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龙及其时代 第五章 从进士到推官

子龙看到时局的艰危和人民的疾苦。这样的认识把他提高到一般文人以上，但是这还不能保证他能超出自古以来忧国忧民的志士。真正使他有所提高，有所拔出的，应当从他和黄道周的认识开始。

崇祯四年的春天，子龙到北京应进士考试了。他考的依然是《诗经》。这一次主考官是周延儒、何如宠。《诗经》卷子分诗一房、诗二房。考试完毕，各房分卷阅读。延儒看到这一年卷子多，唯恐房官看得不够仔细，临时由闱中上书，请求准予稍缓时日，由各房交换考卷，审慎阅读。这是为了慎重起见，没有不会批准的。得到上谕以后，各房正在交换之中，文安之、倪元璐这两位房官看到子龙的试卷，很高兴，他们同向主考官推荐。延儒也特别欣赏。

延儒看着手中的试卷，很满意，他一再地欣赏，可是他下不了决心。因为卷子被本房房官涂抹得太多，他沉吟着。那时内阁大学士中，延儒是一位有名的才子。二十年前，他考中会试第一名，经过殿试，还是第一名，他是封建社会里人人羡慕的状元宰相。可是内阁里还有他的对手温体仁。这两位来自宜兴与乌程，虽然分隶南京、浙江，其实可以说是邻县，但是体系不同，感情也不一致。延儒聪明，也比较宽厚，可是在操守方面，不免有些放手；体仁刻核，对人也挑剔，操守倒是好的；因此两人在思想和作风方面有很大的距离。延儒欣赏子龙的试卷，可是不能没有顾忌，特别由于他的外甥吴昌时也是复社中人，和子龙有一定的关系。现在对着手中的试卷，他很欣赏作者的才华，但是不能不考虑卷面上被房官涂抹的笔迹。怎么办呢？放弃吧，这实在太可惜；录取吧，万一有人给皇上揭出，说是主考官和应试举人都来自南京，甚至还会提出什么关系的问题，难保皇上不会相信，那时圣旨一下，要懊悔就来不及了。周延儒是爱才，可是他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犯不着为了一位后进，冒着不可估计的危险。最后他还是把这一份试卷搁下了。

子龙对于自己的试卷很得意，没想到竟被搁下来。这一次夏允彝在试场也失败了。他们结伴回到松江。子龙年龄还轻，倒也没有什么，回到家以后，依然过他的书生生活。不过现在和以前有些不同。虽然他没有挣到一名进士，但是到过北京，对于当时的国事有一些切实的认识。他埋头写作，成了数万言的极论时政的文章。那时松江的老名士陈继儒，号眉公，是他一向推崇的。一次他和继儒谈起准备上书的事情。继儒阅历多了，只和他说“在下位不获乎上，不应当多去过问国家大事”的道理。子龙只好作罢了。

这一年他写了许多文章：《东郊赋》《江南父老难中原子弟》《中州灾异对》《拟汉有司核张京兆对》《求自试表》等。从这些文章里我们看到子龙已经不是一名普通的文人，而逐步走向具有才识的志士。他说：

……昔夏后氏之敷土也，维我扬州，厥田下下。三代之时，国贫而僻，自比蛮夷，不与中国之盟会。夫中国有井川沟遂之制，纲纪乎郊原，乐业赡足，厚利洋溢，故其诗曰：“于疆于理，南东其亩。”又曰：“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言川原沃，精岁多遗也。当此之时，曷尝重江以南哉！我吴人披荆斩秽以有兹土也，凿渠制枯，高堤澹灾，植佳水禾，巧立团器，芬芳粪土，湛乐劳苦。自春徂冬，日臣其力，以发土之华而成上腴。方此之勤，手足龟坼，面目黎黔，长老困于前而妇子疲于后，故岁鲜凶荒之患，民有生聚之业也。夫用力之多若此而成功之艰若彼，岂以自康其身哉？贡赋繁重，十钟析五，金者连络，挽漕者邪许，殚竭奉主，无有逸志。且夫人之为欲也，岂不愿身安逸乐而心蔑困苦哉？人情，己之所为孰不欲以自养，然而不可者，尽力以过天道，抑私以急公上也。今夫西北、耕人也，中原之地非僻瘠也，河济非小水也，放弃沟洫，四野旷旷。不耕不耔，俟我天覆。方其为力也，优游安舒，坐望盈室，不亦康乎？及臻厥灾，流离涣如，惰逸存于前而罄倾著于后也。今国家困急，大农不饶，天下芜其田而寇盗日滋，下不足以资身而上无以佐县官之急，非忠臣之志也。且民之力田也，岂特广收丰盈，因相腐败，积仓囷，规货财以资饱食云尔哉，必将输家委边，削己益上，为天下先，所谓贤者宜死节，有财者输助也，然犹未有通显之赏，为吏所恃。今吾子于国家无毫毛之分，己惰失食而阻兵不恭，不已甚乎？然非独为盗之罪也，田畴之制不修而艰苦之事不习，计虑浅小而俗不重农也，微乎斯之为勤而饰说浮慕，又安往而可哉！

于是北方之民投戈塞语，惝乎若解而谢曰：“乃今而知我土之不恶也。天子一旦修农事，我且以吴人师而从事焉，勿怠。”

从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子龙这一次进京考试，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的认识已经大大地提高，对于当前的问题有了深刻的理解，对于解决的办法，也提出切实的意见。

扬州当然指《禹贡》的扬州。这是长江的下游，略当明代的南直隶地区，现代江苏、安徽和上海二省一市。西北在这里指西方和北方，因为他提到济水流域，不过他侧重陕西山西，特别是陕西，在甘肃没有分省的明代，陕西包括陕、甘二省和宁夏，是《禹贡》的雍州。时代变了，地利也随着变了。《禹贡》里的雍州，是“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扬州是“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错”。《禹贡》不知道是哪一年写定的，一般的认识大约是在春秋、战国之间。在那个时代，西北的植被还没有经过破坏，所以西北一直是富庶的。西晋以后，西北方面先后建立了三秦、五凉和夏、仇池十个政权，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办不到的。唐代的秦川地区更是以富饶著名，柳宗元《闻黄鹂》诗说起：

……

目极千里无山河，麦芒际天摇音波。

王畿优本少赋税，务闲酒熟饶经过。

……

从唐代后期起，这里遭到破坏，生产力向下，到明代末年，又经过了几度的破坏，生产力迅速下降，待得人民到了无法生活的边缘，这便成为动乱的温床，是一些也不奇怪的。可奇怪的倒是明朝的建立，主要由于赤贫的朱元璋发动大规模的人民革命，终于推翻元朝的统治；不幸他的后代竟是不断地脱离人民，终于成为反动地主的头头，领导了反动的地主阶级剥削人民、危害人民，最后竟是逼迫贫苦人民，用民间的武器，来推翻明朝的统治。这实在是一幕悲剧，是明朝统治者苦心经营的大悲剧。历史是无情的，我们必须从无情的历史演变中汲取深刻的教训。

陈子龙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提出北方之民“投戈塞语”，“以吴人师而从事焉”。但是这是“与虎谋皮”，一切还得等待“天子修农事”。可是这时的明朝不是修农事而是“修武事”。这样就必然要在极端困苦的人民的身上再行剥削。崇祯前期御史郝晋提出：

……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余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

“停罢”是一句空话。明思宗在加派辽饷、剿饷、练饷的时候曾经说起：“且苦吾民一年”，只是空话，以后直至北京改朝换代，始终没有停过。人民到了求生无路，求死不能的时候，就只剩农民起义这一条出路了。

崇祯三年，把建州击退以后，这时正同从高楼投石一样，剥削、混乱、战争、死亡，只有加速进行，没有一次极大的变革，是不可能起其他变化的。从万历、天启到崇祯初年，明朝面对着一个敌人，这是建州；可是崇祯三年以后，它要面对两个敌人，建州和起义的人民。建州是反明的，建州的领导者不仅依靠自己的建州部族，还依靠支援建州的蒙古人民和接受建州编制的汉族散兵游勇。这时的建州领导者动辄自称“满、汉、蒙古”，其主要的目标是反明。至于人民起义的队伍呢，他们是在山西和陕西一带，包括现代的山西、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一区。明末的起义是和中国历代人民起义一样的，最初是各地蜂起，以后逐渐形成集团，也产生了人民起义的领导结构。在崇祯三四年这段时候，还没有产生主要的领导结构，因此在战争中，一遇有组织的镇压力量，经常遭到击溃的命运。最初镇压人民起义的人物有陈奇瑜、孙传庭、卢象昇，最后还有洪承畴。他们是由科举出身的，但是尽管他们受到八股文的折磨，他们还是才力横发，为朝廷做出了一定的成就，可是结局都不够理想，有的死在刑场，有的死在战场，有的自杀，有的甚至投敌。历史是无情的，和人民为敌，究竟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

子龙家在松江，上面有祖母高安人。母韩宜人在子龙五岁的时候去世，所以子龙早年是由祖母抚养的。继母唐宜人多病，家庭的一切都由祖母主持。崇祯元年的冬天，子龙娶张孺人，家务都由她接过来，辛苦是辛苦的，可是陈家的家境本来宽裕，因此家庭之间还是和谐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子龙可以把自己的精力更集中到诗、文方面。他和同郡夏允彝、周立勋、宋存标、宋徵璧等人，共同选古文辞，当时称为《壬申文选》。王法《春藻堂宴集序》曾说：“我郡之有古文辞也，自崇祯壬申昉也。……上溯三百，下迄六朝，靡不扬扢，至壬申而集成，天下所称《畿社壬申文选》是也。”除了选文以外，他和李雯唱和的时间特别多。子龙自己说：“文史之暇，流连声酒，多与舒章（即李雯）唱和，今《陈李唱和集》是也。”

崇祯四年，子龙在会试失败以后，回到松江，现在眼看不久又要举行会试了，所以他索性提前，在崇祯六年九月里再次进京，同行的是宋徵璧。这时大学士周延儒在六月间已经罢免了，当权的是温体仁，这是《明史·奸臣传》所称“外曲谨而内猛鸷，机深刺骨”的人物。吴甡、许誉卿、文湛持这些人都在北京，和子龙也有来往，他们对于时局都是一肚皮的牢骚，可是没有办法。

崇祯七年的会试，给子龙又一次打击，他失败了。乘着出京的骡车，他再回到松江。两次的打击，即使是气度轩昂的陈子龙也会感到太严重了。怎么办？他杜门谢客，把自己深深地埋进故纸堆中。他把人生的艰辛，世路的坎坷，都埋藏到他写的一些古乐府里去了。在他集中还保留了不少的篇幅。这些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拟古有迹，这是明代李梦阳、李攀龙等共同的疵病。尽管当时博得同辈的赞赏，可是后人会有不同看法的。

科举是摧残人民意气的制度，明代如此，清代亦复如此。无数人的精神才智，都被这科举摧残了。但是意志坚强的人是终究不会压垮的。到了崇祯八年，子龙又重行振作起来。这一年李雯有一篇会课序，描绘了他们这一群文士的生活：

今年春，闇公、卧子读书南园，余与勒卣、文孙辈或间日一至，或连日羁留，乐其修竹长林、荒池废榭，登高冈以望平旷，后见城堞，前见丘垄，春风发荣，芳草乱动，虽僻居陋壤，无凭临吊古之思，而览草木之变化，感良辰之飙驰，慨然而不乐矣。兼以春多霖雨，此乡有恶鸟，雉尾而赤背，声若瓮中出者，绕篱大鸣，鸣又辄雨，卧子思弯弓射之，竟不可得。又有啄木鸟，巢古藤中，数十为伍，月出夜飞，肃肃有声。獭白日捕鱼塘中，盱睚而徐行，见人了无怖色。卧子顾而言曰：“此固昔贤笑歌游乐之场也。此事旷绝既数十年，而后恶鸟、啄木、獭之群，相与聚族而居之，飞走饮食其中又数十年，而此虫鸟者又何知。若夫志动日月，气厉风云者，固不堪都都坐对此耳。”予笑而言曰：“今流人之乱也，大江以北，大河以南，有介而登者乎？”曰：“有。”“有负而走者乎？”曰：“有。”“僵而胔者乎？”曰：“是不可胜数也。”“则我徒之聚于荒郊，优游诗书，是不可谓非天子之福，南人之幸。且我等今日六七布衣书生，偶得偃仰而追随也，使他日或在朝廷，或在方国，或在蛮瘴，或在乡里，千里相思，十年不见，则又安知南国之啄木、恶鸟、獭之群不又为赏心乐事，不可复遇者耶？”卧子以为然，曰：“是不可以无所志。”文孙曰：“即我南园之中，我数人之所习为制科业者，集而广之，是亦可以志一时相聚之盛矣。虽然，今天下徒以我等为饮酒赋诗，扩落而无所羁，方与古之放言之士鄙章句，废畦町，岸然为跃冶者以自异于世，而不知其局促淹困，相守一方，是区区者盖亦有所不免也。”

从这篇会课序，我们看到子龙和当时松江的一般文士们对于时局已有切实的认识。介而登的是战士，负而走的是难民，僵而胔的是死者。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到处是由他们密集着，可是大江以南，苏松一带还是安然无事；但是他们不能不预感到将来的江南也可能成为战场，成为丘墟，成为啄木、恶鸟、獭群居之地，这就是说，成为战祸蔓延的场所。

由于西北天灾的蔓延，特别是陕西方面接连四年的大荒，广大的人民群众，已经到了无法生存的边缘，因此爆发了大批的农民暴动，这是很自然的。每一个人都有争取生存的权利，在他们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当然他们有造反的权利。开明的统治者，在他理解到他的统治权完全建筑在人民拥戴的基础上，他就应当理解到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起见，他必须首先保障人民生存的权利。必须知道没有人民，就没有统治者。特别是明代，因为明代的统治者本来是从人民当中产生的。但是经过二百六十多年的腐蚀，到了思宗时期，他已不再理解他自己只是人民当中的一员。他的唯一的对策就是调遣军队对人民进行无情的镇压，甚至在无法镇压农民暴动的时候，他的军队竟可以杀良冒功。在农民暴动初起的时候，崇祯四年九月副总兵赵大胤在韩城，离农民军二十五里不敢出战，待到当地的统治者勉强他去的时候，打一仗回来，报功五十个人头，一经检查，一半是女人和孩子。中部县唐河堡的一战，报功百二十个人头，检查的结果，三十五颗是当地的村民。这样的情况，必然会迫使大批的农民跟着起义的军队，追求自己的生存和解放。

当然，朝廷还是掌握着大量军队的，他们虽然不是什么纪律森严的队伍，但是他们究竟是有组织、有给养的军事机构。政权在统治者的手里，凭着政权他们可以纠集一部分军队，对于起义的农民进行残酷的镇压，特别在农民起义的最初几年里，因为他们还没有经验，没有掌握政权，因此也就必然地比较涣散——这一切都造成农民起义军的劣势。

从崇祯初年起，在起义以后的几年里，农民的队伍分散活动，正因为他们是从陕西各地自发而起的，因此必然以分散的形式而出现，向东、向西、向南各个地区活动。到崇祯七八年间，他们才结集起来，终于成为几万人以上的队伍，活动在陕西西安以南的山区。

明朝中央方面正在考虑把西北地区的军队统一指挥。一般人都主张由洪承畴来领导，可是又不能不考虑建州军队的进犯。建州的军事行动，久已不限于山海关以东的区域了，皇太极是一个策略家，他夺获了建州的领导全权以后，和蒙古的领导者取得联系，早已把河北、山西的沿边放在他的势力范围以内，不但张家口受到他的威胁，大同、宣化也是他的侵略目标，眼光更远远到达西北三边——陕西、固原、甘肃。因此不得不腾出洪承畴来作为三边总督，应付建州军队向西北的侵略。那么应当用谁呢？最后经过统一认识，由延绥巡抚陈奇瑜统一指挥，他的职衔是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这一项任务是专门对付农民起义军队的。

奇瑜看到起义军队正由四川、甘肃、湖广各地向陕南集合，这一点正和他的战略思想完全符合。他把自己的军队布置在陕南的周围：一支军队扼守略阳、沔县，阻击起义军的西行，一支军队扼守褒城，阻击起义军队的北进，一支军队扼守洋县，阻击起义军的东行；同时又派卢象昇、练国事等人各守要害，以防起义军的分散。

起义军的领导者张献忠、李自成看到陈奇瑜的各方布置，这就调动全部人马向兴安县（现代的安康县）的车箱峡集中。尽管献忠、自成是陕西人，可是他们出生在陕西的北边，对于陕南的形势不够熟悉。大队开入了车箱峡，才发现这是一条峡道，四面山岩壁立，中间是一条窄道，绵亘四十里。起义大军一经入峡，东西峡口立即截断。进来是进来了，要想退出就完全没有办法。山上的地主武装，只管把石块扔下，有时还投下了集束火炬。粮食没有了，草束也没有了，农民军有些是饿死了，马也倒下了。天上的雨和山涧的水奔腾直下。在这个情况下，起义的军队眼见是没有办法了。

马匹不断地倒下去，死伤的人数也不断地增加。要打击敌人是不可能的，自己的部队却在这二十日中受到不断的打击。看看是没有办法了，自成和顾君恩商量要找出路。

“出路是有一条的，不知道闯将是不是走这条路。”君恩说。

自成沉吟了一下，他说：“是怎样一条出路呢？”

“那就是向陈总督投降。”

“那我是宁死不降的。”自成毅然决然地说。

君恩看到自成的决心很坚定，又说：“谁说是真投降来？如今我们已经面临绝境。地主老财们在崭岩绝壁上，我们只能眼看着他们拉强弓、放硬箭，更无还手之力。弟兄们死了，马匹倒了，再过十天，什么也没有了。不如趁此设法渡过难关，待到出峡以后，我们还是我们。各敲各的锣鼓，各唱各的戏，那时陈奇瑜管得了我们哪一件！”

为了争取摆脱车箱峡的困境，这就定下了假投降的策略。他们连夜收拾金珠宝贝，这是完全必要的。没有这一项先行的准备，凭什么去和陈奇瑜说话呢？不但陈奇瑜那里要准备，他的左右和部下将领都得好好地喂一喂，把嘴巴堵住就没有意外的破坏。

陈奇瑜是精明的。尽管他是从科举出身，做过几十年的八股文，但是他不是乡村里的塾师，只知道“诗云子曰”，不了解他的时代的。事实上这样的人在明代并不普遍，只是到了清代以后，经过统治者多种形式的压迫，才培养出这类特别的人才。明代固然也做八股，但是除了八股以外，读书人也懂得弯弓跃马，行军用兵。所以把陈奇瑜看成是一个糊涂虫是不对的，他凭什么和农民起义军作战呢？

但是在这一次和李自成打交道时，他却失败了。主要的原因是他急于结束这次内战。当然，他的部下和幕僚官接受了金珠宝贝以后，会把起义军求和的意图过分强调了一些，这样就把虚情假意说成真情实意。金珠宝贝是会说话的，他们把起义军的沮丧夸大了，说他们只是被裹胁的劳苦大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园，当然会想到解甲归田。可不是吗？陕北的贫苦大众因为四年大旱，颗粒无收，这才想起这一条死里求生的道路。谁不知道“十亩三间热炕头”呢？现在接连二十天的大雨，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所以他们才决定放下武器，归还乡里，那就全看总督是不是可以网开一面了。

陈奇瑜手上掌握着决定性胜利的策略，但是他不能大意。他要求清点人数，这个不难。一共三万六千多人。其次是在每一支军队里，只要是五百人以上的，他要安排一位安抚官，一共安排了五十几位安抚官。在这一切安排就绪以后，车箱峡的通路打开了。李自成、张献忠和各营各寨的起义军将士安安稳稳地出了峡谷。陈总督正在高高兴兴地看着自己的大功告成。

事实上，这不能不算是大功。从崇祯二年起义算起，到现在已经是第六年了，起义的劳苦大众，就这时现存的和在战争中死亡的，饥寒劳累而死的，少说也不在十万以内，现在全部安定了。皇上也可以腾出手来对付自称满洲国其实只是反叛的建州卫的军事行动。奇瑜想到这里，不由得感觉到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使命，为朝廷树立了不朽的功勋。

但是他高兴得稍许早了一些。李自成、张献忠和他们的部下抱着一肚皮的委屈，一路还得争取安抚官的好感。不容易啊，安抚官是奉着总督的指示给这些亡命之徒打交道的，他们的气焰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三尺。什么闯王，什么八大王！客气一点算是头头，不客气的时候，还不是大大小小的反叛。因此在安抚官和起义军的将领中间存在着一定的界线。

马在长嘶，人喘着大气，待到出了车箱峡，再过去十来里，一声令下，起义军的将领和部队把脸一抹，他们把这批安抚官一个个地拖出来，问他们还要不要再来作威作福。“咔嚓”一刀，每个安抚官都结束了生命中的最后一程。

这一出招安的把戏结束了。起义的西北贫苦农民随着李自成、张献忠的大纛又一次纵横中原。崇祯八年正月，马守应、罗汝才、贺一龙、贺锦、许可变、李万庆、马进忠、惠登相、横天王、九条龙、顺天王和高迎祥、张献忠十三家七十二营决定分兵进攻。高迎祥、张献忠和李自成的任务是向东推进。他们一直打到凤阳，把明朝的祖墓都烧毁了。

李雯的这篇《会课序》，说起流人之乱在大江以北，大河以南，基本上是正确的。实际上起义的军队，在山西也做出一定的成绩，不过李雯没有提起。

还有一件更重大的事件，是山东登莱一带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的叛变。他们是毛文龙的旧部，文龙在世的时候，他们是毛永诗、毛永喜、毛有杰，正如毛文龙所说的是文龙的子孙。待到文龙被杀以后，他们恢复了原来的姓名，可是他们的心灵被毛文龙染污了，他们不但埋怨袁崇焕，同样地也埋怨明代的朝廷。崇祯五年，有德、仲明在登州造反了，一炮打死了山东巡抚徐从治，一刀杀死了登莱巡抚谢琏。有德自号为都元帅，仲明为总兵官。崇祯六年，他们向建州统治者投降。六月间，他们到达沈阳，皇太极出德胜门十里迎接，这一次接待的礼节是非常隆重的。当时的满洲国的大臣们都主张行跪拜礼，跪拜礼是下对上的敬礼。皇太极主张行抱见礼，抱见礼是平等的敬礼。最后，折中了一下，先由有德、仲明行跪拜礼，礼毕，二人进前一步，叩头以后，再行抱见礼。这就是说孔有德和耿仲明都是皇太极最亲信、最崇高的部下了。孔有德依然称为元帅，保持了一定的尊严。其实他们都被皇太极的糖衣炮弹击中了，从此死心塌地地为建州卖命，直到他们最后的一日。不久以后，尚可喜也来了，同样成为建州的帮凶。

建州的努尔哈赤是一位开创的武士，他以十三副兵甲起家，最后创建了建州的基础，但是他不是政治家，不懂得怎样安定这一个草创中的事业。皇太极应当说是政治家、阴谋家，凭他的卓越才能，第一步是把努尔哈赤留下来那四大贝勒执政的制度推翻，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独裁制度，这是安定国家的第一步。他知道建州地狭人稀，努尔哈赤的那一套屠杀汉人的政策，不但激起汉人的反抗精神，同时也削弱了建州的人力资源。他又发明了豢养的政策，削弱汉人的抵抗，同时也扩大了人力的资源，为应付明朝找到了合理的对策。什么叫“养”？这只是奴役的代称。是不是他手下的那些懂得汉文的文士们从《孟子》里什么“西伯善养人”里学来的，我们不很清楚，但是《论语》也说过：“至于犬马，皆能有养”，“养”不一定是什么尊重的意思。皇太极还想出另一条办法，汉人投敌的大官，即使他在家里有妻有妾，可是在他投奔建州以后，可以把左右亲贵的女儿嫁给他，这是他的一条美人计，在历史里也留下了可信的记载。

和金世宗一样，皇太极还有他的两手政策，他一面要汉人、蒙古人为他卖命，同时又要为建州人民保存自己的特色，用坦率的语言说，就是要他们永远成为高出一切的特等民族。天聪八年（1634）他的一道命令说起：

朕闻国家承天创业，未有弃其国语反习他国之语者；弃国语而效他国，其国亦未有长久者也。蒙古之臣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卒致国运衰微。今我国官兵，俱因汉文从其旧号。夫知其善而不能从，知其非而不能省，俱未为得也。朕虽未成大业，亦不听命他国。凡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新译以满语，勿仍袭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旧名……

当然，他的意图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但是他忘记了在一种文明和另一种文明接触以后，无论他的意图怎样，要想用文明程度较低的文化去压倒文明程度较高的文化，其结果是没有不失败的。无论皇太极的意图怎样，经过将近三百年的演变，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

建州和明朝的关系，始终处在不即不离的地位。明朝的皇帝认为建州只是明朝的一个属国，这里的地面是明朝的建州卫，建州的领导人在服从明朝统率的时候只是龙虎将军这个官制以外的一种官号。及至努尔哈赤兴兵以后，明朝认为这是造反，杨镐四路出兵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镇压，结果只是一场大败，以后失沈阳，失辽阳，甚至失广宁，失锦州，明朝只剩得山海关以东的一道关东走廊，这已经是非常艰危了，但是朝廷中还有一些恬不知耻的官吏，甚至认为成祖时候失去大宁三卫，不失其为强大；现在即使退守山海关，对于堂堂的大国，算不了什么损失。思宗更是全凭虚骄之气，还认为面对的只是建州卫的属夷，是不能和天朝抗衡的。在国家已经濒临危亡的前夕，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态度。皇太极就用一种毒辣的语言，把这股虚骄之气更加煽动起来。他给思宗的信中说：

满洲国皇帝致书于明国皇帝：昨见皇帝书云，“满洲原系属国”。此不唯皇帝言之，即予亦未尝以为非也。止因辽东之官，欺陵不堪，屡次抒情往告，又蔽之不通。我思此种情形，仇怨已深，唯动干戈，可冀来询其由。孰意皇帝乃惑于各官欺诳，十数年竟无一言问及，以致战争不已。若皇帝早遣一信使来，详询事因，予岂乐寻干戈耶？尔国臣僚一味欺罔，每当我兵入境，自戮剃发汉人，虚报斩级千百。我国若果伤折百千兵，势岂能常振耶？以皇帝之聪明一忖度之，而欺罔自见矣。斩级之真假，与我愿和之诚伪，问黑云龙，自得其情，但黑云龙唯恐结怨于文武大臣，是以不肯尽告于皇帝也。

满洲国的前身是建州卫，那只是关东三百八十四个卫所之中的一个卫。是不是完完全全属于明朝呢？从明人的立场看，是属于明朝的；可是从建州卫的立场看，在他们力量不足的时候，他们承认是明朝的一部分，可是力量强大以后，他们同样地也不妨称王称帝。现在是充实自己，对外扩大的时候了，自称满洲原系属国，其实只是要把思宗那份虚骄之气，加以煽惑，让他更骄妄，更急躁，待他虚火上升到顶，那时只要轻轻一脚，就可以把他踢翻。同时皇太极还要结好蒙古，向西扩张，他的兵力已经到达河套，自东徂西，随时可以拆毁边墙，长驱直入，明朝慢慢地陷入无力抵抗的困境。可是他还自称“满洲原系属国”，以此来煽动思宗的虚火。这些恭顺的语言，实际上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

不仅如此，皇太极还写信给总督张忠衡：

昨到大同，获曹总兵遣人塘报军情，见满纸皆是虚诳。予素谓明国大邦，自有忠臣义士，实心为国，何期一旦至此。前此得宣府张总兵塘报，其虚诳亦然。由此以观，明国之衰已极矣。朕入境几两月，蹂躏禾稼，攻克城池，曾无一人出而对垒，敢发一矢者。今朕尚在尔地，可令曹、张二总兵，集各路兵会战，尔等高坐城楼以观。若尔出兵一万，朕以千人应之；出兵一千，朕止以百人应之。如敢直前应战，犹可自掩其罪；不然，徒以虚言诳君，亦可耻之甚。尔皇帝不知，以为既能取胜，速宜进战。尔等又畏惧逃遁，缩颈城中。如此则生民涂炭，何日休息耶！尔等皆代皇帝抚字亿兆者，自宜乘朕愿和，凡有军情，据实出奏，力赞和好；乃欺君误国，贻害民生，宁不畏生受显戮，死遭冥祸哉。朕欲决战之言，非自矜夸，止因尔等虚诳已极，故欲一决胜负耳。尔等若以予言为是，速约战期，朕当勒兵以俟。

这里就完全是嬉笑怒骂了，但是明朝的守将们是不敢应战的。真应当感谢明代中叶北方的将军们，他们辛辛苦苦，留下了北方这道墙，保障了后人的衣食饭碗。可惋惜的是他们只筑一道砖石墙，没有留下铁墙。倘使那样，敌人就不能拆毁边墙了。

崇祯九年，眼看不久就要举行会试了。无论子龙怎样高视一切，但是他总不能不去应试，因为唯有通过考试，才能找到为国家出力的机会。这次出行，同行的有彭宾、郑元勋。彭宾是他的老友了，郑元勋是扬州人，下文还会谈到。大家都是复社的人，因此一路不会寂寞。到了邵伯，盛冬严寒，路也快断了，总算靠着王永吉的帮助，他派了私有的马匹，进行支援，崇祯九年除夕，他们到达费县。新年初五日，上泰山看日出，到北京那一天，正是元宵，正月十五日。可能夏允彝早已入京了。他们一同会试，这次他们都通过了。会试以后，还得进行殿试。子龙是三甲十七名，允彝是三甲一百十八名。他们是进士了，可是由于只是三甲，因此不能算是翰林，眼看只能分发各部，还得从主事、员外郎这条路一级一级地爬上去，再不然，就得到外省当一位知县官或是知府衙门的属员。子龙这一房房官是黄道周，是当时的一位敢于直言的官员，曾经因此受到不止一次的贬斥，最后在隆武帝的时候出任首辅，终于死在建州官吏的手中。子龙对于道周是非常爱戴的，直到临死的时候，没有忘记这一位恩师。

科举时代，一位新进对于主考官或是本房官的爱戴，有时竟是终身不忘。这种感情，在我们今天是不能理解的。我们今天对于统考的阅卷教师不但没有什么感情，实际上连姓名也不知道，更谈不上有什么感情。这很简单，也是很能理解的。因为我们不把统考阅卷教师的姓名通知考生，而且考生的成绩，有目共睹，也并不凭借阅卷教师的好恶。可是科举时代是完全不同的。在考试中，录取的名额，有时只占应考者的十分之一，甚至不足十分之一，这里就有一个去取的关键。一位考生的黜陟，主要凭借考官的识别，这就不能不使考生对于试官产生一种感激的心情，何况考官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德业上的资望，更能树立一种惊心的威信呢。子龙在没有接触到道周以前，只是江南的才子，一待接触以后，他对自己的要求提高了，他不仅在诗文方面要求提高自己，而且无形之中更期望自己成为一位不屈不挠，以国事为己任的人才。当然，子龙并没有完成自己提出的使命，我们不妨问一下，从历史的长河看，有几位能完成这个使命呢？我们有责任提高对于自己的要求，而对于历史人物必须更多地了解他的时代。

事实上，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之中，不仅在明代，在任何时代都是这样的。有的是在向好的方面转化，有的也在向坏的方面转化。当然有的是显见向坏的方向转化而其实是向好的方面；有的是显然向好的方面转化而其实是向坏的方面。在当时可能还不觉得，但是正在不断地转化。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不断地观察、认识，和在文字中叙述和提出。

思宗是身见宦官之祸的，所以即位之初，随即召回派出京外的宦官，他指出要把政权、军权交给负责的官吏。这是好事。但是即位以后，不到四五年的时间，他看到文武大臣，很少能把自己的责任切实负担起来，甚至贿赂公行，贻害国家。贿赂公行不是没有起因的，首先是待遇的微薄。物质刺激对于人类有一定的市场，尽管有人是经得起考验的，但是这只是个别的，从大多数人看问题，物质刺激还有它的意义。此外，我们也得看到明政权的统治已经二百六十多年了。在中国历史里，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代，一切因袭的不良因素都因时代的漫长而增加了消极作用，终于为甲申之变埋下了必然的种子。

崇祯四年九月，思宗又来一次变革。这一次是大踏步向右转。他看到廷臣各立门户，兵败饷绌，不能赞一策，乃思复用宦官，这就决定派王应朝监视关、宁（山海关和宁远），又遣王坤往宣府，刘文忠往大同，刘允中往山西监视军马。他派遣张彝宪钩校户、工二部出入，特别为他建立衙署，称为户工总理。不仅如此，他因为群臣有结党营私、弄权纳贿的行为，更加强了侦察、揭发的行动，因此在不知不觉中，建立了特务的机构，皇帝自己也就成为特务的头头。这样的行动，一直演变到北京的陷落。

思宗对于内阁大臣，一向是重视的，对于他们都称为“先生”。先生是应当重视的，但是时代正在激变，内阁大臣掌握着大权，因此为广大官员所瞩目，无形地成为糖衣炮弹的活靶子。首相周延儒是状元宰相，拉拢温体仁入阁，倚体仁为心腹，可是体仁也正在伺候他的罪状，准备取而代之。崇祯六年刑科给事中陈赞化劾大学士周延儒，大旨说：“前中书舍人吴之瑞条议盐政，奸商徐一清贿之瑞三千金，延儒万金，游客李元功亦五千金。元功系书役，结纳延儒，纳赂招权。臣乡湖广副使张凤翼前于崇祯四年夏述延儒语：‘去辅李标，上先允放，余封还原疏，上遂改留。余有回天之力，看来今上是羲皇上人。’此语岂徒小人之轻泄乎！”

这一来狠狠地触动了思宗。“什么是羲皇上人？”思宗责问延儒，延儒也不敢说。这就造成崇祯六年延儒解除首辅职务的张本；同样地也激成了温体仁和复社中人的对立，因为延儒通过他的外甥吴昌时是和复社有渊源的。

“羲皇上人”语出于陶渊明的自称，可是周延儒用以直指思宗，当然赋予了另一种意义。用现代的语言讲，就是“老天真”。我们考虑到思宗的行动，可以理解这个名词的确切。正因为思宗是“老天真”，因此他表现得一边是忧国忧民，可是他又是急躁、简单，不考虑到自己语言、行动的后果，终于结束了明代的统治。尽管他自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其实当时大小群臣，其中有贤有不肖，不尽是亡国之臣；而思宗的操切，确实是亡国之君。

从另外一边看，我们也会见到陈子龙在他早年只是一位才子。才子总有他那放荡不羁的一面。《华亭县志》记载他的轶事：

陈卧子负海内重名，柳如是欲委身焉，从盛泽至松，屡以刺谒，自称女弟。陈严正不易近，因转属于虞山钱蒙叟。

这样的叙述把子龙写成一位当时的柳下惠，其实不是，也不必讳。因为青年时代的陈子龙只是一位才子，才子当然有才子的行径。在他集中留下两首律诗：

秋夕沈雨偕燕友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二首）

一夜凄风到绮疏，孤灯滟滟帐还虚。

冷蛩啼雨停声后，寒蕊浮香见影初。

有药未能仙弄玉，无情何得病相如。

人间愁绪知多少，偏入秋来遣示余。

两处伤心一种怜，满城风雨妒婵娟。

已惊妖梦疑鹦鹉，莫遣离魂近杜鹃。

琥珀佩寒秋楚楚，芙蓉枕泪玉田田。

无愁情尽陈王赋，曾到西陵泣翠钿。

杨姬就是柳如是，所谓“从盛泽至松”，其实是她的行踪，所谓馆中，实际上是妓院，子龙和她的往来是密切的，携友群集，正见到子龙和如是关系之深。这里很可能因为子龙虽是官宦世家，其实家境不够宽绰，最后如是竟委身于钱谦益。当然这种情况在那个时代只是一件寻常的事情，无庸讳，也不必讳。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行为标准，这是我们应当知道的。

自从子龙中了进士，接受黄道周的熏陶和认识时代的艰危以后，他变了，成为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人物。人和一般的动物不同，就在于他能接受环境给他的启示。子龙在应试进士的当中，几次经过江南到北京的交通要道，他看到民生的疾苦。

小车行

小车班班黄尘晚，夫为推，妻为挽。出门茫然何所之，青青者榆疗我饥，愿得乐土共哺糜。风吹黄蒿，望见垣堵，中有主人当饲汝。叩门无人室无釜，踯躅空巷泪如雨。

这不是江南的才子诗，而是汉乐府留下的沉痛伤心的呼号。子龙看到时局的艰危和人民的疾苦。这样的认识把他提高到一般文人以上，但是这还不能保证他能超出自古以来忧国忧民的志士。真正使他有所提高，有所拔出的，应当从他和黄道周的认识开始。

明代在学识和事功方面卓有成就的人，虽然很多被人家遗忘了，但是卓有成就的人是不亚于任何一个时代的。17世纪前期，这些人物之中，特别突出的是二周，刘宗周和黄道周。在子龙的一生中，他和宗周的接触比较略少，可是在这次会试以后，他和道周的师生关系突出了。这不一定是由于考试，因为上面还有主考和两位副主考，他们的社会地位比道周高得多，但是在子龙的记载里很少提到他们，所以他和道周的契合，主要是由于精神上的感召。当时的子龙在江南一带已经是有名的才子，要是道周在道义方面没有具体的成就是不可能使他折服的。

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启二年进士，为经筵展书官。经筵的次数，本来是不多的，熹宗的时候，尽管名义上有这样的一件事，其实皇帝御座之前，照例垂下帷幕，皇帝并不一定在场，可是经筵侍立的官吏们照例分列两旁，恭陪御座。展书官更苦了，按照旧例，他得跪在殿上，向前挪动，然后再把书籍展开。这是故事。可是道周感到这样太委屈了。他侍立在那里，待到展书的时候，从容步进，完成展书的任务。那位有名的“厂臣”魏忠贤瞪着两眼，可是道周依然从容地退立，一些也不感到不安。不久以后，他因为母亲去世，回籍丁忧。崇祯二年起用，官至右中允。崇祯五年，因病请求回籍养病，临行上疏，他说：

……臣入都以来，所见诸大臣，皆无远猷，动寻苛细。治朝宁者以督责为要谈，治边疆者以姑息为上策。序仁义道德，则以为迂昧而不经；奉刀笔簿书，则以为通达而知务。一切磨勘，则葛藤终年；一意不调，而株连四起。陛下欲整顿纪纲，斥攘外患，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搢绅；陛下欲剔弊防奸，惩一警百，诸臣用之以借题修隙，敛怨市权。且外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拘挛守文之士，而在权力谬巧之人；内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锥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丛之大。唯陛下超然省览，旁稽载籍，自古迄今，决无数米量薪，可成远大之猷；吹毛数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见事，智每短于事前，言每多于事后。不救凌围，而谓浚城必不可筑；不理岛民，而谓岛众必不可用。兵逃于久顿，而谓乱生于无兵；饷糜于漏卮，而谓功销于无饷。乱视荧听，浸淫相欺，驯至极坏，不可复挽，臣窃危之。自二年以来，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创顽而威滋殚。是亦反申商以归周孔，捐苛细以崇淳大之时矣。

这里所说的“凌城”，指大渡河、小凌河筑城之事，所说的“岛众”，指皮岛毛文龙余部的安插，在崇祯初年是两件众说纷纭的大事。思宗不愿看到的是他的“葛藤终年”“株连四起”两句，因此责令道周明白回奏。道周再一次上疏：

……迩来诸臣所目营心计，无一实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过推求报复而已。自前岁春月以后，盛谈边疆，实非为陛下边疆，乃为逆珰而翻边疆也。去岁春月以后，盛言科场，实非为陛下科场，乃为仇隙而翻科场也。此非所谓“葛藤”“株连”乎？自古外患未弭，则大臣一心以忧外患；小人未退，则大臣一心以忧小人。今独以遗君父，而大臣自处于催科比较之末。行事而事失，则曰事不可为；用人而人失，则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谓舛也。三十年来酿成门户之祸，今又取搢绅稍有器识者，举网投阱，即缓急安得一士之用乎！

凡绝饵而去者必非鳅鱼，恋栈而来者必非骏马。以利禄豢士，则所豢者必嗜利之臣，以棰楚驱人，则就驱者必驽骀之骨。今诸臣之才具心术，陛下其知之矣。知其为小人而又以小人矫之，则小人之焰益张；知其为君子而更以小人参之，则君子之功不立。天下总此人才，不在廊庙则在林薮。臣所知识者有马如蛟、毛羽健、任赞化，所闻习者有惠世扬、李邦华，在仕籍者有徐良彦、曾樱、朱大典、陆梦龙、邹嘉生，皆卓荦骏伟，使当一面，必有可观。

道周这一道奏折，矛头所向是当时的内阁大臣周延儒、温体仁。他认为他们“目营心计，无一实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过推求报复而已”。这样的批评，实在是最恰当的。在这两人之中，又有一些区别。周延儒的用心比较宽厚，但是贪污狼藉，无可讳言；体仁的为人，操守上没有问题，但是对人则打击报复，无所不至。因为他们同样不是为的国家前途，凭着这一点共同之处，所以最初可以合作；而由于他们的主张不能一致，所以最后必然要分道扬镳，这是他们的人生态度所决定的。

他们都是内阁大臣，都担任过首辅，但是都没有把国家的重任完全担负起来。这件事能责怪他们吗？不能，因为这是明朝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明太祖开国，是有左、右丞相的，其后杀的杀了，逼死的逼死了，他没有丞相，自称把行政大权分给六部，其实用人行政的大权，不是六部掌握得了的，一切都在皇帝自己的手里，他是自己的首相。这样的作风，由成祖继承着。那时已经出现了学士和大学士，他们的职责，主要是为皇帝撰拟诏旨，是皇帝的秘书，没有实权。后来的皇帝不一定都能切实地担负起掌握政权的工作，因此在不知不觉中，政权就旁落到首辅大学士手里。是不是大学士确实能掌握大权呢？也不一定。大学士只能拟旨，在这道拟定的上谕呈上以后，是否恰当，还得由皇上批红。当然，皇帝不一定都亲自批示，于是政权就落到太监手里。这种情况到熹宗时特别严重。如今是思宗了，他是一位切实负责的皇帝，可他还很年轻，又受到他的阶级意识的限制，他负责不了。在他下面的内阁大臣，谁也负责不了。“羲皇上人”确实是一位羲皇上人，在他手下的大臣固然不肯负责，要负也负不了。周延儒只知弄权纳贿，温体仁只知结党营私，至于国家大事当然由皇帝自己负责了。

崇祯十年，道周进右谕德，掌司经局。他上疏力辞，自称有七不如。所谓七不如者是：

品行高峻，卓绝伦表，不如刘宗周；至性奇情，无愧纯孝，不如倪元璐；湛深大虑，远见深计，不如魏呈润；犯言敢谏，清裁绝俗，不如詹尔选、吴执御；志尚高雅，博学多通，不如华亭布衣陈继儒、龙溪举人张燮；至圜土累系之臣，朴心纯行，不如李汝璨、傅朝佑；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不如钱谦益、郑鄤。

这时道周的声望，已经很高。明代的大学士，本来是皇帝秘书厅的秘书，所以东宫的官员，例如侍读、侍讲、中允、詹事之流，都可以通过会推进入大学士的行列。道周虽然没有入相，已经具有入相的资望。所以在体仁乞休、张至发为首辅的时候，他们极力阻挠道周，不让他成为东宫讲官。这件事引起项煜、杨廷麟的不平。至发说：“郑鄤杖母，见于皇上的明旨，道周自称不如郑鄤，那怎样可以辅导东宫呢？”

“郑鄤杖母”，是崇祯十年轰动北京的事件。郑鄤，武进人，父郑振先是相信扶乩的，因此家中供有乩仙。扶乩的时候，有时转、转、转，沙盘里发现字迹，这当然是乩仙的指示了。在今天我们是不会相信的，但是明代、清代，直至抗战后期还是有人相信的。明代严嵩当国的时候，专权纳贿，祸国殃民，倘使搏击严嵩的官员，没有乩盘的支援，是不会轻易取得胜利的。这位郑振先也就假借乩盘，在家中主持一切，掌握乩盘的就是郑鄤。一次，郑振先和他的老妻吵架，这时郑鄤掌着乩盘。一阵响动，沙、沙、沙，乩盘里沙粒在那里飞转，以后发现了字迹，要给振先的老妻一顿杖责。无可奈何，这位老太太只有受杖了。杖不一定是郑鄤执行的，但是操纵乩盘的是郑鄤，所以“郑鄤杖母”成为崇祯十年特大的新闻。

黄道周自称是“不如郑鄤”。郑鄤已经是“国人皆曰可杀”，那么不如郑鄤又当是怎样呢？可是道周还在那里自称“不如郑鄤”。重申一句，他说是“文章不如郑鄤”。

这一宗案件没有结束，崇祯十一年又发生了用兵部尚书杨嗣昌为大学士的事件。这次廷推的当中，杨嗣昌和黄道周都预名，这是说他们都是初当选了，可是在思宗做出决定的时候，嗣昌为大学士，道周落选。那时嗣昌的母亲初死，嗣昌尚在服中。道周上疏：

……天下无无父之子，亦无不臣之子。卫开方不省其亲，管仲至比之豭狗；李定不丧继母，宋世共指为人枭。今遂有不持两服，坐司马堂如杨嗣昌者。宣大督臣卢象昇以父殡在途，捶心饮血，请就近推补，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则闻丧者可不去；闻丧者可不去，则为子者可不父，为臣者可不子。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连苞引蘖，种其不祥以秽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张网溢地之谈，款市乐天之说，才智亦可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与之表里。陛下孝治天下，搢绅家庭小小勃豀，犹以法治之，而冒丧伦，独谓无禁，臣窃以为不可也。

道周这一道奏疏，持论是和当时的伦理要求完全符合；但是由道周上疏，是非常不合策略的。因为道周和嗣昌同时被推，用了嗣昌不用道周，这一道奏疏必然引起思宗的猜疑，认为是由于没有进用，因此对于嗣昌肆行攻击。当然这不是道周的本意，但是道周有责任慎重思考，以免引起思宗的猜疑。

七月五日思宗召集内阁及各部大臣于平台，道周也参与了。思宗和大臣们谈了一些事务以后，停了一下，问道周道：“凡无所为而为者谓之天理，有所为而为者谓之人欲。你连上三疏都在廷对不用之时，果无所为吗？”

道周说：“臣三疏都为国家纲常，自信无所为。”

“那为什么不早说？”思宗说。

“先时犹可不说，至简用后不说，更无可说之日。”道周说。

“清固然是美德，”思宗说，“但不可傲物遂非。唯有伯夷才可以称为圣之清，至于小廉曲谨，那只是廉，不是清。”

这个时候，思宗和道周，进行不止一次的辩驳。道周更激动了，他说：“唯有孝悌之人才能经纶天下，发育万物。不孝不悌者既然没有根本，更谈不上枝叶。”

一切议论都落到兵部尚书杨嗣昌身上。嗣昌身丁母忧，不但不解职奔丧，反而进用为大学士，因此成为当时朝廷公论的目标。这一次他也与会，实在按捺不住了。

“臣不生于空桑，岂不知有父母，”他说，“但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臣的关系是超越父子关系的。何况在东周列国的时代，可以去此适彼。现在是一统的时代，君臣的关系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但是仁不遗亲，义不后君，在君臣、父子之间，实在也无法偏重。臣已经四次上疏，力辞大学士之命；原希望群臣之中，有刘定之、罗伦这一辈，为臣代请，使臣得遂奔丧守制之请。可是一到京师，只听到黄道周人品学问，为一代宗师，没有想到他竟自称不如郑鄤。”

“是啊，”思宗说，“我正要问。”他再一次和道周说：“古人心无所为，今则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说。古之邪说，别为一教，今则直附于圣经贤说中，关系世道人心更大。还有你说不如郑鄤，这是什么意思？”

道周说：“匡章见弃通国，孟子不失礼貌。臣说的是文章不如郑鄤。”

在这中间，思宗和道周辩论的地方更多、更烦碎。平台接见，几乎成了他们二人交锋的阵地。

思宗非常愠怒，暴风雨就要来了，但是由于道周是一位深负众望的名臣，他还是控制着，最后说出：“少正卯当时也是闻人，可是由于他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辨，顺非而泽，记丑而博，不免圣人之诛。现在这样的人正有。”

道周看到这是对于自己的威胁，但是他毅然地说：“少正卯心术不正，臣心正，没有一毫的私念。”

这样的顶撞，激起了思宗的愤怒，但是他还是极力地克制自己。过了一阵，他说：“出去候旨。”

“臣今日不尽言，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陛下负臣。”道周说。

道周毅然地退出，等待思宗的谴责。

这是一场暴风雨，道周准备接受皇帝的处分，可是思宗也知道他是一名不怕死的侍臣。经过郑重考虑，最后决定把他连贬六级，降为江西按察司照磨。思宗在史家的评论中，是以操切著名的，但是他对于黄道周的处理，不能称为操切。

道周已经获得连降六级的处分，但是他总觉得郑鄤的处分太严重了，也还想为他申辩。这个主张他提出来和陈子龙商量。

子龙对于郑鄤理解得更深刻。他知道郑鄤的文章虽好，可是人品很差，一般人对他也不谅解。当日和他的交往本来是一件错误，目前只有把他抛弃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经过这一场申说，道周也就不再追问了。

狱中的郑鄤对于子龙这一番的议论是知道的。原来他把一线希望寄托在道周的申救方面。他知道这个希望是渺茫的，但是希望究竟是希望，可是由于子龙的进言，道周撒手不问了。希望的破灭，完全出于子龙的对策。郑鄤由绝望转变为愤恨，再由愤恨转变为仇视。他下定决心，要把子龙拖下水。他的阴险的策略正好证明了子龙认识的正确。

明末的北京是一个特务横行的城市。总机关是东厂，东厂的侦骑布满在这个城市里，最后都归结到当时的皇帝。皇帝是一位多面性的领导者，他处理国家大事，同时他也掌握当时的特务。这是思宗中期以后人所共知的现实。郑鄤知道这个现实，因此他就决定沿着这条线索进行对于子龙的陷害。他的主要策略是自己既然要死，他决不让陈子龙独活。他有的是文采，因此他写成文章，特别提到平生交游之中，唯有子龙是一位能救人急难的义士，对于任何陷入困境的人才，无不急予营救。即如他郑鄤这样一个身犯不测之罪的人，子龙也是竭力相助。写了文章还不算，他把这一篇得意之作，刻了板，在北京市区广泛流传。当然郑鄤自己也并不望生还，他所希望的是子龙也会以殉葬的资格和他同归于尽。事实上，这篇文章要是落到思宗手里，子龙的前途是可以预料的。

北京侦缉的机构是东厂，可是还有逮捕的机构锦衣卫。所幸锦衣卫的负责人吴梦明和子龙是朋友，他看到了这个文件，立即吩咐部下把全部材料急予销毁，子龙才算幸免于难。至于郑鄤，他还得在监狱里蹲着，直到崇祯十二年八月由思宗下令在北京磔成一百多块。据说当时的药铺工作人员都在那里伺候着，准备收取郑鄤的残骸作为药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子龙在殿试中，只考得一个三等。三等的人才，照例是分配各部或各省的。子龙先到刑部实习三个月，重行分配，指定到广东惠州担任审判工作。离开北京，到达瀛洲以后，他得到继母唐宜人的讣闻，立即请假回家治丧。

回到松江以后，子龙和朋友们把南园这一座达官贵人的别墅转变成一座出版的机构。他和他的朋友宋徵璧、徐孚远、李雯等一道工作，首先出版了一部五百卷的《皇明经世文编》。从这部书的目录，我们看到三十一岁的青年，要完成这样一部著作，要花费多大的精力。

子龙在序中自言：

明兴二百七十年，海内治平，驾周漂汉，贤才辈生，勋在竹帛，而遗文绪论，未有统汇，散于江海。盖有三患焉，一曰朝无良史，二曰国无世家，三曰士无实学。

夫金匮之藏，非远臣所知，然有大纂修，莫不载在方策。永乐中命阁臣士奇等辑《名臣奏议》，盖前代綦备矣。昭代之文至今阙焉。章奏贮诸省中以待纂集，幸无蠹败，率割裂其义，不足观。又古者大臣没，或求其遗书，副在太史，今无有也。汉之武、宣，及隋、唐之盛，遣使四出，悬金购书，今无有也。欲不散佚，安可得哉。故曰朝无良史。

六季以前无论矣，唐宋以科举取士，而世家鼎族相望于朝，家集宗功，藏之祖庙。今者贵仕多寒酸，公卿鲜贤胤，至有给简策于爨婢，易缃素于市儿者，即欲搜讨文献，微矣。故曰国无世家。

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抱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株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

积此三患，故成书也难。

夫孔子观于周，萧相收于秦，大率皆天下要书，足以资世用者。嘉谟令典，通今者之龟鉴，谋国者之兵卫也。失今不采集，更数十年，亡散益甚，后死者之责，其曷诿焉。予自幼读书，不好章句，喜论当世之故，时从父老谈名公伟人之迹，至于忘寝。及长而北之燕赵之郊，游京师，凡诸司之所长，轩之所及，见其人未尝不问，读其书未尝不藏，虽苦蹇陋，多所忘，然布诸载籍者概可见。庐居之暇，因相简辑。徐子、宋子皆海内英俊，予所禀则以幸厥成者也。虽挂漏缺失，不敢当托言之义，使权家尚其谋，儒家守其典，史家广其事，或有取焉尔。

或曰：昔汉东平王求太史公书，而大臣以为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地形阨塞在焉，不宜赐诸侯王。今此书多议兵食，论形势，国之大计，何以示人？余曰，不然。祖宗立国，规模宏远，先朝大臣，学术醇正，非有纵横奇诡之论也。夫王业之深浅，观于人才之盛衰，我明既代有翊运辅世之臣，而主上傍求俊乂，用人如江湖，则是编也，岂唯益智，其以教忠哉。

这是一部五百〇四卷、一万多页的大书，搜集明代五百家的作品。全书范围包括兵饷、马政、边防、边情、火器、贡市、番舶、灾荒、农事、治河、水利、海运、漕运、财政、盐法、刑法、钱法、钞法、税法、役法、科举等各个方面。这里很清楚地看到，子龙已经不是一位寻常的文士，他那些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议论早已不再提及了。他的期望只是如何能为那个动乱的时代服务。那么，他早年推崇前后七子的主张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但是现在他变了。在他三十岁的时候，他更了解他的时代，因此他不再是一位普通的文士，而是认识时代，决心为时代出力的志士了。什么秦汉派、唐宋派的理论，多半是文学史家的呓语，他们只理解分类归档，并没有理解那个时代的呼声。

次年是崇祯十二年己卯，子龙仍在松江南园，进行读书编辑的工作。《皇明经世文编》是一部浩繁的著作，那时虽然活字排印的办法已经发明了好几个世纪了，但是出版事业依然是用板刻，《经世文编》总共一万多页，单就储藏木版计算，要多到一座房子，可是子龙认定人民的生活主要还得依靠农业，这就使他想起了徐光启。

徐光启是明末的第一位思想家，在介绍西方学术思想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通天文、历算、火器、兵械、盐策、水利、农政，崇祯五年入相，那时正是周延儒、温体仁当权的时候，可是光启已经老了，不能有所建白，次年十月，年六十九岁卒。《皇明经世文编》录存《徐文定公集》六卷，是全书中特别受重视的著作。他的《农政全书》，当时没有定稿。子龙看到这部著作的重要性，他说：“故相徐文定公负经世之学，首欲明农，裒古今田里沟洫之制，黍稷桑麻之宜，下至于蔬果渔牧之利，以荒政终焉。有草稿数十卷藏于家，未成书也。予从其孙得之，慨然以富国化民之本在是，遂删其繁芜，补其阙略，粲然备矣。”从这些言论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子龙的目光，主要在于怎样对国家做出一定的贡献。当然，他为阶级意识所限制，实际上还是落眼于为这个时期的统治阶级服务。他所重视的是怎样安定人民的生活，从而维持这个国家的机构，他不可能理解这个王朝已经面临了崩溃的局势。

早在崇祯十一年，建州的侵略者已经闯入了青山口，这一次的来势很猛，建州的兵士和蒙古的兵士一齐来了，经过三日的急行军到达密云。蓟辽总督吴阿衡是负责这一带防务的，可是由于他早一天正在监视太监酆希诏那里祝寿，没有准备，醉梦糊涂地和敌人作战，在战争中牺牲了。侵略者的大军，继续不断地南下。

北京又一次准备防御战了。宣大总督卢象昇，率领总兵杨国柱、虎大威的军队进入易县，自己直进北京陛见。

思宗召集文武大臣到武英殿商讨对策。

“你的方略是怎样的？”思宗问。

“皇上命臣象昇督师，”象昇说，“臣象昇的主张是和敌人作战。”

当时北京城里已经透出消息，皇上是不主张开战的。事实也是这样。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的大部分在黄河以南纵横扫荡，朝廷的军队正在抵挡他们。现在建州的大队人马又冲破长城，扑向北京了。事实上，这里存在着一个安内攘外问题。是先安内，还是先攘外？三百年以后的问题，在思宗的头脑里正在提出。明代统治者和起义的农民军，是没有调和余地的，可是他们双方和建州统治者同样也没有调和的余地。起义军和建州是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但是在作战方面，意外地起了遥遥相应的作用。朝廷军队调到河南、陕西，镇压起义军的时候，建州即乘虚而入，同样地在朝廷军队调到河北抵抗建州侵略军的时候，农民起义军也大力发展。摆在思宗面前的正是这个问题。内阁大学士同时负责兵部工作的杨嗣昌正在隐隐地考虑是不是可以先行安内而后攘外，这就是说和建州统治者先来一个妥协，以全力对付农民起义的军队。他的这个主张也正在对思宗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武英殿开始讨论的时候，卢象昇直接提出对建州作战，这就使得思宗很震动，只是支吾着说：“朝廷从来没有谈到招抚的计划，这只是外边的谣传。”

象昇继续着说下去：“敌人进攻的策略，必须着着防备。他们可以直趋昌平，惊动祖宗的陵寝，摇惑人心，这是可虑的第一点。他们也可以直扑北京，动摇国家的根本，这是第二点。即使不能直趋京都，也可猛扑畿南，分攻各府，断我粮道，这是第三点。我军集中抵抗，作战只能限于一点，势必不能兼顾；分兵四应，那时兵力既经分散，胜利没有把握。兵少则不备，食少则生乱，这些都不能不有所准备。”

思宗听到象昇的陈述，觉得很满意，吩咐他和管理兵部的杨嗣昌讨论。

在象昇和嗣昌讨论的中间，象昇一力主战，嗣昌无从置议，只有吩咐他切勿浪战。象昇和他道别以后，自己骤马回到昌平。

象昇部下三万人扼守昌平，这时建州部队不断地南下，要进行阻击，已经很困难了。象昇下令部下诸将，各选精兵，在十月十五夜兵分四路，直袭敌营。这是一次决死的战争，约定刀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违令者斩。

军令由总督下了。但是总督之外还有总监，这时高起潜正以内监的身份，在前敌监军，他的地位实际在总督之上。起潜给象昇去信说：“只听到裴度以雪夜破蔡州，没有听说月夜出兵。还有，既然说是袭击，这只要用部分军队，没有调遣大军进行袭击的道理。”

象昇的主张，由起潜给以全面的驳回。一次又一次的阻挠，象昇竟无法进行作战，最后只能仍请嗣昌决定。象昇提出分兵的方案。这就决定以山海关、宁远的军队，由高起潜指挥，山西、宣化、大同的军队由象昇指挥。象昇在名义上是总督全部兵马，实际上不足两万人。

杨嗣昌正在暗中摸索一条和建州媾和的道路。事情是由瞎子辽东人周元忠暗中进行的。元忠能算命，能卜卦，在建州部队中有一些熟识的人物，嗣昌正利用这条不易为人注意的线索，进行摸底的任务，事情由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进行，但在当时的北京，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杨嗣昌来到象昇大营。象昇提起他的表字，和他说：“文弱，城下之盟，春秋耻之，这句话，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北京城中，口舌如锋，稍有不慎，袁崇焕之祸，是不会幸免的。”

这一说，嗣昌脸都涨红了，他说：“你这一讲，简直是要我吃尚方宝剑了。”

“不，”象昇说，“我既不奔丧，又不能作战，吃尚方宝剑的是我，不是你。”

这一次会议是没有结果的。建州大军不断南下。象昇由涿州进据保定，命令诸将分道出师。嗣昌认为象昇破坏了他向建州求和的计划，提出革去了象昇的兵部尚书虚衔，改为侍郎。不仅如此，他又借口云中、山西的边防紧急，由王朴把山西兵调出，象昇的两万军队，经过又一度的削弱，只能再向河北的南三府：大名、广平、顺德靠拢。这是象昇早年担任过地方官的所在，他的人缘极好。当地的父老到大营和他说起：“天下汹汹已经十年，总督出兵，万死不顾一生，可是奸臣在内，孤忠见嫉，不如退兵广平、顺德，号召义兵，一呼而起，十万可得。比孤军作战，要好得多了。”

人民爱戴的热忱，更激动了象昇，他的热泪从眼睛里流出，他说：“父老们的热情，我是非常感激的。自从我出兵以来，大小数十百战，从来没有败阵。可是现在手下的军队，经过一再分兵，只剩得五千人，事由中制，食尽力穷，我的死日就在旦夕之间，更不需要再累父老兄弟了。”人民只有把自己带来的粮食留下，没有粮食的留下了一升红枣。他们说：“红枣煮了，同样也能充饥。”

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象昇的军队到达钜鹿贾庄。高起潜的关宁兵在鸡泽，相距不足五十里。象昇遣参赞杨廷麟乞援，起潜不应。象昇至蒿水桥，遇建州兵。象昇居中，虎大威将左，杨国柱将右。第二天的早晨，战争开始，直至下午。象昇这一仗，呼声动天，炮尽矢穷，象昇身中三刀四箭，他终于倒下了。大威、国柱突围出走。

这一场的血战是崇祯年间畿南的一次大仗。在这里我们看到象昇的孤忠、杨嗣昌的首鼠两端和高起潜的拥兵不战。卢象昇是死了，他的死是死于敌人，同样地也是死于举棋不定的思宗、心怀两端的杨嗣昌和拥兵自卫的高起潜。但是从我们今天的认识看，卢象昇所考虑的主要还是与其以引兵撤退的罪名，受到斩首的处分，不如一战而死，流芳千古。我们以唐代的封常清和卢象昇相比，总觉得封常清是不可多得的。

象昇的败没，在北京城内引起极大的震动，同样地也影响松江城南的陈子龙。他那首《吊卢司马》是崇祯十二年的作品：

司马磊落姿，少小尚奇节。劲翮思风云，潜心访英杰。天性能挽强，奔腾骇超忽。初镇大河北，千里静车辙。秦盗走荆襄，南征气勇决。倚剑开烟尘，弯弓殪饕餮。每率百死士，当阵自排抉。跳荡贼垒穿，弗使锋刃缺。游魂阻蒙茸，逆徒诫驰突。天子顾北门，五原新秉钺。雄风振云沙，愤气视辽碣。三年汉月高，两载胡尘歇。欃枪缠蓟丘，公又在缳经。强起护诸军，赫赫专九伐。岂无推毂仪，恐有当肘掣。令多不易遵，将骄谁能罚。仓卒重围间，矢尽弦亦绝。当免文吏议，难为世人说。吁嗟钜鹿下，千秋转呜咽。生平有十骥（自注：上所赐及公自购马共十，名千里雪、五明骥、玉顶赤、桃花骢、豹花骢、紫骝、银青、燕色驹、赭白、菊花青。公有《十骥咏》），安忍事胡羯。尚思战场利，谁留春草龅？部曲既飘零，参佐半摧折。惆怅李蔡封，隐忍刘琨没。萧条烈士希，成败安可设。

从这首诗里，我们看到明朝末年两面作战的艰苦，同样地也看到卢象昇在战争中受到的牵掣。“岂无推毂仪，恐有当肘掣”，这就把象昇左支右绌的情况，婉转透出。这是从杜甫《八哀》诗脱胎的。

崇祯十二年正月，建州兵破济南，执德王，把在济南的许多郡王杀了。事前山东巡抚颜继祖奉命移德州，可是巡按和布政使、大小官吏，除个别以外，全部被杀。思宗下决心和建州作战，调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孙传庭仍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山东、河北军务。在建州和农民军双方压迫下，由于卢象昇败没，明王朝下定决心把重点移向对建州的作战，把对农民军的战争移到第二位。八月，洪承畴出山海关，至中前所，举吴三桂训练军队。十一月，以吴三桂为辽东总兵官，团练宁远军马。战争的空气又紧张起来。建州的部署是准备进攻锦州。崇祯十三年三月，洪承畴调祖大寿、吴三桂、刘肇基控扼锦州。两方的军队围绕着锦州布置起来。

对于张献忠的作战，这时在左良玉的进攻下，也获得一次胜利，这就是所谓的玛瑙山之捷。献忠精锐俱尽，只剩得一千多人，直走兴山、归州山中，以后再进入兴安、房县一带，正是深山老林，朝廷的军队，不敢深入，献忠就在这里重行集合起来。

在北京城里，围绕着黄道周的问题，又发生了一次骚动。道周降到江西布政司都事。这本是安置闲散人员的一种虚衔，因此道周竟没有到任，问题本来不大。可是江西巡抚解学龙把道周着实表扬了一番，向思宗提名推荐。这正是在创疤上撒盐，给思宗以非常强烈的刺激。上谕下来了：“道周党邪乱政，学龙抗藐，着除名廷杖，下刑部狱。”这是崇祯十三年四月的事。八月间，他们解到北京。户部主事叶廷秀请求宽道周狱，忤旨，廷杖一百，除名。思宗的作风，一直都是雷厉风行的。

这一年道周被逮道过淮南时，子龙母丧已除，正准备进京呈请起复，听到道周被逮的消息，到达北京寓所以后，他立即请求当局，为国家惜此人才，可是到处碰钉子。大家皱着眉头，认为朝廷意图，无法猜测，冒昧进言，可能反而对于道周不利。

子龙也知道大官们阅历多了，维护着头上的一顶乌纱帽，未必愿意多话，正如唐代诗人韩愈在《石鼓歌》里所说的“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媕婀”。那怎么办呢？他想起思宗最近在新科进士之中提拔一些人做了翰林、御史。他想这些人是皇上信任得过的，认为他们没有偏党，只要他们提出意见，道周一定可以从宽处分的。他和他们讲了，可是他们只是笑笑，没有做出什么具体的答复。

黄道周的得罪，主要由于他反对杨嗣昌的起复。这是在遭父母丧之后，奉旨不奔丧守制的一种特例。杨嗣昌起复了，论他不当起复的人得到处分，在当时的社会里，都认为这是很不正常的。道周这次提到北京后，子龙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可是于事无补，那他只有上疏，请求准予终养。他提出母丧虽然已除，但是祖母还在，现在父亲、母亲都去世了，只有请求准予回籍，奉养祖母。当然，这是疏中的语言，他的本意是讽刺杨嗣昌的不能奔丧守制。这道奏疏上去以后，通政司的负责人说：既要奉养，那就不用进京；既经进京，也就谈不到奉养。通政司是负责把这些奏疏上呈皇上的，既然他们拒绝上呈，子龙只有就选了。这一次的分配是浙江省绍兴府的推官，这是说到那里去当司法官了。浙江距松江不远，在分配的时候，多少还有一些照顾的意思。

子龙南归了，在他到达邵伯驿的时候，遇到道周。他们正在谈论京中的情况，可是京中的校尉正在催促上道，子龙无法，只有向道周道别。后来他有《寄献石斋先生五首》，其中一首，叙述这次的会见。

烈风萧条吹百羽，朱凤葳蕤适南土。罗毕如云不见天，秦人高歌楚人舞。出门不向妻子辞，八尺银珰五色组。虎须校尉红锦裘，峨舸大艑下江州。蛟龙娟娟碧沙静，日月冥冥青枫秋。赭衣墨帻安鱼服，予亦相逢淮水曲。京华时事不足论，惨淡相看日弥促。镰刀谁留门外兰，庖厨肯恕山中鹿。可怜举世学浮沉，烛龙回照杳难寻。苍茫不解时人意，慰藉还凭明主心。我有短札置怀袖，安能一矢千黄金。平生风义惭师友，陈蔡相从但鼓琴。（自注：庚辰秋师被逮至淮南，予遇之。）

子龙匆匆间回到松江，遇到张溥。他们谈到道周这一次进京，很可能受到廷杖。

子龙说：“石斋先生本来很清瘦，道途跋涉，再受到一次处分，情况真是不堪设想。”

“是这样的，”张溥说，“可是还有办法可想。大不了我破家输资，总还能为石斋留下一条性命。”

张溥怎样为道周处分这件事的，没有留下记载来。我们只知道孙承泽曾和锦衣卫指挥骆养性谈起。养性说：“执行廷杖的时候，总是有办法的。要是黄先生在廷杖中死了，我算什么人呢！”廷杖也和当时一般的笞刑一样，在执行当中，有一定的窍门。有些人打得皮开肉绽，其实并没有损伤内部组织，经过一定的调养以后，受杖的依然可以恢复原状；有些人即使表皮上看不到伤痕，可是损伤肌理，影响内脏，甚至可以当场殒命。这一切都和执行者的内心活动有一定的关系。

这五首诗中的另外一首又说：

阊阖门开翡翠城，凤凰十二相和鸣。碧血一洒玉阶裂，惊雷急电何时平。门生往往自引匿，故吏不复来通名。贾彪奔走何侧促，曹鸾上书翻桎梏（自注：谓叶、涂诸公也）。钩连几作甘陵部，相将同入黄门狱。绯衣狱吏行生风，黄封小匣排当中。更番榜掠不知数，但称汝罪如山崇。小臣万死不足惜，圣德如天辉简策。带血晨兴写《孝经》，和枷夜卧编《周易》。爰书一旦出风尘，薄谴由来湘水滨。万里同声颂明主，海内相看似古人。（自注：辛巳师自诏狱得论戍）

道周下狱时，不仅连累了江西巡抚解学龙，一同下狱，同时也连累了其他申救的官员。最后户部主事叶廷秀、监生涂仲吉提请申救，他们也一同下狱了。注中所言叶、涂诸公者指此。刑部尚书李觉斯拟定两人罪状，发烟瘴地区充军。思宗认为处分太轻，把觉斯的官也罢免了，由新任刑部尚书刘泽深判罪。泽深提出的处分意见，依然是发烟瘴地区充军。

思宗很愕然地问道：“为什么？”

泽深说：“学龙和道周的罪名，到烟瘴地区充军，足够了。再重一些便得处死。可是本朝从来没有因为建言处死的前例。道周没有封疆、贪酷的大罪，而有建言被杀的美名。从道周说这不是坏事，可是从皇上说，不是宽大的盛德。皇上所不愿的是百官的结党营私，可是道周的所作所为，只是托诸空言，即有一二知交，先后已经罢斥，没有什么需要从重处分的。皇上对于道周，并没有任何大恨，万一圣意转圜，恐怕悔之无及了。”

经过这一番讨论，最后决定由道周永戍广西。当他在狱中的时候，他每天在那里诵读《周易》，抄写《孝经》，一切都很正常，正如诗中所说的。

是什么使得思宗这样地深恨道周呢？主要还是由于道周和杨嗣昌的对立。嗣昌在那里考虑如何解决朝廷和建州、农民军的三角斗争的问题，他的后台是思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