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创立 一八　《革命军》

一个十九岁的，来自四川巴县的青年，姓邹名容，到过东京，吸收了革命思想，回至上海，写出一篇洋洋洒洒、慷慨激昂的大文章来，题目是《革命军》。

开头的第一句，极长，有一百二十个字之多：“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

在这一个长句子之下，紧接着两句斩钉截铁的六字颂赞：“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次一段，他说明“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再次一段，他说明“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然后，加上三段，先叙秦始皇以来帝王之专制自私，以致“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似游牧腥膻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次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变换，皆是“野蛮之革命”，而非“文明之革命”；又说“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标本。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邹容，1902年春自费留学日本。1903年，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撰写出版《革命军》。章太炎为该书作序，并在《苏报》上撰文介绍，先后发行逾百万，影响极大，清廷为之惊恐。邹容因《苏报》案而被捕，后在狱中被折磨身亡，时年二十岁。民国成立后，被追赠为“大将军”。

以上，还不过是第一章“绪论”。全书共分七章，第二章是“革命之原因”，第三章是“革命之教育”，第四章是“革命必剖清人权”，第五章是“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第六章是“革命独立之大义”，第七章是“结论”。全篇一共有两万多字。

在“革命之原因”的一章中，邹容不仅旧事重提，提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清兵入关时的残暴行为，如一般人之强调复仇，而且详详细细地列举清廷之厚待满人，歧视汉人：“如内阁衙门，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与）汉（人）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额缺约四百名，而汉郎中、员外、主事，额缺不过一百六十二名。要之，皆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汉人则积滞数十载，不得迁转，满人则俄而侍郎，俄而尚书，俄而大学士矣。……满人有建立功名者，取王公如拾芥，而汉人则大奴隶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伦，残杀数百万同胞，挈东南半壁奉之满洲，位不过封侯而止。”

邹容把清廷对于士农工商兵的虐待，也一一分别描写。对于士，清廷则“多方困之，多方辱之，多方汩之，多方馽之，多方贼之”。对于农，清廷则“多方刻之”，“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其鬻妻典子而后已”。对于工，清廷坐视他们“初则见拒于美，继又见拒于檀香山、新金山等处，饥寒交迫，葬身无地”，“受外人不忍施之禽兽者之奇辱”。对于商，清廷则“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皆莫不取之于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税，若者加以洋关而又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关。”对于兵，清廷则“每月三金之粮饷，加以九钱七之扣折，与以腐朽兵器，位置其一人之身命。……及其死馁也，则委之而去，视为罪所应尔。……即或幸而不死，则遣以归农，扶伤裹创，生计乏绝，流落数千里外，沦为乞丐，欲归不得，而杀游勇之令，又特立严酷。”

清廷穷奢极侈，于圆明园既毁以后又造了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刮吾汉人之膏脂？”“开学堂，则曰无钱矣。派学生，则曰无钱矣。有丝毫利益于汉人之事，莫不曰无钱矣，无钱矣。乃无端而谒陵修陵，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修宫园，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作万寿，则有钱若干。”

中国“有二百万方里之土地，有四百兆灵明之国民，有五千余年之历史，有（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之政治……而为地球上数重之奴隶……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国之驱迫，内患外侮，两相刺激，十年灭国，百年灭种，其信然夫！……吾今与同胞约曰，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吾愿日日执鞭，以从我同胞革命，祝我同胞革命。”

在其余的几章，邹容所发挥的俱有独见之处。他认为“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所谓教育，便是“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并且应该养成独立不羁之精神，乐死不避之气概，尽瘁义务之公德，与“个人自治，团体自治”的习惯。他认为汉族为地球上“绝大蕃多，无有伦比之民族”，“即以二十世纪之主人翁推尊我汉族”，“亦非河汉之言”。然而“秦汉以前有国民，秦汉以后无国民”，“无所往而非奴隶”。“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历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必须先拔去奴隶之根性”，才能“进为中国之国民”。

他提出了二十五条具体办法，作为革命独立之大义，其中包括推倒清廷，建立共和，确定国民的各项权利义务，制定宪法等等。最后的一章结论，字数不多，却写得激昂慷慨，很像是一首军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