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疑 又有人造访

这个可怕的老人整个下午都在奋笔疾书，一整张纸写得满满的。除此之外，他又和州银行以及一个公证员通了电话。这个高深莫测又令人崇拜的病人，女护士们越来越不愿意走进他的病房，而他就像一只巨大的蜘蛛，镇定自若地织着自己的罗网，一条条、一层层，密密麻麻，坚定不移。傍晚时分，胡格托贝尔打来电话，通知老人除夕之夜就能如愿住进索纳施泰因医院。他还要接待一个客人。至于这人是主动来访，还是应探长之邀前来，则不得而知。来访者矮小瘦弱，脖颈很长。他的身子裹在一件敞开的雨衣里，雨衣的几个口袋都塞满报纸，里面穿着带有棕色条纹的灰色上装，破破烂烂的，口袋里同样塞满了报纸，脏兮兮的脖颈上围着一条污迹斑斑的柠檬黄围巾，头戴一顶巴斯克小帽。浓密的眉毛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高大的鹰钩鼻与他瘦小的体型很不相称。可能是牙齿脱落的原因所致，鼻子下的嘴巴深深塌陷。他大声地自言自语，听起来像在朗诵诗句，诗句中夹杂着很多零零散散的词语，如无轨电车，交通警察，犹如大海里的孤岛，不知什么原因，他似乎因这些东西而极其生气。他手中那根雅致但已过时的银柄黑手杖一定来自另外一个世纪，拄在手里随意挥舞，但却极其不愿与褴褛的衣衫为伍。早在进入大门时，他就撞在了一个女护士身上，对她弯腰鞠躬致歉后，又结结巴巴地啰嗦了一通道歉的话，随即又晕头转向地误入了妇产科，在即将突然闯进所有人都紧张忙碌着正在接生的产房时，被一个医生赶了出来。行进中，却被房门口插着石竹花的花瓶绊了一跤，这样的花瓶每个病房门口比比皆是。他总算被人带进了想要去的新楼（他被当成一头受到惊吓的动物而捕获）。然而，在他就要进入老探长病房时，又被手里的拐杖绊住了，甩出去的手杖滑出了半条走廊，重重地撞在一扇门上，而门后的房间里，正躺着一位重病患者。

“这些交通警察啊！”来访者大声喊道。这时，他终于来到贝尔拉赫病床前。（陪同他进来的女护士心里想，谢天谢地！）“他们无处不在，满城都是交通警察！”

“喂，”探长小心翼翼地招呼着这位情绪激动的来访者，“这样的交通警察局怎么说也是有必要的，傅驰希。交通一定要有秩序，否则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会比现在更多。”

“交通要有秩序！”傅驰希用他的尖嗓子喊着，“说得好。听起来很好。但为之不需要专门的警察局，为之首先需要对人的信任，相信他们安分守己。伯尔尼全城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交警大本营，因此每个交通参与者变得野蛮粗暴就不足为奇了。但伯尔尼始终都是这样，一个毫无希望的警察窝，一种无可救药的专政长期以来盘踞在这座城市。当莱辛得知可怜的亨茨死去的消息时，就想写一部有关伯尔尼的悲剧。多么惋惜，他后来竟然没写！我在一座首都的警窝里生活了五十年，我不愿意描写自己作为一个词句工匠（我不撰写文章，只是堆砌词句！）在这个昏昏沉沉的大城市是如何忍饥受寒、艰难度日（每周除了得到一份文学杂志《联邦》之外一无所获）的。多可怕啊，简直可怕透顶！五十年来，每当我穿行在伯尔尼大街上时，都紧闭眼睛；还躺在婴儿车里时，我就这样做了，因为我不愿意看见这个不幸的城市，这个我父亲曾在此担任什么副职而了其一生的城市。而现在，当我睁开眼时，我看到的是什么呢？交通警察，到处都是交通警察！”

“傅驰希，”老探长坚定地说，“我们现在不用谈论交通警察局了。”他严肃地朝着这个颓废而全身霉变的人望去，他已经坐在椅子上，可怜地晃动着衣衫褴褛的身躯，一双猫头鹰眼睛瞪得又圆又大，一副悲惨相。

“我丝毫不明白，你这是怎么了，”老探长接着说，“真是活见鬼，傅驰希，你有的是能力，你也是条汉子，你主编的《射击苹果报》是一份很好的报纸，哪怕是小报。但现在，在上面刊载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交通警察、无轨电车、狗、集邮爱好者、圆珠笔、广播节目单、戏剧花絮、有轨电车票、电影广告、联邦议会、纸牌游戏如此等等。你的精力和激情，你用它们去抨击这些东西——你搞的永远只是席勒在《威廉·退尔》里写的那一套——，天晓得，应该用在其他事情上，那才值得。”

“探长，”来访者叹息着说，“探长啊！你不要怪罪一个诗人，一个以书写创作为生的人，他迫不得已生活在瑞士，这已经算是倒了大霉，但比这更糟糕的是，他还不得不依靠瑞士苟且偷生。”

“行了，行了。”贝尔拉赫试图平息他的情绪，但傅驰希却变得愈发狂躁。

“行了，行了，”傅驰希大喊着从椅子上蹦起来，冲到窗前，然后又冲到门口，如此往返不停，犹如一只钟摆，“行了，行了，说得很容易。简单说句‘行了，行了’就原谅了？什么都原谅不了！就是到了上帝那里，什么也都原谅不了！我承认，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可笑之人，几乎变成了诸如哈巴库克、特奥巴尔德、奥斯塔赫和穆斯塔赫的人物，或者不管他们声称叫什么，他们用他们的冒险故事填满了我们那些可爱而无聊的报纸专栏，他们要依靠一大堆领扣、太太和剃须刀经历这些冒险故事——蹩脚，不言而喻。然而，当整个世界到处分崩离析时，谁终究不会沉沦到蹩脚的境地呢！在这里，人们为灵魂的私语作诗吟唱。探长啊，探长，我什么没有尝试过呢，就是为了靠着我的打字机来为自己创造一种有尊严的生存？可到头来，我却连一个贫穷农民的普通收入都达不到，我不得不舍弃一个又一个计划，放弃一个又一个希望，还有那些最优秀的戏剧，那些热情似火的诗篇，那些崇高的小说！赌场，到处是赌场！瑞士把我变成了一个傻子，一个神经病，一个对抗风车和羊群的堂吉诃德。在这里，如果你献身于精神追求而不是获取金钱，那你就应该为自由与公正付出代价，为那些在祖国的市场上四处兜售的商品付出代价，并且应该维护一个迫使你过着懒汉和乞丐生活的社会。人们愿意享受生活，却不愿意舍弃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享受，简直一毛不拔；就像曾经在一个千年帝国里只要一听到文化这个词，人们就会拉起枪栓，那么在这个国家，人们就是要守住钱包。”

“傅驰希，”贝尔拉赫严厉地说，“你谈到了堂吉诃德，这很好，这是我最喜欢的话题。但凡我们还有点正义感，脑子多少还正常的话，我们都应该成为堂吉诃德。但我们没必要像那个可怜的老骑士一样身披铠甲来对抗风车，我的朋友，如今我们对抗的是危险的巨人，时而对抗残忍狡猾的恶魔，时而对抗头脑始终仅有麻雀大小的真正的巨型爬虫：一切野兽，它们并非存在于童话里或者我们的想象中，而是现实中。如今我们的责任是，无论如何要与形形色色的非人性进行斗争。但现在恰恰重要的是，我们怎样斗争，在斗争中也要尽量聪明行事。与邪恶斗争可不是玩火游戏。然而，你呀，傅驰希，你在玩火，因为你采取不聪明的方式进行着一场有意义的斗争，如同一个用油而非水来灭火的消防员。翻一翻你出版的那个可怜的小报，人们立即就会产生一种印象，似乎整个瑞士都得从地球上灭掉。这个国家存在着很多——多得简直不可胜数！——的问题，讲起这个来，我也能给你讲一辈子，最后也会变得心情沮丧。但因此就将一切统统扔进火海，就像住在所多玛和蛾摩拉城的人那样，则完全不恰当，也不大尽情理。你的所作所为，几乎就像是你羞于去热爱这个国家。这样做我很不喜欢，傅驰希。你不应该因为热爱而感到羞愧，对祖国的热爱无论什么时候都值得称赞，但这种爱必须严肃且具有批判性，否则便只是一种无原则的爱。因此，只要发现祖国的污点和肮脏之处，应该努力清扫洗涤，甚至就像赫剌克勒斯清扫奥吉亚斯牛圈那样——我认为这是赫剌克勒斯十大功绩中最讨人喜欢的一个——，但立刻就拆毁整栋房子，既无意义，也不明智。毕竟在这个贫困而伤痕累累的世界上，建造一栋新房子并不容易，需要几代人付出努力，就算房子费尽周折最终落成，它也不见得就一定比旧房子好到哪里去。重要的是，能说出真相，人们可以为之而奋斗，而不是立即进精神病院。这在瑞士是可能的，平心而论，我们得承认这一点，并为此心存感激，我们不需要惧怕任何政府或联邦议会，或者无论它们叫什么委员会也罢。诚然，在这里，有些人肯定还衣衫褴褛，因生活贫困而感到不愉快。我承认，这种情况的确很糟糕。但一个真正的堂吉诃德，即便面对自己那可怜的装备也仍然会感到自豪。自古以来，与人的愚蠢和自私作斗争都极其艰难，并且代价惨重，这与贫穷和屈辱息息相关。但这样的斗争是神圣的，不应当伴随着唉声叹气，而应当伴随着尊严。然而，你却狂风暴雨般地诅咒和谩骂我们善良的伯尔尼人民，诉说自己在他们中间忍受着多么不公正的命运，甚至希望有个扫帚星降临人间，将我们古老的城市夷为废墟。傅驰希呀，傅驰希，你作斗争的动机很渺小。把为公平正义而斗争挂在嘴边的人，最起码得摆脱别人的嫌疑，认为斗争的动机纯粹是为了面包篮子。请忘掉你的不幸，摆脱你不得不穿着的破烂裤子，放弃为了琐碎小事而进行的不值一提的争斗吧。天晓得，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比交通警察重要得多的事情呢。”

傅驰希瘦小的身躯又蜷缩到靠背椅上，伸长细细的黄脖颈，两条细腿高高跷起。巴斯克小帽掉在了椅子下面，柠檬黄围巾忧伤地挂在他陷进靠背椅的胸前。

“探长，”他带着哭腔说，“你对我太严厉了，犹如摩西或以赛亚对待以色列人。我知道你说得有道理，但是四天了，我没吃一丁点儿热饭，就连抽一支烟的钱也没有。”

老探长忽然感到一丝尴尬，他皱着眉头问对方，难道他不再去莱博戈恩斯家吃饭了吗？

“我和莱博戈恩斯太太因为歌德的《浮士德》吵了一架。她认为第二部分好，而我持不同意见。从那之后，她就再也没邀请过我去她家吃饭。她的董事长丈夫后来写信给我解释说，对他太太来说，《浮士德》第二部分至高无上，十分神圣，因此很抱歉，实在无法帮我挽回局面。”作家傅驰希啜泣着说。

这个可怜虫使得贝尔拉赫倍感同情，他感到自己确实过分严厉了，最终他十分尴尬地安慰道，一个巧克力工厂董事长的太太对歌德能有多么深刻的认识呢。“莱博戈恩斯太太如今邀请谁去她的饭局呢？”探长问，“又换成了那个网球教练啦？”

“勃金格。”傅驰希轻声回答。

“那他最近几个月至少每三天都能吃一顿好饭菜了，”老探长说，语气同时变得缓和，“他是个不错的音乐家，但他的作品我实在听不下去，尽管我早在君士坦丁堡就早已习惯了一切可怕的噪音。不过这是另一码事。凭我的感觉，勃金格和董事长太太要不了多久就会由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而不欢而散。到时候她会再次重新邀请那个网球教练。他们这种人在精神上比较容易被人左右。而你，傅驰希，我要把你介绍给戈赫尔巴赫一家，就是经营戈赫尔巴赫·柯内服装店的那家。他们家的饭菜虽然油水大点，但味道还是很好的。我确信，这一家要比莱博戈恩斯家更容易相处。戈赫尔巴赫不懂文学，对《浮士德》也好，对歌德也罢，他全然没有兴趣。”

“那他太太呢？”傅驰希腼腆地打听道。

“聋子，”探长安抚他说，“对你来说是好事，傅驰希。桌子上那小支棕色雪茄你拿去抽吧，是一支‘小玫瑰’，胡格托贝尔医生特意留给我的，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在这里抽。”

傅驰希扭扭捏捏地点燃了“小玫瑰”。

“你去巴黎待十天，好吗？”老探长问道，显得十分随意。

“去巴黎？”这个干瘦的小男人惊呼着从椅子上跳起来，“如我所愿，倘若允许我有一个愿望的话，去巴黎？让我去？一个没有比我更热爱法国文学的人？哪有不愿去的！下一班火车，即刻就启程！”

突如其来的惊喜让傅驰希激动地喘息着。

“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五百法郎和一张火车票，你去本德斯胡同大街找布尔茨公证员拿，”贝尔拉赫平静地说，“你会喜欢此行的，巴黎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城市，除了君士坦丁堡。至于法国人，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傅驰希，法国人是最优秀、最有教养的家伙，就连地道的土耳其人都比不过他们。”

“去巴黎，去巴黎。”这个可怜虫结结巴巴地说。

“不过事先需要你在一件我觉得十分棘手的事上帮帮忙，”贝尔拉赫一边说，一边用锋利的目光注视着这个瘦小的男人，“这事一点儿救都没了。”

“一桩罪案？”对方颤抖着问。

“要揭开一个事件的真相。”探长回答。

傅驰希缓慢地把“小玫瑰”搁到身旁的烟灰缸里，“要我做的事危险吗？”他瞪大眼睛轻声问道。

“不危险，”老探长说，“没有什么危险。也正是为了消除所有的危险，我才送你去巴黎。但你必须按照我说的去做。下一期《射击苹果报》什么时候出？”

“我不知道，等我有了钱再出。”

“那你最快可以在什么时候发一期？”探长问。

“马上就可以。”傅驰希回答。

贝尔拉赫又问他，《射击苹果报》是否全部由他一手编辑和出版。

“就我一个人。有一台打字机和一台老式印刷机。”编辑兼出版人回答。

“每期印多少份？”

“四十五份，一份地地道道的小报，”从椅子那里传来轻微的回答声，“长期订阅的用户从未超过十五人。”

探长沉思片刻。

“下一期《射击苹果报》要大量出版。印三百份。出版费全由我来承担。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只需要你在这一期撰写一篇特约文章即可。至于同期还刊登什么，那是你的事。在这篇文章（说着，他把那张写满字的纸递给他）里要写什么，我都已经写在这上面了。但我要看到的是用你的语言，傅驰希，用你最优美的语言，拿出你自己黄金时期的全部文采。除了我的信息之外，你什么都不需要知道，也包括这医生是谁，这篇文章就是针对他而发的。不要因为我的观点而使你感到迷茫，请你相信它们是真实的，对此我以人格担保。在这篇你会寄给一些医院的文章里，仅有一个不真实，这就是你，傅驰希，似乎手里掌握着你的观点的证据，并且知道那个医生的名字。这正是危险所在。因此，《射击苹果报》一旦被送到邮局，你必须迅速动身去巴黎。连夜就得动身。”

“我会写的，我也会动身去巴黎。”作家保证说，手里捏着老探长递给他的那张纸。

这时，他简直判若两人，高兴得两腿舞来舞去。

“别跟任何人说你去巴黎的事。”贝尔拉赫用命令的口吻叮嘱他。

“不跟任何人说。绝对不跟任何人说！”傅驰希保证说。

“那么出版这期报纸一共要花费多少钱。”老探长问。

“四百法郎。”小矮子喜形于色地回答，引以为豪，总算有点名堂了。

探长点点头。“你可以去找我的公证人布尔茨拿这笔钱。如果你急需的话，他今天就能给你，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报纸一出版，你务必动身去巴黎，好吗？”探长再一次试问他，心里有一丝无法抑制的疑惑。

“立即就走，”小矮子发誓说，朝天伸出三只手指，“当晚就动身，立即去巴黎。”

可是，傅驰希走后，老人的心仍然放不下来。他感到这作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靠不住了。他思索着，要不要请鲁茨派人去监视傅驰希。

“胡思乱想，”他然后告诫自己，“他们已经让我退休了。埃门贝格尔这个案件由我单独来解决。傅驰希将会撰写针对埃门贝格尔的文章，由于他随之远走高飞，那我就不必为之操心了。就连胡格托贝尔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事。他现在就要来了，我多么想抽一支‘小玫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