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诺 二十九

嗯，就在去年，当然又是一个星期天，我接到一位天主教教士打来的电话，必须去州医院探视一个病人。我再干几天就要退休了，其实我的继任者已经在逐渐接管工作，不是亨齐，尽管他有出身名门的太太，幸亏还是没能如愿以偿，而是一个做事有板有眼、认真负责的人，随和的个性很适合于这个职位。我在家里接到了这个电话。我只能接受这个请求，因为一个临死的女人有要紧的事希望告诉我，这已经习以为常了。那天是12月的一天，阳光明媚，却异常寒冷。一切都光秃秃的，悲哀，忧伤。每逢这样的时节，我们的城市几乎要发出哀号。所以，去看一个濒临死亡的女人简直是双重的折磨。于是我绕着花园里的骨灰干燥架走了好几圈，心情烦躁，最后还是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医院大楼。施罗德太太住在内科单人病房里。房间对着花园，里面摆满鲜花，有玫瑰，还有剑兰。窗帘半掩着，阳光斜照在地板上。窗户旁边坐着一位身材高大的牧师，粗糙的脸庞泛着红光，灰胡子乱蓬蓬的。床上躺着一个小老太太，满脸皱纹，稀疏的头发雪白，举止温文尔雅，一看就知道是个富婆，这从她住的病房里的豪华设备上就看得出来。在她的床边立着一台复杂的仪器，不知是什么医疗器械，毯子下面伸出各种橡皮管，插到仪器上面。护士必须时不时地检查一下仪器。每隔一会儿，护士就走进来，静静地、专心地检查仪器，谈话也因此被短暂地打断了——我想一开始就把情况交代清楚。

我打声招呼。老太太专注且异常平静地打量着我。她的脸色苍白，看着很不真实，但依然很有活力。那双蜡黄的皱巴巴的手里拿着一本镶着金边的黑色小册子，显然是一本祈祷书。但几乎难以相信，这个老太太很快就要离开人世了，尽管从她的被子下面伸出了许多橡皮管，但从她的身上弥漫出的力量好像那样有生机、那样百折不挠。牧师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打了一个既庄严也有些笨拙的手势，让我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请坐。”他说。我坐下后，从窗户那边再次传来了那深沉的声音，他的身影在窗前显得特别庞大。“你有什么话要说，告诉局长先生吧，施罗德太太。11点我们必须做临终涂油礼了。”

施罗德太太微笑着。很抱歉她给我添麻烦了，她说起话来很有魅力，声音虽小，却吐字清楚，简直是兴致勃勃。

我撒谎说，一点儿都不麻烦，坚信老太太接下来便会告诉我，她要捐钱给穷苦的警察或诸如此类的事情。

老太太接着说，她要告诉我的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说不定家家都会发生这样的事，一次或好多次，所以她把这事给忘了。可是就在今天，她必须把这事说出来，因为她马上要去天国了，她在做最后忏悔时提起了这事，这也纯属偶然，因为她唯一的教子的一个小孙女方才带着花来看她，女孩穿着红裙子，这使她想起了那件往事。贝克神父听了她的忏悔后非常激动，说她应该把这事告诉我，她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一切都过去了，但是如果神父这么认为的话……

“言归正传吧，施罗德太太，”那个深沉的声音从窗前传了过来，“言归正传吧。”这时，从城里的教堂传来悠远、低沉的钟声，布道结束了。

“好吧，我试试看吧。”老太太又开始了，又开始喋喋不休、絮叨个没完没了。她说她已经很久没讲过故事了，以前只给埃米尔讲过，那是她与第一个丈夫的儿子。可是后来埃米尔死于肺痨，当时也是无力回天啊。他现在应该跟我一般大了，或者更接近贝克神父的年龄。不过她现在打算把我和贝克神父想象成她的儿子，因为埃米尔死后没多久，马库斯就出生了，可是他只活了三天，他是个早产儿，六个月就出生了，郝普勒医生说，这个小家伙还是早早离开这个世界为好。

“言归正传吧，施罗德女士，言归正传吧。”神父用男低音敦促道。他一动不动地坐在窗前，除了时不时像摩西似的用右手捋一捋蓬乱的灰胡子，同时嘴里喷出一股浓浓的大蒜味。“我们马上要进行临终涂圣油仪式了。”

这时，她的神情突然高傲起来，一派贵族气质，甚至稍稍抬起她的小脑袋，一双小眼睛炯炯有神。她是斯丹齐利家族人，她说，她祖父是斯丹齐利上校，在特别联邦战役中率领部队撤退到艾希霍兹马特。她姐姐嫁给了斯多西上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苏黎世的总参谋长，是乌尔里希·维勒将军的好朋友，并且与威廉皇帝有私交。这些情况你肯定是知道的。

“当然，”我百无聊赖地说，“不言而喻。”老维勒和威廉皇帝跟我有何相干，我心想着。赶紧说捐款的事吧，老太太。要是能抽口烟就好了，最好来一支小雪茄，可以给医院的药水味，还有这大蒜味，带来一缕原始森林的气息。神父执拗地、不知疲倦地用低沉的声音提醒着：“言归正传吧，施罗德太太，言归正传吧。”

我必须知道，老太太接着说，脸上露出了少有的愠怒甚至仇恨之情。她姐姐和斯多西上校是罪魁祸首。她姐姐比她大十岁，今年九十九岁了，已经守寡四十多年。姐姐在苏黎世山上有座别墅，拥有不少布朗勃-法瑞公司的股票，半个巴恩霍夫街上都有她的房产。接着，从这垂死的老太太嘴里冒出了一连串刻薄话，不，是一连串污言秽语，我根本不敢在这里再现她的话。说话时，她身体挺直了一些，白发苍苍的脑袋生气勃勃地晃来晃去，看来是发泄了心中的怒火，心里畅快得忘乎所以。过了不久，她又恢复了平静，因为幸好护士进来了，“施罗德太太，别激动，安静一点儿。”老太太听从了她的话。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时，她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所有这些花，她说，都是她姐姐送来的，就是为了气她；她姐姐明明知道她不喜欢花，她憎恨把钱花在没有用的东西上。可是她们从来没吵过架，正如我现在心想的，她们彼此一直都客客气气，当然是因为厌恶对方的缘故。所有斯丹齐利家族的人都是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尽管他们相互水火不容，他们的客气只不过是相互折磨，直至把对方折磨死的一种手段，还好是这样。倘若他们的家族不是这么克制隐忍，一切就都闹翻天了。

“转入正题吧，施罗德太太。”神父为了转移话题，再次提醒她，“临终涂圣油仪式等着呢。”我现在已经不想再抽小雪茄了，只想来根粗的巴西雪茄。

老太太一旦打开了话匣子就再也合不上了。她1895年嫁给了在库尔当医生的亲爱的加卢泽，他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她姐姐和上校认为这门婚事门不当户不对，不够体面，她太清楚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上校就因为流感去世了，姐姐变得愈发不可理喻，她为她的军人丈夫设了一个祭坛。

“说正事吧，施罗德太太，说正事吧。”神父又开始提醒她，语气里却没有一丁点儿不耐烦，顶多能感觉到他有点儿沮丧，因为老太太的叙述实在是杂乱无章。我打着盹儿，冷不丁从瞌睡中惊醒，只听见神父在说：“别忘了临终涂油礼，说正事吧，说正事吧。”

一切都是徒劳。小老太太躺在她的临终床上没完没了地唠叨着，她的声音又细又尖。毯子底下伸出了不少橡皮管子，她还是不停地说呀说呀，东拉西扯。我也只能猜测，她或许要讲某位热心警察乐于助人的陈芝麻烂谷子之事，然后宣布捐款几千法郎，以激怒她九十九岁的姐姐。为了不让自己彻底绝望，我强忍住来得不是时候的烟瘾，酝酿着热诚的感谢之辞。我盼着在皇冠餐厅喝一杯熟悉的开胃酒，与太太和女儿一起享用传统的周日晚餐。

老太太继续说，她的丈夫加卢泽死后，她嫁给了如今也已过世的施罗德，他是他们家的司机兼花匠，古老的大宅子里那些最好由男人干的活，比如烧锅炉、修百叶窗，等等，都由他一个人包揽了。虽然她姐姐对这门婚事没说什么，甚至还到库尔参加了她的婚礼，但她心明如镜，这门亲事让姐姐大为不悦。这么做正是为了激怒她。就这样，她成了施罗德太太。

她叹了口气。外面走廊上，不知在哪儿，护士们唱起了圣诞歌。“是啊，我与亲爱的第二任亡夫的婚姻很美满，”老太太听了几句圣诞歌后，又接上了话茬：“虽然对他来说，当一个好丈夫比我所想的要难得多。我们结婚时，已故的小阿尔伯特二十三岁——他正好是1900年出生——我当时已经五十五岁了。不过我们的婚事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他是个孤儿。我根本不愿意提他母亲是干什么的，也没人认识他父亲，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我的第一任丈夫在他十六岁时收养了他。他在学校里学得很吃力，写作和阅读一直都不行。结婚是最好的出路，寡妇门前是非多，虽然我跟阿尔伯特的关系清白得很，哪怕是婚后我们俩之间也没有肌肤之亲，因为两人年龄过于悬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的财产并不多，不得不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才能靠着苏黎世和库尔的房子利息把这个家维系下去。已故的小阿尔伯特头脑简单，外面世道那么残酷，他能有什么作为呢。他会摸不着头脑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有义务帮他，所以我们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他是个魁梧的男人，在宅子和花园里忙前忙后，我忍不住想在这里夸他几句，他又高又壮，总是穿得像模像样。他没有什么让我觉得不光彩的地方，虽然他除了说‘好的，妈咪，当然可以，妈咪’之外，几乎没有讲过别的话。不过他听话呀，饮酒从不贪杯，只是贪吃，尤其喜欢吃面条。事实上，他喜欢吃所有的面食，还有巧克力。他对巧克力简直到了狂热的地步。除了嘴馋，他算得上是一个忠诚老实的人。他一辈子都是那样，他比我姐姐四年后嫁的那个司机和气、乖巧多了。她的前夫是个上校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她嫁的司机当年也才三十岁。”

“说正事吧，施罗德太太。”神父冷漠、坚定的声音从窗户那里飘了过来。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估计是有些体力不支了。我还在巴望着她捐给穷苦警察的善款。

施罗德夫人点了点头。“你瞧，局长先生，”她娓娓道来，“到了四十年代，我的亡夫小阿尔伯特的情形每况愈下，我真不明白他到底怎么啦，准是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他变得越来越迟钝，也越来越沉默了。他眼睛直愣愣地瞪着前方，有时好几天也不讲一句话，只是埋头干他该干的活，我也找不出理由去责怪他。不过他常常骑着自行车出去逛，一出去就是好几个小时，可能是战争把他弄得神魂颠倒了，也可能是因为部队没招他入伍，他变得疯疯癫癫。我们这样的人怎么知道男人在想什么呢！还有，他越来越贪嘴了，幸亏我们养了鸡，还有兔子。战争快结束时，我的亡夫小阿尔伯特第一次出事，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

她的话打住了，因为护士和一个大夫进了病房。他们一会儿走到仪器后面，一会儿走到老太太后面，忙个不停。大夫是德国人，头发金黄，仿佛是从画册里走出来的。他神情愉悦，看上去很有魄力，正在做星期天的病房例行检查。“你觉得怎么样，施罗德太太，勇敢一点，我们的治疗效果非常好，好极了，好极了，不要没精打采的。”然后他离开了病房，护士紧随其后。神父又催促道：“说正事吧，施罗德太太，说正事吧，11点举行临终涂油礼。”即将到来的临终涂油礼看起来也丝毫不能平复老太太的心情。

“他每周都要去苏黎世给我的军国主义姐姐送鸡蛋，”老太太又开始讲了，“我可怜的亡夫小阿尔伯特把小筐绑到自行车后座上，傍晚时分就赶回来了，因为他一大早不到五、六点就出发了。他总是穿着体面的黑衣服，戴一个圆顶礼帽，见到他的人都亲热地跟他打招呼。他骑着车，穿过库尔往城里赶，一路上用口哨吹着他最爱的小曲儿《我是一个瑞士小伙儿，我爱我的祖国》。那天酷暑难耐，烈日炎炎，瑞士国庆日刚过去两天，他回来时已经是后半夜了。我听到他在卫生间窸窸窣窣地忙活了很长一阵子后才开始洗澡。我走进去一看，亲爱的阿尔伯特身上沾满了血，衣服上也都是血。‘天哪，小阿尔伯特，’我问道，‘你这是怎么啦？’他愣愣地看着我，憋了半天才说，‘一个小意外，妈咪，你出去吧，去睡觉吧，妈咪。’于是我就去睡了。可是我感到很诧异，因为我根本没看到他受伤。第二天早上，我们坐在桌旁吃饭，他吃着鸡蛋和涂了果酱的切片面包，他每次都要吃四个鸡蛋。我看着报纸，报上说有人在圣高卢杀死了一个小女孩，作案凶器极有可能是一把剃须刀。我突然想起昨天夜里他在卫生间里洗他的剃须刀，虽然他总是在早上刮胡子。刹那间，犹如灵光一闪，我恍然大悟，我异常严肃地对我的亡夫小阿尔伯特说，‘小阿尔伯特，你杀死了圣高卢州的那个女孩，是不是？’他停止吃鸡蛋、果酱切片面包和咸黄瓜，‘是的，妈咪，我必须那样做，那是上天的旨意。’说完，他又吃了起来。我心乱如麻，他病得可真不轻。我为那女孩感到难过，我也想过给西希勒大夫打电话，不是老西希勒，而是他的儿子，年轻的西希勒大夫也非常能干，还有同情心。但我随即想到了姐姐，她听到这事一定会高兴坏了，那将是她这辈子最美好的一天。所以我只是对已故的小阿尔伯特板起了脸，态度坚决地说：‘这种事再也不许发生了，绝对不许。’他说：‘遵命，妈咪。’‘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问道。‘妈咪，’他说，‘我骑车从瓦特维尔到苏黎世时，经常碰到一个穿红裙子扎金色麻花辫的小姑娘。如果我从瓦特维尔走的话，要绕一大段路，可是自从我在一个小树林附近见到这小姑娘后，我就必须一直绕路走了，这是上天的旨意，妈咪，上天传来旨意命令我跟这小姑娘一起玩，上天传来旨意命令我把自己的巧克力给她吃，接下来我必须把这女孩杀了，这些都是上天的旨意，妈咪。杀了她后，我躺在另一片树林的灌木丛里，等夜深了才回到你身边来，妈咪。’‘小阿尔伯特，从现在起，你不许再骑自行车去我姐姐那儿了，我们以后把鸡蛋邮寄给她。’‘遵命，妈咪。’说完，他拿出一片面包，在上面涂满了果酱，接着便到院子里去了。现在我必须到贝克神父那里去一趟，我想，让神父好好管教一下小阿尔伯特。可当我朝窗外看时，阳光正照着已故的小阿尔伯特，他的神情有些忧伤，正在默默地修补着兔笼子，他忠心耿耿地干着自己的活，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我转而一想：过去的就过去了，小阿尔伯特是个老实人，心眼儿其实还是不坏的，这种事以后也不会再发生了。”

这时，护士又进来了，她检查了一下仪器，把管子插好，老太太靠着身后的垫子，又没了力气。我大气也不敢出，汗珠从脸上流下来，我也顾不上了。突然，我打了个哆嗦，想起刚才还在可怜巴巴地等着老太太捐款，不免觉得自己可笑至极。还有那么多花，有红玫瑰、白玫瑰、火一般的剑兰、紫苑、百日草、丁香花，都不知道是从哪儿弄来的，还有一个花瓶里插满了兰花。举目望去，一切都是那么华而不实，荒诞不经。阳光躲在窗帘后面，神父高大的身躯一动不动，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大蒜味。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大吼几声，想把这女人抓起来，但是现在这么做已经毫无意义了。临终涂油礼快开始了，我坐在那儿，穿着周日才穿的衣服，庄严而无用。

“往下说吧，施罗德太太，”神父不耐烦地劝告着，“往下说吧。”于是她便接着往下说。她的声音平静、温和，真像是在给两个小孩子讲童话故事。童话里有善有恶，有神奇也有美好。“从那以后，已故的小阿尔伯特的情况好多了，他不再骑车去苏黎世。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们又能开我们的车了，是我1938年买的一辆车，因为我亡夫加卢泽的那辆车已经不时兴了。已故的小阿尔伯特开着别克带着我四处兜风。有一次，我们还去了塔玛洛山上的阿斯科纳。当时我想，既然他那么喜欢开车，就让他开车去苏黎世吧，坐在别克车里是不会出事的，因为他要专心开车，就听不到上天的旨意了。于是，他就开车给姐姐送鸡蛋了，他尽职尽责，老实听话，与以前没什么分别，有时候也带一只兔子过去。可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有一次，他又突然后半夜才回家。我马上赶到车库，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最近他又开始不断地从糖果盒子里拿夹心巧克力球。果不其然，我发现已故的小阿尔伯特正在清洗车子，到处都是血。‘你又杀死了一个女孩，小阿尔伯特。’我的语气非常严肃。‘妈咪，’他说，‘你别激动，不是在圣加仑州，而是在施维茨州，这是上天的旨意，这女孩也穿着红裙子，也梳着金色的麻花辫。’我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我对他比上一次更严厉了，我几乎都发火了。整整一星期他不许再开别克，我也想去找贝克神父，我主意已定。可是那样的话，我姐姐该多高兴呀，我不能这样做，因此我把已故的小阿尔伯特看得更紧了。两年过去了，一切都风平浪静，直到他又一次杀了人，因为他必须听从上天的旨意。已故的小阿尔伯特失魂落魄，哭个不停，我一眼就看出他不对劲，因为糖罐子里的夹心巧克力又少了。这回是苏黎世州的一个女孩，也是穿一条红裙子，梳着金色的麻花辫。母亲给孩子穿衣服时为什么那样不小心呢，这真令人难以相信。”

“那女孩是不是叫格里特丽·莫泽？”我问。

“她叫格里特丽，另外两个叫索尼亚和艾菲丽，”老太太答道，“我把她们的名字都记住了。可是已故的小阿尔伯特的状况越来越糟，他开始精神恍惚，大小事我都要吩咐十来遍，一天到晚不得不骂他像骂愣头小子一样。1949年，或者1950年，我记不清到底是哪年了，格里特丽的事过去几个月后，他又变得心神不宁、心不在焉了，连鸡圈都变得乱七八糟，母鸡咯咯叫个不停，因为他也不按时喂它们了。他又开始开着我们的别克车到处跑，接连好几个下午都不在家，他只是说出去兜兜风。突然，我发现糖罐子里的夹心巧克力球又少了。我暗中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看到已故的小阿尔伯特悄悄地溜到客厅里，像插钢笔一样把剃须刀插到衣服口袋里，我连忙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小阿尔伯特，你是不是又找到了一个女孩？’‘上天的旨意，妈咪，’他说，‘就这一次了，你不要管我，上天下的命令就是命令，这女孩也穿着红裙子，梳着金色麻花辫。’‘小阿尔伯特，’我严厉地说，‘我不允许你这么做，那姑娘在哪儿？’‘离这儿不远，在一个加油站旁边，’已故的小阿尔伯特说，“求求你了，妈咪，求求你了，让我听从上天的旨意吧。’我的主意已定，‘这绝不可能，小阿尔伯特，’我说，‘你向我保证过要在家里好好清理鸡圈，好好给鸡喂食。’已故的小阿尔伯特勃然大怒，我们的婚姻一直很和睦，这是他第一次大动肝火，他声嘶力竭地喊：‘我只是你的佣人。’他已经病入膏肓了，稍后他拿着夹心巧克力球和剃须刀冲了出去，跳上车就走了。一刻钟后，我接到电话，他的车和一辆卡车相撞，他死了。贝克神父和比勒警官都来了，比勒警官做事有分寸且周到，所以我在遗嘱里说要捐赠五千法郎给库尔警察局，另外还有五千法郎给苏黎世警察局，因为我在弗莱尔街有房产。当然，我姐姐带着她的司机也来了，就是想刺激我，她把我操办的整个葬礼都毁了。”

我定睛看着老太婆。谢天谢地，等了半天，捐款的事终于也说出来了。似乎我受的嘲弄还不够，还要再好好地被讽刺一番。

可就在这时，教授带着一个医生和两个护士进来了。他们请我们出去一下。我与施罗德太太道别。

“多保重。”我难堪地说，脑子里一片空白，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她却呵呵笑了起来。教授用古怪的眼神打量着我，场面很尴尬，我很高兴终于摆脱了老太太、神父和那一帮人，一个人走到医院的走廊上。

到处都是带着礼物和鲜花的探视者，空气里弥漫着医院的药水味。我逃了出来。出口很近，我以为已经来到花园里。一个身材高大、穿一身深色正装的男人推着轮椅从走廊那头走过来，他长着一张圆乎乎的娃娃脸，头戴一顶礼帽，轮椅上坐着一个满脸皱纹、身子抖个不停的老太太，她穿着貂皮大衣，抱着一大束鲜花。他们或许就是那个九十九岁的姐姐和她的司机吧，我怎么会知道呢？我惊恐地望着他们，直到他们渐行渐远，消失在私人病房那边。然后，我几乎跑了起来，冲了出去，穿过花园，经过坐轮椅的病人、正在康复的人和来访者的身边。直到我在皇冠餐厅里坐下来，开始喝上肝泥丸子汤时，心情才稍稍平静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