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疑 玛洛克博士

“现在他好像睡醒了。”探长听到门旁边传来一个声音，此时他依然凝视着钉着铁栏杆的窗户。朦胧的、幻影似的晨光笼罩着整个房间，一个穿白大褂的老妇人，看起来至少很老，面容憔悴而浮肿地走了进来，贝尔拉赫好不容易才认出了她，不免吃了一惊，这正是他在埃门贝格尔手术室里见过的女医生。他盯着她看着，一阵阵疲倦和恶心向他袭来。她根本不理睬探长，直接撩起裙子，隔着长筒袜朝自己的大腿上注射了一针。接着她站直身子，拿起一面镜子开始装扮自己。老探长紧张地注视着整个过程。在这个女人眼里，他似乎形若空气。她的面容褪去了苍老，重新变得清新而有光泽。这个一动不动倚着门框站立的女人，正是他刚抵达时见到的那个美女。

“我明白了，”老探长说着，逐渐从惊愕中清醒过来，但依旧感到疲倦而困惑，“是吗啡。”

“没错，”她说，“这个世界上有人需要这玩意儿——贝尔拉赫探长。”

老探长凝视着窗外逐渐变暗的晨色，外面这时下起了雨，雨水浇在积了一夜的雪地上。接着，他似乎漫不经心地轻声说：

“你知道我是谁了。”

说完他又凝视着窗外。

“我们知道你是谁。”女医生斩钉截铁地说，身子依然倚靠在门框边，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

怎么知道的，他问，其实他一点儿也不好奇。

她把一份报纸扔到他床上。

这是一份《联邦报》。

老探长随即发现，报纸首页登着他的照片，他春天照的照片，那时他还抽着巴西的奥尔蒙牌香烟。照片下写着：伯尔尼警察局探长汉斯·贝尔拉赫正式退休了。

“这很正常。”探长嘟哝说。

然后，当他惊讶而气恼地又朝报纸瞥了一眼时，看到了出版日期。

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丧失了理智。

“看看日期，”他声嘶力竭地叫道，“大夫，请注意日期，注意报纸的出版日期！”

“怎么了？”她全然不动声色地问。

“出版日期是1月5日。”探长绝望地喘息着说，他此刻明白了自己为何没有听到新年的钟声，也明白了昨夜为何寂静得可怕。

女医生嘲讽地问道，难道你所期待的是另外的日期，说话间她的眉毛微微上扬，显得做作而好奇。

探长大声喊道：“你究竟在我身上搞了什么花样？”他试图直起身子，却无力地倒在床上。

他的双臂在空中来回晃了几次，然后又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女医生取出烟盒，抽出一支烟。

她似乎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

“我不希望有人在我的病房里抽烟。”贝尔拉赫低声说，语气却很坚决。

“窗户装上了铁栅栏。”女医生回应道，同时用头示意着窗户的方向，栅栏外雨水纷纷下落。

“我不认为你有什么决定权。”

接着，她转身朝老探长走去，站在他床前，双手仍然插在白大褂口袋里。

“胰岛素，”她一边说，一边俯视着他，“老板给你实施了胰岛素治疗法。这是他的拿手戏。”她笑着说：“难道你要逮捕这个人吗？”

“埃门贝格尔曾经对一个名叫内勒的德国医生不打麻醉开了刀，并将其杀害了。”贝尔拉赫冷漠地说。他觉得自己必须争取这个女医生。

他下定决心，不惜冒任何危险。

“他还干了更多的恶事，这位博士先生。”女医生回答说。

“你都知道啊！”

“当然。”

“你也承认，埃门贝格尔曾化名内勒在施图特霍夫集中营当医生？”他急切地问。

“是的。”

“你同样承认是他谋杀了内勒？”

“为什么不呢？”

贝尔拉赫精疲力竭地望着窗外。他一下子证实了他的怀疑，这个可怕且难以理解的怀疑，这是他从胡格托贝尔那苍白的脸色和一张旧照片中看出来的。在这些无比漫长的日子里，他抱着这个怀疑四处奔走，犹如背着一个沉重的负担。一滴滴泛着银光的雨珠顺着铁栏杆滴落下来。他曾如此渴望地期待着真相大白的时刻，就像期待着片刻的宁静一样。

“如果你知道一切真情，”他说，“那么，你就是同案犯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疲惫而悲伤。

女医生投去那样一种奇怪的目光俯视着他。她的沉默令他不安。她将右臂的衣袖高高撸起，小臂上烫着一个数字，就像牲口身上烫印的号码一样。“你还想看看背部吗？”她问。

“你在集中营里呆过？”探长吃惊地喊道，目光盯着她，吃力地半坐起来，用右臂支撑着身子。

“艾迪特·玛洛克，但泽施图特霍夫灭绝营第4466号囚犯。”

她的声音冷酷而漠然。

老探长又倒在床上。他诅咒自己的病，自己的虚弱，自己的无能为力。

“我曾是共产主义者。”她说着把撸起的袖子放了下去。

“那你是怎样活着走出灭绝营的？”

“这很简单。”她回答说，漠然地忍受着他的目光，仿佛她对什么都无动于衷，无论是人类的情感，还是如此可怕的命运。

“我成了埃门贝格尔的情妇。”

“这怎么可能呢。”探长脱口而出。

她惊讶地望着他。

“一个残暴的折磨狂怜悯一条垂死的母狗，”她终于说道，“在施图特霍夫灭绝营，女囚犯找纳粹医生做情妇的机会很渺茫，幸运的女人并不多。每一条拯救自己的路都值得一走。为了离开索纳施泰因医院，你不是也使尽浑身解数吗？”

他颤抖着第三次尝试，渴望能挺起身子。

“你现在依然是他的情妇吗？”

“是啊，为什么不呢？”

她可不能再这样了，埃门贝格尔是一头可怕的野兽，贝尔拉赫大声喊道，“你曾是共产主义者，那你毕竟有自己的信仰啊！”

“是的，我曾经有过信仰，”她平静地说，“我曾深信，人们必须热爱这个由石头和泥土构成的、围绕着太阳旋转的不幸东西；以理性的名义，帮助人类摆脱贫困和剥削，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的信仰并不是空话。然而，那个留着可笑的小胡子和一撮庸俗的额头卷发的明信片画家接管了政权后，正如专业表述为他从此以后所犯下的罪行所称道的，我流亡到了那个国家，那个我以及所有共产党人全都信任的国家，投入了我们无比贤惠的母亲的怀抱，那个可敬的苏联。噢，我有过自己的信仰，并且以此来对付世界。我曾像你这样坚定，探长，要同邪恶战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们不应该放弃这个斗争。”贝尔拉赫轻声回应说，他此时已冷得浑身打颤，又躺到床上。

“那么，我想请你抬头看看你上方的镜子。”她用命令的口气说。

“我已经看过自己了。”他回答，恐惧地移开了向上看的目光。

她笑了。“一具美妙的骷髅，不是吗，正冲着你，伯尔尼警察局探长在狞笑呢。在同邪恶的战斗中，我们的原则是，永远不能放弃，无论在何种情况、何种条件下。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或者在写字台前，这也许适用。但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在这个我们像骑着扫帚的女巫一样飞转于宇宙间的星球上，它并不适用。我的信仰是伟大的，如此伟大，甚至当我走进俄国民众的困境，走进这片辽阔的、自称没有暴力而充满自由精神的国家一片无望的情景时，我也没有失望；当俄国人把我关进他们的监狱，没有审讯与判决，将我从一个集中营驱赶到另一个，而且并未告知我这样做的目的何在时，我也没有怀疑，这在历史的伟大安排中，也自有意义所在；当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那个举世闻名的条约后，我认识到了条约的必要性，的确认为有必要维护这个伟大的共产主义祖国。然而，1940年某个深冬的清晨，我走出一列从西伯利亚开出并走了几个星期的牲口车厢，被俄国兵押着和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囚犯穿过一座破烂的小桥，桥下污秽的河水夹杂着冰块和木头缓缓流淌；我们抵达对岸，在晨雾中被身穿黑制服的党卫军接管。这时，我才醒悟过来这就是背叛，不仅是对我们这批被上帝遗弃而此刻正蹒跚走向施图特霍夫灭绝营的可怜穷鬼的背叛，而且也是对共产主义理念本身的背叛；共产主义只有同博爱及人性理念融为一体时，才会真正有意义。然而现在，探长，我已经越过了那座桥，永远越过了那座黑乎乎的、摇摇晃晃的、下面流淌着布克河水（与地狱里那条布克河同名）的小桥。现在我明白了，人的天性是什么，就是他可以被随心所欲地摆布，被任何一位当权者或任何一个埃门贝格尔出于愉悦或理论而肆意摆布；从人的嘴里，能够随意逼出任何供词，因为人的意志是有限的，而酷刑却是无边无尽的。让一切飘浮在我面前的希望都离我而远去吧！我要让一切希望都离我而远去。反抗，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斗争，这毫无意义。人类自己向往走向地狱，在思想上为铸造地狱而准备，在行动上为走进地狱而前进。到处莫不如此，当年在施图特霍夫灭绝营如此，如今在索纳施泰因医院依然如此，同样可怕的旋律，以阴郁的和弦从人类的灵魂的深渊里升起。如果说但泽附近的灭绝营是犹太人、基督徒和共产党人的地狱，那么这个处于正直的苏黎世的医院便是富人们的地狱。”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你所用的词语非同寻常。”贝尔拉赫问道，目光紧紧地追随着女医生。她让他着迷，同时又令他恐惧。

“你很好奇，”她说，“好像还引以为豪。你敢于深入虎穴，但这里却有来无回。你别指望我。人对我而言无所谓，也包括埃门贝格尔，即使他是我的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