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创立 三二　陈天华

在吴樾烈士因暗杀五大臣而成仁以后不到三个月，乙巳年十一月十二日（1905年12月8日），同盟会的重要会员之一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湾投海自杀。暗杀，原不是革命党人所该走的途径；自杀，更不是革命党人通常应有的行为。然而，在宣传的意义上，吴、陈之死均有收获。

陈天华是湖南新化县人，字星台，别号思黄，在癸卯年（1903年）留学日本，加入了“军国民教育会”，和黄兴二人被派回湖南，当“运动员”（亦称“实行员”），帮助了黄兴筹备甲辰年（1904年）十月初十长沙之役，也先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等极有力量的革命文字。长沙事败以后，他和黄兴先后到了上海，在新闸路余庆里设了“青年学社”作为机关，续谋大事，不幸又因万福华行刺王之春一案而机关被破，黄兴被捕房拘禁了一些时候，陈逃到日本，和宋教仁、田桐等人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月刊，于同盟会开筹备大会的一天（1905年7月30日），宣誓入盟。

《民报》发刊，陈是撰稿人之一。《民报》第一号出版于乙巳年十月三十日（1905年11月26日）。几天以后，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教育部）颁布了“取缔支那留学生规则”，要比照对付朝鲜留学生的办法加以“取缔”（管束）。《朝日新闻》等报纸，公开指责中国留学生为“放纵卑劣”。这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八千人以上，纷纷用罢课来表示抗议。其中最激烈的主张全体辍学回国。也有若干人认为不可因噎废食，应该忍辱负重，留在日本继续读书。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秋瑾和田桐；后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胡汉民、汪精卫、朱大符（执信）。两派代表人物，都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

陈天华　1903年留学日本，加入“军国民教育会”。是年秋发表《猛回头》《警世钟》，宣传反帝爱国，号召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被传诵一时，影响广泛。1905年12月8日，为唤起同胞觉醒，在日本东京大森湾蹈海自尽，留《绝命书》激励留学界坚持斗争。

陈天华在原则上是主张留在日本续学的。他在《绝命书》中写道：“夫此（放纵卑劣）四字，加诸我而不当也，斯亦不足与较。若或有万一之似焉，则真不可磨之玷也。……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诸君而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勿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惟须急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这一篇《绝命书》语重心长，除了劝留学生用事实来维护名誉以外，并且说到“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彼若果知天命者，则待之以德川氏可也（仿照日本政府于维新后优待德川幕府的后人的办法）”。

陈天华之自杀，完全不是为了个人有任何烦恼，而是想藉此策励同志，唤醒国人。普通的自杀者，是自经于沟壑的匹夫匹妇。他们的死，轻于鸿毛；陈天华的死，重于泰山。

他是一个热情人，见到不少同志空谈革命，而不务实行，决计以自己的一死作为尸谏。“夫空谈救国，人皆厌闻。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

他的尸谏，牵涉到今后的革命方略。反清是民族革命，也是政治革命，而政治革命的成分，在他看来，多于民族革命。“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

革命是一件大事业，基于责任心而出发的一种不求近功、不求速成的行为。“然鄙人之于革命，有与人异其趣者。则鄙人之于革命，必出之以极拙劣之手段，不可有一毫取巧之心。盖革命有出于功名心者，有出于责任心者。出于责任心，必事至万不得已而后为之，无所利焉。出于功名心者，己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内用会党，则外恃外资。会党可以偏用，而不可恃为本营。至于外资，则尤危险，菲律宾覆辙可为前鉴。”

不以会党为主力，又不恃外资，那么，用什么力量来革命呢？陈天华说：“……举中国皆汉人也，使汉人皆认革命为必要，则或如瑞典、挪威之分离，以一纸书通过而无须流血焉可也。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级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若多数犹未明此义而即实行，恐未足以救中国而转足以乱中国也。”

陈天华和会党接近过。他的话，可谓有感而发。孙中山的所见与他相同，自从乙未广州之役之后，便已侧重于“思想战”工作了，而且在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之中，明白指出：“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

关于对日政策，陈天华认为亲日与排日都不好。“彼以日本为可亲，则请观朝鲜。……而吾谓其不可排者何也？……自有可亡之道，岂能怨人亡我？吾无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吾不能禁彼之不亡我，彼亦不能禁我之自强。使吾亦如彼之治其国者，则彼将亲我之不暇，遑敢亡我乎？否则，即排之有何实力耶？……凡作一事，须远瞩百年，不可徒任一时感触，而一切不顾。一哄之政策，此后再不宜于中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