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院情史 美满婚姻

到了六月，天气比五月更热，这是我唯一记得的。

当然，记忆里也还存下若干零零碎碎的片断。例如，我记得剧院入口处停着德雷金的四轮马车，德雷金本人穿件蓝色束腰棉袄，端坐在驾驶台上，从旁经过的汽车司机各个向他露出惊奇的神情。

之后，我记得大厅里散乱地放着许多椅子，演员们便坐在这些椅子里，一张铺有呢毯的桌子旁坐有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福马·斯特里日和我。

在这期间我对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有了更多的了解。我敢说，所记得的这段时间也是我最最提心吊胆的日子，我竭尽全力企图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一个好印象，为此我着实费了一番张罗。

我把灰西服交给杜尼娅熨烫，付她十个卢布作为酬劳。

我在一个院门洞内找到一间火柴匣大小的破屋，破屋里有一个手戴两枚钻戒的壮汉，从他手里买下二十条浆领，因而每天去剧院时都能换上干净的。除此外我还买了六件衬衫——当然，已不是在哪个院门洞里，而是在国营西货商场——四件白的、一件紫条纹的、一件蓝格眼的，另加八条不同花色的领带。我发现在市中心的一个街角上有个挂满鞋带的商柜，柜旁坐个不管冷暖均不戴帽的小贩，我从他手里买了两管黄鞋油，每天早晨用它把我的皮鞋擦亮——先使从杜尼娅处借来的刷子，后使我的睡衣下摆。

由于这些大得吓人的开销，我不得不用两个夜晚写了一个名叫《跳蚤》的短篇并在参与排练之余，夹着这个短篇去拜访一些周刊的编辑部。我先从《河运报》开始。他们倒是喜欢这玩意儿，但以不可抗辩的理由拒绝采用：这短篇与《河运报》两不搭界。后来又怎地奔走于各刊编辑部之间，编辑先生又如何拒纳，说来未免话长而且枯燥无味。我只记得，处处对我都不客气。尤其记得有个戴夹鼻镜的胖子，不但坚决拒绝拙作，还教训似的抢白了我一顿。

“在您小说中感觉得出有横送秋波的意思。”胖子说，并用厌恶的眼光瞧我。

我企图辩解，文中断无献媚之意（换了现在，我就说出口了），但我唯唯诺诺，承认文章乏味，写得不合情理，作者缺乏写作才能。

三星期来我带着手稿到过瓦尔瓦尔卡、沃兹特维任卡、清水塘，甚至到过普柳希吟，突然时来运转，把手稿卖了出去。那是在米亚斯尼茨大街一条名叫金乌斯京的胡同里，如果我没记错，卖给了坐在五楼一个脸上长颗大痣的人。

把拿到的钱堵了缺口，我又回到剧院，因为情之所钟，已离不开剧院，一如吸吗啡的离不开吗啡了。

但我不得不怀着沉重的心情承认，我这番努力非但不奏效，而且得了个令人伤心的相反效果，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一天比一天更讨厌我。

我太天真，我原先把主要赌注压在那双能反映春暖花开的皮鞋上。不单如此，我还设下巧计，其中包括如下措施：说话柔和动听，意义深刻不凡，句句暖人心窝，加之以直率、真诚的观点，加之以唇边的微笑（不支吾其词，而是流畅自然）。我的头发梳得无可挑剔，脸刮得一干二净，发表的见地聪慧、扼要，显出我知识的渊博。但是啊，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起初以笑脸相迎，后来笑容愈来愈少，到后来压根儿不笑了。

于是每夜我在家预先演习。我拿起一面小镜子，面对它坐下，开始说道：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兴许您也已发现，依我之见，使用白刃未必合适……”

一切编排得再好不过。嘴上挂着符合礼节的微笑，镜后的眼睛显得那么有智慧，平展展的前额，发缝有如一条白线。所有这一切理应获得相当的硕果，但结果很糟。最后我精疲力竭，人也瘦了。修饰也不注意了，一条浆领连续用了两天。

有天晚上我忽想做次实验，先不对镜，朗读了一段独白，然后偷眼朝镜子一瞥。

不料不看便罢，看了大吃一惊，镜中人额头上堆满褶皱，咬牙切齿，脸色不善，隐含图谋之意。我明白到镜子骗了我，于是把它扔到地上，碎成了三角形。人云打碎镜子绝非好兆，那么对于主动打碎镜子的疯子又该怎么说呢？

“笨蛋！笨蛋！”我痛骂自己，静夜里声音像乌鸦聒噪。这么说来，我只是对镜自照时方模样儿不错，一旦离开镜子，失去监督，脸就暴露出内在思想，并且……唉，我这人真不成料！

我并不怀疑，若这笔记本落到哪个读者手里，准不会产生好感，他会说：笔记主人是个滑头，表里不一，只是出于某种利益考虑想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面前讨个好印象。

不过且慢，容我一一道来。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执拗地主张勾掉巴赫金举枪自杀、月光下拉手风琴的场景，但我知道，勾掉它也就毁了全剧，损害了真实。我在写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剧情简介上就说明白了的——当然，写这玩意儿等于白搭。我与他初次相识时便已发觉，无论用什么方式与他的执拗作斗争皆不可能，于是只剩下一条路：用外貌取胜。这便是对镜操练的原因。我企图拯救那声枪响，当月光照到血迹斑斑的雪地上时，观众能体会到桥上手风琴声响得是那么可怕。我希望观众能看到黑的雪。

除此之外，岂敢他求？！

乌鸦又在聒噪了：

“笨蛋！你应该明白最最主要的！怎么能让一个你所不喜欢的人喜欢你呢？既然两人两个心眼，无论你如何对镜操演也换不了一个善来！”

而我不喜欢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也不喜欢他的姨妈纳斯塔西娅·伊万诺芙娜，更不喜欢柳德米拉·西尔韦斯托芙娜。是凭我的感觉！

每天中午，帕金迈着急促的碎步走进昏暗的正厅，双手捧双套鞋，脸露恓惶的笑容。他后面跟有手捧方格毛毯的女秘书奥古斯塔·阿夫杰耶芙娜，她后面是柳德米拉·西尔韦斯托芙娜，一手拿笔记本，一手拿花边手帕。

到了正厅，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穿上套鞋，在导演桌后坐下，由奥古斯塔给他披上毛毯，于是台上开始排练。

排演时柳德米拉在导演桌不远处自找座位开始记录，不时发一两声惊叹——但声音不大。

写到这里，我应说明，我企图掩盖的不满情绪绝不是来之于毛毯或者套鞋，甚至也不是柳德米拉，而是来之于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他执导五十五载，发明了一套演员如何准备所演角色的理论，这理论广为人知并受到广泛赞赏。

我一分钟也不怀疑，这确是套天才理论，但应用于实践时却只好叹息。我敢用脑袋打赌，如果领一个外人来看排演，他非大惊失色不可！

帕特里克耶夫在我的剧里演小公务员。他爱上了一个女的，女的却不爱他。

这是个滑稽角色。帕特里克耶夫演得很滑稽，而且愈演愈好，逼真得使我认为这不是帕特里克耶夫，而正是我设想中的小公务员，或是我早就认准帕特里克耶夫身上有小公务员的气质。

只消德雷金的四轮马车出现在剧院门口，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肩头披上方格毛毯，就开始了每天的排练。排演打从帕特里克耶夫起头。

“好，开始吧。”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道。

大厅里鸦雀无声。激动的帕特里克耶夫（激动体现在他那快哭出来的眼睛里）在和女演员排演求婚。

“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眼睛透过长柄镜熠熠发亮。“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暗暗哎哟一声，心为之一沉。我想象不出还有谁能胜过帕特里克耶夫一分的。“如果他能演得更好，”我怀着敬意注目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那么我一定拜倒在他脚下。”

“全不是那么回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又道，“这算什么呀！这不过是假心假意。他是怎样看待那女的？”

“非常爱她，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啊，爱得没商量！”注视着排演的福马·斯特里日高声回答。

“是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应道。接着问帕特里克耶夫：“您有否想过，什么才是热烈的爱？”

帕特里克耶夫在台上做了回答，但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楚。

“热烈的爱，”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续道，“它表现在：为了所爱的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吩咐：“拿一辆自行车来！”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口谕由斯特里日转达：“喂，管道具的，来辆自行车！”

道具工把一辆油漆剥落的自行车推上舞台。帕特里克耶夫觑了它一眼，倒抽一口冷气。

“热恋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所爱的那个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朗声说道，“无论吃饭、走路……”

我惊喜交集，不由探过头去看柳德米拉往笔记本里写了些什么。但见她用孩子的笔迹写道：“热恋者所做一切都是为了他所爱的……”

“因此，请为您所爱的人骑一趟自行车。”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罢服了一片薄荷。

我目不转睛地瞧着台上。帕特里克耶夫骑上自行车，扮意中人的女演员坐在椅子里，贴肚抱个漆布大手提包。帕特里克耶夫踩动脚蹬，晃晃悠悠绕椅子一圈，一眼睨着提示员小亭害怕掉将进去，另一眼盯着女演员。

大厅里的人都笑了。

“全不是那么回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不满地说，“干吗您瞪大圆鼓鼓的眼瞧提词人？您骑车是为他不成？”

帕特里克耶夫重又跨上自行车，双眼直盯女演员，一时不及转弯，车子冲进侧幕。

他扶车回到台面。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认为这次的表演也不正确。于是帕特里克耶夫第三次骑车兜圈，身在车上，头朝女演员。

“糟糕得很！”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叹道，“全身肌肉紧张，乃是不相信自己的表现。您放开肌肉，让肌肉松弛！头不自然，这是不相信自己头脑的表现……”

帕特里克耶夫骑上车，低头瞟着女演员从她身边过。

“白白走了一遭，您心里没有装着您钟情的姑娘。”

于是帕特里克耶夫又一次跨上车，一手叉腰，一手扶把，火辣辣的眼睛盯着意中人。不意车把一扭，车子直往女演员撞去，女演员的裙子被车胎弄成了脏乎乎的。女演员发出一声惊叫，大厅里的柳德米拉也随之叫出声来。当即查问女演员有否受伤，要不要请医生，幸好得悉女演员并没有伤着。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再次吩咐帕特里克耶夫上车。后者骑了不计其数。最后大导演问他是否累了。帕特里克耶夫说：不累。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他已看出帕特里克耶夫确是累了，施恩释放，让一群约请上台的演员替换。

当我上小卖部吸烟回来，场景已换，台上端坐着约请来的演员，包括三男二女。女演员一位是扮帕特里克耶夫意中人的女角，另一位则是印度来信中提到的韦什尼亚科娃。她们相继念着同一台词，都想抽出手来做手势，却在半途中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所制止。

福马·斯特里日见我好奇，便悄悄向我解释，说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故意不让演员动手，要他们把思想诉之于哀辞而不是双手。

我带着一大兜新奇事物从排练场回到家，独自评论道：

“是的，这一切确实奇妙。之所以奇妙，只因为我是戏剧的门外汉。每一种艺术都有自己的规律、秘方和独特招式。野蛮人见文明人用牙粉刷牙觉得可笑，不懂行的人见医生手术之前抽病人血做化验感到奇怪……”

我很想在下次排演时瞧见帕特里克耶夫表现“为她”而骑的绝招。

但到了第二天，谁也不提自行车一事，一心一意在练一个新的、同样奇妙无比的招式。

帕特里克耶夫应向他的意中人献上一束鲜花，为此排练从十二时开始，持续了整整四个钟点。献花者不单是帕特里克耶夫，而是所有被邀上台表演的人，包括演将军的叶拉金和演强盗头目的阿达里贝尔格。福马见我瞠目结舌，又赐予我以安慰，说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做法如同往常那样贤明，他借此机会言传身教，使大家都能领会表演艺术的要旨。果真，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在谆谆教导如何向一位太太献花，献花因人而异，方式各有不同。据说演得最好的乃是科马罗夫斯基-比翁库尔，即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于一八八九年在马里认识的将军。

但我自认献花献得最棒的莫过于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本人。他一时忘情，接连十三次走上舞台表演如何赠送这令人愉悦的礼物。不愧为奇妙的天才演员。

翌日排练我因故迟到，来到时见舞台上一字儿排坐着奥莉加·谢尔盖耶芙娜（女主角扮演者）、韦什尼亚科娃（应邀上台者）、叶拉金、弗拉钦斯基、阿达里贝尔格和几个我不认得的人。他们按照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口令“一、二、三”从衣袋中掏出看不见的钞票点数，然后把这看不见的钞票放回衣袋。

这项练习结束之后（之所以做此练习，皆因帕特里克耶夫在本场中该点钞票），又开始了另一项目。许许多多的人被叫上台来，分坐在椅子里，用看不见的笔在看不见的桌上写信，然后把写好的信放进信封，把信封封口。（又因为帕特里克耶夫的缘故！）项目的名称是：写情书。

不过其中出了个小小的差错，把一名今年才进剧院的道具工人也请上了台。这全因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热心，他鼓励大伙儿上台练功，却又不太认得人。

“您怎么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冲那鬈发小伙叫道，“在等待别个邀请吗？”

道具工坐进椅子，往指头上吐口唾沫，也和大伙儿一样写那封空空如也的情书。依我看来，他表演得不比别人差劲，只不过脸红红的，带着羞涩的笑。

这就引起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不满。

“坐边上那个乐呵呵的小伙怎么啦？他姓什么？大概想进马戏团？为什么嬉皮笑脸？”

“他是道具工，道具工，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福马为难地解答。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不吭声，这才把道具工放生去了。

日子在艰苦的劳动中一天天过去。我目睹过多少新奇的事啊！我曾见一群演员在柳德米拉·西尔韦斯托芙娜（她并不参加此剧演出）带头下，叫嚷着奔过台中央，俯身到冥冥之中的窗口。

事情出在献花、写情书那幕场景。其中有个情节：女主人公看见远处失火，连忙奔向窗口。

为此又进行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大操练。坦白说，我看了只觉得心头郁闷。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理论中包括这样一个新见地：排演中既定台词可以不起作用，演员应该凭自己的体验去表演。他命大家重新体验一番失火时的心态。

因此每个奔向窗口的按他自己的体验叫喊。

“啊，上帝！我的上帝啊！”大半都是这样呼喊的。

“哪儿失火？怎么回事？”阿达里贝尔格发出惊叫。

“救命啊！哪里有水？这是叶里谢耶夫那儿起的火！（鬼知道为什么是叶里谢耶夫！）快快救火！救救孩子！爆炸了！快呼叫消防队！咱们没救了呀！”男声女声一同呼喊。

但所有喧哗都被柳德米拉·西尔韦斯托芙娜的尖嗓所覆盖。她喊出的话简直离了谱：

“啊，上帝！啊，万能的主！我那些箱子怎么办呢？！还有钻石，我的钻石！”

我看着柳德米拉绞起双手的模样儿，心想我剧中的女主角其实只消说一句“你们瞧……失火了……”便已足够，我并无兴趣观看不参加此剧演出的柳德米拉体验失火时的神奇心态。珠宝箱之类与剧情风马牛不相及，她的叫喊使我脸起痉挛。

到了第三个星期末尾，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导演使我从头到脚陷进了绝望的深渊。原因有三。第一，我用加减法一计算，不由吓了一跳。三个星期来未排完一幕，而全剧共有七幕，以三乘七……

“天哪！”我夜里躺在沙发上翻来覆去地想道，“三七二十一……二十一或者二十五……是的，二十五周，也就是六个月！剧本何时方能搬上舞台？再过一周便到剧院休息季节，也就是说九月以前不可能排演！天哪！九月，十月，十一月……”

昼长夜短，天很快就亮了。窗大开着，却丝毫没有凉意。我带着偏头痛去观看排练，脸膛既黄又瘦。

第二个使我绝望的原因更是严重。我且在这笔记本上说出秘密：我怀疑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理论。是的！说出来大逆不道，但我确是这样想的。

第一周结束时此种大逆不道的疑虑便已潜入心中，到第二周结束时我已明白他那套理论在我的剧本里压根儿用不上。帕特里克耶夫并未能更好地表演献花、写信或者求婚。不！他显得那样地勉强、干巴巴、毫不可笑，到后来竟然突然患上了感冒。

当我把这坏消息伤心地告诉邦巴尔多夫时，对方冷冷一笑，说：

“不要紧，感冒很快就会过去的，他已好了许多，昨天和今天还在俱乐部打台球来着。一待排练结束，病体也就会痊愈，您等着瞧吧，其他人也会患上感冒的，我想，首先是叶拉金。”

“啊，见鬼！”我终于悟出了个道道。

邦巴尔多夫的预言很快得到应验，过了一天，叶拉金从排练场消失了。关于他，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在记录中写道：“感冒，批准请假。”同样的不幸落到阿达里贝尔格的头上，关于他，也写进了记录。继阿达里贝尔格之后，韦什尼亚科娃，在我的计算中又加上一个月的感冒，我咬得牙齿格格响。不过我既不谴责阿达里贝尔格，也不怪怨帕特里克耶夫。说大实话，阿达里贝尔格演强盗头目，他那桩强梁汉子的事只出现在第三和第五场，又何必在第四场里为喊叫“失火了”枉费时间？！

正当帕特里克耶夫边喝啤酒边玩台球之际，阿达里贝尔格正领导一个戏剧小组在克拉斯普列斯纳俱乐部里排演席勒的《强盗》。

是的，他的一套理论显然对我这戏无用，甚至有害。第四场两个剧中人之间发生争吵，曾有这样一句话：

“我要跟你决斗！”

为此我不止一次发誓要剁掉自己的双手，因为这句该死的话写进过三次。

刚念罢这句台词，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大为兴奋，立刻吩咐：“拿轻剑来！”我脸都吓白了，久久地瞧着弗拉钦斯基与布拉戈斯韦特洛夫叮叮当当交锋，担心弗拉钦斯基剁下布拉戈斯韦特洛夫一块肉来。

与两人交锋的同时，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向大家讲述科马罗夫斯基-比翁库尔怎样用重剑与莫斯科市市长的儿子决斗。

但问题不在于这该杀的莫斯科市市长的儿子，而在于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愈来愈执拗地要我在剧本中补写一个重剑决斗的场面。

我觉得，这是有意开我的玩笑，有意令我尴尬。当阴险的、背信弃义的福马·斯特里日要我一星期后交稿时，我该是个什么样儿的感觉啊！我抗议，福马坚持，盛怒下我在他的导演记录里写了“咱们来场决斗”六个大字，由此与他关系破裂。

我既哀伤，又愤慨，辗转不能成眠。我觉得自己受尽了侮辱。

“大概奥斯特洛夫斯基绝不会把决斗写进剧本，”我独自叨叨，“也不允许柳德米拉叫喊‘我那些箱子怎么办呢’之类的胡话！”

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可鄙的忌妒咬噬着我这个剧作者的心。不过，这只属个别事例，仅对我剧本而言，重要的不在于此。如今我与独立剧院已结下生死姻缘，离开它活不成，每天非去不可的了。我由怀疑始，最后形成了我坚定不移的信念，简单说来就是：如果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理论绝对正确，如果按他的方法演员确能获得体验角色的才能，那么不言而喻，每一个演员在每一出戏里应能唤起观众充分的想象，演得使观众忘记他们前面是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