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 六〇　对付缅甸

缅甸比起中国来，是一个小国。中国不去打它，它也绝对不敢打中国。乾隆这人，在中年以后好大喜功，听信几个贪污诈伪的边疆大吏，一再对缅用兵，也一再吃败仗，损兵折将，花费粮饷，丧了极大面子，还厚着脸皮，把征缅的事列为“十全武功”之一。

偏偏乾隆的对手方，是“新缅甸”的创造者，民族英雄阿拉瓮帕雅（Alàungpaya），与他的子孙。阿拉瓮帕雅的华文译名，被通事们写作“瓮籍牙”。

这阿拉瓮帕雅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率领缅甸中部的“缅人”，逐走那占有阿瓦城（Ava）的“猛人”，进一步灭掉猛人在牌古城（Pegu）所建的王国。

他向北发展，与中缅之间的若干掸人国家发生冲突。多数的掸人国家，在明朝之时已经接受了中国政府的“宣慰使”、“宣抚使”等世袭的封号，而成为“土司”。土司可算是小规模的藩属，也可算是“自治邦”，它们对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比一般的属国更为密切，仅次于郡县而已。

有一个土司，木邦，最不肯接受瓮籍牙的统治。木邦的地域，在萨尔温江的西边，滚弄的对岸。木邦土司的君长，在瓮籍牙的时候，是一位罕莽底。罕莽底与波龙地方银厂的厂主宫里雁合作，反抗阿拉瓮帕雅，及阿拉瓮帕雅的两个儿子：孟洛与孟驳。（阿拉瓮帕雅死于乾隆二十五年，孟洛死于乾隆二十八年。）

提起这波龙银厂的宫里雁，他倒也是汉人之中的一位民族英雄。他属于所谓“桂家”（清史稿上的“贵家”）。桂家，是桂王遗留在缅甸的若干孤臣孽子的苗裔。这些苗裔于饱经患难之余，始终团结在一起，在波龙开了银矿，奉宫里雁为领袖。（宫里雁未必姓宫，“里雁”二字更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姓真名，我们已经无法考证。）

正如吴三桂的苗裔吴八月，其后在所谓苗乱之中颇显身手，这一位宫里雁及其所领导的桂家，也和若干掸人生活在一起，并且通了婚。宫里雁的妻子，是一个掸族美女，名叫做囊占。

桂家与木邦两支兵，均被阿拉瓮帕雅与孟驳击败。宫里雁逃到孟连（云南澜沧县西南）。孟连的土司刀派春夺了他的囊占。这囊占是一位贞烈女子，她用计杀了刀派春。

宫里雁本人，被清朝的云贵总督吴达善骗到永昌府（保山），斩首。

木邦土司罕葬底，在打了败仗以后，阵亡。缅甸王委派罕莽底的弟弟罕黑，继任土司。

这以上，不过是清缅战争的一个序曲。

清缅战争的真正开始，是乾隆三十年孟艮土司的内乱。孟艮土司在哪里？官方材料只有“距普洱千余里”六个含含糊糊的字。它实际上是在云南省的正南，与今天的车里县相邻近。

那时候，孟艮土司的君长，叫做召孟容。他有一个侄儿，叫做召散。叔侄二人，相处得不好。

召散，在缅甸王孟驳面前，告了召孟容一状。于是召孟容被捕，召孟容的儿子召丙逃去南掌（老挝）。

召散很得意。得意之余，便攻占了车里土司的车里城。车里土司不仅在明朝业已“内属”，对清朝也早就称臣纳贡。云贵总督刘藻，认为这车里不能不保护，就调动七千人，一举把车里城收复，而且打下了猛笼、猛歇、猛混、猛遮。

这四个“猛”，是车里土司所属的十三个“板纳”之中的四个，“板纳”的意思相当于华文的“县”；“猛”的意思，就是“地区”。两个名词，可以互相通用。

倘若刘藻适可而止，战事到此就结束了。刘藻却听任两个部将（何琼诏与明浩）漫不经心地渡过滚弄江，遇到埋伏，吃一个败仗。

乾隆接到报告，把何琼诏与明浩二人处斩，把刘藻降调为湖北巡抚。这刘藻是山东曹州府菏泽县人，性情刚直，不愿意去湖北，拔刀自刎。

接替他的人，是一个汉军正白旗人，姓杨，名应琚。杨应琚来了以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进兵孟艮，把召散打走；找了召孟容的儿子召丙回来，当孟艮的土司。

召散被打走以后，逃到了缅甸的京城——阿瓦。杨应琚偏要多事，向缅甸王要求将召散“引渡”。当时国际间还不曾有“引渡”的成例，更没有今天所通行的“引渡协定”。

缅甸王孟驳不肯交出召散，杨应琚就准备派兵去打，把缅甸并吞下来。他向乾隆密奏，说：“查缅甸连年内乱，篡夺相寻，实有可乘之会。”乾隆回答他：“（尔）久任边疆，必不至轻率喜事，如确有把握，自可乘时集事，克日奏功。”但是乾隆又添了几句：“倘劳师耗饷，稍致张皇，转非慎重筹边之道。务须熟计兼权，期于妥善，以定行止。”

乾隆的如此批示，十分模棱，等于不批。归根一句话，办得好，是乾隆颇有知人之明；办得不好，是杨应琚临事张皇，劳师靡饷。

杨应琚这人虽已是“久任边疆”（当过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却十分“轻率喜事”，与乾隆所预料的恰恰相反。

他鼓动许多土司向清朝请求“内属”，于是先后内属的有了猛勇、猛散、猛龙、补哈、整卖、景线、景海、木邦、蛮暮。

最后这两个，木邦与蛮暮，比较大，情形也比较严重。木邦的土司，已由缅甸王派了罕黑充任，这罕黑被木邦的人杀了，另奉一个叫做线瓮团的为主。杨应琚于是便奏请加派这线瓮团为土司，奉准。

蛮暮的地域是在铁壁关关外。它的土司，叫做瑞团。杨应琚派了三百多名兵出关驻扎新街，作为蛮暮的“捍蔽”，叫瑞团进关，向他本人行降附之礼。

除上述九个土司以外，杨应琚又派人约好了十个以上的别的土司，定期行礼。

同时，他写一道檄文恫吓缅甸王，说：“天朝有陆路兵三十万，水路兵二十万，陈于境以待速降。不然，则进讨。”

缅甸王孟驳听说清朝派了许多的兵来，也就动员了缅甸全国的兵力，先发制人。

这杨应琚最不经打。孟驳不费什么力气，便占领木邦，也打走在新街的那些捍蔽蛮暮的三百多名清兵。

杨应琚于是调了一万四千兵，分遣总兵朱仑与总兵乌尔登额，向新街与木邦两地反攻。

朱仑在新街打了一个胜仗，孟驳的弟弟卜坑向朱仑求和，但另两支缅甸军队却偷进了神护关与万仞关，围了盏达江上的游击马拱垣与困守户撒的游击邵应泌。而且，朱仑不久也遇到大股缅军，退守陇川。

幸而在铜壁关与猛卯的两方面，刘德成与哈国均打了胜仗。到此时（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为止，清缅双方可谓互有胜负。

但是，言大而夸的杨应琚闯下了杀身之祸。他不该向乾隆吹牛，说朱仑在新街所赢得的是一个极大的胜仗：“朱仑杀贼万余，贼震惧乞降，拟以新街蛮暮与之。”

乾隆比了一比杨应琚前后所上的奏章，觉得奇怪。既然朱仑打了如此具有决定性的一个胜仗，为什么后来战场又移到中国境内的陇川与猛卯呢？

乾隆想了一想，认为杨应琚“欺罔乖谬，不能任事”，把他召回京城，赐死。朱仑等若干将官也连带地倒了霉。

继任的是明瑞。明瑞姓富察氏，是满洲镶黄旗人，原任伊犁将军，于乾隆三十年平过乌什地方一个小小的回民暴动，杀掉其首领赖黑木图拉及其四十二个从犯。

明瑞到达云南之时，已是乾隆三十二年四月。他决定分兵两路，一路派参赞额尔景额带领，由北边的猛密，南下攻老官屯；一路由自己率领，经由宛顶（畹町），攻打木邦。

他的计划是，两路在缅甸的京城阿瓦会师。

五个月以后，明瑞部署已定，先派了额尔景额带领九千人出虎踞关，经由猛密一路，向缅京阿瓦进军；自己亲统一万六千人左右，从永昌府（保山）出发，经由木邦、蛮结、腊戍，这一路，目标也是缅京阿瓦。

明瑞的忠心与勇敢，是当时满人之中的佼佼者，作战的经验他也有，可惜他忠勇有余，谋略不足。他身为统帅，不应该自领一军，冲锋陷阵。倘若他肯以这一军付托给麾下的猛将如观音保之流，而自己随后策应，或坐镇畹町或木邦，便不致遭受其后的惨败。

他一举而取了木邦，留下四千兵，交参赞珠鲁纳驻守。自己继续前进，渡过锡箔江，到了蛮结。

这时候，缅方已有准备，用两万人在蛮结立下了十六个栅营。明瑞将部队分为十六个单位，同时进攻这十六个栅营，结果缅军大败，十六个栅营完全入于明瑞之手。

观音保与另一位将领札拉丰阿，劝他就此罢兵，藉战胜之威，与缅方议和。明瑞志在打下缅京阿瓦，不肯接受观音保与札拉丰阿的建议。

他继续前进，在十二月间到了华龙，又获得一个小胜。但是他所带的粮草，已经吃完。缅人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战略，把粮食或是埋了，或是带走。当地的草，都是粗的，湿的。中国的牛马不能吃，而且竹子多，草少。

明瑞于是掉转方向，不向阿瓦进军，而移攻猛笼。在猛笼，他找到两万多担埋在地窖内的粮食，本可多住一些时。他却只肯住三天，又叫每一个兵携带几升米，向猛密进发。所剩的大宗粮食，他下令完全焚毁。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猛密并没有多少粮食在等候他去拿。为什么他要去猛密呢？原来，他已经与额尔景额的一军失掉联系。他想，如果向西边走，可能与额尔景额相遇。至少，猛密与比猛笼更近于额军，打听起消息来，较为容易。

其实，倘若是仅仅为了打听消息，派几个谍报员，或是几百个兵，甚至几千个兵，也就够了。

这时候，额尔景额已经病死，额的弟弟额尔登额代领该军，已经穿过了猛密，打到老官屯，在老官屯与缅军相持了一些日子。

明瑞向猛密走，却到不了猛密，在“小猛育”地方被缅军挡住。后面的缅甸追兵赶来，将明瑞围了。

额尔登额在老官屯听到后方木邦发生了问题。守木邦的珠鲁纳，遭遇到缅人袭击，全军覆没，珠鲁纳自杀，随营的江苏按察使杨重英（杨应琚的儿子）被缅人捉去押解到缅京阿瓦。

额尔登额从老官屯撤退，回军。他不敢由原路走，改由小路慢慢地进虎踞关，走到中国境内的畹町。

云南巡抚鄂宁，倒颇为明了前方各军的行止。鄂宁派人送信给额尔登额，叫他去小猛育援救明瑞。额尔登额不敢去。

明瑞在渡过锡箔江以后，本只有一万多兵，沿途作战多次，尤其是在移军华龙与猛笼之时，天天要抵抗缅甸的追兵，损失了不少人。再加上瘴气（疟疾），蚂蟥，这两大仇敌，病死的比战死的更多。粮草在事实上早就完了，牛马也宰得所余无几。弹药呢，也用完了。情形真是够狼狈的。

包围他的缅军，越来越多，号称有五万以上。明瑞于绝望之余，决定肉搏突围。乾隆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吩咐全军，分队突围，自己率领卫队断后。这一场突围战，十分壮烈。珠鲁纳，札拉丰阿，均先后战死。明瑞本人受了十几处伤，也居然突出了围，走了二十多里，无力再走。

他剪下自己的辫子，交给一个仆人，叫拿回京城，向皇帝报告，然后，找到一棵大树，在树枝上挂了绳子，上吊。仆人等他断了气，把他的尸首取下，用树叶子盖好，哭了一顿，洒泪而别。

也有人说，他不是上吊自杀而死，是在中了枪弹以后，喝水而死。（凡是中了枪弹的人，本不可喝水，一喝便死。明瑞定要喝水，在事实上也是自杀。）

乾隆皇帝一方面下旨在京城建一个“旌勇祠”，纪念明瑞，以札拉丰阿、观音保，与两个汉人将领李全、王玉廷，陪祀。一方面，把额尔登额抓了来，凌迟处死。

额尔登额的父亲与女儿，被捉进牢里，终身监禁。和他同族的人，一概发往新疆充军。这是清朝的惯例：一人犯罪，全家遭殃。

乾隆动了真火。缅甸王孟驳在这一年（乾隆三十三年）五月间，写了信来求和，乾隆置之不理。

明瑞遗下的云贵总督一缺，乾隆发表阿桂继任；不久，又发表傅恒为经略大臣，以阿桂与（讷亲的弟弟）阿里衮为“副将军”。这傅恒，阿桂，阿里衮，都是乾隆所最信任的能干人。

原先在明瑞与额尔登额所率领的两万七千多人之中，有三千人是满洲兵，死了不少。乾隆把未死的调回京城，另拨五千满洲兵去。

原有的贵州兵一万，四川兵八千，云南兵四千，打死了与病死了的也不少。不曾死的，约有一万三千多人，乾隆叫他们留在前线，继续作战。

此外，乾隆又加派各部各旗的蒙古兵，吉林黑龙江的“新满洲”兵，福建，河南与云南本地的标兵，新旧合计，有了五万以上的兵力。

为了造船，乾隆从湖北、湖南也调发了四百多名工匠。

各省的特别武器，例如湖南的火箭，京城的梅针箭，冲天炮，赞叭喇鸟枪，四川的九节铜炮，湖南的铁鹿子，广东的阿魏，等等，也都一概征集了不少，输送前方。

而且，会念咒的四川（西康）喇嘛，也奉了“动员令”，出发征缅。

然而，阿桂却采取了守势。

阿桂采取守势，就战略来说，未可厚非。清军已一再于杨应琚及明瑞统率之下，两次大败。这两人的错误，均是只知攻而不知守。以前，在明清两方相持于辽河以西之时，熊廷弼曾经说过，“能守才能够攻”。

阿桂把他的兵，分布在陇川、盏达、芒市、永昌、缅宁、普洱。于是，有半年光景，前方平靖无事。

乾隆等得不耐烦。他先后叫阿桂以偏师出九龙江，与“旧小”。但两次阿桂均不曾做到。乾隆免了他的云贵总督，在乾隆三十四年正月改派一个叫做“明德”的人接充。明德当了两个月，乾隆又改派阿思哈。

阿桂丢掉了云贵总督之时，傅恒也丢掉了经略大臣，被改任为副将军；其后，副将军的名义也丢了，只当一名参赞。

傅恒在三十四年四月，到达永昌，就任。

傅恒决定，全军分作三路，沿着所谓“大金沙江”前进。这“大金沙江”，实际上是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在中国境内的部分叫猛龙江）。

阿桂先期造了一百多条战船，输送到新街（八莫）。

傅恒叫阿桂领一支兵，沿着伊洛瓦底江的西岸，向南进军；自己领一支兵，沿着伊洛瓦底江的东岸，平行南进；他叫阿里衮也带一支兵，连同辎重，乘船，在江里走。

三支兵浩浩荡荡，在乾隆三十四年八月出发，如入无人之境，沿途见不到一个缅兵。最后，他们到达了老官屯。

大量的缅军，完全集中在这老官屯，静候清军前来，以逸待劳。

缅军守老官屯，所采的战术正如上次一样：用“栅营”。栅营的木桩，很大很长，深插地下。栅外放了很多横卧的枝干槎枒的大树，树根向内，树枝向外。

清军的枪弹、炮弹，均奈何不了这些大树与木桩。清军在栅外猛攻，缅军却在栅内唱歌，敲鼓。

清军用火把浇油，来烧，却由于天气潮湿，雨多，雾多，烧不燃缅军的大树与木桩。风向一转，清军反而烧了自己。

清军找来几百丈的藤条，跑到栅营之前，想扣好大树与木桩，来拖。他们不曾拖动缅军的“工事”，反而被缅军用斧头砍断了手。

清军掘地道，埋炸药，来炸。于是缅军的大树被炸得跳了起来，跳得一丈多高，落下，依然是大树。奇怪的是，木桩仍旧站在那里，并未倒塌。

就这样，两军相持到冬天十一月间。阿里衮已经因伤重而死，傅恒也得了病。

缅军的统帅，叫做布拉莽傥。布拉莽傥派了人来，向傅恒建议罢兵。不久，缅甸王孟驳也写了信来。傅恒认为对方颇有诚意，便奏告乾隆，乾隆也就准如所请。

和平的条件是：缅甸称臣纳贡，交还俘虏，保证永久不侵犯边境。

缅方的代表表示，愿将这三个条件转达国王。傅恒却以为和议已成，立即烧了战船，熔化了巨炮，下令班师。

但是，缅甸王孟驳并不将表贡送来。云贵总督彰宝在次年派人去催；缅王把派去的人扣留。乾隆很生气，想再打，又没有把握，迁怒于阿桂，降阿桂为一个普通的兵。傅恒在回京以后死去。阿桂是到了大小金川战场需要他时，才又被乾隆起用。

清方一直等待到乾隆五十三年，缅甸才送来贡物与称臣的表。

降附清朝的几个土司，在傅恒撤兵以后无法留居缅甸境内，因为很惧怕缅甸王报复。清廷把木邦的土司线瓮团，安置在蒙化；把蛮暮的土司瑞团，与猛密的一个“头人”，线官猛，安置在大理。

孟艮的土司，召丙，与整欠的土司，叭光捧，是清缅战争的开场角色，更不敢留在缅甸境内，于是也被欢迎进中国来，住在宁洱县的蕨箕坝。

只有戛鸠的一个头人，贺丙，敢于仍旧住在中国境外。他选了万仞关外的南底坝，作为他的新居。

缅甸这时候忙于应付暹罗，其实不仅懒得与中国长期作战，而且也犯不着与木邦、蛮暮、孟艮，整欠、戛鸠，这几个土司的君长或头人去计较。

缅甸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烧了暹罗的国都——大城（阿育替阿），将暹罗吞并，八年以后，暹罗又失于一个华侨领袖郑昭之手。

缅甸于阿拉瓮帕雅及孟洛孟驳相继在位之时，国力颇盛。孟驳在乾隆四十一年死，不传位弟弟孟鲁，而传位给儿子赘角牙。赘角牙为孟鲁所杀；孟鲁不久又为大臣所杀，另一弟弟孟云于乾隆四十七年获得王位。内乱如此频仍，因此，终于不得不在乾隆五十三年向中国称臣纳贡。

在木邦被缅军捉去的江苏按察使杨重英，也是等到乾隆五十三年，才被孟云放了回来的。乾隆本已怀疑他投降了缅甸，把他的儿子杨长龄关在牢里，整整关了二十年，杨重英在缅京阿瓦，被拘在一个庙里，也拘了整整二十年。在这二十年内，他并未投降缅甸，而且“未改中国衣冠”。所谓中国衣冠，不是明朝式的宽袍大袖，而是清朝式的马褂，马蹄袖，与花翎凉帽。

乾隆在他获释以后，才晓得他如此孤忠耿耿，于是放了他儿子杨长龄出狱，又御撰了一篇大文章——“苏杨论”，把他与苏武相比。但是杨重英命薄，未走到中国国境就病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