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 剑桥，英国

英国的剑桥是个特别的地方。

他们总会告诉你，这一部分的建筑兴建于伊莉莎白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明代，那堵墙的时间还要早两百年，接近于元代。这些故事都只能听一部分。没错，许多建筑的确像旧版画中的图案，像是霍蒙德（Homond）地图的细部。但原来的建筑不可能完整保存这么多年。如果结构没有翻修过，大多数的砖墙一定更新过，甚至更新多次。直到今日，工人还在这个地方的墙上打洞，埋水管或电线，在那个地方整修大门。晴天时，你会看到他们在换修国王学院墙垛上的水泥碉塔，连上方与天际交接的叶饰和下方的缩尺山形雨遮都一并更新。无疑地，每个碉塔都一样，因为不管他们做什么，都会遵照原有的设计，连最小的细节也不放过。时间一久，新的碉塔也会融入旧塔苍黄苔绿的色调中。如此一来，他们可以一点一滴、一日又一日地更新整个大学城，将中世纪的气氛保存到20世纪及未来。

1972年秋天，我们抵达剑桥不久后就听说，为了供应彼得市（Peterborough）和列斯特（Leicester）砖窑的材料，东安格里亚大片地区的上层土经年累月以来已被刮走一大层。也就是说，在这个任何地点距海不过百英里的国家里，一切都要保守因应。老旧建筑不能断然拆除，任意代之以摩天楼。因此，事事都必须彼此兼容，原则上要避免极端的改变。修道路时，就像外科手术一样，一开始只能凿开几平方英尺的路面。补完路面后，蒸汽压路机发出“冲冲冲”的声音，来回压到路面分不出新旧为止。大多数的街道上铺鹅卵石。在圣约翰学院前，街道回转，险如发针。起先我以为连开车都很难，但双层巴士却通行其间。我要亲眼看到才敢相信，巴士仿如庞然大物行驶峡湾之间，两旁都有商家，但司机从容悠哉，车轮连人行道边都没擦到。这时我已察觉，在美国生活多年已加快我的生活步调，我们不太习惯这里的从容不迫。一篇文章指出，在剑桥的商业区，汽车时速通常为十二英里。在美国城市就不可能。如果美国的驾驶速度如此慢，后方的喇叭声一定不绝于耳，有些人可能还会大叫：“老兄，快点走行不行？我们可没有时间等你一整天。”

但这里是英国，生活中还有许多不慌不忙的优雅层面。开车接近圆环（英国人称为roundabout）时，是相当愉悦的经验，一定会看到园丁在工作。他们几乎整修每一英寸地表，每个月都布置新的花。在靠近约夏·泰勒（Joshua Taylor）的小店里，可以用合理的价位修理便宜的手表和照相机。格尔太阳眼镜的框架坏了，是在离凯思学院不远处修好的。在美国，他们一定会叫她直接把眼镜丢进垃圾筒。在短街（Short Steet）后方，一家商店挂着招牌保证只要“你等一下”，他们就会修好假牙。在我们住的桑葚空地（Mulberry Close）的后街，我们看到一名垃圾工人拆解一辆车。他把零件浸在煤油桶中，洗得干干净净，再用手中的工具拉直部分零件，最后再全部装回去。这样水准的工匠技艺，在过去二十年的美国已经看不太到了。

“抱歉，我们的经济很原始。”房东太太指点我们如何使用暖气设备时，向我们道歉。她可以不必这么谦虚，因为我半辈子所经历的生活条件更有资格被称为原始。至于暖气设备，格尔不觉得不方便，反而觉得有趣。暖气设备分成两套装置。蓄热器在非巅峰时刻插电，以利用较便宜的费率。蓄热器内部的油料和耐火砖可以吸收能源，晚上天气变冷时再散发热气。另一套装置则在壁炉下方的有盖水槽，大小相当于大茶壶。水不用自己装，而是用电动泵抽水。打开壁炉架附近的开关，等“哗哗哗”的声音减弱时，水槽也差不多满了。再来就点燃壁炉中的煤，但不是用火柴点，而是用一根长约两英尺的铁棒，铁棒另一头是弹性的铁线，连到瓦斯管。点燃后发出喷火的声音时，再插入煤堆约十五分钟，如果出现蓝色火焰，表示煤炭已经点燃。此时就可以将铁棒上的火熄灭，放置一旁。除了楼下会感受到壁炉的温暖以外，水槽的热气还可以透过和意大利面差不多粗细的管子，接到楼上卧室的迷你散热器，多少散发一些暖意。在英国寒冷的冬夜里，以这两套装置种种零件组合来说，虽然不是最有效的方式，但也达成了保暖的目的。

我们和大多数的美国家庭一样，刚住进来不免有些怨言。家中的电冰箱似乎太小，尺寸差不多等于床头几。我们每天必须推着菜篮车一、两次，到附近的杂货店去采购。杰夫当时五岁，就读米尔顿路上的“幼儿学校”。校方不提供校车，也不鼓励儿童在学校吃中餐。理论上母亲们每天要接送子女四趟，除非能找到年龄较大的学童陪着上下学。游客必须准备好面临观光的不便之处：剑桥的店家白天并不是随时开着。有好几次我们逛街逛到错过午餐。在下午两点半到黄昏之间，没有一家餐馆会营业。大多数小店中午也都休息，他们拉下窗户内侧的窗帘，挂上“外出午餐”（Outspan）的通知。当然了，星期日绝对不做生意。

但另一方面，邮差每天骑脚踏车送两次邮件，如果有挂号信，就再送一次。地方上的邮局就是邻近的烟草糖果店，几乎都在步行的距离之内。行人仍然享受相当大的行动自由，遇到斑马线时，车辆都必须礼让。我们太常听说中国有很多脚踏车，但是还没有人写文章介绍剑桥的脚踏车和摩托车。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单车骑士，包括身穿运动外套、头戴比赛用头盔的祖母级骑士。工人利用这种两轮的运输工具运载各种想像到的物品：工具箱、梯子、甚至木材。有一次我们还目瞪口呆，看着一个单车骑士载着一大片玻璃。

无可怀疑的是，英国人的性格在此处显露无遗，至于是哪种性格，我们也说不清。看看出租车司机吧。我们所搭过的出租车中，没有一位司机会先开口引起话题。如果你从奥伯瑞路（Aubury Road）搭到川平顿路（Trumpington Road），打算不发一言，司机先生绝对没意见。他会静静地开车，绝不破坏双方的缄默。但是如果你决定聊聊，你会发现他和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出租车司机一样健谈。你只要洗耳恭听，让他滔滔不绝，听他不时省略、拉长、甚至含糊带过句子中的音节。对所有的司机来说，五便士还是叫做一先令，一英镑叫做“女王”，因为纸钞上印着伊莉莎白女王的头像。

在这个地方，礼节无所不在，很多小地方都看得出来。举例来说，离我们两条街远有一家肉店，老板自称“你的家庭肉商”。但这绝非不实广告，他的行动足以证明。他个子不高，灰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衣着总是干净俐落，身穿白衬衫，打领带，系着一条沾有血迹的围裙。即使买得再少，他一点都不嫌烦。他会替你切一块只有四分之一磅的牛肉，无论切丁切丝，悉听尊便。他工作时总是全神贯注，技艺高超。他的感谢自然而然流露，毫不勉强。你开口买肉、他递肉给你、你付他钱、他找你零钱，每个步骤他都要谢你一次。为了避免单调，他还多次低语“非常感激”。

“真好！”我们印象深刻。

对美国游客来说，英国是个旅游的好地方：气候温和；多样化的文化活动让生活更多彩多姿；对非语言学家来说，没有语言障碍。而且，我们观察到，剑桥现代化的舒适程度只比美国差一级，但价位却合理很多。最重要的，我们遇见的每个人都是气定神闲，彬彬有礼，知足又从容。得到以上结论的同时，我们让自己变成特别的观察家：美国观光客。

我接到李约瑟博士邀请参加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计划时，是1967年7月。当时格尔和我新婚未满一年，小儿杰夫只有两周大。我们正要从白原（White Plains）的老玛玛罗内克大道（Old Mamaroneck Avenue）搬到纽普兹，因为我刚获得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教职。

在过去两年，我一个接一个认识美国顶尖的汉学家，速度快如连锁反应。起初我结识贺凯教授，他介绍我认识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教授。我参加他们的明代学术研讨会，每次都写一篇文章登在会后的论文集中。狄百瑞又安排我参与富路德博士的《明代名人传》计划，为时一学期。到了夏天，我参与的部分完工，我期望重回教职，完全没想到这时会接获从英国剑桥来的邀请。

李约瑟的信装在不起眼的信封内，没有写寄信人的地址，凯思学院的淡红色邮戳也不明显。乍看之下以为是大量邮寄的广告信函，但等我打开，看到第二页寄信人的签名，立刻飞快看完全信，非常兴奋，不禁对格尔宣布：“有人邀请我们去剑桥！”

“现在？”她问。

“三到五年后。”

在这封信中，身为皇家学院院士、英国学士院院士、凯思学院院长、《中国科学与文明》作者的李约瑟博士说，他从富路德博士处得知我的姓名和地址。他还客气地问我是否听过他的系列丛书和计划。他正在着手第四卷的第三部分，接下来的数卷会花上数年工夫。但1970年后，他应该会认真计划写最后一卷。他的问题是：中国很早就将自然科学的知识应用于人类的需求，比西方还要早一千四百年，但为何没有比欧洲早发展出现代科学呢？在社会和经济的背景因素中，一定可以找到答案的线索。他问：“我正在想，也许在进行最后一卷时，不知你有无可能来这里加入合作者的工作？”

我回信中答称，我能获邀加入他的计划，深感荣幸。我当然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很乐意成为被考量的人选。他其实可以不必介绍自己和自己的计划，他博学多闻，作品质量皆惊人，已经成为我们领域中学术的代名词，在这一行里人尽皆知。我随手引用几段《中国科学与文明》中我最欣赏的段落，因为其中对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有深刻的见解，我也常在学生前引述。但在他认真考虑我的参与之前，应该对我再多认识一些。原来李约瑟博士曾担任英国大使馆在重庆时的科学参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国有第一手的了解。国共内战后，他在道义上继续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指出社会主义路线是中国的最大希望。他公开宣称自己是“左派分子”，英国参加朝鲜战争时，他也公开反对。他参加的一个国际委员会证实，美军曾在朝鲜战争时进行细菌战，英美两国政府一度很不欢迎他。就我所知，这些争议都已随风而逝。我自己早就学会接受发生在中国的事，但我的国民党背景不会让他为难吗？在我以前谋职和申请研究经费的过程中，我的政治经历从来不成问题。但我想李约瑟博士应该知道我的背景。所以我告诉他，我曾在蒋介石的军队中担任军官，而且为期不算短，我也是美国陆军参谋大学的毕业生。我吐露这些事实后，又自承我可以在短时间内浏览中国的古文典籍，勾勒其要点，但是生性鲁莽，极度专注细节并非我的长处。

我在纽普兹接到李约瑟博士的回信，笔调轻松愉快，显然已接纳我的告白，我的国民党背景一点也不会困扰他。至于我的急性子，他很有风度地说，他做研究时也是一样的。几天后我又收到一大包印刷品，其中包括他投稿登在杂志上的抽印本、演说、书评，以及一本《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内容简介。他对我简介他的研究手法、他的风格和他的史观。我们就此持续了好长一阵子的通信，直到我在1972年秋天踏上剑桥的鹅卵石街道为止，离接到他的第一封信已超过五年。

借通信交换意见不无帮助。但让我相信“院长”——我和李约瑟博士熟识后，我们家人都如此称呼他——和我在很多方面看法相同的关键因素是《翻身》[1]这本书，作者是威廉·辛顿。本书平装本的封面上有李约瑟博士的推荐辞，对象是给那些想了解中国革命的人。自从平装本问世以来，我就要求修当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生和大学生，在翻开教科书前，要看完这本书。

威廉·辛顿是一名牵引车的技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联合国救援重建组织（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派到中国来。国共内战爆发，牵引车的零件和汽油的供应中断，辛顿被困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内。他改到华北大学（译按：正式名称为华北联合大学）教英文，这是一个和共产党有关的“游击队组织”。1948年春天和夏天，中国的内战进入最关键时刻，大学实际上已经停课，教师和学生被编组成访问团，到共产党占领的重要村落，和地方党工相处，注意和指导已经进行一段时间的土地改革。身为观察员的辛顿先生，前往一个他称为“长弓”的村落。《翻身》融合他的长篇访谈和个人回忆，并收录他注意到的报告、指示和其他文件。这本书依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但不时穿插着倒叙，内容相当多，超过六百页。本书涵盖的期间是从抗战胜利到1948年，前后约三年，接近内战的总持续时间。

长弓村拥有“两百多户人家”，“人口共一千人”。村落在山西境内，位于中国旱灾和饥荒密集地区的核心，贫穷和艰困的生活构成村落背景的重要因素。长弓的最大地主不过拥有二十三英亩的地。中国农村最典型的商业交易成为本村的例行公事：农民将规模已经够小的土地当成借贷的担保。高利贷盛行。邻居亲戚彼此雇用当短期的帮手。长弓的基本问题和其他无数的村落一样，在于人口过多，而可分配的土地和天然资源不足，但整个地区仍必须自给自足。村民因此没有选择，只能遵照古老的传统，就是剥削弱者，除非自己愿意等着被剥削。有钱人其实不是太富有，但穷人根本毫无稍事喘息的余裕，稍微不小心，下场就可能是饥饿和死亡。书中的描写让我想起孙中山先生的意见：中国的问题在于普遍贫穷，不在贫富不均。中国的有钱人还不一定比得上西方的中产阶级。

但是，《翻身》中的一些段落也让我惊觉自己的无动于衷，这也是国民党的毛病，甚至孙中山也不例外。问题在于，贫富严重不均时，例如在许多已开发国家，其实并不是太严重的问题，前提是穷人的生存不致受威胁。但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亟需立即改革。我们国民党这边的人大可以说：长弓的一切不是我们的错，千百年来向来就是如此，完全是共产党小题大作，以利他们掌权。事实上，他们持续战争行为时，我们的国家经济被破坏，全国永远没有重建的机会，而他们竟然还把全部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村民不曾听过我们上述的辩白，即使有，也绝不会同情我们。只要我们象征“法治”，就是支持现状，因此就是站在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这一边。我们所提出的现代西方生活水准，对他们毫无意义，这里毕竟是中国的山西。“快淹死的人有暴力倾向，”辛顿警告。他证实“人们提到过去，没有不哭泣的。”

1938年，长弓村落入日军之手。七年后的抗战胜利日当天，村落是由一连日军支持的“伪军”所看守，被共产党非正规部队轻易解除武装。在《翻身》中，国民党军队从头到尾都没有接近村落，但在每一章节中，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撑腰，蒋介石和军阀省主席阎锡山的高大黑影简直无所不在，呼之欲出。国民党即将展开报复的威胁，无论是真是假，刚好形成迫切需要的压力，推动土地改革计划。

辛顿描写共产党时，夹杂党派的热切，但他风格不失坦白幽默。他不遗余力，描述被派去当运动尖兵的农民领袖贪得无厌，心胸褊狭。他也不隐藏某些党工冷血无情，总是高唱官方路线，带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语调，一举一动有无数的教条当后盾，但实际上立场却摇摆不定。但全书最动人之处在于，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投入这个大熔炉时，所进行的自我探索。他们和村落里拥有土地的剥削者同一阶级，眼看着这些人被清算，但在他们参与的同一运动中，他们的父母很可能在别的省被清算，甚至火烧皮肤，被强迫说出隐藏的资产，更不用说有无数人被活活打死，或是被迫自杀。书中有一个年轻人因此发疯，其他人则彻夜难眠。

这些年轻人为何让自己身陷其境，需要简短说明一番：就学理上来说，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问题在于从传统社会转变成现代国家。但问题没这么简单。传统社会是文化导向，现代国家却一定要由经济学词汇来主导。两者之间毫无关连，无法有过渡期。

毛泽东和共产党能做什么呢？严格来说，他们的任务必须为非历史性，必须超越中国的历史经验。但他们都是务实的革命分子，一定会从现有的材料和工具着手，不可能从想像和幻梦出发。在中国，有一群蠢蠢欲动的年轻男女，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对国民党和美国产生幻灭，忧心祖国在世人眼中的悲惨地位，愿意尽一切力量来改变这一切。中国还有许多只能成群管理的不识字农民，可以诱之以小利，但必须除去初期的胆怯心理。这些状况造就了激进思想。

当你想移开厚重难以撼动的物体时，你需要杠杆。当科学家进行实验时，他们会控制环境，将触媒加入试管中，尝试加速、减缓或逆转所观察的自然过程。革命分子迎接最大胆的挑战，将他们的生命投入形形色色的社会实验试管，为什么不能动用人为的方式呢？

激进思想并非神秘古怪、不可捉摸之物，它提供革命分子所需的杠杆和化学触媒，就从历史书写开始。在40年代，一些激进历史学家大胆重新诠释中国历史，其中以侯外庐、范文澜和翦伯赞最为有名。起初他们的意见分歧，后来逐渐形成共识，将整个帝制时期到鸦片战争归为封建时期。不过，其间有一例外。在明代末期，曾出现类似“萌芽的资本主义”。这个本土的资本主义不曾茁壮，更不曾开花结果，原因是封建势力反扑和外国势力干涉的双重阻碍。真正的转折点是鸦片战争，将中国导入“半封建、半殖民”时期。他们的企图很明显，打算把中国历史的动态循环转变成马克思的直线进展。根据他们的理论，所有的国家都必须经历阶梯式的发展，从奴隶社会到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最后到社会主义。但新史观如何和共产党策略结合（包括辛顿书中提到的土地改革计划），当时还没有这么清楚。

读者要记住，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前，中国之再生必须系于农村改造的态势已逐渐明显，虽然在国民党这一方的我们仍然拒绝接受其必然性。回顾过去，土地问题已经变得盘根错节，严重到必须诉诸最后手段，也就是全面禁止私人拥有土地，而单单这一点就足以引发全面的大整肃。但对共产党而言，要推动如此剧烈的改变，必须先激起农民渴求土地的胃口，革命初期才可以动员活跃的多数。阶级斗争就是杠杆。同时必须启发爱国心切的年轻人，让他们担起运动的领袖角色。历史直线进展这个意识形态的胶囊就是化学触媒。他们会运用意志力去相信，只要奋力一击，中国就可以赶上西方，中产阶级的阶段发展可以完全略过。中国在四百年前早已尝试过萌芽期的资本主义，此时不需要再从零开始。

以革命主张的标准而言，这套主张相当有效。所有的国内敌人都可以被称为封建余毒。为了避免革命受到外国的干涉——可能来自于人道关怀、对国际法的不同解释或是真正的利益冲突——历史学家把所有的可能全放在一起，全视之为殖民主义者的阴谋侵略，既邪恶又多管闲事。辛顿曾任教的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写了一本教科书，指出美国是最明显的殖民主义强权，原因不在其实际的行为，而在于具备庞大的侵略潜力。如此已截然划分战线。虽然《翻身》中宣称的危险和风险可营造紧张的气氛，但本书也可被视为在隔离病房中进行外科手术。

中国的土地问题一旦成为纯粹的内政问题，阶级斗争的主题就更具正当性。以前是普遍贫穷，现在可以强调贫富不均。村落内种种商业行为——已进行了千百年的交易行为——全都可以说是“封建剥削”，毫无辩论的余地。大多数在抗日期间加入共产党阵营的年轻人，例如王适方（即本书前面提到的“王上校”），并不清楚革命主张将带领他们走向何处。内战爆发第一阵枪响时，他们可以重新经历老共产党员二十年前的生活，正如毛主席所说：革命是肮脏的事，革命分子必须用手去掌握严酷的现实。

我持续和李约瑟博士保持通信。1970年，第一个“警戒日期”来临时，他寄来一封信：“请牢牢记住我们的约定，你将来此地研究中国科技发展的经济与社会背景。”同年2月，我收到一本他的最新著作《大滴定》，这时我已相当清楚院长的史观。他称唯心派的史学家为“主观论者”，唯物派的史学家为“现象论者”。他认为自己大半时间是现象论者，但常提醒自己不要轻信任何思想学派。别人曾建议他，不要把中国科学视为现代科学的“失败原型”，而应认真考虑阴阳五行等理论是否可以构成独立系统。他对我透露，他会听取建议，但只能到一定程度。

我完全同意院长的意见。在我们这个年代，知识必须受限于容器和商标。无论去哪里，我们都必须标明自己是唯心论者或唯物论者，是主观论者或现象论者，是进步或保守，是人文或社会学家。就像在法院里作证的证人一样，答案只能为是或不是。整套的观念本身就是学术界不成熟的表现，显示在完全评估主题的内容前就已预做归类。劳伦斯·史东（Lawrence Stone）研究英国内战文献时曾批评：“假设不断繁殖，超越对事实的研究。”他不知道，在中国这一领域，我们往往必须受限于事先预设的模型，方法论和学理比知识的内容更重要。

李约瑟也研究过英国内战。在《大滴定》中他引述剑桥史学家贺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这位“主观论者”的意见，说英国在17世纪的冲突是典型的“矛盾——僵局”，而后形成综合。不过这种辩证的公式无关马克思。当时的大熔炉包括商人的中产阶级、次要的乡村士绅、贵族阶级、英国国教教会人士、掘地派等提倡社会主义国家的分子，以及信仰清教徒的共和派。这些团体都提出特定的观念和主张，有助于最后的和解。巧合的是，李约瑟写这篇文章是在1944年。篇名的注解指出，他写这篇文章时，滇缅公路上发生山崩，让他困在云南的一个小镇。当时我离他不会太远，我在雷多公路上，同样受阻于大雨、泥泞及日军十八师团和五十六师团的残余部队。

但更让我们确定信念相同的是威廉·辛顿的《翻身》，显示我们可以直探历史本质，忽略外表的标签。这本书是由书评月刊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出版。辛顿不完全算是马克思主义或激进主义分子，虽然他替中国共产党说话，但在处理事实的细节时，他不曾扭曲事件，也没有选择性地掩盖部分证据来支持他的论点。因此我可以很心安地以他的书为教材，虽然他是站在左派阵营内部的观点写作，而我一度是国民党的军官，在特定议题上有时必须在学生前反驳他的论点。他的书显然不是邪不胜正的简单故事，而许多左派文学却常掉入这种陷阱。本书也不像浅薄的亲国民党故事，只是不断重申共产党是靠狡诈诡计赢得政权，虽然这话不无可信之处，但长期来说却站不住脚。

“翻身”可以指好运降临时运不济的人，使他脱离贫穷和恶名。“翻身”也可以指正义终获伸张。总体来说，它可以贴切描述被革命所成功解放的人民，以充满象征意味的口语来表达。

抗战胜利后不久，翻身的过程发生在长弓的弱势人民身上，但当时还没有清楚的体认。一夜之间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忽然成为村里的统治势力。在这群出身贫农阶级的当地年轻人中，最活跃的是个二十岁的文盲青年，辛顿称之为“公安”。区干事兼村主席甚至没有名字，大家叫他“黄狗郭”。一名副主席当了一辈子的雇工，据知染有梅毒。另外一名副主席偶尔当当土匪。这一群人的书记曾经在日本的药店工作。他们无疑是“社会渣滓”，可能打破所有纪录，成为长弓历来最不受人尊敬的村民代表，但却符合毛泽东群众运动的精神与性格。1927年，毛泽东就体认到他的运动是“痞子的运动”。为了使其后的革命能大胆贯彻、无可妥协，“由贫农领导绝对必要”。我们甚至可以想见，传统的名望和旧社会秩序息息相关，正是革命分子除之而后快的对象。利用“流离失所的无产阶级”作为运动先锋的逻辑，正是革命的深度及广度所在。正面及负面不只逆转，群众的公分母还必须来自文化水准最差的人，否则多数决就不可能真心诚意。

然而，虽然看似随性，共产党部署人员时却经过深思熟虑。所有的举动都已事先算计过，其标准策略屡试不爽，应用于当地的时点也拿捏得当。从共产党掌权到1945年年底为止，长弓的革命委员会（此刻自称为村政府）就忙着“扫除叛徒运动”，目的在于巩固农民领导的权威，动员村民进行即将到临的阶级斗争。他们挑选一些汉奸接受公开审问，其中有的就被当场处决。

1946年新年，长弓展开“算账”运动，鼓励房客、佃农债务人、雇工等人揭发曾经剥削他们的人。“双方以前都同意”不能被当成借口，平反冤屈没有时间表。为扩大参与层面，男男女女都被告知，除非他们和被指控对象算清旧账，否则无法获得“优点”，就无法瓜分被没收的财产。起初暴力行为只限于活跃分子，但后来胆子放大的村民开始自行执法。至少六个村民被活活打死，或是伤势过重致死。有些人自杀，有些人被赶出家门，不准带任何食物，因而饿死。这时运动已经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参与者已经无法回头。如果暴动无可避免被压制，国民党一定借法治之名进行报复。

“算账”运动结束时，村落中四分之一的可耕地和半数的房屋被没收。清算地主和富农后没收了谷物、牲畜、农地用具、贵重物品和家具。这些都归为“奋斗成果”，重新分配给报复心重的农民。劳力和资本空前结合，创造村落的暂时繁荣，提振穷人的士气。随后共产党在长弓村设置支部，约三十名农民加入，其中七名是女性。在1946年年中，透过压力和劝说，这个支部征召二十名自愿者加入共产党的军队，也就是人民解放军的前身。自愿从军者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二。

又过了一年半，之间党只透过地方单位施展间接而匿名的控制，命令秘密下达地方。虽然地方核心干部成员可能升官或转往其他单位，但基本上仍保存粗犷农民的本土色彩。共产党的首要目标仍是打赢内战。需要扩大动员规模时，村落发起“打倒落水狗”的运动，“所有已被斗倒的人的其他家人都要接受公众审问”。这时的口号是“勇敢做每件事”及遵行“贫农路线”。

乍看之下，上述一切的确都很诡异。村民被煽动报复只比他们稍微幸运的对象，被煽动对抗实行数百年的社会制度，却不明白自己在共产党拟定的剧本中扮演何种角色。但整个过程也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观察。

毛泽东的成功可以归功于他有能力打破沟通障碍，他能劝诱城市青年执行乡村改革计划，让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和文盲群众对谈。他的讯息通过无线电发报机传达到中国各地，再透过口耳相传进一步传播，形成20世纪聪明机巧对抗16世纪组织的最佳实例。他的触角延伸到小村落时，被孤立的少数绝对没有机会赢。这也可以说是一次动员计划，迅速以中国西北来对抗东南。在旱灾饥馑频仍的地区，比较容易提供他所需的赤民统治和士兵的素材。

数十年后，历史学家可能必须深刻考量他的洞察力。在中国革命的情绪冲击背后，有其智识基础及经济现实。虽然也许过于夸张，但中国内陆土地剥削到锱铢必较的地步，的确类似某种形式的食人族。遇到天然灾害时，邻居和亲戚彼此反目，输家及其子女只有灭亡一途。即使当年我在上海放松自己时，也从杂志上了解不少悲惨的处境。如果这样还不够，我到美国后对费孝通教授的论调也很熟悉，他说，如果可耕地的面积不够，必须在地主和农田劳工之间做选择，只好选择后者，牺牲前者。还有马丁·杨博士对位于中国东岸的农村故乡提出建议，他预测，为更合理运用农业用地而进行改造，即使是采取私有制，都无法不诉诸暴力而达成。面临如此的处境，我们也许终于可以看到革命分子的观点，他们采取的是最后手段。现有文明正在解体中。他们可以说，他们正应用社会契约的理论，只是方式略有不同。为彻底清除过去的影响，每个人都必须先回到野蛮状态，然后才能谈高贵。

这个方法虽然有其正面意义，但在辛顿著作的前面章节却不如后面章节明显。可惜的是，无数读者着迷于这本不平凡的著作，通常能轻易看完前面两百页。当革命以感情层次呈现时，点燃的愤怒和同情自然会让读者一路读下去。但随着故事开展，读者就会感到吃力。我曾和一些声称已看过这本书的人谈话，如果有人只看完一半，我也不会吃惊，他们可能将因此错过作者最重要的讯息。

我们于1972年8月抵达剑桥时，时机再理想不过了。我的税制专论文稿已经完成，一年前送到剑桥大学出版社，我热切期待能看到书的出版过程。在美国，物价和薪资仍然在管制中，相对于采取浮动汇率的英镑而言，美元比较强势。每次英镑再贬值一些，我们的购买力也就稍微提升一些，正如格尔所说：“我们此处省下一毛，那里挣着五分。”同年稍早，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恩来盛大国宴的款待，人民解放军的乐队在旁演奏美国民谣。中国终于开放了！尼克松在签署上海公报后凯旋回到美国，一般预期他会连任总统。李约瑟是中国长期友人，中国科学院又邀他访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次访问。

当我们计划到剑桥与他合作一年时，我担心找不到愿意提供财务支援的机构。因此，我以措辞略微不同的两份申请书分别送到华盛顿的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为了将申请金额降到最低，我自动删除在英国的额外花费，只申请相当于我薪水的金额。在申请书中，我又说，我和家人的来回机票是由李约瑟博士计划的研究基金来支付，但事实上是他的版税收入。但后来发现我们的胆怯毫无必要，两个机构都全数批准我的申请。最后我必须通知国家科学基金，将重复的部分删除。

但我们到达英国时，李约瑟博士夫妇和他的长期合作人鲁桂珍博士正在中国，进行一个月访问行程的最后阶段。同时，我们在桑葚空地的租屋在8月的银行休假日（和美国9月的劳动节一样，都是在第一个星期一）前还没空租给我们。如果我们这十天都住在附早餐的民宿，就会非常奇怪，因为我们没有太多事可做。我从《剑桥晚报》的分类广告中，找到一个位于凯辛兰海滩（Kessingland Beach）的营区内拖车，每周八英镑。这笔租金非常划算，我们只需交钱领钥匙即可，拖车主人还告诉我们如何找到那辆车。拖车空空荡荡，但还有瓦斯，附带设备及餐具，勉强可以准备简单的餐点。

至于交通，包括从剑桥出发这一段，我们购买周票券，得以在东安格里亚无限次搭乘火车。我们就这样在迷你假期内到处观光。

这时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气候。如果总是碰到雨，我们的假期将一片凄惨。由于时序已是8月下旬，营区拖车内的人并不多。我们谁也不认识，只带了一些随身物品。阵雨的确无法预测，真是典型的英国天气。幸运的是，在整个星期中，雨势不大，时间又短，我们还没真正担心时，雨就停了，我记不起有任何半天的游兴因此受阻。我们游览许多海滩、港口和地方上的小镇，在窄轨铁路的火车厢中临时起意，根据地图和旅游指南变更行程。

有好几天的清晨，格尔和杰夫还在睡梦中时，担心天气的我就已外出散步，观察天气。整片地方空无一人，营区的商店还没开放营业。兔子听到我的脚步声，在沾满晨露的草地上快速奔跑。云层通常显得阴暗沉重。但在东方远处的海平线上，云朵带着粉橘色的边，这就是希望之光，清晨的承诺。连续数天，黑云总会被吹走。天空清朗后，又是干爽舒适的一天。

我独自在沙滩上徘徊，不免沉思三十年前发生在这条海岸线的事。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洛斯托夫得（Lowestoft）、依普斯维治（Ipswich）、菲力克斯托依（Felixtowe）和哈维治（Harwich）都是充满感情的地名，都会让英国皇家空军军官和德国潜水艇指挥官心跳加快。他们为赴命运之约，被派到这些水域来，执行猎人和被猎的任务。有多少青春飞扬的年轻人满怀天真的希望，却被这块布满浮油和子弹的水域所粉碎！在宁静的8月清晨，北海平静无辜，完全不像战士进行生死奋斗时所经历的残酷。他们的回忆仍然生动鲜明。在剑桥的书店中，有成堆成叠的战争书籍。我自己就买了两本平装书带回拖车。但战争文学总是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欺骗。你阅读到英国顶尖战斗机飞行员的回忆录时，你会希望他好运连连，肃清天空中德国佬的轰炸机和驾驶梅瑟施密特战机的狂徒。但如果读到德国潜水艇指挥官的传记，你会希望他弹无虚发，直接命中在护航舰旁难以发现的载货船，不管他们是谁。就本质上来说，军人不必深刻思考，他们只需执行命令。他们的故事具有娱乐或放松的效果，因为他们让领袖去面对良知的冲突。今日的读者可以自在阅读他们的事迹，沉醉在他们的冒险故事时，当然自己不必跳伞降落波涛汹涌的英伦海峡，也不必在暴风雪中驶进北极圈，进入一个没有天堂地狱之别，没有日夜之分的国度。我还没有看过一个前英国飞行官描写自己坐在机舱里汗湿前额，扣扳机的手发抖，为的是执行丘吉尔的命令，驱逐德军的救援势力，以免他们救走在水中挣扎的德国飞行员。我们应该感激丘吉尔爵士在回忆录中直言无讳指出，英国承当不起宽宏大量的后果：让那些被击落的飞行员再度有机会闪电袭击英国城邦及人民。

无论如何，丘吉尔是命运之子，他也意识到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只要看看他著作的书名：《命运的枢纽》（The Hinge of Fate）、《他们的最佳时刻》（Their Finest Hour）及《终结》（Closing the Ring）。短短数字，却铿锵有力，掷地作响，其中总是包含时间的元素，总是有邂逅的感觉。即使凡人如我们，今日恐怕无从逃避这些力量，无论我们是否打算操纵他们，在这个日益缩小的世界中，他们总是节节逼进。听起来太复杂？但是一个荒凉的海滩正是沉思和清理思绪的理想地方，一边是起起伏伏的温柔海浪，另一边则是陷入湿地的足迹。因此，我独自走在凯辛兰海滩这个位于北海的工人夏日胜地时，想到不远处的海平线三十年前一再被烽火所染红，不禁也开始细数自己的足迹。

想想看，同一场战争扰乱这片水域，也使我的世界天旋地转，生命就此改观。过去三十年来，我常远行，先越过东海到日本，再越过太平洋到美国，现在又越过大西洋到英国，离中国共一万两千英里，目的是为了协助知名英国作者进行他的撰写中国历史计划，而这件工程也占了他快三十年的时间。三十年！这一切都不可置信。三十年前的我，会强烈否认这种可能。当时我二十四岁，有一绺头发常不听使唤，垂到前额。我已厌倦在重庆卫戍司令部当差的日子，很想离开中国，也许去印度或缅甸，都是英国的属地。但英国本身太过遥远，是在另一个星球上。

我还没有对任何人透露：如果我挖掘记忆的深处，英国根本不是友善的国家，而是头号大敌。在我进小学的成长阶段，日本不是中国的天字号敌人，大不列颠——对我们来说是英国——才是。我出生于1918年。三年后，华盛顿会议降低了二十一条的影响。其后十年，日本的外交事务是由滨口雄幸、若槻礼次郎和币原喜重郎（我在东京遇到，见“安亚堡，密西根”）等和平派人士处理。军事侵略是日本现代历史的特色，但他们希望向世人展示迥异的一面，可是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他们的努力再度破灭。在那十年间，英国似乎是带头不停阻挠我们自决的殖民强权。在学校中，我们学到英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同时也是最爱侵略的国家。在任何世界地图上，我们看到成块大陆、附带的半岛和大大小小的岛屿都涂成粉红色，这些全都是英国的属地。英国人有一个特别恶劣的坏习惯，就是把拥有古文明的国家降格成殖民地和保护国，印度、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都是，即使希腊和波斯不算在内。更不用说，我们的现代中国历史始于鸦片战争的教训，其道德责任没有争辩的余地。悲哀的是，当时加诸在我们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成为一百年来无法摆脱的羞辱桎梏。

1925年发生“五卅惨案”。当天上海租界一位名叫艾佛森（Everson）的英国警官，下令对示威的中国人民开枪，杀了十一名中国人。后来刊登在杂志的照片显示，几名受害者倒在街上流血而死，但死不瞑目。但更令人沮丧的是，当这个案子送到上海的法院时，艾佛森居然不是被告，而是检方的证人。他作证指控枪杀后当场被逮捕的示威者，他们还以违法被起诉。

英国当时不但是我们民族美梦的主要阻力，而且还因先进而引起我们的妒忌。在每个现代城市中，英国租界总是最整齐最繁荣的地区。为了创造殖民地的气氛，他们会引进包着头巾、留着胡须的锡克人，全都高头大马，担任警察的工作。在他们银行大楼的石阶尽头，总有铜狮坐镇。他们的百货公司内陈列着最现代的物品，散发化学成分的宜人芳香，没有中国街道上惯有的醋、酱油和桐油的味道。他们的仓库和码头都标明着斗大的字：太古洋行、怡和等。在长江江面上任何快速的现代货轮，烟筒等漆成橘红色，顶端镶黑边，挂着英国国旗，看起来像中文的“米”。看到衣衫褴褛的苦力扛着成捆成箱的货品在甲板上装货，不禁会想问：是否他们因此富有，而我们因此穷困？如果不是，为何他们开着炮艇在我们的内陆水道巡逻？事实上，蒋介石进行北伐，引爆中国群众与海上入侵者的冲突。每当他们觉得自己的国民和财产受威胁时，就会命令炮艇朝中国城市人口密集区随意扫射。其他国家也牵涉在内，但在每起事例中至少有一艘英国船涉案。

日本占领东北，局势才因此改观。我们开始一步步走向对日抗战之路时，对大不列颠的印象才从敌人变成善意的中立角色，再变成遥远的盟邦。当我们的命脉转到雷多公路时，我们才开始真心觉得与英国休戚与共。在蓝伽的营区岁月以后，我才开始接触英国陆军军官，之后在雷温乌兹和南京又认识了一些，但真正熟悉的并不多。不过由于当时的职业使然，彼此都存留固定僵化的印象。如果当时有人问我对英国的认知，我会说，以一个小国来说，他们有相当伟大的军事传统。他们有许多兵团，叫做国王兵团、女王兵团、兰开斯特郡兵团、得文郡兵团、近卫步兵第一团、燧发枪团等等。每一团都有自己的制服，不但纽扣的数目不同，甚至连纽扣的设计也不同。而且，他们还有许多胡髭很工整的上尉，再配上他们方正的下巴，简直就像《笨拙》（Punch）杂志上的插画人物。他们还有许多顶上日益稀疏的自负中校，四处张扬自己是军事奇才，人人都相信，蒙哥马利将军做不到的事，自己可以轻易接手完成。我实在搞不清楚，这么一个小国家，如何找到这么多鹰钩鼻的中校。

到安亚堡以后，我才有机会从容深入研究英国和联合王国的历史。我头一次发现，原来英国根本不是一个小国家。英国和俄罗斯或中国相比虽然小，但却远大于威尼斯、荷兰这两个现代史之初英国常打交道的国家。也许英国的简约规模是很重要的因素，让历史上制度的发展更形明显。诸如英国内战、克伦威尔、复辟等史实，如果读上十至十二次，每次阅读的作者都具备不同的背景和性情——有的强调宪政的延续受到考验，有的专注于成形的阶级斗争，有的猛烈攻击前人的著作，被攻击者最后不得不抱怨自己“体无完肤”——就会开始学习如何吸收基本史实，如何形成自己的理论，虽然后者不免有风险。

但胆小绝非了解事物的途径，为深入认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你理当有若干第一手资料，可以有助于形成自己的见解。经过更多的观察后，看法可能因此改变。我以前非常厌恶风笛的声音，或许是因为尖锐的声调让我回想起在上海静安寺路上行军的英军，或许是如泣如诉的声音让人联想起电影中英国军人在国旗号召下，准备出发枪杀中东和中亚的当地居民。但等我开始熟悉苏格兰高地的景观，看到山丘上一望无际的羊齿植物在秋风中沙沙作响，这时才了解到，风笛簧片的振动与发源地的自然节奏相呼应。说也奇怪，从此以后，我就因为风笛的感情特质而学会欣赏其音乐。

念过这么多莎士比亚和亨利八世故乡的事迹后，还是有必要到这里来认识寻常百姓。他们一再为天气道歉，似乎错在他们。他们算零钱时算到半便士。他们的外食是炸鱼和薯条。他们安静悠闲，粗鲁似乎与多礼的个性不合。我们担心异国通婚的我们会受到歧视，但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许多老太太原本不苟言笑，但看到小杰夫这个美亚混血儿后自然笑逐颜开，尤其是他学会用英国腔要“冰淇淋”或“巧克力”时。

这一切的背后是个不可解的问题：这么一个文明守秩序、亲切善良的民族怎么可能被煽动去征服大半个地球，羞辱一半以上的种族，直到英国成为帝国主义的同义词为止？

对于这个大问题，即使尝试解答也会引发诸多争议。但是，由于问题有很多种回答方法，让人有机会扩展胸襟或是加重偏见。如果你想强调英国是侵略好战的民族，有很多证据可以举证。伦敦本身可以说是战争博物馆，你可以看到纳尔逊的锚和威灵顿的锻铁门栏，还有特拉法加广场和滑铁卢桥，有圣堂骑士修道院和海军拱门。每场战争结束后的确都设置纪念碑。如果你仔细阅读观光指南，还可以找到朝鲜战争纪念碑。身为外国人的我们很难记得，在现代之前，英国常受到国外势力的侵略。我们也很难想到，从宗教改革以来，英国一直担心邻国的入侵：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和德国人。英国是个以贸易维生的岛国，很难保持孤立，迟早会卷入欧陆事务，或在海外与欧陆强权起冲突。在两次世界大战时，英国起先都希望能维持现状，保持军事力量的平衡，但最后都为求生存而作战。伦敦这个战争博物馆也是盟军中最常被轰炸的城市。

然而，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称霸长达两个世纪，是世界史上特殊的案例。虽然令人心醉神迷，但这样的丰功伟业不太可能再重演。我只能推断，英国结束长达一个世纪的动荡后，在斯图亚特王朝的末期无意间开启通向现代发展的秘密之门，这一切纯属碰巧，而非刻意。一般认为，在光荣革命与紧接的王位继承法案之后，宗教议题不再成为争论焦点，而英格兰银行设立与国家债务形成，更使国王无法任意课税。但不只如此，1692年的土地税更是重要的财政改革。1693年矿业皇家法案施行，矿区挖到贵重金属时，所有权不再属于王室，对矿业是个重大的鼓励，而今回顾，这更是对工业革命重要地区的必要法规。此外，约翰·霍特（John Holt）被任命为法院院长，他把用于商业惯例的衡平法应用到习惯法的法庭上。在背景因素方面，英国的土地持有权已逐渐现代化，因此英国早期累积的资本就可以直接承载土地财富，也就是羊毛这个向来是外销项目的主要商品。农业因此能和货币经济同步。更多的圈地法案、收费公路的兴建、依地区不同而栽种商业作物等等，一切都上轨道。这些步骤及对外贸易共同推动一致而强大的运动。英国富商没有理由和欧陆富商一样成为城市中的精英阶级，他们成功融入拥有土地的乡绅阶级，财富得以交换。即使社会阶级因写作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归类方式，但就整体来说可以分成上层的上流社会、下层的守法公民，及中间一群靠自己本事享受有限流动性的冒险家——官吏。整个国家已转换成一个大企业，其简约及扎实足以构成有效率的城邦，但又有相当规模的土地经济和丰富的中古传统做后盾。陆军和海军的威望空前提高，不仅是因为国家需要武装部队，也因为他们的结构能融入新社会。英国因而长期超越对手，其他国家无法达成英国的组织整合状态。

英国人建造帝国时，也曾遭遇一些小意外，但他们记取教训，精益求精，却没有扬弃基本的形态。两个世纪以来，一切运作都很顺畅完美。海外扩张增加贸易量，国内改革又适时增加社会接纳累积财富的能力。把这种前所未有的状态称作“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只能说对了一部分。这些泛泛的标签无法涵盖英国人的独特性格：信仰英国国教、土地与海洋并重、对身份很敏感、具备创新能力又服膺传统、有能力采取大胆举动但大致能按部就班和坚忍不拔，因此能把信仰苏格兰长老教派的兄弟一起拖进冒险中，连风笛也没忘记。

英国人靠风笛和炮艇征服世界。但英国人不像日本人必须发明“共荣圈”，也不像德国人必须想出“生存空间”才能进行扩张计划，他们打造帝国的过程并没有事先规划，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起初英国人必须为生存而奋斗。以贸易立国的英国人迅速发现，在激烈的竞争中，设立海外前哨站对他们有利，从这个基础出发后，加上英国人具备一流的组织能力，又能掌握科技的优势，因此能压倒贸易路线上的许多国家。这些国家的组织不足以形成有效的抵抗，甚至因结构问题而无法快速适应现代的挑战。结果就是世界地图上产生许多大块和小块的粉红地区，但整个过程缓慢而渐进，即使在扩张的极盛时期，大多数的英国人仍深信自己只是服从国际法。他们的行为一点都不好战，只不过是在现有的国际秩序架构中寻求正义的必要方法。英国殖民地管辖者处理当地居民事务时，不也是以人道关怀的精神秉公处理吗？在许多方面不是胜过本土的印度土王、埃及军司令官或满清官吏吗？这种态度屡见于英国的国会辩论中，后来就出现“鲜明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蛊惑说法。

然而，这种论调却不能说服地图上粉红色地区的人民，所谓的世界秩序并没有他们的参与。当然，历史向来偏袒组织较好、较能适应现代科技的一方，无关正义。艾佛森警官下令开枪时，就和印度安瑞萨尔（Amritsar）戴尔（Dyer）将军的命令一样，都宣示大英帝国已达到最高水准。在大众传播的时代，被压迫的民族如果还没有掌握足以反击的科技，总是可以诉诸意识形态。这也是今日的世界局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丘吉尔爵士拒绝成为“将国王陛下之帝国加以清算的首相”，但有人愿意。大不列颠应该感谢艾德礼先生，他使英国子民免于承受法国在越南与阿尔及利亚、荷兰在东印度的痛苦经验。丘吉尔的传人艾登却不幸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扮演违背潮流的角色，最后烧到自己。

但是，1972年的英国仍然苦恼不堪，需要重新调适，走出过去的殖民时代。报纸报道，爱尔兰共和军抗议英军在伦敦德瑞（Londonderry）一带枪杀天主教徒，还扬言报复。曾在殖民地陆军里官拜中士的阿敏，要求英国“取回”在殖民时期进入乌干达的数千名亚洲人。冰岛单方面宣布领海离海岸五十英里，英国拖网船进入该海域，冰岛海岸防卫船执行命令，剪掉英国船的渔网，嘲笑英国炮艇。在英国，争辩最激烈的话题当然首推是否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共同市场。就我们的观点来看，如果你必须从意大利进口水果，向丹麦买腌熏肉，加入组织当然对你有利。但许多英国人遥想当年光荣的孤立时代，担心会因此丧失独特的认同感。有些人还担心，隆隆作响的欧陆笨重卡车将横行英国安静的街道上。

今日，奠基于“白人负担”和“鲜明命运”的世界秩序已一去不复返，但世界仍然分裂，东方与西方之间形成清楚的界线。有的拥有一切，有的一无所有。国家被分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归类成已开发及开发中。换个不同的说法，有些国家组织已调适完毕，可以掌握现代科技的优势，但有些国家则还没做到。对后者而言，意识形态是动员的最有效方法。缺点在于，意识形态只是一套哲学，某种一般的概念，通常只不过是一个牵涉到许多包装的口号，初期可以用来动员革命分子执行任务，如解除外来的枷锁，或推翻古老政权。其一般性和模糊化正可以确保最广泛的参与层次，足以进行破坏工作，不需要精确详细的计划。但一旦完成破坏的工作，重获自由的国家必须面对实际的问题，也就是重新改造自己，以适应今日的世界。基本的困难在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弹性到随心所欲改变自己。特定的背景基础因素如气候、地理、人口密度、土地生产力、贸易路线等等，再加上人民顺应这些状况的生活习惯，构成我们泛称的“文化”，无法轻易妥协。“协调一致的改变”只不过是模糊概念。上层结构移动而下层无法因应时，其断裂就会引发暴力。必须经过相当时日的尝试错误，才能达成最后的解决之道。以17世纪的英国为例，查理国王被处决后，不确定的时期长达四十年。法国在大革命以后，也经历数十年的拿破仑战争、波旁王朝和拿破仑家族的复辟、共和国和公社阶段。

在这方面，这些国家在追求国家重建的路上，并没有从李约瑟的作品中找到立即的建议，学到何者该做，何者不该做。但李约瑟强调，科技的发展需要特定的有利社会环境，就长期的历史观点而言，有些社会经济状况使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有影响力也更先进，在某些时期特别明显。由此观之，他所处理的又是共通的问题。另一方面，他认为，领先的国家不应自满于自己的地位，情况可能改变。毋庸赘述的是，在今日一些比较开发的国家，科技的好处基本上回馈到经济，两者的进步一旦变成强制性的地步，可能离人性愈来愈远，正如通尼曾提出的警告，我们可能在过程中沦为奴隶，不再是主人。如何驾驭此一变化，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李约瑟建议，人人都应该仔细研究中国仍在领先局面时的经验。

对许多读者来说，中国人被认定发明丝、纸、火药、指南针、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在这份名单上，李约瑟博士又增添了弩、马镫、水钟、纵舵、节块施工拱桥、防漏水的舱壁、纵帆式的航海技术、生铁、鼓风炉等等。只要《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作者继续扩充，名单也就愈来愈长。近年来，他的惊人发现已让若干西方学者感到不安。更何况李约瑟博士的文风炫丽华艳，他的书一点都不枯燥无聊。他讨论郑和到非洲时，想像这个宦官出身的舰队司令从船舱凝视大海的场景。在严肃探究自然科学时，他会忍不住在注释中加进个人的回忆，甚至问候失散多年的朋友。书评家虽然畏于其广博，惊于其原创，却不免怀疑起作者的方法论，尤其是将应用科技与科学混为一谈时。

其实这些批评家并没有整体评估院长的作品。如果我们综合考量他的所有著作，不禁想像出一个威严的巨灵挥舞学术纪律，作为必要工具，但不打算用来画地自限。思想家李约瑟借此扩大哲学和科学的定义。他一直认为，在有机会听取其他民族的意见前，不应将传统西方标准视为最终标杆。除了他自己投注诸多心血的中国领域以外，他强烈觉得应该有人对其他领域也下类似的工夫，印度文明就是很好的起点。

但这并不意味中国人或印度人是一切的权威。正好相反，李约瑟会批评中国事务，有时还非常严格。他曾批评，中国传统派论断历史时坚守不变的标准，也就是加以“褒贬”。他认为原因出在中国人没有一套学术标准去区分伦理与物理（他认为这是自然法和自然规律之间的分际），科学因而停留在中世纪阶段，和西方的现代科学大不相同。至于《易经》这部今日西方人仍相当着迷的占卜经典，他认为是“自然珍奇的归档系统”，因为此书将特定属性归诸一些类型的象征之下，借长短相间、正负交错和阴阳组合衍生出归类系统，但两套变数之间的关联并没有太多科学基础，就像把active归成A，把zealous归成Z一样。此书的迷人之处在于，其中引用的抽象概念就其附着、传播、分裂和突破的层次来看，显示有一种普遍力量会随周期而移动，可以设计出一套宇宙体系来监测。这些在在提醒我们，无论我们采取什么动作，时机很重要。这位研究科学的历史学家虽然给予本书极高的评价，却没有停止批评分析，还指出中国诗意心灵造成文字方面的限制。李约瑟博士认为，朱熹的二元论与其说是不正确，不如说像是依照爱因斯坦的理论而架构出世界观，却不了解牛顿地心引力和星球运动的研究，因此缺乏数学假设。但他推测，透过莱布尼兹的介绍，朱熹的思考方式可能会影响西方的思想家。

李约瑟呈现中国的发明时，运用许多考古证据及从古书复制的插画。他的私人图书馆现在改隶东亚科学史信托（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Trust），是他以一人之力，倾数十年心血而成的独特收藏。批评家忽略强调一项特色：《中国科学与文明》这套书不仅文字明白流畅，插图也颇为可观。作者以木刻插图显示钓竿卷轮、火药地雷、现代桥梁的伸缩缝（像两个反转的L钩在一起）、将回转运动改为简谐运动的装置（像活塞杆原理的逆转）等，在历史记载运用于西方之前千百年，已在中国使用。但他同意，近视眼镜可能是从意大利传到中国。他最大胆的主张是，欧洲药剂学到19世纪末期才赶上中国。无论是否有如此大胆的声明，部分批评家仍不肯退让。自然科学知识经验如此丰富的民族，为何在近代的经济生活和公共事务的表现如此之差？实际应用和理论融和之间，为何产生如此巨大的鸿沟？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和作者建立私人交情。世界上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科学可以说从系统性怀疑的习惯演变而来。李约瑟五年来写给我的信显示，他对上述的矛盾也同样困惑。借着自问贴切的问题，他已准备好要提出自己的解答。

李约瑟生于1900年。我见到他本人时，他已七十一岁，刚被凯思学院票选连任院长。他原先是生化学家，在1936年遇见鲁桂珍及她父亲前，早已靠一部包含许多册的胚胎学著作建立名声，也荣获皇家学院的院士。多年后，他的妻子桃乐西也因研究肌肉收缩而获得院士的头衔。但他兴趣之所以转移到中国事务，鲁氏父女有决定性的影响。他靠自修学会说中文、阅读中文古籍。1942年，外交家兼日本史学家乔治·桑松（George Sansom）爵士建议英国政府，派遣科学使节团到中国，以鼓舞中国知识分子的士气。李约瑟博士在皇家学院提名下率领使节团。后来他成为英国大使馆在重庆时期的科学参赞，成为中国陆军军医署及其他单位的顾问，积极参与他们的事务，并曾多次搭卡车旅行，车上还载运散置的活塞环和弯曲的连杆。和靠演绎法起家的汉学家相比，经历过这些情况的合格自然科学家有无比的优势。李约瑟不受限于任何预设的想法，也没有选择性的视野，可以在行程中看到许多精巧的发明，不但中国政府官员看不到，而且一心模仿西方的现代科学家也无从得知。经过长期观察，社会能否适应科学的问题因此浮现。在李约瑟的许多文章和演讲中，他认为中国的官僚式管理既是奇迹，也是耻辱。他一再提到，中国从来没有城邦的历史经验。城邦制度的特色在于商人掌权，因此首脑和人手、劳心和劳力、管理者和工匠间的距离就会缩短。我读到这些段落时，感到非常高兴。就我自己的观察，中国缺乏有效的货币管理，没有足够的“连结环扣”来串连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我的观察正符合院长的立论。

至于李约瑟博士身为“左派分子”，必须稍作解释。首先，他是家中的独子，父亲对社会阶级抱持正统的维多利亚观点。当我抵达凯思学院时，他父亲的照片仍放在K-2研究室壁炉架上，身着英国红十字的制服，职位相当于上校，以麻醉专家的身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虽然李约瑟博士十分孝顺，但父子间的代沟非常深。只有体会两次大战间英国的社会气氛，才能更了解这一切。此外，剑桥无时不自觉到身为自由主义和社会良知堡垒的地位。我决定到剑桥时，告诉一位牛津毕业的英国学者，这位友人以半嘲讽的语气说：“那也不错，是次佳的选择！”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两所大学自古以来的彼此竞争，竟然持续到今日。牛津可说是王室的城镇，剑桥却意识到自己和议会的历史渊源。剑桥也自傲于历史上的杰出校友，例如培根、哈维、牛顿、达尔文、凯恩斯和罗素，全都具备创新精神，不然也有一定程度的不随流俗。李约瑟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长大。在30年代，他们家和一群活跃于政治的科学家时有往来。我非常怀疑他们是否曾相信“科学至上”。科学是改善人类生活的工具，在这方面取得领导地位的顶尖科学家，当然可以就公众事务发表议论。李约瑟也不曾选择保持缄默。我第一次见到院长本人时，他对帝国主义仍然愤愤不平。

即使在70年代的英国，社会阶级仍不容轻忽。我的房东太太说英国经济很原始时，只是开玩笑，毕竟英国制造全世界最好的航空引擎、跑车和各种电子产品。英国也生产许多一流品质的消费品，包括羊毛衣饰、威士忌、烟草、饼干和糖果等。伦敦仍然是全球的金融中心，黄金市场和保险业获利惊人。乡间有许多宅邸和公园，由于维修得当，仍然壮观气派，不过有些因为经济考量而交由公众信托。问题在于财富的分配，依20世纪的大量生产标准来看，这个问题益形严重。由于英国人工充足又廉价，个人服务仍然很便宜，美国游客因而享受到种种便利。另外一项衡量社会不平等的标准是教育制度。大多数的英国有钱家庭会把子女送到私立学校或请家教，以准备人生的重大考试。这项“十一岁特考”是十一岁生日以后考的试，以决定儿童未来要念的学校。GCE（一般教育证书）考试分成普通（O）、进阶（A）及奖学金（S）三个层次。除非青少年能通过这些关卡，否则绝对进不了大学。公立学校分成“两派”，文法学校调教精英，“中等现代”学校则教导十多岁的青少年学习职业技巧。改革派人士建议废除这种二分法，却引发抗议风潮。反对者在全国性的大报上主张，如果所有的儿童都“过度教育”，国家将欠缺劳动力。这些议题和主张不会让知识分子心安，他们可能寻求激烈的解决之道。结果，英国的左派分子和其他国家的激进分子可能大不相同。依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们比较像是现在的费边派社会主义分子。

然而，李约瑟博士虽然喜欢谈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本身却不是马克思信徒。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感也许比多数人想像的复杂。他还不至于天真到认可所有的作为，而且有时很不高兴别人的论断。这些人认为，一旦李约瑟替中国说话，立场就应该始终一致，甚至应该替红卫兵的行为辩护。在他的演说和文章中，有两点很明显：他认为中国人是值得尊敬的民族，应该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他还坚信，中国为求脱离停滞状态而达成现代化，社会主义路线不但是最好方法，而且是唯一办法。关于第一点，很少人不同意。但他很早宣布第二点时，当时并没有太多人具备宽阔的视野，可以分享他的智慧。我们花了好些时间才了解个中因由。

我无法说院长和我每次意见都相同，但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由衷的情感和期许。他在著作中宣称，共产党的接管是个幸运事件，因为新中国也许可以避免西方在工业革命初期所犯的所有错误。在19世纪初，小女孩被绑在大箱里到地底运送煤矿；小男孩超时工作，导致眼力受损，身体变形；据马克思说，伦敦的面包师傅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一思及此，你或许想同意他的说法。但我虽已勉强承认，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军事上的成就，我的思考方式却不相同。我认为，在20世纪中叶，我们应该可以表现得更好。

然而，我和院长共事，发现良心负担大为减轻，因而觉得欣慰不已。能亲近如此杰出的人物，真是一项殊荣。在我一生中，我第一次觉得，不论我做什么，成果都很正面、很有建设性。回忆数年前，我必须和学生讨论共产党占据中国时，心中不免进退维谷。如果指控共产党靠诈欺诡计获胜，无异畏首畏尾，掩饰自己逃离战场的怯懦，隐瞒自己寻求现代舒适生活的自私。但如果照本宣科，称赞毛泽东的胜利纯粹是正义战胜邪恶，又觉得像生吞金鱼，而且还保证余生的每天都要多吞一尾。身为皇家学院院士、英国学士院院士、虔诚基督教徒的李约瑟能肯定我的想法，让我既喜悦又兴奋。我认为，我们可以强调历史事件在技术上的必然性。中国今日实施的集体主义有其历史根源，其形式或性格可能略有不同，其名称可能是马克思派、激进或其他，但就其本质来说，事件的过程已由历史决定，早已超越我们的肯定或否定。

众所皆知，在毛泽东之前，中国的乡村组织历史久远。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无论哪个年代，整个乡间的组织结构都是为了配合中央集权的官僚式管理。每十户人家组成一个小单位，每十个小单位再组成一个村落。这些单位领袖的产生方式不能算是任命，也不能算选举。他们被迫当差，无法也无能执行逾越传统的任务。他们代表人民，因此不能伸张自己的权利，甚至也不能要求平反冤屈。领导的原则在于集体负责，也就是说，不管是他们自己，或是被管辖的人，只要有逃漏税或怠忽职守的情事，这些领袖都必须向政府官吏负责。整个安排是为了符合管理的方便，没有永久的法源依据。所征收的税因此不能太多，更说明地方政府缺乏深度，在个别案件中可能很高压，但大体来说软弱无能。如果称这些为“封建制度”可以说是名称错误，颠倒事实真相。明显的是，如果这些单位领袖像地方长官或地主管家一样能干又有效率，具有权威及实权，现代中国历史绝对会有不同的风貌。事实上，中国的体系将自己局限在最简单的官僚式管理，鼓励小规模的生产方式，但对谁都没有太多好处。我在税制书稿中强调此一特色，认为这是中国普遍贫穷的主要原因。我很高兴院长赞同这一点，这番了解埋下日后我们合写文章的基础。

在威廉·辛顿的《翻身》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运动针对这种局势。这不能形容成“夺权”，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权力可言，只能说是在情势允许之下在乡村创造权力基础。打击一些小地主和中级佃农，可以被视为分裂中国广大农民的手段，以便打开空间，让共产党的再造得以启动。这项计划既然已经过非常努力，又已牺牲到相当程度，外加知识青年在情感冲击下而参与，就不能再画地自限为短暂的解决方案，而应定位为持久的成就。身为前国民党军官的我认为，我们毫无争辩余地，因为对毛的计划我们无法予以阻止或修正，也提不出另外的可行方案。这本书对李约瑟博士的现代中国观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也影响身为历史学家的我。因此我还要再探讨一次。

在国共内战期间，两个美国人密切注意时事的进展，得以写出相当于现场报道的书籍。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的《中国撼动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和当时美国记者的许多特稿没有太大差异，观察层面尚未脱离情感面。作者对国民党诸多抱怨，包括蒋介石的军队有一次将骑兵当步兵使用。每个美国大学生都说错在蒋介石，但贝尔登并没有提出可信的解释，说明蒋为何犯下许多无意义而奇怪的错误。由于我的国民党背景，我的解释显然是不可信的辩白。幸好，我们从辛顿的著作看到敌对阵营内部人士的观点。

但《翻身》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美国读者读到“蒋介石和美国帝国主义者”几次后就觉得受够了，他们并不了解，本书见证如何在向来原始管理的庞大农业社会中建立下层结构，在这方面的价值就无可比拟。如果置之不理，讨论“共产党占据中国”时就会像大傻瓜，好比不知军用航空的存在就妄言现代战事一样。书内的资料对我的工作尤其有用，因为触及我想探讨的社会经济背景。

我们可以从1947年底的长弓谈起，当时地方仍然由社会渣滓控制。但在过去几个月内，共产党的内部阵线面临挫败，由村民的不满即可见一斑。财富充公已殃及中级佃农，没有更多的斗争成果来满足贪得无厌的穷人。村民已厌倦开会。村落干部透过“翻身”而成为大人物，却不知检点自己的行为。他们占用没收来的财产和税负，骚扰村民，有时还对妇女为所欲为。

但幕后的共产党不曾放松警戒。1947年年底，包括四个省的邻近区域当局召开会议，讨论和土地改革相关的议题，参加代表达一千七百人，会期长达八十五天。没错，一千七百人和八十五天！会后党组织派访问团到村落。至于长弓所在的县内，有十一个村落受到抽查。在本书第一段，我们得知作者参加的访问团就是十一个之一。华北大学是长弓附近最机动的单位，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访问团中，还包括代表当地人口的干部，但村落中的干部不在其中。这个访问团有权力管理村落事务，让一切上轨道。

访问团抵达后不久，迅速逮捕数名村落干部。包括村支部在内的所有现行组织一律停止运作。在过渡期间，访问团本身就充当村政府兼监察机构，监视进一步的斗争和改造。

团员有三大要务。首先是完成和矫正土地改革。村落中的地主心态已连根拔起，无法复原。但整个农民人口仍应区分成富、中及贫的等级，被指定的富农应将部分田产分给贫农。其次是组织永久的村落政府。三是训练及检讨当地支部的党员。

理论上，这次任务应该相当简单。事实上，一石似乎不但可以击中二鸟，而且应该可以击中三鸟。访问团只要将村中的一些人家指定成贫农，组成“贫穷联盟”的核心，只有成员拥有投票的特权。其他人必须到小组前陈情，当然无不希望被归成赤贫，因为贫穷已经被视为美德、荣誉和特权。如果有一户被列为“贫农”，就可以成为联盟的一员，所推举的代表有权参加小组会议，听取其他人家的陈情。但联盟原始核心自然希望成员人数愈少愈好。不过，访问团对小组的决定也有相当的影响。案子就这样由“普罗独裁”和“民主中央集权”共同决定。

一旦完成分类，贫农联盟就成为核心，和其他农民家庭共同组成农民联会，形成村代表会议的基础。农民联会和村代表会议都有机会重审农民联会完成的分类，之后村代表会议就可以选出一个永久的村政府。这时共产党首开政党政治的先例，将党员交由全村人口来评断。每一个支部的党员必须出现在村民的公开大会上，而且不只一次，必须出席三次。除非这名党员被大众投票肯定，否则就会被党开除。党员举止如果受到村民的质疑，就可能被送到感化所去。整个过程完成后，必须向县级的大会报告，由党书记决定认可与否。党中央当局无法接受的行动路线一定会被批评成“左派极端主义”或“右派机会主义”。

实际上，财产的最后分配依照“科学公式”。村民已全是自耕农，开始学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每一户人家要算出剥削所得（例如雇用短期帮手所产生的利润）占总收入的比重，如果到达一定的百分比，这户人家就被归类成富农，财产充公。这种削平财产的举动仍然遵照着阶级斗争的教义。幸运的是，1948年7月，也就是《翻身》一书结尾时，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已经在望。华北大学的相关人员撤离长弓。共产党的政策不再是“对剥削阶级施予无情的重击”，而是疗伤及强化体质，追求更有效的生产，“极端贫农路线”已被扬弃。夏天时，党报刊登专文，毛泽东表示要修正“偏差左派”。

在长弓，管理体系产生新领袖。这位新领袖的家人在早期土地改革中备受攻击，兄弟也被打死。他实施“爱、保护、教育和团结”的政策，多分一些土地给不足以谋生的家庭，劝无法充分有效运用土地的家庭缴出盈余。农业合作社和公社尚未成立，但过渡期间的工作可以先从互助合作队着手。在局势有所转变之下，辛顿先生可以用乐观的语气替他的书做结论：被动而无知的中国农民也可以受到鼓舞，成为主动打造新世界的推动力量。

辛顿先生鲜明的狂热为我所不及，我只希望能有他忍受“主义”的能耐，因为我最多只能接受应该为事实的情况。但是我有和书中不同类型人物打交道的经验，因此我可以说，除了上述两点以外，作者的描述并无不可置信或扭曲之处。如此的解决之道也许并非我们所愿，但在特定情势下却显得很合理。我从学术研究观点证实，毛泽东的计划已够格成为重大突破，将文化导向的社会转成可以在经济上管理的社会，即使如辛顿所说，任务尚未完成。至于本书描写过程中的道德责任，显然我们的意见大不相同。此处的关键在于，只要一触及人类生活和人性，就不再是社会问题，而是神学问题，因此会牵涉我们的良知。虽然说不破则不立，不打破蛋就不能煎蛋卷，这种话说来容易，但当你视受害者为个人，他们是你的同胞，脸上有痣或眉毛倒竖，呆滞悲哀的眼神偶尔会瞥向你，这时你就无法明确下结论。这一定很难受，否则辛顿为何花上六百多页描述村落里的事件，又引用马克·吐温和法国大革命呢？在我的任教班级，我建议学生除了将《翻身》视为中国现代史的教材外，也可以视为20世纪人类道德处境的教材。

中国三十多年前爆发内战时，许多思想家开始思考，事件应被视为偶然的发展？或是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种种情况清楚显示，我们只能以扩大的纵深加以观察。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一切视为历史的技术调适，而且已在中国进行一百多年。我想我们不必坚守内战时好战分子的论调，他们必须加强教义上的偏见，才能捍卫自己的行动路线，因此只能采取短打的做法。也就是说，翻身在中国并不是普通的阶级斗争，而是填补真空的笨拙手法，或说是弥补中国文化传承严重不足之处所投注的艰辛努力。

更难的是评断毛泽东的人格。传统中国史家的“褒贬”手法此处无法适用，因为他有许多生涯。历史学家还必须记住，他的妹妹、两个弟弟、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都因为他而横死，更不用说另一个妻子还在狱中。（译按：黄仁宇开始写回忆录时，江青还在狱中。）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毛泽东是个伟人，有超强的行动能力和远大的视野。但我不确定他是好人或坏人，是慈悲还是奸诈。就好像我们看古代的名将一样，例如恺撒和拿破仑，我们可能崇拜他，也可能替他难过，但绝不可能视他为普遍的榜样。他是非凡的人物，在异常的时代以极端的手段去对抗反常的局势。

我抵达剑桥不久后，向李约瑟博士透露部分的感想。“不用担心，”他向我保证：“我们的看法相去不远。”

但李约瑟的情绪起起落落。他在不同的场合对我说：“我只希望还有五十年！”他显得不快乐，有些郁郁寡欢。我这辈子已浪费很多时间，累积可观的失败纪录，因此对我而言，他的不满足完全没有必要。在李约瑟七十一年的生命中，他已成为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备受敬重的社会科学家、伟大的历史学家、环游世界的旅行家，而且还是外国奇异文化的诠释家，起先是名副其实的“参赞”，后来是亲善大使，最后更登峰造极，称霸这个领域。他在求学时代甚至没有学中文，现在却是研究中国领域最多产的作家，他没有理由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甚至没有人预期到他会有目前的成就。

但李约瑟停不下来。

他从1948年开始就投入《中国科学与文明》的计划。因此，当我1972年出现在他的研究室时，这项计划已进行快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正如鲁桂珍博士告诉我：“我们还只做了一半。”

当这项计划宣布时，内容简介指出，全系列共七卷。这个承诺仍然有效。前三卷出版时，完全符合简介的描述，每一卷就是一本书。但第四卷付梓时，由于超过两千页，必须分成三本书，最后一本更厚达九百多页。更复杂的是正在进行中的第五卷，很可能需要印成六本书，才能容纳所有材料。作者必须向读者致歉，说他的作品“成某种形式的等比级数扩增”。但故事还没完。在将印成第五卷的六部分中，第二部分已付印，紧接着的三个部分也在着手中。但第一部分和第六部分却还在最初的计划阶段。也就是说，第五卷的出书顺序颠倒。作者宣称，紧要关头顾不得逻辑，他再度请读者接受他“道家自然的散漫和惊喜”。

但随遇而安的诉求却不能用在作者身上，有时他显得不够安静沉着。在此同时，还有一些书评家怀疑，李约瑟博士是否能在生前完成这项计划。事实上，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完全没有抓住重点。如果李约瑟愿意，他大可以把工作交给别人，自己可以放松，享受他的黄金岁月。但对他来说，这项计划是享受，也是放松。虽然偶尔也会有焦虑的时刻，但并不常发生，而且为期也不长。就好像他担任凯思学院的院长一样。他必须主持院务会议，参加仪礼宴会，花去不少宝贵时间，有时他不免抱怨两句，但他显然乐在其中。李约瑟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善于社交的人之一，他喜欢与人为伍。

正如《中囯科学与文明》第一卷的前言所透露，李约瑟博士进行这项计划时，依赖的是他的经验和所受训练——语言学、技术、历史和哲学——的总和。一开始他就保证要牺牲个人，全力投入。草率的作家可能以为这部巨著是翻译上的持久努力。对于他所投注的心力而言，这绝非公允的论断。西方人士习惯从字母变化中衍生出字的排列组合，但语言工具一旦转成表意文字后，两种类型的语言之间没有刚好对等的句子或段落。多半在鲁桂珍的协助下，李约瑟必须从头开始，先确定中国作家的原始概念，回溯他们的逻辑所在，才能拼凑出其根据，这时他才能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评估该理论，有时还必须补入自己的知识。我只能想像，头几个案例一定很艰难。但一旦打破僵局，他可以轻易以同样的技巧施用于其他案例及人类知识的其他层面，其兴奋就像一个人独自在整个大海里游泳一样。因此每项工作都是挑战的经验，每天的探索都是新的学习过程。作者扩大和丰富自己内涵的速度比读者还快。李约瑟很有风度，并没有修改内容简介，仿佛把它当成具有约束力的合约。同时他又像举重选手一样，总是负荷过重，因为这是他满足自己不断成长的好奇心的唯一方法，也是胜过自己——他唯一的竞争者——的唯一方法。有愿意配合的出版社和现成的读者支持他，他的焦虑是艾瑞克·霍夫（Eric Hoffer）在《真诚的信徒》（True Believer）中所说的，无尽的机会让人感到挫折。

李约瑟的计划一开始像是家庭工业。“德尔菲，”他说到他妻子：“就我所知，是唯一看完我写的每个字的人。”这句话提醒我们，就丈夫的生产力而言，妻子的奉献程度值得激赏，尤其是想到李约瑟作品的厚度不是以英寸来计算，而是以英尺、甚至以码来衡量，所需要的家人支持和热心已超过普通的水准。她的妹妹穆瑞儿·莫以尔（Muriel Moyle）随时待命，准备编排索引。鲁桂珍更不只是姊妹而已。虽然李约瑟有数名约定的打字员——由朋友和同事的妻子兼职担任——但他不时会自己打出一份目录，立刻可以送交排版。有一天鲁桂珍告诉我，院长和彼得·薄璧吉（Peter Burbidge）在一起。薄璧吉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印务经理，李约瑟称他是“另一个我”。两人从一叠照片中挑出下一卷书的插图，李约瑟当场撰写图说，薄璧吉将图片和名单带回自己的办公室，就这样跳过整个编辑群。他们事事自己动手，对在美国进行集体研究计划的人而言，真是一大挑战。在美国，研究计划会养一组打字人员，办公室的讯息要靠对讲机来传递。直到近几年，内部作业的生产方式才稍有改变，例如让何丙郁教授和纳森·席文（Nathan Sivin）教授撰写相当分量的炼金术章节，我自己的部分也属于例外之列。但院长几年前就借书信往返替我的任务热身，我推断他将这项计划视为个人风格的一部分，就像他最喜欢的领带或是他头上戴的贝雷帽一样（他有四分之一的法国血统）。

李约瑟长得方方正正，宽肩阔胸，恰好搭配长腿和超大尺寸的脚。如果没有他的满头华发，他的高大身材也不会让人印象如此深刻。他的银发不但有画龙点睛之妙，而且让他有时令人望而生畏，有时光彩夺目，完全视他何时工作何时休闲而定。

我开始在K-1看书时，不免对他产生敬畏，他的存在带来专心一致所产生的压迫和紧张感。这情况只能以下列方式比喻：在奥伯瑞路的那一端便是剑桥大学城的尽头，但路上没有任何告示。路的一边是相连的红砖屋，另一边种着成排的白杨树，再过去即是开阔的麦田，景色的转换十分突然，毫无过渡地带。李约瑟的情绪变化也同样快速。他开始工作后，就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每一分钟都很重要。他专心过度，显得严厉冷峻，全无笑容，连悠闲打招呼的时间也没有，一天中唯一的休闲是在固定的下午茶时间。和他工作习惯并称的是他的节俭和有条不紊。他会把桌上纸张没有用过的部分剪下，存成零碎纸片，没有用的信翻到背面再利用。复写纸即使已放进打字机上使用多次，也都整齐放回盒子中，丝毫没有皱折。他的铅笔无论是黑色或彩色，全都一起放在桌上或书架旁，方便随时取用，但其中没有一枝破损，没有一枝会掉到地上或夹进书中。书籍当然更是整整齐齐放在书架上，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永久固定位置。

“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纪律，”鲁桂珍博士如此辩解。也许是吧，但纪律不会让我的日子更好过。多年来我已养成一些坏习惯。我喜欢在身旁放个杯子，看书时不断喝茶。看了一阵子之后，会自动把椅子往后推，双脚就自然而然搁在桌上。我还喜欢在房间内踱步。我需要思考深思时，总会想离开研究室，到市场坡（Market Hill）去看小贩卖花椰菜和瓷器。也许我最恶劣的习惯就是浪费纸张，这是我少年时在中国就养成的恶习，尽管当时物资缺乏。现在人处富足之邦，只要一篇文章的第一个句子看不顺眼，就很有冲动想把纸揉成一团，沿着抛物线丢进字纸篓。在制造出一张完美的纸张前，这个过程可能会重复数次。但在李约瑟的研究室内，我必须完全压抑住这个冲动。我怀着妒忌的心情看着他在打字机上构思演讲稿或文章，仿佛他是大厨根据牢记于心的食谱来做菜，又像是钢琴家熟极而流弹着最喜欢的协奏曲。过程非得快速不可。他的字纸篓总是干干净净，我不明白他为何还多此一举放置字纸篓。

幸好我们的研究室之间有一段距离。在平常的日子里，李约瑟博士用的是凯思学院院长室里的书房，和K-1、Κ-2隔着草坪呈对角线相望。Κ-2放置医学相关书籍和参考资料，由鲁桂珍博士使用。李约瑟每天来和她讨论，有时一谈就好几个小时。对门就是Κ-1，放置一般参考资料、社会和经济史书籍，通常只有我在使用。李约瑟一天会进来一两次查阅资料，总是希望我们彼此忽略对方的存在。我书桌一旁有另一张桌子，但他很少坐下来。

李约瑟博士担任院长的职责大半属于仪式典礼性质，这个地位本身即含有象征的影响力。每当他不在时，侧门总要立刻上锁，而正门也关闭，只在大门上开一小门。我只能想像，此等惯例一定是沿袭自中世纪，当时年轻的大学生吵吵闹闹，一旦采取防止滋事的步骤后就形成惯例，其间没有人出面建议废除或修正。但从不同的角度视之，遵照现有习俗的习惯也有其目的，清楚显示权威何在。同样的，教职员和学生遵行的许多惯例也不一定毫无功能，这些惯例确定了井然有序和纪律。我一开始就觉得这一切非常有趣，但受邀参加各种场合时还是担心自己会出错。美国学术单位缺乏传统，向来为英国学者所鄙。有一位凯思的研究员就对我说：“你们就是我们所说的——速食大学。”

李约瑟博士多次邀我在学院餐厅用餐，我是唯一没有穿袍服的人。但身为院长贵宾的我却坐在他右席，上菜都比别人早。院长以拉丁文说完祈祷文后，全体在烛光下用餐。我们和教师坐在主桌，享用烤牛肉和葡萄酒。大学生离我们十英尺远，菜色不及我们，而且只能喝水。用完甜点后，所有主桌的人鱼贯离开，到吸烟室喝咖啡和烈酒，开始社交时间。我必须紧跟着李约瑟博士行动，其他人再跟着我。

我们从美国大学毕业时，校长照例在毕业典礼宣布授予我们特权。多年来我一直对这种空洞的承诺感到不解。在剑桥，我终于了解，特权的确存在。身为院长的李约瑟博士后来让我有权使用学院的自助餐厅，这有别于正式的学院餐厅。然而，院长之下的学监却正式行文，授予我这项特权。我每一学期还可以免费用餐一次，没有时间限制。而且，庶务长还替我设了一个记账户头。顺带一提，庶务长在美国无疑应被称为管财务的副校长，这位庶务长是退休的空军副元帅，相当于美国空军的中将。十年来，我仍然每年收到凯思学院的年报，受邀参加校友的年度聚餐。我可以把自己当成是这个学术单位的一分子，虽然只是边际分子。

李约瑟毫不考虑就使用他的大特权，也就是只有他能踩凯思学院的草坪。他从院长室到侧门旁的Κ-1时，总是大踏步穿过草地。由于他这种时刻都不打算与人对谈，跟在他后方的我确实不知如何是好。因此我决定跟着他踩草地，而不自己绕路而行。直到今日，我还不知道这样是对是错。不过，院方人员从来不曾指责过。不可思议的是，抗议竟然来自于观光客。一车又一车的游客来参观凯思学院时，眼睁睁看着我们践踏草坪。草地像地毯一样，又厚又光滑，刚刚修整过，没有一丝杂草，让人忍不住想踩上去，看看是什么感觉。导游必须加以制止。被责备的观光客就会指着我们两人一个高大、一个略矮的身影，在草坪上扬长而去，询问导游何谓不准践踏草坪。

我抱怨无法从大学图书馆借出书籍时，院长说：“我试试帮你弄一个等同文学硕士的地位。我想可以安排妥当。事实上，我想一定可以。花不了什么钱。”这件事如何做到，正如这个大学城成千上万的事如何做到一样，都已超越我的理解力。但不久后，校方发布公文，我在剑桥停留期间享有文学硕士的资格，一次可以从图书馆借出四本书。更惊人的是，在图书馆的借书处，没有人要求看我的身份证明或公文。单是我的话和借书单上标明的文学硕士资格就够了。

我就这样在种种便利与特权之下于Κ-1工作近一年。事实上，我在剑桥待了差两天就一年。原来在我们回美国前，我决定当美国公民。申请时至少要在美国住五年，在我离美前不知已超过多少倍。但我到剑桥就破坏连续性，因此回到美国后必须再住一年。然而，如果我离开美国的时间超过一年，我之前的纪录就无法算数，必须从头开始算，住满五年后才能提出申请。因此我向环球航空订位时，还预留四十八小时，以备班机延误时还有缓冲的时间，不致破坏我对移民局的申请计划。

在停留剑桥的一年间，我在周末带家人度假，到过巴黎、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也曾在短程旅行中去过约克、巴斯、温莎、牛津和巨石区。除此之外，我遵照李约瑟博士一周工作六天的行事历，少有例外。我到研究室的时间，早于他和鲁桂珍博士开始动工的时刻，但离开时也比他们停工时刻早得多，因此我独自吃中餐，也不和他们一起喝下午茶。有时候我待得比较晚，看到院长室书房的灯还亮着，显然他们工作到很晚。我对鲁桂珍博士提及此事，她显然想安慰我：“我们没有在工作，我们在打牌。”但我不相信他们会在书房里玩扑克牌。这一年我也了解更多英国习俗：赠礼日，也就是圣诞节次日，是“绝绝对对的假日”。那天方圆半英里内唯一有食物的公共场合，就是玫瑰新月街的巧克力棒贩卖机。不过，元旦却根本不是假日，我知道的商店没有一家不营业。

这一年最令人惊慌的经验是，杰夫有一天晚上突然发高烧。第二天他发烧到华氏一百零四度，烧迟迟不肯退，他开始胡言乱语，把我们吓坏了。到晚上，我把他的小床移到我们的大床边。但是在市医院分部值勤的医生拒绝出诊。“给他服些阿司匹林药片，把他放在冷水里！”他对着电话吼叫。我们听从他的指示，不知道对或错。我把他放进冷水的那一瞬间，忽然觉得大错特错。我很恐慌地把他抱出水中，让包着湿毛巾的他紧紧靠在我胸前。他仍然烧得发烫，眼睛半睁半闭，两眼无神，无精打采。我们觉得十分无助，对社会主义医疗制度的信心全然崩溃。第三天，我在研究室对鲁桂珍说起这件事，我不知道她竟然对院长说明我们的困境。傍晚，分部突然来了一位医生出诊，但不是前一天值勤的那一位。最重要的是，这位医生告诉我们，症状显示是一种特殊的病毒，还没有开发出治疗的药，但只会有惊无险，一两天后就会自行痊愈。他并不明白，这个简单的诊断对我们是多大的安慰。白乐地（Brodie）医生刚好是凯思学院的校友，一直和李约瑟博士保持联络。杰夫转好时，我们带他去感谢院长。李约瑟博士弯下腰来以食指戳杰夫的鼻子好几次，也让杰夫戳他鼻子。从此以后，李约瑟成为杰夫的偶像。杰夫听到我们说到院长每两年出一本书，就把几张纸钉在一起，在纸上胡乱涂鸦，对我们宣布他也可以出书。他还向我保证，他有一天要像李约瑟博士一样，完全靠自学学会读中文和说中文。

格尔要在艾登布鲁克（Addenbrooke）医院开刀取出肾结石时，我们提早安排，希望完全脱离社会主义的医疗体系。手术是由最好的医生来执行，检查是透过最新的设备。在复原期间，她住在四间高级病房中的其中一间，“享受女王般的待遇”。但全部费用都由美国的医疗保险来支付，幸好我们出国时没有中断，结果我们一分钱都不用出。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都受惠于地主国的医疗服务，有一次和当地的劳工阶级一样享受免费的服务，另一次则是进入上流阶层，自己完全不用出钱。在我们表达感谢之前，我要说，这两次事件让我们在英国社会阶级方面上了难忘的一课，显然还是上流阶层好得多。如果已开发中国家的福利社会都还不够好，很容易想像开发中国家会以较激进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一些受过医疗训练的人士有特别强烈的社会良知。

在内人康复阶段，李约瑟夫人还来探视。桃乐西·莫以尔·李约瑟是皇家学院院士，本身也有著作问世，当时约七十五六岁（比她丈夫大四岁），必须拄着拐杖走路。然而她仍然走完所有的阶梯，只为了表达夫妻两人的关心。在K-1的墙上有一张她年轻时的大幅木炭画，眼神和现在一样柔和。她曾告诉我们，她初到剑桥时，国王学院前那株比邻近最高建筑物还高的大树，当时才刚刚栽种而已。我们听说，她当时也是政治活跃分子。我们很想听她现身说法，了解她当时及现在对社会正义的看法，但我们没有机会与她进行较长的对话。她来病房探视格尔时，大部分时间都在替病人打气。她告诉格尔，他们第一次飞越非洲海岸时有多兴奋。她建议我们，下次去伦敦时，可以去逛逛雀尔西一带的小商店。从她的闲谈中，我们可以确定，这位身材娇小老太太体内的旺盛精神毫无衰退迹象。

我与她丈夫的来往真是很独特的经验。除了我们的通信以外，在剑桥时我们周六下午的谈话更增添交往的新面向。在下午两点，李约瑟博士会打电话请我到院长室，或是亲自过来K-1。既然工作压力已放置一旁，他的严峻表情也跟着消失，有时还会流露可爱的孩子气。他到Κ-1时，外套及贝雷帽已穿戴妥当，有时会立正向我敬礼，模仿教练班长。我们两人常常一起散步，很少不超过一个半小时，沿途会讨论一些主题。我们常常穿梭在剑河西岸的中庭和公园之间，有时他会停下来赞美花草，摸摸树叶，说出植物的拉丁学名。他的介绍丰富了我对剑桥当地历史的知识，他会指点出罗马古道的痕迹，讲一些这个大学城在内战时的轶事，当时克伦威尔就在附近的封廷登（Huntingdon）训练他的铁骑兵。但我们会面的主旨当然是中国的官僚体系，以及其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散步后仍无法有所突破时，我们会继续喝咖啡、吃点心，地点可能在大学中心，也可能在评议会办事处。

在讨论和阅读双管齐下后，我写出了两百多页的草稿，准备放入《中国科学与文明》第四十八节。从其中又摘成一万字的文章，由我们两人共同署名发表，已刊登在香港、罗马和旧金山的期刊，我还没看过已行刊载的东京期刊。部分与本书读者相关的重点将摘要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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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注：本书中译本，由北京出版社1980年出版，作者名译作“韩丁”。据该书1966年作者序言，书中所述“长弓村”中文名实为“张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