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内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在我们7月23日发表的第一篇宣言中，我们说过：

“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它以一场模仿丑剧开始，仍将以一场模仿丑剧告终。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使路易·波拿巴能够把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表演了18年之久。”

这样，在军事行动实际开始以前，我们就已经把那个波拿巴泡麻当作过去的事物来对待了。

我们对第二帝国生命力的看法没有错，我们担心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其严格的防御性质而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也没有错。就事论事，防御性战争是到路易·波拿巴缴械、色当投降和巴黎宣告共和国成立时告终的。但是还在这些事件之前很久，当波拿巴军队腐朽透顶的情况刚一变得显而易见的时候，普鲁士军事上的慕后操纵者就决定要打一场征服战争了。不过在他们的面前有一个讨厌的障碍，即国王威廉自己在战争开始时发表的声明。威廉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上发表的御座演说中，曾庄严地宣称，他是同法国皇帝作战，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8月11日，他曾发布告法兰西民族书，其中说道：

“拿破仑皇帝在陆上和海上向昨天和今天一直都愿意同法国人民和平相处的德意志民族发动了进攻；为了打退他的进攻，我负起了指挥德国军队的责任，而现在战局驱使我越过了法国的国界。”

威廉并不满足于宣称他只是“为了打退进攻”才负起指挥德国军队的责任，以此来表白战争的防御性质，他又补充说，他只是在“战局驱使”下才越过了法国的国界。自然，防御战争并不排除“战局”所要求的进攻行动。

可见，这位虔诚的国王曾向法国和全世界保证他所进行的是严格防御性的战争。怎样才能使他摆脱这一庄严保证的约束呢？导演这出戏的人们便不得不把事情弄成这样：仿佛威廉是违心地顺从了德意志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要求。他们立刻将此意暗示给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以及他们那帮教授、资本家、市议员和新闻记者。这个在1846—1870年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中表现得空前犹豫、无能和怯懦的资产阶级，看到要在欧洲舞台上扮演凶猛吼叫的德国爱国之狮的角色，当然是欣喜若狂。它夺回它的公民独立自主的权利，摆出一副逼迫普鲁士政府的样子。逼迫政府干什么呢？逼迫政府接受政府自己的 密计划。它深切忏悔不该那样长久地、几乎像信奉宗教一样地深信路易·波拿巴永无过失，因此它大声疾呼要求肢解法兰西共和国。让我们略微听一听这些爱国勇士们所用的独特论据吧。

他们不敢公然说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渴望投入德国怀抱。恰恰相反。为了惩罚这些居民对法国的爱国情感，斯特拉斯堡（一个有一座居高临下的独立卫城的城市）被“德意志的”爆炸弹野蛮地滥轰了六天之久，城市被焚毁，大批赤手空拳的居民被杀害！当然啦！这两省的领土先前有个时候曾经隶属于早已寿终正寝的德意志帝国。因此，这块领土连同它所有的居民，看来应该当作德国不可剥夺的财产加以没收。如果依照古玩鉴赏家的想法恢复昔日欧洲的地图，那就千万不要忘记，先前勃兰登堡选帝侯曾以普鲁士领主身分做过波兰共和国的藩臣。

但是，更有心计的爱国者们要求占有阿尔萨斯—洛林德语区的理由是，此乃防止法国侵略的“物质保证”。因为这种卑鄙的口实曾把许多头脑迟钝的人弄得糊里糊涂，我们认为有责任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一点。

毫无疑义，阿尔萨斯的一般地势（和莱茵河对岸相比而言），加上约在巴塞尔和盖默斯海姆之间的半路上有斯特拉斯堡这样一个 垒大城市，这就使法国入侵南德意志十分容易，而从南德意志入侵法国就特别困难。同样毫无疑义，阿尔萨斯—洛林德语区并入德国，会大大加强南德意志的边防，因为那时南德意志将能够控制全部孚日山脉和作为北面关隘屏障的各个要塞。如果梅斯也被并入，当然，法国两个主要的对德作战基地一时就都失掉了，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它在南锡或凡尔登建立新的基地。德国有科布伦茨、美因茨、盖默斯海姆、拉施塔特和乌尔姆等，这些基地都是用于对法国作战的，并且在这次战争中都曾被充分地加以利用。如果德国连法国在这一地带仅有的两个还算是有价值的要塞——斯特拉斯堡和梅斯——都不肯给它留下，那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况且，斯特拉斯堡只有在南德意志与北德意志分裂的时候，才能使南德意志受到威胁。从1792年到1795年，南德意志一次也没有从这方面受到侵犯，因为普鲁士当时参加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但是，当普鲁士于1795年缔结了单独和约而把南方置之不顾的时候，南德意志立即受到以斯特拉斯堡为基地的侵犯，并且一直继续到1809年。实际上，统一的德国任何时候都能够使斯特拉斯堡以及驻在阿尔萨斯的任何法国军队无以为害，办法是：把自己的全部军队集中在萨尔路易和兰道之间——在这次战争中就是这样做的——并沿美因茨到梅斯的交通线进攻或应战。只要德国的大部军队驻扎在那里，那么从斯特拉斯堡向南德意志进犯的任何法国军队，都有被从侧翼包围和被切断交通线的危险。如果最近这次战争证明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证明了从德国向法国进攻较为容易。

但是，老实说，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议则，岂不完全是一件蠢事和时代错误吗？如果按照这条规则行事，那么奥地利就仍然有权要求取得威尼斯，要求取得明乔河一线；而法国就仍然有权为保护巴黎而要求取得莱茵河一线，因为巴黎从东北受到进攻的危险，无疑比柏林从西南受到进攻的危险要大。如果国界按军事利益来决定，那么这种要求就会没完没了，因为任何一条战线都必然有其缺点，都可能用再兼并一些邻近地区的办法加以改善；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地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

全部历史的教训就是这样。就整个民族来说和就个人来说都是如此。为了剥夺对方的进攻能力，就必须剥夺对方的防御手段。不但要勒住对方的喉咙，而且要杀死对方。如果说过去有哪个战胜者曾经获取“物质保证”用以摧毁一个民族的力量的话，那就是拿破仑第一：他缔结过蒂尔西特和约，用这个和约来宰割普鲁士以及德国其余部分。然而，几年之后，他那赫赫威势就像一根腐烂的芦苇似的被德国人民摧毁了。普鲁士现在在它最狂妄的幻想中能够或者敢于向法国索取的“物质保证”，难道能够和拿破仑第一曾从德国本身索取过的相比吗？结果也会是同样悲惨的。历史将来给予报应的时候，决不会是看你从法国割去了多少平方英里的土地，而是看你在19世纪下半叶重新推行掠夺政策的这种罪恶有多大！

条顿族的爱国喉舌们会说：但是你们不应该把德国人同法国人混为一谈呀。我们所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安全。德国人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在他们清醒的监护下，甚至掠夺行为也从未来战争的原因变成了永久和平的保证。1792年为了用刺刀镇压18世纪革命这一崇高目的而侵入法国的当然不是德国人呀！由于奴役意大利、压迫匈牙利和瓜分波兰而染污了双手的也不是德国人呀！在德国现行军事制度下，所有成年男子被分成现役常备军和归休常备军两部分，这两部分都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天赐长上。这样的军事制度当然是维护和平的“物质保证”，并且是文明的最终目的！在德国，也如在任何其它地方一样，有权势者的走卒总是用虚伪的自我吹嘘毒化社会舆论。

这帮德国爱国志士一看到法国的梅斯和斯特拉斯堡这两个要塞就装出气愤的样子，但是对于俄国在华沙、莫德林、伊万城等处修 庞大的防御工事体系，他们却不认为有什么不好。他们在波拿巴人侵带来的恐怖景象面前周身发抖，而他们对于受俄皇监护的耻辱却若无其事。

在1865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曾相互作出保证，同样，在1870年，哥尔查科夫也和俾斯麦相互作出保证。从前，路易·波拿巴曾自鸣得意地认为1866年的战争将使奥地利和普鲁士都精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德国的最高主宰，同样，现在亚历山大也自鸣得意地认为1870年的战争将使德国和法国都精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西欧大陆的最高主宰。当年第二帝国认为自己不能与北德意志联邦并存，如今专制的俄国也定会感觉到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帝国对它是一个威胁。这议是旧的政治制度的规律。在这个旧制度范围内，一国之所得即是他国之所失。沙皇能对欧洲发生极大的影响，是由于他对德国有传统的控制力。当俄国内部的那些火山似的社会力量有可能动摇专制制度最深固的根基时，难道沙皇能容许丧失他的这 国外威势吗？俄国的报纸已经用波拿巴的报纸在1866年战争结束后所用的口气说话了。难道条顿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们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吗？如果德国在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驱使下要去宰割法国，那么它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后果，公开充当俄国掠夺政策的工具，或者是稍经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族和罗曼语族的各种族的战争。

德国工人阶级坚决支持了它所无力阻止的这场战争，把这看作是争取德国独立、争取法国和全欧洲从第二帝国这个可恶的梦魇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正是德国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一起，撇下了半饥半饱的家庭而组成了英勇的军队的骨干。他们在国外战场上有多少人战死，而回国后还要有多少人穷死饿死。所以他们现在也要求得到“保证”——保证使他们付出的无数牺牲不致白费，使他们获得自由，使他们对波拿巴军队的胜利不会像1815年那样变成德国人民的失败。而他们所要求的第一个这样的保证，就是给法国以光荣的和平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9月5日发表了一个宣言，坚决要求这些保证。宣言说：

“我们抗议兼并阿尔萨斯—洛林。我们了解我们是代表德国工人阶级说话的。为了法国和德国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和自由的利益，为了西方文明战胜东方野蛮的利益，德国工人决不能容忍兼并阿尔萨斯—洛林......我们将忠实地同我们的全世界工人同志们站在一起，为无产阶级共同的国际事业而奋斗！”

不幸，我们不能指望他们马上获得成功。既然法国工人在和平时期尚且不能制止住侵略者，那么德国工人在军事狂热时期又怎么会有更多的希望制止住胜利者呢？德国工人的宣言要求把路易·波拿巴当作普通罪犯引渡给法兰西共和国。他们的统治者却已在竭力设法重新把他扶上土伊勒里宫的宝座，认为他是能葬送法国的最佳人选。可是无论如何，历史会证明，德国工人决不是像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由柔软的材料制成的。他们一定会尽到自己的责任。

我们像他们一样为法国建立共和国而欢呼，但是同时我们感到不安，我们唯愿这种不安是无根据的。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王权，而只是占据了它空出来的位子。它不是作为社会的胜利，而是作为民族的防御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个临时政府手中；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人是声名狼藉的奥尔良党人，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而后者中间某些人的身上又在1848年六月起义时期留下了洗不掉的污点。这个政府的成员之间的职务分配情形是不妙的。奥尔良党人夺取了军队和警察这样一些重要 点，而自称共和党的人分到的则是那些说空话的部门。这个政府采取的最初几个步骤已经很清楚地表明，这个政府不只是从帝国那里继承了一大堆残砖断瓦，而且还继承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如果说现在他们以共和国的名义说了许多大话，要求去做终归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么其目的不是为了组建“可能存在的”政府而掀起一场喧嚣吗？这个共和国在它的某些资产阶级管理者的眼中，不是仅仅应当成为奥尔良王朝复辟的跳板和桥梁吗？

由此可见，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民族历史上的1792年所迷惑，就像法国农民曾经为民族历史上的第一帝国所欺骗那样。他们不应当重复过去，而应当建设未来。唯愿他们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海格立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

 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

英国工人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以求用外部的有效压力来强迫他们的政府改变不愿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英国政府现在迟迟不决，大概是想以此为反雅各布宾战争，为自己过去承认政变时所表现的不体面的急性态度弥补过失吧。此外，英国工人要求他们的政府用一切力量反对肢解法国，而这种肢解是一部分英国报刊公然无耻地要求的。正是这部分报刊曾在整整年内把路易·波拿巴崇奉为欧洲的救主，并且欢欣若狂地赞扬了美国奴隶主的叛乱。现在，它们也像那时一样，为奴隶主的利益卖力。

每一个国家的国际工人协会支部都应当号召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采取消极态度，那么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只不过是将来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序幕，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主人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共和国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