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 一三八　义和团

百日维新与戊戌政变，发生在“门户开放”以前；义和团的事变，发生在门户开放以后。

康、梁维新运动的失败原因之一，是得罪了李鸿章与慈禧太后。康、梁等人不该拒绝李鸿章入“强学会”，更不该于维新期间让光绪皇帝免去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之职。尤其失策的，是历次“上书”均只以光绪皇帝为对象，而不曾尊重幕后的当家人——慈禧太后。王照是个例外，他一开头便主张捧慈禧，但是康、梁等人不表同意。

慈禧为一群宵小所包围，确是事实。但是她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康、梁等人低估了她。

在戊戌政变以后，稍涉维新嫌疑的人均被摒斥，朝中所余的正人君子寥寥无几，也都噤若寒蝉，不敢有所主张。结果是，宵小为所欲为，加速了清朝的崩溃。

最得势的莫如大学士刚毅与端郡王载漪。这两人互相勾结，图谋杀害光绪，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㑺为同治的嗣子、继承皇位。

为了杀害光绪，他们曾经诬指康有为“密进红丸”，命令上海道捉拿康有为，“就地正法”。倘若康有为果被捉住而正法，他们就可以真的用一颗红丸结果光绪性命。然而，康有为在吴淞口被英国领事救走，弄得他们只好另想别法：宣称光绪病重，征求名医。

这时候，连外国的驻华公使均为光绪抱不平。他们向总理衙门表示：他们对光绪的健康十分关心，倘若光绪遭遇什么意外，一定会引起“严重的猜测”。总理衙门的人说，皇上的确有病。于是，英国公使窦乐德建议，派一个法国公使馆的医生德泰夫入宫诊视。刚毅等人因为“征求名医”在前，无法拒绝。德泰夫诊罢出来说，光绪没有病。

英国公使的这一着棋，使得光绪多活了十年。

然而刚毅等人并不罢休。他们用军机大臣某人的名义密电征询各省督抚关于“废立”的意见，满以为各省督抚一定随声附和，却不料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钉子。刘坤一回电说：“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坤一为国谋者以此，为公谋者亦以此。”

事情拖了一年，到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慈禧突然召集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大臣、南书房与上书房的侍读翰林、各部院尚书，在仪銮殿开会，用光绪的名义宣布立溥㑺为同治的嗣子。

诏书说：“朕冲龄入承大统……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用再仰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㑺为皇子。”

这一封诏书，引起了上海电报局总办（局长）经元善的抗议。经元善官卑职小，竟敢领衔与一千二百多人联名打电报给总理衙门，说：“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列名于这封电报的知名之士，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太炎）、唐才常、蔡元培。

经元善与这一些人的勇气颇堪钦佩，他们分明知道慈禧决不肯让“光绪力疾临御”，更不会饶恕他们这样的一种“聚众滋事”、“妄干朝政”的行动。然而他们偏要打这么一封电报试试。电报中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是，“探闻各国有出兵干预之说”。

慈禧看了电报，又怕又气又恨。怕的是，外国可能真出兵干预。气的是，区区一个上海电报总办，也竟然敢领衔向总理衙门打电报？恨的是，在经元善的后面分明又是“康党”在作祟。

事实上，唐才常与当时的章炳麟确是“康党”。他们志切“保皇”，认为慈禧立了溥㑺“为穆宗毅皇帝嗣子”以后，一定会再用光绪的名义下诏“退位”，于是造出“各国出兵干预”的谣言，吓阻慈禧。

慈禧确是被吓阻，却因此更恨洋人。她一面命令上海地方官吏设法向租界当局交涉，捕捉经元善；一面与刚毅、载漪等人研究，如何对付洋人。

经元善丢了官，也几乎丢了性命，他逃去澳门。刚毅、载漪等人替慈禧想出一条对付洋人的妙计：用“义和团”的“义民”把在华的洋人斩尽杀绝。

“义和团”的原名是“义和拳”，可能为天理教或八卦教的一个支流。参加“义和拳”的人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但由于德国人在山东太横行，而“吃洋教”的所谓“教民”又狐假虎威，欺负善良，于是“反清”的情绪为更强烈的“反洋”情绪所替代。山东巡抚毓贤，也是一位“反洋”的同志，觉得义和拳分子的“民气”可用，加以鼓励，承认他们为“民团”，叫他们改称其团体为“义和团”。

义和团的组织，是一种富有神秘色彩的秘密社会组织，变成了公开的所谓民团以后，仍不愿放弃其固有的神秘意味。吞符念咒，未尝无相当有效的催眠作用，足以增强团员的勇气，甚至“作战能力”。而且，团员除了吞符念咒以外，也学得一些刀枪拳棒。

义和团的错误，第一是迷信吞符念咒足以抵御枪弹炮弹。第二是盲目反对洋人的一切，包括洋人的宗教、医术。

他们之标出“兴朝灭洋”或“扶清灭洋”的口号，是在改名为“义和团”以前。教他们标出这口号以代替“反清复明”的人，是来自陕西的李来中。李来中可能是这一个秘密结社的全国总首领。

山东一省的小首领是徐天吉。有人说，不是徐天吉，而是一位朱红灯。

直隶的小首领，是天津白河沟人强德成与静海县人曹福田。强德成是撑船的，自比洪秀全。曹福田是散兵游勇，自比杨秀清。一般的徒众称他们为“大师兄”。

团员的服装也很别致。头裹红布或黄布，余下两尺垂在脑后，颇像阿拉伯沙漠中的骑士。身穿短衫裤，不穿长袍。上身罩一个肚兜，肚兜上绣八卦之中的某一卦，倘若这位团员是属于“震字门”的，便绣“震卦”，坎字门的绣坎卦，乾字门的绣乾卦。腰间扎一条与头布颜色相同的腰带，裤子也扎了裤脚，脚上穿的是靴子。

他们最喜欢用的武器是钢叉，其次是花枪、单刀、双剑。西式的枪炮，即使中国制造的，他们也不肯用。

一切洋货，他们都深恶痛绝。贩卖洋货与使用洋货的，信洋教的教民，则被他们称为“二毛子”。

他们所奉的神，以纯粹中国的为原则，如玉皇大帝、洪钧老祖、关公、梨山老母、二郎神，等等。他们也崇拜老令公（杨继业）、周仓、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诸葛亮、张翼德、赵子龙、马孟起（超）、黄汉升（忠）、姜太公、李太白（！）、尉迟恭、秦叔宝、黄天霸、杨香武。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耶稣固在排斥之列，佛教的如来佛、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文殊菩萨、弥勒佛、济颠活佛等，他们也一概不拜。但是在咒语中却有“云凉佛，前心”五字。

他们的最小单位是团，每团有团员二十四人，设一个团首。团首之上有大师兄，二师兄等等。大师兄之上，有一位不见面的神秘的“老师”。对官厅交涉，皆由大师兄出面。

义和团最普通的咒语是：“左青虎，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他们相信：懂得念咒语，上阵杀敌便可以刀枪不入，枪弹炮弹均打不进。

团里又流行种种的神奇传说，例如：（一）“老师”给了某团员二百文，这团员把这二百文用来用去，总是用不完。（二）团里某次用一个小铜锅煮饭，煮了二升米，供应了很多人，总是吃不完。（三）大师兄强德成在静海县独流镇丢了一根粟杆在地上，几个大汉抬它不起。（四）大师兄曹福田初到天津，向租界一指，租界便起了火。

义和团的发祥地是山东西部，巡抚毓贤很赏识它，毓贤的继任者袁世凯却决意将它扑灭。

毓贤之所以被调差，是由于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的多次抗议。那时候，是光绪二十五年的冬季。义和团与“教民”的冲突已到了械斗的阶段，教民有被“义民”逼迫“烧香拜神”的，“义民”也有被教民“开枪打死”的。所谓“义民”，是指的义和团团员及其附从分子（包括“大刀会”会员）。

清廷在十一月初四日召毓贤进京，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调毓贤为山西巡抚。

袁世凯不比毓贤。毓贤没有自己的兵，袁世凯是带了他的“新建陆军”来的。新建陆军这时候改了名字，称为“武卫右军”。他又把山东原有的“勇”营三十几营，选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加以训练。因此，他镇压义和团颇有力量。

在他到任以前，山东仅仅荏平一县便已有“拳厂”八百余处。到任以后，只花了两个多月工夫，他便把全省的团员压得销声匿迹，或逃奔到直隶去了。

他的方法是，颁布“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八条，规定练拳者死，办拳厂者死，赞助拳厂者死，家产没收，以一半或全部赏给告密的人。

他把这八条章程推行得很有效。重要人物如朱红灯，也被捉住处死。

直隶总督原为荣禄。荣禄于戊戌政变以后调任军机大臣，管理兵部。继任的直隶总督是裕禄。裕禄对义和团阳禁阴纵，因此义和团便纷纷离开难以立足的山东，而涌进了直隶。

他们由南而北，沿途设立“拳厂”、扩充势力，常常走到教堂里对传教士与信教的中国教民破口大骂，甚至抛砖丢石，但他们直至到达天津之时为止，并未伤害人命。

到达天津，是在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二月底。谣传他们要在三月初一攻打天津的外国租界。不过，到了三月初一，却并无攻打天津租界之事。

其后，义和团竟在任邱县和官军开战，将官军击败。裕禄身为直隶总督，而并不计较。四月间，义和团在涞水县烧教堂，裕禄派了副将杨福同带兵去弹压，也被义和团打败。义和团而且当场杀死了杨福同，裕禄依然并不计较，这杨福同算是白死。

不久，直隶义和团的首领之一曹福田，反而蒙慈禧太后召见。

庚子年四月的最后一天（二十九日），义和团烧了卢沟桥、琉璃河、长辛店三处的火车站。

次日，五月初一，拳众又爬上涿州的城墙，在事实上占领涿州，说是“洋兵将到，本团代守”。涿州的知州无法挡驾，愤而绝食。

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对于这样抢夺地方政权的大事，只派了两个高级文官前往“解散拳众”。这两人是刑部尚书赵舒翘与顺天府知府何乃莹，一到涿州便成了拳众的俘虏，被“勒令烧香跪拜”，等于是加入了义和团。

协办大学士刚毅自告奋勇，也奏准前来涿州。来了以后，不仅是烧香跪拜，而且和“拳首”密谈了很久。刚毅和赵舒翘、何乃莹回京，向慈禧表演拳众如何跪拜，如何两眼直视，如何挥拳摔腿，却不提起他们自己有没有达成解散拳众的任务。慈禧似乎也不太关心那位绝食的知州，与如何收回涿州地方政权，所关心的是“拳众是否可靠？”

赵舒翘揣摩慈禧太后的意思，连说“可靠，可靠”。刚毅藉此机会，劝慈禧准拳众进入北京。

在进入北京以前，拳众先在五月十三日当慈禧由颐和园回入城内之时，沿途排队，自称护驾，慈禧检阅了一番，十分高兴，赏银二千两。

两天以后，五月十五，一百多名拳众先遣部队进了北京，“分成三队，一队执刀，一队执矛，一队执铛，皆以红布裹头，年纪大都十二三岁，大者不及二十也。”

先遣部队来了以后，成千的拳众蜂拥而入，每天都有。他们随处设立拳厂，又设立神坛。起先是一街一坛，或两三街一坛，后来是一街三四坛，甚至五六坛。初惟徒众为之，“继则身家殷实者亦为之矣。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无地不团矣。”

传说，甘军的统领董福祥与义和团的“总首领”李来中结拜为把兄弟。辅国公载澜（端郡王载漪的弟弟、惇郡王奕誴的儿子、道光皇帝的孙子）“短衣窄袖”，腰束红布，学了义和团团员的打扮。

还有人说，慈禧在宫内也设了坛，学习义和团的密咒。

拳众在入京的第二天（五月十六）晚上，放火烧了彰仪门外的西人跑马场，同时也烧了“外城”姚家井一带教民的房屋。（当地的教民已经逃入东交民巷各国使馆）。

第三天，五月十七（6月13日），拳众开始进攻东交民巷，不曾攻得进去，被东交民巷的洋人放枪击杀八人。当天晚上，拳众烧毁崇文门内的教堂，杀死教民二三百人。（崇文门是“内城”的三个南门之一，面南偏东离开东交民巷不远。）

五月十八，拳众焚毁顺治门外的教堂，与“大栅栏”的几家卖洋货的店铺。（顺治门是内城偏西的一个南门）。

五月十九，拳众在晚间进攻奥国公使馆，被洋人放枪打死了很多。这一晚，不曾放火。

五月二十，晚间九点钟，义和团又在大栅栏放火，烧“老德记”西药房。起火以后，西南风大作，火场蔓延到“前门大街”与内城的正南之门正阳门。正阳门城楼也着了火，煤市街、西河沿、荷包巷连带也遭了殃。这一晚，被烧的店家与住宅，有四千多家。

当时的民间救火组织“水会”想去救火，被义和团阻止。

到了五月二十六日，作为国家正规军的董福祥部（甘军），甚至荣禄的武卫中军，也开始放枪抢劫。这些乱兵，一批一批地闯入官吏与“富户”之家，见了什么便取什么，先是珠宝银钞，其后便是衣裳与零星物件。被抢劫的还得赔笑脸，否则房屋也要被烧，甚至性命不保。

此时，那深居紫禁城内的慈禧太后，却还在发号施令，对全世界的国家进行战争呢！

宣战的诏书，于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下。宣战的对象，不是某一国或某几国，而是所有的“远人”。

单就文字本身而论，这宣战诏书倒也理直气壮：“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莫不待以怀柔……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仁心……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

诏书所提到的“杜士兰照会”，确有其事。杜士兰是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他受日本、意大利与“奥匈帝国”三国驻津海军司令官的委托，于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对中国的大沽守军递哀的美敦书，限守军于次日午前二时交出炮台。

大沽的守将罗荣光决定抵抗。他在次日午前零点四十五分下令开炮，战到午前六点三十分，丢掉所有的炮台，但也使得日本、俄国、法国的兵，及国籍混杂的天津“义勇队”，死了六十四名、伤了八十九名。

严格说来，就时间的先后而论，这是衅自彼开。

当然，列强也可以指出日本公使馆书记杉山彬，是在五月十五日（6月11日）便已于北京永定门外被董福祥的甘军兵士杀死。这是不成为理由的。第一，杉山彬之被杀只是中、日之间的小事件，与日本以外的列强无关。第二，列强海军决定攻夺大沽炮台之时，并不知道杉山彬被杀（当时京、津之间的消息已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