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5、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问世之后于1845年下半年（大约在夏末）写成的。从标题，标号“Ⅰ”的小标题以及正文来看，恩格斯本想写一组文章，用具体、真实的材料来补充《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这篇文章的主要材料来源是1844年10月—1845年1月载于《北极星报》的关于建筑工人罢工的报道。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详细地阐述了罢工的过程。

这篇文章载于《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1846年一月号和二月号。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份杂志“载有论社会主义的通俗论文和报道劳动者的状况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99页）。恩格斯计划要写的这组文章的其他部分没有继续写下去。这篇文章在第一次发表之后，作者没有把它收进他生前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任何一种版本。]

载有弗·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

一文的《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的封面

Ⅰ．英国的一次罢工

在我那本论述上述题目的书中，我不可能逐点提供事实的依据。为了使那本书不致于太厚和太不好读，我在引用了官方文件的材料，没有偏见的作家的材料，或者引用了我反对其利益的那些党派的文章来证明我的论点之后，不得不认为我的这些论点是有足够依据的。而在我不是根据亲自的观察来对一定的生活状况进行详细描述的情况下，这样做足以使我经得起反驳。但是这还不足以使读者确立无可争辩的信念，只有明显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才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在一个被无穷的“祖先智慧”迫使人们持怀疑论的世纪里，仅凭空洞的说教，哪怕是很高明的权威的说教，都不能使人产生这种信念。此外，当事情涉及重大结论、当事实概括为原则的时候，当要描述的不是个别的一小部分人民的状况，而是整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时候，事实就十分必要了。我不能由于上述原因而在我的书中到处提供事实。现在，我将在这里弥补这个不可避免的缺陷，随时从我所掌握的资料中提供事实。为了同时证明我的描述即使在今天也是正确的，我只引用了去年我离开英国后才发生并且在我那本书出版后才得知的事实。

我那本书的读者还会记得，我主要是描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必然性，而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证明无产阶级的这一斗争是完全合法的，是要用英国资产阶级的丑恶行径来戳穿他们的花言巧语。我写的这本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就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起诉书。现在我再提供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此外，对于这些英国资产者我已经充分发泄了我的愤激之情，我不想在补充评述时再一次由于他们而情绪激动，因而我将尽量使自己心平气和。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和善的先生和好当家人，是一位老朋友，或者确切地说是两位老朋友。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早在1843年就同他们的工人发生了争执——天晓得是第几次了。工人不管怎么说也不肯放弃他们提出的增加了工作就要增加工资的要求，因而停了工。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这两个雇有许多烧砖工、木工和其他工人的建筑业大承包商招雇了别的工人，这样就引起了争执，最后，在波林和亨弗莱的制砖厂发生了一场动用枪枝和棍棒的流血战斗，这场战斗以六个工人被放逐到凡迪门岛而告终。有关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在我那本书中可以读到。可是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每年总要对他们的工人耍点花招，否则他们就不舒服。于是，他们在1844年10月又挑起了争端。这次是博爱的建筑业承包商打算为木工谋福利。自古以来，在曼彻斯特及其四郊的木工中间就通行一种习惯，从圣烛节[注：二月二日。——编者注]到11月17日不用“点灯”，这就是说，在天长的日子里，从早晨六点劳动到晚上六点，在天短的日子里，天一亮开始劳动，天黑就收工。从11月17日起就要点灯了并且出全工。波林和亨弗莱早就讨厌这个“野蛮的”习惯了，他们决定用煤气照明来消灭这个“黑暗时代”的残余。于是有一天晚上，不到六点钟，干活已经看不清楚了，木工就放下工具，去拿自己的外衣，这时工头点燃了煤气灯并且说，他们必须劳动到六点钟。对这件事感到不快的木工召开了一个同业工人大会。波林先生非常惊奇地问他的工人，既然他们召开大会，是不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有几个工人说，这个会不是他们直接召开的，而是手工业者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的。波林先生回答说，他跟手工业者联合会毫不相干，不过他倒愿意向他们提个建议：只要他们同意点灯，他准备每星期六让他们提前三小时收工，而且还允许——慷慨大方的先生——他们每天额外多干一刻钟，为此他们将获得额外的报酬！当然，这样一来，在所有其他工厂都开始点灯的时候，他们就要多劳动半个小时！工人仔细地考虑了这个建议并且算了一下，照这样办，在天短的日子里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每天将赚去整整一个劳动小时，每个工人就得分文不拿地总共额外多劳动92小时即９1/4天，而这两位先生就可以用这种办法在冬天的月份中从公司雇用的全体工人身上节省工资400镑（2100塔勒）。因此工人召开了他们的大会，向他们的同行解释说，假如有一个公司实行这个计划，所有其他公司都会仿效它，结果就会出现一次普遍的、间接的降低工资，使这个地区的木工每年被夺去约4000镑。于是作出决定：波林和亨弗莱雇用的全体木工都在下星期一提出一个季度后辞职的声明。如果他们的雇主置之不理，届时他们就停工。为此手工业者联合会保证，一旦发生罢工，就用普遍募捐的办法来支援他们。

星期一，10月14日，工人前去提出辞职声明。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他们可以马上就走。他们当然照办了。当天晚上召开了另一次全体建筑工人大会。在会上，建筑业各工种的所有工人都保证支援罢工者。星期三和星期四，附近地区所有为波林和亨弗莱干活的木工都停了工。这样一来，罢工就全面展开了。

如此突然地陷入窘境的建筑业承包商们随即派人到各地去，甚至派人到苏格兰去招雇工人，因为在整个附近地区找不到一个愿意为他们干活的人。过了几天，果然从斯泰福郡来了十三个人。可是罢工者一找到机会和他们谈话，向他们说明由于什么纠纷和什么原因才停工，有些新来的人就不肯继续干下去了。对付这种情况，老板们倒有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违抗者连同他们的“教唆者”一起带到治安法官丹尼尔·莫德先生那里去。但是，在我们跟随他们到那里去之前，必须首先对丹尼尔·莫德先生的品德作一番应有的了解。

丹尼尔·莫德先生是曼彻斯特的“stipendiary　magistrate”，或者说领取薪俸的治安法官。英国的治安法官一般都是由内阁在富有的资产者或地主中，有时也在神职人员中委任。可是这些“道勃雷”[道勃雷（Dogberries）——在英国，人们借用莎士比亚《无事烦恼》一剧中的人物的名字来称呼治安法官。]丝毫不懂法律，所以总是大大失策，给资产阶级丢脸，使资产阶级受到损害，因为即使碰上一个工人，只要这个工人有一名机智的律师为他辩护，他们就常常仓惶失措，不是在判决他时忽略了某些导致胜诉的法律程式，就是被弄得只好宣布他无罪。此外，大城市和工业区富有的工厂主没有功夫天天在治安法庭消磨时间，他们宁愿找一个代理人。因此在这些城市里多半是应城市本身的要求任用领薪的治安法官，即谙熟法律的律师，这些人善于利用英国法律的诡计多端和微妙差别，并且在必要时加以补充和修改，从而使资产阶级受益。我们在下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他们在这方面是怎样做的。

丹尼尔·莫德先生是辉格党内阁大量任用的自由派治安法官之一。至于他在曼彻斯特市法院内外的英雄业绩，我们且举出两件事。1842年工厂主迫使南郎卡郡的工人于8月初在斯泰里布雷芝和埃士顿举行了起义，8月9日以宪章主义者理查·皮林为首的约一万名工人从那儿向曼彻斯特进发，

“去同曼彻斯特交易所中的工厂主谈判，并且看看曼彻斯特市场的情况如何”。[引自1842年5月9日埃士顿-安德莱恩的工人大会决议，这个大会通过了在1842年起义期间向曼彻斯特进发的决定（关于起义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20页）。]

在城关迎接他们的是丹尼尔·莫德先生和全体可敬的警察，一队骑兵和一连步兵。不过，这一切只是为了走走形式，因为使起义扩大，强行废除谷物法[英国的谷物法（最早于十五世纪通过）规定对农产品要征收高额进口税，目的是使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保持高价。十九世纪前三十年实行的几种谷物法（1815年和1822年），略微改变了谷物进口的条件，而在1828年实行了调节制：国内市场上谷物价格降低就提高谷物进口税，反之，谷物价格上涨就降低进口税。

在工业资产阶级同土地贵族之间围绕着谷物法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废除谷物法的运动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的。同盟提出了贸易完全自由的口号，从而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时也降低了工人工资。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是符合工厂主和自由派的利益的。在这一点上，丹尼尔·莫德先生和他那些可尊敬的同僚的看法完全一致。他开始和工人谈判，允许他们进城，条件是他们保证“不扰乱治安”和走一条指定的路线。他清楚地知道，起义者不会这样做，而且他也根本不希望他们这样做，——他要是稍加努力也许会使整个被迫举行的起义在萌芽状态中瓦解，但这样一来，他就不是为他那些要求废除谷物法的朋友谋利益而是为皮尔先生谋利益了；所以他撤回武装部队，让工人进了城，工人立刻使城里所有的工厂停了工。可是，既然起义带有坚决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性质，而且根本不理睬“可诅咒的谷物法”，丹尼尔·莫德先生就重新摆出了他的法官的威严，成批逮捕工人，并且以“破坏治安”为名毫不留情地把他们送进监狱，——可见是他首先破坏治安，然后又惩办工人的。

下面是这个曼彻斯特的所罗门的生涯的另一特点。反谷物法同盟自从在公开场合多次遭到冲击以后，在曼彻斯特举行了必须凭票入场的秘密集会，可是在广大群众面前却要把这种集会的决议和请愿书当作公开集会的决议和请愿书，当作曼彻斯特的“舆论”的反映。为了制止自由派工厂主的这种欺人之谈，有三、四个宪章主义者，其中有我的好朋友詹姆斯·李奇，弄到几张票去参加了一次这样的集会。当科布顿先生站起来要发言时，詹姆斯·李奇向大会主席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一次公开的集会。这位主席没有作任何答复，反而叫来警察，立即将李奇逮捕！第二个宪章主义者又提出这个问题，接着是第三个人，第四个人，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被聚集在门口的“绿头苍蝇”（警察）抓住并押送到市政厅去。第二天早晨，他们出现在已经得悉一切的丹尼尔·莫德先生面前。他们被控告扰乱会场，他们刚要说话，又不得不聆听丹尼尔·莫德先生的训话。他对他们说，他认识他们，他们是政治游民，专门在所有集会上起哄，闹得规规矩矩坐着的人不得安宁，这种事情必须制止。丹尼尔·莫德先生清楚地知道，他无法给他们判处真正的刑罚，所以他这次就判决他们缴纳诉讼费。

正是在丹尼尔·莫德先生这个刚被我们描述了他的资产阶级品德的人面前，波林和亨弗莱的不服管束的工人被拖来受审了，工人为了谨慎起见带了一位律师来。第一个受审的是从斯泰福郡新来的工人，他不肯在别人为了自卫而停工的地方继续干下去。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手里有来自斯泰福郡的工人的书面合同[注：这份合同包括以下内容：工人履行为波林和亨弗莱劳动六个月的义务，并且同意他们付给他的工资。但是，波林和亨弗莱不受雇工六个月的约束，可以随时通知他一周后解雇。波林和亨弗莱虽然预付工人从斯泰福郡到曼彻斯特的路费，但是应该每星期从他的工资中扣除2先令（20银格罗申）来偿还这笔钱！——你们喜欢这个美妙的合同吗？]，现在这份合同已经交给了治安法官。工人的辩护律师反驳说，这份合同是在一个星期天签订的，因而是无效的。丹尼尔·莫德先生面带骄矜之气承认，在星期天签署的“业务协定”是无效的，可是他不能相信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会把这个合同看成是“业务协定”！于是，他不再问一问这个穷工人是否把这个文件“看成”“业务协定”，就向他宣布，他要么继续干下去，要么就到踏车[注：用人力或畜力踩动装在滚筒上的踏板以产生动力的装置。这里指当时在监狱里用踏车劳动惩罚囚犯。——译者注]上玩三个月。——噢，曼彻斯特的所罗门！这个案子结束以后，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把第二个被告带了上来。这个人姓萨尔蒙，是公司里停工不干的老工人之一。他被控威胁新工人，唆使他们也举行罢工。证人——一个新来的工人——作证说，萨尔蒙曾经拉着他的胳膊和他说话。丹尼尔·莫德先生问，被告有没有威胁过他或者打过他？证人说，没有！丹尼尔·莫德先生在对资产阶级尽了义务之后，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来显示他的公正无私，他宣布对被告的起诉不能成立。被告完全有权在街上散步并且和别人交谈，只要他不说出威胁的话或作出威胁的行动。——因此，他宣布此人无罪。不过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起码得到了这样的满足：已经把萨尔蒙拘留了一夜，以抵偿他们所付的诉讼费，——这总算够本了。萨尔蒙高兴的日子并不长，因为他在星期四，10月31日，获释之后，在星期二，11月5日，就再一次被告到丹尼尔·莫德先生那里，说他在街上袭击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在萨尔蒙获释的那个星期四，来了一批苏格兰人，他们是被诸如什么纠纷已经结束、波林和亨弗莱在他们那个地区找不到足够的工人来完成他们扩大了的承包合同等等谎言骗到曼彻斯特来的。星期五，有不少长期在曼彻斯特干活的苏格兰细木工前来向自己的同乡说明停工的原因。他们有一大批同行，大约四百人，聚集在苏格兰人下榻的客栈周围。可是他们让苏格兰人象囚犯似地呆在那里，还派了一个师傅在门口站岗。过了一会儿，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来了，打算亲自护送他们的新工人到工作地点去。当这些人走出来时，聚集在外面的工人就劝告这些苏格兰人，不要违反曼彻斯特手工业者的规章去干活，不要给自己的同乡丢脸。果然有两个苏格兰人有点退缩，波林先生亲自赶上去，拉着他们往前走。人们一直沉住气，只是不让这些人走得太快，并且劝告这些人不要参与别人的事情，还是回家去等等。亨弗莱先生终于发怒了，他在人群中看到了他的几个老工人，其中有萨尔蒙。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就抓住了萨尔蒙的胳膊。波林先生抓住了他的另一条胳膊。两个人扯着嗓子呼唤警察。警官来了并问这个人犯了什么罪？这一问倒弄得这两个合伙人非常尴尬，但是，他们说，“我们认识这个人”。噢，警官说，这就够了，我们可以暂时放他走了。急需对萨尔蒙提出某种控告的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冥思苦想了好几天，终于遵照他们的律师的建议，提出了上述控告。在讯问了所有认为萨尔蒙有罪的证人以后，威·普·罗伯茨——“矿工的总顾问”，所有治安法官都害怕的人——突然站起来为被告辩护。他问道，鉴于对萨尔蒙根本没有提出什么控告的理由，他是否应当把自己的证人带来？丹尼尔·莫德先生让他讯问了他的证人，这些证人证明，直到亨弗莱先生抓住萨尔蒙时为止，后者一直是心平气和的。在辩护和控告的发言都结束以后，丹尼尔·莫德先生宣布，他将在星期六作出判决。显然总顾问罗伯茨的出庭促使他在作出判决之前要考虑再三。

星期六，波林和亨弗莱除了原先的控告外，又对他们的三名老工人——萨尔蒙、司各脱和梅洛，提出了搞阴谋和恐吓活动的刑事诉讼。他们想借此给手工业者联合会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为了有把握对付这位可怕的罗伯茨，他们从伦敦请来一位著名的律师蒙克先生。蒙克先生首先把新雇用的苏格兰人基卜生带上来当证人，上星期二控告萨尔蒙时这个人也作过证人。他作证说，星期五，11月1日，他和他的同事从客栈出来时，一群人连推带拉地围住了他们，这三个被告就在人群中。现在罗伯茨开始讯问这位证人，让他同另一个工人对质并问道，他，基卜生，昨天晚上是否对这个工人说过，他上星期二作证时不知道这是起誓作证，他也根本不知道他在法庭上应该怎么办和怎么说。基卜生回答说，他不认识这个人，他昨天晚上同两个人在一起，但由于天黑，所以他不能说这个人是否就是其中的一个；鉴于苏格兰的起誓形式和英格兰的不同，他可能说过类似的话，不过他记不太清了。这时蒙克先生站起来说，罗伯茨先生没有权利提出这类问题。罗伯茨先生回答道，假如有人要为一桩丑事辩解，提出这样的指责是完全恰当的，不过他有权利问他想问的问题，不仅要问这位证人出生在哪儿，而且还要问以后他每天住在哪儿以及每天吃些什么。丹尼尔·莫德先生承认罗伯茨先生有权利这样做，只是善意地劝他尽量扣住主题。罗伯茨于是让这位证人证实，他是在指控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日，才真正开始为波林和亨弗莱干活的。在这之后，罗伯茨先生就让他走了。现在亨弗莱先生自己出来作证，他对这个事件的供述同基卜生的一样。对此罗伯茨先生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力图超过您的竞争者，获取不正当的利益？蒙克先生对这个问题又一次提出反驳。罗伯茨说，好，我把它说得更明确一点。亨弗莱先生，您知不知道曼彻斯特木工的劳动时间是按一定的规章确定的？

亨弗莱先生：我不管这些规章，我有权利制定我自己的规章。

罗伯茨先生：完全可以。亨弗莱先生，您发誓，同其他建筑业承包商和木匠铺老板相比，您不是要求您的工人劳动的时间更长吗？

亨弗莱先生：是的。

罗伯茨先生：大约是几小时呢？

亨弗莱先生记得不太准确，于是掏出他的记事簿来计算。

丹尼尔·莫德先生：您用不着花许多时间来计算，您只要告诉我们大约共计多少小时就行了。

亨弗莱先生：好吧，在通常点灯前的六星期内大约是早上一小时和晚上一小时。在通常停止点灯那天以后的六星期内也是这样。

丹尼尔·莫德先生：那就是说，您的每一个工人在点灯前那段时间多干72小时，点灯后那段时间多干72小时，也就是在十二个星期内多干144小时？

亨弗莱先生：是的。

这一番供述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蒙克先生气得瞪了亨弗莱先生一眼，亨弗莱先生不安地看着他的律师，波林先生则拉了一下亨弗莱先生的衣角——但是太晚了。已经清楚地看到今天又得扮演公正无私的角色的丹尼尔·莫德先生，听完了自供并且把它当众宣读。

又讯问了两位无关紧要的证人以后，蒙克先生说，针对被告而提的证据现在可告结束。

这时丹尼尔·莫德先生说，起诉人没有提出被告犯刑事罪的根据，因为他没有证明这些受到威胁的苏格兰人在11月1日以前就在波林和亨弗莱那里工作，因为既没有雇工合同，也没有证明这些人在11月2日前已经受雇的任何证据，而起诉是在11月1日提出的；可见这些人在这一天还没有在波林和亨弗莱那里工作。被告有权利以任何合法手段阻止他们到波林和亨弗莱那里去工作。——蒙克先生反驳说，这些起诉人从他们离开苏格兰上船时起就被雇用了。丹尼尔·莫德先生指出，诚然，有人说订过这样的雇工合同，但是这个文件没有交出来。蒙克先生回答说，这个文件在苏格兰。他请莫德先生在文件拿来以前暂缓处理这件案子。这时罗伯茨先生插话说：这对他来说倒是新鲜事。已经宣布起诉的证据提完，而起诉人为了提出新的证据却要求延期处理案子。罗伯茨坚持继续进行。丹尼尔·莫德先生宣布：这两种要求都是多余的，因为起诉没有任何根据。——于是被告就被释放了。

与此同时工人也不是没有行动的。他们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在木工会堂或社会主义者会堂召开大会，向各手工业者联合会呼吁支援（这种支援源源而来），随时随地揭露波林和亨弗莱的所作所为。最后，他们向各地派出代表，在波林和亨弗莱招工的地方向自己的同行揭露这次招工的原因，从而劝阻他们别去为这家公司做工。罢工开始后几个星期就有七位代表奔赴各地，在全国各主要城市的街头巷尾张贴的启事则要求失业的木工对波林和亨弗莱保持警惕。11月9日几位归来的代表作了关于他们执行任务的情况的报告。其中一位到苏格兰去的名叫约翰逊，他说，波林和亨弗莱派去的人如何在爱丁堡招雇了三十名工人；但是，这些人从他那里得知事情的真相以后，马上就说，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在这种情况下到曼彻斯特去。第二位代表是到利物浦去监视抵岸船只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前来，所以他无事可做。第三位代表走遍了柴郡，而他在所到之处都无事可做，因为工人的报纸《北极星报》已经到处宣传了事情的真相，打消了人们去曼彻斯特的任何念头；甚至有一个城市，也就是在麦克尔士菲尔德，木工已经募集了一笔支援罢工者的捐款，并且答应必要时每人再捐助一先令。在其他地方他鼓动同行募集这种捐款。

为了再一次给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提供同工人洽商的机会，星期一，11月18日那天全体建筑业工人在木工会堂集会，推选了一个代表团去向这些先生递交请愿书，然后举着旗子和会徽结队游行，向波林—亨弗莱公司的所在地进发。代表团走在前面，罢工组织委员会随后，接着是木工、砖模工和烧砖工、短工、泥瓦工、锯木工、镶玻璃工、粉刷工、油漆工、一个乐队、石工、细木工。他们路过自己的总顾问罗伯茨下榻的旅馆，一边走一边向他欢呼致敬。到了公司所在地，代表团走出队伍，其他的人则继续前进，到斯蒂文森广场去举行群众大会。代表团遇到了警察，警察盘问了他们的姓名和地址后，才让他们继续前进。他们走进办公室，沙普斯先生和波林先生这两个合伙人向他们宣布：不接受仅仅出于威吓的目的而纠集起来的群众的请愿书。代表团否认有这种目的，因为游行队伍甚至没有停顿就立即继续前进了。在这支拥有五千人的游行队伍继续前进的同时，代表团终于受到了接待，被领入室内，在场的有警察局长，一名警官和三名新闻记者。沙普斯先生——波林和亨弗莱的合伙人——以主席自居，指出代表团讲话应当慎重，因为全部讲话都要记录下来，而且有可能在法庭上被用来反对他们。然后开始问代表团有什么不满等等；并且说，他们想按照曼彻斯特通行的规章给这些人工作。代表团问道，在斯泰福郡和苏格兰招来的这些工人是不是按照曼彻斯特的手工业规章工作的？——回答说：不，我们同这些工人订有特殊的合同。——那么您的工人应该重新得到工作，而且是按通常的条件？——噢，我们不和任何代表团谈判，而只要让这些人来，他们就会知道我们愿意按什么条件给他们工作。——沙普斯先生补充说：所有在他名下的公司总是宽待工人并发给他们最高的工资。代表团回答说，如果他象他们听说的那样参加了波林—亨弗莱公司，那么，这家公司是强烈反对工人的切身利益的。——代表团的一位成员烧砖工被问道，他的同行究竟有什么不满。——噢，这会儿倒是没有，以前可多呢[注：见前述有关波林和亨弗莱的制砖厂里的流血斗争。]。——哦，你们以前的不满可多了，是吗？波林先生冷笑着回答，并且趁此机会大谈手工业者联合会，罢工等等，大谈它们给工人带来的贫困，——对此代表团的一位成员指出，工人决不愿意让人把他们的权利一点一点地夺走，例如就象现在要他们做的那样，每年白干144小时。——沙普斯先生说，也应该算一下，游行参加者由于那天没干活所造成的损失，如罢工的花费、罢工者的工资损失等等。——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并不要求您为这件事从您的口袋里掏一文钱。谈到这里代表团就离开了，并向聚集在木工会堂的工人作了汇报，同时发现不仅所有在这个地区为波林和亨弗莱干活的工人（他们不是木工，因此没有停过工）都来参加了游行，而且不少新招来的苏格兰人也在今天早晨罢了工。一个油漆工也说道，波林和亨弗莱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正如向细木工提出的那样，同样无理，不过他们也要反抗。为了加快事件的进程和缩短斗争的时间，作出了决定：波林和亨弗莱公司的全体建筑工人应当停工。工人执行了这一决定。星期六油漆工停了工，星期一装玻璃工停了工。几天以后，在波林和亨弗莱承包修建的新剧院里干活的只有两名泥瓦工和四名短工，而不是二百名工人。在新来的工人中也有许多人停了工。

波林、亨弗莱等人气得发狂。当又有三个新来的工人开始罢工时，他们就在星期五，11月22日，把工人拖到丹尼尔·莫德先生面前受审。先前的失败对他们毫无作用。首先受审的是一个叫里德的工人，他们控告他违反了合同；同时交出了被告在得比签订的一份合同。又一次担负起自己职务的罗伯茨马上指出，合同和起诉之间没有丝毫联系，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丹尼尔·莫德先生立刻看到了这一点，因为严厉的罗伯茨已经把这一点指出来了，但是，他费了不少力气才让对方的辩护人明了这一情况。最后，这位辩护人要求允许改变这种情况。过了一会儿他又来提出起诉，这次起诉比第一次更糟。当他发现这也行不通时，他请求继续延期。丹尼尔·莫德先生允许他考虑到星期五，11月29[注：杂志上误印为11月30日。——编者注]日，即考虑整整一个星期。他这次是否达到了目的，我不能断定，因为我正好缺少应该刊登判决的那一号报纸。这时罗伯茨转入进攻，他把几个招雇的工人以及波林和亨弗莱的一个工头传上法庭，因为他们闯入一个罢工工人的家里，侮辱了他的妻子；在另外两件案子中几个罢工工人遭到了袭击。丹尼尔·莫德先生不得不遗憾地判处全体被告，不过他尽量从宽处理，只要他们担保今后安分守己。

在12月底，波林、亨弗莱等先生终于达到了对他们的两个反对者进行判决的目的，理由仍然是殴打了他们的一个工人。不过这次法庭就不那样宽大了，它立即判处他们一个月徒刑，并且要他们保证刑满后安分守己。

此后有关罢工的消息少起来了。1月18日那天罢工还在全力进行。以后的消息我就没有看到了[显然恩格斯指的是刊登在1845年1月18日《北极星报》第375号上的《曼彻斯特建筑业协会的联合大会》一文。该文指出，1845年1月11日为讨论波林和亨弗莱公司建筑工人停止罢工的条件而召开的大会进行得很热烈。关于这次罢工，《北极星报》没有进一步报道。根据《曼彻斯特卫报》1844年12月24日的报道，罢工于1844年12月23日结束。雇主不得不遵守其他建筑工地上通行的劳动规章。]。大概它同其他大多数的罢工一样已经停止了；波林、亨弗莱等人逐渐在外地、在罢工的个别叛逃者中招到了足够的工人；大多数罢工者经过长期或短期的罢工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困——对此他们足以自慰的是，他们没有损害自己的尊严，而且维持了自己同志的工资——之后，都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工作。至于争议之点，波林、亨弗莱等人已经明白，不能一意孤行，因为罢工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损失，而在这么一场激烈的斗争以后，其他的企业主也不想马上改变木工业原有的规章。

布鲁塞尔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下半年

载于1846年1月和2月《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