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 一〇五　东山再起

曾国藩在湘乡荷塘都大界里的家中守制，守到咸丰八年六月初三，接到骆秉章转来一道咸丰的谕旨：“著骆秉章即传旨，令该侍郎迅速赴江西，督率萧启江等星夜驰赴浙境，与周天受等各军力图扫荡。”原来，大部太平军因为在江西立不住脚，已经退入浙江，使得咸丰着了慌。

四天以后，六月初七，曾国藩由大界里启程，初九经过湘乡县城，十二日到达长沙，与骆秉章、左宗棠二人会谈，刻了一个新的关防：“钦命办理浙江军务前任兵部侍郎关防”。

他在长沙住了五天，于十七日乘船北上，二十四日到达武昌与胡林翼会谈，一共谈了十天十晚。

七月初三，他离开武昌；十一日，到达九江，与杨载福会谈；次日，到达湖口，与彭玉麟会谈；二十一日，到达南昌，与江西巡抚耆龄会谈；二十四日，离开南昌；八月初八，到达铅山县的河口镇。

中途，他又接到咸丰的谕旨，叫他“著即以援浙之师，由江西铅山直捣（福建）崇安，迅将闽省各匪一律扫除，毋少延误”。

十四天以后，八月二十二日，他在河口镇写信给曾国荃说：“景德镇现尚有贼，我军为所牵制，目下尚难入闽。看来弟归（湘）不可久住，当速来帮我也。”

这时候，曾国荃刚刚攻下吉安，在准备撤兵回长沙。曾国荃在咸丰七年秋天便已接受江西巡抚耆龄的奏调，提前结束守制，到吉安外围，继周凤山之后，主持吉安的攻城战。他在当年的冬天，阻住了石达开的援兵于吉水县的三曲滩，将吉安城合围。围到八年八月，达到目的。

所谓“景德镇现尚有贼”，所指的不是别人，是杨辅清。杨辅清在咸丰七年被王錱击败，经由浙江退到福建邵武去。现在，咸丰八年八月，又由邵武回军，一口气经由泸溪（资溪）、金溪、安仁（余江）、万年、饶州（波阳），到达景德镇，屯踞下来。

曾国藩派“老湘营”张运兰去打，打到咸丰九年五月，曾国荃由湖南家乡久住了一顿出来。到江西来帮哥哥的忙，带五千兵去加强张运兰的攻势，才在六月十五日赶走杨辅清。杨辅清向北走，经由祁门，退至徽州、宁国二府。

当杨辅清由邵武回师江西东北部之时，石达开也由福建南部的长汀回师江西的东南部，攻下瑞金；其后，占领了瑞金至南安（大庾）一带广大的赣南地区。曾国藩派萧启江率领楚勇去打，打到咸丰九年正月获胜，石达开去了湖南，在五月间开始围攻宝庆，七月间放弃宝庆，进入广西，驻扎在柳州西北的庆远（宜山），准备由贵州进四川。

咸丰于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宝庆刚被石达开围攻之时，便下了一道谕旨，叫曾国藩“即日统带”“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兵”“由楚江前赴四川夔州扼守”。“至（于）江西景德镇之贼尚未剿平，……著曾国藩斟酌情形，咨商耆龄妥为布置，俾得迅扫贼氛，不致顾此失彼”。

曾国藩在六月初五日接到这谕旨，啼笑皆非。景德镇尚在太平军之手，如何能抽兵远去四川？曾国藩挨攻下景德镇以后遵旨西上，把大部分军队调回湖南，解宝庆之围，自己先到武昌。他向咸丰请求，不驻在夔州，而改驻宜昌。

他是在八月二十二日到达武昌的。在到达武昌之时，不但宝庆之围已解，而且四川已有骆秉章前往布置，这时并无危险。倒是安徽方面变得十分吃紧。自从英王陈玉成在咸丰八年十月大胜湘军李续宾部于庐州三河镇以来，对湖北与江西所施的压力极大。湖广总督官文因此便上了一个奏章给咸丰，建议把曾国藩再调到东边去，赋以解决陈玉成的全权。咸丰觉得官文的意见颇有道理，于是又急急忙忙地叫曾国藩不必去宜昌，回师东向。

官文的意见本是曾国藩的意见。官文这时候对曾国藩与胡林翼二人业已言听计从，虽则在以前他根本不把这两人放在眼上。胡林翼确有一套化敌为友的功夫，而曾国藩至诚感人，关系也很大。

曾国藩在接到咸丰叫他回师东向的谕旨以后，在九月二十日写了一封详细的折子给咸丰，陈明进军方略。他说：“详考入皖形势，进兵须分四路，南则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以规安庆，一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北则循山而进，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六安以规庐州。南军驻石牌，则可与杨载福黄石矶之师联为一气；北军至六安州，则可与翁同书寿州之师联为一气。”

他又说：“臣所部不及万人……若将援湘之萧启江（楚勇）调回，则臣处可分为两支；若并将张运兰（老湘营）调回，则臣处可分为三支。一支之力，仅能会剿皖北；三支之力，则可专任皖南。”

咸丰回答他：张运兰及其老湘营已经追击石达开到了广西；只可以先把萧启江及其楚勇调回。而且，商城、六安的一路，最好依照袁甲三的建议，改由光州固始，绕到颍州（阜阳），从后方包抄，以免对方因南边湘军大举，而大量北上，使得翁同书抵挡不住。

十月十七日，曾国藩再上一折，强调“围攻安庆”的重要。得了安庆，才可以屯驻滁县、和州，切断陈玉成与李秀成的联络，困死洪秀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