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9、“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德文第二版而写的，基本上是作者根据该书1892年英国版序言（见本卷第311—325页）在文字上略加修改而译成的德译文。恩格斯把英国版序言中所录“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亦按1885年“新时代”杂志第6期上的德文照录于本序言中。序言结尾部分是恩格斯专为德文版写的。]

现在重新呈献给德国读者的这本书，最初是在1845年夏天出版的。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那时我是二十四岁。现在我的年纪比那时大了两倍，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并没有什么使我脸红的地方。因此，本书中的这种青年时期的痕迹我一点也不打算抹去。我现在原封不动地把它重新献给读者。我只是把若干不十分清楚的地方表述得更明确些，并在某些地方加了新的简短的脚注，这些脚注都标明了今年（1892）的年份。

关于这本书的命运，我只想谈一点：它的英译本于1887年在纽约出版（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1892年由斯万·容涅先公司在伦敦再版。英国版序言[注：见本卷第311—325页。——编者注]是根据美国版序言写成的，而现在德文版的这篇序言又是根据英国版序言写成的。现代大工业已在如此大的程度上使所有出现了这种工业的国家的经济关系趋于平衡，以致我要向德国读者说的和要向美、英两国读者说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了。

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的那些琐细的骗人伎俩，那些使他们在本国获得很多好处并为大家所通用的狡猾手段，只要一到汉堡或柏林，就会使他们陷入困境。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他就会发现（至少在不久以前还是这样），要想廉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段和手腕，虽然这些手段和手腕在他本国对一个生意人来说被看做智慧的顶峰。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德国的许多情况似乎也改变了，特别是当德国人在费拉得尔菲亚打了一次工业上的耶拿战役[1876年5月10日，为纪念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一百年，第六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费拉得尔菲亚开幕。在参加博览会的四十个国家中也有德国。可是，德国政府任命的德国评判小组主席，柏林工业学院院长弗·勒洛教授被迫承认，德国工业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德国工业遵循的原则是“价廉质劣”。此言一出，报界哗然。“人民国家报”在7月至9月也专门就这件出丑的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恩格斯把这个事件叫做工业上的耶拿战役，是借普鲁士军队在1806年10月耶拿战役中被拿破仑法国击溃一事来作比喻。]以后，连那条规规矩矩的德国老原则也声誉扫地了，那条原则就是：先给人们送上一些好的样品，然后再把蹩脚的货物送去，他们只会感到称心满意！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热狂，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劳动。在英国，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1847年危机以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谷物法的废除及由它必然引起的进一步的财政改革，给英国工商业提供了它们发展所必需的全部地盘。此后，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殖民地市场吸收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一天天增长起来。郎卡郡的动力织机使千百万印度手工织工陷于彻底的灭亡。中国的门户日益被打开。但发展最快的还是美国，其速度甚至对这个进展神速的国家讲来也是空前的；而我们不要忘记，美国当时只是一个殖民地市场（固然是一个最大的殖民地市场），即输出原料和输入工业品（当时是英国的工业品）的国家。

此外，前一时期末出现的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着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当时还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所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大部分过剩原料，同时又满足它们对工业品的大部分需要。因此，无怪乎英国工业获得了这样巨大的和空前的发展，以致1844年的状况同它比起来现在都显得微不足道，几乎可以说是原始的了。

与这样的发展同时，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工厂主靠着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上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些小算盘只对那些为了免于在竞争中毁灭而必须抓住每一文钱的急需钱财的小生意人还有用处。这样，工厂区内的实物工资制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较次要的其他改良措施，——其精神都同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直接矛盾，但是却十分有利于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竞争的大资本家。

此外，企业规模愈大，雇用的工人愈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困难也就愈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渐渐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把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看做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

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使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手中和消灭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一种手段。对于这少数人说来早年的那种小器的额外勒索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大规模的事业的严重障碍。这样，——至少是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远不是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免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欺压现象。这样一来，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愈来愈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欺压现象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报酬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根据合同的条件，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小时，以便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愈来愈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某些小的欺压现象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现在已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疾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最坏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了，“七日规”跟着也将被清除。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1844年时，我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整批地陷入了同样破落、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只是猪和垃圾堆再也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进了一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它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

但是，如果说英国现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那末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1844年所预见的一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现在已经达到与1844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英国工人很不相同，但是，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属于同一性质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工作日、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时间特别是限制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老板”、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当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乃尔斯威尔区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的报道时，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的关于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描写一样。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公司的房屋来粉碎矿工们的抵抗。

不论在本版或两个英文版中，我都不打算使本书的叙述继续到目前，即详细地一一列举1844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要这样做，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第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极为详细地描述了1865年左右，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了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样，我就得重复马克思已经讲过的话。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绝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的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表明，这种周期实际上是十年，中间的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1842年以后日趋消失。从1868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在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其中包括青年人的热情使我大胆做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我决不想把我的著作和我本人描写得比当时高明些。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现了，而且当时我就已经预见到的（的确，我把时间估计得过分早了一些）大陆、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的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已经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有责任使本书和英国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文章转载于此，这篇文章曾经用英文发表在1885年3月1日伦敦“公益”杂志上，后来用德文发表在同年6月的“新时代”第6期上。

“四十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远远地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地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经常停滞时期，就是短短的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热病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破产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地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威胁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去，而且，如约翰·布莱特所说，‘让这些饥民不是作为乞求面包的穷人，而是作为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去涌入这些地区。城市工人群众要求参预政权——实行人民宪章；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他们，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当用暴力还是用合法手段来实现宪章。这时1847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

1848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引起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瓦解。宪章运动正当它应当显示全部力量的时候，却在1848年4月10日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的胜利。

1831年的议会改革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谷物税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一致或有密切关系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国家的阶级的利益。而这个阶级也就努力地做起这些事来。工业生产上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容情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使之服从于一个目的，然而对工业资本家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目的：减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一切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其他一切国家对于英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供给它原料和粮食。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

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健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则，这是他们一向和大陆上沾染庸人习气较深的竞争者不同的地方。宪章运动已奄奄一息。1847年危机过去之后自然而然地、几乎是当然地重新出现的工商业繁荣，被人说成完全是自由贸易的功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这种有利的局面既已取得，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所激烈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而是把自由贸易变成有关国家存亡的唯一问题，工厂主从这种反对立场中了解到，并且越来越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被所有的工厂主视为可畏之物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至还容许把它推广到所有部门中去。以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观点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1848年还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罢工，现在也被认为有时很有用处，特别是当工厂主老爷们在需要时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剥夺了工人同雇主平等的权利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际上已经成了那些直到最近以前还在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本国的法律。1867年和1884年的议会改革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现存的那种普选权；目前正在议会中讨论的关于重新分配各选区席位的新的法律草案，规定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说来不会比法国或德国的更不平等。议员支薪和缩短任期——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议会——显然不久定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宪章运动已经死亡。

1848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某种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某种程度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使人民宪章生效。

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结果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所有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和1850—1870这二十年间的巨大产量比起来，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这些大变动现在已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命中注定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工人的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把他们的通常工作日规定在较为合理的限度内，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1848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间，即使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这是那些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机械工、粗细木工、泥瓦工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泥瓦工就是这样。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十五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非常满意他们，而且他们也非常满意雇主。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里维先生和吉芬先生（以及可敬的路约·布伦坦诺先生）的模范工人，对每个懂事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确实都是些非常可爱、非常随和的人。

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中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压轧着工人。

这就是1847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工业资本家二十年的统治所造成的状况。但是以后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1866年的破产之后，1873年左右有一次微弱而短暂的复苏，但这次复苏并没有延续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当到来的时候即1877年或1878年发生，但是从1876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停滞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萧条，所有部门的所有市场上都出现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在其中生活了将近十年的状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是一个纯粹的妄想。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创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居民看不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大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饥饿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他们就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享有了将近一百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果是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起来，连刚果的黑人也正在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泰福郡的陶器和北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掌握在英国工厂主手中的那个最大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结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1883年不列颠协会南港会议上，该协会的经济组主席英格利斯·鲍格雷夫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

‘英国获得巨额利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有些大工业部门的发展停顿了。几乎可以说，英国正进入停滞状态。’

但是结果会怎样呢？资本主义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它必须继续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即使现在，仅仅缩减一下英国在世界市场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额，就意味着停滞、贫穷，一方面资本过剩，另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经常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基础，而这种经常的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必然灭亡的究竟是哪一个？

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1848—1868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状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区区少数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末，当这个耀眼的时期最终结束时，当目前这种惨淡的停滞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状态变成英国工商业的经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又将怎样呢？

真实的事情是：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的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居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处于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

我在1885年是这样写的。在1892年1月11日写的英国版序言中我继续写道：

“对于我在1885年看到的情况的这种叙述，我只需要做少许补充。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散文的社会主义和诗歌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这再一次表明‘好社会’的可怕暴君——资产阶级舆论——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而且再一次证明，我们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始终轻视这种舆论是有道理的。然而，对这个新的征兆，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意。

但是，我认为，比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掺了水的社会主义的短暂的时髦风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会主义在英国一般获得的成就也更重要的，是伦敦东头的觉醒。这个巨大的贫穷渊薮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死水潭了。伦敦东头抖掉了绝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新工联’，即广大的‘没有技术的’工人群众的组织的发源地。虽然这种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有技术的’工人的旧工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说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的区别。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做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以利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始者和领导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本能的社会主义者；趋向于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他们拥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理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一起走。

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了一系列巨大的错误；但是他们的前辈也有过同样的情形，瞧不起他们的那些空论社会主义者现在还有同样的情形。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这个fin　de　siècle〔世纪末〕的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

自从半年前我写了这些话以来，英国工人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几天以前结束的议会选举向两个官方的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清楚地表明，今后他们对第三个政党即工人政党的存在不能置之不理了。这个工人政党还只是刚刚在形成：它的个别分子还须摆脱种种传统的偏见——资产阶级的、旧工联主义者的、甚至空论社会主义的偏见，以便他们最后有可能在共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是那种把他们团结起来的本能现在已经这样强烈，以致在英国导致了前所未闻的选举结果。在伦敦有两个工人[注：詹·凯·哈第和约·白恩士。——编者注]提出了自己的候选资格，并且公开宣布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自由党人不敢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反对他们，这两个社会主义者以出乎意外的极大多数当选了。在密德尔斯布罗，一个工人候选人[注：约·哈·威尔逊。——编者注]出来同一个自由党人和一个保守党人竞选，并且战胜了这两个人；而那些和自由党人缔结了联盟的新的工人候选人，除一个人外，却都遭到了无可挽救的失败。在以前的所谓工人代表中，即在那些情愿把他们属于工人阶级这种性质淹没在他们的自由主义海洋里，因而使他们的这种性质得到宽恕的人们当中，旧工联主义的一个最显赫的代表亨利·布罗德赫斯特可耻地落选了，因为他宣布反对八小时工作日。在格拉斯哥的两个选区里，在索尔福的一个选区里，以及在其他许多选区里，都有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出来同两个旧政党的候选人竞选；工人候选人失败了，但是自由党的候选人也失败了。总之，在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许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绝和两个旧政党进行任何协商，并因此获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选举中都不曾有过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成绩。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就能获得什么东西。对“伟大的自由党”的迷信——在英国工人中间统治了几乎四十年的迷信——完全被打破了。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当他们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们要求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1892年的选举已经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其余的事情，大陆上的工人运动是会管的；那些在议会和市镇参议会中已经有那么多代表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将以自己的进一步的成绩来大大鼓舞英国人的竞赛精神。不久的将来将会发现，有格莱斯顿先生执政，新议会就不能开始工作，有新议会在，格莱斯顿先生就不能做任何事情；那时英国的工人政党就会组织得足以一下子永远结束为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

弗·恩格斯

1892年7月21日于伦敦

载于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2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