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两晋南北朝 四〇　北魏宣武帝和高肇

齐末梁初，北朝是孝文帝的儿子宣武帝在位之时。外戚高肇擅权是宣武帝一朝的特点。孝文帝尽管喜欢接近中州儒士，然而他晚年最信任的却是两个宗室——任城王元澄和彭城王元勰。任城王澄支持变革旧俗，已见第三十八篇。彭城王勰是孝文帝的兄弟。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孝文帝出兵攻齐，使任城王澄主持留守事宜，使彭城王勰为中军大将军，随同出征。二十二年，孝文帝在外地生病，彭城王勰内侍医药，外总军国之务。二十三年，他从南方北还，途中病重时嘱咐元勰道：“嗣子幼弱，社稷所倚，惟在于汝。”元勰是个极其小心谨慎的人，他苦苦推辞，说这样会得到“震主”的名声，“取罪必矣”。他举史事为例，说“昔周公大圣，成王至明，犹不免疑，而况臣乎！”（《魏书·彭城王传》及《通鉴》卷一四二）孝文帝想了好大一会，觉得他说得有理，于是亲手写了一道诏书给太子，要他嗣位，让叔父辞官归隐。

彭城王勰的顾虑是不错的。孝文帝死在回洛阳的路上，身边亲贵只有任城、彭城二王，彭城王的身份又是“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休说东宫属官怕他有野心，连自己的兄长咸阳王元禧也防他搞政变。宣武帝即位后，请他做宰相，他再三请求照遗旨行事。最后，宣武帝让他到定州做刺史。这时的宣武帝，对这位叔父是理解的，也是尊重的。

孝文帝指定的顾命大臣有六个，他们是任城王澄、咸阳王禧、北海王详（咸阳王之弟）、广阳王嘉（太武帝孙，宗室中的老长辈）和王肃、宋弁（李冲已在太和二十二年去世，宋弁是补他的缺）。宋弁随即去世；元嘉因辈分受人尊重，和别人容易相处。王肃从南齐奔魏，极受孝文帝信任，因而在孝文帝死后就容易受人排挤。任城王澄并不是妒贤嫉能之辈，但是对王肃很不服气。孝文帝尸骨未寒，他就根据一个降人的诬告，上表称王肃谋反，并且立即限制他的行动。咸阳王禧对这位才干出众的堂叔存着畏忌的心理，便利用查明王肃并未谋反的机会，以“擅禁宰辅”的罪状，罢了任城王的官，不久又派他到雍州去做刺史。几个顾命大臣之间，矛盾重重，靠他们去辅佐少主（宣武帝即位时十七岁），要办好国家的事情，显然是不可能的。

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年），南齐寿阳守将裴叔业降魏，魏命彭城王勰和王肃领兵到淮南。不久，彭城王勰以取寿阳的功劳回洛阳任司徒；王肃任扬州刺史，镇守寿阳。景明二年七月，王肃在寿阳去世。这时洛阳的政局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宗室诸王的地位一落千丈了。

少年天子最容易和辅政大臣发生冲突，如果有人从中挑拨，就更加容易发生问题。

景明二年（501年）初，咸阳王禧派家奴到领军于烈处，向他要羽林军人做自己出入时的仪仗队。于烈不给。元禧再派人去，说他是天子的叔父，说的话同诏书没有什么区别。于烈仍旧不给。元禧发火，调于烈当恒州刺史。于烈推说有病，闭门不出。于烈的儿子于忠是宿卫兵的将官，常在宣武帝的身边。于烈就叫儿子劝宣武帝及早亲政，以防意外事变。北海王详和元禧是亲弟兄，但是意见不合，他也向宣武帝揭发元禧专横不法的过恶，又说彭城王勰很得人心，不宜长期辅政。

这些话，有一部分是对的。咸阳王禧骄奢淫逸，贪赃不法，如上述索取羽林做仪仗队，显然是错的。然而，由一个人的问题而扩大到别人身上就不对了，至于把“得人心”当问题看待，更是荒谬之至。但是皇帝听得进这些话，因为他只着眼于一个“权”字，为了争权，就不分是非了。这种情形，历代常见，绝不是魏宣武帝一朝的特例。

宣武帝宣布亲政的举动是有点令亲王们害怕的。他命于烈带直阁（宫中卫士）六十多人，宣召元禧、元勰、元详三人进宫，宣布亲政，勰依照高祖遗敕被解除职务（这是客客气气的）；禧进位太保（这是在升官的同时夺权）；详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这是重用）。

这天早晨的气氛非常紧张。领军带几十名卫士送亲王进宫，听到、看到的人都觉得像是“押解”，神经过敏一点的人都猜想是发生了宫廷政变。尚书张彝、邢峦怕有牵连，一度逃出洛阳城，事后受到诏书切责。

宣武帝亲政了。然而，由贪得无厌的北海王详做宰相，少年天子的左右亲信茹皓、王仲兴、寇猛、赵脩、赵邕和外戚高肇等又都弄权用事，魏的政治越弄越糟。

高肇以后专权多年，是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是宣武帝的舅父。宣武帝的生母高氏，勃海蓨县（今河北景县西）人，太和二十一年（497年），从平城往洛阳，在途中突然死亡。这是冯皇后下的毒手，原因是高氏的儿子已立为太子，把她杀了，以后就不会同自己抢皇太后的位子。她的心思白用了，因为她以行为不端，于太和二十三年先被废黜，后遗诏赐死。宣武帝即位前，从来没有与高家的人见过面，即位后，才召见高肇、高显和两人的侄儿高猛，都封公爵。三个人从来没有进过宫，见了朝廷的排场，都慌慌张张，出了不少洋相（可惜不晓得到底是什么模样）。几天之中，就大富大贵，变成朝廷上的红人了。

景明二年（501年）五月发生的咸阳王禧谋反事件，使宣武帝更加疑忌宗室，赵脩、高肇等的权势也因而上升。

元禧失势后一直担心自己的命运，手下的斋帅（诸侯王的护卫、服务人员）刘小苟又常常告诉他一些据传是从宫里传出来的“消息”，说是皇帝的左右主张杀他。元禧更加害怕，便同妃子的兄长李伯尚、氐王杨集始等商议造反。五月中，恰巧宣武帝到北邙打猎，他们紧闭城门，商议起兵，同时使大儿子元通到河内起兵。元通走了之后，他们反复商量，意见不一，元禧只得决定暂不起事，叮嘱大家不要泄密后才散去。不料杨集始一出门，便赶往北邙告发。元禧派人追元通回来，又没有追上。元通进了河内城，便释放囚徒，发给武器。宣武帝得讯，使于烈派人率卫士逮捕元禧。宣武帝亲自审问后，责令自杀，并处死同党十多人。元通也被河内地方官杀死。

宣武帝虽猜忌宗室，但是对北海王详还是信任的。元详把华林园的西部作为自己的别墅，常到那里居住。宣武帝也喜欢到那里去，同他饮酒作乐。将作大匠（掌修建宫室的主官）王遇见他有权有势，常常随他所欲，把公家的东西给他。于忠为了此事，曾当着元详的面，痛责王遇。元详因此对于忠不满，在皇帝耳朵里灌输于忠不可靠之类的话。宣武帝相信他的话，不叫于忠继续带宿卫兵，改任他为太府卿（管金帛财物的官）。

元详有本领排挤于忠，但是敌不过高肇。宣武帝杀咸阳王禧以后，越来越倚重高肇。高肇因在朝中的亲族极少，就设法拉拢一批人，打击一批人。散骑常侍赵脩和北海王详两个，是他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对象。前者是宣武帝的头号亲信，后者是地位比自己高的人物。扳倒了这两个，就可以取而代之。

赵脩原来是宣武帝做太子时的侍从，“不闲书疏”（《魏书·恩倖传·赵脩》），大概是个文盲或者半文盲，然而深受宣武帝信任。宣武帝即位后，让他做到从三品的散骑常侍。他在家中宴会，皇帝会带着许多王公贵族官僚去参加。他仗着皇帝宠信，横行不法。父亲落葬时，他毫无悲痛的神情，宾客在路上掳掠奸淫民间妇女，甚至把人家的衣服剥光，观看戏乐。小人得志，总是会忘其所以，他连王公也敢欺凌，积怨日深，一旦爆发起来，就无法招架了。高肇利用众怒，把赵脩的过恶揭发出来。一向依附他的官僚怕遭连累，也争先恐后告发他的罪恶。景明四年（503年），宣武帝不得不把他交给尚书元绍审问，结果下诏打一百鞭，徙敦煌当兵。这一百鞭，由五个力气大的汉子轮流动手，实际打了三百鞭。这个家伙身体十分粗壮，吃了这顿打，还没有死，不过到底走不得路了。接着，把他缚在马鞍子上，加上一鞭，赶马飞跑。浑身是伤的赵脩经过八十里路的颠簸，终于死了。事后，宣武帝还怪元绍为什么不重新奏报一次，意思想免他一死。元绍说：“臣若不借此机会把他除掉，恐怕陛下要受万世之谤。”赵脩在朝廷中积怨之深，由此可见。

赵脩死时，已近年底。过了几个月，正始元年（504年）四月，高肇的毒手又伸向北海王元详。他诬告元详与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四人“谋为逆乱”（想谋杀皇帝）。茹皓等四人都是宣武帝的侍从人员。茹皓善于布置园林，设计楼观；刘胄本由元详推荐，做到将军直；常季贤长于训练马匹；陈扫静能为宣武帝梳头发。谋杀大人物，特别是皇帝，利用他的侍从来动手，是最有效的办法，何况四人中还有是由元详推荐的，所以高肇一告，不由宣武帝不信。他立即命中尉（管治安的官）崔亮弹奏元详贪淫奢纵，和茹皓等仗势贪横等罪，表面上不提“谋为逆乱”字样，用意想必是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震动。

这四个人在当天被抓，第二天即处死。茹皓的妻子是高肇的堂妹。这天，行刑的官员押茹皓到他家里，令他服毒而死。茹皓的妻子见丈夫到家，披头散发，便哭将出来，眼睁睁地看他死掉。他们不可能知道下毒手的就是高肇。茹皓这种人自然该死，而高肇的狠毒，实在比茹皓之流厉害不知多少倍。

北海王府当天被一百名虎贲（禁卫兵）围住，元详看了差官拿来的中尉弹文，心里有数，就说：“如果只有这点内容，毋须着急，倒是只怕另有大罪名横加于我！”果然，接着就有一辆车子把他押往华林园，看守起来。宣武帝召集高阳王元雍（元详之兄）等几个宗室商议处理办法。五月初，宣布将其免为庶人，送太府寺圈禁。不久，几个家奴想把他劫走，因密谋泄露，他哭了几声便死去。这自然是被杀害了。

北海王死后，高肇劝宣武帝加强防范宗室各王。宣武帝听他的话，派宿卫军官带兵驻守各王府第，从此亲王的处境几乎与囚犯相同。彭城王勰劝谏无效，他心中苦闷，只能闭门不出，与人不相往来。

高肇的气焰越来越高，他官居尚书令，娶宣武帝的姑母高平公主做妻子；侄女进宫做了贵人，于皇后死后，进而立为皇后。于皇后死得很突然，当时人都说是被高夫人害死的。

永平元年（508年）八月，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宣武帝叔，彭城王勰等之弟）在信都称帝改元。这件事很复杂，有元愉本人的因素，如嫌自己的官职地位不及两个兄弟（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有宣武帝和他的矛盾，如他因不爱妃子于氏（宣武帝于后之妹），被宣武帝打了五十杖，爱妾李氏也被于后打了一顿；但也有被高肇谗毁的因素。这次叛乱很容易平定，朝廷的军队很快就到达冀州。九月，元愉抵敌不住，逃遁被擒。宣武帝不想杀他，命把他押解到洛阳，但半路上被高肇派人把他杀了。

在元愉败死之前，彭城王勰也受到牵连而遭杀害。长乐太守潘僧固是彭城王推荐的人。长乐与冀州的治所都在信都，叛乱爆发后，潘僧固无法脱身，被卷了进去。高肇本来最忌彭城，多次向皇帝进谗，皇帝都不相信。这次他说起来就仿佛有根有据了，说彭城王不仅北通元愉，还联络南边的少数民族。彭城王部下的魏偃、高祖珍被他收买，忘恩负义，出头做证人。宣武帝开头还不相信，见有证人，才信以为真，于是设下酒席，召高阳王雍、彭城王勰、清河王怿、广平王怀弟兄四人，以及老长辈的广阳王嘉和高肇赴宴。酒阑席散之后，他令各王分别择地休息，然后遣一名差官带了武士送上毒酒，逼彭城王自杀。彭城王不肯喝，说“至尊圣明，不会无故杀我，定是有人诬告”。他再三要求和告发人一辩曲直。差官不肯，令武士用刀环击他。彭城王无奈，大呼：“冤哉皇天！忠而见杀！”在刀环的重击下，他只能把毒酒喝下。差官怕他不死，还命武士加上一刀。天明以后，只说酒醉去世，派人用一床锦被裹了尸体，送回府第。宣武帝还假装哀痛，企图掩人耳目。然而天下人谁不知道“高令公枉杀贤王”！

高肇直做到车骑大将军、司徒，名列“三公”（魏三公为太尉、司徒、司空）之中。他爬到顶了，但摔下来也快了。

延昌三年（514年）十月，他以司徒出任大将军、平蜀大都督，领兵攻取益州。四年正月，宣武帝病故，年三十三岁。太子元诩即位，年才六岁。领军将军于忠与侍中崔光等商议，请高阳王雍、任城王澄出来主持政事。

高肇接到幼君具名告哀并召他回京的文书，知道不好，但是无计可施，只得回京进宫。高阳王雍和于忠早已布置好，埋伏了十多个武士，等高肇哭拜先帝完事，就把他杀了。

高肇专权，从宣武帝亲政算起，首尾十四年，北魏的政治风气败坏已极。以后更是问题成堆，再也不可能恢复太和时期的盛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