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明朝 五九　仁宣二宗

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死在开平西北的榆木川，享寿六十五岁。

他生于太祖称帝北伐以前的十二年。蒙古人传说，成祖是元顺帝的儿子，为业已怀孕的翁吉剌惕氏妃子于进了太祖之宫以后所生（见《黄金史》），完全不确。

成祖的长子，仁宗朱高炽，生于洪武十一年。这一点，足以证明成祖不可能是元顺帝的妃子所生。

仁宗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即位，在位一年，于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去世，享寿四十八岁。

仁宗在成祖屡次北征之时，留守后方，以“监国”的名义处理庶政，深得民心。他为人仁慈，不愧被谥为仁宗。他即位伊始，便释放了被成祖关了十年的黄淮、杨溥。可惜他在位仅有一年，这是明朝的不幸。

仁宗的长子宣宗朱瞻基，不及仁宗，但也可算是一个守成之主。此人在位不足十年，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去世，年纪仅有三十八岁。好色，是一个原因。

辅佐宣宗的，是所谓“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原是成祖的旧臣，富于经验。仁宗把杨士奇屡升至少傅、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荣升至太子少傅、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杨溥升至太常寺卿、翰林学士。

明仁宗朱高炽下诏“自责”明仁宗为人宽厚，善于纳谏。他曾对大臣说：“为君以受直言为明，为臣以能直言为忠。”有一次大理寺少卿弋谦在上奏言事时情绪激昂，言词猛烈。群臣闻之，都指责他有“犯上”之言，此时的仁宗也讨厌他，甚至要加罪。杨士奇进谏说：“弋谦是应陛下的号召陈言的，如果要加罪于他，今后还有谁敢说话呢？”仁宗听后，马上改变态度，把他提为副都御史，并安慰说：“卿素来清直，好好为朕办事，勿怀疑惧。”还下了一道诏书自责过错。

宣宗即位以后，令杨溥以“同治内阁事”名义入阁。此外，金幼孜原已在成祖时入阁，于仁宗时由文渊阁大学士兼翰林学士，转为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宣宗留他在阁。黄淮出狱以后，未回右春坊大学士原职，被仁宗任命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不久又由通政使升为少保、户部尚书；宣宗也留他在阁。

另有一位权谨，官运不佳，于洪熙元年三月刚被仁宗任为文华殿大学士，在九月间向宣宗请求致仕（退休），宣宗因他年老，不留。

黄淮也因为年老，于宣德二年八月退休。

宣宗自己在宣德元年与宣德二年，先后提拔了两个人入阁，张瑛与陈山。这两人均不高明：“寡学多欲”。宣宗在宣德四年把他们逐出阁外，张瑛左迁为“南京礼部尚书”，陈山“专授小内史书”，教小宦官写字。

此后，直到宣宗去世，内阁之中仅余杨士奇、杨荣、杨溥。（杨溥在宣德八年才由太常寺卿升加礼部尚书之衔，在地位上稍近于杨士奇与杨荣。）

三杨官为尚书，而职为大学士，兵工礼三部真正办事的尚书另有其人。三杨只是皇帝身边师友之间的顾问之臣而已。但是，由于位居亲近，他们对于皇帝的用人行政，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实际上也差不多是宰相了。

三杨性格不同，学养不同，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好在他们均不负行政责任，因此皆能显其所长，而不致因有所短而误国误己。杨士奇之学，杨荣之才，杨溥之量，凑合起来，使得仁宣二宗在位的十一年左右，成为明朝少有的一个“天下清平，朝无失政”的插曲。

这时候，瓦剌业已归顺，“鞑靼”毋庸再打，三杨决定停止下西洋的宝船，停止对安南的征战。他们把贪污的“大官”略惩一二（如都御史刘观）转转风气，却也并不以察察为明，叫天下当“小官”的人人自危。

仁宣二宗时代的六部尚书，多数均能称职。吏部尚书蹇义，是元老。他从成祖即位的时候，建文四年九月，便担任了这个职务，一直担任到宣宗四年，但仍旧以吏部尚书的名义，留在宣宗左右“讨论至理，共宁邦家”。他死在宣宗以后的几天，享年七十五岁。他是巴县人，于洪武十八年考中进士，充任中书舍人。太祖磨练他，于任满三年之时，叫他再连任两次，不予升迁。满了三任，依然作中书舍人（正七品）。建文帝将他越级提拔，任为右侍郎（正三品），成祖在建文四年七月升他为左侍郎，两个月以后，又升他为吏部尚书。此后，对他一直是信任不衰，只有在永乐二十年九月，因为对太子（未来的仁宗）不满意，迁怒于他，把他关了，关到次年二月放出来，仍叫他回吏部当尚书。

吏部在成祖、仁宗、宣宗之时，权力最大。它兼有考绩与铨叙的大权，所以其他五部，以及都察院、大理寺等等，虽并不隶属于它，而人事方面却归它管。蹇义为人“厚重”，作风“小心”，的确是一个合于理想的人物。吏部本身的事务，已经够繁而且烦的了，他应付得了繁，也耐得了烦。十几年中书舍人的磨练，确有用处。在这一点上，太祖的高瞻远瞩，作育人才，不愧为一朝开创之君，值得我们佩服。

户部尚书夏原吉，也是在建文四年九月受任的，一直当到宣德五年正月病故。所不同的，他被成祖关得较久，从永乐十九年十一月，关到仁宗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即位之时。所犯的罪过，是反对成祖对北元作第三次的亲征。

夏原吉，原籍江西德兴，生长湖南湘阴（和曾国藩同乡）。父亲是一个穷“教谕”，早死。本人是南京的太学生，并无“功名”。太祖叫他当户部的主事（约略相当于今日的主任科员或科长），其后，派到福建与湖北当采访使。建文帝拔他为户部右侍郎。成祖即位，升他为左侍郎。两个月以后，再升为尚书，和蹇义一样。

替成祖管钱，管粮，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成祖是极会花钱费粮的人。浚吴淞江，修运河，犹有可说；打安南，动员八十万兵（可能并没有八十万，但也绝对不是八万；我考校了很久，八十的十字不是抄写人或刻字匠的错加）；造宝船，一造便是两三百艘三四十丈长的大船，八九百艘“小船”；他所建筑的新都北京的宫殿苑囿（三殿、紫禁城、三海），气魄诚然雄伟，费用却是天文数字；他又要对北元一打再打，第一次是派邱福，其后五次是亲征。加起来，成祖一共花了多少钱，费了多少粮？《明史》的作者说，以“钜万万计”。钜万，应该写成“巨万”。巨万，是一万万，今天的“亿”。一个“巨万万”，便是“一万亿”。以“巨万万计”，便是“以万亿为单位”。这或许是言之过甚。

太祖积蓄下来的钱与粮，为数不少，平均每年的税粮有三千万石左右，在洪武二十六年，夏税是米麦共四百七十一万七千余石，秋税只有米，是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余石。此外，有绢二十八万八千余匹，钱钞三万九千余锭（每锭合银五十两，亦即钱五万文，或钞五十贯）。当时米一石，折合钱价五百文，白银一两折合钱一千文，钞（洪武宝钞），按照票面数字，十足通行。绢一匹，折合钱钞为一千二百文。所谓“钱钞”的岁收，是各项杂税，加丝钞、棉钞、麻钞，按户征收（与唐朝租庸调制度下的庸相仿）。

然而太祖积蓄下来的，不够成祖花费。夏原吉在“盐税”方面打主意。洪武的盐税税率是二十取一，全中国的盐，共计有二百五十三万三千余引，每引是四百斤。盐价各地不一，总税收折合白银，在九十六万两左右，等于铜钱九十六万贯，或白米九十六万石。

洪武年间，有所谓“开中”的办法，招商人送米进官仓，换取“勘合”，到出盐的地方领盐。这一种以米易盐的办法，与所谓“引”（运盐的许可证），是相辅而行的。成祖在北京缔造新都，夏原吉便限制全国商人，只许在北京以米换取“勘合”，于是北京各仓的米十分充裕，米是可以卖钱的，于是夏原吉解决了缔造新都的费用问题。

成祖又要打安南，打北元，夏原吉于是又准许边疆各地“开中”，也应付了不少军费与军粮的开支。可惜，成祖的花费没有止境，而夏原吉张罗的本事有限。于是，便自然而然也走向“通货膨胀”的歪路。本来，在洪武宝钞发行不久，民间对它便发生歧视，而宁可用金银。政府用严刑峻法禁止民间用金银，而老百姓的答复是把物价对钞抬高，对铜钱则差不多照旧。在洪武二十五年的时候，以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四省而论，铜钱一百六十文可以换钞一贯（应该是一千文换钞一贯）。成祖即位不久，在永乐二年规定，老百姓买盐，必须用钞，以钞一贯换盐一斤。家家户户，按人购盐，成年的每月买盐一斤，未成年的半斤。这样，宝钞回笼了不少。然而抵不住他自己的好大喜功，入不敷出。到他死时，经过二十二个年头的痛快花费，白米一石的价格，已由洪武初年的一贯，涨到五十贯了。换句话说，单就米而论，物价增加了近五十倍。

这一种物价直线上升的趋势，在成祖死前无法挽回。夏原吉于永乐十九年因反对第三次亲征而被关在“内官监”，一直关到仁宗即位之时，就他本人而言，倒是省了不少筹钱的烦恼。仁宗请他回任户部尚书，向他询问理财的方略，他说，最要紧的是，少发钞，多收钞。仁宗因此而竭力节省靡费，增加收钞的市税与“门摊”（京师北京各个城门口的卡子税）的税率，向老百姓声明一俟钞价增高，便减除这所增的税率。夏原吉又向仁宗建议，招商人用钞换盐，沧州以三百贯换一引，河南山西以一百五十贯换一引，福建广东以一百贯换一引。

宣宗即位以后，也听从夏原吉的话，用种种方法使得宝钞回笼。例如，凡是犯禁以金银布帛代替宝钞作交易的媒介的，所缴罚款概用宝钞；各府州县的粮仓，如已有十五年以上的积存，便可以叫老百姓用宝钞纳盐税与田赋；所有全国各地的秋税（最主要的政府收入），一概必须以十分之三折合宝钞，缴纳宝钞而不缴纳实物；凡是私用白银作交易媒介的，每银一钱，罚钞一千贯；官吏贪污，每受贿一两银子，罚钞一万贯。

夏原吉在宣德五年正月去世。他在去世以前的一年半，实际上已经不管户部的事，只是接受宣宗的优待，照支尚书的薪俸而已。户部在宣德三年五月便已添设了一个尚书郭敦，在宣德四年六月又增加了一个以“太子太师”的原官，兼掌户部事的郭资；在宣德五年六月增加一个兼任户部的人：兵部尚书张本；八月与闰十二月又添设两个专任的尚书：黄福与李昶。户部的事情之难找替人，于此可见，而夏原吉的才干也就因有此比较而更为显露了。

郭敦、李昶、郭资，先后积劳病故，于宣德六年四月、十月，八年十二月死在任上，黄福则因为事情办得不好，于宣德七年八月降调为“南京户部尚书”。于是，以尚书之多而著称的户部，在宣德九年与宣德十年两个年头，却连一个专任的尚书也没有。只剩下一个兼任的尚书，胡#是礼部尚书，从宣德六年正月开始，奉旨兼任户部。

胡#是武进人，于建文帝时以进士充任兵科给事中，成祖升他为户科都给事中。《明史》说，成祖在永乐五年派他遍游天下，探访建文帝的下落，他探访到永乐二十一年，获得结果，向成祖报告。这结果究竟是什么，《明史》却不交代明白。他的官职，在永乐十四年的时候，已经升为礼部左侍郎。

明宣宗朱瞻基“以民为本”明宣宗即位时，有一个工部尚书向他提出，宫中的御用器物不足，必须到民间去采办。宣宗制止道：“汉文帝的衣服帷帐没有文绣，史称其恭俭爱民。朕也须以俭约率下。”有一次外出，看到农民在田间耕种，便带着官员上前看望，下马询问稼穑之事，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耙推了三下，说：“朕只推三下，就已觉得累了，更别说长年累月在干这种农活了。人们常说，劳苦者莫如农家，确实如此。”宣宗亲自写了《织妇词》一篇赐给朝臣，并让人画成图张挂在宫中，以使臣僚和妃嫔深知并牢记百姓的艰辛。

仁宗降他为太子宾客，兼南京国子监祭酒。宣宗即位，令他官复原职，先在南京当南京礼部左侍郎，宣德元年转到北京，不久便升他为尚书。胡#一直当到英宗、景帝在位时，于英宗复辟以后退休，退休了七年才死，享寿八十九岁。此人的长处，是“老成持重”，却也在宣德元年八月，和杨荣一齐主张对汉王朱高煦大张挞伐，弭大乱于无形。

朱高煦是仁宗的弟弟，在成祖年间企图争夺仁宗的太子位不成。成祖最后封他在河北乐安，强迫他搬到乐安去住。宣宗元年八月初一，他在乐安造反，成立“五军都督府”，想再来一次“靖难”。宣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御驾亲征，兵临乐安城下，朱高煦投降，被带回北京，于九月间被杀。这是宣宗一朝惟一的战事。

中央六部的其他三部：兵刑工，尚书的人选不及吏户礼三部，多数却也在水准以上。兵部从洪熙元年四月到宣德六年正月，是张本。其后是许廓，许廓当了一年半，也病死在任上，和张本一样。再其后，尚书一职虚悬了一段时期，在九年三月补了王骥。在刑部的是金纯，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干到宣德三年五月，下狱；关了三个月，退休。其后，虚悬到十年七月，补了魏源。在工部的，是黄福、吴中、李友直。黄福从永乐二十二年九月，干到宣德五年八月，转任户部。吴中从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干到英宗正统七年四月，退休。李友直从洪熙元年正月，干到正统三年九月，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