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秦汉 四三　清君侧

吴地豫章郡（郡治在今江西南昌）有铜矿，又拥有沿海盐产等优越的经济条件，得铸钱和煮盐之利，于是国用饶足。国家不向百姓征赋，朝廷调发徭役时，吴王代百姓出钱以为偿代。又定时慰问地方有才之士，赏赐乡里有功人员。其他郡国的逃亡者来到吴国，追捕官吏要求送还，一律予以拒绝。

吴王刘濞利用铜山海盐的资源优势，吸引人口，发展经济，积累三十余年，得到国中民众的拥戴。这样的形势，使中央政府产生了权益受到侵夺的感觉。

汉文帝时，晁错就曾经数次上书指责刘濞的罪过，建议削其国土以为惩戒。汉文帝宽仁，不忍处罚，而刘濞则愈益骄横。

汉景帝即位后不久，升任御史大夫的晁错又提醒汉景帝重视一些诸侯王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倾向。他说，刘濞长期以来，骄恣无度，又即山铸钱，煮海为盐，招诱天下流亡人口，预谋发动动乱。现在，削夺其封地，可能会发生反叛；可是不削夺其封地，也会发生反叛的。削之，则反叛较早，祸害较为轻微；不削，则反叛较迟，祸害将会更为严重。

晁错又因楚王刘戊的过失，建议削夺其东海郡（郡治在今山东郯城）。此前赵王刘遂封地中的常山郡（郡治在今河北元氏西北）被削夺，胶西王刘卬也被削夺六县之地。

汉景帝刘启在“吴楚七国之乱”中，被迫诛杀晁错。

正在朝廷讨论削吴事宜，尚未作出决策的时候，刘濞听到讯息，担心削地将没有止境，最终必然导致亡国，有心发谋举事。他听说胶西王刘卬勇武好战，诸侯皆畏惧，于是派中大夫应高前往联络。

应高来到胶西国，对刘卬说：现在主上任用邪臣，听信谗言，侵削诸侯，诛罚严酷，得寸进尺，越来越苛刻无理。吴国和胶西国都是知名诸侯，现在也受到监视和约束，不能自安。吴王身患内疾，二十余年不能朝请，经常受到猜疑，无法自白，谨小慎微，仍然不能得到宽恕。听说大王也因事得罪朝廷，又风闻朝廷将有削地的举措，按照常理，其实罪不当至于此，但是按照现在朝廷的政策，可能最终受到的惩罚不仅仅是削地呢！

刘卬说：确实如你所说，那么，你认为应当怎么办呢？

应高说，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愿意因时循理，牺牲个人以为天下除患，大王以为如何？

刘卬大惊，说道：寡人怎么敢如此呢！主上纵然相逼甚急，也只有一死而已，怎么能够不服从天子，不侍奉天子呢？

应高说：现今御史大夫晁错迷惑天子，侵夺诸侯，诸侯都有背叛之心，人心不安，已经到了极点。而彗星出，蝗虫起，都是天下大乱的征兆，这是万世一时的机会啊。而只有经历艰难困苦，方可以成就圣人。吴王愿以诛晁错为愿，追随大王后车，纵横天下，必然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如果能够得到大王一句表示赞同的许诺，则吴王将约合楚王攻函谷关，守荥阳，据有敖仓积粮，抗拒汉军，准备休息之处，等待大王。大王如果能够亲临主持战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刘卬同意了。

应高得到刘卬的承诺，回报吴王。吴王刘濞仍然以为未必可靠，又亲自前往胶西国，与胶西王刘卬当面约定联军西进的计划。

胶西国群臣听说刘卬和刘濞的阴谋，谏阻说：诸侯之地不能当汉帝国的十分之二，为叛逆之举以使太后心中担忧，不是可行之计。现在天下承一帝，尚且都说不易，假令事成，两主分争，一定会增生更多的祸患的。

刘卬不听劝阻，派使者与齐国、菑川国、胶东国、济南国相约，都得到参与反叛的许诺。

不久，朝廷削吴会稽、豫章两郡的诏书果然颁布，刘濞于是正式约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诸国一同反叛。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史称“吴楚七国之乱”的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的联合叛乱终于爆发。

叛乱发起之初，叛军尚未正式和汉王朝的军队交兵，七国的战旗就已经沾染了血腥。一些中央派往各国的重要官员和反对起兵的大臣都遭到残酷杀戮。吴王刘濞诛杀二千石以下的汉吏。楚相张尚、太傅赵夷吾劝阻楚王刘戊，被刘戊处死。赵相建德和内史王悍谏止赵王刘遂，也被杀害。

齐王起先同意起兵，后来又反悔，以胶东王、胶西王为首，两国军队与菑川国、济南国的军队合力攻齐，合围齐国都城临菑。

叛军以诛贼臣晁错，“清君侧”，“以安刘氏”为名，军势浩大。刘濞举事，闽越、东越也曾发兵追随。据说赵王刘遂甚至还私下派使者联络匈奴，希望能够发军策应。

刘濞倾全国兵力北进，又号令国中，宣布：寡人年六十二，亲自作统帅，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国中凡年龄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者，皆动员从军。吴军调发二十余万人，于广陵发军，渡淮而进，与楚军会合。又派遣使者致书各诸侯国，公布晁错罪状，希望各国合兵诛之。

刘濞发布致诸侯书，宣称此次起兵的原由，是汉王朝有贼臣专权，本无功于天下，却蓄意侵夺诸侯国土地，歧视虐待刘氏骨肉，使国家社稷受到危害。而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他号称吴国可以动员五十万精兵，再加上南越军队随从北上的，又可得三十万人。

刘濞部署了各诸侯国军队的进军路线。他还依恃吴国财力之富足，宣布了赏赐军功的等级，能够斩捕汉王朝军队各级军官的，分别给予金五百斤到金五千斤的奖赏，能够招降汉军士吏的，也分别情形给予奖赏。刘濞表示各诸侯国军队对军功的物质奖励，都可以由吴国承担。

这是一篇重要的政治文告，其文词之狂傲，鲜明地体现出吴王刘濞的个性。

刘濞的致诸侯王书，由于有“汉有贼臣”，以及“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的话，明确是以晁错作为攻击目标的。因此一般都把刘濞的这一反叛文书，看作“清君侧”的宣言。

所谓“清君侧”，是说清除帝王身边的奸臣、贼臣。《公羊传·定公十三年》已经有“逐君侧之恶人”的说法。而历史上“清君侧”之最典型的例子，还是汉景帝时代吴王刘濞以“清君侧”为口号，借诛晁错为名，发动吴楚七国之乱的事件。“清君侧”，后来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上惯见的政治策略的定式。

刘濞“清君侧”的口号提出，是表现出一定的政治策略眼光的。

自汉景帝当政后，晁错确实虽“无功天下”，却取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殊的权位。晁错经常向汉景帝提出有关朝廷大政的建议，每每为景帝所采纳，于是深受信用，势压九卿，基本执政方针和具体的政策策略因他的提议多有更改。一年之内，晁错又升任御史大夫，成了地位最显赫的朝臣。

御史大夫的地位仅次于丞相，而高于九卿。其职责是辅助丞相，总理国政。御史大夫多是从皇帝左右亲信中提任，所以虽然是“贰于丞相”的副职，但是和天子的关系却更为密切。另一方面，丞相位高权重，皇帝不便随时差使，有时候有些事甚或是不愿差使，而宁愿差使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的职权和地位虽然低于丞相，但是由于主管图籍秘书和四方文报，又熟知法律条文，因此握有考课、监察和弹劾百官的实际权力，这种权力甚至有时可以超越丞相。事实上，御史大夫和丞相，其职权既相辅助，又相制约，所以当时不仅有将御史大夫称为“副丞相”的说法，也有将御史府和丞相府称为“两府”和“二府”的说法。

晁错地位的急速上升，使人难免有皇权遭到侵夺的疑心。而他本人“无功天下”而骤得大位，迅速暴发的事实，也容易使朝廷上下以及地方官员们心怀不平。事实上，以“清君侧”作为口号，可以在多数官僚的心弦拨动低沉的一响，于是争取其内心的称许和同情。甚至对晁错深怀信任的汉景帝，也可能从“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一语中读出似乎在批评背后隐含的某种支持。

在复杂危急的形势下，汉景帝曾经一度犹疑，而最终对于晁错的态度，前吴相袁盎的建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袁盎，原本是楚人，因父亲曾经有武装反抗政府的经历，被强迫迁徙到安陵。袁盎在吕后当政时曾经任吕禄的舍人，汉文帝即位后任为中郎。

汉文帝曾经从霸陵上驱车驰下峻阪。袁盎骑从，与车并列时拉住辔绳。汉文帝说：“你胆怯了吗？”袁盎说：“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骋六，驰下峻山，如有马惊车败的事故发生，陛下纵然可以自己不看重自己，又怎么向先祖宗庙和太后交代呢？”汉文帝于是不再坚持。

有一天，汉文帝来到上林苑，皇后和汉文帝所爱幸的慎夫人陪从。他们在宫中时，常常同席而坐。安排座位时，当时任中郎将的袁盎领慎夫人坐到较偏次的一席。慎夫人面有愠色，不肯坐。汉文帝也愤然而起立。

回到宫中之后，袁盎对汉文帝说：“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然已经立皇后，慎夫人只是妾而已，妾和主妇怎么可以同席而坐呢！如果这样，就乱了尊卑秩序了。而且陛下一旦亲幸，就予以厚赐。陛下这样看起来是对慎夫人好，然而恰恰是在危害慎夫人。陛下难道不知道吕后迫害戚夫人使之成为‘人彘’的教训吗？”于是汉文帝方才气平，又召见慎夫人，把袁盎这番话告诉她。慎夫人从内心感谢袁盎，赐予他黄金五十斤。

可见，袁盎是在上层政治生活中权术熟练的明智之士。他的政治性格，既有清醒刚直的一面，也有圆滑狡黠的一面。

不过袁盎也因为多次直言批评汉文帝的行为，不得长期在政治中枢任职，调为陇西（今甘肃临洮）都尉。他对士卒深怀仁爱之心，士卒们都争先为他效死。后来又迁为齐相。接着又转任吴相，有人对他说：“吴王骄横日久，国多奸邪。现在如果有心劾治，他如果不上书举告君，也一定会利剑刺杀君的。南方地势卑下，气候潮湿，君能天天饮酒，时常劝诫吴王不要反叛就可以了。这样或许可以免除灾祸。”袁盎听从了这一建议，吴王也待之以优厚的礼遇。

袁盎和晁错素来不和。晁错在座的场合，袁盎往往回避。晁错对于袁盎也同样。两人竟然长期未曾同堂对话。

汉文帝死后，汉景帝即位，晁错升任御史大夫，曾经派属下调查袁盎私自接受吴王财物事，判定有罪，汉景帝颁布诏书予以宽赦，于是只是免去官职成为庶人。

吴楚起兵反叛的消息传到长安，晁错与下属官员商量：“袁盎多受吴王金钱，特意为其掩饰，说吴王不会反叛。现在果然发起反叛，应当逮捕袁盎，严加审讯，了解他们反叛的阴谋。”下属官员答道：“反叛尚未发起时，惩处参与者或许可以预先制止阴谋。现在叛军已经西进，逮捕审讯袁盎又有什么作用呢？况且，推想袁盎也是不会参与反叛的预谋的。”

晁错犹豫未决时，有人已经将消息传递给袁盎。袁盎恐惧，连夜求见窦婴，陈说吴王所以反叛的原因，希望能够在皇帝面前说明形势。窦婴请示汉景帝，汉景帝召袁盎入见。

袁盎进宫时，汉景帝正与晁错在商讨调集军粮问题。

汉景帝问袁盎：现在吴、楚反叛，你是怎样看待局势的？

袁盎答道：不足忧也。

汉景帝说：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招诱天下豪杰。他在白头之年举事，如果事先没有筹划百全之计，难道能够轻易发兵吗？你怎么会认为他不会威胁国家呢？

袁盎说：吴国在铜、盐等战略资源方面占有优势，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他哪里能够招诱到真正的豪杰呢？如果吴王真的得到豪杰，也会辅助他遵行礼谊，不会造反了。他所招诱的实际只是无赖子弟、逃亡人口、盗铸钱币的奸人而已。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变乱。

晁错在一旁说，袁盎的分析是正确的。

汉景帝问：那么，用怎样的策略才能平定叛乱呢？

袁盎请求汉景帝屏退左右，汉景帝于是挥手让侍臣退下，只留下晁错一人在场。袁盎说：我的建议是不能够让臣子得知的。汉景帝又示意晁错退下。晁错不得不回避于东厢，而内心已经暗怀深恨。

袁盎对汉景帝说，吴王和楚王相互致书，说高皇帝子弟各自得到封地，今贼臣晁错擅自贬斥诸侯，削夺其封地，这正是吴楚等国所以反叛的原因。他们的目的，是要西进以诛杀晁错，恢复旧时封地。方今退吴楚之兵的良策，只有立刻斩晁错以向诸侯致歉，派遣使者宣布赦吴楚七国发军之罪，才可能兵不血刃而使七国叛军退去。

汉景帝沉默许久，说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又说：如果能够只是愧对一人而有益于天下，我是愿意的。

袁盎说：愚臣出此计，可能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愿陛下深思。

汉景帝原本有心按照晁错的筹划削弱诸侯国的势力，但是对于朝廷的军事政治实力又缺乏自信，这时已经倾向于袁盎的意见。他任命袁盎为主管宗庙礼仪的太常。袁盎于是位列九卿。汉景帝又任命晁错削藩的坚定的反对派窦婴为大将军。袁盎和窦婴原先私交很好，现在因吴楚七国之乱而空前显赫，一时长安和长安附近诸陵的社会上层人士都争先追附他们。窦婴、袁盎出行时，后面随从的乘车每天往往多至数百辆。

在叛军急进，形势危急的情况下，汉景帝因袁盎的误导，产生了如果诛晁错一人则可以安定局面的错觉。

在袁盎提出斩晁错的建议十数天之后，汉景帝命令中尉召晁错，当即逮捕，载行东市。晁错身穿朝衣，在东市被腰斩。这是西汉王朝高级官员被处以死刑的第一例。

晁错升任御史大夫之后，准备清算诸侯之罪过，削其封土。这一建议上奏汉景帝后，汉景帝下令让公卿列侯宗室集体讨论，大都表示赞同，只有窦婴一人提出反对意见，从此与晁错政见往往相异。晁错更改有关法令三十章，诸侯于是都仇恨晁错。

晁错的父亲听说这一情形，从家乡颍川赶来，对晁错说：当今皇帝刚刚即位，你参与高级行政，掌握国家权力，竟然侵削诸侯，疏他人骨肉，大家议论对你多有批评怨恨之言，你应当深思，这究竟是为什么！

晁错回答说：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啊，天子不尊，则宗庙不安。

晁错的父亲则说：按照你的办法去做，姓刘的家里安定了，可是我们姓晁的家里却危险了。我现在得向你告别了！于是饮药自杀。他临死之前感叹道：吾不忍见祸及吾身。

这位老人死后十余日，吴楚七国果然反叛，而果然以诛晁错为名。汉景帝听从窦婴、袁盎进言，竟然下令杀晁错。

晁错死后，汉景帝派袁盎和曾经与吴王刘濞有特殊关系的宗正德侯刘通一同出使吴国，期求吴王退兵。袁盎以太常身份，一同来到已经在围攻梁国的吴楚军前。刘通通知吴王拜受诏书。吴王刘濞轻蔑地笑道：“现在我已经为东帝，难道还要拜别什么人吗？”汉王朝期望杀晁错以使吴楚退军的幻想彻底化作泡影。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中记述晁错之死的文字之后写道：“‘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此说甚是。削地致反，错之不善谋也。然袁盎借此以报私雠，其业何如？”就是说，削藩的战略意义应当肯定，但是具体步骤是否合理还可以商榷。在另一篇历史评论中，李贽给予晁错“善谋国”的主张以更高的评价，甚至说晁错的战略思想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了贾谊，但是对于他与袁盎的纠纷中应当承担的责任，也并不代为隐讳。

与“削地致反，错之不善谋也”的见解相类似，张燧在《千百年眼》卷五《七国缓削则不反》中也提出了如果削藩不采取过激的方式，那么吴楚七国可能不至于反叛的观点。他说：晁错对于诸侯所谓“削之亦反，不削亦反”的判断，是有问题的，其实应当说，削藩过急则必然激起反叛，削藩从缓则可能不至于反叛。刘濞中年受封为诸侯，汉景帝当政时，已经是垂垂老者，其寿不久，如果耐心等待数年，就没有可以发起反叛的首倡之人了。七国虽然强盛，但是可以以中央政府的强权威慑之。晁错不能修养耐性，急切削藩，其身不保而国家危殆，为天下人所笑。俗话说：贪走的人会摔倒，贪吃的人会噎食，不正是说的晁错这样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