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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 六 陈桥兵变

作者:黎东方 分类:历史传记 更新时间:2025-01-07 10:04:35 来源:本站原创

清人查慎初诗云:“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要说宋太祖赵匡胤代周的陈桥兵变,还得从他在后周末年的实力地位说起。

赵匡胤出身于将门,祖籍虽是涿州,却出生在洛阳夹马营,至于《宋史》本纪说他生时“赤光绕室”之类的话头,令人想起刘邦斩蛇的故事,那是后来的附会。尽管家境还优裕,他却从少年时代就独自走南闯北。这是一个靠武力和兵权夺天下的动乱年代。后汉乾祐元年(948年),他投到枢密使郭威的帐下当一个普通士兵,开始其戎马生涯。郭威建立后周,赵匡胤受到郭威的养子柴荣的赏识。显德元年(954年),周世宗柴荣继位不久,匡胤因战功卓著,两年以后就升至殿前都指挥使。

跻身禁军高级将领的赵匡胤,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匡胤任职的殿前司系统,兵员虽少于侍卫司,却是禁军的精锐所在。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卒于显德三年,位至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因而匡胤在侍卫司里也有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以拜把子兄弟的方式,团聚了一批生死与共的铁哥们,号称“义社十兄弟”。

这十兄弟是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和赵匡胤。这些人大多是后汉初年投奔郭威麾下的,现在已是禁军中手握兵权的中高级将领,而赵匡胤是他们的领袖。除了义社十兄弟,匡胤还有不少身为禁军将领的好友,例如慕容延钊、韩令坤、高怀德、赵彦徽、赵晁等。这张名单与任职足以说明:代周前夕,匡胤已在后周禁军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

与此同时,赵匡胤也蓄意构筑自己的智囊班底,其首席人物当然就是那位鼓吹“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其他还有匡胤之弟赵光义和吕余庆、刘熙古、沈义伦、李处耘、王仁赡、楚昭辅等。

除了赵匡胤,当时觊觎皇位的至少还有二人。一是张永德,周太祖郭威的女婿,一是李重进,郭威的外甥。郭威去世前,任命张永德为殿前都指挥使,让李重进担任马步军都虞侯。高平之战后,赵匡胤奉世宗之命整顿禁军,把武艺超群者选入殿前司,殿前司的实力和地位进一步上升。但张永德官职依旧,他对李重进升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大为不服,向世宗密告重进有“奸谋”,挑明了两人的勾心斗角。世宗便特设殿前都点检让永德担任,让他在地位上与李重进平起平坐,而他的殿前都指挥使就由匡胤顶替了。

显德六年,周世宗在北征契丹的途中,忽从地中得一木牌,上书“点检做”,联系京师流传的“点检作天子”的谣传,很显然是中伤张永德的。这块一箭双雕的栽赃木牌出自谁手,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李重进一派,一是赵匡胤一派。但后者可能性更大,因为赵匡胤属于张永德派系,要完全摆脱永德的控制,必须把他从殿前司最高的位置上拉下来,自己取而代之;赵匡胤北征时始终拱卫在世宗身边,最有机会做手脚。

世宗北征回京,即身染重病,安排后事。他命宰相范质、王溥参知枢密院事,魏仁浦兼枢密使,三相并掌军政大权,以辅佐年仅七岁的幼主。武臣方面,他命李重进率部防御河东,罢免了永德殿前都点检之职,让他出镇澶州,而改命匡胤任殿前都点检。世宗对张、李固然不信任,对赵匡胤也是忌防的,下令军务由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同平章事韩通裁决。世宗托孤的文武大臣很明确,张、李、赵都不在其列。

六月,世宗去世,恭帝即位。不久,李重进移守扬州,张永德改镇许州。这时,殿前司前四位实力将领依次是都点检赵匡胤、副都点检慕容延钊、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侍卫司前五位实力将领依次是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在扬州)、副都指挥使韩通、都虞侯韩令坤、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可见在京城的禁军两司将领,除了韩通,基本上都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或好友。

五代仅五十三年,先后竟出了十四位君主,而禁军将领在政权更迭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分获了巨大的好处。五代皇帝多由军将拥立,已成惯例。原因就是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所说:“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周世宗死后,主幼国疑,一场新的政变在酝酿中。

十一月,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定州(治今河北定县)上奏说:契丹与北汉联合进攻边境。显德七年正月初一,后周朝廷派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带兵北上抵御。

一般都说这一军情是谎报的,也有人认为不可能谎报军情,因为二州节度使郭崇和孙行友不属赵氏集团,不可能合谋谎报;即便合谋谎报,后周也未必一定派赵匡胤出征。实际上,是否谎报军情并不重要,这只不过给陈桥兵变提供一次契机而已,而契机总是可以寻找的。

大军将出,都城已传开了谣言:“将在出征之日,册立点检为天子。”一个号称谙知天文的军校名叫苗训,也指点了“日下复有一日”的天象,宣传开了改朝换代的“天命”。

初三晚上,大军抵达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将士们相聚议论道:“主上幼弱,我们出死力破敌,有谁知道?不如先册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为时未晚!”都押衙李处耘把将士意图报告给匡胤之弟、时任供奉官都知的赵光义和匡胤的掌书记赵普,他俩是这次兵变的直接指挥者。

陈桥驿

见军心已被煽动起来,赵光义与赵普一方面派快骑入京,通知匡胤的死党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侯王审琦,让他们做好应变的准备;一方面部署诸将,环列待旦,准备拥立劝进。

次日黎明,诸将校露刃环立匡胤帐前,光义与赵普入内,匡胤才作乍醒欠伸状,黄袍已加其身。赵匡胤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必须听我命令。不然,我不能做你们的主上。”接着,他颁布了入京以后的约束,率大军返回开封。

城门早在石守信的控制之下,大军顺利入城。时正早朝,韩通闻变,还没来得及集结军队应变,就被殿前司勇将王彦昇率兵迫逐,合家被杀。这是后周将相中唯一的反抗行动。

当宰相范质、王溥被军士挟持来见时,赵匡胤还辩说自己被六军所迫,惭负天地。列校罗彦瓌不等二相回答,就扬剑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于是,当日就行禅代礼,正愁没有禅让的文告,原后周翰林承旨陶穀从袖中拿出事先拟就的禅位诏。赵匡胤完成了禅让大礼,他就是宋太祖。

在宋代官方文献中,都把陈桥兵变说成是赵匡胤事先完全不知内情的,以便洗刷篡夺政权的千古骂名。实际上,赵匡胤完全是预知兵变的主谋,有关蛛丝马迹也并没有抹尽。例如,大军将出之际,为何先有“点检作天子”的谣传?为何军将(或说是高怀德)和陶穀敢于预备足以杀身的黄袍和禅位诏?还有两件家庭佚闻也泄露了天机。

其一,北征前夕,点检作天子的谣传令京城人心惶惶,富室或举家逃匿外州,赵匡胤密告家人,说:“外间汹汹,将若之何?”他的姐姐拿起擀面杖要揍他,说:“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应自作主张。到家来吓唬妇女干吗?”

其二,赵匡胤兵变成功,回师京城,有人报其母杜氏,她说:“我儿素有大志,今天果然。”两事也都证明赵匡胤是预知其事的幕后谋主。赵匡胤之所以在代周以后遮遮盖盖,还是拘泥于儒家正统思想。实际上,他后来的开国措施结束了五代政局动荡和政变频仍的局面,有功于历史甚多,后人已经并不在意他如何得位的细枝末节了。

次日,因赵匡胤曾任后周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军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故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仍定都开封。五代除后唐建都洛阳,其他四朝皆都开封。除了北边还有黄河,开封所处的地理位置基本上是易攻难守,故而直到宋太祖晚年,还有迁都之议。开宝九年(976年),他准备迁都洛阳,群臣力谏不便,太祖表示将来还要再迁都长安,理由是“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还有一个原因,据说是为了避开其弟光义在开封形成的势力集团)。光义谏曰:“在德不在险。”太祖默然良久,放弃了迁都的打算,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确实,从军事地理学上看,定都开封的先天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它势必要求有重兵拱卫京畿,造成守内虚外的结果。而澶渊之盟、靖康之变,也与开封四战之地的地理条件息息相关。但从经济地理角度看,定都开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是因为:晚唐以来国家财政主要仰赖江南经济,而江南漕粮能够顺抵开封,却难到洛阳。太祖在吴越献宝犀带时说:“我有三条宝带,一是汴河,一是惠民河,一是五丈河。”首当其冲的汴河就是连通大运河以专运江南漕粮的。因而,太祖最终放弃迁都洛阳、再迁长安的计划,只得定都开封,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再回到太祖开国的话题上来。太祖代周,有两个握重兵在外的将领并不买账。一个是驻守潞州(今山西长治)的原后周昭义军节度使李筠,一个就是以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驻守扬州的李重进。太祖即位后,即遣使加两人中书令的荣衔,试图稳住他俩。

李筠先是拒见使者,既而会见使者时对着周太祖郭威的画像涕泣个不停,却犹豫不敢立即起兵。其后,他与后周的世仇北汉结盟,迟至四月才公然揭旗反宋。他命其子守节镇守潞州,大军兵锋直指开封。太祖派石守信、高怀德等分道迎击,扼断其退入太行山的关隘。六月,太祖亲率大军进讨。李筠退保泽州(今山西晋城),城被攻破后,他投火而死。宋军进攻潞州,守节投降。

在李筠举兵以后,李重进派亲吏翟守珣前往联络。不料守珣先到开封见了宋太祖,太祖让他说服李重进暂缓发兵,以免南北呼应,局面复杂。守珣回去照办,重进信以为真。太祖遣使赐重进铁券誓书,重进竟准备治装入朝,被左右劝阻,这才拘留了宋使,修城缮兵,还向南唐求援。九月,李重进在扬州起兵。其时李筠之乱早被平定,正给太祖一个出兵平叛的理由。十一月,太祖亲率大军围扬州,当日破城,李重进合门自焚而死。

《宋史》把二李与韩通并列为周三臣,实际上三人并不能一概而论。韩通死于赵宋禅代之际,称得上是后周的忠臣,宋太祖赠官礼葬,也是表彰其节概。据说,太祖见到开宝寺壁画中韩通的画像,即命人涂去,在韩通面前,太祖自知是有愧于后周的。而二李不在宋太祖禅代之际起兵,于传统的忠义已经有亏,却举旗于局面安定之后,对天下的大势更是昧然。尤其是李重进,完全出于一己的盘算,进退踟蹰,举措乖张,结局可以想见。说二李是逆潮流而动的叛乱,绝不算冤枉。

宋太祖削平二李,使那些心怀不满而势力不大的地方藩镇不敢再萌反志,标志着宋代后周的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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