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六

秩序党在徒劳地力图保持军权和夺回已经丧失的对于行政权的最高领导权时，不得不去跟山岳党和纯粹共和党人进行联合，这就确凿地证明，秩序党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议会多数。仅仅是日历的力量、钟表的时针，在5月28日发出了秩序党彻底瓦解的信号。5月28日是国民议会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的开始。国民议会现在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原封不动地保存宪法呢，还是把它加以修改。但是，修改宪法就不只意味着是资产阶级统治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统治，是民主主义还是无产阶级无政府状态，是议会制共和国还是波拿巴，而且意味着是奥尔良王朝还是波旁王朝！这样，在议会内部就出现了厄里斯的金苹果，秩序党内利益彼此矛盾的各个敌对派别将围绕着它展开公开的斗争。秩序党是各种不同社会成分的结合体。修改宪法的问题造成了一种政治热度，它使这个产物重又分解为它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

波拿巴派关心修改宪法的原因很简单。他们首先想废除禁止再度选举波拿巴的第45条和延长他的权力期限。共和派的立场也很简单。他们无条件地反对任何修改，认为修改宪法是反对共和国的周密的阴谋。因为他们在国民议会中拥有1/4以上的票数，而依照宪法又必须要有3/4的票数赞成才能合法地决定修改宪法和召集修改宪法的专门会议，所以他们只要计算一下自己 的票数，就可以相信自己必获胜利了。他们当时确实是相信自己一定要胜利的。

和这些明显的立场相反，秩序党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如果它拒绝修改宪法，它就会使现状受到威胁，因为这样就会使波拿巴只有使用暴力一个出路，并且会使法国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这个决定时刻听任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摆布，那时，总统是失去了权力的总统，议会是早已没有权力的议会，人民则是企图重新争得权力的人民。如果它投票支持按照宪法修改宪法，那么它知道它的表决是枉然的，它的表决一定会被共和派按照宪法进行的否决所推翻。如果它违背宪法而宣布说只要有简单多数通过就够了，那么它就只有在自己完全服从行政权的条件下才能希望制服革命；这样它就把宪法、宪法的修改和它本身一并交给波拿巴掌握了。为延长总统权力而作局部的修改，将为帝制派篡夺权力开辟道路。为缩短共和国寿命而作全面的修改，又必然会引起各个王朝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因为波旁王朝复辟的条件和奥尔良王朝复辟的条件不仅各不相同，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议会制共和国已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中的两派（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即大地产与工业）能够平分秋色的中立地盘。它并且是他们共同进行统治的必要条件，是他们的共同阶级利益借以支配资产阶级各派的要求和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惟一的国家形式。作为保皇派，他们又重新陷入他们旧有的对抗状态，卷入地产和金钱争夺霸权的斗争，而这种对抗状态的最高表现，这种对抗状态的化身，就是他们各自的国王，他们各自的王朝。正因为如此，秩序党总是反对召回波旁王族。

奥尔良派的人民代表克雷通，在1849年、1850年和1851 年曾定期地建议废除放逐王族的法令。议会同样定期地表演保皇派集会顽强地阻挡其被逐国王返国的场面。理查三世在杀死亨利六世以前曾对他说，他太好了，这个尘世容纳不了他，他的位置在天上 (1) 。保皇派认为法国太坏了，不能再有自己的国王。形势迫使他们成为共和派并屡次批准人民作出的把他们的国王逐出法国的决定。

修改宪法（而这个问题由形势所迫又非讨论不可）不仅会使共和国成为问题，而且会使资产阶级两派的共同统治成为问题；不仅会使君主国有恢复的可能，而且会复活曾在君主国中轮流占有特权地位的那些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复活资产阶级两派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秩序党的外交家们希望以两个王朝的结合，即以各个保皇派和它们的王室的所谓融合来中止这一斗争。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真正融合便是议会制共和国，在这一共和国中，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双方的色彩都脱落了，各类的资产者都消融为一般的资产者，消融为资产者这个类属了。现在奥尔良派应当变成正统派，正统派应当变成奥尔良派。体现着他们的互相对抗的君主国，应当成为他们彼此统一的化身；他们互相排斥的派别利益的表现，应当成为他们的共同的阶级利益的表现；君主国应当完成只有废除两个君主国，只有共和国才能完成和已经完成的任务。这就是秩序党的术士们绞尽脑汁制造出来的哲人之石。仿佛正统派的君主国可能在什么时候变成工业资产者的君主国，或是资产者王权可能在什么时候变成世袭土地贵族所拥有的王权。仿佛地产和工业能够在一顶王冠下面称兄道弟，可是王冠只能落到一个人头上——不是落到哥哥头上，就是落 到弟弟头上。仿佛在地产还没有决心自动变成工业财产以前，工业可以完全和地产和解。如果亨利五世明天逝世，巴黎伯爵仍然不会成为正统派的国王，除非他不再作奥尔良派的国王。但是，从事融合的哲人随着宪法修改问题被提到首位而自我膨胀起来，把《国民议会报》变成自己的正式的机关日报，并且现在（1852年2月）又在努力活动——这些哲人认为一切困难都是由于两个王朝的对抗和竞争。想使奥尔良王室和亨利五世和解的企图，从路易-菲力浦逝世时就已经开始，但这种企图也像只是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在幕间小节目中，在后台进行的一切王朝阴谋一样，与其说是郑重的事情，不如说是对旧日迷信的卖弄风情，这种企图现在已经变成大型政治历史剧，秩序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把它当作票友戏，而是把它搬上公开的舞台。信使不断从巴黎奔到威尼斯 (2) ，再从威尼斯奔到克莱尔蒙特，又从克莱尔蒙特奔到巴黎。尚博尔伯爵发表了一个宣言，他在这个宣言中“靠他全家族的支持”，宣布“国民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复辟。奥尔良派的萨尔万迪跪倒在亨利五世脚下，正统派的首领贝里耶、贝努瓦·达济和圣普里跑到克莱尔蒙特去劝说奥尔良王室，但是徒劳无功。融合派在太晚的时候才觉察到，资产阶级两派的利益既然集中地表现为家族利益即两个王室的利益，那么，它们的利益就会互相排斥，而不会互相通融。假定亨利五世承认巴黎伯爵是他的继承人（这是融合派在最好的场合所能指望的惟一成就），那么奥尔良王室除了因亨利五世没有后嗣本来就一定能够获得的东西外，并不会得到别的权利，可是它会因此丧失它从七月革命获得的一切权利。奥尔良王室将放弃自己旧日的要求，放 弃它在差不多100年的斗争中从波旁王室长系手里夺得的一切权利，它将要为了宗族的特权而放弃自己的历史特权，即现代君主国的特权。所以，融合无非就是奥尔良王室自愿退让，向正统派让权，忏悔地从新教国教后退到天主教国教。这种后退甚至不可能把奥尔良王室送上它所失去的王位，而只能把它送上它诞生时所占据的王位的台阶。旧日的奥尔良派阁员基佐、杜沙特尔等人，也赶快跑到克莱尔蒙特那里去为融合游说，实际上他们只是表现了七月革命后的沮丧，表现了对资产者王权和资产者所拥有的王权的失望，表现了对正统派的迷信，把它作为防止无政府状态的最后的护符。他们自命为奥尔良王室和波旁王室之间的调停者，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奥尔良派的变节分子，而茹安维尔亲王就是把他们当作这种人来看待的。然而，奥尔良派富有生命力的、好战的那部分人，如梯也尔、巴兹等，却因此更容易使路易一菲力浦家族确信，既然君主制的任何直接的复辟都要以两个王朝的融合为前提，而任何这样的融合又都要以奥尔良王室引退为前提，那么，暂且承认共和国，等到事变允许把总统的安乐椅变成王位时再说，这样做是和他们先辈的传统完全相适合的。起初有传言说茹安维尔要当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公众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过了几个月，到9月间，在宪法修改案已被否决以后，这个候选人就被公开宣布了。

这样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之间搞保皇主义融合的企图，不仅遭到了失败，而且还破坏了他们在议会中的融合，破坏了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和国形式，把秩序党又分解成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但是，克莱尔蒙特和威尼斯之间越是疏远，它们之间的关系越是近于决裂，有利于茹安维尔的煽动越是加紧，波拿巴的内阁阁员福适和正统派之间的谈判，也就越是热烈，越是认 真了。

秩序党的解体还不止于它分解成原来的构成部分。这两大派别中的每一派，又都继续分解下去。看来，先前两大营垒中的每一个营垒（不论是正统派或奥尔良派）内部曾经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一切旧有色彩，如同干纤毛虫碰到了水一样，又都重新活起来了。看来，他们又重新获得了充分的生命力，能够形成具有互相对立的独立利益的各个派别了。正统派在梦中回味土伊勒里宫和马松阁之间的争吵、维莱尔和波林尼雅克之间的争吵。奥尔良派重温基佐、摩莱、布罗伊、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之间比武的黄金时代。

秩序党中有一部分人赞成修改宪法，可是对于修改的范围，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在这一部分人中，有贝里耶和法卢为一方所领导和拉罗什雅克兰为另一方所领导的正统派，有摩莱、布罗伊、蒙塔朗贝尔和奥迪隆·巴罗领导的那些在斗争中疲倦了的奥尔良派；这一部分人和波拿巴派的议员一致提出了如下一个含义广泛而不明确的建议：

“下面署名的议员建议把宪法加以修改，目的在于把完全实现国民主权的可能性还给国民。”

同时，这些议员通过自己的报告人托克维尔一致声称：国民议会无权建议废除共和国，这个权利只能属于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议会。此外，他们声称，宪法只能在“合法的”基础上，就是说，只有在按照宪法规定的3/4的多数票赞成修改时才能修改。经过六天的激烈讨论之后，7月19日，宪法修改案果然被否决了。赞成修改的有446票，反对修改的有278票。极端的奥尔良派梯也尔、尚加尔涅等人在表决时和共和派及山岳党采取了一致行动。

这样，议会的多数表示反对宪法，而宪法本身却表示拥护议会的少数，认为议会少数的决议具有约束力。可是，秩序党在1850年5月31日和1849年6月13日岂不都曾经把议会多数置于宪法之上吗？它以前的全部政策岂不都是以宪法条文服从议会多数决议为基础的吗？它不是曾经让民主派以迷信旧约的态度去对待法律的字眼，并因为这种迷信而处罚了民主派吗？可是目前，修改宪法无非就是要延长总统掌权的期限，而延长宪法的寿命无非就是要罢免波拿巴。议会表示拥护波拿巴，但是宪法表示反对议会。所以，当波拿巴撕毁宪法时，他的行动是合乎议会精神的，而当他解散议会时，他的行动又是合乎宪法精神的。

议会宣布宪法，同时也就是宣布议会本身的统治处在“多数之外”；议会以自己的决议废除了宪法，延长了总统掌权的期限，同时也就是宣布说，当它本身还继续存在时，宪法既不能死亡，总统的权力也不能生存。它未来的掘墓人已经站在门前了。当议会正忙于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时，波拿巴撤销了表现得不坚决的巴拉盖·狄利埃将军第一师指挥官的职务，任命马尼昂将军继任该职，这位将军是里昂的胜利者，十二月事变的英雄，波拿巴的爪牙之一，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就由于布洛涅征讨事件多多少少地替波拿巴出了丑。

秩序党关于修改宪法的决议表明，它既不能统治，又不能服从；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既不能容忍共和国，又不能推翻共和国；既不能维护宪法，又不能废除宪法；既不能和总统合作，又不能和总统决裂。它究竟是期待谁来解决一切矛盾呢？期待日历，期待事变的进程。它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事变。这样，它就把自己交给事变支配，交给一种力量支配，它在反对人民的斗争 中已经向这种力量让出了一个又一个属性，直至它自己在这种力量面前变得毫无权力为止。为了使行政权的首脑能够更顺利地定出对付它的战斗计划，加强自己的进攻手段，选择自己的工具和巩固自己的阵地，秩序党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决定退出舞台，使议会从8月10日到11月4日休会三个月。

不仅议会党分裂为原来的两大集团，不仅其中的每一个集团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和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一句话，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外省的正统派，由于眼界狭小和过分热情，责备他们的议会领袖贝里耶和法卢投奔波拿巴阵营和背叛了亨利五世。他们的百合花的头脑只相信造孽行为，不相信外交手腕。

商业资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家之间的分裂，更加危险，更具有决定的意义。正统派责备自己的政治家背弃了原则，而商业资产阶级却正好相反，责备自己的政治家忠实于已经变得无用的原则。

前面我已经指出，自从富尔德加入内阁以来，那一部分在路易一菲力浦时期握有绝大部分权力的商业资产阶级，即金融贵族，已经变成波拿巴派了。富尔德不仅在交易所中维护波拿巴的利益，而且也在波拿巴面前维护交易所的利益。关于金融贵族的态度，他们的欧洲机关刊物即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中的一段话作了最贴切的说明。这个杂志在1851年2月1日那一期上发表了如下的巴黎通讯：

“现在我们从各方面都得到证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总统在他致立法议会的咨文中声明了这一点；国民讲台上也有人响应了这一点；报 纸上再三重复说到这一点；教堂的教坛上也宣扬这一点；国家证券对于最小的破坏安宁的事件的敏感以及它们在行政权每次胜利时的稳定，也证明这一点。”

《经济学家》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那一期上以自己的名义宣称：

“在欧洲所有的证券交易所中，总统现在已被公认为秩序的卫士。”

可见金融贵族指责秩序党对行政权进行的议会斗争是破坏秩序，而把总统每次对它那些所谓的代表们的胜利当作秩序的胜利来欢呼。这里所说的金融贵族，应当了解为不只是那些大国债经纪人和大国家证券投机者，这些人的利益当然是和国家政权的利益相吻合的。全部现代金融业，全部银行业，都是和社会信用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银行的部分营业资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兑现的国家证券以收取利息。银行存款，即交给银行并由银行在商人和工业家之间分配的资本，有一部分是从国家债权人的红利中得来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么现在，当任何大洪水都有把旧的国家连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冲掉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

狂热地渴望秩序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因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行政权发生争吵而感到烦恼。梯也尔、昂格勒斯、圣贝夫等人在1月18日因尚加尔涅免职事件投票以后，也受到他们的选民们（而且正是工业区的选民）的公开谴责，特别是他们跟山岳党成立联盟的行为被指斥为背叛秩序。如果说，像我们所已经看到的，秩序党和总统的斗争不过是些言过其实的嘲弄和琐屑无聊的攻讦，不配受到好的待遇，那么，另一方面，对这部分要求自己 的代表们顺从地把军权从自己的议会手中奉送给冒险的王位追求者去掌握的资产阶级，就连那些曾为他们的利益而采用过的攻讦手段也不值得采取了。这部分资产阶级表明，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

当波拿巴巡游各地时，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显贵、市政官员、商业法庭的法官等等，到处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极卑屈的态度迎接他，甚至当他在第戎公开地攻击国民议会，特别是攻击秩序党的时候，也是这样欢迎他。

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1851年初还是这样），商业资产阶级狂暴地反对任何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情况不好的时候（从1851年2月底起已成为经常现象了），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是商业停滞的原因，并要求为了活跃商业停止这种斗争。关于修改宪法的讨论恰好发生在这种不好的时期。因为当时涉及到现存国家制度的生死存亡问题，所以资产阶级就更有理由要求它的代表们终止这种痛苦的过渡状态，同时又保持现状。这里面没有任何矛盾。它所理解的终止过渡状态，正是延长过渡状态，将应当作出决断的时刻拖延到遥远的将来。保持现状只能有两种方法：一是延长波拿巴掌权的期限，一是让波拿巴按照宪法退职，选出卡芬雅克来。一部分资产阶级倾向于后一种解决方法，可是他们除了叫他们的代表保持沉默，不去触动这个迫切的问题以外，提不出更好的建议。他们以为，如果他们的代表不出来讲话，波拿巴就不会行动了。他们希望有一个为了不让人看见而把头藏起来的鸵鸟议会。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希望让已经坐在总统位子上的波拿巴留任总统，一 切照旧不变。他们感到愤慨的，是他们的议会不愿意公开违背宪法和率直地放弃权力。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从8月25日起召开的各省委员会（大资产阶级的地方代议机关），几乎一致表示赞成修改宪法，即反对议会，拥护波拿巴。

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著作界代表和自己的报纸所表现的愤怒，比它跟议会代表们的破裂更为明显。只要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抨击一下波拿巴篡夺权力的欲望，只要报刊企图保护一下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不受行政权侵害，资产者陪审团就判处数额异常巨大的罚款和不光彩的监禁，这种情况不仅使法国，而且使整个欧洲都感到惊愕。

前面我已经指出，议会内的秩序党由于叫嚣要安静而自己也得安静下来，它在反对其他社会阶级的斗争中亲手取消了自己的制度即议会制度的一切条件，从而宣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资产阶级的安全和生存是不相容的，相反，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却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从而促使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讲话和写文章的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它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们私人的事情。它毫不含糊地声明说，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这种统治地位带来的麻烦和危险。

这个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对于为它本阶级的统治而进行的单纯的议会斗争和文字斗争，就曾表示激愤，并且出卖了这一斗争的领袖人物；但是现在它却敢于在事后责备无产阶级没有为它进行流血斗争，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个资产阶级时刻都为最狭 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但现在它却哀叫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牺牲了它的理想的政治利益。它装得像个好心肠的人，被社会主义者引入歧途的无产阶级不了解它，并且在紧要关头抛弃了它。它的这种哀叫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中得到了普遍的赞赏。自然，这里我不是指德国那些小政客和浅学之辈。我指的是例如《经济学家》那个杂志。这个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即政变前四天还宣布波拿巴是“秩序的卫士”，而梯也尔和贝里耶是“无政府主义者”，在1851年12月27日，在波拿巴驯服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之后，它又大叫大喊，说什么“无知的、没有教养的、愚蠢的无产阶级群众”背叛了“社会中等和上等阶层的才能、知识、纪律、精神影响、智力源泉和道德威望”。愚蠢、无知和卑鄙的一群不是别人，正是资产阶级本身。

的确，法国在1851年是遭受了一次小小的商业危机。2月底，出口比1850年减少了；3月，商业衰落，工厂关闭；4月，各工业省的情况好像和二月事变后一样令人失望；5月，情况还没有好转；6月28日法兰西银行的结算还是以存款数量猛增和贴现数量锐减表明了生产的停滞；直到10月中旬，情况才逐渐好转。法国资产阶级把这种商业停滞说成是纯粹由于政治原因，由于议会和行政权之间的斗争，由于临时的国家形式的不稳定，由于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的可怕远景。我并不否认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巴黎和各省的某些工业部门的衰落有影响。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政治局势的影响只是局部的，而且是很微小的。商业开始好转正是在10月中旬，恰好是在政治局势恶化、政治的地平线上笼罩着乌云、每分钟都可能从爱丽舍园打来霹雳的时 候，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虽然法国的资产者所具有的“才能、知识、洞察力和智力源泉”越不出他们自己的鼻尖，但是他们在伦敦工业博览会整个会期内总能用鼻子触到自己的商业情况不利的原因吧。当法国工厂关闭的时候，英国爆发了商业破产。法国在4月和5月达到顶点的是工业恐慌，而英国在4月和5月达到顶点的则是商业恐慌。无论是在法国或英国，毛纺织业和丝纺织业的情况都很不妙。虽然英国的棉纺织工厂还在继续生产，但是它们所获得的利润已不像1849年和1850年那样大了。不同点只在于法国发生的是工业危机，而英国发生的则是商业危机；法国是工厂关闭，而英国则是生产扩大，不过是在不如前几年那样顺利的条件下扩大的；在法国，受打击最重的是出口，在英国是进口。其共同原因（当然不应在法国政治地平线的范围内去寻找）是显而易见的。1849年和1850年是物质大繁荣和过度生产的两个年头，这种过度生产本身直到1851年才显露出来。这年年初，过度生产因工业博览会即将举行而特别加重了。除此以外，还有下面一些特殊情况：起初是1850年和1851年的棉花歉收，然后是人们确信棉花的收成会比预期的好，棉价起初是上涨，后来突然跌落，——一句话，就是棉价涨跌不定。生丝产量至少在法国是低于中等产量。最后是毛纺织业自1848年以来飞速发展，使得羊毛的生产跟不上去，而原毛的价格上涨与毛纺织品的价格相比非常不相称。这样，我们就在上述三个世界性工业部门所需的原料方面找到引起商业停滞的三重原因。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以外，1851年的表面上的危机，无非是在过度生产与过度投机还未用尽所有力量疯狂地跑过工业循环的最后阶段并重新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即回到普遍的商业危机去以前，在工业循环中经常与它们相伴 而生的一种停顿。在商业史上的这种间隙时期中，英国发生了商业的破产，而法国却是工业本身陷于停顿，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业已经经受不住英国人的竞争而被排挤出所有的市场，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工业是奢侈品工业，每当出现商业的停滞，它都首当其冲。这样一来，法国除了普遍危机之外，还经受自己本国的商业危机，不过，这种商业危机为世界市场一般情况所决定和制约的程度，比它受法国地方影响决定和制约的程度要大得多。这里不妨把英国资产者的推断拿来和法国资产者的偏见对比一下。利物浦的一家大商行在1851年度的商业报告中写道：

“很少有哪一年像刚刚过去的这一年这样辜负年初对它所寄托的希望了。这一年不但没有大家一致预期的大繁荣，反而成了最近25年来最令人沮丧的年头。这自然只是对商业阶级，而不是对工业阶级而言。可是，在这年年初，无疑是有可靠的根据来预期相反的情形：产品贮藏很少，资本充足，食品价格低廉，秋季丰收在望；在大陆有稳固的和平，在本国又没有任何政治上或财政上的困难，的确，看来商业是完全可以展翅高飞的……　这一不幸的结果究竟应归罪于什么呢？我们认为应归罪于进出口贸易额过分庞大。如果我们的商人自己不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较狭小的范围内，那么，除了三年一度的恐慌以外，什么东西也不会使我们保持均衡。”

现在我们想像一下法国资产者在这种商业恐慌中的情形：他们的生意经的病态头脑每天都被这样一些东西所折磨、搅扰和麻痹，这就是关于政变和恢复普选权的种种谣传、议会和行政权的斗争、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攻讦、法国南部共产主义的密谋活动、涅夫勒省和谢尔省臆想的农民起义、各个总统候选人的自吹自擂、报纸上各种大肆宣扬的口号、共和派要以武力保卫宪法和普选权的威胁、流亡国外的英雄们预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将是世界末日的文告，——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 资产者在融合、修改、延期、宪法、密谋、联合、亡命、篡权和革命等难以形容的喧嚣的混乱中气急败坏地向自己的议会制共和国喊道：“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有恐怖的终结！”

波拿巴懂得这种喊声。由于债权人急躁难耐的情绪日益增长，他的理解力更加敏锐了，这些债权人发觉，太阳每一落山，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即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愈益接近，这是天上星辰的运动在反对他们的地上的票据。债权人变成了真正的占星家了。国民议会使波拿巴丧失了靠宪法来延长其掌权期限的希望，茹安维尔亲王的候选人资格已不允许他再犹豫动摇了。

如果说有过什么事变在它尚未到来之前老早就把自己的影子先投射过来的话，那么这就是波拿巴的政变了。波拿巴早在1849年1月29日，即在他当选刚过一个月的时候，就已向尚加尔涅提出了这种建议。关于政变的政策，他自己的内阁总理奥迪隆·巴罗在1849年夏天委婉地谈到过，而梯也尔则在1850年冬天公开地揭露过。1851年5月，佩尔西尼曾经再度企图取得尚加尔涅对于政变的赞助，而《国民议会通报》公布了这些谈判。每逢议会发生风波时，波拿巴派的报纸就以政变相威胁；危机越是接近，它们的声调就越放肆。在波拿巴每夜和打扮成绅士淑女的骗子举行的狂宴上，一到午夜，当豪饮使他们畅谈起来并激起他们的幻想时，政变总是指定在第二天早晨举行。剑拔出来，酒杯相碰，议员被抛出窗外，皇袍加在波拿巴身上，而一到早晨，幽灵便又消失，吃惊的巴黎从直率的修女和不慎重的武士们的口里才知道它又渡过了一次危险。在9月和10月两个月间，关于政变的谣传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影子像彩色的银版相片一样已蒙上了各种色彩。只要翻一翻9月和10月的欧洲报纸，就 可以找到这类情况的报道：“巴黎到处流传着政变的谣言。听说首都今天夜间就要被军队占领，而明天早晨就会有解散国民议会、宣布塞纳省戒严、恢复普选权并诉诸人民的法令出现。听说波拿巴正在寻找阁员来执行这些非法的法令。”提供这些消息的报道总是以不祥的“延期”一语结束。政变始终是波拿巴的固定观念。他是抱着这个观念重回法国的。他为这个观念所控制，以致经常流露于言谈之间。他十分软弱，因此又经常放弃这个观念。对巴黎人来说，这个政变的影子像幽灵一样习以为常，以致最后当这个政变有肉有血地出现时，巴黎人还不愿意相信它。可见，政变之所以成功，根本不是由于十二月十日会的头子严守秘密和国民议会方面受到没有预料到的袭击。不管波拿巴怎样泄露秘密，不管国民议会怎样事先完全知悉内情，这个政变都是会成功的，因为这是先前的事变进程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

10月10日，波拿巴向内阁阁员们宣布他决定恢复普选权；10月16日内阁阁员辞职；10月26日巴黎知道了托里尼内阁组成的消息。同时，警察局长卡尔利埃由莫帕代替，而第一师师长马尼昂把最可靠的团队调到了首都。11月4日国民议会宣布复会。国民议会除了把它已学过的课程按简单扼要的提纲复习一遍并表明它只是在死后才被埋葬之外，是别无他事可做了。

国民议会在和行政权斗争时所失掉的第一个阵地就是内阁。国民议会不得不以完全承认纯系摆样子的托里尼内阁而庄严地承认这个损失。当日罗先生以新内阁名义向常任委员会作自我介绍时，常任委员会报之以嘲笑。这么一个软弱的内阁竟敢来执行像恢复普选权这样强硬的措施！可是，全部问题正是在于 什么事情也不通过议会，一切事情都违背议会。

国民议会在它复会的当天就接到了波拿巴的咨文，在咨文中他要求恢复普选权和废除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当天他的阁员们就提出了这种内容的法令。国民议会立即否决了阁员们的紧急提案，而在11月13日以355票对348票否决了这个法律本身。这样，议会就再度撕毁了自己的委任状，又一次证实它已从自由选出的人民代议机关变成了一个阶级的篡权议会，再度承认它自己割断了联结议会头部和国民身躯的肌肉。

如果说行政权建议恢复普选权是表示从诉诸国民议会转向诉诸人民，那么立法权通过它的议会总务官法案则是表示从诉诸人民转向诉诸军队了。国民议会是想通过这个法案来确立自己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利，确立自己创建议会军的权利。国民议会就这样一方面指定军队来充当自己和人民之间、自己和波拿巴之间的仲裁者，承认军队是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它也不得不肯定，它自己早已放弃统率这种力量的要求了。它不是立刻调动军队，而是把自己调动军队的权利当成讨论的题目，这就暴露了它对于自己的力量的怀疑。它否决了议会总务官法案，于是就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这个法案因为只得到108票的少数而失败了。山岳党决定了它的命运。当时山岳党所处的地位就像布利丹的驴子一样，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不是要在两袋干草之间决定哪一边诱惑力更大，而是要在两顿棒打之间决定哪一边打得更痛。一边怕尚加尔涅，另一边怕波拿巴。老实说，这种处境决不是英雄好汉的处境。

11月18日，有人对秩序党提出的市镇选举法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规定市镇选举人在选区内居住的期限不是三年，而是一年。这个修正案被仅仅一票的多数否决了，但是立刻就发现这一 票是废票。秩序党由于分裂成各个敌对的派别，早就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这时它表明，议会内根本没有什么多数可言了。国民议会丧失了通过决定的能力。已经没有什么聚合力能够把它的原子般的构成部分再结合在一起，它已经断了气，它已经死了。

最后，在大难临头的前几天，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又一次庄严地证实自己已与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决裂。梯也尔这个议会英雄特别严重地患了议会迷这个不治之症，他在议会死后还协同国务会议想出了一个新的议会阴谋——制定责任法，把总统牢牢地约束在宪法范围之内。波拿巴在9月15日巴黎的新的集市大厅举行奠基典礼时，简直像马赞尼洛那样把那些女商贩和卖鱼女人迷惑了一番（不错，一个卖鱼女人的实际力量等于十七个卫戍官）；在议会总务官法案提出之后，他曾使他在爱丽舍宫设宴招待的那些尉官们喜出望外，同样，到了11月25日，他又把聚会在马戏场想从他手中领取伦敦工业博览会奖章的工业资产阶级吸引过来了。现在我把《辩论日报》上他的演说中最典型的一段话引录如下：

“这样出乎意料的成绩使我有权再说一遍，如果法兰西共和国有可能关心自己的实际利益和改组自己的机构，而不是一再容忍蛊惑者和君主主义幻想的骚扰，那么法兰西共和国该是多么伟大啊。（圆形剧场里到处响起雷鸣般的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君主主义的幻想妨碍任何进步和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没有进步，只有斗争。我们看到，从前热烈拥护国王的权威和特权的人，现在成为国民公会的党徒，只求削弱从普选权中产生的权威。（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们看到，从前吃革命的苦头最多和最怨恨革命的人，现在却煽动新的革命，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要束缚国民的意志……　我保证你们将来能得到安宁”等等，等等。（“好！好！”暴风雨般的叫好声。）

工业资产阶级就这样卑屈地鼓掌欢迎了12月2日的政变，欢迎了议会的灭亡，欢迎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毁灭和波拿巴的独裁。12月4日轰隆的炮击声报答了11月25日轰隆的鼓掌声，而鼓掌鼓得最起劲的萨兰德鲁兹先生的房子挨的炮弹也最多。

克伦威尔在解散长期国会时独自一人进入会场，从口袋里拿出表来，为的是不让国会比他所指定的期限多存在一分钟，接着就以愉快的幽默的嘲笑把每一个国会议员赶出会场。拿破仑虽然比他的榜样矮小，但他毕竟在雾月十八日跑到立法机关去向它宣读了（虽然是以颤抖的声调）死刑判决书。第二个波拿巴所拥有的行政权无论和克伦威尔或拿破仑所拥有的比起来都完全不同，他不是在世界史册中，而是在十二月十日会的史册中，在刑事法庭的史册中为自己寻找榜样。他从法兰西银行窃取了2500万法郎，用100万法郎收买了马尼昂将军，用15法郎加烧酒收买一个个士兵，他像贼一样夜间偷偷地去跟自己的同谋者相会，命令他们闯入最危险的议会首领们的住宅，把卡芬雅克、拉莫里谢尔、勒夫洛、尚加尔涅、沙尔腊斯、梯也尔、巴兹等人从床上绑架走，用军队占领巴黎各重要据点和议会大厦，第二天一早就在各处墙上张贴广告般的告示，宣告国民议会和国务会议已被解散，普选权已经恢复，塞纳省处于戒严状态。稍后，他就在《通报》上登出了一个伪造的文件，说什么在他周围已聚集了许多议会权威人士，他们已组成一个咨政会。

议会里剩下的人，主要是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内开会，反复高呼“共和国万岁！”，决定罢免波拿巴，毫无成效地向站在市政厅门前张望的人群呼吁，直到最后被非洲猎兵押送到多尔塞兵营，然后又装进囚车转送进马扎斯、阿姆和万 塞讷等地的监狱。秩序党、立法议会和二月革命的结局就是如此。在抓紧作结论之前，我们且把它们的历史作个简括的概述。

Ⅰ．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起到5月4日止。二月时期。序幕。普遍友爱的骗局。

Ⅱ．第二个时期，共和国成立和制宪国民议会时期。

（1）从1848年5月4日起到6月25日止。一切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在六月事变中遭受失败。

（2）从1848年6月25日起到12月10日止。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起草宪法。宣布巴黎戒严。资产阶级专政因12月10日波拿巴当选为总统而废除。

（3）从1848年12月20日起到1849年5月28日止。制宪议会对波拿巴以及和波拿巴联合起来的秩序党进行斗争。制宪议会灭亡。共和派资产阶级遭受失败。

Ⅲ．第三个时期，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

（1）从1849年5月28日起到1849年6月13日止。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受失败。

（2）从1849年6月13日起到1850年5月31日止。秩序党实行议会专政。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而完成自己的统治，但失去议会制内阁。

（3）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2月2日止。议会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

（a）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月12日止。议会失去军队总指挥权。

（b）从1851年1月12日起到4月11日止。议会重新支配行政权的企图遭到失败。秩序党失去独立的议会多数。秩序党 同共和派和山岳党联合。

（c）从1851年4月11日起到10月9日止。企图修改宪法，融合和延长任期。秩序党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报刊同资产阶级群众最后决裂。

（d）从1851年10月9日起到12月2日止。议会和行政权公开决裂。议会正在死亡和崩溃，被自己的阶级、军队以及其余各阶级所抛弃。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覆灭。波拿巴获得胜利。对帝制复辟的拙劣可笑的模仿。

(1)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1幕第2场。——编者注

(2) 　19世纪50年代为尚博尔伯爵的驻地。——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