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创立 二二　思想战（二）

和梁的常常改变主张，成为一个鲜明的对照的，是百折不回，始终致力于革命的孙中山。孙中山待人宽大，乐于与人为善，在主义上则首尾一贯，决不动摇或妥协。梁启超在己亥、庚子两年肯革命，孙中山对他优礼有加，倾心相待，不因他是康有为的弟子而稍存顾虑。梁拿了孙中山的信去檀香山，在檀香山窃占了孙中山的革命团体，而孙中山一时也并未对他声讨。甚至，到了梁在加拿大与美国大张旗鼓，遍设保皇会分会之时，孙中山也仍未对梁有所动作。

癸卯年（1903年）下半年以后，梁把《新民丛报》变成了一个专与革命为敌的言论机关，孙中山忍无可忍，不得不开始一场猛烈的思想战了。孙中山在八月初六日启程去檀香山与美国，把梁所恃为声援的两个地区，加以收复。行前，他命令冯自由负责在日本的党务，私事托黎焕墀（炳垣）料理。

八月十五日，孙中山到达檀香山。不久，便在同志程蔚南所办的《隆记报》发表了一篇富有历史意义的文章，题为《敬告同乡书》。

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把梁启超所发明而保皇会所藉以蛊惑人心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八个字，一刀砍成两段，明明白白地划清界限，指出保皇便是保皇，革命便是革命，不容混淆。“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诚能如康有为之率直，明来反对，虽失身于异族，不愧为男子也。公等……如果以客帝为可依，甘为万劫不复之奴隶则亦已矣。如知冰山之难恃，满汉之不容，二百六十年亡国之可耻，四万万汉族之可兴，则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

保皇会在檀香山的言论机关，叫做《新中国报》。《新中国报》的主笔陈继俨（仪侃）不敢用真姓名和孙中山开笔战，却用了一个化名，写出一篇《敬告保皇会同志书》，登在12月29日的该报，说他们主张保皇是为了爱国，反对革命为了怕列强趁火打劫来瓜分，希望君主立宪是因为认定君主立宪为共和的过渡。

孙中山于是写了《驳保皇报书》一文登在《隆记报》，来答复陈仪侃。孙中山说：“试问其所爱之国，为大清国乎？抑中华国乎？……若彼所爱之国为中华国，则不当以保皇为爱国之政策。盖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实害国也。”关于瓜分的恐吓，孙中山说：“若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将钦我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至于，以君主立宪为共和的过渡，孙中山说陈仪侃是把宪法（constitution）与过渡（transition）两个名词混为一谈。“推彼之语，必当先经立宪君主而后可成立宪民主，乃合进化之次序也。……是要行二次之破坏。……夫破坏者，一次已嫌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夫今日，专制之时代也。必先破坏此专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宪也。既有力以破坏之，则君主民主随我所择。如‘过渡’焉，与其滞乎中流，何不一棹而登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也？”

陈仪侃曾经说“达尔文有与提倡法国三次革命之功”，又说“法国死于革命者一千二百万人”。孙中山指出“达尔文乃英人”。当法国第一次革命之时，彼尚未出世；当第二次革命之时，彼尚未成学；当第三次革命之时，彼尚未闻名于世。孙中山也指出，巴黎虽经三次革命，“而未遇扬州十日之屠，广州洗城之惨，就使巴黎全城之民皆死于革命，三次计之，亦不足此数。”

檀香山的思想界，经过孙中山与陈仪侃一场笔战以后，看清楚了革命与保皇的确是两回事，也渐渐了解爱国救国只有革命的一条路可走。若干的一度上了梁启超的当，或灰了心的兴中会会员，纷纷重新集合于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之下。在这些人之中，以何宽、郑金、李昌、钟水养为最热心。他们服从孙中山，把檀香山兴中会恢复，改名为“中华革命军”，并且吸收了很多的新同志，如黄旭升、曾长福等人。

孙中山又到了夏威夷岛上的希炉埠，在那里也成立了“中华革命军”分会，吸收了毛文明、黎协、卢球、李华根、刘安、杨锐、杨锡初、黄义等多人。

孙中山的母舅杨文纳，在甲午年（1894年）便已在檀香山参加了兴中会。这时候，他劝孙中山加入当地的洪门，孙中山欣然同意。洪门的若干兄弟，由于梁启超先孙中山而加入，受了梁的不少反宣传，竟然反对孙中山加入。钟水养以洪门老前辈的身份，向他们说明孙中山之实行革命，与洪门的宗旨相合，“应招纳之不暇，何可拒之门外？”结果，洪门准孙中山加入，并且“封”了孙中山以“洪棍”（元帅）的荣衔。

孙中山在甲辰年（1904年）二月十五日启程赴美；行前，把檀香山（火奴鲁鲁）及希炉埠的组织工作，分别托付给何宽等人。宣传方面，孙中山改组《隆记报》为《檀山新报》，从香港聘来一位张泽黎担任主笔。

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到达旧金山。事前，清廷驻旧金山领事何祐已经获得情报（可能是来自保皇会分子），便通知美国移民官说孙某是乱党，不可准许入境。于是，孙中山到了以后便被移民局扣留在船上，船开之时又被移到码头旁边的木屋，听候移民官裁判。移民官判定：孙中山应予遣回檀香山，等下班船来押送。

孙中山在木屋之中，有一天看到旧金山的《中西日报》，报上写着该报的总理是伍盘照。孙中山想起了这位伍盘照，正是几年前有两位基督教友（左斗山与杨襄甫）写过信，介绍他去见的人。

当天，中西日报社的办事处来了一个报童。报童交上一封信，伍盘照拆开一看，里面写着“现有十万火急要事待商，请即来木屋相见，勿延。”伍盘照到了木屋，和孙中山一见如故。不久，他便找了洪门致公堂的大佬（领袖）黄三德及英文书记唐琼昌，美籍法律顾问那文，把孙中山保了出来，同时向美国工商部提出诉愿。三个星期以后，美国工商部批准诉愿，移民官取消“遣回”的决定。

孙中山这一次在美国，约有一年之久，先在旧金山及其附近住了三四个月，向当地的洪门致公堂兄弟说明洪门的真正宗旨。致公堂的“大佬”黄三德与书记唐琼昌，在孙中山的指导之下，决心重订致公堂《新章》，举办全美洲各地致公堂的“总注册”，把保皇会的分子清除出去。

他们在《新章》之前，附了一个缘起，称为“要义”。要义的第一句，便开门见山，说：“原夫致公堂之设，由来已久，本爱国保种之心，立兴汉复仇之志。”但是“我堂同人之在美国者，不下数万余人；向以散居各埠，人自为谋，无所统一，故在平时则消息少通，有事则呼应不灵。”“今幸遇爱国志士孙逸仙先生来游美洲，本堂请同黄三德大佬往游各埠，演说洪门宗旨，发挥中国时事，各埠同人始如大梦初觉，因知中国前途，吾党实有其责。先生更代订章程，指示办法，以为津导。我旅美同人可以乘时而兴矣。……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而抑汉族，假公济私，骗财肥己，官爵也，银行也，铁路也，矿务也，商务也，学堂也，皆所以饵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其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可胜诛哉！”

“要义”指出总注册的作用有三：第一，“以捍御祸害，赒恤同人”；第二，“以图光复祖国，拯救同胞”；第三，“以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

《新章》一共八十条。第一条规定各埠堂名一概定为“致公堂”，前有名目不同者，一概改正，总堂设在旧金山，支堂设在各埠。第二条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这十六个字的宗旨，与孙中山在檀香山所规定的“中华革命军”的宗旨完全相同。其后，同盟会的誓词也包含了这十六个字。以前檀香山兴中会所用的誓词，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比较起来，可谓进了一步：增加了“平均地权”。

当时各地致公堂的分子，加入了保皇会的很多。他们对总注册的事多方作梗，以致孙中山与黄三德的奔走，在组织的意义上收效不大。但是，就宣传的意义而言，“要义”深入了各地致公堂兄弟的心，替以后的革命运动打下基础。

孙中山在美国除了进行致公堂总注册以外，也印发了邹容的《革命军》一万一千份。而且，改组了旧金山《大同日报》。

《大同日报》是致公堂所创办的。总编辑是康有为的学生欧榘甲。欧榘甲前在日本之时，正如梁启超一样，和孙中山颇有来往，因此也濡染了革命思想。在来到美国以后，开始为《大同日报》写稿之时，他仍旧高谈反清，主张广东应该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康有为写信申斥他，说他“离经叛道”，要把他“逐出门墙”。他怕了，便一变而为反对革命之人。孙中山到达旧金山，他写了若干篇文章，攻击孙中山，说致公堂尊奉孙中山，是“不智”之举。黄三德与唐琼昌等人劝他不可如此，他不肯听，只得将他辞退，请孙中山推荐继任人选。孙中山写信给冯自由在日本物色，冯自由推荐了刘成禺。

刘成禺原为湖北省的官费留学生，在成城学校学军事，因赞成革命，而不惜牺牲官费，曾经在癸卯年正月初一，于清廷驻日公使馆团拜之时，当着公使蔡钧的面，与马君武先后演说，主张推翻清廷。蔡钧停止他的官费，不许他留在东京，并且行文湖北官厅，没收他在武昌的家产。他再接再厉，办了一个杂志，叫做《湖北学生界》，继续宣传革命。

他在甲辰年（1904年）春夏之交到了旧金山，就任《大同日报》的总编辑以后，用十分犀利的文笔，转移美国各地侨胞的思想。同时，他约了在日本的冯自由，与业已在美留学的蒋梦麟、徐甘棠、廖卓庵等人不时替他撰稿。于是，过不了多久，侨胞思想的主流便不再是保皇，而是革命了。

他在未来美国以前，从日本回国办护照，在上海遇到他的两湖书院的同学贺之才、史青、魏宸组、胡秉柯。这四人由于在家乡湖北高谈革命，被端方软硬兼施，强迫去欧洲读书，这时候来到了上海等船。他们听到成禺说，要到美国替孙中山办报，便拜托刘向孙中山致敬。刘说：“孙先生不久也要去欧洲，你们可以在欧洲见到他。”说罢，就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他们。

他们到了欧洲，久等孙中山，未来；就联名写信给刘，请他代向孙中山促驾。

孙中山在十一月初八离开纽约，启程赴欧，先到英国。行前，写了一本英文的小册子，题为《中国问题之真解决》（TheTrueSolutionofthe ChineseQuestion），印了一万份，送给美国朝野。封面上，题了三个中国字“革命潮”。这本小册子的结论是：清政府“在前世纪已为衰老时代，及今则其去死亡不远矣。如有发慈爱之念，表示对中国独立之同情而犹思扶持满洲之皇祚，吾知其亦必无成也。”反过来说，倘若中国革命成功，则不仅可以建新纪元之国家，而“更可分其文明于全世界之人类”。

孙中山到了英国，住在伦敦一个英国朋友慕尔干的家中，“囊空如洗”。刘成禺写信告诉贺之才，贺之才便联络留比、留德、留法的湖北同乡，以及虽非同乡而感情上可共秘密的同学，凑集了四千多比利时法郎、两千多德国马克、一千多法国法郎汇给孙中山，请他到欧洲大陆。

孙中山乘轮船到了比利时，贺之才与朱和中、李藩昌三人，在比利时的海口奥斯坦德（Ostend）的码头上欢迎。孙中山乘火车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又有胡秉柯与二十几个留学生在车站上欢迎。他们随着孙中山到了胡秉柯的寓所，亦即孙下榻之处，和他谈了三天三夜。在第二天与第三天赶来参加的，又有十几个人。

孙中山问他们：“你们主张革命，准备用什么方法？”他们说：“我们要从军界学界入手。”于是，朱和中和其他几个人，便把他们在湖北如何劝知识青年参加新军的事，说了一遍。孙中山听到了，深为嘉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