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三国 三八　分久必合

蜀汉在炎兴元年（公元263年）结束；魏国在咸熙二年（公元265年）被篡于司马炎。

司马炎是司马昭的儿子。于司马昭死时，继承了晋王与魏国的相国之位。那时候，是咸熙二年八月辛卯日。

三个多月以后，魏国的最后一个少帝曹奂，便叫人把皇帝的玺绶，双手捧送给司马炎。

司马炎在十二月丙寅日，集合几万名臣僚与四夷君长，在洛阳的南门外，郊祀上帝，宣告就皇帝位，改国号为晋，改年号为“泰始”。于是大魏咸熙二年十二月，改称为大晋泰始元年十二月。

魏国也结束了，曹操的一生辛苦与曹丕的一时得意，都幻灭为春梦一场。

吴国亡得最后，要再过十五年，才轮到它。到了孙皓的天纪四年（公元280年）三月壬申日，才被司马炎派来的大军所征服。

孙皓是孙权的孙子、废太子孙和的儿子。吴国在孙权与孙皓之间，有过两个其他的皇帝：孙亮与孙休。

孙权的第一个太子，是长子孙登，孙登不幸早死。孙权的第二个太子，是第三个儿子孙和。孙和因姐姐大虎向孙权进谗而被废。最后，孙权死时，小儿子孙亮得到皇帝之位。

孙亮当了差不多七年的皇帝，为权臣孙綝所废。废了两年以后，自杀；自杀之时，还不过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

继孙亮而为皇帝的，是孙权的第六个儿子孙休。孙休在位六年多而死。

他的丞相濮阳兴与左将军张布受了他的临终之时的“顾命”，却并不扶立他的儿子孙，改立了一位“长君”，年方二十三岁的孙皓。

孙皓即位不到三个月，便杀了濮阳兴与张布。原因是，他听说这两人见他性情粗暴，好酒好色，颇有后悔立了他的意思。

孙皓在位十六年，除了把交州重新夺回以外，别无其他作为（交州是在他即位以前的一年，被司马昭的人夺去的）。

他下令所有的大臣，必须把女儿送进宫来，任他挑选，选剩下来的，才许领回去嫁人。传说他的后宫女子，有五千名之多。事实也许与这个数目稍有出入，然而他是一个昏君，而不是一个贤君，已经是千古的定论。

他不仅是一个昏君，而且是一个暴君。他喜欢剜掉“犯人”的眼睛；也喜欢用锯子锯掉“犯人”的头，有一个官居太守的奚熙犯了“非论国政”之罪，被他杀掉三族。

像他这样的一个既昏且暴的亡国之君，竟然能在蜀汉已亡以后苟延残喘了十六年，令我们又叹一声“天道难知”。英美人也有一句俗语：“上帝有他的奇特作风。”（Godhashisstrangeways.）

我们倘若多懂一点上帝的奇特作风，便多了解一点历史哲学。例如，为什么中国的历史上，常常来了“合久必分”与“分久必合”的那一套呢？

请原谅，我必须先交代一下，孙皓在公元280年是怎样丢掉了他的江山的。很简单，司马炎于休养生息了十几年以后，调遣大军，分兵六路，对孙皓的东吴下手。

这六路的司令与目的地，是：

一、司马伷，涂中（当涂）。

二、王浑，牛渚（采石矶）。

三、王戎，武昌。

四、胡奋，夏口（汉口）。

五、杜预，江陵。

六、王濬，西陵及其以东。

在这六人之中，杜预的地位最高：他是“镇南大将军”，其余的五人都只是“将军”而已。我们今天的人，仅仅晓得杜预是一位《春秋左传》的注解家，不曾注意到他曾是显赫一时的“镇南大将军”。

杜预一向坐镇在襄阳。他在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正月间出动，在二月甲戌日打下江陵。

东吴在荆州南部几郡（湖南）、交州与新设的广州的大小官吏，都纷纷派人送了印绶来，向杜预投降。

这时候，王濬也已经带了他的部队，乘船由益州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烧断了东吴水军用来“锁江”的几千尺长的铁索，占领西陵峡与荆门、夷道两个城。

司马炎叫杜预镇抚零陵、桂阳、衡阳；叫王濬继续东下，与王戎、胡奋共同进攻武昌和夏口。

王戎懒得自己费事，只派了两个参军带一些兵去。胡奋相当卖力。于是王濬与胡奋二人很快就拿下了武昌、夏口。

王濬在三月间又“顺流而下”，到了建业的城下。中途，他收降了孙皓的游击将军张象，与张象所率领的一万水兵。

杜预通晓经学、礼制、历法、律令、算术等，又被称“杜武库”。在晋太康年间伐吴势如破竹，立奇功，在学术上著有《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是《左传》注本流传最早的一种。

孙皓曾经让丞相张悌，带了建业城内的精兵三万人，在三月初旬渡过长江，抵挡那来攻牛渚的王浑。张悌忠义有余，而军事学识不足，一战而败，本人阵亡，部队被杀了七千八百多名，剩下来的残部，都丧失了战斗能力。

司马炎的叔叔、晋朝的琅邪王司马伷，也率领他的部队到达了涂中（当涂）。

孙皓生活在王浑与司马伷四只眼睛的监视之下，已经够害怕的了。忽然，听说又有“兵甲满江，旌旗烛天”的王濬，即将来到建业城外的长江江面。孙皓不再考虑，立刻叫人写降表，写三份，分送给司马伷、王浑、王濬。

这三人都很欣赏孙皓送来的这张降表。

王濬的船，行列有一百华里长；王濬的兵，共有八万之多。这些兵敲着鼓，喊着、唱着，果然来到了石头城（建业）的城下。他们抬头看到，城墙上竖满了降幡。

唐朝的刘禹锡，有一天航行到今天湖北省大冶县之东的西塞山，想起了这是当年王濬带了“楼船”所经过的地方，不免诗兴大发，吟了一首“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

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

故垒萧萧芦荻秋。

以前，孙坚、孙策何等英雄。孙权也不愧是一时豪杰。而今，这窝囊的孙皓丢尽了曾祖、伯祖，与祖父的脸。他捆了自己，带了棺材，走到王濬的军门，去听凭处分。

王濬也像以前邓艾对待刘后主那样，解了孙皓的绑，烧了孙皓带来的棺材，请孙皓进来相见。然后，点收了东吴的领土地图与户口册籍。地图上列有四个州（扬州、荆州、广州、交州）。户口册籍上列有五十二万三千户人家。

驻扎在涂口的王浑，大吃其醋，认为王濬无权受降，他王浑自己是“安东将军”，而王濬不过是一个不三不四的“龙骧将军”。王浑又认为，既然司马炎曾经命令他攻涂口，可见这攻进建业的事是司马炎准备交给他的任务，王濬分明在“越俎代庖”，而且，真正打了一次硬仗、击溃张悌的，是他，不是王濬。他尤其生气的是：在王濬经过（江宁峡之东的）“三山”之时，他派人请王濬到自己的军营里“谈谈”，那王濬却藉口“风大，船停不住”，竟敢不来（王濬也知道，倘若去王浑的营里，王浑一定要“节制”他，命令他暂时不要进展到建业城下）。

王濬赶紧把孙皓押送给王浑，把首功让给王浑。王浑却仍然向司马炎告了王濬一状，说王濬不受他的“节度”。

司马炎把王浑的状子，交给主管的臣子们审议。这些臣子竟然站在王浑的立场，建议用囚车把王濬押解来京，从严惩罚，像以前对邓艾那样（为什么这些臣子对王浑“一面倒”呢？因为王浑的儿子王济，娶了司马炎的女儿常山公主。王浑与司马炎是“亲家”）。

司马炎在这一件事的处理上，不愧为开国之君，比他的父亲司马昭还略高一筹。司马炎不准把王濬用囚车押解来京，只是下了诏书，申斥王濬一番，不该违抗了王浑的节度（王濬上表申辩，说自己在三月十五日中午已经到达秣陵关，到了黄昏之时才接到王浑要他接受“节度”的命令。在命令中，王浑叫他回军西向，围石头城。这时候，孙皓已经来降，实在没有再去围石头城的必要）。

那位天子亲家王浑，也真是够无聊的，他又告王濬“得吴宝物”。王濬又不得不申辩，说：先走上孙皓的御船的，是王浑，不是他王濬；先进孙皓的皇宫的，不是他王濬，而是晋朝的扬州刺史周浚。

到了王濬到京觐见之时，王浑在京城的党羽，又告他擅自烧了孙皓的船一百三十五艘，奏请司马炎把王濬“付廷尉推”（抓到大牢里，严刑拷打，看他招也不招。这是我们中国人白玉一般的文化之中，挺难看的一点微瑕）。司马炎说：“不必如此。”

司马炎升了王浑的爵，由京兆侯晋封为京兆公，也升了王濬的官，由龙骧将军升为“辅国大将军”，其后再升为“镇军大将军”。

孙皓到了洛阳以后，被司马炎封为归命侯。以前蜀汉后主到洛阳，所得到的爵位是“安乐公”，公爵，比孙皓高。魏国的末代皇帝曹奂，是在禅位以后被封为“陈留王”，王爵，比刘后主又高了一层。

司马炎待他三人（曹奂、刘禅、孙皓）都很宽厚，让他们安享余年而死。

现在，我们可以略为谈谈分久必合的大道理了。我在三十三年前曾在重庆于演讲之时说过：分久必合的必字，与合久必分的必字，都不妨“修正”为“可能”两个字。“合久了可能分，分久了可能合”。现在，我以为这“可能”两个字，又不妨再修正为“容易”：“合久了容易分，分久了容易合”。

原因何在？合与分，本身都各有可爱之处，也各有缺点。刚合了不久，一切新鲜，颇有“开国景象”，在上的求才若渴，在下的互庆升平，合久了，有若干缺点就显露了。当皇帝的以为宝座稳如泰山；当官的懒得向老百姓讨好；没有当到官的，由于父亲或丈人不是官而似乎永远没有机会一过做官的瘾，因此而“唯恐天下不乱”；至于一般浑浑噩噩的老百姓，过久了出汗纳粮的日子，也感觉烦，倘若又遇到什么蝗虫、大水、干旱、地震、土匪，那就颇有“反正是死，不如快活一下再说”的造反之意了。于是，大一统的局面土崩瓦解，慢慢地在地平线上冒出来若干割据一方的群雄。群雄互相比武，比到后来，就有几位尖尖儿的角色，演出在时间上或长或短的“分”的局面。

分的局面，未尝没有它的令人向往之处。以读书人而论，在战国时代活着，确是比在明清两代捱着，舒服得多。明清两代有盐商，却没有孟尝君，也没有像“稷下”那样可以雄辩滔滔、畅所欲言的公共场所。做官的，与希望做官的，也会羡慕他们在战国时代的老前辈：本国或另一个国家的君主不赏识他们，他们就可以走到另一个国家去活动活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以苏秦而论，只要还留着“三寸不烂之舌”，不怕没有一个可以让他“飞黄腾达”的国家。

我想大胆说一句对先贤失敬的话：倘若诸葛亮不留在隆中等机会，而跟着哥哥诸葛瑾到东吴去找工作，像诸葛均后来跟了他去西蜀一样，那么诸葛亮十有九成，在东吴当不上丞相，而极可能倚靠哥哥的社会关系，做到一名比“长水校尉”高不了多少的不大不小的官而已。

诸葛亮之所以能与哥哥诸葛瑾各仕一国，分途发展，正是天下三分的可爱之处。太史慈是山东人，到了东吴，才遇到一个自称为他的知己的孙策。当时，北方人跑到南方，南方人跑到北方，东边人跑到西边，西边人跑到东边，忙得很，热闹得很。

老百姓夹在三个国的里面与中间，岂不很苦：要打仗，要纳粮，还要做无薪的工。事实，却也并不太坏。三国时代到来以前，当老百姓的还不是一样要纳粮、做工、打西羌、打乌桓、打鲜卑？三国时代的仗，也只有几次比较激烈。

就一般的生活情况而言。老百姓在三国时代，远比在东汉时代活得好。朝廷上不再有宦官外戚把持一切（除了西蜀在最后几年有一个宦官黄皓而外）。三个国家的大小官吏，绝大多数是清廉的。诸葛亮而且把西蜀治理得道不拾遗。

曹魏的法律，比较偏于太严，却也有严的好处，叫人民不敢轻易犯法，也就免得受刑。明帝曹叡所修订的魏律，其后成为几个朝代的法律的蓝本。

三国魏王肃撰《孔子家语》，此为清刻本。

曹魏也创行了“九品中正”的制度。这制度虽未必能实现以绝对客观的标准来登记青年才俊的构想，却也不能不说是好过了东汉末年那些孝廉、茂才，都并无优良品德或真才实学，全靠父兄与岳家的权势而获选。

曹魏的屯田政策与水利建设，虽则是以便利军事行动为目的，而间接却大大地帮助了农民。

曹魏在金融的处理上，有点儿颠颠倒倒：恢复了五铢钱，又施行“以物易物”。在这一方面西蜀比曹魏高明，一度发行了当百的大钱，而不久便恢复了五铢。后主与诸葛亮继续执行这一种取信于人民的好政策，让人民始终生活得十分安定。孙权也发行过大钱，而且发行了“当千”的“大钱”，来套取人民的“小钱”。但是，后来他也觉悟了，把“大钱”收了回去（东汉与三国时代的人，喜欢那重量固定、成色固定的五铢钱，正如民国的许多老百姓之喜欢所谓“袁大头”。袁大头，每块重库平七钱二分，质量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纯银）。

三国时期吴国韦昭的《国语》注本是现存最早的注本，图为明刻本韦昭注《国语》。

魏蜀吴三国的领土，加起来，比以前东汉的大。它们三国彼此的力量差不太多，在中原角力，角成了一时彼此无可奈何的相持的局面，于是分头对外发展，把较为弱小、在文化上较为落后的邻居部族，“纳入范围”。魏对于乌桓、鲜卑；蜀对于南方的夷（蛮夷）与青海及甘肃西南的羌，吴对于江浙皖三省山地的“山越”，皆是如此。

三个国家都有很多的军政人才。这些人，倘若生在东汉，大概只能有三分之一的数目春风得意。

三国时代的经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都十分发达。原因是：有刺激、有挑战，又有热心的老师。小道如看相算命，也颇有可观。至于，虞翻谈《易经》，谈出了新鲜的道理来，那就更高于看相算命的管辂了。一度想说服诸葛亮向曹魏投降而反被诸葛亮用“正议”申斥了一顿的王朗，对《易经》也有相当研究，他所写的“传”，到了北魏之时，仍被经生用作课本。他的儿子王肃，是有名的古文家（被有些人怀疑为“伪孔安国古文尚书传”的作者）。王肃的儿子王弼，是天才：他注解了《老子》，又用《老子》解释了《易经》。

论文学，我们只须再提一下曹操的“对酒当歌”与曹植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不就够了吗？再说，建安七子怎么样？东汉有没有？

在才华上比曹植略逊一筹的曹丕，却也自有千秋。在诗的体裁上创始了“七言”，又在小说方面写了一部神怪的《列异记》。与他有“谈鬼”的同好的，是《搜神记》的作者，干宝。

干宝同时也是一位“掌故家”，留下了《魏晋春秋》，作为其后南北朝刘宋的裴松之用作注解《三国志》的材料之一。以裴松之所引的若干书籍而论，三国时代的当代历史家确是不少：写《魏略》的鱼豢，写《吴书》的韦昭，等等，不胜枚举。甚至那人格不甚足取的谯周，也表现了他对古史的浓厚兴趣（写过一部《古史考》）。

三国时代在艺术上的成就，图画可以用美国波士顿城美术博物院所藏的壁画为例：上面有两个极其生动的游春的人。建筑，东吴的佛教寺庙很多：武昌有慧宝寺，建业有瑞相院、保宁寺，吴县有通玄寺，鄞县有德润寺。曹操在赤壁之战战败了以后所建的铜雀台，大概不太难看。他的孙儿，明帝曹叡，是一个很喜欢搞建筑的皇帝。

谈到科学，三国时代有过会用麻醉药，又会动手术取出肾结石，甚至有把握进行“神经解剖”的名医华佗。马钧，传说为水车的发明家，但他确是曾经发明了“发石车”、“指南车”，与“十二蹑绫机”，以及一种自动儿童玩具，叫做“翻车百戏”。马钧是魏国人。魏国另有一位刘徽，在数学上颇有造诣，写出了一部《海岛算经》。

三国时代的分裂局面，竟然有那么好，那又何必再合呢？是什么人，为了什么缘故，要把三个国家又合成了一个呢？为什么，在最后合的时候，又合得那么容易？

想合的，不仅是司马昭与司马炎，吴蜀两方的君臣，也都是想统一宇内的，只不过是力量不够而已。自从孟子以来，中国人的政治思想都有了“天下定于一”与“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等等牢不可破的“定论”。他们接受了孟子的判断：天下要安定，只有在统一于一个君主之下的时候；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因此地上也不该有两个大王或皇帝。

这个理论，是否有斟酌的余地，只有少数人私底下在“胡思乱想”。极大多数的中国人，不仅是皇帝与大臣，而且是一般的老百姓，总以为：有了两个以上的皇帝就会有内战，就不太平，就不安定。而且，在一个“天下”之内，一个中国之内，是不应该有两个皇帝的；倘若有，那是违反天道，不能长久。

除了这种心理上的因素以外，三国的大臣与人民也有点儿感觉到，再分下去没有什么意思。分久了，似乎就怀念过去合的时候的光彩。晋朝的司马氏一家，虽则以“狐媚取天下”，似乎对老百姓倒很宽厚。司马炎本人，也不像孙皓那么昏而且暴。中国能够统一于司马氏之下，也许要比天下三分好。

因此，司马昭与司马炎把三国合了起来，合得十分容易。曹操曾经想拼出一个统一的局面。诸葛亮也试图帮助刘备与刘禅，以追求同样的目的，却鞠躬尽瘁而死。曹操与诸葛亮的才干，均比司马昭与司马炎高，高得不成比例。

为什么司马昭与司马炎先后轻轻一动，就吞并了西蜀与东吴？大概是，正如我的假定：分久了，便容易合。正如两汉合久了，也容易分。

话说回来，两汉是合了四百多年才分的；为什么三国分了几十年就又合了呢？我的答复是：司马炎在公元280年所完成的合，只是暂时的合而已，过了十年便有八王之乱，接着又有“五胡乱华”与南北朝，要到了隋炀帝以后的李渊、李世民，由于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这些第一流人才作为帮手，才把庞大的中国真正合了起来，却也不过合到了安禄山造反为止，前后只有一百五十年左右的真正统一而已，可惜。

[1]这是作者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四书时所写的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