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三国 三一　曹家的事

曹操有过二十六个儿子。这些儿子，一个是元配丁氏所生，叫做曹修，其余的廿五个是十二个小太太生的（不曾生过儿子的小太太，在《三国志》里面都没有记载）。

他所最喜欢的一个儿子，叫做曹冲，是一位“环夫人”所生。曹冲人极聪明，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或是发明了）用浮在水中的船，称一头大象的体重（曹冲叫人把象牵到船里，看这个船入水有多深，在船边划下记号；然后把象牵走，放入大小石头，到船边的入水记号相同为止；最后，把大小石头一一称其重量，加起来，那便是象的体重了）。

曹冲不仅聪明，而且心也极好。有一次，曹操挂在仓库里柱子上的马鞍子被老鼠咬破了。管库房的人心惊胆跳，怕被曹操发现了，就会一怒而处他以死刑。曹冲叫他不要怕，就把自己的一件衣服故意用刀子弄破一个洞，先让曹操看见，而且做出很愁的样子。曹操问曹冲：“你为什么发愁呢？”曹冲回答：“我的衣服被老鼠咬破了，有人告诉我：‘衣服被老鼠咬破了，人会倒霉。’”曹操说：“哪里的话？这是无知识的人胡说，你不要发愁。”过了不久，曹冲就叫那个管库房的人进来报告马鞍子被咬的事，向曹操跪下请罪。曹操笑了起来，对那个管库房的人说：“你起来，这件事不要紧。我儿子的衣服，夜里放在身边，还会有老鼠咬；这马鞍子放在库房，挂在柱子上，当然难免被老鼠咬了，你没有罪，去罢。”

可惜，这位有才有德的曹冲，在十三岁的时候便早死了。曹操哭得十分伤心。这一年，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赤壁乌林被周瑜、刘备击败的一年。

曹操打听到邴家有一个女孩子，刚死了不久，便向邴家的家长提亲，要替儿子曹冲的亡魂，娶邴小姐的亡魂。邴家不肯。

曹操又打听到甄家也有这么一个刚死了不久的女孩子，就改向甄家提亲。甄家倒肯了（能够替死了的小女儿找一个伴，而且活着的家属也与炙手可热的曹丞相攀上关系，有什么不好呢？邴家太固执了。原来，邴家的家长，是邴原，一位颇有骨气的读书人。他根本看不起曹操）。

曹操的最大的儿子曹修，死于建安三年征讨张绣之时。

次于曹修的，是曹丕。曹丕生于汉灵帝中平四年，比曹冲大九岁。

曹丕没有曹冲那么聪明，或那么心好。曹操一向对曹丕不太喜欢。除了曹冲以外，曹操所最喜欢的，第一是曹彰，其次是曹植。

曹丕、曹彰、曹植，还有一个曹熊，都是第一个小太太卞氏所生。卞氏出身是风尘女，原籍（山东临沂之北的）琅邪郡开阳县，流落在（安徽亳州）沛国谯县。她在二十岁的时候嫁给了曹操；当时，曹操是顿丘县的县令。她的命运很好，自从嫁给曹操以后，不仅衣食无忧，而且在建安二十一年做了魏国的王后；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曹丕篡位以后，作了魏国的皇太后；在曹叡继位以后，作了“太皇太后”；活到了太和四年，七十一岁才死。

卞氏为人很好，私底下常常接济曹操的大太太丁氏。这位丁氏，可能是曹操的谯县小同乡，在儿子曹修死了以后与曹操闹翻，去了娘家；曹操亲自请她，她不肯回。卞氏每每乘着曹操不在家的时候，把她接来，厚加款待，在曹操回家以前把她送走。

丁氏所生的一个女儿，卞氏与曹操也待她很好，把她抚养成人，嫁给了夏侯惇的第二个儿子夏侯楙（懋）。

在卞氏所生的四个儿子之中，曹丕最大，曹熊最小，死得很早。中间的两个是曹彰与曹植。

曹丕颇有文才，写过一部《典论》。《典论》之中的一篇，叫做《论文》，指出文章好坏的标准，不可一概而论，因文章本身的性质而异：“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又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政治上的飞黄腾达，只是“止乎一身”。而且，一个人的寿命，无论多长，迟早也是会死的。不如文章之能够把“声名”传于后世。

曹丕除了《典论》以外，也写了一部很像《聊斋志异》的《列异传》（在《太平御览》与《法苑珠林》里有《列异传》书的引文）。他不仅会写散文，诗也写得很好。并且创立了全篇七言的“七言体”：《燕歌行》。《燕歌行》的押韵方式，与今日的“七古”、“七绝”或“七律”完全不同：它是每一句都押韵的。这《燕歌行》一共两首，每首十六句，气很长，描写独守空房的女子，思念远在他方的丈夫。

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起曹丕来更高。曹植的五言诗，有抒情、说理、写景、祝颂、象征，种种的体裁与内容；在用字、措辞、押韵，尤其是情感的深度与意境的开拓上，不仅非曹丕所及，亦非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所能及。例如，《七哀》中的四句：“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又如，《吁嗟篇》之中的八句：“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泉，惊飙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这八句，批评家大可以说：“上追《离骚》”；在我看来，这八句比《离骚》“轻快”多了。

魏文帝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之文人七言诗。

取材于曹植之《洛神赋》的元卫九鼎《洛神图》，一派魏晋风格，意境清幽。

曹植留下的杰作，数不胜数。《洛神赋》是杰作中的杰作。有些马虎的读书人，以耳代目，牵强附会，硬把这篇极美的文字，与下流不堪的谣言连在一起，真是太不应该。曹植赋中的洛神，就是洛水之神，不是死了的嫂嫂甄后。当甄后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被曹丕娶来之时，曹植才不过是十三岁的小孩子，即使可能对甄后有幻想，甄后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意思的。

苦命的甄后，在童年便已丧父，长大了嫁给袁绍的第二个儿子袁熙，又遇到邺县被曹操的兵攻陷，自己成了曹丕的俘虏。她给曹丕生下了儿子曹叡，留住在邺县，却又因郭氏的嫉妒与进谗，在黄初二年六月被曹丕迫令自杀。她自杀了以后的次年，黄初三年，曹植才因事到了魏朝的京城洛阳；然后渡过洛水回到自己的封地：鄄城。

这时候，黄初三年（公元222年），甄后尸骨已寒，墓木已拱，倘若曹植要尊她为神，该尊她为邺县附近的漳水之神，不该称她为洛阳附近的洛水之神。

《洛神赋》是一种“纯文艺”的作品。纯文艺的超现实性质，很难被我们中国的业余性批评家所体认（这些批评家的本业不是研习或写作，在情操上是百分之百的科学性的现实主义。因此，他们就最喜欢作“索隐”，硬说贾宝玉是影射什么人，或全部《红楼梦》故事是曹雪芹的自传，把《红楼梦》本身的文笔、结构，完全搁在一边不管）。

《洛神赋》的文笔与结构，不是在它以前的汉朝若干篇的赋可比。它文字简练，音韵铿锵，叙事干净利落，描写玲珑剔透，虽则题材的本身有点模仿《楚辞》里的巫山神女，而曹植的处理手法，确是高人一等。

《洛神赋》中的下面几句话，曾经引起了将近两千年来无数青少年男子的遐思：“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䬙兮若流风之回雪。……秾纤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最后，说到别离之时，“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

曹植的几首极短的赋，更是自创一格。例如：寥寥八十几个字的《慰子赋》：“彼凡人之相亲，小离别而怀恋。况中殇之爱子，乃千秋而不见。入空室而独倚，对床帏而切叹。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复观？日晼晚而既没，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方沾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远，怆伤心而绝肠。”

曹植与曹丕兄弟之间，处得不好，却也不曾有过那曹丕逼他“七步成诗”的事。《三国演义》厚诬古人，把周瑜、诸葛亮说成互不相容，又把曹丕说成要把曹植害死，这种“反道德性”的潜移默化，养成了明清以来中国人之不能彼此以善意相期，不能合作团结。

事实是，曹丕先死，曹植后死。曹丕死于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植死于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公元232年）。

曹植于建安十六年、二十岁的时候，被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封为平原侯，三年以后，改封为临淄侯。他很得宠。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成为魏王，曹植几乎作了魏国的太子。帮他在曹操面前说话的，有杨修、丁仪、丁廙等人。

曹植做了两件错事，使得曹操打消了立他为太子的念头。第一件，他擅自叫人开了宫里的“司马门”，让他所乘的车子直驰而出。按照汉朝的法律，任何大官到了司马门，必须下车步行。曹操很气他这种目无法律的行为，下令将主管公家马车的官（公车令）砍头。曹植做的第二件错事，是当他在建安二十四年受任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之时，曹操有意思叫他到襄阳樊城去支援曹仁，对抗关羽。某一天，曹操召见他，准备有所吩咐，他却已经喝酒喝得大醉，不成样子。曹操撤销了他的军职，不派他去支援曹仁，也从此不给他任何实际的工作。

他的好朋友杨修，是曹操的主簿，喜欢卖弄小聪明，又常常泄漏军政上的机密，于建安二十四年被曹操下令杀掉。

他的另外两位好友，丁仪、丁廙兄弟二人，在黄初元年曹丕当皇帝不久，也被曹丕杀掉。丁家所有的男人，不分老少，同时一起被杀。

曹丕叫曹植与所有的诸侯，一律离开京城。各“就”其国。魏朝对于诸侯，无论是同姓或异姓的，都管理得很严。行动的自由极其有限：非得诏书，不能自己来京城；诸侯彼此之间不许有来往，不许通信。在诸侯所居住的国，魏的中央政府设置了所谓“监国谒者”，专管监视诸侯的一举一动，经常向中央政府作报告。

曹植在黄初二年便被驻在临淄国的监国谒者（姓灌名均）告发了一次，说他“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曹丕公事公办，把他从县侯降为“乡侯”，由临淄侯降为“安乡侯”。

曹丕在惩戒了他以后，不久又把他由乡侯升为县侯，封在鄄城。次年，黄初三年，再升他为王，称为鄄城王。他晋京，于出京还国之时在途中写了《洛神赋》，便是在这黄初三年。

黄初四年，他又被改封一次，封为雍丘王。他写了两首诗，献给曹丕，诗里面充满了悔罪与感恩的话。

明帝曹叡即位，在太和元年把他改封在（开封西北的）浚仪；到了太和二年，又把他送回雍丘。再过一年，让他搬去了东阿；到了太和六年二月，明帝一举而划了陈郡的四个县，封他为“陈王”。他并不曾因此而快乐。

曹子建七步成诗“相煎何太急”，被免于一死。（图选自清刊本《三国演义》）

这一年（太和六年）年底，他就郁郁而终，年纪才有四十一岁。明帝追谥他一个“思”字。有些写文学史的人，于是就拿“陈思王”三个字来称呼他。

曹植在有生之年，曾经一再上表给文帝曹丕与明帝曹叡，希望能有一个机会带兵打仗，为魏国国家立功，始终没有能获得准许。此人真被派到前线，能否把仗打得像个样子，我个人有点不敢对他乐观。文章好、诗赋好，不一定军事、学术也好。况且，他毫无耍刀舞矛或调兵遣将的经验。

也许，曹植之所以渴望能上前线，并非真想立功建业，只不过是想离开牢狱式的“封邑”，逃避“监国谒者”的控制而已。他名为王侯，而生活上不如一个田舍翁或贩夫走卒自由自在。

他的二哥曹彰，是一个真会打仗的人，结局还不如他。曹彰的胡子有点黄，被曹操称为“黄须儿”。曹彰膂力过人，能够手格猛兽；在建安二十三年受任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到代郡讨伐造反的乌丸（乌桓）。

曹彰战胜了造反的乌丸（乌桓），回到长安，见曹操。这时候，已经是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刚从汉中撤出夏侯渊的残部。

曹操自己打了败仗，看到儿子曹彰打了一个小胜仗凯旋，很高兴，便抓了一抓曹彰的黄胡子，说：“我这个黄胡子的儿子，果然与众人大不相同。”

曹操升他的官衔，由“行骁骑将军”改为实授“越骑将军”；把他留在长安，自己回洛阳（可能是准备由洛阳再北上，回他的魏国的都城，邺县）。

曹彰算是当了曹操在长安的相当于今日“留守司令”，或“前进指挥所主任”的职务。

曹彰先后的几个官衔，都是东汉的朝廷制度上所没有的。中郎将东汉有；但是，所谓“北中郎将”却是曹操所创。“越骑将军”也是曹操所创。西汉与东汉只有“越骑校尉”。至于“骁骑将军”，也只是西汉一度“因人设政”，为了宠遇李广利而特设过，对别人不曾给过这么一个既不像正规的“骠骑将军”，又高过了正规的“骁骑校尉”的名义。

从“黄巾之乱”开始的所谓“三国时代”是一个乱世。乱世也就是非常之世。懂得“用人”的领袖，很会“巧立名目”，“不拘一格”，想出种种的奇怪官衔来鼓励一些人，替自己流汗流血。曹操、刘备、孙权，都懂得这一套。

曹操对别人尚且舍得给官、给爵、给钱，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当然也不例外。卞氏夫人所生的四个儿子，一个早死（曹熊），其余的三个，曹丕受拜为“五官中郎将”，曹彰受拜为“北中郎将”，曹植受拜为“南中郎将”。在这三个人之中，仅仅曹彰一人立了军功。

曹操回到洛阳，没来得及去邺县，在收到了孙权送来的关羽的首级以后，不久便旧病（头风）复发，派人叫曹彰赶快来洛阳。曹彰很快地来到洛阳，曹操已死。

替曹操办丧事的，是贾逵。曹彰问贾逵：“先王（曹操）的玺与绶，在什么地方？”

贾逵回答：“先王已经有了太子（曹丕）。玺绶在什么地方，不是（您）君侯所应该问的。”曹彰是鄢陵侯，所以贾逵称他为“君侯”。

曹丕这时候不在洛阳，在邺县。曹丕的左右，有曹操留下的老臣华歆、王朗之流，叫曹丕不必去洛阳奔丧，立刻就在邺县行礼即位（宣布继承曹操的魏王之位）。这是很厉害的一着，消弭了其他王子的可能有的争位的野心。

曹彰向贾逵询问了玺绶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要如此呢？是不是自己想继位为魏王？进一步说，曹操为什么要在病危之时，派人叫曹彰赶快来洛阳？是不是想叫曹彰继位？或是，如鱼豢在《魏略》里所说：“依照曹彰的猜测，曹操想改立曹植为太子，以曹植继位为王？”

《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弼，认为《魏略》的说法“不足信”。卢弼举出《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一所保存的一条曹操的“令”。这一条“令”，是写给“子文”的（子文是曹彰的字）。令的全文是：“告子文：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止为五官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矣。”

我却以为《太平御览》之中的这一条“令”，也未必可靠。我怀疑这一条“令”，因为：（一）当父亲的很少不称儿子的名而称字；（二）曹操早就立了曹丕为魏国的太子，曹彰不是不知道，曹操用不着提起曹丕尚未封侯的事，用这一点事实，来证明曹丕是太子。当父亲的，想立谁为太子，就立谁为太子；已经立了谁，谁便是太子，当父亲的用不着向别的儿子解释，或提出什么证明。

《魏略》又说，曹彰向曹植说：“先王叫我回来，大概是想改立你为太子罢？”曹植回答：“你不可以有如此想法。袁绍的兄弟争位，你没有见到么？”

《魏略》这一部书，充满了这种“想当然耳”的谣言。《魏略》的作者鱼豢忽略了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年底与二十五年年初，早已对曹植失望，连一个“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的官职都撤销了，怎么会异想天开，又要把曹丕换了，改立这喝酒喝得烂醉的曹植？同时，曹丕在这几年以来，颇会装模作样，做出一副彬彬有礼、谨慎小心的姿态，已经赢得了曹操的信任。

曹彰没有理由，对曹植特别好，对曹丕特别不好。他没有理由为了曹植而去伤害曹丕。

那末，他又为什么要向贾逵询问：“先王的玺绶何在？”我以为，他可能是自己想继位为王。曹丕当然很快就接到贾逵的报告，也很快就下令所有诸侯，包括鄢陵侯曹彰与临淄侯曹植，都各回本国（按照当时的制度，诸侯在所封的本国居住，“科禁甚严”。所谓“科”，是一条一条的规矩，例如，不得与别的诸侯有所来往或通讯，不得于未经请准之时，擅自进京或到魏国的都城邺县、求见皇帝或当政的“丞相、魏王”；也不得于言语上及行动上“非礼”。所谓“非礼”，包括喝酒过量，或酒后骂人，尤其是骂了“监国谒者”。监国谒者，在事实上等于是监视诸侯的“狱吏”，而诸侯等于是“待决之囚”）。

“封侯”，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一种享受！被光武帝封了侯的人，的确是活得很舒服。到了曹丕之时，这就不是滋味了。

曹彰在建安二十五年（也就是延康元年）曹丕继位以后，奉令去鄢陵县“就国”，在小地方当小诸侯（鄢陵侯）；正如别的诸侯一样，常常看监国谒者的嘴脸。

延康元年十月，曹丕篡位称帝，改国号为魏，改年号为黄初，以十月为黄初元年十月。

黄初元年只有十月到十二月，一共不满三个月。

次年，黄初二年，曹丕升曹彰为鄢陵公。又一年，黄初三年，曹丕升曹彰为王，封在任城，称为任城王。任城是今日山东省的济宁县。

黄初四年，曹彰奉旨准许进京。当时的京城已是洛阳（以前魏王国的都城是邺县；汉献帝的帝国朝廷在许县。曹丕篡位以后，定洛阳为魏帝国的京城）。

曹彰留在洛阳京城没有多久，便忽然于六月甲戌日死在“旅邸”之中。

《魏氏春秋》说曹彰是气死的，说他来到了京城，而皇帝曹丕不召见他，他坐了冷板凳，气死。

《世说》有另外一种说法：他陪曹丕下围棋，在卞太后的小楼之中。曹丕请他吃枣子；在枣子里放了毒药。曹彰中毒，想喝水。卞太后叫人用瓶罐取了水来，曹丕却叫人把瓶罐打坏。卞太后来不及穿鞋，赤脚，自己到井旁去汲水，又找不到汲水的工具。于是，曹彰去世。

《世说》与《魏氏春秋》的记载，均很难是“实录”；至多是传闻而已。传闻未必全无根据，而加油添醋，势所难免。“想当然耳”更是千古好谈他人是非的人的十分方便的口头禅。

我却也并无为曹丕洗刷之意。只是觉得他仅有“罪嫌”，而无“罪证”，我们不可以轻易判他一个杀害同胞兄弟之罪。

话说回来，在曹植所写的诔词里面，确有一些引人深思的暗示。这诔词，前面是小序，后面是诔词的本文。本文包括有下列几句：“孝殊闵氏，义达参商。温温其恭，爰柔克刚……如何奄忽，景命不暇。同盟饮泪，百僚咨嗟。”

奇怪的是，曹植别的典故不用，偏要提起那兄弟不和的神话中的参与商。曹植又大胆说出了“以（爰）柔克刚”四个字。这分明是说曹彰在生前委屈得很，用他的柔，侍候曹丕的刚（曹丕以前在曹操面前固然是温顺得很；后来做了魏王与皇帝，对诸侯与大臣很不客气）。

曹植诔词中的最有深意的八个字，是“同盟饮泪，百僚咨嗟”。在普通的情形之下，一个王爷死了，百僚与诸侯大家哀悼一番，也就了事。这曹彰死了，为什么同盟（诸侯）要把眼泪咽下肚里去呢？为什么百僚要“咨嗟”呢？因此我才敢说，曹丕是有杀弟的“罪嫌”（虽则罪证毫无）。

《世说》又一口咬定了，曹丕在毒杀了曹彰以后，随即又想除掉东阿王（曹植）。卞太后大怒，向曹丕说：“你已经杀了我的任城王，不能再杀我的东阿王！”

这又是谣言（写《世说》的人，对曹丕确有成见）。曹植是到了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当了皇帝以后，才在太和三年由浚仪王改封为东阿王。卞太后怎么会在曹丕的黄初四年，就称呼曹植为“东阿王”呢？

曹丕诚然一度对曹植也很不喜欢，却始终并未加以杀害。曹植屡屡向曹丕上万言书、献诗，要求给他一个带兵打仗的机会，可见曹植深知曹丕对自己并不“猜忌”。曹丕死了以后，过了六年曹植才死（曹丕死于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植死于太和六年，公元232年）。

曹丕对待曹彰、曹植以外的若干异母兄弟，也并不太薄。在黄初三年封了八九位作郡王，其后又续封了几个。

他尤其喜欢“环夫人”所生的曹宇。环夫人大概是娘家以环为氏，而本人十分聪明，所以生过了天才儿童曹冲以后，又生了一位其后成为“中牟王”的曹据，与这个被曹丕特别喜欢的曹宇（她前后和曹操生了三个儿子）。

陈寿在《三国志》魏的部分，说曹操一共有过二十五个儿子，不曾把曹操的“家乡老婆”所生的一个计算在内。

在曹操的二十六个儿子之中，至少有六个是生下来不久便死了（古时候的接生婆与产妇都不懂卫生，缺乏医药常识，而且当时也没有足够的设备与药品。所以婴儿生下来不久，得病而死的比比皆是。生下来能活上三天，便是“喜事”，要做菜请客或者请产妇娘家的人，称为“喜三”。生下来，竟然活上了一个足月，平安无事，就一定必须大请其客，称为“满月之喜”。婴儿最容易得的病，是“惊风”，其实是脑膜炎）。

天才儿童曹冲，活到了十三岁而死，也是属于“早夭”的一类。却不能称为“殇”。

一方面，是曹丕及曹叡把宗室诸侯管得紧，曹操的成打的儿子想表现也没有机会；另一方面，这些曹操的儿子，能力与智慧大概也相当平常。否则，为什么曹操自己没有把他们多加提拔呢？

曹操的若干儿子，到了黄初三年还不曾死的，都被魏文帝曹丕封为郡王或县王；只有一个例外，赵姬的儿子曹茂。曹丕只封他为乘氏公。为什么呢？因为此人“少无宠于太祖”，长大以后，又“性傲佷”（即骄傲而又心狠）。

卞氏夫人在文帝之时做了“皇太后”，到了明帝曹叡之时，做了“太皇太后”。她以太皇太后的地位，为曹茂向明帝说情。于是，明帝在太和元年把他转封为“聊城公”，又由聊城公而晋升为“聊城王”。其后，他却也不曾犯有什么大过。

“犯”了过失最大的一位王爷，是孙姬的儿子曹彪。曹彪在黄初三年被曹丕封为弋阳王，当年改封为吴王，黄初五年改封为寿春县王，七年改封为白马王，明帝曹叡在太和六年又把他改封为楚王。

到了嘉平元年，司马懿既已迎立了齐王芳为皇帝以后，曹彪被人告发，说他与王凌和令狐愚二人同谋，想在许昌另立一个朝廷，由他当皇帝，与司马懿所操纵的洛阳朝廷相对抗。

因此，司马懿就用皇帝的名义，下圣旨给他，叫他“自图”。换句话说，叫他自杀。他也就乖乖地自杀了。

这位曹彪，究竟有没有与王凌及令狐愚同谋呢？有可能，但也许是冤枉。我个人的看法，是偏向于“冤枉”的一方面的。《三国志·王凌传》说令狐愚曾经派了一位姓张名式的，到“白马”去拜访了曹彪，曹彪也派人答拜。这怎么就可以成为曹彪参加造反阴谋的证据呢？

话说回来，他身为楚王，按照魏朝的法律，是不该与当时官居兖州刺史的令狐愚来往。来往了，就是罪。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案子，令狐愚倘若不是为了征询曹彪对于迎立他为皇帝的计划，是否同意，那又何必派人去白马联络呢？

那末，曹彪的罪状，是铁案如山了？倒也不见得。第一，王凌的案子暴露之时，令狐愚已死。这是“死无对证”的事。第二，曹彪早已在太和六年由白马王改封为楚王。楚的封地，就在王凌所驻扎的寿春。王凌或令狐愚何必舍近求远，派人到曹彪早已离开的“白马”呢？白马在河南延津县，魏朝的楚王封在楚郡，楚郡的郡治是寿春。王凌当时是以“太尉”的官衔，“都督扬州诸军事”，扬州的首县也是寿春。

这件曹彪与王凌、令狐愚同谋造反的案子，确是颇为蹊跷的，只有等待将来有什么“新证据”从地下被发掘出来再说了。

曹操的其他几个儿子，有一位曹衮，很喜欢读书，虽然文章比不上曹植，为人却谨慎小心，非曹植所能比（但是，也犯了一次禁，所犯的是：未经许可而自动到京都来朝。这个罪，叫做“交通京师”）。

后来，没有犯过的，极少。似乎仅有燕王曹宇一人。他是环夫人所生，与天才曹冲同母。在黄初三年被曹丕封为下邳王，五年改封为单父县王，明帝曹叡升他为燕王。他与明帝在辈分上是叔侄，在年龄上相差不远，自幼生活在一起，感情很好。所以明帝对他特别好。明帝得病以后，在景初二年十二月拜他为大将军，以后事拜托他。他很聪明，做了四天，就坚决辞职，明帝只得勉强予以照准。大将军的位置，由曹爽接替。

他的这一种姿态，令司马懿十分欣赏。

明帝在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日病危之时，曹宇已经不是“顾命大臣”，一切都由新的顾命大臣曹爽、陈群、曹休、司马懿四个人共同决定。他们决定扶立明帝的“养子”曹芳。

明帝虽则没有亲生儿子，却有异母兄弟八人。为什么太祖曹操与文帝曹丕的这几个骨血，都不如一个“莫有知其所由来者”的曹芳呢？曹家的事，本就复杂，又插进了司马懿一家，那就更复杂了。

原来，曹丕的九个儿子，有七个短命。其余的两个，一是明帝曹叡，为甄后所生；另一个是东海王曹霖，为仇昭仪所生。

曹霖在明帝去世之时（青龙三年），还不曾死，要再过十年才死。

那末，受了顾命的曹爽与司马懿为什么不立曹霖而立明帝的一个养子呢？因为，据陈寿在《三国志》里说，曹霖的性情粗暴，残害了丫头与姨太太。奇怪的是，魏朝管理宗室的法律很严，打了县吏都会治罪，何况“残害”了“婢妾”？怎么没有关于曹霖因此而被治罪的记载呢？

后两个顾命大臣，为了想揽权而不欢迎“成年”的人做皇帝。明帝的养子曹芳，年龄仅有八岁，当然要比曹霖易于操纵。曹霖的年龄不详，但是在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已经受封为东海王。到了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明帝去世，又有了十七年。这位曹霖，当然是早已成年了。

这时候，明帝的叔父辈，曹丕的弟弟们，有没有活着的呢？有，而且有八个之多。

彭城王曹据，环夫人所生。

燕王曹宇，亦环夫人所生。

沛王曹林，杜夫人所生。

陈留王曹峻，秦夫人所生。

赵王曹幹，陈姬所生，王昭仪所养。

楚王曹彪，孙姬所生。

东平王曹徽，宋姬所生。

乐陵王曹茂，赵姬所生。

在这八个王爷之中，曹宇和曹彪我在前文已经说过。其余的六位都正如一般的魏国诸侯一样，各有“老兵”一百名左右，打猎不能走出封国的三十里以外，一年到头，生活于“监国谒者”的监视之下，不许与宾客交通，不许与别的诸侯来往，不许未经特许而到京城去上朝。他们即使有什么特长与能力，也绝对没有机会表露出来。

况且，他们都是明帝的叔父，怎么能够以叔父的身份作侄儿的继承人呢？

明帝的这些叔父，有没有成年的、能干的儿子，够资格以“堂兄弟”的身份于明帝去世之时入承大统？

有，虽然不太多，例如，曹植的儿子曹志，颇有才气，行为也好。此人后来颇蒙司马炎赏识，在晋朝大做其官，当了乐平太守、章武太守、赵郡太守、散骑常侍、国子博士、国子祭酒（教务长）。这样的人，在晋朝可以得意，在魏朝是只有“受软禁”的份儿，怎么可以“入承大统”？

曹彰的儿子，任城王曹楷，有人以为是少帝（齐王）曹芳的生父，然而并无旁证（曹楷本人也活到魏朝被司马炎篡了以后，当过“少府”之官）。

此外，又有天才儿童曹冲的过房儿子，也就是曹据的亲生儿子邓王曹琮；曹据的另一个儿子，郿公曹阐；曹昂的过房儿子，也就是曹均的亲生儿子，丰王曹抗；曹均的另一个儿子，琅邪王曹敏；等等。

至于，燕王曹宇的儿子曹奂，陈留王曹峻的儿子曹澳，楚王曹彪的儿子曹嘉，与东平王的儿子曹翕，也都是颇够资格作为明帝的继承人的。这时候，也都没有份。这四位“王子”，都有父亲在堂。即使父亲没了，也难得有位正九五的希望的。

然而，曹奂却终于当了皇帝，在第二个“少帝”曹髦对司马昭拼命而死之时，他被司马昭迎接到洛阳，成为第三个“少帝”，也是末了一个少帝，末了一个魏朝天子。

曹芳、曹髦、曹奂，前后三个少帝，做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的傀儡，替司马炎的晋朝铺路。倘若明帝能有一个亲生的、成年的、能干的好儿子，司马懿如何能迷惑曹爽，扶立“来路不明”的曹芳？

我把曹家的事，说个没完，并非故意如此。三国时代的历史，能撇开曹家的事不说么？

曹操的能力，在整个三国时代占第一位。他有文才，有武艺，能主持政务，能指挥军事，肯用人，会用人。他虽则是中常侍曹腾之孙，太尉曹嵩之子，本身却并没有什么地盘作为凭借，在董卓窃据朝廷之时，他曹操也不过是一个逃出京城的，脱离部队的一名团长级的“校尉”而已。

六年以后，他成为中原的一霸，做了汉献帝的保护者。不久，他敢于和雄踞四州的袁绍作对，而果然以弱胜强，占了长江与秦岭以北几乎每一方寸的中国领土。

他戎马半生，战无不胜，偏偏在建安十三年碰上了周瑜、孙权、诸葛亮几位青年才俊，弄得统一的大业功败垂成。于是，灰心之余，倒行逆施，自封为魏公，向王莽看齐，又进位为魏王，越来越不成话。太可惜了。

他本可以作伊尹、周公、霍光，并且已经几乎作了伊尹、周公、霍光，却在赤壁乌林的一战以后，做出显然是违反汉朝的“祖宗成宪”的事。汉朝的“祖宗成宪”是：非刘氏不能封王。这是高皇帝刘邦的遗训。

在汉朝的历史上，贵族的封爵只有王与侯，没有“公”。为“公”的，仅有王莽一人。王莽于篡位以前，自封为所谓“安汉公”。因此，当曹操自封为“魏公”之时，天下的人都猜得出曹操的下一步是什么：篡位！这就使得若干为了中兴汉朝而追随他的志士，陡然心寒。这些志士的代表人物，是荀彧。

荀彧的道德与才具均高，高到了曹操认为是他的张良。荀彧也的确给了曹操以极不可少的支持：劝曹操到洛阳迎汉献帝的，是荀彧；吕布偷袭兖州之时，发动了夏侯惇、程昱等人，守住了鄄城、范县、东阿三个城的，是荀彧；袁绍率领大兵南下，给曹操“打气”，指出袁绍的若干缺点以及袁绍谋臣的如何一个一个皆不成材，叫曹操不必害怕，尽管去和袁绍一拼的，也是荀彧；每一次，曹操在外边打仗，替曹操坐镇后方的，都是荀彧。荀彧不仅是曹操的张良，也是曹操的萧何。

荀彧是荆州颍川郡颍阴县人，祖父荀淑当过县令，父亲荀绲与七个伯叔都是才子，号称“八龙”。荀绲做过济南国的国相，叔父荀爽做过司空。

荀彧在本郡被举为孝廉，做过中央的“守官令”，于董卓作乱以后活动“出京”，金蝉脱壳，到今天的山东济宁附近作亢父县的县令，然后在亢父挂冠而去，回到颍阴家乡，劝家乡的人赶快搬家，不要留恋这颍川郡“四战”之地。

其后，他投奔袁绍，看见袁绍不是一个能够成事的人，就转往东郡，与当时的东郡太守曹操做了朋友。

这一位曹操的确是比那一位袁绍高明多了。荀彧死心塌地要帮助曹操成功。荀彧并且向曹操推荐了不少的人才，包括陈群、钟繇、司马懿。

陈群也是一位书香门第的子弟，与荀彧同郡而不同县，是颍川郡许县人，在家乡声望颇高，祖父陈寔，受过党锢之祸，父亲陈纪与叔父陈谌，是有名的难兄难弟，所谓“元方、季方”。

陈群一度在豫州帮过刘备，刘备不太能接纳他的意见。其后，他随同父亲陈纪在徐州“避难”，被荀彧推荐给曹操，曹操用他做“西曹掾”，专管“人事”。若干年以后，逐渐升他做了“治书侍御史，参丞相军事”。

陈群所做的事，可说是帮曹操料理内部杂务，替他管家。曹操有了这个陈群，等于是有了一个放得了心的“管家婆”。

钟繇发迹比陈群早。他也是颍川郡人，家住长社县。被举为孝廉以后，当过尚书郎、县令、“廷尉正”（廷尉下面的判“平决诏狱”之官）、黄门侍郎，对于李傕、郭汜，他颇能进言。他劝李傕、郭汜，让汉献帝离开长安，回洛阳。

他随了汉献帝再由洛阳到许县，就由于荀彧的推荐而深受曹操的赏识。曹操一举而用献帝的名义任命钟繇为御史中丞，不久又连升他为侍中、兼尚书仆射，封他东武亭侯（这时候，荀彧是侍中兼尚书令）。

曹操很怕袁绍派兵到关中（陕西），荀彧说：“只须派钟繇去，西边的事你就可以不必忧虑了。”曹操就叫钟繇以“侍中”的本职，兼“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给了钟繇全权，“不拘科制”。

钟繇到了关中，就招抚了韩遂、马腾。韩马二人均送了儿子到许县作效忠的担保。马腾而且派了另一个儿子，马超，带精兵一万，帮钟繇抵御袁绍的河东太守郭援，杀了郭援。

曹操的很多别的助手，包括司马懿，也都是荀彧所推荐（司马懿有才无德，荀彧看重他，可谓千虑一失）。

曹操待荀彧也很好，封他为“万岁亭侯”（万岁亭，在河南省新郑县）。在汉朝的历史上，像荀彧这样没有“野战之劳”而仅仅是一个“抹公事桌子的”尚书令，竟然也封了侯（虽则不过是一个“亭侯”，比不上“县侯”或“乡侯”），可谓空前。

荀彧坚辞。曹操向他说：“自从与你共事，立了朝廷以来，你匡弼我，你保举人才，你贡献计划，你参与机密，做的事也够多了。立功，本不必限于‘野战’。希望你不要再谦让了。”于是，荀彧接受了这个亭侯的爵位。

建安十七年，有董和等人，找荀彧秘密商谈，想建议汉献帝，封曹操为“国公”、“加九锡”。荀彧反对。荀彧向他们说：“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他又说，曹操本来是为了“匡朝宁国”才纠集“义兵”；他一向“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我们不可以违拗他的本意。

荀彧心目中的曹操，便是这样一个“忠诚”的，志在“匡朝宁国”的曹操，并不是一个诈伪的，以兴汉为幌子而实际上想做王莽的曹操。

这一年，不久以后，荀彧便去世了。陈寿说他是“以忧薨”。荀彧所忧的是什么？陈寿不曾明说。陈寿在下面接着说：“谥曰‘敬侯’。明年，太祖（曹操）遂为魏公矣”。陈寿在语气上暗示我们：因为荀彧死了，所以次年曹操才敢于做魏公。

孙盛在《魏氏春秋》里面，说曹操送了食品给荀彧，荀彧打开盒子一看，里面是空的，便认为这是曹操要他自杀，就立刻饮药而卒。

孙盛不曾举出证据来；所说的这个故事显然是得之传闻。然而范晔写《后汉书》，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均受了他的影响。

就史笔而论，还是陈寿的比较好，虽则有点含糊，不曾明说荀彧所忧的是什么。我看，荀彧所忧的不是自己的性命发生危险，而是汉朝的前途无望。

在曹操的左右，因曹操自封魏公而感觉失望的，不止荀彧一人。他们看到荀彧的下场如此，也就“噤若寒蝉”了。然而私底下总是蕴藏着一肚子不愿意。大家位登朝班，本来是大汉的高官名士，谁甘心跟姓曹的下水，做一名大奸臣之下的小奸臣呢？

崔琰便是这样的一个人。曹操自封魏公之时，他没有什么明白的表示。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四月，又自封为魏王；崔琰仍旧不敢有所表示，却有一个曾经因他推荐而做了小官的杨训，写出一件歌功颂德的表，内容十分肉麻，被“时人”讥笑，认为“希世浮伪”。崔琰叫人把杨训这肉麻的表的草稿拿来看看。看完，写了封信给杨训，信里面有这么几句话：“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这几句话，是说：“我省（看了）你的表。你干这件事，也好。表里面提到所谓‘时’，时这个东西是很难说的。时也会变的啊。”

有人把崔琰的这一封信，报告曹操。曹操大怒。曹操说：“‘事佳耳’的‘耳’字，在语气上不是好话。至于‘会当有变时’这五个字，更是意旨不逊。”

曹操下令，把崔琰“罚为徒隶”。当时，崔琰官居“中尉”，中尉是魏国的官，相当于汉朝的“执金吾”，亦即负责首都治安的警备司令。崔琰由中尉而突然变成了“徒隶”，跌得很深。徒是罚作苦工的囚犯；隶，就是奴隶。

不过，这一条处罚他的命令，并没有立刻执行。他仍旧住在自己的家里，照常见客，“门庭若市”。曹操派人去侦察他，见到他对宾客谈话之时“虬须，直视，若有所瞋”。“虬须”，是用手卷胡子。“直视”，是两眼发直。“若有所瞋”是似乎在生气。崔琰能够不生气么？

曹操却认为崔琰应该悔罪，不应该生气。于是，再下一道命令，叫崔琰自杀。

崔琰有一位老同事，官居丞相府东曹掾（人事处处长）的毛玠，十分为崔琰不平。有一天，毛玠遇见一家男女老少，被押走在路上，去作“官奴婢”（公家的奴隶与丫环）。他问了一问，原来是这家有一个男子，因犯罪而刺花了脸（黥面），在外地当“官奴”，做苦工，私逃回家，被本地的官厅发觉，官厅就依照当时的法令，把这个私逃回家者的家属，都逮捕了来，全数处罚为“官奴婢”。

毛玠的一肚子气，遇到这一根导火线便按捺不住，让很危险的“诽谤”的话，脱口而出。他说：“使得老天不肯下雨的，就是这样的事！”

曹操的耳目相当众多。任何人有什么不利于曹操的行动或言论，曹操是很快就知道的。曹操受不了毛玠的“诽谤”，就下令把他逮捕，交给“大理”（最高的司法官）钟繇严加讯问（这时候，钟繇已经在关中——陕西——做过司隶校尉，安抚了韩遂、马腾，回到许县，升官，做“前军师”，于曹操自封魏公以后，当了魏国的“大理”。魏国与汉朝的诸侯之国不同，有它的三公九卿小朝廷，是汉帝国之内的一个“公国”）。

钟繇与崔琰、毛玠，都是好朋友。他为人也十分正直。他奉了命令之后，又不得不遵命办理，对毛玠严加讯问。

这一次的讯问，在中国的以及世界的司法制度史或司法实务史之中，是空前绝后的“盛举”。钟繇在庭上大发议论，引经据典，说出天旱未必是君王无道，罚民为奴也不是昏君才如此，钟繇表面上似乎是在驳斥毛玠的“谬论”，而言外之意，倒很像是承认毛玠的“谬论”也不无理由。

钟繇面恶心善，在发表一大通“天人之际”的哲学与“家族连带负责”的刑法理论以后，向毛玠提出几个像煞有介事的问题：（一）有哪几个人，和你一同见到那个脸上刺了字的人？（二）这个人的家属被罚作官奴婢，是不是你本来就认识的？（三）你在什么情形之下，见到这些官奴婢？（四）你发感慨，说“使得老天不肯下雨的，就是这样的事！”你是对谁发出这个感慨？（五）那个你对他发感慨的人，回答了你什么话？（六）你发感慨，是在何年何月何日？（七）在什么地方？

毛玠对这七个问题，一概避开不答，只要求原告出庭，提出证据。倘若证据确凿，死也甘心。

钟繇把审讯的经过报告曹操。在这个期间，有毛玠的其他朋友桓阶与和洽二人，在曹操面前求情。曹操免了毛玠的死罪，只革去了他的官职。毛玠总算是幸运的。

当初，倘若曹操能够对崔琰也从宽发落，历史家对曹操的批评也许要好一点。

我对于曹操的能力，在前文已有赞赏。他开始起兵，确是为了讨伐奸臣（董卓），匡复汉朝，其后，由于赏罚分明，威德足以服众，也的确为天下的忠臣义士所瞩望。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用汉献帝的名义铲除袁绍以次的大小军阀，化割据为统一，我们也很难说他完全不对。甚至，在他战败于赤壁乌林之时，我们也可以说他努力于统一并没有错。所错的不是原则，而是技术：低估了刘备的能力与孙权的态度。

在他与刘备私人之间，谁负了谁，有待更多的历史家举行一次会审，以取得定谳。

他在建安元年，刘备与袁术对垒之时，便已推荐刘备为镇东将军、宜城亭侯；在建安三年十二月带了刘备打平吕布，自己扩充地盘，也替刘备出气。以后，又把刘备升为“左将军”，叫刘备“领豫州牧”。他待刘备，不能算坏。

刘备却参加了董承的密谋，要用政变的手段消灭曹操。曹操在当时（建安四年）是否奸形已露呢？董承这个人，是否比曹操更忠于汉朝？董承的政变办法，是否值得提倡？有没有“成事”的可能？这些，也许只有刘备本人才可以答复我们。

曹操对汉献帝，起先也不算坏。汉献帝流落在洛阳，当了强盗头子韩暹、杨奉的傀儡，很苦很穷。有谁去管？袁绍，不肯去。是曹操带了兵到洛阳，把这位十五岁的献帝迎接到许县来，给他立了朝廷，造了宫殿，供应了一切开销。

傀儡，不错，是傀儡。东汉和帝以后的殇帝之流，谁不是傀儡？站不起来的皇帝们，不曾以自己的力量打下江山的皇帝们，本来也只有当傀儡的份儿。

汉献帝有没有参加董承的政变阴谋？有没有送衣带诏给刘备？难说。汉献帝于建安十九年却很可能参加了伏皇后向伏完写信，建议诛曹操的事；也可能并不知情。

伏完是琅邪郡东武城人，经学大师伏生的苗裔，大司徒伏湛的八世孙，世袭“不其侯”，本人是汉桓帝阳安公主的驸马，官居屯骑校尉。

伏完接到女儿（伏皇后）的信，始终不敢有所举动，也不忍心告发女儿；把这件事埋藏在自己的心中，于建安十四年带进了坟墓。

伏皇后为什么想除掉曹操呢？因为，在建安四年年底，建安五年年初的董承事件以后，曹操曾经向汉献帝三番五次，要去了董承之女董贵人加以杀害。董贵人当时身怀六甲，汉献帝向曹操求情，无效。伏皇后很有兔死狐悲之感。这才决定写信给父亲，作十分大胆的建议。

建安十八年，曹操自封为魏公，十九年十一月，有人告发伏皇后的这么一回事。曹操派遣御史大夫郗虑，和尚书令华歆，带兵进宫，捉伏皇后。

《曹瞒传》说，可怜的汉献帝，仅仅能够把伏皇后藏在复壁（双层的墙壁）之中。这是极幼稚的一种办法。郗虑与华歆怎么会不到处搜寻呢？

华歆打开了这复壁，揪住伏皇后的头发，牵她出来；牵过献帝的面前，伏皇后求救。献帝说：“我自身难保，不知道这条命什么时候完结。”

郗虑与华歆，都曾经是名满天下的文人，却也作了这种“助纣为虐”的事。不过，他们名为汉朝大臣，实为曹氏家奴。当了家奴，怎能不做家主所吩咐的事？关键在于，未能于曹操自称魏公之时，以一死成全自己的名节。死，不是容易的事。“千古艰难唯一死”！而且，从容就义，比慷慨赴死更难。

伏皇后被捕以后，她与献帝所生的两个皇子，以及哥哥伏典及伏氏一族一百多人，一起被杀。

曹操当得起“心狠手辣”四个字。

这时候曹操早已把三个女儿，都送进了宫中当“贵人”。伏皇后被杀以后，曹操叫献帝在三个曹贵人之中选择一个做新的皇后。献帝无可奈何，就指定了中间的一个做皇后。这位曹皇后，单名一个“节”字。她的姐姐叫曹宪，妹妹叫曹华。

曹皇后虽则是父亲姓曹，却很忠心于夫家刘氏。曹丕篡位之时，好几次派人向她索取传国的玉玺；她不肯给。最后一次，她知道不能不给，就把玉玺摔到楼下，哭着大骂：“天不会保佑你（曹丕）的！”

曹操另有一个女儿，是家乡的小老婆刘氏所生，后来嫁给了夏侯惇的儿子夏侯琳。曹操还有一个侄女，嫁给了夏侯渊的儿子夏侯衡。曹氏的女子，能够嫁到夏侯氏家，作媳妇，可见曹操的父亲曹嵩不是从夏侯氏家里抱过来，当曹腾的养子的。

陈寿似乎是有意开玩笑，一方面在《武帝纪》里说，关于曹嵩，没有人能查出他的“生出本末”；另一方面，他又把两位夏侯氏将军及其子孙与曹仁、曹洪、曹休、曹真及其子孙，合写在一起，称为“诸夏侯诸曹传”。陈寿似乎在暗示，夏侯氏与曹氏本为一家，却又明白交代曹氏有女儿嫁到夏侯氏家。

我认为，陈寿不应该如此。在他那个时候，想找出曹嵩的生出本末，不是很困难的。曹植的儿子曹志，以及被封为陈留王的魏国最后一个皇帝，都健在人间。

陈寿又故意不肯交代曹仁、曹洪与曹休这三个人的父亲是谁，只说：曹仁是太祖（曹操）的“从弟”，曹洪也是太祖的从弟，而曹休是太祖的“族子”。这是什么意思？陈寿不仅对姓曹的不起，也对我们千百年后的读者不起。

陈寿在《三国志·诸夏侯诸曹传》里面，说曹仁、曹纯、曹洪，都是曹操的“从弟”，却不曾交代这三位从弟的父亲是谁，祖父是谁，和曹操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陈寿仅仅说出曹仁与曹纯是“亲兄弟”而已。

王沈在他的《魏书》里告诉我们：曹仁与曹纯的父亲是长水校尉曹炽；曹炽的父亲，曹仁与曹纯的祖父，是颍川太守曹褒。这位曹褒，是否也是曹洪与曹操的祖父呢？

王沈在《魏书》里，只说了曹洪有一个伯父，叫做曹鼎，当过尚书令；不曾记载下曹洪的父亲是谁，祖父是谁。因此，我们没有方法断定，曹仁、曹纯的祖父曹褒，是否也是曹洪的祖父。

剩下来的问题是：曹褒与曹操有没有血统上的关系？他可能不可能，也是曹操的“亲生祖父”？

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说：曹操家乡谯县（安徽亳县）有“曹腾兄冢”，冢东有碑，上面刻了“汉故颍川太守曹君墓”。这一位“颍川太守曹君”，应该就是王沈《魏书》中的“颍川太守曹褒”。

《水经注》而且也记载了，在“颍川太守曹君墓”的北边，又有一座“元子炽”的冢，冢旁的碑，题作“汉故长水校尉曹君之碑”。这一位曹炽，也毫无疑问，是曹仁与曹纯的父亲，长水校尉曹炽。

郦道元之所以断定曹褒是中常侍曹腾的哥哥，想必有他的理由。曹褒与曹腾既然是亲兄弟，他们的父亲是谁？

《太平御览》所引司马彪的《续汉书》，说曹腾的父亲叫做曹萌（今本《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的《续汉书》，把萌字讹刻成“节”字）。曹萌有四个儿子，最小的一个叫做曹腾，字季兴。其余的三个，名叫做什么，司马彪不曾说。司马彪只说出了他们三人的字：伯兴、仲兴、叔兴。曹褒倘若确是曹腾的哥哥，应该是这三个“什么兴”之中的一个。曹操的亲生祖父，亦即曹嵩的亲生父亲，似乎也应该是这三个“什么兴”之中的一个，甚至就是曹褒。

在曹褒的坟墓之旁，有他的两个儿子，长水校尉曹炽与“谒者”曹胤的坟，没有太尉曹嵩的坟。倘若曹嵩也是曹褒的儿子，他的坟，是不是也应该设在曹褒的旁边呢？不可以！他的坟应该设在过房父亲（中常侍）曹腾的坟的旁边；不可以设在亲生父亲曹褒的坟的旁边。

尽管如此，这个问题并未解决。曹操的亲生祖父、曹嵩的亲生父亲是谁？有待于今后考古家，从地下发掘出新的史料来，予以答复。

至于曹休，他只是曹操的一个“族子”而已，扯不上很近的血统关系，我们也就不必多噜苏了。

关于曹真，陈寿却交代得颇为清楚。曹真本不姓曹，姓秦，是秦邵的儿子。曾经有敌人追捕曹操，追到了秦邵的家里，秦邵说自己是曹操，因此而被捉去，牺牲了性命。曹操收养秦邵的孤儿，取名曹真。

曹操把曹真抚养成人，如其亲生儿子一样。事实上，他信任曹真，甚于自己的任何一个儿子。他给曹真兵权，先后任命他作偏将军、中坚将军、中领军、征蜀护军。

曹丕篡位以后，又屡升曹真，升到“中军大将军”，加官“给事中”。曹丕死时，把儿子明帝托给他，叫他与陈群、曹休、司马懿同为顾命大臣。明帝死时，又把养子曹芳，托给了曹真的儿子曹爽，叫曹爽与司马懿，同为顾命大臣。

曹家的事，姑且写到这里为止。其余的，放在司马懿父子的故事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