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 六八　巨蠹和珅

过去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两个贪官，是汉朝的梁冀与清朝的和珅。

梁冀的财产，在抄家的时候，据说是三十万万文左右。当时的物价今已难考，这三十万万文等于多少，因此也无法估计。我们仅仅晓得当时中央政府全年的岁收才有梁冀财产的一倍而已。

和珅的财产，在嘉庆四年查抄之时，分为一百零九号。在这一百零九号之中，有八十三号未曾估价。单就估了价的二十六号来说，在当时已值“二百二十三兆两”以上。一兆，是一百万。二百二十三兆，是二万万二千三百万两。米价在雍正年间的山东省是每石一两银子左右。假定在乾隆年间，银价虽略涨，而米价未大跌，仍在每石一两左右，和珅的小部分财产（一百零九号之中的二十六号）已经相当于二万万二千三百万石米了。

他的财产清单，不是《细说清朝》的篇幅所能容纳得下的。只有另写《细说和珅财产》一本专书，才有办法详细列举。我们姑且提一提几个重要的项目：房屋五所，共二千七百九十间。花园两所，甲所有亭台三十六座，乙所有亭台六十四座。银号十处，当铺十处。屋中黄金五万八千两。又夹墙内黄金二万六千两。屋中白银计元宝五万五千六百个（每个五十两），京课五百八十三万个，苏课三百一十五万个（每个若干两，不详），外国银元五万八千枚。地窖内的白银一百万两。此外，又有每个一千两重的银子大元宝五百个，金子大元宝一百个。至于黄金制的漱口盂四十个，白银制的漱口盂八十个，金茶匙，银茶匙，金筷子，银筷子，银碗，以及二十六斤重的金宝塔一座，都只能算是小玩意。

他的玉器也多得吓人。一匹玉马，高二尺八寸，长四尺三寸（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院）。十三座玉鼎，各高一尺五寸。玉磬有二十块，玉如意有一百三十柄，镶玉的如意有一千一百零六柄，玉屏有二十四扇，玉瓶有三十个，玉脸盆有十三面。一尊玉佛，高三尺六寸，一尊玉观音，高三尺八寸。零星的小玉器，有九十三架。

珍珠、珊瑚之多，也正如玉器一样，多过了皇帝的内府。桂圆般大小的“大东珠”，有十颗；上等的珍珠手串，有二百三十串。珊瑚的帽顶共八十颗，珊瑚树有七枝各高三尺六寸，四枝各高三尺四寸。

大小瓷器，有九万六千一百八十四件。铜器、锡器，是三十六万零九百三十五件。

绸缎纱罗，有一万四千三百匹；紫貂皮，有八百张；白貂皮，有五十张；白狐皮，有五十二张；黑狐皮，五百张。加上其他的粗细皮料，一共是五万六千张。

和珅对于钟表一类的“西洋贡品”，搜集得也不少，计有大自鸣钟十座，小自鸣钟一百五十六座，棹钟三百座，挂表八十枚。他其实早该退休，当一个钟表店的老板，又何至于在乾隆死后被嘉庆清算呢？

和珅的如许财产，是从哪里来的？他是满洲正红旗人，姓钮祜禄氏，在少年的时候很穷，不曾继承到、或保有先人的遗产。

他的出身是文秀才，略通文墨，在乾隆三十四年当了三等侍卫，到乾隆四十年时来运转，升为御前侍卫，兼某旗的副都统。

不到一年，他再升为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而且不久又兼了步军统领兼京城崇文门税务监督。

和珅身兼五职，其中户部侍郎、内务府大臣、崇文门监督，均是管钱、用钱、收钱的肥缺，而军机大臣是实际上的宰相，步军统领又是拱卫京畿的首席武官。乾隆对和珅宠任之专，可谓史无前例。

四年以后，他的户部侍郎职位改为户部尚书，副都统改为都统，于内务府大臣之外又加了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之外也加了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并且，儿子丰绅殷德被指定为和孝公主的额驸（驸马），待年成婚，于是和珅又成了乾隆的儿女亲家。

乾隆似乎感觉到对和珅还不够好，特别任命他再兼理藩院尚书，与“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和珅这样的人，能看懂四库全书之中的哪几部书？

甘肃有一个撒拉尔回民首领，名字叫苏四十三，在乾隆四十六年起兵抗清，攻打兰州，乾隆叫和珅、阿桂两人前往督师。阿桂有病，和珅先去。和珅措置乖方，几乎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阿桂去了，才挽回局势，稍稍获胜。乾隆把和珅调回来，叫阿桂一人负责，但是对阿桂毫不赏赐，却叫和珅再兼一个兵部尚书，外加一个“管理户部三库”的肥缺。

两年以后，乾隆四十八年，甘肃的回民反抗被镇压了，功劳又记在和珅账上，封和珅为一等男爵，于军机大臣、议政大臣、御前大臣等职位之外，再加一个“协办大学士”的荣衔。户部尚书仍旧，兵部尚书改为吏部尚书。

又过三年，和珅由协办大学士而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崇文门监督虽则油水颇多，究竟位卑职小，乾隆不好意思叫和珅兼下去了。吏部尚书，也叫他让出，但户部仍交给他，当“管部大臣”（位在尚书之上）。

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被清军捉住，这又不可以不记在和珅的账上。于是和珅由一等男爵晋封为三等伯爵，赐号忠襄。

乾隆五十七年，廓尔喀上表称臣，和珅因此又兼了一个翰林院掌院学士。几十年的一个酸秀才，竟然毋庸考举人、考进士、考翰林，而当了翰林的领袖。

嘉庆二年，太上皇（乾隆）吩咐：和珅的户部管部大臣改为刑部管部大臣；不久，又吩咐和珅再兼户部管部大臣。至于军机大臣、大学士等职位，当然仍旧。

嘉庆三年，四川的义军首领王三槐被捉，和珅于是又由三等伯爵晋封为公。

如果乾隆不在嘉庆四年正月间死，和珅可能还要高升。

乾隆之待和珅，比起汉文帝之待邓通不可同日而语。拿和珅比邓通似乎有点不伦，然而有人说过，和珅最初之所以得幸，与邓通如出一辙。

然而和珅之所以能够永久占住乾隆的心，却全靠“伺意”两个字。用四个字来解释，这“伺意”便是“先意承志”。当年杨贵妃之把握住唐明皇，也是用的这种工夫。

乾隆将要喜欢什么，和珅先就猜到，赶快准备。乾隆决心要做什么，和珅也立刻遵办，办得至少在表面上十分妥帖。不应该做的事，只要乾隆想做，和珅决不反对。应该做的事，而乾隆不想做，或想不到去做，和珅也决不自作主张、露出比乾隆更聪明的样子。因此之故，乾隆就特别喜欢他，认为他比谁都好。

朝廷之中，比和珅能干的人未尝没有，像阿桂便是其中的一个。然而能干，而又没有怪脾气、怪主张，找来找去，就只有和珅一人。

几十年前，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乾隆即位不久，那曾被雍正称为“狂生”而刚被乾隆擢拔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孙嘉淦，就警告乾隆，说：“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此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主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人主之]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视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

乾隆到了晚年，早就把孙嘉淦的这一番话忘记得干干净净。自从在乾隆四十年开始重用和珅以来，他只感觉到和珅的言语入耳，面孔悦目，才干称心。

谁要是反对和珅，谁便是故意捣乱。和珅也确有办法，能够叫“捣乱”的人查不出真凭实据。最著名的一例是：内阁学士尹壮图在乾隆五十五年上疏，说各省的库存银不足，被大官挪走了。乾隆大怒，派尹壮图到各省去查。和珅为了庇护这些大官，建议派户部侍郎庆成陪尹壮图去。于是，每到一个地方，庆成总设法掣尹壮图的肘，拖延时间，让管库的人借好银子补足，才开始查验。结果，尹壮图犯了“妄言”之罪，丢官。

在乾隆五十一年的时候，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珅的一个家奴刘全，说刘全盖了一座大得超过规定的大房子。乾隆派人去查，和珅却已吩咐刘全连夜把房子改小。结果，曹锡宝受到申斥。

山东的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也都是和珅的私人，总算是在乾隆四十七年被御史钱沣抓住了马脚处死。然而，这是唯一的例外。

钱沣何以偏能例外地抓住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二人贪污的真凭实据？原来，有左都御史刘墉给予他以有力的支持。

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也当过左都御史，其后升至“东阁大学士”，查办过很多大官，如云南总督恒文、巡抚郭一裕、山西布政使蒋洲、西安将军都赉、归化将军保德、江苏布政使苏崇阿、江西巡抚阿思哈等，堪称打老虎健将，与一般专拍苍蝇的御史们迥不相同。

刘墉不愧为刘统勋的儿子，他探听到和珅将要派人先期去山东，指示国泰与于易简以蒙混的技术，便赶紧告诉钱沣将计就计。

于是钱沣也提前化装出发，到了离开北京不远的良乡，果然看到有一个人骑马向南而去，便记住这人的容貌。其后，钱沣在快走到济南之时，又碰到这人骑马向北而来。钱沣就吩咐从人将这人拦住搜身，搜出了国泰写给和珅的回信，里面说已经借好了商人的款子，放在库里静候查验。

糊涂的乾隆，不但派了钱沣去山东，而且也派了和珅会同钱沣，外加刘墉与诺穆清二人，查办国泰、于易简的亏空。

到时候，和珅竭力主张当天抽查几十封银子了事。钱沣叫把已查、未查的贴上封条，等第二天再查。在第二天，把所有的库银一封一封拆开来查，果然查出了若干封的银子有“圆丝，杂色”，不像“库银”，而像商人的银子。于是，出了告示，叫商人自己到库里来领回，来迟的银子一概没收。商人们看到告示纷纷前来，于是库存立刻“如洗”。

国、于二人被解到京城刑部大牢，乾隆下旨赐他们自尽。

和珅因此恨极了钱沣。

钱沣一不做二不休，又向乾隆告了和珅本人一状，说和珅身为军机大臣，每天不到军机处办公，独自一人坐在宫里“内右门”的“旧直庐”（旧日的值班官吏休息处）批阅公事。去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仅有阿桂一人。其他的几个，如王杰与董诰却只到“南书房”，如福长安也只到“造办处”。遇到皇帝召见的时候，他们才一个一个从各人的房间走出，“联行而入”。“退，各还所处”。

乾隆大怒，叫钱沣兼一个“稽查军机处”的差使。这差使很不好当，过一年钱沣便暴卒了。姚鼐说，钱沣不是被和珅毒死的，而是积劳病故。

另一位御史管世铭在一个宴会场中扬言，准备弹劾和珅。当天晚上，他也暴卒。和珅的气焰，真了不得。像谢振定胆敢棒打和珅的姨太太的弟弟，又烧了这位舅老爷的“违制”大马车，而仅仅丢了御史之官，真是侥幸。

阿桂的地位在和珅之上，是和珅的眼中钉。和珅常常怂恿乾隆，派阿桂去各地打仗、治河、查案，弄得阿桂疲于奔命，留在京城的时候很少。阿桂能够在嘉庆二年善终，总算福气。

阿桂在本质上是一个军人，政治上的勾心斗角非其所长。他很厌恶和珅，却无可奈何，只得在站班上朝之时不与他站在一起，离得远远的。非万不得已，也不与他交谈。和珅之所以不去军机处办公，而独坐在“旧直庐”批阅公事，这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和珅一个人批阅公事，可以不让其他的军机大臣知道，等于作了皇帝。

皇帝被他蒙蔽得什么也不知道；而皇帝想干什么、喜欢什么，和珅完全知道。仅凭这一些“内幕消息”，他已经可以大发其财。企图升官的，必须走他的门路。怕丢官、降官的，自然更要走他的门路。不想升官，也不怕丢官、降官的，为了“办报销”，仍旧要走他的门路，因为他可以批驳账目单据，或拖延岁月，不把“报销”早日核准。

和珅的“人情”是卖不完的。每一次人情的代价，积累起来使得他成为“万万富翁”。

大官为了“报效”和珅，不得不向部下的小官索取“报效”；于是小官为了“报效”大官，又不得不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有和珅这样一个人贪污于上，已足以弄得全中国民不聊生。倘若清朝在台湾的地方官不贪污扰民，林爽文便号召不了那么多的群众造清朝的反。王三槐之所以能在四川、湖北发动规模巨大的起义，也无非是“官逼民反”的口号，深合当时、当地的人心。

在乾隆六十年的时候，闽浙总督伍拉纳为了筹款报效和珅，竟然把他下面“不及格”的县知事“倒吊”起来拷打。倒吊，是头顶向下，脚心朝上。和伍拉纳狼狈为奸的，有福建巡抚浦霖、按察使钱受椿，这三人被福州将军魁伦密参了一本，和珅来不及弥缝，都送了命。

在各省总督、巡抚之中，如有敢于不与和珅合作的，很容易遭受不测之祸。浙江巡抚福崧得罪了和珅，在乾隆五十八年的某一天忽然传下乾隆的圣旨，押解他回京候讯，罪名是他受了两淮盐运使柴桢的贿赂一千两。其实，在柴桢的账簿上的“福公”是“福长安”，并不是“福崧”。“馈福公金一千两”七个字是“送了户部尚书福长安一千两”，不是送了浙江巡抚福崧一千两。福崧向人说：“我见了皇上，必定把和珅的秘密完全报告出来。”和珅知道后，就更改福崧的供词，加几句骂乾隆的话。结果，乾隆不等候福崧到京，就下旨赐死。

和珅甚至向嘉庆卖人情：乾隆才决定了立嘉庆（皇子颙琰）为太子，和珅立刻去嘉庆那里报喜讯，不好明说，送了一个玉如意作为暗示。嘉庆不买他的账，和珅便记下仇。

乾隆调嘉庆的老师朱珪从两广总督任上回京当大学士。嘉庆写诗贺朱珪，和珅拿了这首诗给乾隆看，告嘉庆一状，说“嗣皇帝欲向朱珪市恩”。乾隆不但降调朱珪为安徽巡抚，而且几乎因此治嘉庆的罪。于是，嘉庆就在乾隆死后抓了和珅，抄他的家，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