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年谱 杜牧年谱

杜牧字牧之，唐京兆万年（陕西西安市）人。京兆杜氏为魏晋以来数百年之高门世族，兹参考《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新旧《唐书·杜佑传》、《权载之文集·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赠太傅岐国公杜公墓志铭》（以下简称《岐国公杜公墓志铭》），列杜牧世系如下（非杜牧直系祖先均不注官职）：

从郁□驾部员外郎

①自延年至畿，各书所载世次不同。兹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延年至畿共八世。《元和姓纂》卷六杜氏：“延年孙笃，笃入《后汉书·文苑传》，笃曾孙畿。”则延年至畿共六世，以年代计之，世数似嫌太少。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卷六杜氏“笃曾孙畿”条下云：“考笃生光武之世，畿仕曹魏，以年代计之，断非笃之曾孙也。”

②逊生淹，淹生行敏，乃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作“生隒，隒生行敏”。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谓其为传刻之误。

③《元和姓纂》作“崇懿”，百衲影宋刊本《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作“崇殻”，殿本作“崇懿”，《权载之文集·岐国公杜公墓志铭》作“慤”。兹从《元和姓纂》。

斯《权载之集·岐国公杜公墓志铭》记希望官职为鸿胪卿、恒州刺史、西河郡太守，《旧唐书·杜佑传》同，兹从之。《元和姓纂》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均谓希望曾官陇右节度使、太仆卿。

⑤杜牧《樊川文集》中常提及“堂兄慥”，卷十六有《为堂兄慥求澧州启》。杜慥曾为江州刺史，后罢官闲居。杜慥之名不见于新、旧《唐书·杜佑传》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慥”字命名从心旁，与式方之子恽、憓、悰、恂、慆等同，然则杜慥殆式方之子欤？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癸未（803年）

杜牧生。

按新、旧《唐书·杜佑传》附《杜牧传》皆言杜牧卒年五十，而未言卒于何年。考杜牧《樊川文集》（以后引《樊川文集》均称本集）卷九《唐故淮南支使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杜君墓志铭》作于大中六年（852年），文中有“某今年五十”之语，则杜牧应生于本年。出生月日无考，生地盖在长安。

杜牧家第宅在长安安仁坊（《旧唐书·杜佑传》附《杜式方传》、本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在朱雀门街东第一街从北第三坊，正居长安城中心，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所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者也。杜牧盖即生于此宅。

二月，祖佑自淮南节度使来朝；三月，拜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旧唐书·德宗纪》）

是年孟郊五十三岁，韩愈三十六岁，白居易、刘禹锡皆三十二岁，柳宗元三十一岁，元稹、牛僧孺皆二十五岁，李德裕十七岁，贾岛十六岁，李贺十四岁，周墀十一岁。

贞元二十年甲申（804年）

杜牧二岁。

父从郁为太子司议郎。

《旧唐书·杜佑传》附《杜从郁传》：“以荫贞元末再迁太子司议郎。”姑系于本年。

贞元二十一年即顺宗永贞元年乙酉（是年八月改元。805年）

正月，德宗卒。太子李诵即位，是为顺宗。顺宗多病，王叔文执政，引用柳宗元、刘禹锡等，欲革新政治，裁抑宦官，数月之中，颇多善政。宦官俱文珍等恶王叔文，强迫顺宗传位于太子李纯。八月，李纯即皇帝位，是为宪宗。顺宗称太上皇。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均遭贬谪。次年，王叔文赐死。（参《资治通鉴》，下文简称《通鉴》）

杜牧三岁。

祖佑于顺宗即位后摄冢宰，寻进位检校司徒，兼度支盐铁等使，依前平章事，旋又加弘文馆大学士。（《旧唐书·杜佑传》）

宪宗元和元年丙戌（806年）

正月，太上皇顺宗卒。去岁八月，西川节度使韦皋卒，支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时宪宗初立，力未能讨，即授以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本年正月，刘辟又求兼领三川，朝廷不许，辟发兵围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梓州。宪宗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将兵讨之。九月，高崇文入成都，擒刘辟，送至京师，斩之。（参《通鉴》）先是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以其甥杨惠琳知留后，朝廷以李演为夏绥节度使。三月，杨惠琳据城抗命，朝廷讨斩之。（参《通鉴》）

杜牧四岁。

祖佑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国公。（《旧唐书·杜佑传》）

父从郁转左补阙，改授左拾遗，又改为秘书丞。

《旧唐书·杜佑传》附《从郁传》：“元和初，转左补阙。谏官崔群、韦贯之、独孤郁等以从郁宰相子，不合为谏官，乃降授左拾遗。群等复执曰：‘拾遗之与补阙，虽资品有殊，皆名谏列。父为宰相，子为谏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论父。’乃改为秘书丞。”按所谓“元和初”者，未指明在何年，姑系于此。

元和二年丁亥（807年）

十月，镇海军浙西节度使李锜反，宪宗命淮南节度使王谔率诸道兵进讨。润州大将张文良等执李锜，送长安，斩之。（《旧唐书·宪宗纪》）

杜牧五岁。弟□生。

据本集卷九《唐故淮南支使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杜君墓志铭》，牧长□四岁，故□应生于本年。

元和三年戊子（808年）

四月，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举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等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考策官署为上第。宰相李吉甫恶之，诉于宪宗，宪宗为之贬试官；牛僧孺等亦久不得调。（参《通鉴》）

杜牧六岁。

王易简常来杜家，杜牧识之，盖在此数年中。

本集卷十《池州造刻漏记》：“某为童时，王处士年七十，常来某家，精大演数与杂机巧，识地有泉，凿必涌起，韩文公多与之游。”按此记又云：“大和四年，某自宣城使于京师，处士年馀九十。”大和四年，杜牧二十八岁，王处士已九十馀，则所谓“某为童时，王处士年七十，常来某家”，盖在杜牧八岁以前六岁左右。王处士名易简，亦见记中。

元和四年己丑（809年）

杜牧七岁。

元和五年庚寅（810年）

杜牧八岁。

三月辛丑朔，祖佑与同列宴于樊川别墅，宪宗遣中使赐酒馔。（《旧唐书·宪宗纪》）

杜佑樊川别墅在长安城南，汉高祖赐樊哙食邑于此，故名樊川。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卷三十一《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记》：“神京善地，启夏南出，凡十有六里，而仁智之居在焉。”（长安城南面三门，东曰启夏门。）裴延翰《樊川文集序》：“长安南下杜樊乡，郦元注《水经》，实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别墅在焉。”《旧唐书·杜佑传》：“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佑每与公卿宴集其间。”杜牧儿时亦常来此游戏。（裴延翰《樊川文集序》）

元和六年辛卯（811年）

杜牧九岁。

元和七年壬辰（812年）

杜牧十岁。

六月，祖佑守太保，致仕。十一月十六日辛未，卒于长安安仁坊宅中，年七十八。册赠太傅，谥曰安简。（《旧唐书·杜佑传》、《权载之文集》卷二十二《岐国公杜公墓志铭》）

《旧唐书·杜佑传》：“佑性敦厚强力，尤精吏职，虽外示宽和，而持身有术。为政弘易，不尚皦察，掌计治民，物便而济，驭戎应变，即非所长。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优诏嘉之，命藏书府。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佑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与宾佐谈论，人惮其辩而伏其博。设有疑误，亦能质正。始终言行无所玷缺，唯在淮南时，妻梁氏亡后，升嬖妾李氏为正室，封密国夫人。亲族子弟言之，不从，时论非之。”

杜佑卒时，杜牧虽仅十岁，但以后杜牧甚重视其祖父经世致用之学而能继承之。杜牧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云：“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夸耀家中藏有万卷书，而特笔提出“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即指杜佑所撰《通典》二百卷。杜牧生平留心当世之务，论政谈兵，卓有见地，在《上李中丞书》中自谓“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最所究心，此正是继承其祖父杜佑作《通典》，考明历代典章制度以施诸实用之家学传统。

李商隐生。（据张采田先生《玉谿生年谱会笺》）

温庭筠生。（据夏承焘先生《唐宋词人年谱》中《温飞卿系年》）

元和八年癸巳（813年）

杜牧十一岁。

四月初三日乙酉，祖佑葬于长安城南少陵原祖茔。是时佑长子师损官司农少卿，次子式方官昭应县令，少子从郁官驾部员外郎。（《权载之文集·岐国公杜公墓志铭》）

元和九年甲午（814年）

杜牧十二岁。

七月，从兄悰选配宪宗女岐阳公主，加银青光禄大夫、殿中少监、驸马都尉。

《旧唐书·宪宗纪》：元和九年“秋七月……戊辰，以太子司议郎杜悰为银青光禄大夫、殿中少监、驸马都尉，尚岐阳公主”。《旧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式方……子恽、憓、悰、恂。恽嗣，富平尉。憓，兴平尉。悰，以荫三迁太子司议郎。元和九年，选尚公主，召见于麟德殿。寻尚岐阳公主，加银青光禄大夫、殿中少监、驸马都尉。岐阳，宪宗长女，郭妃之所生。自顷选尚，多于贵戚或武臣节将之家；于时翰林学士独孤郁，权德舆之女婿，时德舆作相，郁避嫌辞内职，上颇重学士，不获已，许之，且叹德舆有佳婿，遂令宰臣于卿士家选尚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初于文学后进中选择，皆辞疾不应，惟悰愿焉。”本集卷八《唐故岐阳公主墓志铭》：“宪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册封岐阳公主，下嫁于今工部尚书判度支杜公悰。”记岐阳公主出嫁在元和八年，与《旧唐书·宪宗纪》及《杜悰传》所载在元和九年者不同，或杜牧误记也。杜悰生卒年，据《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悰懿宗时罢相，后为凤翔、荆南节度使，卒年八十，又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引《南楚新闻》，杜悰节度江陵，咸通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卒。杜悰卒于咸通十四年（873年），年八十，则应生于德宗贞元十年（794年），长杜牧九岁，选配公主时年二十一。孟郊卒，年六十四。

元和十年乙未（815年）

去年闰八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元济自为留后，纵兵四出侵掠，及于东畿。本年正月，诏发宣武等十六道兵讨吴元济。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均助吴元济。（参《通鉴》）

杜牧十三岁。

沈亚之（字下贤）举进士及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沈亚之集》条、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沈亚之传》）

元和十一年丙申（816年）

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纵兵四掠。正月，诏发河东等六道兵讨之。（参《通鉴》）

杜牧十四岁。

李贺卒，年二十七。

元和十二年丁酉（817年）

讨吴元济三年，久无功。八月，以宰相裴度为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处置使，督率诸军。十月，唐随邓节度使李愬入蔡州，擒吴元济，淮西平。（参《通鉴》）

杜牧十五岁。

父从郁大约卒于是年之前。从郁卒后数年之中，杜牧兄弟幼小，不善持家，卖宅还债，奴婢多散去。

从郁卒于何年，已无可考。《旧唐书·杜佑传》附《杜式方传》谓从郁“少多疾病”，又谓其“夭丧”，杜牧亦自称“某幼孤贫”。（本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从郁之卒，盖在杜佑卒后不久，约当杜牧十五岁以前。杜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中自述十馀岁时生活情况曰：“某幼孤贫，安仁旧第置于开元末，某有屋三十间而已。（“而已”二字，据《全唐文》校增）去元和末，酬偿息钱，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饿，衰老者死，少壮者当面逃去。不能呵制。止（“止”字据《全唐文》校增）有一竖，恋恋悯叹，挈百卷书随而养之，奔走困苦无所容，归死延福私庙，支拄欹坏而处之。长兄以驴游丐于亲旧，某与弟□食野蒿藿，寒无夜烛，默念（“念”字据《全唐文》校增）所记者，凡三周岁。”从郁乃杜佑季子，既未更显仕，而又早丧，故遗产不丰。杜牧文中所谓：“安仁旧第置于开元末，某有屋三十间而已。”盖在安仁坊杜氏第宅中，从郁一房只有三十间，从郁卒后，杜牧以偿债卖去。杜牧、杜□兄弟二人，以十馀岁之幼年，自不善于经理家务，故奴婢散去，生计不裕也。

元和十三年戊戌（818年）

正月，李师道表献沂、海、密三州。四月，王承宗献德、棣二州，赦其罪。李师道又悔献三州，七月，诏发宣武等五道兵讨之。（参《通鉴》）

杜牧十六岁。

本集卷十《注孙子序》：“某幼读《礼》，至于‘四郊多垒，卿大夫辱也’，谓其书真不虚说。年十六时，见盗起圜二三千里，系戮将相，族诛刺史及其官属，尸塞城郭，山东崩坏，殷殷焉声震朝廷。当其时，使将兵行诛者，则必壮健善击刺者。卿大夫行列进退，一如常时，笑歌嬉游，辄不为辱，非当辱不辱，以为山东乱事非我辈所宜当知。某自此谓幼所读《礼》，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为教。”按是年讨李师道，所谓“盗起圜二三千里”者，殆指李师道也。

元和十四年己亥（819年）

二月，李师道为部将刘悟所杀，淄、青等十二州皆平。“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馀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通鉴》卷二百四十一《唐纪五十七》元和十四年）

杜牧十七岁。

柳宗元卒，年四十七。

元和十五年庚子（820年）

正月，宪宗为宦官陈弘志等所杀，宦官梁守谦等共拥立太子李恒，是为穆宗。（参《通鉴》）

杜牧十八岁。

李中敏举进士及第。

《旧唐书·李中敏传》：“元和末，登进士第。”徐松《登科记考》列于元和十五年，兹从之。

穆宗长庆元年辛丑（821年）

三月，翰林学士李德裕恶中书舍人李宗闵对策时讥其父吉甫（事见本谱元和三年），借贡举事与元稹等倾之，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参《通鉴》）七月，卢龙军乱，囚节度使张弘靖，立朱克融为帅。成德兵马使王廷凑杀节度使田弘正，诏诸道兵讨之。十二月，赦朱克融，以为卢龙节度使。（参《通鉴》）

杜牧十九岁。

长庆二年壬寅（822年）

正月，魏博将史宪诚逼杀节度使田布，自称留后，朝廷不能讨，以史宪诚为魏博节度使。二月，朝廷讨王廷凑久无功，不得已，以王廷凑为成德节度使。“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复取。”（《通鉴》卷二百四十二《唐纪五十八》长庆二年）

杜牧二十岁。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知兵事关系于国家之兴亡，贤卿大夫均宜知兵。

本集卷十《注孙子序》：“及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见其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则必树立其国也；壮健击刺不学之徒，则必败亡其国也。然后信知为国家者兵最为大，非贤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败灭，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虚也。”

四月，伯父式方卒于桂管观察使任所，赠礼部尚书。（据《旧唐书·穆宗纪》及《杜佑传》附《杜式方传》。惟《杜式方传》谓卒于三月，今从《穆宗纪》）

《旧唐书·杜佑传》附《杜式方传》：“式方性孝友，弟兄尤睦。季弟从郁，少多疾病，式方每躬自煎调，药膳水饮，非经式方之手，不入于口。及从郁夭丧，终年号泣，殆不胜情，士友多之。”

长庆三年癸卯（823年）

杜牧二十一岁。

长庆四年甲辰（824年）

正月，穆宗卒，太子李湛即位，是为敬宗。

杜牧二十二岁。

李甘举进士及第。（王定保《唐摭言》卷十《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篇中引《登科记》）

韩愈卒，年五十七。

韩愈晚年在长安为京兆尹及吏部侍郎，卒时杜牧二十二岁，不知二人是否相识，但两家集中均不见有往还之迹。韩愈提倡古文，转移风气，并以其作散文之方法运用于诗歌中，树立奇崛雄肆之风格。杜牧对韩愈甚为推崇，《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云：“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读韩杜集》云：“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杜牧作古文与长篇五言古诗均受韩愈之影响。

敬宗宝历元年乙巳（825年）

杜牧二十三岁。

敬宗即位时，年十六，好击球，喜手搏，大治宫室，沉溺声色。杜牧作《阿房宫赋》，假借秦事以讽之。（本集卷十六《上知己文章启》：“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

本集卷一《阿房宫赋》曰：“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

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作《上昭义刘司徒书》，劝其讨河北叛镇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并对其恃功骄恣，加以规讽。

按“昭义刘司徒”即昭义节度使刘悟，长庆元年，朝廷授以“检校司徒”之虚衔。（《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一《刘悟传》）故杜牧称之为刘司徒。刘悟本李师道部将，元和末，朝廷讨李师道时，刘悟擒师道，斩首以献。朝廷赏其功，授义成节度使，后又移镇昭义。长庆元年，卢龙大将朱克融叛，朝廷调刘悟为卢龙节度使，望其讨朱克融，刘悟不从，反代朱克融求情，此后朝廷讨伐朱克融与王廷凑，刘悟亦不出兵，且渐学河北三镇之跋扈抗命，故杜牧作此书遗之，责以大义，并加规劝。按朱克融、王廷凑之叛在长庆元年七月，而刘悟卒于本年九月，（《旧唐书·刘悟传》）是书中责悟曰：“今默而处者，四五岁矣。”故系于本年。本集卷十六《上知己文章启》曰：“诸侯或恃功，不识古道，以至于反侧叛乱，故作《与刘司徒书》。”〔编年文〕《阿房宫赋》（卷一。编年诗文凡见于《樊川文集》者，只注卷数）、《上昭义刘司徒书》（卷十一）

宝历二年丙午（826年）

十二月，宦官刘克明、击球军将苏佐明等杀敬宗，宦官王守澄等拥立敬宗弟江王李涵，更名昂，是为文宗。（参《通鉴》）

杜牧二十四岁。

李方玄举进士及第。（本集卷八《唐故处州刺史李君墓志铭》）

文宗大和元年丁未（827年） （按文宗年号，各书中或作“大和”，或作“太和”，应以作“大和”为是，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八《李渤留别南溪诗》跋语中已明辨之。）

去年四月，横海节度使李全略卒。（《旧唐书·敬宗纪》记李全略之卒在四月，《通鉴》记于三月，今从《敬宗纪》）其子同捷自为留后。本年五月，以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李同捷为兖海节度使。李同捷不受诏。八月，命乌重胤、王智兴等各率本军讨之。（参《通鉴》）

杜牧二十五岁。春，游同州澄城县（陕西澄城县），遇谭宪，谈其兄谭忠事，作《燕将录》。又访问地方风俗，民生疾苦，深慨法令隳弛，权豪势要扰害平民，作《同州澄城县户工仓尉厅壁记》。

本集卷六《燕将录》：“谭忠者，绛人也。……明年春，刘总出燕，卒于赵。忠护总丧来，数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宪，前范阳安次令，持兄丧归葬于绛，常往来长安间。元年孟春，某遇于冯翊属县北徵中，因吐其兄之状。某因直书其事。”按《汉书·地理志》，冯翊徵县，颜师古注：“即今之澄城县。”（《元和郡县志》卷二同州澄城县：“汉徵县也。韦昭云：‘徵音惩，徵澄同声，后人误为澄。’”）故杜牧文中所谓“冯翊属县北徵”，即是唐之澄城县。又按刘总卒于长庆元年（《通鉴》），谭忠之卒，亦在是年，而文中所谓“元年孟春”遇忠弟宪于冯翊属县北徵中，未记年号。长庆以后，终杜牧之世，有宝历、大和、开成、会昌、大中诸年号。开成元年春，杜牧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在洛阳，会昌元年春，杜牧在浔阳，大中元年春，杜牧为睦州刺史（均详本谱），均不可能来至澄城县，故文中所谓“元年”，盖指宝历或大和，兹姑以此事系于大和元年。谭忠为卢龙节度使刘总部将时，能说河北诸藩镇不反抗朝廷。杜牧反对藩镇割据，故赞同谭忠之行为，作文记其事。

本集卷十有《同州澄城县户工仓尉厅壁记》，盖亦本年所作。文中述澄城县耆老之言曰：“西四十里，即畿郊也。至（本集作‘主’，据《全唐文》校改）如禁司东西军、禽坊、龙厩、彩工、梓匠、善声、巧手之徒，第番上下，互来进取，挟公为首，缘一以括十。民之晨炊夜舂，岁时不敢尝，悉以仰奉，父伏子走，尚不能当其意，往往击辱而去。……征民幸脱此苦者，盖以西有通涧巨壑，叉牙交吞，小山峭径，驰鞍马张机置者不便于此，是以绝迹不到。……民所以安（本集‘安’字下衍‘安’字，据《全唐文》校删）活输赋者殆由此。”杜牧在文末说：“嗟乎，国家设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刑，今此咸堕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涧壑自为防限，可不悲哉！”

游涔阳（涔阳即唐澧州，今湖南澧县），路出荆州松滋县（湖北松滋），摄令王淇为言窦桂娘事，作《窦列女传》。

本集卷六《窦列女传》：“大和元年，予客游涔阳，路出荆州松滋县，摄令王淇（原作‘洪’，但本篇下文两见，均作‘淇’，故校改）为某言桂娘事。”按《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杜悰大和初为澧州刺史，杜牧游澧州，盖访其从兄悰也。

因讨李同捷事，感安史以来藩镇割据之祸，作《感怀诗一首》。

本集卷一《感怀诗一首》自注：“时沧州用兵。”所谓“沧州用兵”者，即指讨横海李同捷事，横海节度使治所在沧州。按《通鉴》，大和元年八月讨李同捷，大和三年四月，官兵攻入沧州，斩李同捷，《感怀诗一首》中杜牧自称“贱男子”，杜牧于大和二年春进士及第，制策登科，授官，此后即不应自称“贱男子”矣，故知此诗应作于大和元年。

《感怀诗一首》追述安史乱后藩镇跋扈之祸，影响边防空虚，外族入侵，急征厚敛，民生凋敝：“急征赴军须，厚赋资凶器。因隳画一法，且逐随时利。流品极蒙尨，网罗渐离弛。夷狄日开张，黎元愈憔悴。邈矣远太平，萧然尽烦费。”此下即叙述宪宗削平抗命之藩镇，天下人喁喁望治，而穆宗时君相昏庸，措置乖方，又失河北。最后发抒感愤曰：“关西贱男子，誓肉虏杯羹。请数系虏事，谁其为我听？……往往念所至，得醉愁苏醒。韬舌辱壮心，叫阍无助声。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此诗可见杜牧忧国之情怀与政治之抱负。

〔编年诗〕《感怀诗一首》（卷一）、《登澧州驿楼寄京兆韦尹》（外集）

〔编年文〕《燕将录》（卷六）、《窦列女传》（卷六）、《同州澄城县户工仓尉厅壁记》（卷十）

大和二年戊申（828年）

杜牧二十六岁。春，在东都洛阳应进士举，以第五人及第，礼部侍郎崔郾主试。

本集卷十三《投知己书》：“大和二年，小生应进士举。”《郡斋读书志》卷四“杜牧樊川集”条谓杜牧“大和二年进士”。《唐才子传》卷六《杜牧传》：“杜牧……大和二年韦筹榜进士。”皆可证杜牧举进士及第在大和二年。至于本集卷九《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杜牧自谓：“大和元年，举进士及第，乡贡上都，有司试于东都。”所谓“大和元年，举进士及第”，盖偶尔误记也。大和二年进士及第者三十三人。（《登科记》作“三十七人”，徐松《登科记考》据杜牧《及第后寄长安故人》诗“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之句，以为应作“三十三人”，《登科记》误。）及第进士中姓名可考者，杜牧之外，尚有韦筹（状元）、厉元、锺辂、崔黯、郑溥。（《登科记考》）是科诗题为《缑山月夜闻王子晋吹笙》。（赵璘《因话录》）

唐代考进士本在京都长安，但有时亦在东都洛阳举行。《旧唐书·文宗纪》：“（大和元年七月）辛巳，敕今年权于东都置举。”唐代考进士照例在正月，大和元年七月敕于东都置举，即是准备大和二年进士考试在东都举行。是科主试者为礼部侍郎崔郾。《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五《崔邠传》附《崔郾传》：“转礼部侍郎。东都试举人，凡两岁掌贡士，平心阅试，赏拔艺能，所擢无非名士。”

唐代考进士，无糊名之法，主试者在试前可以采取誉望，他人亦可以公开推荐。《唐摭言》卷六《公荐》篇载吴武陵在考试前推荐杜牧之事云：“崔郾侍郎既拜命于东都试举人，三署公卿皆祖于长乐传舍，冠盖之盛，罕有加也。时吴武陵任太学博士，策蹇而至。郾闻其来，微讶之，乃离席与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天子选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尘露？向者偶见太学生十数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览。’于是搢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请侍郎与状头。’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即请此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诸公曰：‘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或曰：‘为谁？’曰：‘杜牧。’众中有以牧不拘细行间之者，郾曰：‘已许吴君，牧虽屠沽，不能易也。’”吴武陵，信州人，元和初举进士及第，（《新唐书·艺文志·吴武陵传》）与柳宗元交厚，柳宗元谓其“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之文章”（《柳先生集》卷三十《与杨京兆凭书》）。

《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篇：“大和二年，崔郾侍郎东都放榜，西都过堂，杜牧有诗曰：‘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按唐代考进士在正月，二月放榜，故曰“未花开”。“西都过堂”谓过关试。唐进士之及第者，未能即解褐入仕，尚有试吏部一关。（《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考》）杜牧此时已进士及第，尚未过关试，故“未花开”又有双关之意。唐人往往谓过关试为“春色”。《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下篇小注：“近年及第未过关试，皆称新及第进士，所以韩中丞仪尝有《知闻近过关试仪以一篇纪之》曰：‘短行纳了付三铨，休把新衔恼必先。今日便称前进士，好留春色与明年。’”

三月，在长安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以第四等及第，授官为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

本集卷十《自撰墓铭》：“牧进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旧唐书》本传：“既以进士擢第，又制举登乙第，解褐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旧唐书·文宗纪》：“（大和二年三月）辛巳，上御宣政殿，亲试制策举人，以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库部郎中庞严为考制策官。”《通鉴》卷二百四十三《唐纪五十九》：“（大和二年闰三月）甲午，贤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马植、崔玙、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杜牧此次应制科考试，以第四等及第，见《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六《放制举人敕》。按制科在唐代为一种特殊科目，《通典》卷十五《选举》：“其制诏举人，不有常科，皆标其目而搜扬之。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故杜牧制科及第后，即授官为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此次制科策问题，见《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六。本年制策登科者，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有李郃、裴休、裴素、南卓、李甘、杜牧、马植、郑亚、崔博、崔玙、王式、罗邵京、崔渠、韩宾、崔慎由、苗愔、韦昶、崔焕、崔谠，此外，详明吏理科有宋混，军谋宏达科有郑冠、李式。（《文献通考》卷三十三《选举考》）三科共二十二人。

游城南文公寺。

孟棨《本事诗·高逸》：“杜舍人牧，弱冠成名。当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尝与一二同年城南游览，至文公寺。有禅僧拥褐独坐，与之语，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问杜姓字，具以对之。又云：‘修何业？’傍人以累捷夸之。顾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叹讶，因题诗曰：‘家在城南杜曲傍，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

为校书郎时，曾诣董重质，问淮西四岁不破之由。

本集卷十一《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某大和二年，为校书郎，曾诣淮西将军董重质，诘其以三州之众四岁不破之由。重质自夸勇敢多算之外，复言其不破之由，是征兵太杂耳。”杜牧生平，极注意兵事，此可见其随时随地留心也。董重质乃吴元济旧将，颇为吴氏出力，抵抗官军。李愬入蔡州，擒吴元济，董重质降，朝廷授以官。大和二年，董重质正在长安为右领军卫大将军。（《旧唐书·文宗纪》：大和三年十二月“戊午，以右领军卫大将军董重质充神策西川行营都知兵马使”。可知大和三年十二月以前一两年中，董重质正在长安为右领军卫大将军。）

十月，尚书右丞沈传师为江西观察使，辟杜牧为江西团练巡官、试大理评事，随沈传师赴洪州。（江西观察使治所在洪州南昌县，今江西南昌市。）

《旧唐书·文宗纪》：“（大和二年冬十月）癸酉……以右丞沈传师为江西观察使。”《旧唐书》本传：“沈传师廉察江西、宣州，辟牧为从事、试大理评事。”《新唐书》本传：“沈传师表为江西团练使府巡官。”江西观察使之全衔为江西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故幕僚中有团练巡官。唐代幕职，例带京衔，试大理评事，乃所带京衔也。

本集卷十二《与浙西卢大夫书》：“某年二十六，由校书郎入沈公幕府。自应举得官，凡半岁间，既非生知，复未涉人事，齿少意锐，举止动作，一无所据。至于报效施展，朋友与游，吏事取舍之道，未知东西南北，宜所趋向。此时郎中六官一顾怜之，手携指画，一一诱教，丁宁纤悉。两府六年，不嫌不怠。使某无大过而粗知所以为守者，实由郎中之力也。”按书中所谓“郎中六官”，指卢弘止。（《新唐书·卢弘止传》作“卢弘止”。《宰相世系表》作“弘正”。《唐郎官石柱题名》均作“弘止”。《通鉴》会昌四年《考异》谓作“弘止”为是。）时为江西团练副使。（《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七《卢弘止传》）沈传师字子言，苏州吴县人。父沈既济，博通群书，尤工史笔，曾撰《建中实录》，又能作传奇小说，撰《枕中记》《任氏传》等。沈传师与杜牧有通家之谊。本集卷十四《唐故尚书吏部侍郎赠吏部尚书沈公行状》：“我烈祖司徒岐公与公先少保友善，一见公，喜曰：‘沈氏有子，吾无恨矣。’因以冯氏表生女妻之。”故文中又曰：“牧分实通家，义推先执。”沈传师居官廉静，尤慎选僚属。《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沈传师传》：“传师性夷粹无竞，更二镇十年，无书贿入权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托幕府者，传师固拒曰：‘诚尔，愿罢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让、萧寘、杜牧，极当时选云。”

〔编年诗〕《及第后寄长安友人》（外集）、《赠终南兰若僧》（外集）

大和三年己酉（829年）

四月，横海节度使李祐克德州，李同捷请降。柏耆入沧州执李同捷，寻杀之。（按平沧州李同捷事，《旧唐书·文宗纪》作“五月”，兹从《新唐书·文宗纪》及《通鉴》。）

杜牧二十七岁。在江西幕中。

本集卷十《池州造刻漏记》：“某大和（本集“大”下脱“和”字，据《全唐文》校补）三年，佐沈吏部江西府。暇日，公与宾吏环城，见铜壶银箭，律如古法，曰：‘建中时，嗣曹王皋命处士王易简为之。’”

邢群举进士及第。

按本集卷八《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志铭》谓邢群大中三年卒（本集原作“大和”，“和”是误字，兹校改），年五十，又谓“三十登进士”。大中三年当公元849年，故邢群三十岁进士及第应在本年。

大和四年庚戌（830年）

杜牧二十八岁。在江西幕中。

正月，牛僧孺自武昌节度使召还守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杜牧有诗寄之。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二《牛僧孺传》：“凡镇江夏五年。大和三年，李宗闵辅政，屡荐僧孺有才，不宜居外。四年正月，召还，守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本集卷四有《寄牛相公》诗云：“汉水横冲蜀浪分，危楼点的拂孤云。六年仁政讴歌去，柳远春堤处处闻。”当是本年牛僧孺由江夏入相时寄赠之作。

九月，沈传师迁宣歙观察使，杜牧从至宣州。（宣歙观察使治宣州宣城县，今安徽宣城。）

《旧唐书·文宗纪》：“（大和四年九月）丁丑，以大理卿裴谊……充江西观察使，代沈传师，以传师为宣歙观察使。”

奉沈传师命使于京师，见王易简，问造刻漏法。

本集卷十《池州造刻漏记》：“大和四年，某自宣城使于京师，处士（按处士谓王易简）年馀九十，精神不衰，某拜于床下，言及刻漏，因图授之。”

〔编年诗〕《寄牛相公》（卷四）

大和五年辛亥（831年）

文宗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事泄，宦官王守澄等诬奏宋申锡谋立漳王李湊，欲杀之，群臣力争。三月，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降漳王李湊为巢县公。（参《通鉴》）

杜牧二十九岁。在宣州幕中。十月，作《李贺集序》。

本集卷十《李贺集序》：“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时，舍外有疾呼传缄书者，某曰：‘必有异，亟取火来。’及发之，果集贤学士沈公子明书一通，曰：‘吾亡友李贺，元和中义爱甚厚，日夕相与起居饮食。贺且死，尝授我平生所著歌诗，杂为四编，凡千首。……子厚于我，与我为贺集序。’……某因不敢辞，勉为贺叙。”按本集卷一《张好好诗序》述张好好至宣城后，“为沈著作述师以双鬟纳之”，诗中“飘然集仙客”句下自注：“著作尝任集贤校理。”《李贺集序》中之沈子明亦是集贤学士，且与杜牧同在宣歙使府幕中，可见沈子明即是沈述师，盖名述师，字子明也。《元和姓纂》卷七“吴兴沈氏”条：“既济，进士，唐翰林学士，生传师、弘师、述师。”沈述师乃沈传师之弟，随其兄在宣州。

李贺字长吉，乃中唐时异军特起之诗人，对于晚唐诗坛颇有影响。杜牧作《李贺集序》，用九种比况称赞李贺诗艺术之美，最后则谓，李贺之诗，“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所谓“理”，指诗之思想性，即序中所谓“《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能密切联系当时政治而有所揭发讽刺。李贺诗辞采虽有独到之处，而在“理”方面则不如《离骚》。杜牧论文学，首重思想内容，本集卷十三《答庄充书》曰：“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故论李贺诗，虽称赞其独创之风格与奇丽之辞采，但亦指出其思想性不强。

八月，从兄悰为京兆尹。（《旧唐书·文宗纪》）

元稹卒，年五十三。

〔编年文〕《李贺集序》（卷十）

大和六年壬子（832年）

杜牧三十岁。在宣州幕中。

赵嘏寓居宣城，可能与杜牧相识。

同文书局缩印本《全唐诗》卷二十，赵嘏有《宛陵寓居上沈大夫》诗。宛陵即是宣城县之古地名，沈大夫指沈传师，唐代观察使常兼带御史大夫衔也。沈传师观察宣歙时，赵嘏寓居宣城，可能与杜牧相识。杜牧离去宣城为监察御史时，赵嘏仍留居于此。杜牧第二次来宣城时，又与赵嘏往还，赵嘏有《代人赠杜牧侍御》诗，自注：“宣州会中。”（见缩印本《全唐诗》卷二十）赵嘏亦晚唐诗人，于会昌四年举进士及第。赵嘏《早秋》诗中有“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之句，杜牧赏之，称为“赵倚楼”。（《唐摭言》卷七《知己》篇）本集卷二亦有《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诗，盖同在长安时所作。

弟□举进士及第。

本集卷九《唐故淮南支使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杜君墓志铭》：“年二十五，举进士，二十六，一举登上第。时贾相国为礼部之二年，朝士以进士干贾公，不获，有杰强毁嘲者，贾公曰：‘我只以杜某敌数百辈足矣。’”按杜牧长□四岁，杜二十六岁举进士及第，应在本年。

六月，从兄悰兼御史大夫。（《旧唐书·文宗纪》）

许浑举进士及第。（《郡斋读书志》卷四“许浑丁卯集”条）

〔编年诗〕《赠沈学士张歌人》（卷二。按沈学士指沈述师，张歌人盖即张好好。本集卷一《张好好诗序》谓张好好本江西歌妓，沈传师移镇宣城，复置好好于宣城籍中，“后二岁，为沈著作述师以双鬟纳之”。沈传师移镇宣城在大和四年，后二岁，则应在本年）、《和宣州沈大夫登北楼书怀》（外集。此诗不知何年所作，诗中有“帐开红旆照高秋”之句，盖秋日所作，明年四月，沈传师内召为吏部侍郎，故此诗至迟应是本年作品）

大和七年癸丑（833年）

杜牧三十一岁。在宣州幕中。春，奉沈传师命至扬州（唐淮南节度使治所，今江苏扬州市）聘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往来于润州（江苏镇江市），闻杜秋娘流落事，作《杜秋娘诗》。

本集卷八《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志铭》：“亡友邢涣思，讳群。牧大和初，举进士第于东都，一面涣思，私自约曰：‘邢君可友。’后六年，牧于宣州事吏部沈公，涣思于京口事王并州，俱为幕府吏。……后一年，某奉沈公命北渡扬州，聘丞相牛公，往来留京口。”按牛僧孺于大和六年十二月由宰相出为淮南节度使（《旧唐书·文宗纪》），而沈传师于本年四月即内召为吏部侍郎，杜牧奉沈传师命聘牛僧孺应是本年春间事。

本集卷一《杜秋娘诗序》：“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为李锜妾。后锜叛灭，籍之入宫，有宠于景陵。穆宗即位，命秋为皇子傅姆。皇子壮，封漳王。郑注用事，诬丞相欲去己者，指王为根。王被罪废削，秋因赐归故乡。予过金陵，感其穷且老，为之赋诗。”按宦官王守澄之客郑注诬宰相宋申锡谋立漳王，漳王得罪，事在大和五年，杜秋放归，盖亦在此时。序中所谓“金陵”，乃指润州，即是京口。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引《至大金陵志》，证明唐人有时称润州亦曰金陵。故《杜秋诗序》中所谓“予过金陵”，即指本年过润州事。

四月，沈传师内召为吏部侍郎。杜牧应牛僧孺之辟，赴扬州，为淮南节度推官、监察御史里行，转掌书记。

《旧唐书·文宗纪》：“（大和七年夏四月）甲申，以江西观察使裴谊为歙池观察使（按‘歙池’上脱‘宣’字），代沈传师，以传师为吏部侍郎。”本集《自撰墓铭》：“转监察御史里行、御史，淮南节度掌书记。”《旧唐书》本传：“又为淮南节度推官、监察御史里行，转掌书记。”《新唐书》本传：“又为牛僧孺淮南节度府掌书记。”杜牧盖自本年四月沈传师内召后，即应牛僧孺之辟，为淮南使府幕僚也。

本集卷九《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杜牧自述云：“事故吏部沈公于钟陵、宣城为幕吏，两府凡五年间。”按杜牧于大和二年十月入沈传师幕府，至大和七年四月，约计五年。“钟陵”即指南昌。南昌县隋时名豫章县，唐肃宗宝应元年六月改为钟陵县，十二月，改为南昌县。（《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

杜牧友人李方玄随裴谊自江西移宣城，与杜牧相遇。本集卷八《唐故处州刺史李君墓志铭》：“后以协律郎为江西观察支使裴谊判官。……裴公移宣城，授大理评事、团练判官。”本集卷十四《祭故处州李使君文》：“我于宣城，忝（本集作‘恭’，据《全唐文》校改）迹宾吏。君随幕府，东下继至。复与友人，故薛子威。邂逅释愿，如相为期。放论剧谈，各持是非。攻强讨深，张矛彀机。怒或赩赫，终成笑嬉。”李方玄字景业。李逊之子。

三月，从兄悰为凤翔陇右节度使。（《旧唐书·文宗纪》）

罗隐生。

〔编年诗〕《杜秋娘诗》（卷一）、《宣州留赠》（外集。诗中有“满面春风虽似玉，四年夫婿恰如云”之句，按杜牧于大和四年从沈传师至宣州，本年离去，首尾四年，故知此诗是本年所作）

大和八年甲寅（834年）

杜牧三十二岁。在淮南幕中。

本集卷十《淮南监军使院厅壁记》作于本年十月，文中云：

“某谬为相国奇章公幕府掌书记。”故知杜牧本年仍在牛僧孺淮南节度幕中。

曾有事至越州（浙江绍兴市）。见韩乂。

本集卷十六《荐韩乂启》：“大和八年，自淮南有事至越，见韩君于境（本集作‘镜’，据《全唐文》校改）上。”韩乂曾与杜牧同在沈传师幕中。

愤河北三镇之桀骜，而朝廷专事姑息，乃作《罪言》，陈述削平河北三镇之策略。

《新唐书》本传：“牧追咎长庆以来朝廷措置亡术，复失山东，巨封剧镇，所以系天下轻重，不得承袭轻授，皆国家大事，嫌不当位而言，实有罪，故作《罪言》。”本集卷十六《上知己文章启》亦云：“往年吊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按《罪言》中有“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间”之语，自元和元年起，下数二十九年，适为本年，故系于此。《通鉴》录于大和七年，嫌早一年，《新唐书》本传叙于再为宣州团练判官之后，则在开成二三年间，又嫌太晚矣。

本集卷五《罪言》：“国家大事，牧不当官，言之实有罪，故作《罪言》。生人常病兵，兵祖于山东，胤于天下，不得山东，兵不可死。……山东，王者不得，不可为王；霸者不得，不可为霸；猾贼得之，足（本集作‘是’，据《新唐书》本传校改）以致天下不安。国家天宝末，燕盗徐起，出入成皋、函、潼间，若涉无人地。郭、李辈常以兵五十万不能过（本集作‘遇’，据《唐文粹》校改）邺，自尔一百馀城，天下力尽，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义无有敢窥者。国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齐、鲁、梁、蔡，被其风流，因亦为寇。以里拓表，以表撑里，混□回转，颠倒横斜，未尝五年间不战。生人日顿委，四夷日猖炽，天子因之幸陕、幸汉中，焦焦然七十馀年矣。呜呼，运遭孝武，浣衣一肉，不畋不乐，自卑冗中拔取将相，凡十三年，乃能尽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顺适，惟山东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岂天使生人未至于帖泰耶？岂其人谋未至耶？何其艰哉！何其艰哉！今日天子圣明，超出古昔，志于平理，若欲悉使生人无事，其要在于去兵。不得山东，兵不可去，是兵杀人无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当贞元时，山东有燕、赵、魏叛，河南有齐、蔡叛，梁、徐、陈、汝、白马津、盟津、襄、邓、安、黄、寿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馀所，才足自护治所，实不辍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势弛，熟视不轨者，无可奈何。阶此，蜀亦叛，吴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时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本集作‘一’，据《唐文粹》及《新唐书》本传校改）十九年间，得蜀，得吴，得蔡，得齐，凡收郡县二百馀城，所未能得，惟山东百城耳。土地、人户、财物、甲兵，校之往年，岂不绰绰乎亦足以自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条章，果自治乎？贤才奸恶，搜选置舍，果自治乎？障戍镇守，干戈车马，果自治乎？井闾阡陌，仓廪财赋，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虏为虏。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复有天下阴为之助，则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于山东最重，于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东，以其能遮赵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赵，固不可越赵以取燕，是燕、赵常取重于魏，魏常操燕、赵之性命也，故魏在山东最重。黎阳距白马津三十里（本集作‘重’，据《唐文粹》校改），新乡距盟津一百五十里（原注：黎阳、新乡并属卫州），陴垒相望，朝驾暮战，是二津，虏能溃一，则驰入成皋不数日间，故魏于河南间亦最重。今者愿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诛蔡、诛齐，顿之五年，无山东忧者，以能得魏也（原注：田弘正来降）。昨日诛沧，顿之三年，无山东忧者，亦以能得魏也（原注：史宪诚来降）。长庆初，诛赵，一日五诸侯兵四出溃解，以失魏也（原注：田布死）。昨日诛赵，罢如长庆时，亦以失魏也（原注：李听败）。故河南、山东之轻重常悬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强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为中策。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兵多粟多，驱人使战者，便于守；兵少粟少，人不驱自战者，便于战。故我常失于战，虏常困于守。山东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后生所见，言语举止，无非叛也，以为事理正当如此，沉酣入骨髓，无以为非者。指示顺向，诋侵族脔，语曰：叛去酋酋起矣。至于有围急食尽，啖尸以战，以此为俗（本集此下尚有‘俗’字，据《唐文粹》校删），岂可与决一胜一负哉！自十馀年来，凡三收赵，食尽且下，尧山败（原注：郗尚书），赵复振，下博败（原注：杜叔良），赵复振，馆陶败（原注：李听），赵复振。故曰：不计地势，不审攻守，为浪战，最下策也。”

本集卷五《罪言》之后，尚有《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三篇，皆结合唐代情势，发抒论兵意见。《原十六卫》谓府兵为良法美制，自府兵制坏，国家之兵，居外则叛，居内则篡。《战论》指出唐朝用兵讨伐藩镇有五失：一、“不搜练”；二、“不责实料食”；三、“赏厚”；四、“轻罚”；五、“不专任责成”。《守论》则揭发大历、贞元时朝廷姑息藩镇之弊。杜牧所作《罪言》等四篇，论唐代藩镇问题及用兵方略，切于事情，深中肯綮，故司马光修《通鉴》时皆摘要采录。《原十六卫》亦本年所作（详后编年文），至于《战论》《守论》，是否本年所作，不可确考。

扬州繁华，杜牧供职之馀，亦颇好宴游。

《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三《杜牧》篇引《唐阙文》（“文”字疑是“史”字之误）：“唐中书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笔成咏，弱冠擢进士第，复捷制科。牧少隽，性疏野放荡，虽为检刻，而不能自禁。会丞相牛僧孺出镇扬州，辟节度掌书记。牧供职之外，唯以宴游为事。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没驰逐其间，无虚夕。复有卒三十人，易服随后潜护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谓得计，人不知之，所至成欢，无不会意。如是且数年。及征拜侍御史，僧孺于中堂饯，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气概远驭，固当自极夷涂，然常虑风情不节，或至尊体乖和。’牧因谬曰：‘某幸常自检守，不至贻尊忧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儿取一小书簏，对牧发之，乃街卒之密报也。凡数十百，悉曰：‘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对之大惭，因泣拜致谢，而终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为之志，而极言其美，报所知也。”按文中所描述者，虽有夸饰，要之杜牧出身贵家，疏荡少检，不甘寂寞，颇好宴游，此亦其生平不良之癖习也。

洪迈《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条：“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风十里’‘珠帘’之句，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徐凝诗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其盛可知矣。”按杜牧《扬州》诗云：“炀帝雷塘土，迷藏有旧楼。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骏马宜闲出，千金好暗游。喧阗醉年少，半脱紫茸裘。”又云：“秋风放萤苑，春草斗鸡台。金络擎雕去，鸾环拾翠来。蜀船红锦重，越橐水沉堆。处处皆华表，淮王奈却回。”亦可想见当时扬州之繁盛。

六月，从兄悰为忠武军节度使。（《旧唐书·文宗纪》）

十一月，李德裕为镇海节度使（《旧唐书·文宗纪》），辟杜牧弟杜□为巡官，杜牧有诗送之。

本集卷九《唐故淮南支使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杜君墓志铭》：“李丞相德裕出为镇海军节度使，辟君试协律郎，为巡官。后贬袁州，语亲善曰：‘我闻杜巡官言晚十年，故有此行。’”（据《旧唐书·文宗纪》，李德裕贬袁州长史，在大和九年四月）《樊川外集》有《送杜□赴润州幕》诗云：“少年才俊赴知音，丞相门栏不觉深。直道事人男子业，异乡加饭弟兄心。还须整理韦弦佩，莫独矜夸玳瑁簪。若去上元怀古去，谢安坟下与沉吟。”盖即此时所作，镇海节度使治所在润州，故称“润州幕”也。

〔编年诗〕《扬州三首》（卷三）、《牧陪昭应卢郎中在江西宣州佐今吏部沈公幕罢府周岁公宰昭应牧在淮南縻职叙旧成二十韵用以投寄》（外集。按卢郎中即卢弘止）、《送杜□赴润州幕》（外集）

〔编年文〕《罪言》（卷五）、《原十六卫》（卷五）、《淮南监军使院厅壁记》（卷十）、《上知己文章启》（卷十六。按启中云：“伏以侍郎，文师也，是敢谨贡七篇，以为视听之污。”又云：“自四年来，在大君子门下，恭承指顾，约束于政理簿书间。”则杜牧所上书之“知己”，盖即沈传师。沈传师于大和七年四月内擢为吏部侍郎，大和九年四月卒。而此启中所献之文有《罪言》《原十六卫》等，故此启之作，必在本年已撰诸文之后，而启中又云：“上都有旧第，唯书万卷，终南山下有旧庐，颇有水树。……他日捧持一游门下，为拜谒之先，或希一奖。”又可知此启之作，必在杜牧大和九年进京之前，故定为本年作）

大和九年乙卯（835年）

文宗与李训、郑注谋诛宦官。十一月壬戌（二十一日），文宗御紫宸殿，李训嘱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诈称左金吾厅事后石榴有甘露降。文宗命中尉仇士良帅诸宦官往视之，李训欲因以杀诸宦官。事泄，仇士良诬宰相王涯、贾、舒元舆等与李训、郑注谋反，皆杀之，自是宦官之权愈大。（参《通鉴》）

杜牧三十三岁。转真监察御史，赴长安供职。秋七月，侍御史李甘因反对郑注、李训，被贬为封州司马，杜牧即移疾，分司东都。

《自撰墓铭》：“拜真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旧唐书》本传：“俄真拜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新唐书》本传：“擢监察御史，移疾，分司东都。”

按本集卷一《李甘诗》云：“大和八九年，训注极虓虎。……九年夏四月，天诫若言语。烈风驾地震，狞雷驱猛雨。夜于正殿阶，拔去千年树。吾君不省觉，二凶日威武。……时当秋夜月，日直日庚午。喧喧皆传言，明晨相登注。予时与和鼎（按和鼎，李甘字），官班各持斧。和鼎顾予云：‘我死有处所。’当廷裂诏书，退立须鼎俎。君门晓日开，赭案横霞布。俨雅千官容，勃郁吾累怒。适属命鄜将（原注：赵耽），昨之传者误。明日诏书下，谪斥南荒去。”观此诗所述，则大和九年秋，杜牧尚在长安为监察御史，李甘贬后，盖恶李训、郑注之专权，即移疾，分司东都也。（《唐会要》卷六十《东都留台》云：“旧制：中都留台官，自中丞已下，元额七员，中丞一员，侍御史一员，殿中侍御史二员，监察御史三员。”又云：“元和十三年三月，以权知御史中丞崔元略为东都留台，自后但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共主留台之务，而三院御史亦不尝备焉。”）李甘亦当时贤士大夫，尚气节，敢直言，与李中敏、杜牧气类相合。《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一《李中敏传》谓中敏“性刚褊敢言，与进士杜牧、李甘相善，文章趣向，大率相类”。同书同卷《李甘传》记李甘大和中为侍御史，因反对郑注为相，贬封州司马。李甘旋即卒于贬所，开成四年，杜牧作《李甘诗》以悼念之。

与李戡相识。本集卷九《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杜牧自叙曰：“大和九年，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今谏议大夫李中敏、左拾遗韦楚老、前监察御史卢简求，咸言于某曰：‘御史法当检谨，子少年，设有与游，宜得长厚有学识者，因访求得失，资以为官，洛下莫若李处士戡。’某谢曰：‘素所恨未见者。’即日造其庐，遂旦夕往来。”

在洛阳东城遇江西歌妓张好好，感旧伤怀，作《张好好诗》。

本集卷一《张好好诗序》：“牧大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舞来乐籍中。后一岁，公移镇宣城，复置好好于宣城籍中，后二岁，为沈著作述师以双鬟纳之。后二岁，于洛阳东城重睹好好，感旧伤怀，故题诗赠之。”按大和三年后一岁，是大和四年，又后二岁，是大和六年，又后二岁，应是大和八年。然是年杜牧在扬州，并未到洛阳，且诗中“门馆恸哭后”，谓沈传师已卒，据《旧唐书·文宗纪》，沈传师卒于大和九年四月，亦足证明此诗是大和九年所作，而绝不能是大和八年。杜牧手书《张好好诗》墨迹（今存故宫博物院），亦作“后一岁”“后二年”“又二岁”，则知非传刻之误。窃疑诗序中所谓“后二岁，于洛阳东城重睹好好”句中之“后二岁”，盖应是“后三岁”，而杜牧误数也。

四月，沈传师卒。（据《旧唐书·文宗纪》。《旧唐书·沈传师传》谓传师卒于大和元年，“元”字应是“九”字之误。杜牧后为沈传师作行状，见本集卷十四。）

六月，弟□授咸阳尉，直史馆，以疾辞，居扬州。

本集卷九《唐故淮南支使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杜君墓志铭》：“大和九年夏，君客扬州。六月，授咸阳尉，直史馆。君曰：‘训、注必乱，可徐行俟之。’至汴，二凶败。及洛，以疾辞，东下，居扬州龙兴寺。”

十月，从兄悰为陈许节度使。（《旧唐书·文宗纪》）

〔编年诗〕《张好好诗》（卷一）、《赠别二首》（卷四。此诗盖杜牧离扬州时与妓女赠别之作）

开成元年丙辰（836年）

杜牧三十四岁。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

本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文宗皇帝改号初年，某为御史，分察东都。”故知杜牧本年仍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

同文书局缩印本《全唐诗》卷十八李绅《拜宣武军节度使》诗序：“开成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制授宣武军节度使。七月三日，中使刘泰押送旌节，止洛阳；五日，赴镇，出都门，城内少长士女相送者数万人，至白马寺，涕泣当车者不可止。少尹严元容鞭胥吏市人，怒其恋慕，留台御史杜牧使台吏遮欧百姓，令其废祖帐。”按李绅于开成元年为河南尹，六月，迁宣武节度使，见《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李绅传》。

十月，崔郾卒于浙西观察使治所。（据杜牧所作崔郾行状，见本集卷十四。《旧唐书·文宗纪》：开成元年十一月“庚辰，浙西观察使李郾卒”。“李郾”应是“崔郾”之误，卒时作十一月庚辰，与行状不合，应从行状为是。）

韦庄生。（据夏承焘先生《唐宋词人年谱》中《韦端己年谱》）〔编年诗〕《洛中送冀处士东游》（卷一。诗中有“我作八品吏，洛中如系囚。忽遭冀处士，豁若登高楼”之句，故知是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时作，又有“饯酒载三斗，东郊黄叶稠”之句，盖作于秋日，而观诗中所述，不似初至洛阳时情况，故定为本年作）、《洛阳长句二首》（卷三）、《东都送郑处诲校书归上都》（卷三）、《洛中二首》（别集。杜牧于大和九年秋至洛阳，开成二年春，即以弟病去官，居洛阳仅一年半，以上五诗皆作于春夏，故知为本年作）、《兵部尚书席上作》（别集。孟棨《本事诗·高逸》篇曾记此诗本事，乃杜牧在“李司徒”席上所作。惟所谓“李司徒”者，未言何名。《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三《杜牧》篇引《唐阙文》[按“唐阙文”疑是“唐阙史”之误，但今本《唐阙史》中又无此文]及《唐诗纪事》卷五十六，均记此事，则作“李司徒愿”。考《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三《李愿传》，李愿卒于宝历元年，在杜牧以监察御史分司东都之前十年，则所谓“李司徒”，决非李愿。李愿弟李听，大和初，曾为检校司徒、邠宁节度使，“[大和]九年，改陈许节度，未至镇，复除太子太保分司。开成元年，出为河中尹、河中晋慈隰节度使……赠司徒”。[《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三《李听传》]李听曾为检校司徒，卒后又赠司徒，而其罢镇闲居，以太子太保分司东都时，又在大和九年、开成元年中，正是杜牧以监察御史分司东都之时，然则《本事诗》中所谓“李司徒”者，盖是李听，而杜牧此诗应作于大和九年或开成元年矣）、《故洛阳城有感》（卷三）、《题敬爱寺楼》（卷三。敬爱寺在东京怀仁坊，见《唐会要》卷四十八。以上两诗皆作于秋冬，难确定为上年或本年所作，姑附于此）、《金谷园》（别集。按石崇金谷园故址，在唐洛阳城东北。此诗亦杜牧居洛阳时所作，诗作于春日，盖在开成元年或二年春间，姑附于此）

开成二年丁巳（837年）

杜牧三十五岁。春，弟□患眼疾，不能见物，居扬州禅智寺。杜牧迎同州眼医石生至洛阳，告假百日，与石生东赴扬州，视弟眼病。假满百日，依例去官。秋末，应宣歙观察使崔郸之辟，为团练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携弟□同往宣州。

本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文宗皇帝改号初年，某为御史，分察东都，为镇海军幕府吏。至二年间，疾眼暗，无所睹。故殿中侍御史韦楚老曰：‘同州有眼医石公集，剑南少尹姜沔丧明，亲见石生针之，不一刻而愈，其神医也。’某迎石生至洛，告满百日，与石（本集作‘王’，据《全唐文》校正）生俱东下，见病弟于扬州禅智寺。石曰：‘是状也，脑积毒热，脂融流下，盖塞瞳子，名曰内障。法以针旁入白睛穴上，斜拨去之，如蜡塞管，蜡去管明。然今未可也，后一周岁，脂当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某世攻此疾，自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此不足忧。’其年秋末，某载病弟与石生自扬州南渡，入宣州幕。”按本集卷三《将赴宣州留题扬州禅智寺》诗，乃是本年秋由扬州赴宣州时所作，诗云：“故里溪头松柏双，来时尽日倚松窗。杜陵隋苑已绝国，秋晚南游更渡江。”似杜牧本年乃自长安故里到扬州者，岂杜牧赴同州迎眼医石生时，曾先回长安，一探故乡欤？又按，杜牧自扬州赴宣州幕在假满百日去官之后，时已秋晚，则本年离洛阳应在春间。

《自撰墓铭》：“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团练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旧唐书》本传：“以弟□病目弃官，授宣州团练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新唐书》本传：“以弟□病弃官，复为宣州团练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

按唐制：职事官假满百日，即合停解（《唐会要》卷八十二《休假》），故杜牧因视弟疾，假满百日，即须去官也。又按杜牧是年入宣州幕，盖应崔郸之辟。崔郸于本年正月为宣歙观察使。（据《旧唐书·文宗纪》与《崔郸传》。惟《文宗纪》作“崔鄂”，“鄂”是“郸”字之误。）本集卷十三有《上宣州崔大夫书》云：“某也于流辈无所知识，承风望光，徒有输心效节之志，今谨录杂诗一卷献上，非敢用此求知，盖欲导其志，无以为先也。”盖即是年上崔郸者，有望其援引之意，至秋间遂应辟入幕也。崔郸乃杜牧考进士时座主崔郾之弟。

长男曹师生。

《自撰墓铭》：“长男曰曹师，年十六。”按墓志作于杜牧卒之岁，年五十，时曹师十六，则应生于是年。

十一月，从嫂岐阳公主卒。（即杜悰之妻，后杜牧为作墓志铭，见本集卷八。）

十二月，从兄悰为工部侍郎，判度支。（《旧唐书·文宗纪》）

李戡卒。后杜牧为撰墓志，记其评元、白诗之语。

本集卷九《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开成元年春二月，平卢军节度使王公彦威闻君名，挈卑辞于简，副以币马，请为节度巡官。明年春，平卢府改，君西归，病于路，卒于洛阳友人王广思恭里第，享年若干。……所著文数百篇，外于仁义，一不关笔。尝曰：‘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后代知有发愤者。因集国朝已来，类于古诗，得若干首，编为三卷，目为《唐诗》，为序以导其志。”此文中所载李戡之言，颇引起后人之评议。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谓：“牧风情不浅……青楼薄幸之句，街吏平安之报，未知去元、白几何，以燕伐燕，元、白岂肯心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一“樊川文集”条则谓：“此论乃戡之说，非牧之说，或牧尝有是语，及为戡志墓，乃借以发之。”按此段议论当是李戡之言，但杜牧既载于志中，盖亦赞同其说。元、白诗所以遭受指责者，盖元稹、白居易所作陈述民生疾苦、弹劾时政腐败之乐府体讽谕诗，在当时并未广泛流传（元稹《元氏长庆集》集外文《上令狐相公诗启》中谓：此等讽谕诗，“词直气粗，罪尤是惧，固不敢陈露于人”），而所作杯酒光景间小篇碎章，包括艳体诗在内，则流传甚广。（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二十八《与元九书》谓：“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甚至于各地少年，竞相仿效，称为“元和体”。李戡所讥者，盖即此等诗。仅据此即抹煞元、白，其批评自非允当也。（参看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中〔丁〕“元和体诗”条）

李商隐举进士及第。（《新唐书·李商隐传》）

司空图生。

〔编年诗〕《洛中监察病假满送韦楚老拾遗归朝》（卷三）、《题扬州禅智寺》（卷三。杜牧于大和七八年间，亦曾居扬州，此诗所以断为本年作者，以杜牧弟□方在禅智寺养疾，杜牧至扬州，盖亦居此也。）、《将赴宣州留题扬州禅智寺》（卷三）

〔编年文〕《上宣州崔大夫书》（卷十三）

开成三年戊午（838年）

杜牧三十六岁。在宣州幕中。冬，迁左补阙、史馆修撰，但本年并未启程赴京，仍留宣州度岁。

本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至三年（按谓开成三年）冬，某除补阙。石生自曰：‘明年春，眼可针矣。’视瞳子中脂色玉白，果符初言。堂兄慥守浔阳，溯流不远，刺史之力也，复可以饱石生所欲，令其尽心，此即家也。京中无一亩田，岂可同归？遂如浔阳。”按本集卷三《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时牧欲赴官归京》诗，有“日暖泥融雪半销，行人芳草马声骄”之句，又曰：“同来不得同归去，故国逢春一寂寥。”盖作于初春。以此知杜牧本年冬在宣州度岁，翌年初春携弟□赴浔阳，二月即由浔阳西行赴京都也。

《自撰墓铭》：“迁左补阙、史馆修撰。”《旧唐书》本传：“迁左补阙、史馆修撰。”《新唐书》本传同。

周紫芝《竹坡诗话》：“杜牧之尝为宣城幕，游泾溪水西寺，留二小诗，其一云：‘李白题诗水西寺，古木回岩楼阁风。半醒半醉游三日，红白花开山雨中。’此诗今载集中。其一云：‘三日去还住，一生焉再游。含情碧溪水，重上粲公楼。’此诗今榜壁间，而集中不载，乃知前人好句零落多矣。”按此事未详何年，姑附于此。

〔编年诗〕《送沈处士赴苏州李中丞招以诗赠行》（卷一。冯集梧《樊川诗集注》谓李中丞即李款。按《旧唐书·李甘传》：李款“开成中累官至谏议大夫，出为苏州刺史”。同书《文宗纪》：“（开成四年九月）以苏州刺史李颖[款]为江西观察使。”则此诗之作，必在开成四年九月之前。杜牧于开成二年秋末由扬州赴宣州幕，三年在宣州，四年初春即离去，此诗曰：“山城树叶红，下有碧溪水。溪桥向吴路，酒旗夸酒美。”与宣州情景相合，故定为本年作）、《题宣州开元寺》（卷一。据《大雨行》自注，知为本年作）、《大雨行》（卷一。原注：“开成三年，宣州开元寺作”）、《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卷三）、《句溪夏日送卢霈秀才归王屋山将欲赴举》（卷三。本集卷九《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开成三年，来京师举进士”）、《宣州开元寺南楼》（外集）、《卢秀才将出王屋高步名场江南相逢赠别》（外集）、《赠宣州元处士》（卷一。此诗及以下两首均在宣州作。杜牧生平凡两次居宣州，此三诗作于第一次居宣州时，抑或第二次居宣州时，不能确定，姑附于此）、《题元处士高亭》（卷四。原注：“宣州”）、《有感》（外集）〔编年诗〕《上淮南李相公状》（卷十六。淮南李相公，李德裕也。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四《李德裕传》，德裕于开成二年五月镇淮南，五年七月内召，杜牧此状，盖本年在宣州幕中所作，状中所谓“当州人吏往来”，指宣州也）

开成四年己未（839年）

杜牧三十七岁。将赴京供职，先于春初携弟□赴浔阳（唐江州刺史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市），依从兄江州刺史慥（说见上年）。二月，自浔阳溯长江、汉水，经南阳、武关、商山而至长安，就左补阙、史馆修撰新职。

本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四年（按谓开成四年）二月，某于浔阳北渡赴官，与弟□决，执手哭曰：‘我家世德，汝复无罪，其疾也，岂遂痼乎？然有石生，慎无自挠。’”按杜牧本年初春江行赴浔阳，舟次和州（安徽和县），本集卷四《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横江裴使君见迎李赵二秀才同来因书四韵兼寄江南许浑先辈》《和州绝句》《题乌江亭》《题横江馆》四诗，盖是时作。《和州绝句》云“江湖醉度十年春”，杜牧自二十六岁赴沈传师江西幕，至本年三十七岁，十一年矣，年时正合也。许浑《丁卯集》卷上有《酬杜补阙初春雨中泛舟次横江喜裴郎中相迎见寄》诗，亦可互证，许浑称杜牧为补阙，其为本年作明矣。许浑诗云：“江馆维舟为庾公，暖波微渌雨蒙蒙。红樯迤逦春岩下，朱旆联翩晓树中。柳滴圆波生细浪，梅含香艳吐轻风。郢歌莫问青山吏，鱼在深池鸟在笼。”许浑字用晦，丹阳人，大和六年进士，曾官当涂与太平县令。又按，杜牧本年由浔阳赴官，盖溯长江、汉水，经南阳、武关、商山而至长安。本集卷四《商山麻涧》《商山富水驿》《丹水》《题武关》《除官赴阙商山道中绝句》《汉江》《途中作》（有“绿树南阳道”句）诸诗，皆是本年路中所作。所以知者，杜牧生平自外郡除官赴京凡四次，大和九年，由淮南节度掌书记除监察御史，大中二年八月，由睦州刺史除司勋员外郎，大中五年秋，由湖州刺史除考功郎中，皆由扬州取道汴、宋入京。（大中二年十一月曾作《宋州宁陵县记》，大中五年有《隋堤柳》诗，皆可证。）惟本年二月由浔阳赴京，可以溯长江、汉水而上，经丹水、南阳、武关、商山，故知所谓“除官赴阙”，定指此次，且诗中所写皆春景，与本年情事亦合也。范摅《云溪友议》卷中“澧阳宴”篇：“杜牧侍郎罢宣城幕，经陕圻，有录事肥而且巨，而詟其词，牧为诗以挫焉。……《赠肥录事》，杜紫微：‘盘古当时有远孙，尚令今日逞家门。一车白土将泥项，十幅红旗补破裩。瓦官寺里逢行迹，华岳山前见掌痕。不须啼哭愁难嫁，待与将书报乐坤。’”杜牧未尝为侍郎，且是年罢宣城幕入京，道出武关，亦不经陕圻，诗亦不见集中，盖传闻附会之说，不足信也。

荐邢群于御史中丞孔温业。

本集卷八《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志铭》：“今吏部侍郎孔温业自中书舍人以重名为御史中丞，某以补阙为贺客。孔吏部曰：‘中丞得以御史为重轻，补阙宜以所知相告。’某以涣思言。（按涣思，邢群字。）中丞曰：‘我不素知，愿闻其为人。’某具以京口所见对。后旬日，诏下为监察御史。”

〔编年诗〕《李甘诗》（卷一。按诗中叙大和九年李甘忤郑注被贬事，而云：“予于后四年，谏官事明主。”则当作于本年为左补阙时）、《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归宣州，因题赠》（卷一）、《村行》（卷一。诗中有“春半南阳西”之语，按时间与地点，应是本年过南阳时所作）、《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时牧欲赴官归京》（卷三）、《自宣城赴官上京》（卷三）、《往年随故府吴兴公夜泊芜湖口今赴官西去再宿芜湖感旧伤怀因成十六韵》（卷四。此诗盖本年杜牧由宣州赴浔阳夜泊芜湖时所作）、《商山麻涧》（卷四）、《商山富水驿》（卷四）、《丹水》（卷四）、《题武关》（卷四）、《除官赴阙商山道中绝句》（卷四）、《汉江》（卷四）、《途中作》（卷四）、《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横江裴使君见迎李赵二秀才同来因书四韵兼寄江南许浑先辈》（卷四）、《和州绝句》（卷四）、《题乌江亭》（卷四）、《题横江馆》（卷四）、《入商山》（卷四）、《题商山四皓庙一绝》（卷四）、《送牛相公出镇襄州》（外集。《旧唐书·文宗纪》：开成四年八月“癸亥，以左仆射牛僧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编年文〕《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卷九。按墓志中言，卢秀才霈于开成四年客游代州，南归，至霍邑，被盗所杀，京师友人资其弟云至霍邑取其丧来长安。杜牧“常以生之材节荐生于公卿间，闻生之死，哭之，因志其墓”。故此志殆即本年所作）

开成五年庚申（840年）

正月，文宗卒，弟颍王李瀍立，是为武宗。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九月，以李德裕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兼门下侍郎。（按李德裕拜相，《旧唐书·武宗纪》及《通鉴》均记于开成五年九月，《玉谿生年谱会笺》考定在四月，岑仲勉《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辨其不确，故今仍从《旧唐书》与《通鉴》。）

杜牧三十八岁。为膳部、比部员外郎，皆兼史职。冬，乞假往浔阳视弟□疾，仍取道汉上，曾经襄阳，见卢简求，至浔阳，拟取弟□西归，不肯，仍愿留浔阳随从兄慥。

本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五年冬，某为膳部员外郎，乞假往浔阳，取□西归。固曰：‘归不可议，俟兄慥所之而随之。’”

《自撰墓铭》：“转膳部、比部员外郎，皆兼史职。”《旧唐书》本传：“转膳部、比部员外郎，并兼史职。”《新唐书》本传：“改膳部员外郎。”

本集卷十二《与浙西卢大夫书》：“去岁乞假，路由汉上。员外七官以某尝获知于郎中，惠然不疑，推置于肺肝间。某恃郎中之知，亦敢自道其志。公私谋议，各悉所怀，一俯一仰，如久而深者。”按文中“去岁乞假，路由汉上”云云，即指本年乞假往浔阳事。“郎中”谓卢弘止，曾与杜牧同在沈传师幕中（详本谱大和二年），“员外七官”谓弘止之弟简求。《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三《卢简求传》：“牛僧孺镇襄汉，辟为观察判官，入为水部、户部二员外郎。”牛僧孺于开成四年八月出镇襄阳，会昌二年罢（《旧唐书·牛僧孺传》），则杜牧开成五年过襄阳，简求正在牛幕中也。

〔编年诗〕《襄阳雪夜感怀》（卷四。此诗盖本年冬乞假出京过襄阳时所作）

武宗会昌元年辛酉（841年）

上年黠戛斯攻回鹘，杀㕎□可汗，部众四散。本年，回鹘残部立乌希特勤为乌介可汗，南渡大漠，屯天德军境上，来往天德、振武二城间，剽掠党项、吐谷浑。（参《通鉴》）

杜牧三十九岁。仍在浔阳。四月，从兄慥自江州刺史迁蕲州刺史，杜牧与弟□均随至蕲州（湖北蕲春）。七月，归长安。

本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会昌元年四月，兄慥自江守蕲，某与□同舟至蕲。某其年七月，却归京师。”

次子柅柅生。

据《自撰墓铭》，杜牧五十岁时，柅柅年十二，则应生于本年。

〔编年诗〕《奉和门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十八韵》（卷二。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唐书·宰相表》，开成四年七月，太常卿崔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一月，郸为中书侍郎，会昌元年十一月，郸检校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剑南西川节度使。案开成二年十月，李固言以宰相出镇西川，大中元年八月，李回亦以宰相出镇西川。据此诗云：‘盛业冠伊唐，台阶翊戴光。’当为武宗以弟继兄初立时事；郸尝副杜元颖西川节度府，故有‘往事甘棠’之语；且郸以中书侍郎出镇，亦合所云‘池留旧凤凰’者；又崔郸为崔郾之弟，牧之于郾下及第，又与‘曾依数仞墙’之语为合。至此时为门下侍郎者，李德裕及陈夷行二人，据《旧唐书·郸传》云，会昌初，李德裕用事，与郸弟兄素善云云，兹诗有‘石友’‘河梁’等语，知门下相公之为德裕无疑也。”钺按，诗中“忝逐三千客，曾依数仞墙”句，盖指杜牧曾在崔郸宣歙观察使府为幕僚之事，冯注谓指杜牧于崔郸之兄崔郾下及第事，似不确切）

〔编年文〕《与浙西卢大夫书》（卷十二。文中云：“去岁乞假，路由汉上。”指开成五年冬自膳部员外郎乞假往浔阳事，故知此书为本年作。浙西卢大夫谓卢简辞，乃弘止、简求之兄。《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七《卢简辞传》谓简辞曾为浙西观察使，《旧唐书·卢简辞传》漏载，又卢简辞任浙西观察使在本年，吴廷燮《唐方镇年表》系于会昌二年，亦误）

会昌二年壬戌（842年）

八月，回鹘乌介可汗率众突入大同川，驱掠人口、牛马，转战至云州城门。朝廷下诏发陈、许、徐、汝、襄阳诸处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间，以抗御回鹘。（参《通鉴》）

杜牧四十岁。春，出为黄州刺史。（黄州又名齐安郡，治所黄冈县，今湖北黄冈。）

按本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会昌元年四月，兄慥自江守蕲，某与□同舟至蕲。某其年七月，却归京师。明年七月，出守黄州。”据此，则杜牧出守黄州应在会昌二年七月。而本集卷十四《黄州准赦祭百神文》云：“会昌二年，岁次壬戌，夏四月乙丑朔，二十三日丁亥……大赦天下。……牧为刺史，实守黄州。夏六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伏准赦书，得祭诸神。”则会昌二年四月杜牧已守黄州矣，与《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中所谓会昌二年“七月，出守黄州”者，显然舛忤。考本集卷十四《祭城隍神祈雨第二文》（文中有“黄境邻蔡”语，故知为守黄时作）云：“今旱已久，恐无秋成。”盖作于六七月间，而文中有“牧为刺史凡十六月”之语，若七月上任，至翌年六七月，甫十二三月，不得云十六月，若二三月间上任，至翌年六七月，适为十六月，且与《祭百神文》中所言四月守黄州事亦合。盖《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明年七月”句中之“七月”，本作“二月”或“三月”，后人传抄，因涉上文“其年七月”而误作“七月”也。

本集卷十四《祭周相公文》：“会昌之政（‘政’字本集作‘改’，据《全唐文》校改），柄者为谁？忿忍阴污（‘污’字本集作‘汗’，据《全唐文》校改），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黄岗大泽，葭苇之场。”据此数语，可见杜牧之出守黄州，自以为是受李德裕排挤之故。

本集卷十五《黄州刺史谢上表》：“臣某自出身已来，任职使府，虽有官业，不亲治人。及登朝二任，皆参台阁，优游无事，止奉朝谒。今者蒙恩擢授刺史，专断刑罚，施行诏条，政之善恶，唯臣所系。素不更练，兼之昧愚，一自到任，忧惕不胜，动作举止，唯恐罪悔。伏以黄州在大江之侧，云梦泽南，古有夷风，今尽华俗，户不满二万，税钱才三万贯，风俗谨朴，法令明具，久无水旱疾疫，人业不耗，谨奉贡赋，不为罪恶，臣虽不肖，亦能守之。”

遣人迎同州眼医周师达至蕲州，为弟□视目疾，周不能治。秋，杜□赴扬州依从兄悰，时悰为淮南节度使。

本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明年（指会昌二年）七月，出守黄州。在京时，诣今虢州庾使君，问庾使君眼状。庾云：‘同州有二眼医，石公集是一也。复有周师达者，即石之姑子，所得当同，周老石少，有术甚妙，似石不及。某常病内障，愈于周手，岂少老间工拙有异？’某至黄州，以重币卑词致周至蕲。周见弟眼，曰：‘嗟乎，眼有赤脉！凡内障脂凝，有赤脉缀之者，针拨不能去赤脉，赤脉不除，针不可施。除赤脉必有良药，某未知之。是石生业浅，不达此理，妄再施针。’周不针而去。时西川相国兄始镇扬州，弟兄谋曰：‘扬州大郡，为天下通衢，世称异人术士，多游其间，今去，值有势力，可为久安之计，冀有所遇。’其年秋，遂东下，因家扬州。”按所谓“西川相国兄”者，指杜悰，杜悰时为淮南节度使。（《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

杜牧少负济世经邦之志，最喜论政谈兵，乃自二十六岁入仕，迄今十馀年，抱负未得施展，年已四十，出守远郡，颇有抑郁不平之意，作《上李中丞书》及《郡斋独酌》《雪中书怀》诸诗以发抒之。

本集卷十二《上李中丞书》：“某入仕十五年间，凡四年在京，其间卧疾乞假，复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闭户，便经旬日，吊庆参请，多亦废阙，至于俯仰进趋，随意所在，希时徇势，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间，比之辈流，亦多困踬。自顾自念，守道不病，独处思省，亦不自悔。然分于当路，必无知己，默默成戚，守日待月，冀得一官，以足衣食。一自拜谒门馆，似蒙奖饰，敢以恶文，连进机案，特遇采录，更不因人，许可指教，实为师资，接遇（‘遇’字，本集作‘过’，据《全唐文》校改）之礼过等，询问之辞悉纤，虽三千里僻守小郡，上道之日，气色济济，不知沉困之在己，不知升腾之在人，都门带酒，笑别亲戚，斯乃大君子之遇难逢，世途之不偶常事，虽为远宦，适足自宽。某世业儒学，自高、曾至于某身，家风不坠，少小孜孜，至今不怠。性颛固不能通经，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中丞即归廊庙，宰制在手，或因时事，召置堂下，坐之与语，此时回顾诸生，必期不辱恩奖。今者志尚未泯，齿发犹壮，敢希指顾，一罄肝胆，无任感激血诚之至。”按书中云：“某入仕十五年间，凡四年在京。”杜牧自大和二年制策登科入仕为校书郎，下数至会昌二年，恰为十五年（828—842年）。（所谓“凡四年在京”者，盖谓大和九年入为监察御史，是年秋即分司东都，在京一年，开成四年入为左补阙，转膳部、比部员外郎，至会昌二年出守黄州，凡三年，合前一年，恰为四年也。）书中所云“虽三千里僻守小郡”，盖谓出守黄州，故知此书为本年作。李中丞即是李回。据《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李回传》，李回于会昌初，以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泽潞平后，以本官同平章事，故知此书之李中丞即是李回。此书可见杜牧平生志业行性，故备录之。

本集卷一《郡斋独酌》诗：“前年鬓生雪，今年须带霜。时节序鳞次，古今同雁行。……往往自抚己，泪下神苍茫。御史诏分洛，举趾何猖狂！阙下谏官业，拜疏无文章。寻僧解幽梦，乞酒缓愁肠。岂为妻子计，未去山林藏？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孤吟志在此，自亦笑荒唐。”按此诗题下原注：“黄州作。”杜牧守黄州凡三年，所以定为本年作者，因诗中云：“我爱朱处士，三吴当中央。……我昔造其室，羽仪鸾鹤翔。……问‘今天子少，谁人为栋梁？’我曰‘天子圣，晋公提纪纲。联兵数十万，附海正诛沧。谓言大义小不义，取易卷席如探囊。犀甲吴兵斗弓弩，蛇矛燕骑驰锋铓。岂知三载幾百战，钩车不得望其墙！’……尔来十三岁，斯人未曾忘。”按文宗大和元年八月讨沧景，大和三年四月，沧景平。此诗叙与朱处士谈论时事，有“岂知三载幾百战，钩车不得望其墙”之语，是战事已历三载，而乱尚未平，盖在大和三年春间，时杜牧二十七岁，下又云“尔来十三岁”，则正当四十岁时也，故定为本年作。诗中“平生五色线”八句，乃杜牧一生志向之所在，即削平藩镇，收复河湟，使生民安居、农业发展也。

本集卷一《雪中书怀》诗：“腊雪一尺厚，云冻寒顽痴。孤城大泽畔，人疏烟火微。愤悱欲谁语，忧愠不能持。天子号仁圣，任贤如事师。凡称曰治具，小大无不施。明庭开广敞，才俊受羁维。如日月□升，若鸾凤葳蕤。人才自朽下，弃去亦其宜。北虏坏亭障，闻屯千里师。牵连久不解，他盗恐旁窥。臣实有长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议，食肉寝其皮。斯乃庙堂事，尔微非尔知。向来躐等语，长作陷身机。行当腊欲破，酒齐（原注：‘去声。’）不可迟。且想春候暖，瓮间倾一卮。”按诗中所谓“北虏坏亭障，闻屯千里师”，即指本年八月回鹘乌介可汗侵扰云州，朝廷发陈、许、徐、汝等处兵防边之事，而“孤城大泽畔，人疏烟火微”，则谓黄州也，故知此诗为本年作。

杜牧系出名家，连登高第，才华发越，为世所知，自二十六岁入仕，至是十五年。时武宗初立，任李德裕为相，励精图治，适值回鹘南侵，北边多警，朝廷方拟诛讨，而杜牧素有论兵大计，正宜引参谋议，展其长才，乃不预朝官，远守僻郡，观其《上李中丞书》及《郡斋独酌》《雪中书怀》诸诗，实不免有牢落不偶之感。杜牧开成中在宣州幕中上李德裕书有“迹忝门墙”之语，而其弟□又曾佐李德裕浙西幕府，极见知遇，则杜牧与李德裕并非素无渊源；其后平泽潞，讨回鹘，杜牧皆上书于李德裕，论列兵事，李德裕颇采其言，则又非不知其才具，而终李德裕为相五六年中，杜牧未蒙援引，殆以其先为牛僧孺所厚，不免朋党之见欤？此全祖望《杜牧之论》（《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七）所以责李德裕之褊心也。

与池州刺史李方玄书，倾吐怀抱，谈论学术。

本集卷十三《上池州李使君书》：“仆之所禀，阔略疏易，轻微而忽小，然其天与。其心知邪柔利己，偷苟谗谄，可以进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复见恶之，不能忍一同坐与之交语。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己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违己者；知之者皆齿少气锐，读书以贤才自许，但见古人行事真当如此，未得官职，不睹形势，洁洁少辈之徒也。怒仆者足以裂仆之肠，折仆之胫；知仆者不能持一饭与仆。仆之不死已幸，况为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馀，乃大幸也，敢望其他？……今者齿各甚壮，为刺史，各得小郡，俱处僻左，幸天下无事，人安谷熟，无兵期军须逋负诤诉之勤，足以为学，自强自勉于未闻未见之间。……今之言者必曰：‘使圣人微旨不传，乃郑玄辈为注解之罪。’仆观其所解释，明白完具，虽圣人复生，必挈置数子坐于游、夏之位。若使玄辈解释不足为师，要得圣人复生如周公、夫子亲授微旨，然后为学，是则圣人不生，终不为学，假使圣人复生，即亦随而猾之矣。此则不学之徒好出大言，欺乱常人耳！”按此书中有“年四十，为刺史”语，故知为本年作。李使君即李方玄。本集卷十四《祭故处州李使君文》：“及我南去，君刺池阳。我守黄冈，葭苇之场。唯君书信，前后相望。辞意纤悉，勉我自强。笔我性情，补短裁长。一函每发，沉忧并忘。”亦可见杜牧为黄州刺史时与好友李方玄时常通书互倾怀抱之情况。又按，此书中论学一段意见，乃针对中唐以来治经之风气而发。唐玄宗末年，有啖助者，治《春秋》，主张直探孔子之意旨，弟子赵匡、陆质承其师说，韩愈《寄卢仝》诗所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者，即指此一派。当时治经者，屏弃传注，独探经旨，成为风气，不独治《春秋》者如此。据《新唐书·儒学传·啖助传》：“大历时，（啖）助、（赵）匡、（陆）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均此种风气下之治经者。杜牧盖不赞同此种风气，故谓郑玄之注有功于诸经，不可废弃。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六年丁卯七月初二日曾引杜牧此书中论学之意见而评之曰：“此等议论，唐中叶以后人所罕知。樊川文章风概，卓绝一代，其学问识力，亦复如是。予向推为晚唐第一人，非虚诬也。”清代汉学家推尊郑玄，李氏之言代表此派人之意见。

赵嘏举进士及第。（《唐才子传》卷七《赵嘏传》）

刘禹锡卒，年七十一。

〔编年诗〕《郡斋独酌》（卷一）、《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卷一。按诗中云：“去岁冬至日，拜我立我旁。……今年我江外，今日生一阳。”杜牧去年七月归京师，冬间在京，本年出守黄州，故云“今年我江外”，情事正合，故定为本年作）、《雪中书怀》（卷一）、《自遣》（卷二）、《早雁》（卷三。本年八月，回鹘南侵，杜牧忧念北边人民受回鹘侵扰，借雁以寄慨）

〔编年文〕《上门下崔相公书》（卷十一。就书中所论彭城事核之，此崔相公盖谓崔珙，珙曾继王智兴、高瑀之后为武宁军节度使也。崔珙于开成五年五月入相，会昌三年二月罢相[《新唐书·武宗纪》]，杜牧此书有“某僻守荒郡，亦被陶钧”语，殆作于本年出守黄州时也）、《上李中丞书》（卷十二）、《上池州李使君书》（卷十三）、《黄州准赦祭百神文》（卷十四）、《黄州刺史谢上表》（卷十五）

会昌三年癸亥（843年）

二月，河东将石雄大败回鹘于杀胡山，乌介可汗遁去。（据《旧唐书·武宗纪》）四月，昭义节度使（昭义一称泽潞，治所在潞州）刘从谏卒，三军以其侄稹为留后，抗拒朝命。八月，诏河中、河阳、太原等五道兵讨刘稹。（《旧唐书·武宗纪》记讨刘稹在会昌三年九月，《玉谿生年谱会笺》考订为八月，兹从之。）

杜牧四十一岁。为黄州刺史。上书于宰相李德裕，论泽潞兵事，德裕制置泽潞，颇采其言。

《通鉴》卷二百四十七《唐纪六十三》：会昌三年四月，“黄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书，自言尝问淮西将董重质以三州之众四岁不破之由。重质以为由朝廷征兵太杂，客军数少，既不能自成一军，事须帖付地主，势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败亡。故初战二年，战则必胜，是多杀客军。及二年已后，客军殚少，止与陈许、河阳全军相搏，纵使唐州兵不能因虚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时朝廷若使鄂州、寿州、唐州只保境，不用进战，但用陈许、郑滑两道全军，帖以宣、润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岁，无蔡州矣。今者上党之叛，复与淮西不同。淮西为寇，仅五十岁，其人味为寇之腴，见为寇之利，风俗益固，气焰已成，自以为天下之兵，莫与我敌，根深源阔，取之固难。夫上党则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隶，建中之后，每奋忠义，是以郳公抱真能窘田悦，走朱滔，常以孤穷寒苦之军，横折河朔强梁之众。以此证验，人心忠赤，习尚专一，可以尽见。刘悟卒，从谏求继，与扶同者，只郓州随来中军二千耳。值宝历多故，因以授之。今才二十馀岁，风俗未改，故老尚存，虽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虽尽节效顺，亦不过围一城，攻一堡，系累稚老而已。若使河阳万人为垒，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堑，勿与之战，只以忠武、武宁两军，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润二千弩手，径捣上党，不过数月，必覆其巢穴矣。时德裕制置泽潞，亦颇采牧言”（按《通鉴》以杜牧上李德裕书系于本年四月，似嫌稍早，应在本年八月下诏讨刘稹之后）。《新唐书》本传亦云：“会刘稹拒命，诏诸镇兵讨之。牧复移书于德裕。……俄而泽潞平，略如牧策。”

守黄州一年馀，就己力所能及者，减除弊政。

本集卷十四《祭城隍神祈雨第二文》：“牧为刺史凡十六月。未尝为吏，不知吏道。黄境邻蔡，治出武夫，仅五十年，今行一切，后有文吏，未尽削除。伏腊节序，牲醪杂须，吏仅百辈，公取于民，里胥因缘，侵窃十倍，简料民费，半于公租，刺史知之，悉皆除去。乡正村长，强为之名，豪者尸之，得纵强取，三万户多五百人，刺史知之，亦悉除去。茧丝之租，两耗其二铢，税谷之赋，斗耗其一升（‘升’字本集作‘斗’，据《全唐文》校改），刺史知之，亦悉除去。吏顽者笞而出之，吏良者勉而进之。民物吏钱，交手为市。小大之狱，面尽其词。弃于市者，必守定令。人户非多，风俗不杂。刺史年少，事得躬亲，疽抉其根矣，苗去其莠矣，不侵不蠹，生活自如。”按此文可见杜牧在黄州之治绩。

贾岛卒，年五十六。

〔编年诗〕《东兵长句十韵》（卷二。此咏讨泽潞事也。据《新唐书·武宗纪》，泽潞平在会昌四年八月，此诗有“凯歌应是新年唱，便逐春风浩浩声”之句，盖作于会昌三年岁暮，望次年春初泽潞可平也）

〔编年文〕《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卷十一）、《祭城隍神祈雨文》（卷十四）、《第二文》（卷十四）

会昌四年甲子（844年）

三月，朝廷以吐蕃内乱，议复河湟，以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使之备器械糗粮，并诇吐蕃守兵众寡。（《通鉴》）八月，昭义军将郭谊杀刘稹以降，泽潞平。（参《通鉴》）

杜牧四十二岁。为黄州刺史。九月，迁池州刺史（池州又名池阳郡，治所秋浦县，今安徽贵池），代李方玄之任。

本集卷十四《祭故处州李使君文》：“及我南去，君刺池阳。

我守黄冈，葭苇之场。……幸会交代，沿楫若飞。江山九月，凉风满衣。为别几时，多少欢悲！志业益广，不可窥知。长人之术，首为吏师。纵酒十日，舞袖僛垂。语公之馀，且及其私。许以季女，配我长儿。莫云稚齿，可以指期。”李使君即李方玄，据祭文所云，知杜牧迁池州，盖接李方玄之任，而其赴任之期，则在九月，文中虽未言在何年，然据《池州造刻漏记》及《池州重起萧丞相楼记》（俱见本集卷十），会昌五年四五月间，杜牧已在池州，而李方玄亦卒于会昌五年四月（本集卷八李方玄墓志），则祭文中所谓“九月”者，必指会昌四年之九月无疑。杜牧自会昌二年春出守黄州，至此将满三年矣。

上宰相李德裕书，论防御回鹘事，德裕称善。

《旧唐书》本传：“牧……尝自负经纬才略。武宗朝，诛昆夷鲜卑，牧上宰相书，论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间，盛夏无备，宜五六月中击胡为便。李德裕称之。”

《新唐书》本传：“会昌中，黠戛斯破回鹘，回鹘种落溃入漠南。牧说德裕，不如遂取之，以为两汉伐虏，常以秋冬，当匈奴劲弓折胶，重马免乳，与之相较，故败多胜少；今若以仲夏发幽、并突骑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举无类矣。德裕善之。”本集卷十六《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论攻回鹘之策曰：“今若以幽、并突阵之骑，酒泉教射之兵，整饬（‘饬’字本集作‘饰’，据《全唐文》校改）诫誓，仲夏潜发……五月节气，在中夏则热，到阴山尚寒，中国之兵，足以施展，行军于枕席之上，玩寇于股掌之中，轠悬瓶，汤沃□雪，一举无频，必然之策。”按李德裕为太尉在会昌四年八月（《旧唐书·武宗纪》《新唐书·宰相表》），此启中既称德裕为太尉，则必作于会昌四年八月之后。启中有“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及“今者四海九州，同风共贯，诸侯用命，年谷丰熟”之语，亦必在平泽潞之后。《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唐纪六十四》：会昌四年九月，“李德裕奏，据幽州奏事官言，诇知回鹘上下离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亲戚皆在唐，不如归唐，又与室韦已相失，计其不日来降，或自相残灭。望遣识事中使赐仲武诏，谕以镇、魏已平昭义，惟回鹘未灭，仲武犹带北面招讨使，宜早思立功。”可见平泽潞之后，李德裕惟以回鹘未灭为念。杜牧此书，盖作于会昌四年八月之后，会昌五年五月之前，望李德裕仲夏出师击回鹘也，故系于本年。《新唐书》本传叙此事于平泽潞之前，殆稍疏矣。

闰七月，从兄悰由淮南节度使入为守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充盐铁转运等使。（杜悰入相，《旧唐书·武宗纪》记于七月，《新唐书·宰相表》记于闰七月，《唐大诏令集》卷四十九《杜悰平章事制》亦书闰七月，今从之。）

〔编年诗〕《皇风》（卷一。此诗盖闻朝廷以刘濛为巡边使准备收复河湟而作，收复河湟乃杜牧极关心之事）、《池州送孟迟先辈》（卷一。《唐诗纪事》卷五十四：孟迟“登会昌五年进士第”。是诗盖本年送其入都，以备次年应试也。诗云：“三年未为苦，两郡非不达。”杜牧于会昌二年春守黄州，本年秋移池州，情事正合）、《重送》（卷一。诗有“爬头峰北正好去，系取可汗钳作奴”句，盖回鹘犹未退，与《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正合）、《即事黄州作》（卷三。诗有“因思上党三年战”句，又有“莫笑一麾东下计，满江秋浪碧参差”句，盖作于泽潞平后，将移池州时也）、《将赴池州道中作》（别集）、《雨中作》（卷一。诗曰：“得州荒僻中，更值连江雨。”盖守黄州时作。以下诸诗，皆在黄州所作，难定何年，姑附于此）、《齐安郡晚秋》（卷三）、《齐安郡中偶题二首》（卷三）、《齐安郡后池绝句》（卷三）、《题齐安城楼》（卷三）、《兰溪》（卷三。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九：“杜牧之诗：‘兰溪春尽水泱泱’，盖蕲州之兰溪也。杜守黄州作此诗，黄承兰溪下流故耳”）、《黄州竹径》（卷三）《题木兰庙》（卷四。《太平寰宇记》谓，黄州黄冈县，木兰山在县西一百五十里，旧废县，取此为名。今有庙，在木兰乡）、《偶见黄州作》（别集）、《寄浙东韩乂评事》（卷四。杜牧于大和八年有事至越州，曾见韩乂，此诗云：“一笑五云溪上舟，跳丸日月十经秋。”自大和八年下数十年，应是本年，惟诗中所谓“十年”，多约略之词，亦不必恰是十年，姑系于此）

〔编年文〕《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卷十六）、《贺中书门下平泽潞启》（卷十六）、《塞废井文》（卷六。此文乃在黄州所作，未定何年，姑附于此）

会昌五年乙丑（845年）

七月，敕毁天下佛寺，勒僧尼归俗。东西两都、节度观察治所及同、华、商、汝四州，酌留佛寺及僧人。凡毁寺四千六百馀区，僧尼归俗二十六万馀人，毁招提、兰若四万馀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参《通鉴》）

按杜牧对于会昌五年毁佛寺勒僧尼归俗之事，甚表赞同，详所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本集卷十）中，记中抉发当时富贵之人如官吏商人等所以佞佛者，乃是因生平多行不义，希望“买福卖罪”。

杜牧四十三岁。为池州刺史。上书于宰相李德裕，论江贼事。

本集卷十一《上李太尉论江贼书》：“伏以江淮赋税，国用根本，今有大患，是劫江贼耳。某到任才九月，日寻穷询访，实知端倪。夫劫贼徒上至三船、两船，百人、五十人，下不减三二十人，始肯行劫。劫杀商旅，婴孩不留。……亦有已聚徒党，水劫不便，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陆劫。白昼入市，杀人取财，多亦纵火，唱棹徐去。去年十月十九日，劫池州青阳县市，凡杀六人。……自十五年来，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劫杀皆遍。……濠、亳、徐、泗、汴、宋州贼多劫江西、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为江湖之公害，作乡闾之大残，未有革厘，实可痛恨。今若令宣、润、洪、鄂各一百人，淮南四百人，每船以三十人为率，一千二百人分为四十船，择少健者为之主将；仍于本界江岸创立营壁，置本判官专判其事，拣择精锐，牢为舟棹，昼夜上下，分番巡检，明立殿最，必行赏罚，江南北岸，添置官渡，百里率一，尽绝私载，每一宗船，上下交送。（原注：同阻风，风便同发，名为一宗。）是桴鼓之声，千里相接，私渡尽绝，江中有兵，安有乌合蚁聚之辈敢议攻劫？”按此书中虽未明著年月，然有“某到任才九月”及“去年十月十九日，劫池州青阳县市”诸语，故知为会昌五年在池州刺史任中所作。

张祜来池州，与杜牧唱和甚欢，九月九日，同游齐山，并赋诗。

《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篇：“杜舍人之守秋浦，与张生为诗酒之交，酷吟祜宫词，亦知钱塘之岁，自有非之论，怀不平之色，为诗二首以高，则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又云：‘如何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张君诗曰：‘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此歌宫娥讽念思乡而起长门之思也。”《唐诗纪事》卷五十二《张祜》亦载此事云：“杜牧之守秋浦，与祜游，酷吟其宫词，亦知乐天有非之之论，乃为诗曰：‘睫在眼前人不见，道超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按张祜之来池州访晤杜牧，盖在本年。同文书局缩印本《全唐诗》卷十九张祜《江上旅泊呈杜员外》诗曰：“牛渚南来沙岸长，远吟佳句望池阳。野人未必非毛遂，太守还须是孟尝。”此诗盖张祜来池州访杜牧时途中所作。杜牧《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即答此诗者，诗云：“七子论诗谁似公？曹刘须在指挥中。荐衡昔日知文举（原注：令狐相公曾表荐处士），乞火无人作蒯通。北极楼台长挂梦，西江波浪远吞空。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辞满六宫。（原注：处士诗曰：‘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张祜字承吉，清河人，寓居丹阳。元和中，即以乐府诗得名。穆宗时，令狐楚表荐之。穆宗以问元稹，稹对曰：“张祜雕虫小巧，壮夫耻而不为者，或奖激之，恐变陛下风教。”穆宗遂不用张祜。（《唐摭言》卷十一《荐举不捷》篇）前引杜牧《酬张祜》诗中第三四两句即指此事。白居易守杭州时，张祜与徐凝均至杭州，求居易贡举。白居易试以《长剑倚天外赋》《馀霞散成绮》诗，试讫解送，以徐凝为元，张祜次之。张祜甚不平。（《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篇）杜牧赠张祜诗中“睫在眼前”四句，即是讽白慰张之意。

本集卷三《九日齐山登高》诗：“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齐山在池州城南三里许。据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池州齐山石壁有刺史杜牧、处士张祜题名。”可见杜牧此次游齐山乃与张祜同来，诗中所谓“与客携壶上翠微”之“客”，即指张祜也。杜牧此诗外示旷达，内含愤慨，隐寓杜、张二人怀才不遇，同病相怜之感。张祜有《和杜牧之齐山登高》诗云：“秋溪南岸菊霏霏，急管繁弦对落晖。红叶树深山径断，碧云江净浦帆稀。不堪孙盛嘲时笑，愿送王弘醉夜归。流落正怜芳意在，砧声徒促授寒衣。”（《唐诗纪事》卷五十二）即同游之和作。

四月，李方玄卒于宣城客舍，年四十三。（本集卷八《唐故处州刺史李君墓志铭》）

李方玄为池州刺史时，创造簿籍，以均徭役。本集卷八《唐故处州刺史李君墓志铭》记其事曰：“出为池州刺史。始至，创造簿籍，民被徭役者，科品高下，鳞次比比，一在我手，至当役，役之，其未及者，吏不得弄。”杜牧对于造簿籍以均徭役事亦甚注意，本集卷十三《与汴州从事书》中谓：“汴州境内，最弊最苦，是牵船夫。大寒虐暑，穷人奔走，毙踣不少。某数年前赴官入京，至襄邑县，见县令李式，甚年少，有吏才，条疏牵夫，甚有道理，云：‘某当县万户已来，都置一板簿，每年轮检自差，欲有使来，先行文帖，克期令至，不拣贫富职掌，一切均同。计一年之中，一县人户不著两度夫役。’……某每任刺史，应是役夫及竹木瓦砖工巧之类，并自置板簿，若要使役，即自检自差，不下文帖付县。……今为治，患于差役不平。《诗》云：‘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此盖不平之故。长吏不置簿籍，一一自检，即奸胥贪冒求取，此最为甚。”

五月，从兄悰罢为尚书右仆射（《新唐书·宰相表》），旋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新唐书·杜悰传》）

〔编年诗〕《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卷三）、《九日齐山登高》（卷三）、《池州李使君殁后十一日处州新命始到后见归妓感而成诗》（卷三。李使君即李方玄也）、《游池州林泉寺金碧洞》（卷三。诗有“携茶腊月游金碧”句，按会昌六年冬，杜牧已由池迁睦，故知此诗为本年作）、《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卷四）

〔编年文〕《唐故宣州观察使御史大夫韦公墓志铭》（卷八）、《池州造刻漏记》（卷十）、《池州重起萧丞相楼记》（卷十）、《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卷十一）、《祭故处州李使君文》（卷十四）

会昌六年丙寅（846年）

三月，武宗卒，皇太叔光王李忱即位，是为宣宗。四月，宰相李德裕罢为荆南节度使。（《旧唐书·宣宗纪》）

杜牧四十四岁。为池州刺史。

《唐诗纪事》卷六十五《杜荀鹤》：“荀鹤有诗名，号九华山人。大顺初擢第，授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知制诰，序其文为《唐风集》。或曰：荀鹤，牧之微子也。牧之会昌末自齐安移守秋浦，时年四十四，所谓‘使君四十四，两佩左铜鱼’者也。时妾有妊，出嫁长林乡正杜筠，而生荀鹤，擢第时年四十六矣。”《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五引《艺苑雌黄》，亦记此事，与《唐诗纪事》略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一“唐风集”条谓杜荀鹤为杜牧子之事盖出于依托附会，不可凭信。（清薛雪《一瓢诗话》：“周必大曰：‘《池阳集》载杜牧之守郡时，有妾怀妊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生子即荀鹤也。此事人罕知之。余过池，尝有诗云：千古风流杜牧之，诗材犹及杜筠儿。向来稍喜《唐风集》，今悟樊川是父师。’是成何语！且必欲证实其事，是诚何心！污蔑樊川，已属不堪，于彦之尤不可忍。杨森嘉树曾引《太平杜氏宗谱》辨之，殊合鄙意。”）

九月，移睦州刺史（睦州又名新定郡，治所建德县，今浙江建德），乘船沿江东下，转运河入浙。十二月，经钱塘（浙江杭州市）。

本集卷九《唐故进士龚轺墓志》：“会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守桐庐，路由钱塘，龚轺袖诗以进士名来谒。”按“五年”应为“六年”之误，盖杜牧由池移睦，应在会昌六年也。兹列四证以明之。本集卷三《春末题池州弄水亭》诗云：“使君四十四，两佩左铜鱼。”会昌六年，杜牧四十四岁，是年春末尚在池州，则不得于五年移桐庐，其证一也。本集卷十四《祭木瓜神文》，作于会昌六年，文中有“使池之人敬仰不怠”语，是杜牧会昌六年尚在池州，其证二也。本集卷三《新定途中》诗云：“无端偶效张文纪，下杜乡园别五秋。重过江南更千里，万山深处一孤舟。”盖迁睦州时途中所作。杜牧于会昌二年春自长安出守黄州，至会昌六年，恰为五秋，若会昌五年移睦，不得云“别五秋”，其证三也。本集卷十四《祭周相公文》云：“会昌之政（‘政’字本集作‘改’，据《全唐文》校改），柄者为谁？忿忍阴污（‘污’字本集作‘汗’，据《全唐文》校改），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黄岗大泽，葭苇之场。继来池阳，西在孤岛。僻左五岁，遭逢圣明。收（‘收’字本集作‘牧’，据《全唐文》校改）拾冤沉，诛破罪恶。牧于此际，更迁桐庐。”此亦足见杜牧迁睦州在会昌六年武宗卒宣宗立之后，其证四也。又按本集卷十《送卢秀才赴举序》云：“去岁九月，余自池改睦。”盖杜牧接移睦之命在九月，而十二月中则已路过钱塘矣。

《祭周相公文》又云：“东下京江，南走千里，曲屈越嶂，如入洞穴。惊涛触舟，几至倾没。万山环合，才千馀家，夜有哭鸟，昼有毒雾。病无与医，饥不兼食。抑喑逼塞，行少卧多。逐者纷纷，归轸相接。惟牧远弃，其道益艰。”可见当时睦州之荒僻。

白居易卒，年七十五。

白居易在中、晚唐时，诗名甚盛，影响亦大。白居易卒时，杜牧已四十四岁，二人时代相及，但两家集中不见有往还之迹。《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篇：“先是李补阙林宗、杜殿中牧与白公辇下较文，具言元、白诗体舛杂，而为清苦者见嗤，因兹有恨也。”似乎杜牧对白居易诗曾有所不满。惟《云溪友议》所记仅寥寥数语，详情不可考，且亦不见于他书记载。杜牧为李戡作墓志，记其讥评白居易诗之言。（见本谱开成元年）李戡所论，殊欠公允，而杜牧详著于篇，岂对白居易诗固夙有偏见欤？杜牧自谓：“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本集卷十六《献诗启》）当杜牧之时，元稹、白居易之“元和体”与李贺瑰奇幽艳之作，在诗坛中均颇有影响，杜牧所谓“奇丽”，盖指李贺之诗风，而所谓“习俗”，盖指元、白风靡一时之“元和体”，杜牧不受此两派之影响，摆脱时尚，自创风格，故曰“不今不古，处于中间”也。

〔编年诗〕《春末题池州弄水亭》（卷三）、《新定途中》（卷三）、《题池州弄水亭》（卷一。按以下诸诗，均在池州所作，难以确定何年，姑附于此）、《池州春送前进士蒯希逸》（卷三）、《池州清溪》（卷三）、《题池州贵池亭》（卷三）、《见吴秀才与池妓别因成绝句》（卷三）、《秋浦途中》（卷四）、《送薛邽二首》（外集。诗中有“明年未去池阳郡，更乞春时却重来”之句，盖守池时所作）、《登九峰楼》（外集）

〔编年文〕《祭木瓜神文》（卷十四）、《上白相公启》（卷十六。白相公，白敏中也。据《旧唐书·宣宗纪》，会昌六年四月，白敏中拜相，此启盖白敏中拜相后，杜牧所上）

宣宗大中元年丁卯（847年）

闰三月，令会昌五年所废寺听僧尼修复。“是时君相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通鉴》）

杜牧四十五岁。为睦州刺史。

〔编年诗〕《初春有感寄歙州邢员外》（卷四。邢员外即邢群，字涣思。本集卷八《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志铭》：“涣思罢处州，授歙州，某自池转睦，歙州相去直西东三百里。”故知此诗乃本年所作）、《正初奉酬歙州刺史邢群》（卷四。邢群《郡中有怀寄上睦州员外十三兄》诗，旧混入《樊川文集》中，冯集梧注本据《全唐诗》正之。许浑《丁卯集》卷上有《酬邢杜二员外》诗，序云：“新安邢员外怀洛下旧居，新定杜员外思关中故里，各蒙缄示，因寄二诗以酬”）、《送卢秀才一绝》（卷四。本集卷十《送卢秀才赴举序》云：“去岁九月，余自池改睦，凡同舟三千里，复为余留睦七十日，今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丐矣。”盖即此卢秀才也）

〔编年文〕《送卢秀才赴举序》（卷十）

大中二年戊辰（848年）

九月，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至是德裕已四贬。（《旧唐书·李德裕传》谓德裕贬崖州司户在大中二年冬，《唐大诏令集》卷五十八《李德裕崖州司户制》注：“大中二年九月。”今从之。《旧唐书·宣宗纪》记于大中三年九月，误。）

杜牧四十六岁。为睦州刺史。与吏部尚书高元裕书，又与刑部崔尚书书，发抒抑郁之怀。

本集卷十六《上吏部高尚书状》：“某启：人惟朴樕，材实朽下，三守僻左，七换星霜，拘挛莫伸，抑郁谁诉？每遇时移节换，家远身孤，吊影自伤，向隅独泣。将欲渔钓一壑，栖迟一丘，无易仕之田园，有仰食之骨肉，当道每叹，末路难循，进退唯艰，愤悱无告。”按状中有“三守僻左，七换星霜”之语，杜牧于会昌二年守黄州，其后移池、移睦，至本年恰为七年，故知此文乃本年所作。状中又云：“江山绝域，登临已秋，猿吟鸟思，草衰木坠。”盖作于初秋尚未奉到内擢之敕之时。吏部高尚书即高元裕，高元裕于会昌五六年间为宣歙观察使，大中元年，入授吏部尚书，大中二年，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新旧《唐书·高元裕传》、吴廷燮《唐方镇年表》）杜牧此文，盖作于大中二年高元裕在朝为吏部尚书、未出为节度使之时。本集卷十六《上刑部崔尚书状》：“某启：某比于流辈，疏阔慵怠，不知趋向，惟好读书，多忘，为文，格卑。十年为幕府吏，每促束于簿书宴游间。刺史七年，病弟孀妹百口之家经营衣食，复有一州赋讼，私以贫苦焦虑，公以愚恐败悔，仍有嗜酒多睡厕于其间，是数者相遭于多忘、格卑之中，书不得日读，文不得专心，百不逮人，所尚业复不能尺寸铢两自强自进，乃庸人辈也，复何言哉！”文中亦有“刺史七年”之语，情思与《上吏部高尚书状》相似，盖亦本年所作。

八月，内擢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盖宰相周墀援引之力。

九月初，自睦州启程，取道金陵（江苏南京市）、宋州（河南商丘市），十二月，至长安。

按本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杭州启》，作于大中三年（详后），启中云：“自去年八月，特（‘特’字本集作‘时’，据《全唐文》校改）蒙奖擢，授以名曹郎官，史氏重职，七年弃逐，再复官荣。……去年十二月至京。”则杜牧内擢在大中二年八月，故本集卷三《除官归京睦州雨霁》诗有“秋半吴天霁”及“溪山侵两越，时节到重阳”之语，而本集卷十《宋州宁陵县记》作于大中二年十一月，题云：“尚书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杜某。”盖途中作也。然本集卷十六《上周相公启》云：“伏奉三月八日敕，除尚书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与《上宰相求杭州启》所云“八月”者不合。周相公即周墀，周墀为相，《旧唐书·宣宗纪》记于大中二年三月己酉，《新唐书·宣宗纪》记于大中二年五月己未，《新唐书·宰相表》则又系于大中二年正月己卯，三处记载不同。本集卷七《唐故东川节度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赠司徒周公墓志铭》则云：“二年五月，以本官平章事。”《通鉴》亦作“五月”，盖以“五月”为是。杜牧内擢，周墀之力。（《上周相公启》云：“不意相公拔自污泥，升于霄汉。”《祭周相公文》云：“相公怜悯，极力掀拔。爰及作相，首取西归，授之名曹，帖以重职。”）若周墀五月始为相，则无由于三月中援引杜牧，故《上周相公启》中“三月八日”盖本作“八月三日”，而后人传抄，日月误倒也。

杜牧自睦州启程赴京，在九月初。本集卷三《除官归京睦州雨霁》诗有“时节到重阳”之句，《秋晚早发新定》诗有“解印书千轴，重阳酒百缸”句，可证。

《自撰墓铭》：“出守黄、池、睦三州，迁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旧唐书》本传：“出牧黄、池、睦三郡，复迁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新唐书》本传：“历黄、池、睦三州刺史，入为司勋员外郎，常兼史职。”

妻兄裴希颜卒。

杜牧娶裴氏，朗州刺史裴偃之女。（《自撰墓铭》）裴偃为东眷裴氏，代宗朝宰相裴冕之侄。裴偃曾为盩厔、河西令，道、朗二州刺史。杜牧作《唐故邕府巡官裴君墓志铭》（本集卷九）谓裴希颜为人“温良柔友，穷居鄠县，饥寒馀二十年，未尝出一言以愠不足。司农卿裴及为邕府经略使，辟君为从事，得南方疾归。大中二年某月日，卒于其家”。

二月，从兄悰徙西川节度使。（《玉谿生年谱会笺》）

十月，牛僧孺卒于东都，年六十九。（杜牧后为牛僧孺撰墓志铭，见本集卷七。）

〔编年诗〕《江南怀古》（卷三。诗有“戊辰年向金陵过”句，故知为本年作，盖自睦州入京，道出金陵也）、《秋晚早发新定》（卷三）、《除官归京睦州雨霁》（卷三）、《夜泊桐庐先寄苏台卢郎中》（卷三）、《朱坡绝句三首》（卷二。诗中有“故国池塘倚御渠，江城三诏换鱼书”句，杜牧自黄迁池，自池迁睦，三州皆临江，故云“江城”，故知此诗为守睦时作，惟作于何年则不可考，姑附于此，以下诸诗并同）、《忆游朱坡四韵》（卷二。此与《朱坡绝句》殆同时作）、《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卷二。冯集梧《樊川诗集注》云：“此诗牧之在睦州时作，盖为李中敏等发也”）、《睦州四韵》（卷三）、《题新定八松院小石》（卷三）

〔编年文〕《宋州宁陵县记》（卷十）、《上周相公启》（卷十六）、《上吏部高尚书状》（卷十六）、《上刑部崔尚书状》（卷十六）

大中三年己巳（849年）

二月，吐蕃内乱，陇西人民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归。以太仆卿陆耽为宣谕使，诏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皆出兵应接。六月，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取原州及石门等六关。七月，灵武节度使朱叔明取安乐州，邠宁节度使张君绪取萧关，凤翔节度使李玭取秦州。（参《通鉴》）

杜牧四十七岁。为尚书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正月，奉诏撰故江西观察使韦丹遗爱碑。

本集卷七《唐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讲议政事，及于循吏，且称元和中兴之盛，言理人者谁居第一。丞相墀言：‘臣尝守土江西，目睹观察使韦（“韦”字，本集误作“契”，兹校改）丹有大功德，被于八州，殁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为理，所至人思，江西之政，熟于听闻。’乃命守臣纥干臮上丹之功状，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诏书，授史臣尚书司勋员外郎杜牧曰：‘汝为丹序而铭之，以美大其事。’”

《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唐纪六十四》：“（大中）三年，春正月，上与宰相论元和循吏孰为第一。周墀曰：‘臣尝守土江西，闻观察使韦丹功德被于八州，没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乙亥，诏史馆修撰杜牧撰丹遗爱碑以纪之。”

李商隐时在长安，作两诗赠杜牧，致钦佩之意。

冯浩《玉谿生诗笺注》卷三《赠司勋杜十三员外》诗：“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杜秋’，冯浩校改为‘杜陵’，并注云：‘按《戊签》作“杜陵”，他本作“杜秋”。朱氏曰：“一作陵，误。”今详味诗情，必“杜陵”是也。’按此句应以作‘杜秋’者为是，冯浩从《戊签》改为‘杜陵’，不妥。冯浩以为杜牧《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即是李商隐所谓‘杜陵诗’。按杜牧出守吴兴在大中四年秋[详后]，而李商隐此诗乃大中三年春杜牧奉诏撰韦丹碑时所作，见李诗自注，自不能预先提到杜牧大中四年之诗，且杜牧出守吴兴时已迁官吏部员外郎，亦不能再称之为‘杜牧司勋’矣。《杜秋诗》虽是杜牧十馀年前旧作，此诗在当时盖甚出名，乃杜牧得意作品。张祜在池州时，杜牧亦曾出以相示，张祜作《读池州杜员外杜秋娘诗》加以称赞曰：‘可知不是长门闭，也得相如第一词。’[同文书局缩印本《全唐诗》卷十九]故此时李商隐亦特提出《杜秋诗》，称赞杜牧之代表作。）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原注：时杜奉诏撰韦碑）。”同书同卷又有《杜司勋》诗：“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

据冯浩《玉谿生年谱》（《玉谿生诗笺注》卷首），李商隐于大中二年自桂州北还长安，大中三年，选为盩厔尉，京兆尹奏署掾曹，令典章奏，故居长安。李商隐为晚唐重要之诗人，以前与杜牧盖不相识，本年始结交也。（李商隐《述德抒情诗》称杜悰为外兄，则与杜家似亦有戚谊。）

以所著《孙子注》献于宰相周墀。

本集卷十二《上周相公启》：“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乱者，未有暴乱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国家者。……长庆兵起，自始至终，庙堂之上，指踪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数。……不教人之（《唐文粹》无‘之’字）战，是谓弃之；则谋人之国，不能料敌，不曰弃国可乎？某所注《孙武》十三篇虽不能上穷天时，下极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长庆、宝历之兵，形势虚实，随句解析，离为三编，辄敢献上，以备阅览。”周相公即周墀。按周墀为相在大中二年五月（说详上年），其罢相，据《旧唐书·宣宗纪》，在大中三年三月，《新唐书·宣宗纪》在大中三年四月，《宰相表》同，《通鉴》亦在四月，则当以四月为是。杜牧于大中二年十二月抵京，则此书盖作于本年四月以前也。杜牧重视兵法，曾搜求自古以来之兵书，凡十数家，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最佳，因为之注。（本集卷十《注孙子序》）杜牧对于所作《孙子注》颇自负，曾曰：“某平生好读书，为文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读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深矣。’因注其书十三篇，乃曰：上穷天时，下极人事，无以加也，后当有知之者。”（《自撰墓铭》）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杜牧注《孙子》三卷”条谓：“世谓牧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知兵者将有取焉。”宋吉天保集曹操以后注《孙子》者十家，为《孙子十家会注》，杜牧注亦收入其中。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壬申年五月十一日：“校《孙子十家注》。曹公、李筌以外，杜牧最优，证引古事，亦多切要，知樊川真用世之才，其《罪言》《原十六卫》等篇，不虚作也。”

八月，河陇收复后，老幼千馀人来长安，脱胡服，易汉服，宣宗登延喜门楼见之，皆舞蹈呼万岁。杜牧亲睹其盛，作诗歌颂。

《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唐纪六十四》：大中三年八月乙酉，“河陇老幼千馀人诣阙。己丑，上御延喜门楼见之，欢呼舞跃，解胡服，袭冠带，观者皆呼万岁”。本集卷二《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诗：“捷书皆应睿谋期，十万曾无一镞遗。汉武惭夸朔方地，宣王休道太原师。威加塞外寒来早，恩入河源冻合迟。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

唐代自肃宗以后，河西陇右逐渐为吐蕃统治者所侵据，边防前线止于邠州、陇州，距京都长安仅数百里。代宗时，吐蕃曾一度侵入长安，而陇右河西人民受吐蕃统治者之压迫奴役，亦无日不望收复失地，重归唐朝。杜牧对于国事最关心者，即是削平藩镇，收复河湟，《郡斋独酌》诗自述志向，所谓“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者也。曾作《河湟》诗，慨叹代宗时元载建议收复河湟，其后宪宗亦有收复河湟之志，惜均未实现。武宗稍能振作，拟复河湟，杜牧作《皇风》诗，寄托希望。大中初，陇右收复，故杜牧作诗表示欢庆也。

闰十一月，上书于宰相求杭州刺史，因京官俸薄，不如刺史俸禄之厚，不能供养病弟与孀妹也。

本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杭州启》：“某启：某于京中唯安仁旧第三十间支屋而已。长兄慥罢三原县令，闲居京城，弟□一举进士及第，有文章时名，不幸得痼疾，坐废十三年矣，今与李氏孀妹寓居淮南，并仰某微官以为糇命。某前任刺史七年，给弟妹衣食有馀，兼及长兄，亦救不足，是某一身作刺史，一家骨肉四处安活。自去年八月，特（‘特’字本集作‘时’，据《全唐文》校改）蒙奖擢，授以名曹郎官，史氏重职，七年弃逐，再复官荣，归还故里，重见亲戚，言于鄙诚，已满素志。自去年十二月至京，以旧第无屋，与长兄异居。今秋已来，弟妹频以寒馁来告。某一院家累亦四十口，狗为朱马，缊作由袍，其于妻儿，固宜穷饿。是作刺史则一家骨肉四处皆泰，为京官则一家骨肉四处皆困。谋于知友曰：‘杭州大郡，今月满可求，欲干告吾相，次活家命，以为如何？’皆曰：‘子七年三郡，今始归复，相国知子，必欲次第叙用，子今复求刺史，得不生相国疑怪乎？’某答曰：‘是何言与？某惟恃吾相之知，始敢干求。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杭州户十万，税钱五十万，刺史之重，可以杀生，而有厚禄，朝廷多用名曹正郎有名望而老于为政者而为之。某今官为外郎，是官位未至也；前三任刺史，无异政闻于吾相，是为政无取也；今若得遂所求，非惟超显，兼活私家，某若不恃吾相之知而求之，是狂躁妄庸人也。’坠井者求出，执热者愿濯，古人以此二者譬喻所切也。某今所切，是坠于绝壑而衣挂于树杪，覆在鼎中，下有热火，而水将沸，与古所喻，则复过之。辄敢具疏血诚，上干尊重，冀垂恩怜，或赐援拯。㥪㥪丹恳，不胜惶惧恳悃之至。谨启。”按本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湖州启》作于大中四年（详后），而《第三启》中云：“某去岁闰十一月十四日，辄书微恳，列在长启，干黩尊重，乞守钱塘。”故知《上宰相求杭州启》作于本年闰十一月。时周墀已罢相，为相者乃白敏中、崔铉、魏扶也。（《新唐书·宰相表》）

六月，邢群卒于洛阳，年五十。（后杜牧为撰墓志铭，见本集卷八。墓志中云：“大和三年六月八日卒。”“大和”应是“大中”之误。）

十二月，李德裕卒于崖州贬所，年六十三。（李德裕之卒，《旧唐书·宣宗纪》与《李德裕传》皆记于大中三年十二月，《通鉴》于大中三年末书：“己未，崖州司户李德裕卒。”脱去纪月。据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大中三年十二月庚戌朔，则己未应是十二月初十日。张采田先生《玉谿生年谱会笺》引冯浩说曰：“《通鉴》书‘己未，李德裕卒’，而脱去纪月，今检其上文，‘闰十一月丁酉’，下书‘甲戌’，而又书‘己未’，已阅八十三日，则己未当入明年正月矣。”于是定李德裕卒年在大中四年正月。按冯说非是。大中三年闰十一月辛巳朔，丁酉是闰十一月十八日，己未上距丁酉仅二十二日，是十二月初十日，至于甲戌，则在己未之后十五日，应是大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甲戌本在己未之后，《通鉴》误书于前，不能据此以疑李德裕之卒年也。苟如冯氏之说，《通鉴》所书“己未李德裕卒”之“己未”乃在甲戌后者，今按甲戌为大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文已考明，则甲戌后之己未，相距四十五日，应是大中四年二月初十日[是年二月庚戌朔]，《通鉴》不至于将大中四年二月之己未误书于大中三年末也。故今仍从《旧唐书·宣宗纪》与《李德裕传》，书李德裕之卒于大中三年十二月。）

〔编年诗〕《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卷二）、《奉和白相公圣德和平致兹休运岁终功就合咏圣明呈上三相公长句四韵》（卷二。据冯集梧《樊川诗集注》，白相公诗乃贺收复河湟者，故知杜牧和诗乃本年所作）、《送容州中丞赴镇》（卷二。容州中丞，唐持也。据《唐方镇年表》，唐持于大中三年自工部郎中出为容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经略招讨使）、《夏州崔常侍自少常亚列出领麾幢十韵》（卷二。《唐方镇年表》，夏绥节度使，大中元、二年阙，大中三年下引杜牧此诗为证，崔常侍出为夏绥节度使。）

〔编年文〕《唐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卷七）、《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卷七。按牛僧孺之葬在大中三年五月，见《唐文粹》李珏所撰牛僧孺神道碑，李商隐《樊南文集》卷七《樊南乙集序》云：“是岁葬牛太尉，天下设祭者百数。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有杜司勋之志。’”故知杜牧作牛僧孺墓志盖在本年）、《上周相公启》（卷十二）、《进撰故江西韦大夫遗爱碑文表》（卷十五）、《为中书门下请追尊号表》（卷十五。按《旧唐书·宣宗纪》，追尊号在大中三年十二月）、《谢许受江西送彩绢等状》（卷十五）、《上宰相求杭州启》（卷十六）

大中四年庚午（850年）

杜牧四十八岁。转吏部员外郎。夏，三上宰相启求湖州。

秋，出为湖州刺史。（湖州又名吴兴郡，治所乌程县，今浙江湖州市。）

本集卷十六有《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启》《第二启》《第三启》三篇。《第二启》中有“某今生四十八年矣”之语，故知为本年作，又有“当盛暑时，敢以私事及政事堂启干丞相”语，故知为夏间作。《第一启》云：“人有爱某者，言于某曰：‘吏部员外郎，例不为郡。’”故知杜牧本年已转吏部员外郎。本集卷三有《新转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吴兴，书此篇以自见志》诗，故知杜牧本年秋出守湖州。按《新唐书·百官志》，吏部员外郎二人，一人判南曹。文散阶二十九，从五品下，曰朝散大夫。杜牧盖以吏部员外郎判南曹，其官为从六品上，而阶则可至从五品下也。杜牧之求湖州，仍为供养病弟。其《第三启》云：“伏以病弟孀妹，因缘事故，寓居淮南，京中无业，今者不复西归，遂于淮南客矣。……食不继月，用不给日，闭门于荒僻之地，取容于里胥游徼之辈。……所可仰以为命者，在三千里外一郎吏尔。复有衣食生生之所须，悉多欠阙，欲其安活而无叹咤悲恨，不可得也。……今年七月，湖州月满，敢辄重书血诚，再干尊重，伏希怜悯，特赐比拟。某伏念骨肉，悉皆早衰多病，常不敢以寿考自期，今更得钱三百万，资弟妹衣食之地，假使身死，死亦无恨。湖州三考，可遂此心。湖州名郡也，私诚难遂也，不遇知己，岂得如志？沥血披肝，伏纸迸泪，伏希殊造，或赐济活。下情无任恳悃惶惧之至。”

《自撰墓铭》：“转吏部员外郎，以弟病乞守湖州。”《旧唐书》本传：“转吏部员外郎，又以弟病免归，授湖州刺史。”（按“以弟病免归”句与事实不合。）《新唐书》本传：“改吏部，复乞为湖州刺史。”

杜牧屡次上书于宰相，请求外放，所提出之原因是刺史官俸厚，可以供养病弟孀妹，但其中可能另有隐衷，即是不满于当时朝政，以为在朝亦不能有所作为，故愿外出也。观本集卷二《长安杂题长句六首》写当时长安城中朝廷粉饰太平，权贵争为豪侈，而自己则淡泊自守，“自笑苦无楼护智，可怜铅椠竟何功”，“江碧柳深人尽醉，一瓢颜巷日空高”，以及《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诗“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叶梦得《叶先生诗话》卷中，谓杜牧此诗盖不满于当时，故末有“昭陵”之句），可以参悟其中消息矣。

《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三《杜牧》篇引《唐阙文》（《唐阙文》疑是《唐阙史》之误，但此段文中字句又与今本《唐阙史》不同）记杜牧守湖州之逸事，大旨谓：大和末，牧复自侍御史出佐沈传师江西、宣州幕，闻湖州名郡，风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游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为之张水嬉，两岸观者如堵。将罢，舟舣岸，于丛人中有里姥引鸦头女，年十馀岁。杜牧熟视曰：“此真国色。”因使语其母，约为后期。姥曰：“他年失信，复当何如？”杜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来，乃从尔所适可也。”母许诺，因以重币结之，为盟而别。故杜牧归朝，颇以湖州为念。然以官秩尚卑，殊未敢发。寻拜黄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杜牧素与周墀善，会墀为相，乃并以三笺干墀，乞守湖州，意以弟□目疾，冀于江外疗之。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则已十四年矣，所约者已从人三载而生三子。牧既即政，函使召之。其母惧其见夺，携幼以同往。杜牧诘其母曰：“曩既许我矣，何为反之？”母曰：“向约十年，十年不来而后嫁，嫁已三年矣。”杜牧俯首移晷曰：“其词也直，强之不祥。”乃厚为礼而遣之。因赋诗以自伤曰：“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按此段所记是否事实，甚可疑，以其与杜牧行迹及史事颇有舛忤，且于情理亦不合也。杜牧出守湖州在大中四年，非三年，其时周墀已罢相，杜牧自不能以三笺干墀。杜牧平生凡两佐宣州幕，第一次在大和五年，从沈传师，第二次在开成二年，从崔郸，若自守湖州时上溯十四年，应指第二次佐宣州幕时，时沈传师已卒矣，不得云出佐沈传师江西、宣州幕也。杜牧在大中三、四两年中，四次上书于宰相，请求外放，先求杭州，不能得，始求湖州，亦并非专求湖州。此皆其可疑之点。且杜牧如欲得此女，自可以践约为名，遣人迎致，不必定求为湖州刺史。唐制：地方官吏娶百姓女为妻妾，“有逾格律”（《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吴汝讷传》）。以刺史而娶本地民女为妾，乃违犯官纪之事，杜牧何为必欲出此？此亦于情理不合者。杜牧生平不拘礼教，而“自是寻春去校迟”一诗（此诗不见于杜牧外甥裴延翰所编之《樊川文集》中，宋人所编《樊川外集》中有之，题曰《叹花》），又似有所寄托，或好事者因此诗附会而成此故事，未必可信也。

姊夫裴俦为江西观察使。（《唐方镇年表》）

〔编年诗〕《长安杂题长句六首》（卷二。诗有“谁识大君谦让德”句。原注：“圣上不受徽号。”冯集梧《樊川诗集注》曰：“《唐会要》：文宗太和七年十二月，宰臣王涯等请册徽号，不许。开成二年二月，宰相郑覃等频表请，上固谦抑，不允；宣宗大中三年十二月，群臣以河湟既复，请加尊号，上深执谦让，三表不许。此云不受徽号，未知是文是宣，然六诗以‘四海一家无一事’起，而以‘一豪（毫）名利斗蛙蟆’结之，其为收复河湟后作与？”按冯说是也。大和七年、开成二年，杜牧均不在京都，大中三四年间则在京都，四年秋始出守湖州，观诗中语似春日所作，故定为大中四年）、《题永崇西平王宅太尉愬院六韵》（卷二。诗中末二句：“陇山兵十万，嗣子握雕弓。”自注：“今凤翔李尚书，太尉长子。”按“凤翔李尚书”盖谓李玭。据《唐方镇年表》，李玭为凤翔节度使在大中三四年时，此诗当是此时所作，故系于本年）、《题桐叶》（卷二。诗云“去年桐落故溪上”，又云：“三吴烟水平生念，宁向人间道所之？”盖大中四年守湖州时所作。大中三年杜牧在长安，故曰“去年桐落故溪上”）、《道一大尹存之学士庭美学士简于圣明自致霄汉皆与舍弟昔年还往牧支离穷悴窃于一麾书美歌诗兼自言志因成长句四韵呈上三君子》（卷二。冯集梧《樊川诗集注》谓：“此存之学士当是毕。”又据《旧唐书·宣宗纪》，大中二年八月，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毕□为刑部侍郎，及《新唐书·毕□传》，拜刑部侍郎，出为邠宁节度使，谓“毕□居学士即在大中元、二年间”。钺按，毕□自学士出镇，《新唐书·毕□传》未言在何年，据《通鉴》，则在大中六年六月，《通鉴》又谓：“上欲重其资履，六月壬申，先以□为刑部侍郎，癸酉，乃除邠宁节度使。”是毕□于大中六年出镇时始拜刑部侍郎，以前则为学士，《旧唐书·宣宗纪》中所记大中二年八月毕□为刑部侍郎，盖有疏误。大中四年杜牧出守湖州时，毕□正为学士也）、《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卷二）、《寄李起居四韵》（卷三。诗有“前溪碧水冻醪时”之句，前溪在湖州，故知为守湖州时作。冯集梧注谓“李起居当是郢”，非是。杜牧在湖州赠李郢诗称“李郢秀才”，是李郢此时并未做官，不得又称之为“李起居”[起居舍人是官名]也）、《新转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吴兴书此篇以自见志》（卷三）、《题白□洲》（卷三。白□洲在湖州城东南，诗作于秋日，殆本年初到任时欤）、《将赴湖州留题亭菊》（卷三）、《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卷三。冯集梧《樊川诗集注》曰：“李郢有《和湖州杜员外冬至日白□洲见忆》诗云：‘白亭上一阳生，谢朓新诗锦绣成。千嶂雪消溪影绿，几家梅绽海波清。已知鸥鸟长来狎，可许汀洲独有名。多愧龙门重招引，即抛田舍棹舟行。’与杜牧此诗用韵并同。惟李题云‘冬至’，而此云新正，然两诗语意相直，兼杜用‘白□’，亦是湖州故事，知此题‘湖南’当是‘湖州’之误。”钺按，冯说是也。惟题中“正初”，固应解释为新正，但李郢和诗题明言“冬至日”，而杜牧诗中用“寒水”“雪舟”，亦似冬日口气，“白□芽欲吐”，可能指冬至阳生而言，故“正初”二字疑亦有误）、《题吴兴消暑楼十二韵》（外集。诗有“燕任随秋叶”及“楚鸿行尽直”之句，盖本年秋初到任时所作）、《奉送中丞姊夫俦自大理卿出镇江西叙事书怀因成十二韵》（外集）、《中丞业深韬略志在功名再奉长句》（外集）

〔编年文〕《上河阳李尚书书》（卷十三。河阳李尚书，盖李拭也。《旧唐书·宣宗纪》：“（大中四年）九月，以朝请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孟州刺史、河阳三城节度使李拭为太原尹。”是李拭节度河阳，在大中四年九月以前。按文中有“已筑七关，取陇城，缉为郡县”之语，取七关在大中三年六七月间，则此书之作，必在大中三年七月之后，大中四年秋之前，故系于本年。时杜牧方求外放，故书中曰：“某多病早衰，志在耕钓，得一二郡，资以退休，以活骨肉”）、《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启》（卷十六）、《第二启》（卷十六）、《第三启》（卷十六）

大中五年辛未（851年）

正月，沙州人张义潮逐吐蕃，摄州事，奉表来报，命为沙州防御使。（《通鉴》）四月，党项粗定，诏绥抚之。（参《通鉴》）十月，张义潮略定瓜、伊、西、甘等十州，遣兄张义泽入献图籍。十一月，置归义军于沙州，以张义潮为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通鉴》）

杜牧四十九岁。为湖州刺史。三月，至顾渚山督采春茶，游明月峡。

本集卷三有《题茶山》《茶山下作》《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呈宾客》诸诗。冯集梧注引《西清诗话》云：“唐茶品虽多，惟湖州紫笋入贡。紫笋生顾渚，在湖常二郡之间。当采茶时，两郡守毕至，最为盛会。唐杜牧诗所谓‘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刘禹锡‘何处人间似仙境，春山携妓采茶时’。皆以此。”故知此诸诗乃本年守湖州至顾渚山督采茶时所作。《题茶山》诗有“景物残三月，登临怆一杯”之句，故知在三月间也。

《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五湖州长城县：“顾山在县西北四十二里，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按，顾渚山一名顾山。）尤袤《全唐诗话》卷二“袁高”条：“唐制：湖州造贡茶最多，谓之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斤，大历后始有进奉。”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引陆羽《茶经》云：“浙西湖州为上，常州次之。湖州出长城（原注：今长兴）顾渚山中，常州出义兴（原注：今宜兴）君山悬脚岭北岸下。”

王得臣《麈史》卷中“书画”条：“武功苏泌进之，子美子也。任湖北运判，按行至鄂，予时守郡，苏出其曾王父国老所收杜牧之村舍门扉之墨迹，隐然突起，良可怪也。其所书曰：‘暮春因游明月峡，故留题，前霅纠史杜牧。从前闻说真仙景，今日追游始有因。满眼山川流水在，古来灵迹必通神。’国老云：‘杜罢牧吴兴，游长兴之明月峡，留字于村居门扉，至今二百年。予壬子岁宰乌程，闻此说，托陈骧往彼得之，字体遒媚，隐出木间，真希世之墨宝也。’”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一，浙江湖州府长兴县顾渚山，“傍又有二山相对，号明月峡，绝壁峭立，大涧中流，产茶绝佳”。故杜牧游明月峡，盖即在本年春来顾渚山督采茶时。《麈史》中述苏国老之言，谓杜牧游明月峡在“罢牧吴兴”时，盖揣度之词，不足据。杜牧罢郡在本年八月间（详后），如罢郡来游，不应题曰“暮春因游明月峡”也。（游明月峡绝句诗，本集及外集、别集均未收。）

秋，拜考功郎中、知制诰。罢郡得替后，曾游玲珑山，旋即赴京供职。

本集卷三有《八月十二日得替后移居霅溪馆因题长句四韵》诗，故知杜牧内擢考功郎中、知制诰当在七八月间。

《自撰墓铭》：“拜考功郎中、知制诰。”《旧唐书》本传：“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诰。”

周密《癸辛杂识》前集“吴兴园圃”条：“玲珑山，在卞山之阴，嵌空奇峻，略如钱塘之南屏及灵隐、芗林，皆奇石也。有洞曰归云，有张谦中篆书于石上，有石梁，阔三尺许，横绕两石间，名定心石，傍有唐杜牧题名云：‘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八日来。’”

《太平广记》卷一百四十四引《感定录》：“唐杜牧……自湖州刺史拜中书舍人，题汴河云：‘自怜流落西归疾，不见春风二月时。’自郡守入为舍人，未为流落，至京果卒。”（按谓“杜牧自湖州刺史拜中书舍人”，误。杜牧于大中六年始由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也。）

修治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常召亲友，同往游赏。

裴延翰《樊川文集序》：“长安南下杜樊乡，郦元注《水经》，实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别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吴兴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尽吴兴俸钱创治其墅，出中书直，亟召昵密，往游其地，一旦，谈啁酒酣，顾延翰曰：‘司马迁云：自古富贵其名磨灭者，不可胜纪。我适稚走于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为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贵，要有数百首文章，异日尔为我序，号《樊川集》；如此，顾樊川一禽鱼，一草木，无恨矣。庶千百年未随此磨灭邪！’”按裴延翰字伯甫，乃杜牧姊夫裴俦之子。（《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二月，弟□卒，年四十五。（大中六年二月，归葬先茔，杜牧为撰墓志铭，见本集卷九。）

二月，周墀卒于东川节度使任所，年五十九。（大中六年二月，归葬河南县先茔，杜牧为撰墓志铭，见本集卷七。）

〔编年诗〕《沈下贤》（卷二。沈下贤乃吴兴人，诗中所云小敷山，乃沈故居，在吴兴西南二十里，故知此诗为守湖州时作）、《题茶山》（卷三）、《茶山下作》（卷三）、《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卷三）、《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呈宾客》（卷三）、《早春赠军事薛判官》（卷三）、《代吴兴妓春初寄薛军事》（卷三）、《八月十二日得替后移居霅溪馆因题长句四韵》（卷三）、《隋堤柳》（卷三）、《途中一绝》（卷四。冯集梧注引《郡阁雅谈》谓杜牧舍人罢任浙西，道中有诗云云）、《和严恽秀才落花》（外集。据同文书局缩印本《全唐诗》卷二十三皮日休《伤进士严子重诗序》，严恽乃湖州人）

〔编年文〕《唐故进士龚轺墓志》（卷九）、《上盐铁裴侍郎书》（卷十三。裴侍郎即裴休。《旧唐书·宣宗纪》，大中五年二月，以户部侍郎裴休充诸道盐铁转运使）、《祭周相公文》（卷十四）、《祭龚秀才文》（卷十四）、《贺平党项表》（卷十五）、《裴休除礼部尚书裴谂除兵部侍郎等制》（卷十七。据《旧唐书·宣宗纪》，裴休除礼部尚书，裴谂除兵部侍郎，均在大中五年九月）、《李文举除睦州刺史制》（卷十八。据《旧唐书·宣宗纪》，李文举贬睦州刺史，在大中五年十二月）、《张直方授左骁卫将军制》（卷十九。《通鉴·唐纪六十五》：大中五年十一月“右羽林统军张直方坐出猎累日，不还宿卫，贬左骁卫将军”）、《姜阅贬岳州司马等制》（卷二十。《旧唐书·宣宗纪》：大中五年“十二月，盗斫景陵神门戟……贬宗正卿李文举睦州刺史、陵令吴阅岳州司马、奉先令裴让隋州司马”。吴阅，杜牧文中作“姜阅”，“姜”与“吴”二字必有一误）、《朱能裕除景陵判官制》（卷二十。朱能裕除景陵判官，盖即在大中五年十二月景陵令吴阅被贬之时）、《沙州专使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授官制》（卷二十。按吴安正等盖即张义潮所遣随张义泽入朝献图籍者）、《敦煌郡僧正慧菀除临坛大德制》（卷二十）

大中六年壬申（852年）

衡州民邓裴举兵起义。四月，湖南团练副使冯少端镇压之。（按邓裴在衡州起义事，新、旧《唐书·宣宗纪》均失载，兹据《通鉴》。）

杜牧五十岁。迁中书舍人。

《自撰墓铭》：“周岁，拜中书舍人。”《旧唐书》本传：“岁中，迁中书舍人。”《新唐书》本传：“逾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

见温庭筠诗，赏之。温庭筠致书于杜牧，望其汲引。

《全唐文》卷七百八十六温庭筠《上杜舍人启》：“某闻物乘其势，则彗汜（泛）画涂，才戾于时，则荷戈入棘。必由贤达之门，乃是坦夷之径。是以陆机行止，惟系张华；孔闿文章，先投谢眺（朓）。遂得名高洛下，价重江南。……李郢秀奉扬仁旨，窃味昌言。岂知沈约扇中，犹题拙句；孙宾车上，欲引凡姿。进不自期，荣非始望。今者末涂怊怅，羁宦萧条，陋容须托于媒扬，沈痼宜蠲于医缓。亦尝临铅信史，鼓箧遗文，颇知甄藻之规，粗达显微之趣。倘使阁中撰述，试传名臣，楼上妍媸，暂陪诸隶，微回木铎，便是云梯。敢露诚情，辄干墙仞。”杜舍人盖即杜牧，观启中所言，杜牧盖颇欣赏温庭筠诗，曾托人致意，故庭筠上书于杜牧，望其汲引。温庭筠亦晚唐著名诗人，大中元年，应进士举不第（据夏承焘先生《唐宋词人年谱》中《温飞卿系年》），盖即留居长安。顾嗣立《温飞卿诗集笺注》卷九集外诗有《华清宫和杜舍人》，即是和杜牧《华清宫三十韵》诗。杜牧与温飞卿往还之迹仅见于此。

十一月，病卒于长安安仁坊宅中。

《自撰墓铭》：“去岁（按谓大中五年）七月十日在吴兴，梦人告曰：‘尔当作小行郎。’复问其次，曰：‘礼部考功为小行矣（按考功郎中属吏部，“礼”字疑误），言其终典耳。’今岁九月十九日归，夜困，亥初就枕，寝得被势，久酣而不梦，有人朗告曰：‘尔改名毕。’十月二日，奴顺来言：‘炊将熟，甑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梦书片纸：‘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非也，过隙也。’予生于角星，昴毕于角为第八宫，曰病厄宫，亦曰八杀宫，土星在焉。火星继木星。工杨晞曰：‘木在张于角为第十一福德宫，木为福德，大君子救于其旁，无虞也。’予曰：‘自湖守不周岁迁舍人，木还福于角足矣。土、火还死于角，宜哉！’复自视其形，视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寿矣。某月某日，终于安仁里。”

外集有《留诲曹师等诗》：“万物有丑好，各一姿状分。唯人即不尔，学与不学论。学非探其花，要自拨其根。孝友与诚实，而不忘尔言。根本既深实，柯叶自滋繁。念尔无忽此，期以庆吾门。”（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上：“杜紫薇牧，位终中书舍人……临终留诗，诲其二子曹师、柅柅。”）又有《忍死留别献盐铁裴相公二十叔》诗：“贤相辅明主，苍生寿域开。青春辞白日，幽壤作黄埃。岂是无多士？偏蒙不弃才。孤坟一尺土，谁可为培栽！”皆临终之作。

新、旧《唐书·杜牧传》皆谓“卒年五十”，而未言卒于何年，杜牧《自撰墓铭》乃大中六年临终时所作，亦云“年五十”，故杜牧应卒于大中六年，年五十岁。钱大昕《疑年录》即用此说。近人岑仲勉作《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中山大学《史学专刊》第二卷第一期），其中考证杜牧卒年与旧说不同。岑氏据《樊川文集》卷十七有《归融册赠左仆射制》，又有《崔璪除刑部尚书苏涤除左丞崔玙除兵部侍郎等制》，又据《旧唐书·宣宗纪》，归融之卒在大中七年正月，崔璪诸人除官均在大中七年七月，因此推定杜牧之卒不得早于大中七年七月，如卒于大中七年，则应是五十一岁。按岑氏之说亦不足据。《旧唐书》诸帝纪中所载各官除授年月，皆据《实录》，似应可信，但宣宗以后，无有《实录》，五代时人修《旧唐书》，对于宣宗以后事迹，多方采获，补苴而成，其中难免疏舛（参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旧唐书》源委”条及“《唐实录》《国史》凡两次散失”条），故考订杜牧卒年，不能全信《旧唐书·宣宗纪》。兹举一事以明之。《樊川文集》卷十八有《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制》，而《旧唐书·宣宗纪》记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在大中十年正月，如全信《旧唐书·宣宗纪》，则杜牧卒年不但不应早于大中七年七月，而且至大中十年正月仍然健在，能撰写除官制书。此既决非事实，可见《旧唐书·宣宗纪》之常有舛误矣。吴廷燮《唐方镇年表考证》引《绍兴志》，唐浙东观察使李讷，大中六年任；又引《嘉泰会稽志》，大中六年八月，李讷自华州刺史授浙东，九年九月，贬潮州；而《通鉴》亦记，大中九年七月，浙东军乱，逐李讷；因此推断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应在大中六年八月，而《旧唐书·宣宗纪》所载者非是。按吴廷燮之说甚确，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在大中六年八月，时杜牧为中书舍人，故能撰李讷除官制。举此一例，说明《旧唐书·宣宗纪》所记除官年月，不免疏误，非尽可信，不能据以考订杜牧卒年。又如《樊川文集》卷十八有《郑液除通州刺史李蒙除陈州刺史等制》，而《旧唐书·宣宗纪》谓“（大中十二年）春正月，以晋阳令郑液为通州刺史”，盖亦有误，不能据此谓杜牧大中十二年犹健在也。故关于杜牧卒年，仍应据新、旧《唐书》本传及《自撰墓铭》，定为大中六年，年五十岁。至于岑氏所引《旧唐书·宣宗纪》所载归融之卒在大中七年正月，崔璪等三人除官在大中七年七月，盖均有舛误，不能据此以怀疑杜牧之卒年也。

杜牧兼长诗文，著有《樊川文集》二十卷，并工书画，亦曾填词。

杜牧兼长诗歌与古文，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二曰：“中唐以后，小杜才识，亦非人所及，文章则有经济，古近体诗则有气势，倘分其长，亦足以了数子。”又曰：“有唐一代，诗文兼擅者，惟韩、柳、小杜三家。”杜牧所著《樊川文集》二十卷，乃其甥裴延翰所编。延翰所作序中谓：杜牧于大中六年冬，“始少得恙，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发读书学文，率承导诱，伏念始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笔，比四出守，其间馀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涂稿醉墨，硕伙纤屑，虽适僻阻，不远数千里，必获写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签目，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得诗、赋、传、录、论辩、碑志、序记、书启、表制，离为二十编，合为四百五十首，题曰《樊川文集》”。宋人又编次《樊川外集》与《别集》，因鉴别不精，其中杂入他人之作，如李白、张籍、王建、张祜、赵嘏、李商隐、许浑诸人之诗，前人多已指出。（《樊川别集》乃北宋田概所编次，有熙宁六年序，外集亦北宋人所搜集。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谓《樊川续别集》三卷，其中十之八九是许浑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别集类四“樊川文集”条，以今所传本《别集》只一卷，较刘克庄所见者少二卷，遂疑为后人删定。杨守敬作景苏园影宋刊本《樊川文集序》，对此问题加以解释曰：“《别集》有熙宁六年田概序，明云五十九首，编为一卷，此本一一相合，安得有删削之事？则知后村所见《续别集》更为后人所辑，反不如此本之古。《全唐诗》编牧诗为八卷，其第七、八两卷皆此本所无，而与许《丁卯集》复者五首，当即后村所见之《续别集》中诗。”）《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有宋刊本，藏日本枫山官库，景苏园刊本《樊川文集》即据此影印者（杨守敬景苏园影宋本《樊川文集序》）。又有明刊本，《四部丛刊》曾据以影印。清冯集梧注《樊川诗集》四卷。

杜牧工书法，所书《张好好诗》真迹今存故宫博物院。叶奕苞云：“牧之书潇洒流逸，深得六朝人风韵。宗伯（按宗伯指董其昌）云：‘颜、柳以后，若温飞卿、杜牧之，亦名家也。’”（《金石录补》卷二十二“唐杜牧赠张好好诗”条）杜牧亦能画，米芾《画史》谓：“颍州公库，顾恺之维摩百补，是唐杜牧之摹寄颍守本者，置在斋龛，不携去，精采照人。”又曾填词，《尊前集》录杜牧《八六子》词，全首九十字。词体兴于民间曲子，有长调与短调。中、晚唐诗人作词皆用短调，即所谓小令，至北宋柳永始大量用长调作词，故后世均谓慢词（即长调）始于柳永。今观杜牧所作《八六子》词，有九十字，是则杜牧应为最早采用民间曲子中长调作词者。

杜牧妻河东裴氏，朗州刺史偃之女，先杜牧卒。子四人，女一人。长子晦辞，官终淮南节度判官，次子德祥，昭宗时为礼部侍郎。

《自撰墓铭》：“妻河东裴氏，朗州刺史偃之女，先某若干时卒。长男曰曹师，年十六；次曰柅柅，年十二；别生二男曰兰、曰兴，一女曰真，皆幼。”《旧唐书》本传：“子德祥，官至丞郎。”《金华子杂编》：“杜紫薇牧，位终中书舍人。……临终留诗，诲其二子曹师（原注：晦辞）、柅柅（原注：德祥）等云……晦辞终淮南节度判官。德祥，昭宗朝为礼部侍郎，知贡举，甚有声望。”（据《金华子杂编》，曹师即晦辞，乃杜牧长子，柅柅即德祥，乃杜牧次子。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谓杜牧三子：承泽字浚之，晦辞字行之，左补阙，德祥字应之，礼部侍郎，是杜牧长子名承泽，而曹师应是承泽，与《金华子杂编》不同。）

〔编年诗〕《华清宫三十韵》（卷二。顾嗣立《温飞卿诗集笺注》卷九集外诗有《华清宫和杜舍人》诗，即是和杜牧此诗，故是杜牧《华清宫》诗是为中书舍人时所作）、《早春阁下寓直，萧九舍人亦直内署，因寄书怀四韵》（卷二）、《秋晚与沈十四舍人期游樊川不至》（卷二。杜牧于大中五年冬到京，修治樊川别墅，此诗应是本年作。据岑仲勉《唐人行第录》，沈十七舍人即沈询，沈传师之子）、《留诲曹师等诗》（外集）、《忍死留别献盐铁裴相公二十叔》（外集）、《岁日朝回口号》（外集。诗云：“笑向春风初五十，敢言知命且知非？”）

〔编年文〕《唐故东川节度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赠司徒周公墓志铭》（卷七）、《唐故淮南支使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杜君墓志铭》（卷九）、《自撰墓铭》（卷十）、《贺生擒衡州草贼邓裴表》（卷十五）、《代裴相公让平章事表》（卷十五。裴休同平章事，《旧唐书·宣宗纪》在大中六年四月，《新唐书·宣宗纪》在八月，《宰相表》同，《通鉴》同）、《又代谢赐批答表》（卷十五）、《又谢赐告身鞍马状》（卷十五）、《论阁内延英奏对书时政记状》（卷十五。按请宰相人自为记，合付史官，乃裴休事，见《新唐书·裴休传》，此状盖代休作也）、《高元裕除吏部尚书制》（卷十七。《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七《高元裕传》：“入授吏部尚书，拜山南东道节度使。……在镇五年，复以吏部尚书召，卒于道，年七十六。”按高元裕出镇山南东道在大中二年，由二年至六年，首尾五年，故其内召应在本年）、《毕□除刑部侍郎制》（卷十七。据《通鉴》，毕□为刑部侍郎，在大中六年六月）、《李珏册赠司空制》（卷十七）、《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制》（卷十八）、《薛逵除秦州刺史制》（卷十八。《旧唐书·宣宗纪》：“（大中）六年春正月戊辰，以陇州防御使薛逵为秦州刺史、天雄军使，兼秦成两州经略使”）、《卢籍除河东副使李推贤殿中丞高湜除湖南推官薛廷傑桂管支使等制》（卷十九。按文中云“长沙始安”，盖指大中六年四月镇压衡州邓裴起义之事）、《赖师贞除怀州长史周少鄘除虢州司马王桂直除道州长史等制》（卷二十。按文中云：“湖外饥人，相聚为寇，荡覆乡县，势如燎火，盖不得已，遂至翦伐。”盖指大中六年四月镇压衡州邓裴起义之事）、《冯少端等湖南军将授官制》（卷二十。按冯少端即是本年四月率兵镇压衡州邓裴起义者）、《张直方贬恩州司户制》（卷二十。《通鉴》：大中六年十月“骁卫将军张直方坐以小过屡杀奴婢贬恩州司户”）

按本集卷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均是除官制书，皆杜牧于大中五年冬至大中六年冬为考功郎中、知制诰与中书舍人时所作。凡不能确定为大中五年或六年所撰者，均未列入编年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