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09、各别的劳动部门

狭义的工厂工人

现在我们来比较详细地研究英国工业无产阶级各个最重要的部分。根据上面（第299页）规定的原则，应当从工厂工人即工厂法所涉及的工人开始。这个法律规定了利用水力或蒸气力来纺织羊毛、蚕丝、棉花成亚麻的一切工厂的工作时间；因而，它的效力及于英国工业各个最主要的部门。在这些生产部门工作的工人是英国工人中资格最老、人数最多、智慧最高、力量最大、因而也最不安分而且是资产阶级最恨的。站在工人运动的最前列的正是这些工人，首先是棉纺织业中的工人，正如领导着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的是他们的主人即厂主，首先是郎卡郡的厂主一样。

我们在“导言”里已经看到，在这些生产部门中工作的人如何因新机器的出现而首先被迫脱离了以前的生活条件。因此，后来陆续发明的新技术也极其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这一部分人，这就毫不足怪了。在尤尔［注：安·尤尔博士“大不列颠的棉纺织业”1836年版（《The　Cotton　Manufacture　of　Great　Britain》．By　Dr．A．Ure．1836）。——恩格斯原注］、培恩斯［注：爱·培恩斯“大不列颠棉纺织业史”（《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of　Great　Britain》．By　E．Baines，Esq．）。——恩格斯原注］等人写的棉纺织业史中，每一页上都讲到日新月异的改进，其中大部分也已经在纺织工业中的上述其余部门里被采用了。手工劳动几乎到处都被机器排挤掉，几乎一切操作都用水力或蒸气力，而且每年都有更新的改进。

在一个组织得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所有这些改进都只会受到欢迎；但是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进行得正激烈的地方，个别的人把一切利益都攫为己有，从而剥夺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资料。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由于头一个发明——一个工人摇动的珍妮纺纱机（见前）的生产能力至少比一架普通纺车高5倍，所以每一架新的珍妮纺纱机就要使5个纺工失业。生产力比珍妮纺纱机大得多而且也只需要一个工人操纵的水力纺纱机就剥夺了更多的人的生计。产量不变而需要工人更少的骡机也起着同样的作用，而它的每一次改进，即锭子数目每增加一次，都又一次地减少了所需工人的数目。骡机上的锭子已经大大增加，使许多工人都失业了：以前一个纺工和几个接断头的童工（piecers）管600个锭子，而现在他一个人就能够看两架骡机，总共是1400-2000个锭子，这样，两个成年纺工和他们的一部分助手就得失业。自从许多纺纱工厂使用自动纺机以后，纺工的作用就全部化为乌有而由机器代替了。我手头有一本书［注：“一位曼彻斯特工人所揭露的关于工厂的无可否认的事实”，议会议员威·拉释莱出版并献给工人阶级。1844年伦敦奥利维利尔书店版第28页及以下各页（《Stubborn　Facts　from　the　Factories》．By　a　Manchester　Operative．Pub－lished　and　dedicated　to　the　Working　Classes　by　Wm．Rashleigh，M．P.London，Ollivier，1844，p．28ff．）。——恩格斯原注］，是曼彻斯特一位公认的宪章派领袖詹姆斯李奇写的。作者曾在不同的工业部门里，在工厂里和煤矿里工作过多年，我个人也许知道他是一位诚实、可靠而且能干的人。由于他在党内的地位，他掌握了工人自己搜集起来的、关于各种工厂的许多极为详细的资料。他做了若干统计表，从这些表中可以看出，在1829年，35个工厂总共比1841年多用了1060个纺工，虽然在这个时期内这些工厂里的锭子数目已经增加了99239个。他还举出了5个工厂，在这些工厂里连一个纺工都没有了，因为那里只使用自动纺机。锭子的数目增加了10％，可是纺工的数目却减少了60％多。而从1841年起，——李奇补充道，——通过把锭子改为双排（double　decking）等等办法而实行了许多改进，结果上述工厂中的某几个厂从1841年起又解雇了一半纺工。在一个不久以前还有80个纺工的工厂里，现在只剩下了20个纺工，其余的不是被解雇，就是被迫做童工的工作，拿童工的工资。关于斯托克波尔特，李奇也报道了同样的情况，1835年这里有800个纺工，1843年却只有140个了，虽然这个城市的工业在这八九年中有很大的发展。在梳棉机方面最近也做了类似的改进，这就剥夺了一半工人的生计。一个工厂里安装了改良并纱机，结果八个女孩子中有四个失业，而其余四个的工资也被厂主从8先令减到7先令。织布业方面的情形也是一样。动力织机一个接一个地夺取了手织机在织布业里的一切地盘。因为它生产的要比手织机多得多，而且一个工人能看两架动力织机，所以在这里也有许多工人失业。在所有的工厂生产部门中，在纺麻和纺羊毛方面，在蚕丝的加工方面，情形都是一样；动力织机甚至已开始夺取毛织品和麻织品生产的个别部门。仅仅在罗契得尔一地，在织法兰绒及其他毛织品的部门里用动力织机的就比用手织机的多。对于这一点资产阶级通常总是这样回答：机器一改进，生产费用就减少，结果成品的价格就降低，而价格一降低，消费量就会增加，因而失业的工人很快就能在新建的工厂里重新找到工作。当然，资产阶级有一点是完全对的，这就是在有利于一般工业发展的一定的条件下，以廉价原料制成的商品的价格每降低一次，都会大大地增加消费量，促成新工厂的创办。但是除了这一点资产阶级的论断就没有一个字是对的。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在价格降低的结果显示出来和新工厂建立起来以前，是要经过许多年的。他们绝口不谈，由于机器方面的各种改进，真正的费力的工作一天天地被机器所代替，从而成年男人的工作就变成了简单的看机器的工作，这是纤弱的妇女甚至小孩子也完全可以做的，而做这个工作所得的工资要少一半，甚至少三分之二；这样一来，尽管生产已经扩大，成年工人却一天天地从工业中被排挤出来，而且再也找不到工作；因此，整个整个的劳动部门或者完全取消了，或者改变得很厉害，弄得工人必须从头学起；在禁止童工劳动的问题被提出来时，资产阶级总说，要想获得必要的工厂技能，必须从小即从十岁以前学起（例如见“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报告”的几个地方），但是在这里他们却竭力避免提到这一点。最后，他们绝口不谈，技术发展的过程在不断地继续着，即使工人真的在新的劳动部门里找到了工作，机器的改进还是要把他从那里排挤出去，使他最后失去对明天的信心。但是资产阶级却获得了机器改进的全部利益。在最初几年，当许多老机器还在工作，改进还没有普遍实行的时候，资产阶级抓到了发财致富的最好的机会，这时要资产阶级看到机器生产发展的坏的一面，那未免对他们要求太高了。

机器一改进，工资就降低，这也是资产阶级激烈地加以反驳的，但工人却再三地坚持这一点。资产阶级要我们相信，虽然计件工资随着生产的改进而降低了，但每周的工资一般说来与其说是降低，不如说是提高了，工人的状况与其说是变坏，不如说是改善了。要彻底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困难的，因为工人所引的多半是计件工资下降的例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各种不同的劳动部门里每周的工资也毫无疑问地随着机器的采用而降低了。在骡机上纺细纱的所谓精纺工确实拿到较高的工资，每周三四十先令，这是因为他们组成了一个坚强的工会来反对降低工资，同时他们的劳动也需要长期的训练。但是普通的纺工所得的工资就很低了，因为他们不得不和不适于纺细纱的自动纺机（ｓｅｌｆ－ａｃｔｏｒｓ）竞争，而且这种机器的应用又大大打击了他们的工会。一位这样的纺工告诉我，他一个星期挣的钱不超过14先令，这和李奇的材料是符合的，他说，在各个不同的工厂里普通纺工一星期挣不到16 1/2先令，三年前一星期挣30先令的纺工，现在勉勉强强才能挣12 1/2先令，而去年一年的平均工资也没有超过这个数目。的确，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是下降得少一些，但这只是由于一开始就不高的缘故。我认识许多女工，都是有小孩的寡妇，她们拚了命每星期也只能挣八九个先令，而每一个知道英国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的人都承认，这一点钱是不够养家的。所有的工人都异口同声地断定，工资随着机器的改进而普遍降低了。工业资产阶级说什么工人阶级的状况随着机器的使用而改善了，工人自己却认为这是一个弥天大谎，而要证实这一点只要在工厂区里的每一个工人大会上听听就可以了。但即使真的只是相对工资即计件工资降低，而绝对工资即工人一星期挣的总数并没有变动，那又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这只是说，工人必须心平气和地看着厂主老爷们装满自己的腰包，看着他们从每一种改进中得到好处，却连极小的一份也不分给他们工人。资产阶级在和工人斗争时连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都忘记了。这个在其他场合下把马尔萨斯当做神的资产阶级惶恐地向工人叫道：假使没有机器，英国人口中增加的那几百万人到哪里去找工作呢［注：例如昔蒙兹先生在他的“手工业和手工业者”一书中就是这样发问的。——恩格斯原注］？多么地荒谬！似乎资产阶级自己知道得不够清楚，假使没有机器和机器所促成的工业繁荣，这“几百万人”根本就不会出世，也不会长大！如果说机器也给工人带来了某种好处，那就只是它向工人证明了社会必须改造，使机器不再为害于工人，而是造福于工人。这些聪明的资产者老爷们可以去问问曼彻斯特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清道夫（现在，这当然已经晚了，因为在这方面也发明了而且使用了机器），去问问那些在街上卖盐、卖火柴、卖橘子、卖鞋带等等或者竟不得不讨饭的人，问问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会回答道：工厂工人，被机器剥夺了工作的工人。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机器的改进对工人只能产生不利的并且经常是很严重的后果；每一部新机器都会带来失业、匮乏和贫穷，而在英国这样本来就几乎总有“过剩人口”的国家里，在大多数情形下失掉工作就是一个工人可能遭遇到的最倒霉的事情。不用说，技术不断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失业所产生的这种生活无保障的现象，对于一个生活本来就已经十分动摇不定的工人，起着怎样使人泄气，使人沮丧的作用呵！要避免陷入绝望状态，在这里工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在内心里、在表面上都反抗资产阶级，或者过酗酒和放荡的生活。英国工人有的选择了第一条路，有的选择了第二条路。英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叙述了成百次的破坏机器和反抗资产阶级的骚动，而关于放荡生活，我们已经谈过，这当然只是绝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已。

最倒霉的是那些不得不和新采用的机器竞争的工人。他们生产的商品的价格是由机器生产的同样商品的价格来决定的，而因为机器生产比手工生产便宜，所以和机器竞争的工人得到的工资是最低的。在旧式机器上工作的工人，如果他不得不和最新式的改良了的机器竞争的话，他的遭遇也是一样。当然，另外还有谁会来担负这种损失呢？厂主既舍不得扔掉旧机器，又不愿意受到损失；对死的机器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于是他就在活的工人身上，在整个社会的替罪羊身上打主意。在这些不得不和机器竞争的工人中间，生活得最坏的是棉纺织业中的手工织工。他们得到的工资最少，甚至在有足够的工作时，一星期所挣的钱也不超过10先令。动力织机一个跟一个地从他们那里夺取了织物业的各个部门；此外，手织业又是在其他劳动部门中失掉工作的一切工人的最后的避难所，因而在这里总是人手过多。所以，一个手工织工平时一星期能挣六七个先令就算是幸运的，甚至要挣这个数目，他每天就得在他的织机上工作十四小时到十八小时。此外，大多数的织品都需要一个潮湿的工作地点，为的使纬纱不致老是断掉，这样，一半由于这个原因，一半也由于工人穷，租不起好房子，手织作坊中地下几乎从来都是既不铺木板，也不铺石板的。我访问过不少手工织工；他们住的房子都是在最破落最肮脏的大杂院和街道里，通常总是在地下室中。往往是五六个织工住在一座只有一两间工作室和一间大的公用卧室的小宅子里，而且他们中还有些是已经结了婚的。他们的食品几乎光是土豆，有时有点燕麦粥，牛奶很少见，肉类就几乎从来看不到。他们中有很多人是爱尔兰人或者祖先是爱尔兰人。这些不幸的手工织工，每次危机都是他们最先受到打击，最后摆脱危机的恶果，而且还要被资产阶级当做一种工具，用来反击那些攻击工厂制度的人！看吧，资产阶级洋洋得意地叫道，看看这些穷织工生活得多么糟，看看工厂工人生活得多么好，然后再来评判工厂制度吧！［注：例如尤尔博士在他的“工厂哲学”中说的。——恩格斯原注］似乎手工织工的状况这样坏并不是工厂制度本身和机器的罪过，似乎资产阶级自己对这一点了解得不像我们这样清楚！但是这里接触到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说几句谎，装一装好人，在他们是算不了什么的。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机器生产的发展日益挤掉成年男工的事实。在机器上工作，无论是纺或者是织，主要就是接断头，而其余的一切都由机器去做了；做这种工作并不需要什么力气，但手指却必须高度地灵活。所以男人对这种工作不仅不必要，而且由于他们手部的肌肉和骨胳比较发达，甚至还不如女人和小孩子适合，因此，他们几乎完全从这个劳动部门中被排挤出去了。这样，随着机器的使用，手的活动和肌肉的紧张逐渐被水力和蒸气力所代替，于是就愈来愈没有必要使用男人了。因为女人和小孩子不仅工资比较低，而且如上面已经说过的，比男人更适合于做这个工作，所以他们就代替了男人。在使用水力纺纱机的纺纱工厂中工作的只有女人和女孩子，在用骡机的纺纱工厂里只有一个成年男纺工（在使用自动纺机时，他就是多余的了）和几个接断头的助手，后者多半是女人或小孩子，有时是十八岁到二十岁的青年男子，间或是失了业的老纺工。［注：“郎卡郡某些棉纺织业部门的工资情况变得非常紊乱：几百个二三十岁的青年男工做着接断头的助手的工作或其他某种工作，一星期最多挣八九个先令，但是同一个工厂里的十三岁的童工一星期却挣5个先令，而十六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女工竟挣10—12个先令。”1844年10月工厂视察员莱霍纳的报告。——恩格斯原注］在动力织机上工作的多半是十五岁到二十岁及二十岁以上的女人，有时也有几个男人，但他们很少有二十一岁以后还继续做这种工作的。在粗纺机上工作的也同样只是女人，最多只有几个男人从事磨梳棉机和刷洗梳棉机的工作。此外，一切工厂都还要雇一定数目的小孩子来装卸筒管（doffers），雇几个成年男人做监工，雇一个机匠和一个司机管理蒸汽机，另外还要雇用木匠、看门人等等。但是主要的工作都由女人和小孩子来做。这一情况厂主也是否认的，他们去年还公布了一个详细的统计表，想证明机器决没有排挤成年男人。从这些表中可以看出，在所有的工厂工人中，妇女占一半以上（52％），男人大约占48％，而所有这些工人中有一大半是十八岁以上的。这一切都是事实，但是厂主老爷们很小心地不告诉我们，成年工人中究竟有多少是男工，多少是女工，而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里。他们本来就是很明显地把机匠、木匠以及一切多少和工厂有点关系的成年男人，甚至连办事员等等都列在表里面，可是他们没有勇气把事情的全部真相说出来。这些表充满了捏造的、歪曲的、黑白颠倒的材料，以及可以吓唬门外汉但不能向内行人证明任何东西的平均数字；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这些表里面竟一字不提，这只证明了作者即厂主们的盲目的利己主义和不老实。我们可以从艾释黎勋爵于1844年3月15日在下院为辩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而发表的演说中摘引一些关于工人年龄和性别的资料，这些资料并没有受到厂主的反驳，而厂主所发表的材料也只涉及英国工厂工业的一部分。在大不列颠的419560个工厂工人中（1839年）有192887人（即几乎一半）是在十八岁以下；242296人是女性，其中有112192人在十八岁以下。这样，男工中就有80695人在十八岁以下，而成年男工一共只有96569人，占工人总数的23％，就是说，还不到四分之一。在棉纺织工厂里，女工占56．25％；在毛纺织工厂里占69．5％；在丝织工厂里占70．5％；在纺麻工厂里占70．5％。这些数字想来已经足以证明成年男工被排挤的事实；但是要证实这一点，只要随便到一个工厂里去看看就可以了。结果现存的社会秩序必然会颠倒过来，而这种颠倒既强加于工人头上，就要使他们遭到最致命的后果。首先是女人出外工作完全破坏了家庭。如果妻子一天在工厂里工作十二三个小时，而丈夫又在同一个地方或别的地方工作同样长的时间，那末他们的孩子的命运会怎样呢？他们像野草一样完全没有照管地生长起来；或者每星期花1个或1 1/2先令把他们托付给旁人照管，而那些人会怎样对待他们，那是不难想像的。所以在工厂区，小孩子因缺乏照顾而酿成的不幸事件就惊人地增加起来。根据曼彻斯特的验尸官的记录（根据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的材料，霍金斯博士报告第3页），在九个月内有69个孩子烧死、烫死，56个淹死，23个摔死，77个因其他不幸事件致死，就是说，一共发生了225起不幸事件［注：1843年由曼彻斯特医院记录下来的不幸事件中有189件——一百八十九件！——是烧伤、烫伤的，其中有多少人死亡却没有说明。——恩格斯原注］，而在非工厂城市的利物浦，十二个月内一共只发生了146起致命的不幸事件。煤矿中的不幸事件都没有包括在这两个城市的这些数字里面，而且更应该注意到，曼彻斯特的验尸官管不了索尔福，所以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可以认为是差不多相等的。几乎每一号“曼彻斯特卫报”都要报道一起或几起严重地烧伤、烫伤人的事件。母亲出外工作也是小孩子死亡率增高的原因之一，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完全可以由事实证明。女人常常在分娩后三四天就回到工厂去做工，婴孩当然只好丢在家里；休息的时候，她们急忙赶回去给孩子喂奶，自己也随便吃点东西。这奶是怎样喂的，那也可想而知了。艾释黎勋爵引述了几个女工的话：

“Ｍ．Ｈ．二十岁，有两个小孩子，小的还是乳儿，由大一点的孩子照顾。她早晨五点钟一过就到工厂里去，晚上要到八点才回来；奶整天从乳房往外流，把衣服全弄湿了。——Ｈ．Ｗ．有3个小孩子，星期一早晨五点离开家，星期六晚上七点才回来；一回来就要替小孩子做许多事情，忙到早晨三点钟以后才睡觉。她常常被雨淋得浑身透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得去做工。她说：‘我的乳房痛得要命，我浑身都让流出来的奶浸透了。’”

这个可耻的制度只是鼓励了人们采取用麻醉药使孩子保持安静的办法，而事实上这个办法在工厂区已经传布得很广了。根据曼彻斯特区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主任琼斯博士的意见，这种习惯是常见的痉挛致死事件的主要原因。女人在工厂里做工不可避免地要把家庭整个地拆散，在目前这种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状况下，这种情形无论对夫妇或者对小孩子都会产生最严重的败坏道德的后果。一个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没有时间让孩子在初生的几年中享受最普通的母爱的母亲，一个很少能见到自己的孩子的母亲，是不能成其为孩子的母亲的，她必然会对孩子很冷漠，没有爱，没有丝毫的关怀，完全像对待别人的孩子一样。在这种条件下长大的孩子，以后对家庭是没有丝毫眷恋的，他们在自己创立起来的家庭里也永远不会感到一点家庭味，因为他们太习惯于孤独的生活了，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工人家庭受到更严重的破坏。儿童劳动也是促成家庭离散的一个原因。孩子们一到他们挣的钱多于父母花在他们身上的钱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交给父母一部分钱作为食宿的费用，其余的就自己花掉。这样的事情往往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发生（鲍尔：关于利兹城的报告，其中的几个地方；塔夫耐尔：关于曼彻斯特的报告第17页及其他各页；以上均引自“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报告”）。一句话，孩子们都逐渐自立起来，把父母的家看做小旅馆，如果他们不满意这个旅馆，他们就常常另外换一个。

在许多情形下，女人在工厂里工作并不完全破坏家庭，但是使它头脚颠倒了。妻子挣钱养活全家，丈夫却坐在家里看孩子，打扫屋子，做饭。这种情形是很多很多的；仅仅在曼彻斯特一地就可以数出几百个这种不得不专搞家务的男人。这种实际上的阉割在工人中激起什么样的正义的愤怒，它在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原封不动的时候会使整个家庭关系发生什么样的根本变化，那是不难想像的。我手边有一封信，是一个名叫罗伯特·朋德的英国工人写给奥斯特勒的，这个工人住在利兹城泽边木屋的男爵大厦里（为了资产阶级可以到那里去找他，所以我把详细地址写出来）。这封信的率直精神，我在翻译中未必能表达出一半来；缀字错误在德文中还可以适当地表达出来，但是约克郡方言的特点就完全失去了。他在这封信里说到他认识的一个工人出去找工作，在郎卡郡的圣海伦斯遇到了一位老朋友。

“就在这里，先生，他找到了他，他走近他的小屋的时候，您想，他看到了什么？一间又湿又低的地下室，家具就只有两把旧椅子、一张三条腿的圆桌、一只箱子，没有床，只是墙角有一堆陈麦秸，上面盖着两条脏床单，火炉旁有两个木墩子。我这位可怜的朋友走进去的时候，可怜的杰克坐在火炉旁的一个木墩子上，您想想看，他在干什么呢？他在用缝衣针替老婆补袜子，他一看见老朋友站在门口，就想把针线活藏起来，可是朱（我那个熟人的名字）看到了一切，他说：‘见鬼，杰克，你在干什么呀？老婆呢？你这是干什么活呀？’可怜的杰克很不好意思，他说：‘我知道这不是我干的活，可是我那可怜的老婆在工厂里；她早晨五点半就到那里去，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八点钟，回家时已经累得啥也不能干了。所以只要是我能做的，我就得替她做。我没有工作，已经三年多没有工作了，我这一辈子再也找不到事情了。’说着就痛哭起来，他说：‘不错，好心的朱，这地方女人和孩子有的是工作，可是就没有男人的工作。要找工作真比在街上拾100金镑还要难。但是我从来不愿意相信你或别人会看到我替老婆补袜子，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可是我老婆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了，我害怕她会病倒，那样一来我就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了，因为她早就成了家里的男人，我却成为女人了。朱，这工作可糟糕呀。’他接着又伤心地哭着说：‘以前可并不是这样。’朱问道：‘可是，杰克，告诉我，这些时候没有工作，你是怎么活过来的？’杰克回答道：‘我告诉你，朱，凑合着活下来了，可是也真难过呵。你知道，我结婚的时候有的是工作，你也知道，我从来不是懒汉。’朱说：’可不，你哪里是懒汉。’杰克说：’我们的家曾经布置得很好，那时玛丽也用不着工作，我挣的钱足够我们两人用。可是现在什么事情都颠倒过来了；玛丽得出去工作，我只好留在家里看孩子，扫地，洗衣服，做饭，补衣服。我那可怜的女人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总是累得动也动不了。你知道，朱，一个过惯了另一种生活的人，这日子真难过呵。’朱回答道：’是呵，真不容易。’杰克又开始哭起来；他说，要是他没有结婚，或者根本就没有生下来，那该多好；但是他和玛丽结婚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弄到这个地步。杰克说：’我为这些事情哭过不知多少次了。’先生，朱后来告诉我，他听了这些话以后，就用他所有从小在工厂里学会的骂人的话咒骂工厂、厂主和政府。”

还能够想像出一件比这封信里所描写的更荒谬更不近情理的事情吗？但是这种使男人不成其为男人、女人不成其为女人、而又既不能使男人真正成为女人、也不能使女人真正成为男人的情况，这种最可耻地侮辱两性和两性都具有的人类尊严的情况，正是我们所赞美的文明的最终结果，正是几百代人为了改善自己和自己子孙的状况而做的一切努力的最终结果！眼看着人们的一切勤劳和努力到头来都成为笑柄，我们只能对人类和人类的命运本身感到失望，或者承认人类社会以前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时走错了道路。我们必须承认，两性间的关系之所以这样完全颠倒过来，只是因为这些关系一开头就建立在不合理的基础上。如果说工厂制度所必然造成的女人统治男人的现象是不近人情的，那末原来男人统治女人的现象也应该认为是不近人情的。如果现在的女人，像过去的男人一样，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她谋得了大部甚至全部家庭公共财产这样一件事实上，那末财产的共有就不是真正的，不是合理的，因为家庭的一员以自己担负了大部分的责任而矜骄自夸。现代社会里的家庭正日益解体这一事实，只不过证明了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这一外衣下的私人利益。［注：有多少已婚妇女在工厂中工作，从厂主自己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郎卡郡412个工厂里做工的有10721个已婚妇女；她们的丈夫只有5314人也在工厂里做工，3927人做别的工作，821人没有工作，其他659人不详。可见每个工厂都有两三个靠妻子劳动过活的男人。——恩格斯原注］当孩子们不像上面所说到的那样只给父母饭费而要赡养他们的失业的父母的时候，也发生同样的相互关系。霍金斯博士在关于工厂劳动的报告里证实了这种关系是很常见的，在曼彻斯特这种事情更是屡见不鲜。正如同在另一种情况下女人是一家之主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就是一家之主。艾释黎勋爵在他的演说（1844年3月15日在下院发表）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因为他的两个女儿上酒馆而责骂了她们，她们却说她们已经被训得烦死了：去你的吧，我们还得养活你！也应该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果实了。她们丢开父母不管，从父母家里搬了出去。

在工厂里长大的未婚女人并不比已婚的好。一个九岁起就在工厂里做工的女孩子自然是不熟悉家务的，因此，所有的工厂女工在这方面都完全是外行，都不会管理家务。她们不会缝纫，也不会编织，不会做饭，也不会洗衣，她们连最普通的家务都不熟悉；至于怎样照顾孩子，她们更是一无所知。“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报告”举了几十个例子来证明这个事实，而关于郎卡郡的报告的作者霍金斯博士则发表了以下的意见（“报告”第4页）：

“女孩子们没有经过仔细考虑就很早地结了婚；她们没有可能、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熟悉家庭主妇的最普通的责任，而且即使她们有了这一切，她们在婚后也没有时间来承担这些责任。母亲每天有十二小时看不见自己的孩子：照管孩子的是特地花钱雇来的女孩子或老太婆；此外，工厂工人的住宅又经常不是一个所谓的家（home），而是一间地下室，里面既没有做饭的器具，也没有洗濯、缝纫和补缀衣服所必需的用具，缺少能使他们过愉快而有文化的生活并能使家庭具有吸引力的一切东西。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特别是为了保全孩子们的生命和健康，我只能竭诚希望，总有一天会禁止已婚的妇女在工厂里做工。”

个别的例子和证言见“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报告”，考威尔文件第37、38、39、72、77、50页。塔夫耐尔文件第9、15、45、54页及其他各页。

但是这一切还不是最大的祸害。妇女在工厂里工作，在道德方面引起了更加严重得多的后果。人们不分男女老少地聚集在一间工作室里，他们不可避免地互相接近，没有受过任何智育和德育的人们挤在一个狭小的地方，——这一切对妇女的性格的发展是不会有什么好影响的。厂主即使注意到这一点，也只是在真正发生了什么丑事的时候才会出来干涉；至于比较放荡的人对比较规矩的人、特别是对年轻人的经常的但不大显著的影响，他就无法知道，因而也无法预防。而正是这种影响害处最大。在“1833年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中，许多证人都说工厂中的谈话是“猥亵的”、“下流的”、“肮脏的”等等（考威尔文件第35、37页及其他许多页）。我们在大城市里大规模地看到的事情在这里小规模地发生着。人口的集中对人们有同样的后果，不管这种集中是发生在大的城市里还是小的工厂里。工厂愈小，接近的机会就愈多，交往就愈不能避免。后果是免不了的。莱斯特的一个证人说，他宁愿让他的女儿去讨饭，也不愿送她进工厂，工厂是地狱的真正入口，城市中的大多数妓女都是工厂造成的（鲍尔文件第8页）。曼彻斯特的另一个证人“毫不犹豫地断定，工厂中的十四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女工有四分之三已经丧失了童贞”（考威尔文件第57页）。委员会委员考威尔简直就认为，工厂工人的道德比工人阶级的中等道德水平还要低一些（第82页），霍金斯博士则说（“报告”第4页）：

“道德是不容易用数字表示出来的，但是，如果相信我亲身的观察，相信那些和我谈过话的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并且也相信我得到的一切证言所产生的总印象，那末工厂生活在道德上对青年妇女的影响是非常令人丧气的。”

不言而喻，工厂奴隶制也和任何别的奴隶制一样，甚至还要厉害些，是把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给予主人的。在这方面厂主也是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解雇的威胁即使不是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至少十回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毁女孩子的任何反抗，何况她们本来就不很珍视自己的贞操呢。如果厂主够卑鄙的话（委员会的报告叙述了许多这样的事件），那末他的工厂同时也就是他的后宫；而且，即使不是所有的厂主都利用这个权利，女工们的情况本质上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在工厂工业创始的时期，当大多数厂主都是没有受过教育而且不尊重社会上的伪善习俗的暴发户的时候，他们是泰然自若地利用他们这个“正当地得来的”权利的。

要正确地估计工厂劳动对妇女的身体所产生的后果，必须先考察一下儿童的劳动及劳动本身的特性。现代工业一兴起，工厂就雇用小孩子；最初由于机器小（以后变大了），在机器上工作的几乎完全是小孩，而且他们主要是从孤儿院里领来的，厂主把他们当做“学徒”成群地长期雇用。他们吃的、住的和穿的都是一样，自然完完全全是雇主的奴隶，受雇主的最残酷和最野蛮的虐待。早在1796年，派西沃博士和罗皮尔爵士（棉纺织工厂厂主，现任首相的父亲）就那么有力地表现了这个令人发指的制度在社会舆论中所引起的愤怒，竟使得议会在1802年通过了学徒法，制止了最惊人的虐待[1802年的学徒法把儿童学徒的工作时间限制在十二小时以内，并禁止让他们做夜工。此项法律只是在棉纺织业和毛纺织业中实行，并且没有规定工厂视察制来加以监督，而事实上厂主们也不遵守它。]。自由工人的竞争渐渐地抬起头来，把学徒制挤掉了。工厂愈来愈多地在城市里建立起来，机器变大了，屋子里空气比较流通了，也比较清洁了。同时，成人和青年的工作也逐渐多起来，于是在工厂里工作的儿童的相对数目就减少了一些，他们开始工作的年龄也稍微提高了一些。人们很少雇用八九岁以下的孩子了。以后，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一样，立法机关也一再地出来保护儿童，使他们不会因资产阶级的贪欲而受到残害。

工人的孩子、特别是工厂工人的孩子的死亡率之高，就足以证明他们幼年的生活条件对健康如何有害。这些原因对活着的孩子也有影响，虽然其程度不像对已经死了的孩子那样厉害。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原因也要造成容易感染某种疾病的体质或者使发育受到阻碍，因此，工人的孩子的体力都比一般的孩子差。一个在贫穷和各种各样的困苦中、在潮湿和寒冷的环境里、在穿得不暖住得很坏的情形下生长起来的工厂工人的九岁的孩子，绝对不会像在比较健康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一样地有工作能力。他在九岁时就被送进工厂，每天工作六小时半（以前是八小时，再以前是十二小时到十四小时，甚至十六小时），一直工作到十三岁，而从这时起一直到十八岁每天就要工作十二小时。对他的身体发生不良影响的原因仍然不停地起作用，而工作又愈来愈重了。就假定一个九岁的孩子，甚至是工人的孩子，可以坚持每天六小时半的工作而不致对他的身体有显而易见的损害，但是待在污浊、潮湿而且经常是闷热的工厂空气里，对健康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好处的。把孩子们应该专门用在身体和精神的发育上的时间牺牲在冷酷的资产阶级的贪婪上，把孩子们从学校和新鲜空气里拖出来，让厂主老爷们从他们身上榨取利润，这无论如何是不可饶恕的。固然，资产阶级会说：如果我们不雇孩子们到工厂里来工作，他们所处的环境还是一样地不利于他们的发育。一般地说，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先把工人的孩子置于恶劣的条件下，然后再利用这些恶劣的条件为自己谋利益！他们用来替自己辩解的，和整个工厂制度一样，正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他们用昨天犯的罪来替今天犯的罪进行辩解。要不是工厂法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住他们的手脚，这些专门为工人的福利而设立工厂的、“好心的”、“仁慈的”资产者会怎样保护工人的利益呵！让我们来听一听，在工厂视察员没有盯住厂主以前，他们在工厂里的行为是怎样的。让他们自己承认的证据（“1833年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来揭露他们。

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说：孩子们开始在工厂里工作间或是从五岁起，有时是从六岁起，更经常地是从七岁起，而大部分是从八九岁起；工作时间常常是长到每天十四小时到十六小时（吃饭时间除外）；厂主允许管理人殴打孩子，而且常常自己也动手。这个报告甚至还叙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苏格兰厂主骑着马夫把一个十六岁的逃跑的工人追回来，叫他走在马前面，强迫他和马跑得一样快，而且不断地用长鞭子抽他！（斯图亚特文件第35页）在工人的反抗比较强烈的大城市里，这种事情当然发生得少一些。然而就是这样长的工作日也还不能满足资本家的贪欲。他们的目的是要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使投入建筑物和机器里的资本多生利，使它尽可能地加紧工作。为了这个目的，厂主就实行了可耻的夜工制。有些厂主实行了两班制，每班的人数都足够充分保证工厂工作的进行，一班在白天工作十二小时，一班在夜里工作十二小时。任何白天的睡眠都代替不了的夜间的休息这样经常被剥夺，对于小孩子和年轻人，甚至对于成年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是不难想像的。整个神经系统受刺激，因而身体整个地衰弱下去，这就是这种劳动的必然结果。这种劳动的另一后果便是酗酒和纵欲。一个厂主证明（塔夫耐尔文件第91页），在他的工厂里实行做夜工的两年内，非婚生子的数目增加了1倍，道德水平竟降低到使他不得不停止夜工。别的厂主做得更野蛮，他们强迫许多工人一连工作三四十个小时，而且这样的事情每星期都有几次；这是因为厂主没有足够的工人来换班：换班仅仅是为了让一部分工人能替换出来睡上一两个钟头。委员会关于这种野蛮行为和它的后果的报告超过了我在这方面所听到的一切。这里所叙述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可是我们将会看到，资产阶级还经常地引用委员会的证据，把它解释得对自己有利。这种制度的后果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委员们报告他们遇到过大批的畸形者，而这些人之所以畸形完全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最普通的畸形是脊柱和两腿弯曲。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利兹城的弗兰西斯沙普是这样描述这种畸形的：

“在我到利兹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股骨下端这样奇怪地弯曲的情形。起初我以为这是佝偻病，但是到医院里来看这种病的人很多，得这种病的年龄又都是小孩子通常已不会得佝偻病的时候（八岁到十四岁），而且只是在孩子们进工厂工作以后才开始得这种病，这一切迫使我改变了我的看法。到目前为止我已看见过将近一百个类似的病例，我可以极肯定地说，这些病是劳动过度所引起的；据我所知，所有的病人都是工厂里的孩子，并且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生病的原因是劳动过度。”——“显然是因为站得太久而引起的脊柱弯曲的病例，我遇到过不下三百件。”（劳顿博士文件第12、13页）

在医院里工作了十八年的医生，利兹的海依博士，也同样证明：

“脊柱弯曲在工厂工人中是很常见的；在某些场合下这只是过度劳动的结果，在某些场合下则是长时间的劳动在生来就弱或由于营养不良而衰弱下去的身体上造成的后果……在这里，各种各样的畸形比这些病更常见：膝盖向里弯，关节上的韧带常常松弛而缺少弹力，腿的长骨弯曲了；这些长骨头的粗的一端特别弯曲而且发育过度；这些病人都来自工作时间过长的工厂。”（劳顿博士文件第16页）

布莱得弗德的外科医生波门特和法普也都证实了这一点。在德林瓦特、鲍尔和劳顿博士等三个委员的报告里描述了许多这类畸形的例子；不大注意这种现象的塔夫耐尔和爵士戴维巴莱博士在他们的报告里也举了个别的例子。（德林瓦特文件第69页上关于两弟兄的例子，第72、80、146、148、150页上关于两弟兄的例子，第155页及其他许多页；鲍尔文件第63、66、67页上的两个例子，第68页上的三个例子，第69页上的两个例子，关于利兹的报告第29、31、40、43、53页及以下各页；劳顿博士文件第4、7页上的四个例子，第8页上的几个例子等；戴巴莱爵士文件第6、8、13、21、22、44页，第55页上的三个例子等；塔夫耐尔文件第5、16页及其他各页）调查过郎卡郡的委员考威尔、塔夫耐尔和霍金斯博士完全忽视了工厂制度所引起的这些医学上的后果，虽然郎卡郡的畸形者在人数上完全可以和约克郡相比。我每次走过曼彻斯特总要碰见三四个畸形者，他们的脊柱和腿弯曲的情形和上面所描述的完全一样，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他们，并且也有可能仔细地观察他们。我自己认识一个畸形者，他的情况和海依博士所描述的完全符合，他是在盆德尔顿城道格拉斯先生的工厂里弄成畸形的。这个工厂由于不久以前还整夜整夜地工作，所以在工人中间至今还是臭名远扬的。一看这些畸形者，立刻就可以猜到使他们畸形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的畸形都是一样的：膝盖向里同时又稍微向后凹进去，双脚成为里八字，关节畸形而粗大，脊柱往往向前或向旁边弯曲。但是搞得最残酷的看来还是麦克尔士菲尔德区的那些仁慈的丝织厂主们；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这些工厂里有年龄很小的（最小的只有五六岁）孩子在做工。在塔夫耐尔委员引用的补充材料里，我们看到一个叫做莱特的工厂监工的供述（第26页），他的两个姊妹的身体都被工作弄得畸形到非常可怕的地步，他有一次计算过麦克尔士菲尔德好几条街上（其中有几条是那里最干净最漂亮的街道）的畸形者的数目：他在唐利街看到十个畸形者，在乔治街看到五个，在沙洛特街看到四个，在瓦特考茨看到十五个，在班克托普看到三个，在勋爵街看到七个，在磨坊巷看到十二个，在大乔治街看到两个，在习艺所里看到两个，在派克格林看到一个，在皮克福特街看到两个。这些畸形者的家属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畸形是缫丝工厂的过度劳动造成的。在第27页上讲到一个男孩子，他因身体畸形已不能上楼梯；那里还提到几个女孩子，她们的脊柱和骨盘都是畸形的。过度的劳动还造成了其他的畸形，特别是扁平足，这是戴巴莱爵士（譬如在第21页上他就提到两起）和利兹的内外科医生们常常遇到的（劳顿文件第13、16页等）。即使年轻人有比较结实的身体，比较好的营养和其他条件，受得住这种野蛮剥削，但是他们也免不了要闹背痛、腰痛、腿痛、关节肿胀、静脉扩张，或大腿和小腿上生大块的顽固的溃疡。所有这些疾病在工人中几乎是普遍的现象。斯图亚特、马根多士和戴巴莱爵士在他们的报告里举了几百个例子；他们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不患这些病中的任何一种病的工人；而在其余的报告里，也有许多医生证明这些后果确实是存在的。在关于苏格兰的报告里有无数的例子毫无疑义地表明，每日工作十三小时甚至对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工人，无论是男工或女工，都至少会引起这样的后果，这对丹第和丹弗姆兰的纺麻工厂来说是如此，对格拉斯哥和拉纳克的棉纺织工厂来说也是如此。

所有这些疾病都是从工厂劳动的性质本身产生的，这种工作如厂主们所说的确实是很“轻易的”，但正是这种轻易比任何别的工作更能使身体衰弱。工人并不需要做很多事，但是他们必须老是站着，无权坐下。谁要是在窗台上或筐子上坐一会，他就要受罚。这样长久地站着，上身经常机械地压在脊柱上、骨盘上和腿上，这就不能不产生前面所说的那些后果。这样老是站着完全不是工作本身所必需的，诺定昂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在那里，至少在并纱间里已经安上了座位（结果，上面所说的那些疾病都绝了迹，因而女工们也同意延长工作日了）。但是，在工人只是替资产者工作而很少有兴趣把工作做好的工厂里，他利用座位确实很可能利用到超过厂主所同意和对厂主有利的程度，而为了使资产阶级少损失一点原料，就只好让工人牺牲他们的健康了［注：利兹城一个工厂的纺纱车间里也已经安上座位了（德林瓦特文件第80页）。——恩格斯原注］。此外，长时间保持这种站立姿势，加上工厂里的空气大半都很坏，这更使得整个身体显著地衰弱下去，从而又引起其他各种与其说是局部的、不如说是全身的疾病。工厂里的空气通常都是又潮又暖，而且多半是过分地暖；只要通风的情形不很好，空气就很恶劣，令人窒息，没有足够的氧气，充满尘埃和机器油蒸发的臭气；而机器油几乎总是弄得满地都是，并且还渗到地里。工人们由于热，都穿得很少，因此，室内温度一不平均，就势必要感冒；在这种热地方待久了，他们就害怕新鲜空气；而随着身体各种机能的逐渐衰退，体内发出的热量也减少了，这就要靠外面的热来维持，所以工人在窗子关得紧紧的闷热的工厂空气里反而感到最舒服。此外，从工厂的热空气里走到街上那种刺骨的或潮湿的寒风里的时候温度总是急剧地改变，工人没有足够的防雨器具，淋湿了又不能换上干衣服，这一切加起来就经常引起感冒。如果我们记住，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恐怕除了腿上的肌肉，全身就没有一块肌肉真正紧张起来，真正活动起来，如果我们记住，工人们丝毫不能抵抗上述各种原因所起的使身体衰弱和钝化的作用：他们没有机会锻炼身体，发展肌肉的力量，增进肌肉纤维的弹性和强度，而且从小就被剥夺了在新鲜空气里活动的机会，那末，当医生们在工厂报告中几乎一致肯定，他们发现工厂工人对一切疾病的抵抗力都特别弱，生活力普遍减低，整个智力和体力都不断在衰退，我们就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了。让我们先听听戴巴莱爵士的话吧：

“工厂劳动对工人有下面几种不利的影响：（1）无条件地必须使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的活动适应于由均匀的无休止的力量来发动的机器的运动；（2）必须在长得不近情理而且每一个间隙都迅速地互相衔接起来的时间内保持站立的姿势；（3）睡眠被剥夺（由于工作时间长、腿痛和全身不舒服）。这里还得加上低矮、拥挤、满是尘土的或潮湿的工作室，肮脏而闷热的空气，以及不断地出汗。因此，特别是男孩子，除了很少的例外，很快就失去儿童的新鲜的玫瑰色的脸色，比其余的男孩子苍白而消瘦。连赤着脚站在织布房的泥地上的手工织工的学徒都比他们好看些，因为这些学徒总还偶尔到新鲜空气里去走走。但是在工厂里做工的孩子，除了吃饭就没有一分钟的空间，他们也仅仅是在去吃午饭的时候才走到新鲜空气里去。一切成年的男纺工都苍白而消瘦，都有消化不良和胃口时好时坏的毛病；他们从小就在工厂里工作，在他们中间很少有或者简直就没有身材魁梧、体格强壮的人，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做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职业对男人身体的发育非常有害。女人担负这种劳动比男人容易得多。”（这是非常自然的，但是我们在下面将看到，她们也有她们自己的特殊的疾病。）（戴巴莱爵士的总报告）

鲍尔也说了同样的话：

“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布莱得弗德的工厂制度造成了许多畸形者……时间延续得很久的劳动，对身体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各种显著的畸形上，而且还更普遍地表现在发育受阻碍、肌肉松软和体格孱弱上。”（鲍尔报告第74页）

前面已经引证过的利兹的外科医生［注：所谓外科医生（surgeons），和有学位的医生（physicians）一样，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医学家，因此，他们不仅从事外科医生的业务，而且也从事一般的医务。由于许多原因，大家宁愿找他们看病，而不找有学位的医生。——恩格斯原注］弗沙普写道：

“当我从斯卡博罗搬到利兹的时候，我立刻看到，这里的孩子一般都比斯卡博罗及其附近地区的孩子苍白得多，肌肉也远不如他们发达。我还发现，许多孩子就他们的年龄说来是太矮小了……我诊断过无数的瘰疬病、肺部疾病和胃肠疾病，作为一个医生，我丝毫也不怀疑这些病是由工厂里的工作引起的。我赞同这样的意见：时间延续得很久的劳动削弱了身体的神经力量，造成许多疾病滋生的地盘；假使没有新的力量从农村里源源不绝地流进来，工厂工人这一种人是很快就会完全退化的。”

布莱得弗德的外科医生波门特也这样说：

“在我看来，这里的工厂中所实行的劳动制度引起了整个身体的特别衰弱，因而使小孩子极其容易感染流行病和偶发的疾病……我坚决认为，工厂对通风和保持清洁没有任何必要的规定，是特别容易产生或感染我在行医时经常遇到的那些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凯博士也做了同样的证明：

“（1）我有机会观察过工厂制度在最良好的环境中（在布莱得弗德的伍德工厂里，这是这个城市中设备最好的工厂，凯博士在这里当过厂医）［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对儿童健康所起的影响；（2）这影响是无可怀疑的，而且甚至在这样好的条件下也为害很大；（3）1842年一年中，在伍德工厂里做工的孩子有五分之三找我看过病；（4）这个制度最有害的后果，与其说是表现在畸形者人数众多上面，不如说是表现在大多数人都虚弱多病上面；（5）自从伍德工厂中儿童的工作日缩短到十小时以来，这一切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引用了所有这些证言的委员劳顿博士自己也说：

“我觉得这已经相当清楚地证明孩子们的工作时间长得不近人情，长到残酷的程度；甚至成年人所必须完成的工作量也未必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胜任的。结果许多人夭亡了，许多人终身带上了残疾。担心那些活下来的人将产生衰弱的后代，从生理学的观点来说，是太有根据了。”

最后，霍金斯博士在谈到曼彻斯特时说道：

“我相信大多数的旅行者都会看到，曼彻斯特的居民，特别是工厂工人，一般都矮小、瘦弱而且脸色苍白。在大不列颠或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里，我都没有看到过人们在体格和脸色方面这样显著地够不上民族标准。已婚的女人惊人地缺少英国妇女的一切特点……我必须承认，从曼彻斯特的工厂里领来给我看的一切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是抑郁而苍白的；他们脸上没有一点青年人通常具有的生动、活泼和愉快的表情。他们中有许多人告诉我，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他们一点也不想在新鲜的空气里跳跳蹦蹦地玩一下，而宁愿静静地待在家里。”

我们再从霍金斯的报告里引证一段话，这段话固然只有一半和这里所谈的有关系，但是在这里也可以像在别的地方一样有效地证明：

“无节制、放荡、不关心将来，这就是工厂居民的主要恶习，这些毛病都很容易从今天的制度所产生的风气上得到解释，而且是几乎不可避免地从这个制度里产生出来的。大家都公认，消化不良、忧郁病和全身衰弱在这类工人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十二小时的单调的工作之后，想找点什么东西来刺激一下，那真是大自然了，而当上述疾病终于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愈来愈频繁地到烧酒里面去寻求解脱。”

委员会的报告中举出了几百个例子来证实医生和委员们的这些话。关于青年工人的发育因工厂劳动而受到阻碍这一点，也有成百的证据来加以证实；例如考威尔举出了同在一个主日学里读书的46个十七岁的男孩子的体重：其中26人在工厂里面工作，体重平均是104．5磅，其余的20个虽然也属于工人阶级，但不在工厂里面工作，体重平均是117．7磅。曼彻斯特最大的厂主之一，一个鼓动厂主们反对工人的家伙——如果我没有弄错，就是罗伯特海德格莱格——自己有一次就说过：这样继续下去，郎卡郡的工厂工人很快就会变成侏儒族。［注：这一句话并不是从工厂报告中引来的。——恩格斯原注］一个管理征兵的军官（塔夫耐尔文件第59页）说，工厂工人适于服兵役的很少，他们又瘦又弱，常常被医生们认为不合格而不得入伍。在曼彻斯特，他很难找到一个5英尺8英寸高的人，大多数的人都只有5英尺6-7英寸高，可是在农业区里大多数的新兵都有5英尺8英寸高（英尺略短于普鲁士尺，大约每5英尺短2英寸）。

在这些条件的影响下，男工们都很快累垮了。大多数人一到四十岁就不能工作，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支持到四十五岁，能支持到五十岁的就非常少了。失去工作能力的原因，除整个身体衰弱外，还有视力的衰退。这是在骡机上工作的结果，在这种机器上工作时，工人必须经常注视着一长排平行的细线，因而眼睛老是很紧张。在哈帕尔和拉纳克的几个工厂里工作的1600个工人中，只有10个人超过四十五岁；在斯托克波尔特和曼彻斯特各工厂里工作的22094个工人中，只有143人超过四十五岁。在这143人中，有16人是由于特别开恩才留在工厂里面的，其中有一个人做的是小孩子的工作。在一份包括131个男纺工的名单上，只有7个人超过四十五岁，可是这131人向哪一个厂主要求工作都因“年龄太大”而遭拒绝。在波尔顿的50个被当做废物的纺工中，只有两个超过了五十岁，其余的平均还不到四十岁，可是这些人都因为什么年龄太大而失业了！一个叫做艾释华特的大厂主在写给艾释黎勋爵的一封信里自己承认，纺工们一接近四十岁，就不能纺出规定数量的纱了，因此“有时候”就要被开除；四十岁的工人他已经称他们为“老头”了！［注：所有这些事实都引自艾释黎勋爵的演讲（1844年3月15日在下院发表）。——恩格斯原注］马根多士委员在1883年的报告中也这样说：

“虽然我知道儿童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作，从而在思想上对这一点已经有了相当的准备，但是我仍然很难相信那些比较苍老的工人自己所说的岁数，这些人老得多么早呵。”

主要是替工厂工人看病的格拉斯哥的外科医生斯麦里也说，对工人来说，四十岁已经是老年（old　age）了（斯图亚特文件第101页）。关于这一点，塔夫耐尔文件第3、9、15页和霍金斯报告第4页、文件第14页等都有证明。在曼彻斯特，工人的这种未老先衰的现象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四十岁的男人看起来都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老十岁到十五岁，而在富裕的阶级中，无论是男人或女人，只要他们不狂饮，他们的容貌总是保持得很好的。

工厂劳动对妇女身体的影响也是很特别的。因工作时间过长而引起的畸形在妇女中比男子更为严重；骨盘的变形（一半是骨盘骨本身位置不正常和发育不正常的结果，一半是脊柱下部弯曲的结果）就常常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劳顿博士在他的报告中说：“我虽然没有亲自看到过骨盘畸形和其他几种疾病，但是每一个医生毕竟还是应当把这些现象看做很长的工作日在儿童身上引起的可能的后果，这已由医学界有极高声望的人物证实了。”

许多产婆和产科医生都证实了工厂女工分娩比别的妇女困难，同样还证实了她们常常流产（例如见霍金斯博士文件第11页和第13页）。此外，女工们还患一切工厂工人共有的一般衰弱症，她们在怀孕后，一直到分娩前一瞬间还要在工厂里工作，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她们如果早停止工作，那她们就得担忧她们的位置会被别人占去而自己会被解雇；此外，她们在这一段时间内也拿不到工资了。女工们头天傍晚还在做工，第二天早上就生了孩子，这是很常见的事情；甚至在工厂里，在机器旁边生下孩子，也一点不稀罕。如果资产者老爷们还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末他们的太太大概也会同意我的意见：间接强迫一个怀孕的女人直到她分娩的那一天还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以前还要长），老是站着并且还要常常弯腰，这是残酷的事情，是卑鄙的野蛮行为。但是还不止此。如果女工们被允许在分娩后两星期可以不工作，那她们就会感到高兴，而且认为这是一个很长的期限。许多人在产后一星期甚至三四天就回到工厂里整天做工了。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厂主问监工：“某某人还没有回来吗？”——“还没有。”——“她生了多久了？”——“一星期。”——“那她早就该回来了。别人在家里只住了三天。”自然，不管女工们怎样衰弱，怎样痛苦，解雇的恐惧，失业的恐惧还是把她们赶回工厂来了；厂主的利益不允许工人因为生病就留在家里；工人是不应当生病的，女工也不敢在分娩后躺在家里，否则厂主就不得不把机器停下来，或者就要为了考虑临时的解决办法而大伤其高贵的脑筋；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就解雇那些竟敢生病的工人。

请听听下面的话（考威尔文件第77页）吧：

“一个女孩子感到很不舒服，简直工作不下去了。——’你为什么不请假回家呢？——’唉，先生，“老板”在这方面是很严厉的，我们要是有四分之一天不在工厂里，就有被赶走的危险。’”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证明（戴·巴莱爵士文件第44页）：工人托马斯麦克杜特有点发烧，

“但是他不敢待在家里，就是待在家里，无论如何也不敢待四天以上，因为要不然他就会丢掉工作”。

几乎一切工厂里的情形都是如此。年轻的女孩子们在发育期间的劳动还引起了很多反常的现象。有些年轻的女工，特别是那些吃得比较好一点的，由于工厂里的温度高，就发育得比平常快，因而有些女孩子在十二岁到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发育完全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被工厂报告称为“优秀的”曼彻斯特产科医生的罗伯顿在“北英格兰内外科医学杂志”中说，他遇到过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子，她不仅是一个发育完全的妇女，而且甚至已怀了孕；十五岁的女人生孩子，在曼彻斯特是十分平常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中的高温和热带气候的酷热起着同样的作用，而且和这种气候下的情形一样，发育得太早，结果衰老得也早。但是，妇女们性的发育受到阻碍的事也是常见的：乳房很晚才发育或者根本就不发育，考威尔文件第35页上就有这样的例子；月经常常到十七八岁、有时要到二十岁才开始来，甚至常常根本就不来。（霍金斯博士文件第11页；劳顿博士文件第14页等；戴巴莱爵士文件第5页等）月经不调而且在月经来时感到剧痛和全身不适的事很平常，妇女贫血症很常见，这是所有的医学报告都一致证明了的。

这样的妇女，特别是在怀了孕还要工作的条件下，是生不出健壮的孩子来的。根据报告，特别是曼彻斯特的报告，她们生的孩子都很弱，只有巴莱一个人认为是健康的，但是他也说，在他所视察的苏格兰，结了婚的女人几乎没有一个在工厂做工；并且除格拉斯哥的工厂外，那里的工厂多半都在城外，这对孩子们的健康就有不小的帮助：在曼彻斯特近郊的工人的孩子几乎都是脸色红润而且生气勃勃的，可是城里的看上去都是脸色苍白的、腺病质的。但是一到九岁，乡村孩子就突然失掉了红润的脸色，因为他们被送进了工厂，并且很快就和城市中的孩子分不出来了。

此外，在工厂劳动中还有几个对健康特别有害的部门。例如在纺纱工厂和纺麻工厂里，屋子里都飞舞着浓密的纤维屑，这使得工人，特别是梳棉间和刮麻间的工人容易得肺部疾病。这种纤维屑有些人的身体受得了，有些人就受不了。但是工人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他在哪一部分找到工作，他就得到哪里去，不管这对他的肺部有什么样的影响。把这种纤维屑吸到肺里去，最普通的后果就是吐血、呼吸困难而且发出哨音、胸部作痛、咳嗽、失眠，一句话，就是哮喘病的各种症候，情形最严重的最后就成为肺结核。（参看斯图亚特文件第13、70、101页；马根多士文件第24页等；鲍尔关于诺定昂和利兹的报告；考威尔文件第33页等；巴莱文件第12页〔一个工厂中发生五起〕、第17、44、52、60页等，以及他的报告；劳顿文件第13页等等）但是特别有害的是亚麻的湿纺工作，做这种工作的都是年轻的姑娘和小孩子。水从锭子上溅到他们身上来，所以他们的衣服的前襟总是透湿的，地上经常有积水。纺纱工厂的并纱间的情形也是这样，只是在程度上稍微好一些，而后果也是经常的感冒和肺部疾病。说话时声音嘶哑、刺耳，这是一切工厂工人的特点，而湿纺工和并纱工尤其厉害。斯图亚特、马根多士和戴巴莱爵士都极其尖锐地抨击过这种工作的害处，也同样抨击过大多数厂主对做这种工作的女孩子们的健康漠不关心。纺麻的另一个后果是肩部的特殊畸形，即由劳动过程的性质本身所引起的右肩胛骨向前突出。纺麻也像在水力纺纱机上纺棉一样，常常引起膝盖骨的疾病，因为在接断头的时候要用膝盖来抵住锭子，使它停止转动。做这两种工作，工人必须时时弯腰，而且机器又安得离地不高，这就引起了身长发育不足的毛病。我曾经在曼彻斯特一家棉纺织工厂里工作过，在这个工厂的水力纺纱机车间里，就我的记忆所及，没有一个长得匀称的高个子的女孩子；她们都矮小；发育不良，胸部狭窄，体形很难看。除了所有这些疾病和畸形，工人还会成为残废。机器上的工作常常酿成许多相当严重的不幸事件，结果还使得工人暂时地或永久地失去工作能力。最常见的是一个手指被压碎了一节，比较少见的是整个手指、半只手或整只手、整条胳膊等等被轮子卡住并且给轧碎了。受了这些伤——甚至只是无关紧要的伤——以后，往往染上破伤风，因而死亡。在曼彻斯特，除了许多畸形者，还可以看到大批的残废者：这个人缺一只或半只胳膊，另一个人缺一只脚，第三个人少半条腿；简直就好像是生活在一批从战争中归来的残废者里面一样。但是机器上最危险的地方是从大轴上给各种机器传送动力的传动皮带，特别是在这种皮带装有扣子的时候，不过这种情形现在已经很少见了。谁要是被这种传动皮带带住，转眼间就会被卷起来摔到天花板或地板上去，摔得一根完整的骨头都留不下，立刻就死去。从1843年6月12日到8月3日，“曼彻斯特卫报”报道了下面这些严重的不幸事件（比较不严重的它甚至连提都没有提一下）：6月12日，曼彻斯特一个男孩子因一只手被机器轧碎而得破伤风死去。6月16日，萨德尔渥斯城一个青年被轮子卷住，轧得粉碎。6月29日，在曼彻斯特附近绿野猎场机器制造厂做工的一个青年跌在一块磨石下面，被磨石弄断了两根肋骨，严重地伤残了身体。7月24日，奥尔丹一个女孩子被传动皮带卷住转了五十转，死后没有一根骨头是完整的。7月27日，曼彻斯特一个女孩子掉到清棉机（最初在子棉上加工的机器）里，结果因伤死去。8月3日，达金菲尔德一个筒管旋工因被传动皮带卷住而死去，所有的肋骨都断了。在1843年一年中因在机器上受伤并弄成残废而到曼彻斯特医院来医治的人就有962个，而这个医院登记下来的其他不幸事件是2426件，这样，由于别的原因引起的不幸事件和机器引起的不幸事件的比例是五比二。这个数字里面还不包括索尔福发生的不幸事件和私人医生所治疗的人。发生这种不幸事件时，即使受伤者因此失去劳动能力，厂主们最多也只付医药费，在治疗期间照付工资的就极其少见了。至于不能再工作的工人以后如何生活，那是和他们不相干的。

关于这种事情，工厂报告写道：在任何情况下责任都应当由厂主来负，因为孩子们还不会遵守预防办法，而成年人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遵守这些办法的。但是写这个报告的是资产者，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自相矛盾，并且胡诌一大堆关于工人的“犯罪性的疏忽”（culpable　temerity）的废话。这当然改变不了事实。事情的实质是这样：既然孩子们不会谨慎小心，那就必须禁止使用童工；既然成年人常常不够谨慎，那末他们或者同样是小孩子，就是说，他们还处在不能完全了解这种危险的发展阶段上，而应当在这上面负责的，不是使他们不能受教育的资产阶级，还能是谁呢？——或者是机器装置得不好，必须在周围加上隔板或栅栏，这当然也是资产阶级应当关心的；再不然就是有一种比对于危险的恐惧更强烈的动机支配着工人，——他们为了要多挣一些钱，必须赶快工作，没有谨慎从事的时间，如此等等，——在这种场合下应当负咎的也还是资产阶级。譬如说，许多不幸事件是由于工人在机器还在运转时就开始擦洗机器而发生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资产者强迫工人在机器停下来的休息时间内擦洗机器，而工人自然是不愿意随便牺牲他的休息时间的。每一小时的休息时间对他来说都是这样地宝贵，使他宁愿一星期冒两次生命的危险，也不愿把这一小时奉送给资产者。如果叫厂主把擦洗机器所必需的时间包括在工作时间内，那就没有一个工人会想到要去擦洗转动着的机器了。总之，一切不幸事件的罪过归根到底总是在厂主身上，至少至少也应当要求他终生赡养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而在工人死亡时，就应当赡养他的家庭。在工业发展的初期，不幸事件比现在还要多得多，因为那时的机器比较坏，比较小，装置得比较挤，而且几乎完全没有安全设备。但是像前面引证的材料所表明的，不幸事件的数字现在还很大，使人们不得不严肃地考虑下面这件事实，这就是，仅仅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竟有这么多的人成为畸形者和残废者，竟有这么多的勤劳的工人在替资产阶级服务的时候因资产阶级的过失而遭遇不幸，从而陷入穷困和饥饿的厄运。

资产阶级的这种令人厌恶的贪婪造成了这样一大串疾病！妇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发育，男人虚弱无力，四肢残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他们疲惫而且衰弱，——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要填满资产阶级的钱袋！如果读到一件件的残酷得野蛮的事情，读到孩子们怎样光着身体被监工从床上拖起来，手里拿着衣服就在拳打脚踢下被赶进工厂（例如斯图亚特文件第39页及其他各页），他们的梦魔怎样被拳头所驱散，他们又怎样在工作中呼呼睡去，一个在机器刚停住的时候就睡去的可怜的孩子怎样在监工的吆喝下惊跳起来，闭着眼睛重复平时的操作；如果读到，累得走不回去的孩子怎样藏在干燥室的羊毛堆里睡觉，只有用皮鞭才能把他们赶出工厂；成百的孩子每天晚上回家时怎样疲倦到由于瞌睡和食欲不振而吃不下晚饭，他们的父母发现他们跪在床前，原来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睡着了；如果读到这一切和几百件其他肮脏卑鄙的事情，而且是在一切证据都有委员会本身认为可靠的许多证人起誓证实的报告中读到的；如果想一想，这是一个“自由党的”报告，是资产阶级的报告，是做出来反驳托利党以前的报告并证明厂主们的心地纯洁的；如果想一想，委员们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一方面，他们记载所有这些证据是违背他们的本意的，那末对这个以慈悲心肠和自我牺牲自诩而实际上却不惜以任何代价来装满自己的钱袋为唯一目的的阶级，难道能不感到愤怒，能不感到憎恨吗？但是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资产阶级通过他们挑选出来的奴才尤尔博士的嘴说出来的话吧。

这位先生在他的“工厂哲学”第277页及以下各页中写道，有人告诉工人，他们所得的报酬和他们所做的牺牲是不相称的，这就破坏了老板和工人之间的良好的关系。工人不应当这样想，他们应当努力表现自己的勤劳和忠诚，并为自己的老板的成功而欢欣鼓舞，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监工、经理，最后甚至可以成为股东，从而（多聪明呵，你说得真像鸽子咕咕叫一样！）“市场上对工人的需求立刻就会增加”！！——“要不是工人这样不安静的话，工厂制度的发展会得到更加有益的结果。”接着就是一段抱怨工人倔强的冗长的耶利米哀歌，而在讲到工资最高的工人（精纺工）的罢工时，竟说出了下面这些天真的话：

“是的，正是他们的高额工资使他们能够维持一个有薪俸的委员会，并且给他们吃着就这种工作说来是营养过多、刺激性太大的伙食，因而得了神经营养过度的毛病！”（第298页）

让我们听一听，这位资产者是怎样描写童工的劳动的：

“我参观过曼彻斯特及其附近的许多工厂，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孩子受虐待或者受体罚；也没有看到过孩子们情绪不好。他们看上去都很快活（cheerful），很机灵，对他们的肌肉的轻微活动感到愉快（taking　plea－sure），充分地享受着适合他们的年龄的活动。生产的景象决没有在我的心里引起一点伤感的情绪，相反地，它永远使我感到振奋。看一看走车退回的时候他们怎样灵巧地接上断头，看一看他们用自己的纤巧的手指活动了几秒钟之后，怎样在空闲的几分钟内采取各种姿势玩耍着，直到把线抽出来又绕上为止，那是非常令人愉快的（delightful）。这些活泼的（lively）小鬼的工作就像是一种游戏，因为已经习惯了，做起来非常轻快。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技巧，很愿意把它显示给每一个参观者看。疲劳是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的，因为他们一走出工厂，就在最近的一个游戏场上跳跳蹦蹦地玩起来，和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孩子们一样。”（第310页）

（当然罗，好像活动一下肌肉并不是被工作弄得疲劳僵硬的身体的直接需要似的！但是尤尔应当再看看这一瞬间的兴奋是不是在几分钟以后就消逝了。而且这种情形尤尔也只能在中午，即在孩子们工作五六小时以后看到，而不能在晚上看到！）至于工人的健康，这个资产者为了证明情况非常之好，更是恬不知耻地引用我们多次引证并摘录过的1833年的报告。他企图断章取义地摘引几句话来证明工人当中连一点腺病质的迹象都没有，证明工厂制度使工人摆脱了各种急性病的痛苦（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工厂制度同时却给工人们带来了各种慢性病，这一点尤尔当然绝口不谈了）。要了解我们这位可敬的尤尔怎样厚颜无耻地对英国公众撒下弥天大谎，就应当知道，这个报告共有厚厚的对开本三册，一个脑满肠肥的英国资产者根本不会想到要把它好好研究一下的。让我们再听听他对1833年自由资产阶级所颁布的工厂法的意见吧。以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法律只给了厂主们一些最起码的限制。而在尤尔看来，这个法律，特别是义务教育，是一种用来对付厂主的荒谬而专横的措施。这个法律把所有十二岁以下的孩子都抛到了街头，而结果会怎样呢？不能再做轻松而有益的工作的孩子们现在一点教育也受不到了；他们被人从温暖的纺绩间赶到冰冷的世界里，只好靠行乞和偷窃为生；在尤尔看来，这种生活同他们在工厂和主日学中的不断改善的情况比起来实在太悲惨了！尤尔抱怨这个法律在慈善的幌子下加深了穷人的痛苦，使得有良心的厂主所进行的有益的工作即使不完全停顿，至少也受到了极大的妨碍。（第405、406页及以下各页）

工厂制度的破坏作用早就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1802年的学徒法我们已经在这里提到过了。以后，大约在1817年，新拉纳克（苏格兰）的厂主罗伯特欧文（后来成为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就开始上请愿书和条陈，劝告政府必须用法律保护工人的健康，特别是小孩子的健康。赞成他的，有已经去世的罗皮尔爵士及其他慈善家，他们先后使政府通过了1819年、1825年和1831年的工厂法，前两个法律根本没有人遵守[1819年的法律禁止棉纺织工厂雇用九岁以下的儿童，禁止儿童和十六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做夜工，并规定他们的工作时间每天不超过十二小时，其中不包括吃饭时间，由于这段时间厂主可以任意加以安排，因此实际上工人每日工作时间达十四小时或十四小时以上。1825年的法律规定每天吃饭时间总共不得超过一小时半，以便每个工作日的总时间不致超过十三小时半。正像1819年的法律一样，1825年的法律没有规定工厂视察制来加以监督，而厂主们也不遵守它。]，后一个也只是部分地被人遵守而已。根据约凯霍布豪斯爵士的提议而通过的1831年的法律，禁止棉纺织工厂使用二十一岁以下的工人在夜间（晚上七时半到早上五时半）做工；此外，这一法律还规定，在任何工厂里，十八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星期六不得超过九小时。但是，工人为了不致遭到解雇的危险，就不能出面做证反对自己的老板，所以这项法律并没有给工人带来多大好处。在工人不那么老实的大城市里，大厂主共同决定遵守这项法律，但是就在这里也有不少厂主和乡下的厂主一样，根本不理睬这个法律。这时工人们已广泛地要求十小时法案，即规定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工人的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十小时的法律。工会通过宣传使这个要求变成了所有工厂居民的共同要求，当时以迈克尔萨德勒为首的托利党博爱派抓住了这个计划并把它提到议会里去讨论。萨德勒达到了组织议会委员会去调查工厂制度的目的，这个委员会在1832年的议会常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报告。这是工厂制度公开的敌人为了党派的利益而做的十分不公正的报告。高贵的热情使萨德勒做了许多毫无根据的不确实的论断，他提问题的方式使得他从证人那里所得到的回答即使不是虚假的，至少真理也是被歪曲和颠倒了。厂主们慑于这个把他们描写成恶魔的报告，就自动请求官方进行调查。他们懂得，一个真实的报告现在对他们只会有利；他们知道，当权的是和他们交情很好的辉格党人，真正的资产者，反对限制工业是这些人的原则。他们果然达到了成立一个完全由自由资产者组成的委员会的目的，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就是我在这里常常引用的那个报告。这个报告比萨德勒委员会的报告稍微接近真实情况一些，但是它却向相反的方向背离了真实情况。报告的每一页上都流露出对厂主的同情、对萨德勒报告的不信任、对独立行动的工人和十小时法案拥护者的敌视；报告中没有一个地方承认工人有权过人的生活，有权独立活动和自己下判断。报告责备工人，说他们鼓吹十小时法案不只是替孩子们着想，而且是替自己着想，它把工人宣传家称为蛊惑者，称为存心不良的阴险的人等等，一句话，它所有的同情都是在资产阶级一面。但是报告仍然不能替厂主洗刷干净，根据它的自供，应当由厂主负责的丑事还是很多，甚至就从这个报告来看，鼓吹十小时法案、工人对厂主的愤恨、萨德勒委员会用来骂厂主的最尖刻的词句，也都应当认为是完全公正的。全部区别只在于，萨德勒的报告责备厂主们那种公开而毫无掩饰的残酷行为，而这个报告却表明这种残酷行为大都是在文明和人道的假面具之下进行的。譬如受委员会之托去郎卡郡进行过调查的医生霍金斯博士在他的报告的开头几行就表示他自己坚决拥护十小时法案！马根多士委员也声明，他的报告并没有包括全部真实情况，因为很难说服工人提出不利于他们的老板的证据，而由于工人的激动本来就被迫做了较大让步的厂主们，往往又对委员会的访问做好了准备，打扫了工厂，减低了机器的转动速度，如此等等。譬如在郎卡郡，他们就使用了这样的诡计：把监工当做“工人”介绍给委员会，这些监工滔滔不绝地述说了厂主如何人道、劳动对工人健康的良好的影响、工人又如何不关心甚至讨厌十小时法案。但是这些监工已经不是真正的工人，他们是本阶级的叛徒，他们为了较高的工资而替资产阶级效劳，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工人。他们的利益是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致的，所以工人恨他们几乎比恨厂主还厉害。尽管如此，这个报告还是充分地表明了工业资产阶级对待工人的态度是如何令人愤怒和冷酷无情，表明了整个卑鄙的工业剥削制度是怎样毫无人性。在这个报告里可以看到两种情况的对比：一方面是由于工作过度而产生的许多疾病和畸形，另一方面是厂主们冷酷的锱铢必较的政治经济学，他们竟企图用手中的数目字来证明，如果不再允许他们每年使这么多的小孩子变成畸形者，全英国就必然会和他们一起毁灭。还有什么比这种对比更令人愤怒呢？恐怕只有我刚才引用过的尤尔先生那些无耻的胡说八道才能引起更大的愤怒，假使这些胡说八道不是那样可笑的话。

这个报告的结果就是1833年的工厂法。这个法律禁止雇用九岁以下的儿童做工（丝织工厂除外）；规定九岁到十三岁的儿童每周的工作时间是四十八小时，或每天不超过九小时，十四岁到十八岁的未成年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是六十九小时，或每天不超过十二小时；规定每天至少要有一个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并再一次禁止所有十八岁以下的男女工人做夜工。同时又规定所有十四岁以下的儿童每天要受两小时的义务教育，厂主如雇用没有厂医的年龄证明书和教师的入学证明书的儿童，就得受罚。为此，厂主有权从孩子们的工资中每周扣下1辨士作为教师的薪金。此外，还任命了厂医和视察员，他们随时可以到工厂中去要求工人宣誓做证，在厂主违法时，负责向治安法官提出控诉。这就是尤尔博士那样不可抑制地破口大骂的法律！

由于实施了这个法律，特别是由于任命了视察员，工作日平均缩短到十二三个小时，童工也尽可能地由成年人来代替了。因此，几种最惊人的祸害几乎完全绝迹了；只有身体极衰弱的人才会弄成畸形，工厂劳动的恶果一般说来表现得不太明显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工厂报告中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就是在那些按照约凯霍布豪斯爵士法律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至多不超过十三小时的工厂和工人中也经常出现各种不十分严重的疾病，如脚肿，腿、腰和脊柱软弱而且疼痛，静脉扩张，下肢溃疡，全身衰弱，特别是肠胃衰弱，作呕，食欲不振，有时又有不自然的饥饿感，消化不良，忧郁症以及工厂中的灰尘和恶劣空气所引起的各种肺部疾病等等。在这一方面，关于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的工厂的报告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些疾病在实施1834年的法律后也还没有绝迹，甚至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破坏着工人阶级的健康。人们所关心的只是使资产阶级的野蛮的利欲蒙上一种伪善的文明的形式，使厂主由于这项法律的限制不再干出太露骨的卑鄙勾当，以便他们有更多的骗人理由来吹嘘他们的虚伪的人道主义——事情不过如此而已。假使今天再派一个工厂调查委员会出去，它就会发现情况多半还是和过去一样。至于事前毫无准备就颁布的实施义务教育的命令，因为政府并没有同时设法建立好的学校，所以也没有起任何作用。厂主们雇了一些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每天把孩子们送到他们那里去待上两小时，这样就算遵守了法律的条文，但是孩子们却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甚至工厂视察员（他们只限于直接履行自己的职责，即检查厂主是否遵守工厂法）的报告也提供了许多材料，证明前面提到的各种祸害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视察员霍纳和桑德斯在他们的1843年10月和12月的报告里说，在那些可以不用童工或者可以用失业的成年工人来代替他们的部门里，许多厂主仍然要他们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到十六小时，甚至还要多些。在这些地方，刚超过受法律保护的年龄的年轻人特别多。其他的厂主干脆就破坏这个法律，他们缩短休息时间，使孩子们工作的时间超过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受法庭追究的危险并不能制止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受到的处罚和他们因破坏法律而获得的利益比起来实在太微小了。尤其是在现在生意这样好的时候，厂主们所受的诱惑就更大了。

但是，工人中间十小时法案的宣传并没有停止。1839年这种宣传又热烈起来了，已故的萨德勒的地位在下院内由艾释黎勋爵所代替，在院外则由理查奥斯特勒所代替，——这两个人都是托利党人。奥斯特勒经常在工厂区进行宣传工作，早在萨德勒在世时就在那些地方出了名，现在特别为工人爱戴。他们简直就称他为“善良的老王”，“工厂孩子之王”；在一切工厂区里，没有一个孩子不认识他，不尊敬他，当他到城里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孩子不参加到大家的行列里去迎接他。奥斯特勒也竭力反对新济贫法，因而被一个叫做桑希尔的辉格党人送进了债务监狱，因为他在这位先生的庄园里当过管事，欠了这位先生一笔债。辉格党人曾经屡次向奥斯特勒表示，只要他不再抨击济贫法，就替他偿还债务，并且保护他。但是这一切都落空了；他留在监牢里，并且从那里散发他每周的“弗利特寄语”[“弗利特寄语”（《The　Fleet　papers》）是1841-1844年间奥斯特勒在弗利特债务监狱中用书信集的形式出版的周刊。]反对工厂制度和济贫法。

1841年上台执政的托利党政府又注意到了工厂法。内务大臣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在1843年向议会提出了一个把童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六小时半并加强义务教育的法案；这个法案的要点是要求创办比较好的学校。然而这个法案由于非国教徒的宗教狂热而未获通过，因为义务教育虽然并不要求非国教徒的子女学习宗教课程，但学校要受国教的监督，而圣经又是大家必读的书，宗教也就成了全部教育的基础，所以非国教徒认为这对自己是一种危险。厂主们和自由党人都支持非国教徒；工人们由于宗教的争执而分裂了，所以没有什么活动；这个法案的反对派，虽然没有在索尔福和斯托克波尔特这样的大的工厂城市里得到支持，虽然在其他像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里，由于害怕工人，只敢对这法案的某几点进行攻击，但是，他们仍然为自己的请愿书征集了将近200万人的签名，这就把格莱安吓得撤回了他的整个法案。次年，格莱安删除了法案中有关学校的一切条文，他没有再提过去的条款，只提议把八岁到十三岁的童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每天六小时半，并使得整个上午或整个下午成为他们自由支配的时间；把十三岁到十八岁的未成年工人及全体女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十二小时；此外，还实行一些限制，使过去那种常常规避法律的行为成为不可能。他刚提出这个法案，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宣传就重新高涨起来。奥斯特勒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由于朋友们的帮助和工人们的捐款，他还清了债，并全力投身于这个运动。下院中拥护十小时法案的人数增加了，从各方面来的大批请愿书又给这法案带来了新的拥护者。1844年3月19日，艾释黎勋爵以179票对170票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工厂法案中“夜间”一词应了解为晚上六时到第二天早上六时这一段时间；因此，由于禁止做夜工，连休息时间在内，工作日也不可能超过十二小时，如果不算休息时间，实际上已限制为十小时了。但是内阁不同意这样做。詹姆斯·格莱安爵士以内阁总辞职相威胁，而在第二次表决这个法案中的某一条的时候，下院以微弱的多数把十小时工作日和十二小时工作日一起否决掉了！在这以后，格莱安和皮尔宣布他们将提出一个新法案，如果这个法案通不过，他们就要辞职。这个新法案就是原来那个旧的十二小时法案，只不过变更了一下形式而已，3月间否决了这个法案的主要点的下院，现在在5月间却把它原封不动地通过了！原因是拥护十小时法案的多半是托利党人，他们宁愿法案垮台也不愿内阁垮台；但是不管这两次前后矛盾、互相排斥的表决的原因如何，下院只是使自己在全体工人的心目中威信扫地，使宪章派认为必须改组下院的意见获得了一个明证。以前投票反对内阁的三个议员，现在投票拥护内阁，从而拯救了这个内阁。每次表决时，反对派总是大批地投票拥护内阁，而执政党却大批地投票反对内阁［注：大家知道，在同一次会议中，在讨论糖的问题时，下院又出了一次丑，起先反对内阁，以后由于使用了“政府之鞭”，就变为拥护内阁。——恩格斯原注］。这样，格莱安提出的两类工人各工作六小时半和十二小时的提案便获得了法律上的效力，由于这一点，同时也由于对补足停工（如因机器损坏或因冰冻、旱灾以致水力不足而产生的）时间的限制及其他某些不重要的限制，工作日要超过十二小时几乎是不可能了。毫无疑义，在很短的时期内，十小时法案也会通过的。不用说，厂主们几乎全都反对十小时法案；他们中间未必能找出十个赞成这个法案的人来；他们用尽一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来反对这个为他们所痛恨的法案，但是这对他们没有一点好处，只是日益加深工人对他们的憎恨。不管怎么样，这个法案是会通过的。工人想要什么，他们就能争得什么，而在去年春天他们就证明他们的确是要求十小时法案的。厂主们的政治经济学的论据是：十小时法案会增加生产费用，从而使英国工业无力对抗外国的竞争，而因此工资也必然会降低，如此等等。当然，这论据有一半是对的，但这只是证明，英国工业的威力仅仅是靠野蛮地对待工人、靠破坏工人的健康、靠忽视整代整代的人在社会关系、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发展的办法来维持的。自然，如果问题是以十小时法案为极限，那英国就会毁灭；但是这个法案必然还会带来其他的措施，这些措施一定会使英国走上和它目前所走的截然不同的道路，所以这个法案是前进了一步。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工厂制度的另一面，这一面的后果是比这种制度所引起的疾病更难用法律条文来消灭的。我们已经一般地谈到过工厂工作的性质，并且谈得很详细，足以从已经举出的事实中做出进一步的结论。看机器，接断头，这种活动并不需要工人运用思想，但同时又不许工人思考别的事情。我们还看到，这类劳动也不需要肌肉紧张起来，不让身体有活动的余地。因此，这并不是真正的劳动，而是纯粹的无聊，是世界上最折磨人最使人厌倦的无聊。工厂工人被判决在这种无聊中毁掉他的全部体力和智力；他的天职就是从八岁起整天整天地受无聊的折磨。此外，他没有一分钟的空闲时间：蒸汽机整天地转动着，轮子、传动皮带和锭子整天在他耳边轰隆轰隆、轧拉轧拉地响着，只要他喘一口气，拿着罚款簿的监工就会立刻在他背后出现。这样被判决活埋在工厂里，不停地注视着永不疲劳的机器，对工人说来是一种最残酷的苦刑。这种判决最能使工人身体衰弱，精神萎靡不振。真的，要想出一个比工厂劳动更能使人愚昧的办法来的确是很难的，而如果说工厂工人仍然不仅保持了自己的理智，甚至还使它比其他的人更加发展，那只是因为他们起来反抗了自己的命运，反抗了资产阶级；这就是他们在工作时间也没有失掉的唯一的感觉和唯一的思想。如果某一工人对资产阶级的愤怒还没有成为压倒一切的感情，那他就必然要酗酒，要做出通常所谓堕落的事情。根据官方委员会委员霍金斯的意见，仅仅是体力衰退和工厂制度所引起的疾病，就足以使工人不可避免地要堕落。如果再加上精神萎靡不振和前面提到的使每一个工人堕落的种种情况，那末堕落就更是不可避免了！因此，正是在工厂城市里，酗酒和纵欲达到了我前面所描写的那种程度，这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注：我们再听一听一个权威法官的话：“如果我们把爱尔兰人的恶劣影响和全体棉纺织工人群众的无休止的劳动联系起来视察一下，对于他们的可怕的堕落就不会感到怎么惊奇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没有间息的消耗精力的劳动，是不会使人在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有所发展的。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drud－gery）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像息息法斯［注：息息法斯（Sisyphus）为希腊神话中哥林多之王，被谪在冥府中推运巨石至山顶，而这巨石每次推上都一定又滚下去。——译者注］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像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心灵不可能通过同一块肌肉的无休止的劳动来获得知识和思考能力；悟性日益迟钝，而人性中粗野的一面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判决一个人从事这种劳动就是要在他身上培养兽性。他逐渐变得对什么都不在乎，抛弃了他天生的精神上的渴望。他轻视人生中的舒适和高尚的娱乐，生活在肮脏、穷困和缺乏营养的状况中，并把最后的一点工钱花在各种放荡生活上。”（詹菲凯博士，同前书）——恩格斯原注］

其次，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的锁链，无论在哪里也不像在工厂制度上这样原形毕露。在这里，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一切自由都不见了。工人必须在清晨五点半钟到工厂。如果迟到几分钟，那就得受罚；如果他迟到十分钟，在吃完早饭以前干脆就不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虽然他在十二小时内只有两小时半没有工作）。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命令。连大小便的时间也少得不能再少了。工人从他的家里到工厂要走上半小时或一小时，厂主是根本不管的。专制的钟声经常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

工厂里的情形又怎样呢？在这里，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谬的东西，法官还是对工人说：

“你们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如果你们不高兴，就不必订这样的契约；但是现在你们既然自愿地订了这个契约，那你们就得履行它。”

这样，工人还得忍受这个本身就属于资产阶级的治安法官的嘲笑，忍受同一个资产阶级所制定的法律的嘲笑。这样的法庭判决是很常见的。1844年10月，曼彻斯特肯尼第工厂的工人罢了工。厂主就根据贴在厂里的一条规则——在一个车间里不允许有两个以上的工人同时丢开工作——向法庭提出控告！法官承认厂主有理，并用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话回答工人（10月30日的“曼彻斯特卫报”）。工厂规则通常是怎样的呢，请看吧：（1）工厂的大门在上工十分钟后即行关闭，早餐前任何人不得入厂；在此时缺席者，按其管理的织机数目每台罚3辨士；（2）在其他时间内，织工（动力织机上的织工）如在机器转动时缺席，按其管理的机器数目每台每小时罚3辨士；在工作时间内未得监工允许擅自离开车间者也罚3辨士；（3）没有自带剪子的织工每天罚1辨士；（4）所有梭子、刷子、注油器、轮子、窗户等如有损坏，概由织工赔偿；（5）织工不在一周前预先通知厂方不得离职；厂主可以因工作不好或举动失当不经事先通知即开除任何一个工人；（6）在工作时和别人说话、唱歌或吹口哨，即罚6辨士；工作时离开现场者，也罚6辨士［注：“无可否认的事实”第9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我手头另外还有一份工厂规则，根据这份规则，迟到三分钟的扣一刻钟的工资，迟到二十分钟的扣四分之一天的工资；星期一早餐以前缺席的罚1先令，其余的日子罚6辨士，如此等等。这就是曼彻斯特杰西街芬尼克斯工厂的规则。会有人这样说：为了保证一个庞大而有秩序的工厂里各种不同的操作都能很好地配合，这种规则是必要的；他还会这样说：在这里和在军队里一样，这种严格的纪律是必要的。就算是这样吧，但是，如果一种社会制度没有这样可耻的暴虐统治就不能存在，这算一种什么社会制度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或者是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凡是当过兵的人都尝过服从军事纪律（即使是短时期的）的滋味；而这些工人却注定了从九岁起无论精神上或肉体上都要在棍子下面生活一直到死。他们比美国的黑人更像奴隶，因为他们处在更严格的监视之下。尽管这样，人们还要求他们像人一样地生活、思考和感觉！的确，他们要能做到这样，那就只有切齿痛恨他们的压迫者，痛恨那种使他们陷入这种境地并把他们变成机器的制度！但是还有更可耻的事情：根据工人的普遍的陈述，许多厂主用最残酷的严厉办法向工人榨取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罚款，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身上搜刮一文半文的小钱来增加自己的利润。李奇也说，工人在早晨到工厂的时候，常常发现工厂的钟快了一刻钟，因而大门已经关了，而拿着罚款簿的办事员却在车间里乱转，把大批没有到的工人记下来。有一次，李奇就亲眼看到95个工人这样被关在工厂的大门外面；这个工厂的钟比城市里一般的钟晚上慢一刻钟，早上快一刻钟。在工厂报告中也叙述了类似的事情。有的工厂上班时把时钟的针拨回去，因而工作时间就比规定的时间长，但工人并没有因此多得到一点工资。有的工厂干脆就要工人多工作一刻钟。又有的工厂有一只普通的钟和一只表示机器主轴转动次数的机器钟；如果机器转动得慢，那就按照机器钟工作，直到十二小时中应该转动的次数转足时为止；如果工作做得很好，规定的转数不到时间就转足了，那末工人还是要做满十二小时的工作。有一个证人补充说，他认识几个女孩子，她们都挣钱不少，并且还有加班工作，但她们还是宁愿去做娼妓也不愿忍受这种暴虐的统治（引自德林瓦特文件第80页）。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罚款的情形。李奇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看到，怀孕后期的女工们在工作时间坐下来休息一会，就被罚款6辨士。因为工作不好而处以罚款的事完全是随便乱来的。商品到了仓库才进行检查，而仓库管理人甚至不把工人叫去就开了罚款单；工人直到监工付给他工资的时候才知道他已经受罚，而那时商品可能已经卖掉，至少已经拿走了。李奇有一张长达10英尺的罚款单，罚款总数达35英镑17先令10辨士。他说，在开这张罚款单的工厂里，一个新的仓库管理人被解雇了，因为他罚得太少，使厂主的收入每星期少了5英镑（34塔勒）。（“无可否认的事实”第13-17页）我再重复一遍，我认为李奇是一个完全可以信任的不会说谎的人。

在其他方面，工人也是老板的奴隶。如果有钱的老板看上了工人的妻子或女儿，那他只要吩咐一下或暗示一下，她就无法抗拒。如果厂主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要人在请愿书上签名，那他只要把请愿书送到自己的工厂里去就行了。如果他想把某一个人弄到议会里去，他就叫自己的所有有选举权的工人去投票，而不管工人愿意或不愿意，他们都必须投资产者的票。如果他想在公共集会中取得多数，他就比平时早放工半小时，并替工人找好靠近讲台的位子，以便很好地加以监视。

还有两种办法特别加强了厂主对工人的奴役，这就是truck－system（实物工资制）和cottage－system（小宅子制）。工人们把用商品支付工资叫做truck，这种支付办法以前曾通行于全英国。“为了使工人方便起见，使他们不受小商人的高价的剥削”，厂主就开一个商店，出卖各种各样的商品。而为了使工人不到别的价钱比较便宜的商店里去（因为tommy－shop〔工厂商店〕中的价格通常都比别的地方贵25-30％），支付工资时不用现款，而用工厂商店的购买券。这种可耻的制度引起了公愤，因此1831年公布了Truck　Act〔实物工资法〕，根据这个法律，对大多数工人采用的以商品支付工资的办法被宣布为无效的、非法的，谁要这样做就处以罚款。但是这个法律也像大多数的英国法律一样，只是在个别地方具有实际效力。当然，在城市里这个法律是执行得相当认真的，但是在乡间，旧制度仍被直接间接地充分采用着。在莱斯特城里，这种制度也是很流行的。我手边就有十几份对违反这个法律的案件的判决书，这些判决书都是1843年11月到1844年6月间做出的，其中一部分登在“曼彻斯特卫报”上，一部分发表在“北极星报”[“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是英国的一种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年创刊，1852年停刊；最初在利兹出版，从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主编为菲·奥康瑙尔，40年代乔·哈尼也曾任该报主编。1845年9月至1848年3月间弗·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上。自然，这种制度现在是不那样明目张胆地实行了；工人们多半都能领到现钱，但是，厂主们还是有足够的办法强迫工人到工厂商店里而不到旁的地方去买东西。这样就很难揭穿这类厂主；现在，只要他们的确把钱交到工人手里，他们就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下干自己的罪恶勾当了。1844年4月27日的“北极星报”刊登了约克郡哈得兹菲尔德附近霍姆菲特的一个工人的一封信。这封信里面谈到一个叫鲍威斯的厂主：

“这个该死的用实物支付工资的办法竟能够像在霍姆菲特这样大规模地存在，而且谁也不敢制止厂主这样胡来，真是叫人奇怪。这里，有许许多多老实的手工织工为这个该死的制度受罪。这里就是一个宽宏大量的自由贸易派［注：自由贸易派是反谷物法同盟的拥护者。——恩格斯原注］分子的例子，这不过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这里有一个厂主，因为他对待可怜的织工们实在太可恶，附近的街坊没有不诅咒他的。一匹价值34-36先令的料子，他只给20先令的现钱，其余的就只发给呢子或衣服，定价要比其他商人贵40-50％，而且这些东西还常常是已经霉烂的。但是自由贸易派的’信使报’［注：“利兹信使报”，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报纸。——恩格斯原注］却说：他们并不是非要货物不可呀，这是完全随他们便的。呵，不错，可是他们要是不想饿死，就得要这些东西。要是他们要的现钱超过20先令，在领经纱时他们就得等上八天到十四天；要是他们20先令再加货物，那经纱总是够他们用的。这就是他们的自由贸易。布鲁姆勋爵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应该积存一些东西，免得到老年的时候去请求救济。好呵，我们是不是就积存这些霉烂的东西呢？这话要不是一位勋爵说的，那就只能认为这个人的脑袋也像用来偿付我们的劳动的那些货物一样地霉烂了。当没有缴纳登记费的报纸非法出现的时候，还有许多人向霍姆菲特的警察局告密，还有像布莱斯和依斯特伍德等那样的人，但是现在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现在情况当然不同了，我们的厂主已经成了虔诚的自由贸易派，他每个星期日上两次教堂，还诚心诚意地跟着牧师念道：’我们应该做的，我们都没有做，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是不能得救的，但是慈悲的主呵，饶恕我们吧。’（英国国教的祷词）［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是的，饶恕我们到明天吧，好让我们再把霉烂的货物付给我们的织工。”

小宅子制初看起来害处要小得多，它的产生更是无可非难的，虽然这种制度对工人的奴役并不下于实物工资制。在乡间，工厂附近常常缺少工人住的房子。因此，厂主就常常得造这种住房，而他也是很乐意这样做的，因为这些房子会给他投下的资本带来极大的利润。如果工人住宅的房东一般能从他的资本中获得年利6％的话，那就可以认为这种小宅子会给厂主带来双倍的利润；因为只要他的工厂不关门，他就总有房客，而且是按时付房租的房客。这样，他保险不会受到其他房东可能受到的两种主要的损失：他的小宅子永远不会空闲着，他也没有收不到房租的危险。但是房租通常是把这两种可能的损失都算进去的，因此，如果厂主收的房租和其他房东收的一样多，他就可以在工人身上做一笔获利12-14％的好买卖。厂主把房子租给工人，从而比他的竞争者获得更多的利益，甚至双倍的利益，同时又使他们根本不可能和他竞争，这当然是不公平的。然而更不公平的是，他的这些利益是从必须珍惜每一个小钱的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口袋中取得的；但是这种事情对厂主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他的全部财富本来就都是靠牺牲工人而获得的。既然厂主用解雇的威胁来强迫工人住他的房子，要他们缴纳比平常高的房租，甚至缴纳他们根本不住的房子的房租（这是常有的事），这已经不是不公平，而是无耻了。自由党的“太阳报”［注：1844年11月底的“太阳报”（在伦敦出版的日报）。——恩格斯原注］引了“哈里法克斯卫报”上的一段话：在埃士顿－安得－莱因、奥尔丹和罗契得尔等地，有许多厂主强迫他们的几百个工人缴纳小宅子的房租，不管他们住不住这房屋。小宅子制在乡间的工厂区是很盛行的；这种制度产生了大批的村镇，并且在大多数的场合下都因为厂主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竞争者，所以他完全用不着根据一般的标准来规定房租，他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在和工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小宅子制又给了厂主多么大的权力呵！工人一罢工，厂主就赶他们搬家，而且只给他们一星期的限期；限期一过，工人不但没有吃的，而且也没有住的，只好成为流浪汉了，而根据法律，流浪汉是毫不容情地要被送到监狱里去关一个月的。

这就是工厂制度！我已经在本书篇幅容许的范围内尽量详细地叙述了这种制度，并且在叙述资产阶级和手无寸铁的工人作斗争的英雄事迹时，尽可能地做到大公无私——谈到这种英雄事迹时是不能无动于中的，因为无动于中就等于犯罪。让我们再把1845年自由的英国人的状况和1145年诺曼贵族压迫下的撒克逊农奴的状况比较一下吧。农奴是glebae　adscriptus（束缚在土地上的），自由工人也被小宅子制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必须把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献给主人；自由工人必须献给老板的，不但是初夜权，而且是每夜权。农奴没有权利弄到一份财产，他所有的一切，地主都可以拿走；自由工人也没有财产，而且由于竞争也不可能弄到一份财产。甚至连诺曼人也做不出的事情，厂主都做了：厂主通过实物工资制每天都在侵占工人直接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农奴和地主的关系由大家都遵守的符合习俗的法律来调整，同时也由习俗本身来调整；自由工人和老板的关系也由法律来调整，但是这种法律没有被遵守，因为它既不符合习俗，也不符合老板的利益。地主不能使农奴离开土地，不能只出卖农奴而不出卖土地，而因为所有的土地几乎都不能转让，加之当时又没有资本，所以地主是根本不能出卖农奴的；现代资产阶级却强迫工人出卖自己。农奴是他出生的那一块土地的奴隶；工人是生活必需品和他用来买这些必需品的金钱的奴隶——他们都是物件的奴隶。农奴的生存有封建的社会制度来保障，在那种社会制度下每个人都有他一定的位置；自由工人却一点保障都没有，因为他只是在资产阶级需要他的时候才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位置，否则就没有人理会，似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农奴在战争时期为自己的主人卖命；工厂工人在和平时期为老板卖命。农奴的主人是野蛮人，他把农奴看做牲口；工人的老板是文明人，他把工人看做机器。总之，这两种人的情况大体上是一样的，如果说哪一种人的情况更坏一些的话，那自然就是自由的工人。两种人都是奴隶，对前一种人的奴役不是伪善的，是明显的，公开的，而对后一种人的奴役却是伪善的，狡猾地蒙蔽着被奴役者本人和所有其他的人，这是比旧的农奴制更坏的神学的［注：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译本中是“伪善的”（hypocritical）。——译者注］奴隶制。托利党人慈善家们称工厂工人为white　slaves（白奴），那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伪善的隐蔽的奴隶制至少在口头上是承认自由权的；它在爱好自由的舆论面前是要低头的；而比起旧的奴隶制来，这就是历史性的进步，至少是自由的原则已被承认了，而被压迫者自己也关心如何使这个原则实现。

最后，我从一首表现工人自己对工厂制度的看法的诗中摘引几节来作为结束。这首诗是北明翰的爱德华·波·米德写的，它正确地表达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绪。[爱·米德的“蒸气王”（《The　Steam-King》）一诗是由弗·恩格斯译成德文的。该诗原文登载于1843年2月11日“北极星报”第274号上，比德译文多两节。该诗的俄译者为萨·马尔夏克。]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王，——

不像故事里的那样和善，

他是个专杀白奴的魔王，

大家叫他蒸气，非常凶残。

虽然暴君的手只有一只，

但他气力大，谁都比不上，

像是一只烧红了的铁手，

他能使人民成群地灭亡。

他像他祖先摩洛赫一样，

宰割人民，制造无穷灾殃，

他的心里有烈火在燃烧，

他拿儿童当果腹的食粮。

他的祭司像他一样凶狠，

用铁腕操纵人们的命运，

贪得无厌地给他找牺牲，

用人们的鲜血铸造金银。

这些奸贼是无耻的恶魔，

把人权的基础践踏净尽，

耻笑父亲们痛哭的眼泪，

取笑母亲们垂死的呻吟。

饥啼寒号欣慰他们心窍，

悲叹哭泣是悦耳的音乐，

老人儿童的尸骨堆成山，

堆满了他们宫殿的地窖。

没有心肝的凶恶的国王，

在邪恶的王国布满死亡，

他用劳动折磨人的肉体，

他把人们活的灵魂杀光。

快打倒国王，刽子手国王！

千百万的工人，起来，前进！

我们把他的手紧紧捆绑，

趁他还没吞灭全国人民。

你们的愤怒就快要觉醒，

你们就要张口高声呼喊。

那伙镀金的寄生虫一定

会和暴君一起跌入深渊！

［注：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详细谈论厂主们对最近十二年来所受到的控诉的答辩。这些人是无可理喻的，因为他们已被他们心目中的利益弄瞎了眼睛。他们的某些答辩我已经在前面顺便答复过，所以在这里我只消再说几句就够了。

你们来到了曼彻斯特，并且想考察一下英国的生活条件。自然，你们会很好地被介绍给一些“可敬的”人物。你们会提出一些有关工人状况的意见。你们会认识几个最大的自由党厂主，例如罗伯特·海德·格莱格、艾德蒙·艾释华特、托马斯·埃士顿等等。你们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他们。厂主是了解你们的，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做。他领你们到他的乡下的工厂去；格莱格先生领你们到柴郡的石矿坡去，艾释华特先生领你们到波尔顿附近的塔尔顿夫，埃士顿先生领你们到海德去。他领你们到设备很好甚至还可能有通风设备的建筑物中去，他使你们注意那高大的空气流通的厂房，漂亮的机器和几个看起来很健康的工人。他招待你们一顿丰富的早餐，然后向你们提议去参观工人住宅。他领你们到一些看起来是新的、干净而且舒适的小宅子里面去，他自己也和你们一起走进这一家或那一家。他当然只领你们到监工、机匠等人那里去，好让你们“看看专靠工厂过活的家庭”。在别的小宅子里，你们就会发现只有妻子和小孩在工厂里工作，而丈夫却在补袜子。因为厂主在场，你们不便提出太轻率的问题；于是你们以为工人的工资都很高，生活都很舒适，而由于乡间空气新鲜，脸色也比较健康。于是你们就开始放弃英国到处都是贫穷和饥饿的想法，发现这是过分的夸张。但是小宅子制如何使工人变成奴隶，也许附近就有一个工厂商店，这你们却一点也不会知道；工人不会向你们表示他们如何憎恨厂主，因为厂主就在你们身边。厂主甚至还建立了学校、教堂和阅览室等等。他利用学校来养成孩子们的服从的习惯，他放在阅览室中的书籍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他把那些阅读宪章派或社会主义书报的工人解雇，这一切都是瞒着你们的。你们看到愉快的宗法关系，你们看到监工们的生活，你们看到工人同意在精神上也成为资产阶级的奴隶时资产阶级许给他们的东西。很久以来厂主们就特别喜欢“乡村制造业”，因为在这里，工厂制度的害处，特别是在卫生方面的害处，部分地由于空气新鲜和四周的环境比较好而抵销了，同时也因为在这里对工人的宗法制的奴役保持得最长久。尤尔博士对此歌颂备至。但是倒霉的是那些想独立思考并成为宪章主义者的工人：对于他们，厂主们的慈父般的爱护和关怀一下子就消失了。你们如果想到曼彻斯特的工人区去看看工厂制度在工厂城市中的影响，那末在有钱的资产者给你们协助以前，你们是得好好地等一个时候的！这些老爷们不知道工人想要什么，他们所处的情况怎样。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知道这些，因为他们害怕那些会使他们不安甚至会迫使他们违背自己的利益的事情。但是这丝毫没有关系，工人要做的事情，他们是能用自己的力量做到的。——恩格斯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