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 第八章 宽政改革与江户文化

《妇女相学十体·轻浮之相》，喜多川歌麿

一、乐翁和鹰山

松平定信就任老中

对于目睹了天明大饥馑惨状的幕府当局来说，最头疼的是如何收拾田沼意次留下的政治烂摊子。1786年（天明六年），德川家齐继任将军，年仅15岁。在水户藩、纪伊藩、尾张藩这御三家以及其他势力的支持下，新任将军虽然将田沼意次及其党羽赶下了台，但在选定继任候选人上仍然费了一番功夫。时隔多年，政权再次回到了谱代大名手中。但是，有些谱代大名此前极力逢迎田沼权势，现在依然与其藕断丝连，因此不能指望这些人革新幕府政治。于是，御三家再次物色人选，最终将改革的令旗交与溜间诘 谱代大名极力推荐的奥州白河藩主松平定信（号“乐翁”）。

松平定信是御三卿之一的田安宗武的次子、德川吉宗之孙。他为官清廉，人品端正，担任白河藩主期间政绩良好，赢得了谱代大名阶层的普遍信任。松平定信为了重建天明大饥馑中百废待兴的白河藩藩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当时藩内生产力低下，商品生产落后，面对这一严峻的事实，松平定信首先将政策重点放在了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上。他禁止杀婴陋习，为了增加生产人口，给白河藩的分藩越后的女性发放路费，让她们移居白河地区，强制她们与当地男子结婚。天明大饥馑时，他把从江户运来的粮食发放给难民，使得本藩几乎没人饿死。

1787年（天明七年），松平定信就任首席老中。他曾对田沼政治深恶痛绝，好几次想拔刀杀掉田沼意次。但即便如此，当松平定信亲自上阵挽救幕府危机时，他同样感到了力不从心。他对御三家提出很多要求，例如希望得到将军的特殊信任；如果财政状况得以改善，自己将在翌年辞去老中一职，等等。翌年正月，松平定信向江户灵言岛吉祥院的欢喜天神奉上闻名于世的祈福文，以悲壮的决心祈求神灵保佑成就其政治抱负，以保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打压商业资本

在实行改革的过程中，松平定信只留下田沼时代的老中、若年寄共三人，余下全部免职，将户田氏教、松平信明、本多忠筹等政治盟友提拔为老中，确立同党合议、共同运营藩政的制度。

改革的第一板斧是应民众要求，废除田沼时代的人参座和油专卖制，叫停大阪、平野、堺的皮棉期货交易所。这并不是松平定信的政治秀，而是其改革的重要特征——“打压商业资本”的必要手段。松平定信辞去职务后的1800年（宽政十二年），幕府以延滞缴纳“上纳银”税赋为由，一举罢免了银座的町人，将此后的银币铸造收益全部归为幕府所有，将银座的直营权收归幕府。自开幕以来，坊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首俗谣：“连御老中都不能插手的，是大奥、长崎和金银座。”（《世外井上公传》）此前银座町人这一传统势力一直在幕后操纵着幕府的货币政策，其特权地位稳如泰山。而今，银座町人势力被清除殆尽，幕府官僚势力在幕府的财政政策上越发具有话语权。

在整顿幕府财政之际，松平定信效仿享保改革，彻底贯彻抑制财政支出的方针。由于改革重点被放在了重农政策上，因此幕府能够顺理成章地持续打压商业资本。1789年（宽政元年），幕府颁布《弃捐令》，命令札差放弃六年以前的旗本债款，六年以内的债款分年偿还。这一命令可谓当时幕府对商业资本的一记重拳，札差与旗本之间高达117 800两的债款一夜间化为乌有。

对风俗和出版的统制

幕府不断出台新的措施，如禁止买卖奢侈品、借整顿风俗之名限制城市居民消费等。由于各藩驻江户办事处的人员同属江户居民，因此这一类人所举办的奢侈宴会同样被官方取缔。幕府禁止女人到理发店理发，这与“自己的头发自己收拾”这一复古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田沼时代默许的私娼至此也被废除，在街上逮捕的私娼将被带到吉原做两年公娼。幕府还禁止混浴，将浴室分为男女，做不到这一点的澡堂也可实行男女隔日洗澡的营业模式。理发店和公共澡堂是江户儿的社交场所，这样一来，江户人在生活中的一半乐趣都被剥夺了。与此同时，田沼时代大行其道的博弈和赌博也被叫停，这让很多赌徒失去了生活来源，转行当上了盗贼。

为贯彻法令，幕府派出大量密探到江户市内监视。可是，不少密探收受贿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幕府不得不再派一批密探去监视、揭发他们。这类现象不仅出现在宽政年间。由于江户密探人手不够，江户官方还雇用市内妓院的一百五十多名男打手当眼线，大阪方面甚至雇用部落民（秽多和非人）当密探的眼线。此时的百姓哪怕在澡堂里说半句批判幕府政治的话，都会被乔装成顾客的密探带走，吃尽苦头。

幕府对出版业的管控比享保改革时期还要严厉。林子平著有《三国通览图说》《海国兵谈》，讲述亚洲形势，认为“从江户日本桥到中国乃至荷兰都是没有边际的水路”，因此加强海防迫在眉睫。幕府以林子平不过一介浪人，却向社会散布无稽之谈、动摇民心为由，命其在家反省，没收其出版物和木版。林子平虽然穷困潦倒，但仍然泰然自若、诙谐幽默地说，“无父母，无妻儿，无木版，无金钱，却也不想死”“读书破万卷，多知而无罔”。此外，青楼文学“洒落本”也被列为禁书，违反此禁令的代表作家山东京传受到处罚，浮世绘画家喜多川歌麿也同样遭到严惩。

公共澡堂“钱汤”，《浮世澡堂》，式亭三马

陌生人互相搓背，轻松自在。

可尽管如此，江户幕府也并非一味对城市居民采取高压政策。天明年间爆发前所未有的捣毁暴动，幕府不想再发生此类事件，因此全力下调江户物价。商人不降低物价是因为地价、房租高居不下，而地价、房租过高则是因为房东负担的城市管理费用“町入用”很高。因此，幕府修改了城市管理费用法“町法”，节省三万七千两左右的城市运营管理费。幕府每年将其中的七成储蓄起来，以备饥荒等天灾，将两成分给地主，剩下的一成用作城市运营管理的备用费。这就是所谓的“七分积金法”。这一措施的目的是减少对城市居民的管控，减轻江户上层市民的负担，以此怀柔百姓。

农村的复兴

宽政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阻止天明大饥馑导致本百姓阶层分化，稳定封建土地税收。在这一过程中，以松平定信为首的幕阁大名的藩政改革经验派上了大用场。他们要求幕府的代官、大名、旗本武士也须囤积稻谷、攒钱以备饥荒，禁止杀婴，保障农业人口。1788年（天明八年），针对陆奥、常陆、下野三藩农村荒废严重的问题，幕府和各藩下令外出务工者必须得到领主的批准，并向已经外出务工的人发放回乡的路费、粮食和农具费用，分给他们农田耕种。由于脱离居住地户籍的无家可归者和流浪汉不断增加，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幕府在江户石川岛设立职业传授介绍所“人足寄场”，强制他们在此劳动，并让他们用所得的工钱找正式的工作。

异学之禁

幕府在管控风俗和出版业的同时，也在加强对学术界“乱象”的管制。具体表现为1790年（宽政二年）发布的“异学之禁”。由于以林家为首的学派陷入传统学说窠臼，因此此前被幕府视为官方学问的朱子学也失去了权威地位。与之相对，徂徕学由于打出改革现状的旗号，符合因藩制危机而苦恼不堪的藩主意愿，因此在各藩的文教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一时期，井上金蛾、片山兼山、细井平洲等人提倡的“折衷学”非常盛行。他们以徂徕学的批判者自居，但其学说内容不过是折中了朱子学、阳明学和古学的思想。其目的在于，对儒学作出合理性解释，批判学界的派系斗争和研究的不彻底性，主张自由研究、自由讨论的学术风气。很明显，折衷学是在正确吸收徂徕学的基础上，谦虚地接受了当时盛行的经验科学而形成的。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学说反映了田沼时代的政治形势，把学术当作追逐利益和沽名钓誉的手段。这种倾向在江户尤为明显。

针对这一形势，松平定信起用“宽政三博士”——柴野栗山、冈田寒泉、尾藤二洲以及古贺精里为幕府儒官，命其在圣堂讲学。他将林家的学堂昌平黉改为幕府的官方学校，改名“昌平坂学问所”，革新朱子学内容，取缔不符合官方立场的“异学”。“异学之禁”并非禁止朱子学以外的学派，但是这些学派既然被明确定义为破坏风俗的异端学问，因此顾忌幕府的各藩自然也对徂徕学、折衷学敬而远之了。松平定信本人虽表面信奉朱子学，但在政治伦理上却对徂徕学产生了共鸣。他剥夺了林家在幕府文教领域的领导权，试图让幕府直接行使这项权力。松平定信将昌平黉定为官方学校，让旗本、御家人的子弟入学，其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合格的封建官僚，为幕府政权服务。

松平定信对洋学的态度与此相似，规定只准学习、利用洋学中的技术知识，使其不威胁朱子学的权威地位。松平定信致仕后，幕府沿用了他的这一想法，以下便是一例：制定“宽政历”的高桥至时、间重富等人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天文学家，他们被聘到幕府的“天文方”机构，在幕府的主持下进行天文、历法方面的研究。1800年（宽政十二年），伊能忠敬启动测量日本国土这一极难的工程。如果他不是高桥至时的门人，也不是幕府官员的话，恐怕很难完成这一工程，与现代日本地图相比毫不逊色的《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恐怕也无法得到世人的关注。本木良永的门人志筑忠雄在其所著的《历象新书》中介绍了牛顿的引力学和太阳系运动学，这也是在宽政改革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在宽政改革实施的过程中，民众虽然进行了反封建斗争，但似乎并不如田沼时代末期那样剧烈。然而，松平定信的一些政治方针过于吹毛求疵，致使人人惶恐不安，因此也逐渐引起了各阶层的反感。改革之初，江户民众称颂松平定信是“文武两道左卫门世直殿”，意思是文武双全、改变世道的大人。但之后人们将其批评为“痒痒挠儿够不到痒处，于是便挠脚心”（痒痒挠儿在日语中写作“孫の手”，暗指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之孙松平定信。此句讽刺的是松平定信改革抓不到要点），甚至还说“白川的清水断流了，于是就开始怀念田沼”。可见，此时已经出现了怀念“恶政之典范”——田沼时代的趋势。幕府官员中也有人讽刺松平定信的改革，太田蜀山人就曾写道：“世上没有比蚊子更令人心烦的，嗡嗡嗡嗡，夜夜难眠。”（《牋策杂收》）“嗡嗡”音同“文武”，讽刺的是文武双全的松平定信。旗本植崎九八郎也挖苦松平定信称：“实与世人初见不同，才干平平。”（《牋策杂收》）

北方问题的走向

如上所述，幕府改革在日本国内不得人心。不但如此，幕府还要处理首次面临的外交问题。18世纪初，俄国步步南下，势力延伸至千岛，意图加强与日本的交通联系。从田沼时代开始，幕府屡屡提及北方问题，一是因为，俄国对虾夷地虎视眈眈，江户幕府感到威胁；二是俄国人在虾夷地开展经济活动，让日本人觉得虾夷地在经济上大有可为，唯利是图的商人和经济学者也开始对虾夷地产生兴趣。

1789年（宽政元年），本多利明完成《虾夷拾遗》一书，认为虾夷地具有开发的潜力。此前，田沼意次为了开发虾夷地派遣调查团进行前期调查时，本多利明的弟子最上德内曾随团前往，并对虾夷地的开发价值表示了肯定。在天明大饥馑时期，本多利明曾到日本东北地区旅行，深入社会，积累了许多深刻的社会经验。这种危机感在本多利明所著的《西域物语》《经世秘策》等书中形成了系统的“自然治道”理论。这一理论论述了在统一国家君主的领导下，应该采取怎样的经济政策来富国爱民，较早地指出了封建国家向近代国家过渡的新型政治方向。不过，这一前卫的见解很难被封建统治者采纳。

1792年（宽政四年），俄国使节拉克斯曼（Adam Laxman）来到根室请求通商。松平定信以闭关锁国的祖法为由，冷淡地拒绝了拉克斯曼。之后，松平定信只是巡视伊豆、相模，表示会重新考虑经营虾夷地。他对世界地理的认识极为浅薄，以至于司马江汉还曾就这一点嘲讽过他。

松平定信下台的直接原因是“尊号事件”，他反对光格天皇给父亲典仁亲王太上天皇的尊号。松平定信费尽周折按下朝廷势力，可他又想把将军德川家齐的亲生父亲立为大御所，这一下惹怒了与之对立的大奥势力。最终，松平定信倒在了大奥势力的阴谋诡计之下。

米泽藩的改革

在幕府施行宽政改革的同时，各藩也在领地内进行改革，特别是东北各藩的改革备受瞩目。这是因为，主持幕府改革的松平定信原本就是东北一藩的藩主。出羽米泽藩主上杉治宪（号“鹰山”）与细川重贤并称“明君”，他所推行的改革就是其中一例。上杉氏是自上杉谦信以来的名门，但因宽文年间的藩主继承问题，其领地由一百二十万石被大幅削减到十五万石，藩内收入不足两万石。再加上参勤交代、帮助幕府营建土木工程，米泽藩支出庞大，财政进一步恶化。1764年（明和元年），藩主上杉重定心灰意冷，决意将领地归还幕府。

米泽藩自设藩以来一直实行“半石半永”的贡租制度，即一半用米、一半用钱来缴纳税款，农民也很早被卷入货币经济当中。此外，米泽藩还一直通过检地来增加年贡，蜡、漆、红花、绉纱、棉花等农民生产的稀缺产品被藩内垄断机构收购，剩余的大米也被以低价的年贡米收购。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贫困加剧、农民阶层逐渐瓦解也就不足为怪了。而参与米泽藩的商品经济获得巨额利润的，是江户的三谷新九郎以及京都、米泽城下的特权商人。米泽藩的藩士俸禄微薄，大多只有五十石以下的禄米。由于不断借高利贷和纳税，他们的生活每况愈下。因此，他们会在家做些零活或者打日工来糊口，也有不少人选择继续借高利贷。辞去武士公职还算好的，有的武士当上农民起义领袖或者带头发起捣毁暴动，公然与藩主兵戎相见。这种现象已经不能用士风颓废来形容了。

1767年（明和四年），上杉治宪接替上杉重定出任家督，时年17岁。摆在他面前的藩政前途一片灰暗。上杉治宪矢志改革，诛伐前任藩主宠臣森平右卫门，将包括竹俣当纲在内的家老以及奉行级别的部分重臣作为改革的主力军。森平右卫门原为前任藩主上杉重定的近侍，晋升后掌握藩政实权，致力于殖产兴业，在这一点上他和田沼意次非常相似。森平右卫门下台后，谱代阶层重掌政权，这一点也与之前的情况相类似。

上杉治宪的执政理念深受老师细井平洲的影响，他主张：“为国家人民立君，而非为君立国家人民。”（《让国词》）上杉治宪恪守封建仁政思想，在生活上垂范下属，将严格的禁欲主义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他的改革内容如下：振兴因天明大饥馑而更加荒废的农村，保障支撑藩政经济基础的实物地租收入；废除世袭代官制，设立“乡村头取”“郡奉行”“乡村教导出役”等官职，由藩直接统治农村，建立农民互助组织“契约组”，使其担负缴纳年贡的连带责任；带回离村农民，禁止杀婴，给予养育费，等等。

然而1773年（安永二年），反对其改革方针的家老千坂高敦等七名重臣突然强迫上杉治宪罢免竹俣当纲等人职务，改革顿时陷入危机。好在上杉治宪与竹俣当纲等人取得联络后，迅速处分了七名老臣，度过了危机。在此事件前后，藩内也将改革中心转移到了积极鼓励殖产兴业上。如设立“树艺衙门”“蚕桑局”，大力增产漆、桑、楮等树木，在农村普及养蚕业和丝绸业等。为解决藩士的贫困问题，藩还鼓励他们在家从事丝织业，该地特产“米泽织”便起源于此。此外，米泽藩还非常注重开发各类产业，种植蓼蓝，制造染料蓝草球，引进绉纱纺织新技术等等。可是，即便农民商品生产蓬勃发展，但只要藩内继续采取专卖制度，廉价收购农民产品，就必然会使城下町商人与地主进一步勾结，联手打压反抗的商品生产者和农村新兴商人。

“明君”的历史意义

除了上杉治宪的改革以外，以秋田藩主佐竹义和、会津藩主松平容颂为首的仙台藩、南部藩、津轻藩等藩也进行了改革。有的改革基本成功，暂时挽救了藩制危机。有的藩则改革失败，反而加重了危机。不过，这些改革的共同目标都是立足于落后地区这一现实，想方设法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

除细川重贤、上杉治宪外，还有很多封建时期的“明君”故事流传了下来。“明君”是基于儒家学说的评价，赞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开明政治，缓解人民贫困，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他们通晓王者治理之道，致力于教化藩内属民，开发藩内领地，将治水工程和殖产兴业定为百年大计，实施远大的治国方针。的确，现在日本各地的产业设施和文化设施中，有不少是在江户时代营建，或由幕府援助营建的。但是，虽说“明君”留下的遗产惠及现代社会，但这些遗产在江户时代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与今天截然不同。

二、京传和歌麿

江户小说的发展

由于幕府将宽政改革的重点放在了抑制商业资本上，因此城市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遭到重创，不得不改变发展方向。在论述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元禄时期京都、大阪的町人文化将中心转移到江户之后是如何发展的。

井原西鹤去世后，代表上方文学的是八文字屋自笑的“八文字屋本”。不过，这种书几乎是对井原西鹤作品的剽窃或改编，只有江岛其碛的“气质物” 略微打开了新的局面。此后，江户文学的萌芽大大动摇了上方文学的霸主地位。大阪的汉方医师近路行者将中国的怪异小说进行改编，创作《英草纸》（1749），成为日本“读本” 文学的嚆矢。与之一脉相承的有大阪的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等作、江户的具有说教性的“谈义物”等。谈义物的特色是渲染社会中的不良风气，以评书的口吻阐释处世哲学。这是因为，幕府、各藩加强了儒家思想教育的力度，幕府脚下的江户受此影响尤为深刻。另外还有两点因素不能忽视，一是德川吉宗命室鸠巢写作《六谕衍义大意》 ，并在民间大力推广。二是石田梅岩创立心学，向町人、农民浅显直白地宣扬儒家伦理，使儒家伦理被更多人所接受。*

* 《浮世间亲仁气质》《世间息子气质》等作品极度夸张地描绘了人性的弱点、特殊的性癖、兴趣、嗜好等，力求表现与现实相矛盾的趣味。

谈义物后来逐渐丧失说教性，讽刺性因素加强，成为后世“滑稽本” 的原型。另一方面，对江户风俗、花街柳巷的描写流行开来，洒落本在这一条件下孕育而生。洒落本起源于享保年间儒生、文人笔下的青楼戏文。后来，人们将其中的权威元素极端低俗化，加入滑稽元素，逐渐倾向于对世态炎凉和时事政治的讽刺。1722年（享保七年），幕府禁止出版好色本，但这些作品中的大多数仍然钻了法律的空子秘密出版。

明和、安永年间（1764——1778），洒落本取代谈义物，确立了其在江户青楼文学中的地位。这得益于田沼时代冈场所繁荣、十八大通挥金如土等社会背景。对“通”的描写是这些作品的主要题材。“通”，顾名思义，指精通一切人情世故，在行动上随机应变，好排场但不显山露水，幽默风趣却藏而不露。

除了洒落本外，江户文学中还有其他文学形式。如给儿童看的绘本“赤本”“黑本”发展出来的成人绘本“青本”，通常称“草双纸”或“黄表纸”。代表作有《金金先生荣华梦》等。该书作者是骏河小岛藩驻江户办事处代表、以狂歌著称的恋川春町。他与好友朋诚堂喜三二（秋田藩驻江户办事处代表）合作写作，将黄表纸打造为继洒落本之后的江户文学中心之一。黄表纸同样描写“洒落”和“通”，特点是经常使用脱离现实的梦境和奇特的拟人手法，充满了由时代错位和抬杠带来的滑稽趣味。但反过来，黄表纸的作者又与洒落本一样，都力求忠实地反映社会现实。

山东京传的活动和转向

将洒落本要素集于一身、打造出近乎完美作品的是土生土长的江户町人山东京传。他出生于一家当铺，本人也在京桥开了一间名叫京传店的百货店，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町人。他年轻时就流连于花街柳巷，两任妻子都是吉原的低级妓女。除了这一经历，他还具备江户人天生的感知能力和敏感的神经。在以北尾政演为艺名作画期间，他还磨炼出了敏锐的观察力。以上都是山东京传成功转型为洒落本作家的必要条件。山东京传的处女作是《儿子的房间》（1785），但《通言总篱》《古契三娼》的问世使其确立了他在江户文坛中的地位。在上述作品中，他以吉原和冈场所中真实存在的妓女为对象，在洞察事实的基础上，用细腻写实的笔触生动刻画了妓女们的喜怒哀乐。作品中表达了山东京传对“笼中之鸟”——妓女境遇的同情和理解，浸透着对人性的深爱。到了宽政年间（1789——1800），他已不再以特定的妓院、妓女为对象，而是如实刻画最下层妓女和下层嫖客的云雨之事、闺房之言。山东京传以幽默而又伤感的笔触描写陷入窘境、绝望无奈，却想积极活下去的妓女和嫖客。在这一点上，他与晚年的井原西鹤有相似之处。山东京传的视线虽然总是停留在花街柳巷，很少涉及社会其他领域，但他对人性的深入思考和论述，使其作品在这一领域达到了极致。

作为作家，山东京传的执着态度体现在其黄表纸作品对政治的讽喻上。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腐败的田沼政治和一味实施财政紧缩的宽政改革。如他将田沼意次的失势及其儿子被杀的故事改编成戏剧《时代世话二挺鼓》（1788），创作了讽刺改革的《富士人穴见物》（1788）、《孔子缟于时蓝染》（1789）等作。这一态度不只体现山东京传一人身上。石部琴好的《黑白水镜》、朋诚堂喜三二以宽政改革奖励文武为题材的《文武二道万石通》、恋川春町的《鹦鹉返文武二道》等作品都表明了这一倾向。由于民众对幕府政治混乱不堪大为不满，因此这些作品恰好契合了民众心理，引起空前的轰动。

但是，山东京传等人的政治批判大多停留在道破社会问题、寻找政策漏洞等表层，不冷不热，模棱两可。但尽管如此，这也足以刺激幕府过度敏感的神经。石部琴好被逐出江户、恋川春町郁郁而终、朋诚堂喜三二被勒令停止创作。以此为契机，松平定信颁布严令，不准御家人、藩士进行戏曲剧本的创作。这之后，只有町人作家山东京传这一中流砥柱还在支撑着江户文学。然而，幕府弹压的黑手正在悄悄向他逼近。

1790年（宽政二年），幕府加强对社会风俗的管控，禁止洒落本等好色本出版。山东京传表面上倡导劝善惩恶等说教性质的价值观，但他依然出版了《锦之里》等三部洒落本。翌年，他被判处戴手铐五十天的刑罚。受罚后，山东京传意气尽失，埋头于失去写实色彩的传奇式读本创作和古事的考证上。晚年他曾感慨道：“提防着不落进这蜘蛛网中，遂隐于破屏风之旧居，藏于古屋之洞穴，不见世事五十年，若过十余载，吾亦满口仁义道德之老叟，悲哉。”（《矶驯松金丝腰蓑》）此句率真地抒发了一个屈于权力的剧作家的悲哀与内疚之情。洒落本这一文学领域因痛失山东京传这样一位大家而走向衰落。之后，人情本 、滑稽本、合卷、读本等文学形式取而代之，支配文坛。

宽政改革对文化领域的打压给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以及这些人物的原型、现实生活中的町人的性质带来重大影响。比如，田沼时代藏前的高利贷商对寻花问柳十分在行，人们争相向他们请教。他们常常以“通”的典型形象出现在洒落本和黄表纸中。但是到了宽政改革时期，这些“大通”失去神通，销声匿迹，吉原勾栏也因此衰落，低级妓女取代高级妓女“太夫”，嫖客也由武士和大町人变为小町人和手工业者。中下层市民追求廉价的性享乐，因此更适合他们的冈场所生意兴隆，渐渐把吉原勾栏比了下去。尤其是人情本故事的重要舞台——冈场所深川以吉原勾栏消失殆尽的“意地”和“劲头”为卖点，不断发展壮大。

至此，江户文化的主导权已从武士、大町人转移到了中层及以下町人手中。文学作品的作者也完成了同样的更迭。

俳谐、狂歌、川柳的动向

除小说以外，俳谐、狂歌、川柳等领域也受到了时势的影响。松尾芭蕉去世后，俳谐领域失去支柱，派别林立，混乱不堪。另一方面，以榎本其角、服部岚雪等“蕉门十哲”为首的地方俳谐兴起，创作俳谐的兴趣爱好在町人、地主间普及开来。松尾芭蕉一生追求严谨的俳风，此时的俳风难免单调乏味，平淡无奇。为此，有识之士高呼回归芭蕉俳风，并在天明年间成功实现了俳谐的复兴。炭太祇、与谢芜村等人是俳谐复兴的核心人物。值得一提的是，与谢芜村同时又是文人画巨匠，他创作的俳谐和长曲充满了绘画领域的抒情方式，词句新颖又不乏古典之美。与谢芜村的作品追求超脱世俗，与深藏抵抗精神的芭蕉作品完全不同。

“接前句”是杂体俳谐“杂俳”的一种，即在他人出的前句上接出后句。而后句独立出来、自成一体，就有了川柳这种文学形式。川柳讽刺世态炎凉、人情世故的黑暗，虽体裁短小，仅十七字，却具有警示作用，符合城市居民的趣味，广为流行。柄井川柳是江户评审“接前句”的专家，川柳遂因此人等名。1765年（明和二年），柄井川柳编纂句集《俳风柳多留》初篇，奠定了川柳这一文学形式独立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俳风柳多留》虽以隐晦、若隐若现的方法讽刺政治，但还是被幕府盯上，于宽政改革中被迫改版。与川柳不同，狂歌为武士和上层町人所追捧，其内容崇尚滑稽和讽刺，偶尔也对时势进行温和的挖苦。狂歌的流行始于安永、天明年间（1772——1788），代表作家有号为“四方赤良”的太田蜀山人等。四方赤良是幕府的御家人，不仅擅长狂歌，还创作滑稽本、随笔等文学作品，多才多艺。然而在宽政改革期间，幕府当局命令他停止文学创作。之后，四方赤良折笔从政，成为一名老实的官员。

铃木春信和喜多川歌麿

在美术领域，御用画派狩野派、土佐派在创作上遭遇瓶颈，而大众艺术浮世绘则在形式和内容上得到了完善，文人画和写生画的创作也达到了顶峰。元禄时期，菱川师宣为浮世绘奠定了基础。之后，鸟居清信采用“一枚刷”——以一张纸、而非成册的方式，专画歌舞伎演员的画像，开辟了浮世绘的新局面。到了享保末年，又出现了奥村政信、西川祐信、宫川长春三位专绘美人画的浮世绘画家。经过漫长的准备阶段，到了田沼时代，浮世绘的创作终于迎来了黄金期。

铃木春信是代表这一时期的艺术巨匠。他的画境受鸟居清信流派的影响，笔下的江户美人颇有一番独特的美感。他所创作的笠森阿仙等美人清秀端庄，婀娜纤弱，与浅草奥山创作的牙签店阿藤并称“明和双美”。在这些人物纯洁之美的感染下，在封建统治下不得喘息的民众心中再次燃起了一团火焰。铃木春信还与雕刻家、彩绘师合作，发明了多彩着色方法，打破了单色背景的乏味，使浮世绘呈现出无与伦比的色彩之美。

由铃木春信开创的真正意义上的“锦绘”时代，经由胜川春章、鸟居清长等名手，在宽政时期迎来鼎盛。喜多川歌麿是这一时期最有实力的艺术家，但其经历尚有不明之处。他师从狩野派，24岁时为小说画插图，自成一派。天明年间仍是胜川春章、鸟居清长的全盛期，特别是鸟居清长的影响力无人能敌。因此，如何创造出自己的特色，一直是令喜多川歌麿烦恼的问题。到了宽政年间，他终于在艺术创作上打开了局面。喜多川歌麿首先专注于寻求大自然的真实美，不久他又发现了人的本质之美，将自己的创作方向定位在人体画上。与山东京传相同，喜多川歌麿将妓女、茶屋女作为创作题材，不仅画出了她们的肉体之美，还将她们在不幸遭遇中流露出的内在美表现得淋漓尽致。仔细观察他的晚年作品，可以发现他所画的女性身体虽散发着性韵味，但毫不煽情，反而温柔典雅。在创作技法上，喜多川歌麿采用了独特的“大首绘”画法，专注描绘胸部以上的部分。他还运用“云母刷”的方法，将白云母粉撒在背景上，以此追求理想中的美感。

然而到了晚年，喜多川歌麿的画风出现颓废倾向，笔力渐衰。1804年（文化元年），他所创作的《太阁洛东五妻游观》被认为是讽刺当时的将军德川家齐后宫糜烂，因此被处以戴手铐五十天的刑罚。经过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喜多川歌麿气虚力竭，在两年后离世。他的去世也象征着浮世绘艺术的没落。与喜多川歌麿同样活跃在宽政年间的，还有东洲斋写乐。他曾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以极为大胆和个性化的构图、线条、着色，创作了独特的歌舞伎演员画和相扑力士画。

文人画和写生画

江户中期，中国画家伊孚九来到日本，将南画的技法和构思传到日本。受此影响，日本南画（又称“文人画”）快速发展，甚至领先浮世绘一步，在田沼时期达到大成。日本南画的主角是池大雅和与谢芜村。池大雅出身农民，定居京都，一边在扇面上作画卖钱，一边修炼画艺。他经常在国内旅行，对大自然有深刻的认识。而且，他还融入了日本民族特有的感性来刻画自然之美。1771年（明和八年），和与谢芜村共同创作的《十便十宜图》是池大雅的代表作。值得一提的是，行为奇特、飘逸洒脱的池大雅还与同样擅长作画的妻子玉澜关系和睦，琴瑟和鸣。

与谢芜村作画的名声虽不比他的俳谐，但他将从俳谐中获得的主题和构思原封不动地运用到南画上，创作出了新颖独特的作品。日本南画由池大雅、与谢芜村集大成，但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到了19世纪初，田能村竹田成了南画的最后一人。

与南画相同，江户中期，沈南苹（沈铨）将中国的写生画传到日本，对日本的写生画产生重大影响。圆山派创始人圆山应举批判性地吸收了中国写生画的长处，同时他又学习了西洋画的透视法和阴影法。他认为作画的真髓在于对原物的忠实写生，并身体力行贯彻这一理念。圆山应举的画册流传至今，里面收录了详细描画人体解剖和动植物的作品，成为日本绘画的新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