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秦汉 七二　汉末民间秘密宗教

民间信仰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往往可以比正统文化更为广泛深刻。

在社会酝酿和发生动乱的时期，这种文化形式常常可以有力地引发民众心理的冲动，激荡起狂热的社会风潮。

西汉末年，曾经以民间西王母崇拜为背景，衍生出一次声势浩大的流民运动。

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天下大旱。关东民众哄言转送“西王母筹”，民众惊走，手持一支草茎禾秆，相互传递。行途中相遇，人群聚集，有的群体人数甚至上千。他们有的披发赤脚，有的夜间闯关，有的越墙进入，有的乘车骑奔驰，有的利用驿传系统急行，经历二十六郡国，闯关向京师行进。到京师之后，又在里巷阡陌歌舞狂欢，集会举行礼祠西王母的仪式，有人夜间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互惊吓。

汉哀帝时代以西王母迷信为意识基础，以礼祠西王母为鼓动口号，以“传行‘西王母’筹”为组织形式而发生的表现为千万民众会聚、惊动、奔走的大规模骚乱，从关东直至京师，从正月直至秋季，政府实际上已经失控。其狂热程度之惊人，说明了当时民间西王母崇拜的深刻影响，已经足以策动变乱，掀起社会政治波澜。

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十一月，又曾经发生性质很可能与汉哀帝时流民行西王母诏筹而惊走的事件相类似所谓“民讹言相惊”，以致司隶、并州、冀州民人流移的事件。

东汉末年的类似情形，则可以表明民间秘密宗教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

东汉末年的流民暴动往往被称为“妖贼”。

如《后汉书·顺帝纪》记载，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三月，扬州六郡“妖贼”掌河等侵扰四十九县，杀伤地方官吏。

《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和平元年（公元150年）二月，扶风“妖贼”裴优自称“皇帝”。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十月，勃海“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帝”。

《后汉书·臧洪传》记载，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会稽“妖贼”许昭起兵句章，自称“大将军”，立其父许生为“越王”。

对于后来爆发的黄巾起义，也有“伪托大道，妖惑小民”的说法。当时的统治者，或称之为“妖民”、“妖贼”，又称之为“妖寇”。

这里所谓“妖”，是对非正统的民间秘密宗教信仰的诬蔑性称谓。黄巾起义领袖张角曾经利用过的《太平清领书》，也被指斥为“妖妄不经”。

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东汉末年的农民战争，表现出组织严密、发动迅速、影响阔远、斗志坚强等特点，民间秘密宗教信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所谓张角“伪托大道，妖惑小民”，这里所说的“大道”，取义于《老子》十八章、二十四章、五十三章中所使用的语汇，然而所尊奉的，已经是神化的老子。

后来的原始道教及其所发动的起义，仍然使用“大道”一称。所谓“大道”，不但是黄巾起义所奉事的原始道教宗教实体的名称，而且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曾经普遍使用。“大道”之外，黄巾起义所奉事的宗教实体还有其他流行的名称，比如“天师道”和“太平道”。

黄巾起义的主要领袖张角宣传鼓动和组织联络部众的形式，据说包括使用符水咒说治疗疾病，病者多得痊愈，因而得到百姓的信从。张角于是分遣弟子使于四方，以秘密宗教为形式，地下联络，扩大宣传，十余年间，徒众多达数十万。

关于张角等人团结和组织民众的策略，也有“执左道”，“托有神灵”等说法。显然，借用巫术的神秘主义功用，确实是黄巾起义发动民众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