有号。名则以一字或二字为常，号则二字至四五字不等，唯字则多用二字，自唐以后，几无有出二字之例者。

古人多好以一字为字，如屈平字原，项籍字羽，陈胜字涉，袁盎字丝，郑当时字庄，彭越字仲，楚元王交字游，张释之字季，吴广、枚乘、范雎皆字叔，房玄龄字乔，凡此之类，不胜枚举。

更有以三字为字者，如张天锡字公纯嘏（见张资《凉州记》），高欢字贺六浑（见《北史》），近代傅山字公之它，此类亦不乏其例。

此外复有国谥及私谥，或时人以其所生地或以其所居职称之，以示尊崇，此则文之过甚者矣。

多名自是一种不良习惯，破坏符号作用，使后之读书者记忆维艰，疲精神于无用之地，所失甚大。此《春秋》之所以讥二名也。

“文”与“质”乃对待名词，所谓“文”也者，并不见得是“质”之进化。以哲理言之，则有所谓“归真反朴”。朴者，质也。以事理言之，文化愈高，则须记忆之事物亦愈多，宜尽量汰除不急之繁文，留精神于有用之地，化虚文以为质实，以简易繁，庶几可以追随学问之潮流，不至落伍。盖以人之精力，各有其一最高限度，勉强不来，而世界之事物则日增而无已。应付之法，只有去其不急而急其所急。譬如陶潜，见“陶潜”二字，已可追忆其人之时代、里居、事业、学问、人格之轮廓，毋使陶渊明、陶靖节、陶元亮、陶彭泽、五柳先生等疲我精神。又如韩愈，只此二字已足，勿使韩退之、韩文公、韩昌黎、韩吏部等乱我心曲。

《语》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史也者，乃祝史之谓。《郊特牲》曰：“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野固不可，但毋使文胜。若韩昌黎、韩吏部等，无乃太文。

一二六

“直斥其名”，乃鄙屑不足道之意。不曰呼而曰斥，乃加强发语之气势，鄙之甚者也。夫名也者，乃各个体之符号，无之则不足以资记载，且历史亦将不可读矣。余实不解名果有何可讳之道？泰华，名也，不见得名之曰“泰华”而损其尊，于人何独不然？

讳帝者之名，近代则用缺写末笔之法，如“玄”作“ ”，或以同音之字易之而作“元”。至于古代，则更有强改他人固有之名以避其讳者。如常山本名“恒山”，张晏曰以避文帝讳而改曰“常”，“恒”“常”义通。蒯通本名“彻”，因避武帝讳而改曰“通”，“通”“彻”义通。严光本姓“庄”，因避明帝讳而改曰“严”，“庄”“严”义通。此则较于缺笔之例为无道矣。又《元和郡县志》曰，浙江之富春、湖南之宜春、安徽之寿春，皆秦汉郡县，晋孝武太元中以避郑太后讳而改称富阳、宜阳、寿阳，此又一例也。似此等类，不胜枚举。某说部谓五代时有读老子《道德经》之“道可道，非常道”而讳冯道之名者，曰“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或非虚言。盖习俗既以此为尊重，为敬礼，其极必至于是。

《战国策》谓，有一人游学数年，归乃直呼其母之名。母不怿，其子曰，母虽贤，莫贤于尧舜。尧舜，名也。母虽大，莫大于天地。天地，亦名也。此吾之所以名吾母也。此虽属以重笔作加倍写法之寓言，而厌恶虚文之心理，则若揭矣。

尚虚文似是人类天性，而女子尤甚。由羽毛贝壳之饰、金银珠玉之佩，至细腰纤足而极。今则逐渐解放矣。然而“解放”二字，恐未易言。或则是改变式样之过程，非解放也。又女子以深藏其名为可贵，愈贵则其名愈隐。村姑及小家碧玉，名字犹可得闻，若闺秀则秘而不宣矣。五十年前，此种心理尚普遍于国中。此殆与讳之心理微有异同，彼则尊敬而此则尊重也。总而言之，亦曰尚虚文而已。然而因为崇尚虚文之故而变更符号，此种心理实带几分神秘性。

一二七

东坡《常州除夕》诗：“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酥。”查初白引《容随斋笔》曰：“今人元日饮屠酥，自小者起，固有来处。东汉李膺、杜密以党人同系狱，元日饮酒，曰：‘正旦从小起。’”又《时镜新书》董勋曰：“俗以小者得岁，故先酒贺之；老者失时，故后饮。”顾况诗曰“手把屠酥让少年”是也。计东坡作此诗时，乃熙宁六年之除夕，才三十八岁。但读“不辞最后饮屠酥”之句，则似已甚老成矣。

屠酥先饮少年人，以党锢之说为在理。盖一年之计，乃自一以至三百六十五，故曰正旦从小起。至于《时镜》之说谓“小者得岁，故贺之；老者失时，故后之”，此乃情感之言，不中于事理。计人自呱呱坠地，辄刻刻向坟墓进行，老少曾无差别。老者向墓地挪近一步，少者亦同时向墓地挪近一步，更无孰得孰失之可言。其同为失却一岁，老少无以异也。《时镜》之说，殆以为小者向有为之年进一步，而老者则不免有去者日以多之感而已。

甲申开岁第五日

一二八

《楚辞·九歌》，名曰“九”，其实乃十一，即《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是也。或曰：九，虚数也，如九天、九幽之类，言无尽也。或曰：合《湘君》《湘夫人》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为一篇也。或曰：《山鬼》《国殇》《礼魂》合为一篇也。余以为自《东皇太一》至《河伯》，此八篇皆用神之名以名篇，其为祀神曲，绝无疑问。《山鬼》一篇乃祀杂灵曜，非神之名，当无对于庄重之神而以“鬼”呼之者，其为杂灵之总括无疑。合前八篇，厥数为九，是曰“九歌”。《国殇》一篇，通首皆叙战争之英烈，应是附祀阵亡将士。《礼魂》一篇只五句，则礼毕之余韵而已，原不足以独立为一篇。《九歌》既以侑神，则自《东皇太一》至《山鬼》是已。至若附祀所敬仰之人，则如吾乡北帝庙之附祀林则徐是其例矣。此类之事，各地或当不少，非仅吾乡。中国祀神，实含有崇拜英雄之成分，殊非纯粹的迷信。如关帝庙、张王庙、岳王庙、项王庙及张巡、许远庙等，不胜枚举。则荆楚民俗之以阵亡将士从祀，其又奚疑？

一二九

东坡《赠孙莘老寄墨》诗曰：“吾穷本坐诗，久服朋友戒。五年江湖上，闭口洗残债。新来复稍稍，快痒如爬疥。”又《次韵答刘景文》诗曰：“故应好语如爬痒，有味难名只自知。”真可谓语妙天下。金圣叹与王斫山之夜谈快语，只是窃取坡公之意而已。

清高宗御制诗曰“夕阳芳草见游猪”，传为笑柄，咸谓若只发表前六字，当无有能猜得第七字者，因“猪”字之与“夕阳芳草”，未免雅俗不伦也。但东坡有句曰“绿荷深处有游龟”，句法之组织、体物之微妙、思想之神秘，与清高宗之佳句究有何分别，何以竟无指而摘之者？此非有幸有不幸欤？

东坡颇好以“龟”字入诗，试略举其大著如下：“缩颈夜眠如冻龟”（《江上值雪》），“若为化作龟千岁，巢向田田乱叶中”（《菡萏亭》），“人言君畏事，欲作gui头缩”（《陈季常见过》），“病骨磊嵬如枯龟”（《维摩像》），“布衫漆黑手如龟”（《赠潘谷》），“床下龟寒且耐支”（《次韵钱舍人病起》），“寿与龟鹤永”（《送程建用》），“得如虎挟乙，失若龟藏六”（《寄傲轩》）。“龟藏六”见内典，谓头尾及四足皆可收藏也。

东坡不能饮，屡见自道。“酒”字之于东坡，只是用作诗料而已。“醉”字尤为文士所乐道，然十常八九借“醉”字以写情绪，发牢骚。间有写醉态如“斗大眼花看不定，撑下床来行走”之类，已不多见。至于自写醉时之实感，当无有逾东坡“酒作逢逢入脑声”一语之神妙者矣。其声维何，旁人不可得而闻。且言“酒入愁肠”“酒入欢肠”者有之矣，未有言“入脑”者。一杯入口，头脑遂作逢逢声，活画一不胜酒力之人。此诗作于钱塘太守时，题为《病后醉中》。诗曰：“病为兀兀安身物，酒作逢逢入脑声。堪笑钱塘十万户，官家付与老书生。”

一三〇

某说部记载清初康熙甲戌、乙亥间，山东地方官吏强迫人民捐粟，美其名曰“乐输”。一日，有行经郊外乡村者，见被絷者累累如豕羊，怪问果何因而同罪者若是其众且多也。众中答曰：“官府系余等进城，比追乐输耳。”“比追乐输”四字，可谓奇文，盖乡民不解“乐输”二字之意义，以为是一种税则之名称故也。

毕竟科学进步。一切学问莫不凌越往古，超迈前人。即以修辞而论，只一“献”字已足，何必“乐输”。盖“献”也者，有往前之意，则“输”字之含义不失。有心悦诚服之意，则“乐”字之精神亦全。何等简洁。至于粟之为物，虽可包含黍、稷、稻、麦、菽之所谓“五谷”，或则稻、粱、菰、麦、黍、稷之所谓“六谷”，然总不外食粮问题。语曰“硬如铁，软似绵”，己之所欲，由至硬以至于至软，亦皆可致，是在能手。且“乐输”云者，必甲方之意志既动，而乙方乃顺承意旨之谓也。至于“献”，则完全出于自动，无须示意。如某人献一扁额或一经旛于神座之前，神亦何尝指名胥索哉？故曰心悦诚服。若是乎，古之自以为巧者，犹恐后人笑尔拙也。

三十三年三月七日写

（殆因当日有献铜献棉之事，三十五年十二月一日补注。）

一三一

沈德潜《说诗 语》二卷，语多独到处。其中评杜一条曰“杜诗别于诸家，在包络一切，其时露败缺处正是无所不有处。评释家必代为辞说，或周遮征引以斡旋之。甚有以时文法解说杜诗，于提伏串插间者。浣花翁有知，定应齿冷”云，真可谓眼光如炬。

凡属伟大人物，每多砂石，粗枝大叶，不检细行。其成功在于气魄宏大，横冲直撞，无施不可。试考其日常生活，每多笑话。甚而至于寒暖不知，饥饱失时，缺乏常识，出人意表，如牛顿恶热而不解远烘炉之类，所在多有。夷考伟人生平，勿论其为文学家、政治家或艺术家，愈伟大则笑话愈多，乃知察察者实天之所以供伟人之助手也。《 语》谓“败缺处正是无所不有处”，非目有全牛者不能作此言。若为之曲解以斡旋，纵未为浣花翁所笑，已先为沈归愚所笑矣。世有所谓卖力不讨好者，其斯评释家之谓乎？然而微瑕而不害其美，唯嫱、施为能，非所以论于东邻也。

一三二

“一经品题，声价十倍”。此等事容或有之。盖群居动物，其意志之动向，每随向导者为转移，是以有领导一特殊阶级之资格者，其言论每易为群众所注目。在修名未立之先，借以为重，亦固其所。乃不谓已成名之海棠，犹复有人为之借重品题，此可谓未能免俗者矣。

海棠标格在群卉中宜列甲等，应无疑议。乃偶因杜甫无海棠诗，于是惋惜者、不平者、疑议者、臆断者纷至沓来。郑谷曰：“浣花溪上空惆怅，子美无心为发扬。”王荆公曰：“少陵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东坡曰：“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周必大曰：“只缘未识江都胜，如杜诗中缺海棠。”此等论调，若搜索犹可得多人。

杜集无海棠诗，是已。是无是佚，殊乏确据。《王禹称诗话》曰：“杜子美避地蜀中，未尝有一诗说著海棠，盖以其生母名海棠故也。”所言如是，惜未举出充分之证据以释群疑。然曰其生母云，当有所本，盖王元之亦博雅君子也。

然而亦未可尽信。维扬芍药甲天下，种佳而类繁，声誉殊不在西川海棠之下。王观《芍药谱·后论》曰，张祜、杜牧、卢仝、崔涯、章孝标、李嵘、王播诸人，皆一时名士，称为诗人，或久官于斯，或漫游几度，而略无一语及芍药，斯亦奇矣云。由此言之，则少陵偶不及海棠，政不必大惊小怪耳。况生逢丧乱之世，人事迁移，著述之散佚者亦多矣，更何必刻舟求剑也？

难者曰：或则芍药乃晚出之花，张祜诸人未之见也。曰：是不然。《通志》云“牡丹初无名，依芍药得名”，故又名木芍药。此为先有芍药后有牡丹之明证。谢康乐言永嘉水际多牡丹，北齐杜子华尝画牡丹，则牡丹之出，最晚亦当在南北朝，而芍药先之，岂有唐代诗人犹有未见芍药者？且白居易、张九龄、韩愈、孟郊等乃中唐人，均有芍药诗。张祜、卢仝与之同时，而杜牧尤晚，岂有未见芍药之理？若是乎，少陵偶未赋海棠，以张祜诸人不赋芍药例之，真不必大惊小怪矣。

一三三

知足之“足”字，乃比较名词。但“比较”云者，必自有其标准度数，或以容量，或以界限，达此度数谓之“足”，否则谓之“不足”。

“不足”与“不知足”有别。既曰度量，当必有一最低限度，同时亦有一最高限度。所需要未及最低限度，谓之“不足”。所追求已溢出最高限度，谓之“不知足”。“衣食足而后礼义兴”之“足”字，指最低限度言之也。“知足不辱”之“足”字，指最高限度言之也。终岁勤动，不足以养其父母，是不足也。聚敛而附益之，不知足也。不足谓之贫乏，不知足谓之贪得。

水之成分乃轻二养，多一分即等于无用，此乃最高限度说。金钱可以易取物品，此金钱之可贵也。但一人之物质享受总有一最高限度，过此限度，金钱即等于废物。譬诸我消耗金钱之能力已达日不暇给之程度，更无计役使金钱以增益我之欲望时，则金钱效能立即消失，回复其矿石本性。窖藏之与矿山，有何分别？

或曰：子之所言，寒士之言也。役使金钱，宁有限量？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役使数千百万之金钱，其豪情胜概，视役万数千者为快意矣。且经济原理，不外供求相应，每饭必熊蹯、鱼翅，则猎户与渔人之生计有着矣。供给渔猎之工具，则植麻与冶铁者之生计有着矣。广营宫室园囿，则土木工人不患无业矣。妻妾曳绮罗，则蚕女、桑农皆蒙其惠矣。金钱不厌其多，在运用者之技术何如耳，岂必窖藏？

应之曰：子言诚是，但恐驱斥金钱之精神，终有疲倦时，疲倦即最高限度矣，所余驱斥未尽者仍须窖藏。且架上玩好与匣中珠翠，已是窖藏。子之所言，浪费也。浪费为经济社会所不许，尚敢侈言经济原理耶？地力与人力均有一最高限度，岂容浪费？语曰：一男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若观其背面，则一人浪费，他人必有因而困乏者矣。万事万物均属相对的，消长盈虚，执偏可以例其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非佳事也。

一三四

此疆彼界，争端之所由起也。荀子欲以“度量分界”息乱萌，立论至为完善，其精神则全在“度量”二字。家之界，有血统关系，有族制关系，组织乃合于自然科学，不容否认。唯国之界限则殊非自然，只凭人工在地上画圈，故随时可以发生变化。是以家之界因科学关系，早呈稳定状态。唯此“非科学”之国界，则纷乱扰攘数千年，至今未已，或可以说于今为烈。盖以国之为界全在人为，有力者可以尽量扩充，至于无限制。“生命线”三字，可以生出无穷妙解。

欲救斯弊，诚非易易。唯于无办法之中想办法，则第一步或从变更单位入手。不以巧立名目之“国”为单位，而以民族为单位，则地图之圈，可以减少。试以今日中华民族之成分而论，据陶宗仪《辍耕录》所载，则为汉族八种、色目三十一种、蒙古七十二种集合而成。此一百十一种即当日之百十一国矣。虽则钱大昕曾讥其重复，但惜乏其他书籍足以是正。此宋元以后之成分也。远古且勿论，即魏晋间所谓五胡之匈奴、羯、鲜卑、氐、羌及五代时之契丹、女真，固亦尝 赫一时，曾使中原政治起大波澜者矣。于今则何如矣？痕迹且无，遑论疆界。故第二步可以借同化力再减少地面之圈。不以武力划疆界，唯借化分之力顺其自然，从逐渐减少单位入手，则较于武力所画之圈，于科学为差近矣。百数十种既可以化成一中华民族，若假以岁月，又安见其不能融冶世界人类而成一族也？

一三五

“爱”，乃道德上之优美名词。如墨子之言“兼爱”，基督之言“博爱”，孔子之所谓“仁者爱人”“仁民而爱物”，不胜枚举。大率儒家哲学之所谓“仁”，即是一“爱”字。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不忍即是仁。可见爱之反面是残忍，亦曰不仁。

有正必有反，有阴必有阳，有一极必有二极，是曰对待。对待者，物理学及几何学之名词也。

爱与不爱，对待也。若以爱为善，则不爱即为恶，善恶亦对待也。但有时对待不必如物理学之求于反面，亦不必如几何学之求于两端。即事物本身同时而具备两种作用，谓曰“片面”，仍不能表其真意，此则最有兴趣者矣。“爱”字即其一也。

爱是美德，然同时亦为万恶之源。世界上之凶杀案，为爱情者几及半，图财只是少数。为爱情而自杀者过半，因生计压迫只是少数（近年之华北不在此例）。杀人之与自杀，用道德观念判断，其罪一也。此则就人与人之方面言之也。

至于人与物之方面，其机尤险。罗致玩好而蕴藏之，不厌其多，爱极之表示也。然而巧取豪夺之罪恶由此而生矣。巧取之谓窃，豪夺之谓盗。小窃之与强盗，是曰罪人。求则得之，罪恶既已如此。假令求而不得，可畏更有甚焉。古今来为一玩好之物丧其身而覆其家者何代蔑有，而以吾中国为尤甚。此则关于予夺间之直接磨擦，积极之罪恶也。更有一种消极的罪恶，尤属可鄙。譬诸一人，既掷相当之金钱与岁月而博得“收藏家”之头衔时，则其犯罪之机会亦开始矣。受他人之贿赂而曲解鉴定者有之，得评价之付托权而从中取利者有之。人欲横流，于斯为甚。

夷考所谓消极的罪恶者，其作用有二：一则可以在该古董店攫取一件心爱之物而用飞账法将价值转嫁于他人。一则借介绍买卖而市惠于该古董商，易取酬报，不外如是。

佛法十二因缘观之爱、取、有互相连锁。夺取之与占有皆由爱而起。试作三段论法以证之：

巧取豪夺，明诈暗骗，不得不止，是曰占有，乃罪恶。占有欲缘于爱，所以爱即是罪恶。

一三六

矛盾乃万物之通病，而人类尤显。譬如“过则改之”，当其知过而改之过程中，在旁人视之，即现矛盾相。又如“好刺激而喜麻醉，以苦为乐”，在嗜好不同者视之，亦现矛盾相。凡此皆可以推理而得，无足怪焉。奇莫奇于特赦令，莫名其妙，只能名之曰无理由之矛盾。

在司法未独立之先，赏罚只凭一人之喜怒。怒而絷之，不具理由。迨偶逢特别庆典之冲动而天颜有喜时，辄复赦之。帝者之喜怒有何定据？无足怪也。若司法既独立之后，犹复频见特赦令，则于理为不通矣。刑罚既根据法律而后执行，赦之是无异自承前日法令之谬误。若是，则亟宜修改法律，方是正理。试问总统就职，国都迁移，何与于囚犯，岂非以法律为儿戏耶？善乎，北魏献文帝之言曰“赦令足以长奸”，故自延兴以后，不复有赦，是真明主。又至元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卯，群臣上尊号，时议欲大赦。参知政事张雄飞曰：“古人言，无赦之国，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帝嘉纳之，遂止。是故以特赦为庆典者，岂但不如北魏之献文，乃至不如蒙古大帝。

吾因是而连想及科举时代之老太爷。原是乡曲碌碌无所长之老者，若一旦儿子中了秀才，则这位老太爷之学识便立即长进。明日即可以为他人排难解纷止争息讼，言而足为乡党法。试问你儿子之学问进步，于你何干？乃亦高坐堂皇，论列是非，是何理由？

吾因是而连想及我国之教育制度。凡持得未经教育部立案之证书而欲升学或转学时，须经过入学试验，宜也。乃同是国立学校，转学亦须试验。甚至同一学校，由初级而递升高级，亦须试验，诚不可解。岂高级教员对于初级教员之学问有所未信耶？诚如是，何以不易人，此则校长之失矣。无端而对于同俦之学问表示不信任，无乃太不客气耶？如曰此非高级教员之所愿，亦非校长之意旨，实政府之法令也。试问准予立案，是何意义？既许之而同时又表示不信任，是何理由？

吾因是而连想及田赋之征实。币制，政府施政之大法也，勿论其本质之为帛、贝、金、银、铜、镍、纸及大小轻重，一旦经政府以明令颁布其法值，便立即发生一种与造物主同等之权威。田赋而强行征米，是政府率先自不信任其所颁之法币矣，是何理由？

儿童心理，矛盾性最大，盖为求知欲所驱使，而识力未足以判断，不惜纡回曲折以进行，故每觉其矛盾。此之谓幼稚。

一三七

“歌哭”二字，乃情感之切直表现。有辞有韵之谓歌，唯哭则多属有声而无辞。吾粤乡曲女子出阁时，其告别父母弟兄姊妹也，嘤嘤啜泣，而口中则念念有辞，悉成韵语。然此犹在情理之中。至于父母之丧，乃亦以韵语哭之。此陋俗也，不可为训。

欢乐之歌，感慨之歌，必以韵语出之，庶可以回肠荡气。盖以精神既受冲动，则不禁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唯哭则不然，其冲动之疾，不可思议。一触即发，是短波的，实令人无暇置辞，此哭之所以有声无辞也。然而古之文士，除父母之丧例应语无伦次外，哭友有诗，哭子有诗，悼亡有诗。此则有声有辞而三眼一板之哭声矣。更有刘令娴之哭其夫曰：“生死虽殊，情亲犹一。敢遵先好，手调姜橘。素俎空干，奠觞徒溢。昔奉齐眉，异于今日”，此又情文备至之哭声矣。女子虽为丈夫服丧三年，与父母等，但可以不必语无伦次，盖分属平等故也。更有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一哭可以声闻全国，使习俗为之转移，其必为有声有辞可知矣。哭以善称，应是艺术的哭。

一三八

人当心绪不佳时，则天地异色。如杜子美《蜀中》诗曰：“卷帘唯白水，隐几亦青山。”诗题只得一个字曰“闷”。如句中所云在他人视之，所居得山川图画之形胜，揽自然景物之优美，宁非赏心乐事耶？而乃曰闷。此亦情绪之影响于环境者矣。

“笔补造化天无功”，此李贺诗也。“神纵欲福难为功”，此杜甫诗也。一为积极而一为消极，其漠视自然势力则一也。

“文章憎命达”，此亦杜诗也，即穷而愈工之意。但穷而愈工，自己仍立于主体地位。“文章憎命达”，则以文章立于主体地位，多转一个湾，意义更深一层。此亦犹粤语谓不知自量者曰“不信镜”。在他人则亦曰“你也不照照镜子”而已，而粤语之意若曰，他已照过，但说镜子靠不住。亦多转一湾而意亦愈深。

写野营之悲壮严肃，应以子美之“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为最胜。若东坡之“令严钟鼓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非不佳，但总觉费力。“万灶烟”何如“落日照大旗”，同是写黄昏萧瑟，然气象便不如矣。且“万灶烟”三字，写城郊亦可用，而“落日照大旗”则活现野营之黄昏。只言中天悬明月，则深夜自见，不必三更也。此所以为不可及。

天下方言，奚啻千万种，识之者或以为悦耳，不识者谓为格磔。唯啼笑则自赤子以至于成人，横绝宇内，莫不相同，闻之而识为是笑也，是啼也，不能有误。是则啼笑乃天籁，乃人类之元音，意志之最真表现矣。然而有所谓强为欢笑及羊志之一副急泪，则啼笑亦未必尽真矣。语言既不足信，啼笑亦不能无疑，然则唯有“尽在不言中”是真的。

一三九

战争，威武事也，从字义观察，一似凡属身躯雄伟而好勇斗狠之动物，战争之事必繁数而剧烈。但事实则殊不尔。虎豹狮子，最称威猛雄健，号为百兽之王，然未闻有集团斗殴事。若是乎，战争虽属威猛之动作，而战争之发生，殊不在生理上之威猛与不威猛。欲寻此直觉观察所以失败之原因，宜略识战争之动机。

干糇可以起衅，战斗之动机实不胜枚举。语其大者，则有：

一、人口膨胀，须辟地以殖之；

二、生产过剩，须觅尾闾以宣泄之；

三、原料不足，须掠夺以补充之，即所谓世界资源再造论；

四、少数人为领袖欲所驱使，好大喜功，既自领其土，更欲领他人之土，以广土众民为无上光荣，乐此不倦。

夫人之欲善，谁不如我？若循此四者以进行，则与他人利害冲突之机会，定应不少。冲突则战争开始，盖图存之第一步，固不计强弱也。然而斯四者，唯群居动物乃能有之。于是战争遂为群居动物之特产品，威武雄壮之虎豹，竟不闻有聚众恶斗尸骸遍野之事。

凡此乃专就生理方面言之也，更有群众心理，测验结果亦异乎寻常，有非直觉之所能索解者。法国名学者李般之言曰“虽平日意志坚强、卓立而不可动之人，一旦卷入群众运动之漩涡中，则平时之智慧，立即消失。进退动作悉操纵于领导者之手，如瞽如痴，意志且蔑有，遑论坚强”云，是诚可异。然而群众运动，亦唯群居动物乃能有之，此虎豹狮子之所以未尝聚众滋事也。

人类既为群居动物之一种，则战争实属不能避免之事。古之圣哲，有采积极态度而标榜非攻寝兵者，有消极而作事前之防范、事后之补救者。治本治标，各行其是。凡百皆以治本为彻底，治标为因循。唯此事则不能治本，治本则违天。除非将人类之天性，根本改造，毋使群居，庶几有济。

一四〇

“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此少陵《古柏行》也。因此而惹起种种议论。有谓此柏未免太瘦长者，有对于“围”字下种种定义者，无乃辞费。又如昌黎之“太华峰头玉井莲，花开十丈藕如船”，若为之作笺注，则妙语应更多。又如斗大金印，言印之大也；斗大皇城，言城之小也。若以科学头脑评定之，无一而可。文人所用之形容词，那能认真？若认真则纠缠不清矣。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此亦少陵诗也。或曰：“千回”未免太多，疑是“十”字之误。为此说者，亦痴也。此诗前四句全在写昔日之健，用衬今日之衰，故下文即曰“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文人之形容词，岂能与之认真？

岂但形容词不能认真，即如太白之“黄河之水天上来”少陵之“赤岸水与银河通”，彼宁不知天河之为神话？但如此写法，则江河之气势便即加大，盖亦文章技术也。

《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于父母，不敢毁伤，孝之至也。”“孝”字乃儿女对于父母之专门名词。《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弗为也。”又曰：“杨氏为我，是无父也。” 与《孝经》之说相映成趣，最有意思。究竟此一根毫毛是拔好还是不拔好。拔之则是毁伤父母之遗体，是曰不孝；不拔便是无父，亦曰不孝。

余非敢侮圣人之言，奈孟子此一段话未免太过武断，诚有令人不能已于言者。试问“为我”之与“无父”，“兼爱”之与“无君”，有何连属关系？真如风马牛。而孟子竟把他扭作一团，更下一极勇敢之判断曰“是禽兽也”。以恶声加人，似非贤者之所宜。

善乎，庄生之言曰：“今墨子独生不歌，死无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又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太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又曰：“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庄生此段大议论，心平气和，针针见血，绝不悖于论理。以视孟子之强辞武断，高明多矣。以此而拒杨墨，庶不愧为圣人之徒。

一四一

日本人最迷信“八”字，谓八字倒置，正如行军之两翼，作虾须式以前进也。军国民之理想，无往而不含有军事韵味，可哂也。迩来则更由理想而变为事实矣。二十年九月十八日而有沈阳之役，二十六年七月八日而有香月之入城司令，三十年十二月八日而有珍珠港之役，三十一年二月八日陷新加坡，同年三月八日陷仰光。自兹以往，“八”字更带得几许神秘性。每月八日，禁屠宰，遏密八音。在东京时间之正午，此间之警笛一响，虽行人亦须驻足，静默一分钟。十字通衢之警察岗位，咸披以黄伞，有文在上。

考说文“八”字之释文曰：“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试更于同部中略举数字以作参证：“小，物之微者也，从八。”象分解而小之之意，“_”在其中，象界识。“采，辨别也，象兽指爪分别也。”从二八而以十界之。“半，物中分也，从八从 。”示大物而可分之意。由此观之，“八”字乃分别、分裂而相背之意。倒视虽成虾须式之前进形，唯正视则成左右两股会攻核心。义既不祥，形亦匪妙。

新加坡既陷，易名“昭南”，年来每于报头见此两字，中心未尝不为之怦然，诚以昭王南征乃不复之兆，殊非佳谶。

“八”与“昭南”之不妥，有如是者。甚矣，甲国杂用乙国文字之不相宜也。不能创造，宁付阙如，犹胜窃取。粗人掉文，充其量不过留一笑柄而已，无关大体。民国二十五年在北京交通大学，有某甲携得其小孙来，某乙谀之曰：令文孙真好，人也聪明，相貌又好，将来“不堪设想”。甲瞠目不知所对。乙之意盖谓“未可限量”也，不审何故而误作“不堪设想”。然此不过留一小笑话而已。甲乙之交情如旧，或更相亲，殆喜其天真而无伪也。既好杂用乙国之文字以为快，则乙国之《说文》与历史宜加注意。不迷信则亦已矣，既以迷信而崇尚“八”字，则语谶岂容忽诸。

三十三年八月八日写记

一四二

“嫌疑犯”，谓形迹上有犯罪之嫌疑也。形迹乃见诸行为，凭事实以为根据，是否确凿。执根据以资考察，若慎重从事，亦未尝不可以罪人斯得。至于“思想罪犯”之构成，则不必如是之烦碎。其法只是屏除一切客观之事实，纯任主观以为准绳。他人之一颦一笑，无不可以加之罪。即终日穆然不动以学形塑，亦未尝不可加以“负气”之罪名。若是者，则真可称为盛水不漏矣。偶语者弃市，乃秦皇处分嫌疑犯之手段也。拒杨、墨，是孟子处分思想犯之手段也。秦皇之刑人于市，千古指为虐政，而孟子之拒杨、墨，则曰圣人之徒。斯亦有幸有不幸欤？夫以秦皇之威，然犹拘泥形迹，不肯离事实以放手做去，虽暴而不彻底，是以不济。杀人者谓之贼，杀千万人则曰英雄。项羽之必欲学万人敌，夫岂徒然哉？是故根据客观之形迹以入人罪者，犹是谨小慎微，若大刀阔斧之英雄，不如是也。数理之以两负号等于加，英雄殆深知其意矣。（三十三年曾有逮捕思想罪犯之事，三十五年十二月一日补注。）

一四三

李清照《九日醉花阴》词，世传名作，而尤以“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三句，曾压倒赵明诚。人比黄花瘦，与秋高马肥，相映成趣。

“天下无不是之父母”，教孝之格言也。《水浒传》宋江闻太公已死，a踊而号。旁有一人劝之曰“天下无不死之父母”，宜以后事为重。“是”“死”双声，轻描即成妙品。

“何哉，尔所谓达者？”“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何哉，君所谓逾者？”“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而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六个“何哉”，前三个用倒装法，与“者”字相呼应，较为神完气足。

革命，易命也。革职，免职也。但何以不曰“易”，不曰“免”，而曰“革”？且羽、毛、齿、革，制造弓箭之原料也，匏、土、革、木，制造乐器之原料也，可见“革”之为固有名词。何以移作动词用而意义乃杳不相属？《说文》：“革，兽皮。”段注曰：“治去其毛曰革。”又曰：“革，更也。”“革”乃象形字，篆书则宛如兽皮之平铺，四足头尾毕具。又“皮”字条下：“皮，剥取兽革者也。”注曰：“有毛为皮，去毛为革。”然后知此字之所以用作动词，实由“治去其毛”一语得来。故曰：“革，更也。”《说文》之所以称为小学，有以夫。因“治去其毛”一语，连想及摩顶放踵，不几成制革厂矣乎？

《说文》：“有，不宜有也。”段注曰：“本是不当有而有之称。”引《春秋》书“日有食之”，谓日乃常圆而无亏，本不当食。其食也，是不宜有也。又桓三年，“有年”。贾逵曰：“桓恶而有年丰，异之也。”异之者，意谓不应有而有也。然后知“舜、禹之有天下也”，“有”字之意义于斯乃得。舜之天下理应属于丹朱，禹之天下理应属于商均。舜禹以禅让得之，不应有而有，故曰“有天下”。古人用字之不苟也如此。故凡属以极为“颇”、以强行为“遂行”、以完成为“完遂”、以贵妇人为“御妇人”、以慎勿颠倒为“天地无用”者，最好请其从速废止汉字。

柳耆卿“寒蝉凄切”之《雨霖铃》，其上半阕结韵曰“暮霭沉沉楚天阔”；又“冻云黯淡”之《夜半乐》，其下半阕结韵曰“断鸿声远长天暮”。一以天为阔，一以天为长。实则凡属茫无际涯者只能谓之阔，不得谓之长。“断鸿”句之“长”字乃从上文之“远”字得来，如“雁过长空”，亦是此类。若云“雁过阔空”，则不妥矣。盖雁程含有“远”字之意，故曰“长”。一物之形容词，每有因他物而变其容貌者，此类是也。

古者乡举里选，乡与里，乃平民之所居。如“放归田里”，可以为证。然而柳耆卿之“帝里风光好”“杳杳神京路”，同是指京都而言。庄严郑重，则曰神京皇都；亲切有味，则曰帝乡帝里。“乡”“里”固不必专隶于平民。此乃本国人运用本国之文化，无施不可，借用则不逮矣。

“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阙如者，乃暂时阁置之意，待搜集证据，然后用归纳法以求断案，非谓屏弃而不复措意也。故曰：“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自己知道尚有不及知之事，故曰“是知也”，谓知其所不知也。此语若以算式演之，则是两负号等于加。不知为不知，两个不知，是两负号；是知也，是加号。若强不知以为知，是自以为此问题已经解决，无事萦怀。若是，则真成永远不知矣。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子贡诚不好作极端语，应是持平之论，则纣之抱屈可知矣。行文者有时欲加强发语之气势，不惜以重笔出之，所谓加倍写法是也。然而去事实则愈远矣，如“象日以杀舜为事”，细玩此语，殊觉有趣。杀人乃非常之举，终身而不动此念者是为经常。即偶尔冲动而起杀机，亦不过刹那顷之事，气平则境迁矣。除却苦心孤诣以图报不共戴天之仇外，岂有终身以杀人为事之理，况兄弟乎？充其量亦不过曰屡欲置舜于死地，其亦可矣。乃曰“日以杀舜为事”，一似除却杀舜之外，更无所事，宁非大奇？

“经验”二字，语意似是就身之所经以为验，此直觉之误也。经验不必尽从身体力行得来。如“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篑也”，是以深信他人之经验为自己之经验。

一四四

习用语每有沿古人之误，以讹传讹，一往而不复返者。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此宋太祖进攻南唐之口实也，今小学生作文，亦常引用之。实则此语文义欠通。“卧榻”二字，不能连缀成文。

《说文》：“卧，休也。从人从臣，取其伏象也。”段注：“卧，伏也。”卧与寝异。寝于床，《论语》“寝不尸”是也。卧于几，《孟子》“隐几而卧”是也。卧于几，其状伏，故曰伏也。案：几，所以凭而息也。《左传》：“投之以几，出于其间。”以竹木为之曰“几”，以软物为之曰“隐囊”。“隐囊”之“隐”字，即从“隐几而卧”得来。

《说文》：“榻，床也。”《玉篇》：“床狭而长谓之榻。”《汉书》：“陈蕃为徐 特设一榻， 去则悬之。”可见榻也者，略如现代轻便之独睡床。故曰狭而长，便于悬也。

案：《诗经》之“或偃息在床”，及《论语》之“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均可与段氏之说相发明。《说文》：“偃，仆也。”段注：“偃，僵也。伏而覆曰仆，仰而倒曰偃。”《吴越春秋》：“迎风则偃，背风则仆。”易衣而寝，其为偃息也明矣。故偃息必宜在床或在榻，但非所以用之于卧。总而言之，榻非所以卧，而卧必不在榻也。

“卧”字从人臣，明俯伏丹墀之义，乃会意字，故曰伏也。岂有人臣而偃息于天子之前者哉？故曰“卧榻”二字，不能连缀成文。检点小吏，不甚读书，迨作天子，则更无暇读书矣。

一四五

年来日本人总不肯承认重庆政府为我国之中央政府，不曰“蒋政权”，即曰“渝政权”。盗憎主人，亦固其所。最妙是此次华盛顿四国会议，彼乃大书特书曰“英美苏渝”四国会议。既曰国矣，世间那得有渝国？吾因是而制得一佳谜。谜面曰“华盛顿四国会议”，打《左传》一句，颠倒裳衣格。谜底曰“有渝此盟”，盖谓此盟有渝也。

“有渝此盟，神明殛之”，乃僖二十八年践土之会誓辞。文章天成，附记于此。

《说文》：“亚，丑也。象两人相对而局背之形。”桂馥注曰：“亚字古文通作恶。经典文字，恶字皆作亚。”又曰：“亚字象曲脊丑恶之形。”

字义既如此，则“亚细亚”之名词，释其义应作“丑恶，小小的丑恶”。若大东亚，便是“大大的丑恶”。案“小小的”“大大的”，乃日本人之中国语。彼之“大东亚省”，成立于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那时打中国已打了五年零四个月，弄得焦头烂额，咽不下去。乃变更口号而曰“大东亚战争”，此之谓大大的丑恶。

三十三年八月廿五日写记

一四六

不以现在生活为满足，此世界之所以进步，而亦世界之所以不安也。满足与不满足，亦即消极与积极之所攸分。人生观之或悲苦或欢乐，其分野乃在于前途之有无希望。有希望则自觉天地万物，取无禁而用不竭，无一而非为人生而特设。人生之意义是主体的、享受的。万物之存在只是备供主体之享用而已。反之，若前途之希望断绝，则唯觉上天生我之无谓。一身之外，皆非我有。万物于我无益，而我亦无益于万物。我之一身虱乎天地之间，只是畸零，人生是无意义的。

名垂宇宙，与天地而长存；著作等身，与文字而并寿。此乃形而上之人生观，且勿具论。试专就主体的、享受的之一方面，以讨论其积极或消极二者之趋向。

“希望”云者，积极之原动力也，无希望则无积极。然而希望无止境，享受则有最高度之限制。力与物既不平衡，而变化又起。譬如富有四海之帝王，宇内既统一，更开边以臣服四夷，至此已无复用武之地矣。子女玉帛，选精择尤以媚兹一人，则耳目声色之欲，更不能作进一步之增加矣。然而希望之原物力依旧推进无已，不会停止。此则帝王之苦闷矣。不得已只有向仙佛一途迈进，以求长生不老，用以消纳原动之推进。求仙学佛原是消极的人生观，而帝王则用以作更进一步之积极活动，斯乃最奇。抱消极之人生观，遁世而逃禅者有之矣，唯帝王之逃禅入道，其动机乃在于积极。盖亦不以现在之生活为满足，而作更进一步之追求者也。是故积极、消极，只应以手段验之，不得以所向之目的为论断耳。

一四七

说部中之《品花宝鉴》，若以纯文学眼光，专就诗词歌曲、书札酒令方面观之，其佳妙实远在《红楼梦》《花月痕》之上，而以酒令为尤佳，可以称在一切说部之上。此则背景不同之故，而非谓著者之能不能也。《品花宝鉴》之背景，乃毕秋帆、袁子才、蒋心馀、张船山、江慎修等，皆乾隆朝知名之士，与《红楼梦》之描写小儿女口吻，笔墨自应不同。唯不得作者主名，其自序一篇，只署“石函”之别号而已。但中有“尝作《梅花梦》传奇”一语，查《梅花梦》乃以冯小青为背景，其自序署曰“劫海逸叟”，亦无主名，唯曰“尝拟就正于黄韵珊而未果”。查韵珊名燮清，海盐人，道咸间之名曲家，著有《倚晴楼七种》行于世。据《梅花梦》之题辞及后跋，得知作者姓张名道字少南，钱塘人，殁于同治元年壬戌。因此而得知《品花宝鉴》作者之为张道也。《梅花梦》共凡三十四出，填词只是平平，无甚精采。

《儿女英雄传》亦清代之长篇小说，作者自署为“燕北闲人”。有雍正阏逢摄提格观鉴我斋一序，盖即雍正十二年甲寅也。又有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东海吾了翁一序，及光绪四年戊寅马从善一序，得知作者名文康，旗满人。是书之特色，在于从一人身上而写出两种个性，前后若两人。此一点允为他人所未有，余外只是平平。但在第三十二回中，忽有诋毁《品花宝鉴》之语，无乃太奇。以康乾间人所著书而评论道咸间人作品，其为后人羼入无疑。但该改窜者亦未免太不留心矣。况复以读语录之头脑读小说，尤属可笑。偶因考订《品花宝鉴》作者而类及之。

一四八

偶披阅黄哲维之《花随人圣 摭忆》，见有记经莲珊遁迹澳门事，详其始而未悉其卒，为补叙如次。盖此事实余之所亲见也。先是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清廷册立大阿哥，用作废立之预备。时经莲珊任上海电报局总办，单衔电总理衙门王大臣，谓此举有违祖制，请收回成命。以此获罪，亡命澳门。计当日维新志士之入内地活动及往南洋诸岛办报馆、筹饷械者，咸移家港澳间，以备纵有蹉跌，庶不至祸贻父母、罪及妻孥也。于时有粤人刘学询者，以赌起家，寝成巨富，累捐至候补道，自告奋勇，欲逮捕志士以邀功。澳门原是彼赌围姓时之大本营，以是因缘，曾作澳门绅士。澳门之葡萄牙总督，其故交也。时刘家居广州，重赂葡督，诬莲珊亏空电报局公款而潜逃，用以撇去政治犯之名，计亦狡矣。交涉引渡，既有成议。盖葡人之政治道德自不如英美。计此案在澳门法庭对质时，余尝为莲翁作证人。繇是港澳志士大起冲动。时有一侠士杜标者，广东南海人，本绿林豪客，而亦有道之盗也。愤刘之所为，必欲除之，然未识刘面。乃机会之来，诚有出人意表者，澳督忽为一葡兵所戕。先是澳政厅有职出缺，一兵目宜递补，其第二资格者则澳督之子也。澳督乃于事前摭一小事罪兵目，监禁一星期，罪满释放，而该缺则已补督子矣。兵目出狱后，即入酒肆狂饮，旋用其所荷之长枪实弹而至总督办公室，一击毙之。出殡之日，刘学询自广州来，为之执绋。杜标得杂于道左群众中，侦识刘貌。事毕，刘乘省澳每日定期航轮返广州，杜亦购一三等票与之同舟。既抵岸，刘自有肩舆来迎。当其俯身升舆，转面就坐之际，杜遥以手枪击之，应声而倒。杜之技术，能以手枪击飞鸟，鲜不中者，此亦余所亲见。当日刘之所以不即死，殆因子弹击中其所服半臂衣袋中之象牙鼻烟碟，弹横撇斜穿其乳房之皮肉，以此获免。然自此一击之后，刘即匿迹消声，再不敢以志士头颅作进身之具矣。盖千金之子，不能不有垂堂之戒也。杜标短小精悍，时年约二十七八，入民国其人尚在，今则莫知其所至矣。

一四九

戊戌后，先兄旅居日本。庚子之冬，章太炎往视之。一日，两人同在横滨新民丛报馆之斗室中，章曰：“余渡海时，于舟中偶得一联，未能成对。曰：‘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盖戊戌八月，康南海先生以九死一生，幸而免，故亦自号为更生也。“中”“北”“南”乃方位，“垒”“江”“海”皆地理，三者平列，而首句则已将“三”字用上，自是绝对。当日同人，亦只有赞叹而已，无敢着想者。

事隔二十年，于民国九年秋，余往宣武门外香炉营头条唯一报馆访一人，有符九铭在坐，偶举章之联语以资谭助。不十五分钟而九铭曰：“得之矣。曰：‘世间一长物，孔兄墨哥佛郎。’”“孔”“墨”“佛”乃宗教，“兄”“哥”“郎”则人伦，三位一体，而以“一身之外无长物”之成语运用之，可称巧思。

自清中叶以迄民初，华中、华南尽流通墨西哥银元，至熊希龄内阁颁布币制条例后，墨银乃绝迹。是故三十上下岁之人读此联已减少兴趣矣，因墨西哥银元为目所未睹故也。文章固有时代性，此类是已。

对联文艺，唯中国为能有之。欧西文字，虽亦字有虚实，音有高低，但阴阳四声之间，不能如中国之严格规定。且非一字一音，尤乖所宜。是以对联、律诗、律赋、骈文等类之文艺，根本不能产生。模仿乃动物天性，尤为人类之所长。然而万事万物可以模仿，唯欲以欧西文字作骈语，可决其为不可能。长林、丰草，终久是两件事，根不同也。

一五〇

“庸人多厚福”一语，似是精明强干者偶遭蹉跌之牢骚话，其实不然。庸人固自有其多福之道，请伸论之，先释庸。

何谓庸，即庸碌是已，碌碌无所长，无咎亦无誉，换言之即曰平凡。无咎则无风波，无誉则不招忌，平安是福，何必不凡？身心皆平均发达，是曰健全。健而全，那得非福？

庸之对面曰天才，天才云者，即谓此人之才智特别发达于某一部分是已。譬诸全体概为百分比，此一部分占百分之八十，自是过人七倍。然而其他各部，共只得百分之二十，显然偏枯，是曰不健全。不健全便是有病，此病即是神经病。然则所谓天才家，亦即神经病者而已。牛顿为所豢之爱猫筹算，其智乃不逮木匠。远火炉可以避热，常识曾不如执役之佣。

此种神经病者，非只限于科学家，政治、文学，随在皆有。若此辈肯用其所长，将必有惊人成绩。无如好用其所短乃人类通病。因为彼之所长即是彼聪明会萃之点。彼若出其兼人之偏重力以作一擅长之事，自觉轻而易举，以为人亦如我，不足为奇。必择一较难之事，庶几足以尽吾才。而岂知彼所认为较难者即是偏枯处，是即人类之所以好用其所短之原因矣。

用其所短，易致失败，反不若埋头苦干之庸人可计日呈功也，故曰“庸人多厚福”。

红颜多薄命，其理亦然。红颜即美之谓，旧中国社会，以带病态之女子为至美。“轻盈”“婀娜”“纤丽”“荏弱”，乃美之形容词，皆病态也。带病态必非健康，不健康每多短命，此其一。宋督之杀孔父，只为其妻之美而艳，此其二。蛾眉伐性，此其三。庄姜美而无子，此其四。短命，作小寡妇，无子，皆曰薄命，此世俗之见也。强健而有宜男相，则不合美人条件矣，那得不薄？

五官端正，实美之基本条件，眉目尤占最重要之部位。然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女子善怀，明眸善睐之人，感受激刺每较呆滞者敏而且多。忧能伤人，那得不薄？红颜之与薄命，因果乘除，约略如此。

一五一

《离骚》乃即物以寓讽谏，《九歌》乃因改作祀神曲以寄意，唯《九章》乃屈原个性之最真表现。《九章》之中，尤以《橘颂》一篇，实屈子之自状。如曰“深固难徙，廓其无求”，曰“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曰“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凡此皆借颂橘以自写其宁折不屈之特性。

《惜诵》曰：“言与行其可迹兮，情与貌其不变。”又曰：“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离尤。”《涉江》曰：“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怀沙》曰：“欲变节以从俗兮，愧易初而屈志。”又曰：“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悲回风》曰：“怜思心之不可惩兮，证此言之不聊。宁逝死而流亡兮，不忍为此常愁。”诸如此类，莫不充分表现其倔强之个性。至于《怀沙》所云，虽明知前辙之既覆，亦不肯有所更改，固执真无以复加。以如此个性，自杀亦固其所。

屈子继述三百篇之比兴体，辞多象征。唯《抽思》之“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则为说理之文，几于语录。

一五二

光绪十一年，梁鼎芬以法越事件，弹劾北洋大臣李鸿章，因而去官。当日南海先生尝有《蝶恋花》一阕慰问之。词曰：

记得珠帘初卷处。人倚阑干，被酒刚微醉。翠叶飘零秋自语。晓风吹堕横塘路。　词客看花心意苦。坠粉零香，果是谁相误。三十六陂飞细雨，明朝颜色难如故。

梁和韵答之，其下半阕曰：“多谢词人心太苦，侬自摧残，岂被西风误？昨夜月明今夜雨，人生那得长如故。”十七年辛卯，南海先生讲学于广州之万本草堂，梁赠以近体七言律诗三首，其第一首曰：

牛女星辰夜放光。樵山云气郁青苍。九流混混谁真派，万木森森一草堂。但有群伦尊北海，更无三顾起南阳。芰衣兰佩夫君意，憔悴行吟太自伤。

其时南海先生亦以中法之《北京条约》丧权失地，乃伏阙上书，有所论列。所志不行，归而讲学，故二三两联云云。西樵，乃先生故里。

一五三

干支古名，并非一字一音，如甲曰阏逢，乙曰旃蒙，子曰困敦，丑曰赤奋若之类，由今观之，无疑已成古董，但好奇之文士，犹或用之，不识每为所窘。如汪容甫《吊马守真文》发端曰：“岁在单阏，客居江宁城南”，盖谓卯年在南京也。又如《通鉴》每卷之首，例以干支古名纪时间，如曰“汉纪五十八，起屠维赤奋若，尽昭阳大荒落，凡五年”，盖谓起己丑迄癸巳也，不识恶乎可？但此二十二个殒石式之古代名词，一时颇难记其顺序。

有干支古名歌，颇便于记忆，录之。

《天干歌》曰：

阏逢之下是旃蒙，柔兆连强圉著雍。屠维上章重光次，玄黓昭阳干乃终。

《地支歌》曰：

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兼协洽，涒滩与作噩。阉茂大渊献，困敦赤奋若。

此歌即熟读之后，迨应用时仍有窒碍。如欲知今年丙戌之古名为何若，仍须费一番翻译工夫以对照其顺序，颇不方便。曷若加入干支今名而减少虚字，则今古连带而不假思索，较为便捷。《天干歌》改作长短句，甲乙丙丁戊，押东钟韵。己庚辛壬癸，押江阳韵。《地支歌》则改五言为七言。试将所拟录于左。

《天干歌》曰：

甲阏逢。乙旃蒙。丙曰柔兆丁强圉，戊著雍。己屠维，庚上章。辛重光。壬玄黓兮癸昭阳。

《地支歌》曰：

寅摄提格卯单阏，辰执徐巳大荒落。午敦牂兮未协洽，申涒滩兮酉作噩。戌阉茂亥大渊献，子困敦丑赤奋若。

如此则随手拈来，即可应用，不假思索。如问今年丙戌之古名，即可应之曰柔兆阉茂。

六十四卦名，共计七十九字，亦颇难记其顺序。余尝仿曲律格调，平仄互协，截为歌，录之。

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韵语最能助记忆，尝执小学生数人作试验，只三十分钟工夫，皆能将六十四卦名背诵如流矣。

古亦有六十四卦歌，加虚字编成七言韵语，略如《干支歌》。唯余之所编，则未尝加一虚字。

一五四

戴安道不乐当世，隐居剡山，而其兄安丘则为功名之士。谢太傅谓安丘曰：“卿兄弟志业，何其太殊？”安丘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此一事也。又陈仲弓之子元方尝候袁公。袁公问曰：“贤家君在太丘，远近称之，何所履行？”此又一事也。凡此二事，称谓有异于时流，可见不必定要“家兄”“舍弟”“尊翁”乃为当行。

林道人诣谢公，谢朗时始总角，新病初起，体未堪劳，与林公讲论，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后听之，一再遣信令还，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因流涕抱儿以归。谢公曰：“家嫂辞情慷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士见。”又王平子少时，见王夷甫妻郭氏贪得无厌，令婢路上儋粪。平子谏之，并言不可。郭大怒，谓平子曰：“昔夫人临终，以小郎属新妇，不以新妇属小郎！”急捉衣裾，将予杖。平子力争得脱，逾窗而走。是则“新妇”之称，不必定限于初来，虽半老佳人，一例可用。自称“新妇”，较于“奴家”或“贱妾”，大方多矣。

一五五

查初白《东坡诗注》云：“凡诗四句，以第一句对第三句，以第二句对第四句，谓之扇对。”东坡《和许朝奉》诗：“邂逅陪车马，寻芳谢朓洲。凄凉望乡国，得句仲宣楼。”即是此格。赵彦村谓此格始于《白氏金针》。胡仔云“杜少陵《哭郑少监》诗：‘得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移官蓬阁后，谷贵殁潜夫。’则前此已有之，不始于白氏矣”云。

余以为赵说固非，胡说亦非。此格由来甚早，远在唐之前。曹子建《鰕䱇篇》：“鰕䱇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即是此格。又陶渊明《归园田居》：“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亦即此格。颜延年《赠王太常》诗：“舒文广国华，敷言远朝列。德辉灼邦懋，芳风被乡耋。”谢康乐《夜宿石门》诗：“朝搴苑中兰，畏彼霜下歇。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皆是此格。谢诗尤巧，既以“朝搴”对“暝还”，“畏彼”对“弄此”，而“苑中兰”复与“石上月”对，“霜下歇”复与“云际宿”对。则扇对而兼蝶翅对矣。

一五六

作像赞须用一种特殊技术，要超逸又要着实，要简洁又要包罗，诚不易也。李龙眠尝为东坡写照，留存于金山寺。东坡归自儋耳，重过金山，自题其画像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斯时东坡真可谓阅尽沧桑，自不免有牢骚气，然甚切实。且当其逾岭北还，由彭蠡出江，行过金陵时，乃五月一日，距属纩只两月有奇，壮志销沉殆尽矣。

陈同甫《题辛稼轩画像》曰：“呼而来，麾而去，无所逃天地之间。”稼轩作官四十五年，三仕三已，未尝一度求去，亦未尝一度召不起。同甫此赞，是诚写真妙笔。

罗瘿公语余一像赞，其名则忘之矣，姑以张三代之。赞曰：“张三之面，宽才四指，胡须不仁，蚕食其旁而不已。于是张三之面，所余无几。”滑稽可喜。

一五七

爵、禄、废、置、生、杀、予、夺，是曰“八柄”，王者之所以驭臣下也。《周礼·天官》篇曰：“太宰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一曰爵，以驭其贵。二曰禄，以驭其富。三曰予，以驭其幸。四曰置，以驭其行。五曰生，以驭其福。六曰夺，以驭其贫。七曰废，以驭其罪。八曰诛，以驭其过。”计为恩者五，为威者三，此之谓恩威并济。然而七与八两项有所未惬。

《说文》：“罪，犯法也。从网从非。”有为非而触法网之意。《易·解卦》：“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疏曰：“罪，谓故犯。”此其一。《说文》：“过，失也。”误犯也。《周礼》：“一宥曰不识，二宥曰过失。”郑注：“宥，过失，若今律过失杀人不论死。”此其二。以此论之，则无心之失曰过，有心之恶曰罪。故曰：罪，故犯也。此就被告方面言之也。至于执行方面，则成问题矣。废，弃置也。所谓废弃终身，废为庶人，只是断绝其政治生命而已，其人固无恙也。至于诛，则是极刑矣。以极刑处误犯而轻罚故犯，是所未解。

一五八

北京大庙古柏林中之灰鹤白鹭，优游自在，不解畏人。秋去春来，年年不误。盖所谓候鸟也。丙戌长夏，忽有自南来之悍卒，纵猎园中。遂使雏坠巢倾，群起高翔。哀鸣竟日，始相率而去。从此寂寂空林，数百年之城市逸趣不复得矣。倚白石自制之《凄凉犯》以寄意（代荷花说几句话）。此调所用之去声最严而最多，梦窗亦不敢有异，自应依照，亦曰形似而已。

凄凉犯 又名《瑞鹤仙影》

态慵意远，长林外荷蕖乱点烟渚。晓珠露冷，风裳坠粉，翠云障暑。芳心最苦。自怀想年时旧侣。记临流、并肩照影，去去向何许。　惆怅年华误。伴我晨昏，慰情唯汝。为伊泪落，尽凄凉那更延伫。铩翮飘零，万千恨凭谁寄语。镇无聊拔剑起舞，夜正午。

一五九 寿陆达权六十

大江流日夜，终古常如斯。昆仑孕冰雪，皑皑连须弥。万壑自争流，峡束成奔驰。下游汇众水，灵麓郁殊姿。岂独山川秀，人物亦瑰奇。君是此中杰，商管同襟期。负笈走万里，归来多设施。治术亦有道，明法诚纲维。

无界限华夷，天心何厚薄。嗟我神明胄，酷似犬羊缚。会当展所怀，一趾宁肯削。笑谈折樽俎，侃侃示不弱。朝市知姓名，千金重然诺。弃置怜鸡肋，遂我青山约。

青山自明媚，沧海安可量。悠悠万古事，辘辘回中肠。天地无弃材，诱掖在有方。小子杂狂简，谁可与津梁。栽培试十载，桃李已成行。抱瓮亦辛勤，所获能相偿。有时还自笑，携影出回廊。仰首望飞鸿，此意毋相忘。

秋色入霜林，秋气横八极。塔铃动饥雀，栖栖不得食。志士多苦辛，谁敢怨劳逸。功成尚一篑，去天咫有尺。相看未嫌老，加餐在努力。更尽此一卮，且勿感今昔。

一六〇

苦闷生涯，于兹六载。门庭多暇，时或学秋虫唧唧，用以自娱。自春徂秋，凡得二十四首。亦姑存之，以助记忆。统名之曰“癸未竹枝词”。

一

镂月裁云费巧思，避人心事卜佳期。闲情凭写深深愿，遥向黄陵拜古祠。

二

湘帘未动却闻声，半面窥人最有情。左右逢源君莫笑，此生曾不负虚名。

三

短衣济楚小儿郎，爱好偏宜武士装。明月一庭花影动，却教前后捉迷藏。

四

桥边红药可怜生，潮送鸥还浪未平。天外行云山影动，归鸦犹带夕阳明。

五

黑风吹下水云间，垂翅d鹏去不还。灰劫昆池劳索解，天南留得月弯弯。

六

上蔡东门踯躅行，重环鬈首美如英。颦眉王段悲苍颉，肯与斯文诉不平。

七

憔悴行吟恨有余，天涯飘泊泣鳏鱼。乞怜岂是男儿志，缱绻心情淡欲无。

八

千载骚魂意未平，洞庭风起月生明。似闻角黍新来大，湘水湘波无限情。

九

太息垂垂颔下牌，黑章黄绶巧编排。乱离堪羡升平犬，应识圆颅未必佳。

一〇

朱门佳话满金台，艳迹流传暖玉杯。谁信东楼家里物，只今还得舶中来。

一一

泰否乾坤共六爻，是谁颠乱错相交。不仁已自怜刍狗，无用更成倒系匏。

一二

晴丝垂柳绿云鬟，谁遣鸦巢压翠钿。昔日柔条今断梗，背人悬泪晚风前。

一三

浪转江流石亦轻，荆门南望楚山横。咎将谁执浑如梦，闲倚高楼看月明。

一四

浮海居夷迄未曾，卦爻垂象却分明。谓他人父思绵葛，追远情怀亦可矜。

一五

漆城老死不闻歌，行路艰难可若何。掩卷两眸清炯炯，虚堂闲坐看秋河。

一六

物换星移亦夙因，当年遗恨楚江 。苞茅不入知余罪，浮楫君其问水滨。

一七

必也正名可忽诸，春秋悬义孰能诬。馨香乍觉盈怀袖，肯道今吾是故吾。

一八

烈泽宁劳运斧斤，吁嗟世事何纷纭。却教礼鼠拱而立，四境鸡狗时相闻。

一九

啼饥灵鹊怯高翔，未得桥成意自伤。凭寄银云诉离恨，瓣香遥拜小牛郎。

二〇

醉来时复响空弦，青粉墙高欲上天。徙倚追凉就槐影，不堪回首话当年。

二一

惊疑滋味足欢娱，一夜东风燕引雏。玉果犀钱沾四座，论功曾到使君无。

二二

丝雨暗前村，来去江潮亦有痕。畦畛纵横芳草绿，自成蹊径入衡门。

二三

巨鳌蓄怒几多时，展转思量总不宜。见猎玉皇亦心喜，照临犹觑弄潮儿。

二四

霜林愁对可怜红，南雁依微度碧空。己拚年年行役苦，肯随娇鸟入樊笼。

【释文举例】 第一首乃南京储备银行钞票之暗花纹。第六首乃“ ”“ ”二字。牵黄犬出上蔡东门，是李斯故事。卢重环，其人美且鬈，是《诗经·齐风》。郑笺：“卢，田犬也。”王念孙、段玉裁诸人对此二字，咸瞠目而不能识，气死苍颉。第十九首乃洋七夕，即芦沟事变之日。第廿一首乃缅甸国八月一日成立政府，同日照会轴心国及中立国，同日日本政府宣告承认，同日缅甸国对英美宣战。合卺杯、扶头酒、汤饼筵同时并举，妙不可言。此事岂可令卿有功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