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1922—1 第五十八章　奉直战争爆发和奉军败退出关

一　奉皖两系对吴佩孚的初步回击。张作霖向曹锟提出三条件。曹锐代吴佩孚发出的蒸电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九日，吴佩孚和六省直系军阀加足火力发出的一个电报，终于迫使梁士诒请假前往天津。一直到这时为止，张作霖对吴的挑战行为采取了不应战的态度，这是由于直系兵力相当雄厚，奉系有所顾忌，不愿单独作战。张作霖希望北伐军首先发动，皖系起而响应，然后他所勾结的安徽督军张文生、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省长刘镇华等也都在直系的心脏地区及其周围地带动作起来，同时还利用一批下台的失意军阀，煽动他们的旧部[1]，从四面八方打击直系，使直系陷于重围，顾此失彼，奉系一举手之劳就可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时，奉系和孙中山及皖系的反直三角同盟虽已成熟，但是北伐军受制于陈炯明不能出发，这个联盟还不能起配合作战的作用，张作霖只得捺住火性，等待时机。

直系方面，曹锟和他的兄弟曹锐（直隶省长）始终抱有息事宁人的心理。曹锟一再约束吴佩孚切勿孟浪从事，并派直军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奉天人）三次到沈阳表示善意，张作霖也派察哈尔都统张景惠到保定回聘。曹锟建议撤退北京及直隶境内的奉军，以免直奉两军因防地逼近而引起冲突。张作霖表示了同意，就派张景惠主持关内奉军撤退事务。这一协议使直奉两系的紧张局势大见缓和。

一月二十六日，北京财政部发行盐余公债九千六百万元，指定以关税提高至值百抽五所增加的收入为公债基金，用以偿还以盐余为担保的内债七千余万、外债二千六百余万。可是，本国银行界所组织的“盐余借款团”公布此项债款共有一亿元，与财政部公布的数目不相符合；而且，这一措施有利于操纵本国银行事业的交通系，而外债又以日本为最多，因此直系军阀怀疑新旧交通系为奉军张罗战费，全国各方面也都怀疑此中有不可告人之隐。在直系指责和舆论的督促下，北京政府只得组织“偿还内外短债审查委员会”，由审计院、检察厅、银行团共同组成，指定以司法总长董康为委员长，负责审查此项债款有无弊端。

一月二十五日卢永祥通电，对内阁问题有所表示。电报说：“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倘以‘为国锄奸’为名，反为巧宦[2]造机会，国人良知不昧，终必抵死力争。”这个电报是皖系军阀为他们的同盟者打气助威，对吴佩孚的初步回击。接着，三十日张作霖电请徐世昌公布内阁办理鲁案交涉的经过情形，并且话中有刺地说：“事必察其有无，情必审其虚实。倘事属子虚或属误会，则锻炼周内以入人罪，何以服天下之人心。……若以爱国之热诚，转而为祸国之导线，以演出亡国之惨剧，试问与卖国之结果有何差别！……愿钧座采纳卢督所陈‘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二语，不致令以‘为国锄奸’为名者，反为巧宦生机会。尤愿钧座饬纪整纲，使天下有真公理，然后国家有真人才。倘彰瘅不明，是非不辨，则作霖必随贤哲之后，为民请命。”这个电报暗示吴佩孚干涉内阁是一种破坏纪纲的行为，如果徐世昌不能制裁，他就要联会其他力量代替北京政府加以制裁。以上皖奉两系一唱一和的示威电发表后，直奉两系的紧张局势便又加剧。

曹锟兄弟为了缓和局势，忽又改变主意，曹锐亲自到沈阳挽留关内奉军，并解释攻击内阁是吴佩孚的个人行动，与他们兄弟无关。张作霖也就表示他所恨的只是吴一人，并不涉及自己的亲戚弟兄。

二月二十五日，徐世昌通电表示关于内阁问题的态度。电报说：“中枢进退，皆属本大总统之职权，而本大总统于人才进退之际，但期有利国家，初无丝毫成见。至于整饬纪纲，则本大总统职责所在，不敢不勉。”徐世昌把内阁问题的责任归在自己的身上，意在保全张作霖的面子，同时暗示可以“训斥”吴佩孚以平张作霖之气。另一方面，他又准备罢免梁士诒以息吴佩孚之怒，而用梁内阁的陆军总长鲍贵卿继任内阁总理。鲍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这又是见好张作霖的一种做法。他还放心不下，叫鲍自己到沈阳去商量。不料张作霖不买这笔账，沉下脸色来向鲍说道：“霆九，你如果要过总理的瘾，可以自己上台，何必跑来问我！”这样，鲍内阁便流产了。

由于段祺瑞已从北京逃走，孙中山又表示可以出兵北伐，张作霖对直系的态度便日益强硬起来。他以“换防”为名，动员大批奉军入关。吴佩孚接到这个情报，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于是曹锐大起恐慌，三月八日以“祝寿”为由，再到沈阳乞情[3]。张作霖对待他虽然仍像往日一样，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政治问题，就“顾而言他”，使他满肚子的话都说不出来。他只得找孙烈臣打听消息。孙说：“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曹锐指天誓日地表示他们兄弟决不会纵容部下干出对不起亲戚的事情来。张作霖才开门见山地提出三个条件：（一）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二）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三）梁士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张作霖决心与吴佩孚硬拼一下，如果吴敢于反对梁复职，他就加以“反抗元首”和“军人干政”的罪名，胁迫徐世昌下令加以讨伐。

就在这时候，北京查账大员董康提出了一件大参案，指出盐余借款中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假公济私的不法行为，建议法庭票传财政当局和有关人员到案对质。财政总长张弧看见风色不佳，弃职逃往天津。吴佩孚抓到这个题目，又大做文章，称赞董康为“包公再世”，要挟北京政府立刻下令将张弧撤职查办。这样一来，气得张作霖声色俱厉地质问曹氏弟兄，究竟有无约束吴佩孚的能力，如果没有，他就代替他们弟兄重重地教训吴佩孚一下。在张作霖的盛怒之下，曹锐胆战心惊地赶回到保定，要求曹锟以重大压力制止吴佩孚乱说乱动。

曹锟电召吴到保定面商重大问题，吴借口忙于军务不能分身。这样一来，曹锟也就火气大发，表示如果吴敢于一意孤行，他们兄弟将在张、吴两人之间宣布中立。吴听到这个消息，才松了口气，表示一切问题请“老帅”作主，自己绝对服从。

由于事机十分危迫，曹锐便代吴拟就电稿，于三月十日发出。这个电报解释五点：“（一）元首提梁士诒组阁，张、曹两使均赞成之，佩孚反对梁氏乃反对其媚外政策，根本不牵涉他方。（二）佩孚服从曹使，对于张使挟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反对也明甚。（三）共和国家，内阁失政，国会得而弹劾之，人民得而攻击之，不能因佩孚反对梁氏，疑为奉直间别有问题。（四）奉直譬之人身之元气，而内阁股肱也，不能因股肱有疾而自戕元气。（五）张、曹两使遇事和衷，初无芥蒂，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容实无畛域之见。……以上各节，均证明谣言之不足信，挑拨者别有用心。……”

二　徐世昌任命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奉军大举入关，曹锟下令直军不得抵抗。张作霖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卢永祥建议召开天津会议解决直奉争端。吴佩孚等宣布张作霖罪状。张作霖到军粮城指挥作战

华盛顿会议后，梁士诒既不辞职，又不销假复职，代理总理颜惠庆坚决不肯再代下去。徐世昌要求直奉两系推荐一个双方可以同意的内阁总理，张作霖仍然表示“拥护元首，应由元首主持”，吴佩孚也表示“军人决不干政”。徐世昌得到密报，张作霖准备向全国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其目的在于恢复旧国会，改组北京政府，驱逐“元首”下台，因此三月十二日他通电各省，催促办理第三届国会的选举。这是他苟延残喘，避免政变发生的一种作法。但是内阁问题必须决定，无政府的状态必须改变，否则政变发生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四月八日，徐自作主张，任命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

徐作出这个决定，具有以下四个原因：（一）让梁士诒下台，就对得起吴佩孚了；（二）梁、周同属旧交通系，楚弓楚得，也算对得起张作霖和梁士诒了；（三）周刚从美国回来，向美国借款大有苗头；（四）周对自己的感情很好。不料命令发表后，梁士诒首先提出抗议：“内阁未被批准辞职以前，只能由原班阁员代理总理，周自齐并非阁员，代理总理是违法的”。徐乃于九日倒填八日的日期发表命令，任命周自齐署理教育总长，并发出更正电报，在“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的命令上补进了一个“兼”字。这种欲盖弥彰的作法，对徐并未带来任何好处，而且直奉战争就要爆发，内阁问题已经不居重要了。

在奉直两系摩拳擦掌的时期，西方国家多方支持直系：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运兵；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为；北京外交团并曾警告奉直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

四月三日，各省直系军阀托词祝贺吴佩孚的生辰[4]，云集洛阳，讨论对奉作战计划。曹锐也来祝寿，硬拉吴同往保定，吴却坚决不去。为了分化奉皖同盟，吴曾派人到浙江拉拢卢永祥[5]，但未收到效果。

从四月十日起，奉军络绎不绝地开进关来，以军粮城为大本营，从军粮城、马广、静海一直开到德州附近。十五日，奉军改名为镇威军，设总部于山海关，以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为兵站总司令。这路奉军本来准备继续开往徐州，会合张文生的新安武军，从陇海路进攻河南，并约河南督军赵倜为内应。另一路奉军于十七日开抵京汉线的长辛店。一直到这时候，张作霖还鬼话连篇地说，“直奉本属一家，北洋团体万无破裂之理”（致杨以德的电报）。他还下了一道手令，严禁天津奉军损害曹家的一草一木。

曹氏兄弟对奉军进逼，节节退让。奉军开到天津前，曹锐将省长公署的文件用具席卷而走，派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代理省长，所有驻津直军均撤回保定，文武官吏也纷纷避居租界。奉军还没有开进德州，驻德州的直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曹锳（曹锟的第七弟）就弃职出走，曹锟派张国熔代理师长，并将该师撤回正定。曹锟还电令津浦路沿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及德州兵工厂均须让交奉军，并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汉口，表示愿意下台。

可是洛阳却另是一番气象：吴佩孚从四面八方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军队，将第二十三师调往保定，第二十四师调来郑州，并令陕西督军冯玉祥迅速调兵前来应援。

四月十九日，张作霖发出电报，建议召开和平统一会议。电报说：“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凡有害民病国，结党营私，乱政干纪，剽劫国帑者，均视为和平统一之障碍物，愿即执殳前驱，与众共弃。至于统一进行，如何公开会议，如何确定制度，当由全国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共同讨论，非作霖所敢妄参末议。……作霖此举，悉本于良心主宰，共谋统一者为同志，破坏统一者为仇雠。披坚执锐，所不敢辞。”第二天，他又电请徐世昌主持召开全国统一会议，如果有人敢于反对，他就武力对付。其实，这个电报是对吴佩孚的挑战书，他所建议的统一会议就是孙、段、奉三角同盟所预定的恢复旧国会、推翻北京政府的一个发动机关。

卢永祥首先通电赞成召开统一会议，何丰林、李厚基、张文生都有通电附和。

张作霖发出皓电的同一天，吴佩孚在回答直隶省议会呼吁和平的效电中，表示了和平无法保证的意见。电文写道：“佩孚对于奉军，上月蒸电业已明白表示。乃直军未越雷池一步，而奉军大举入关，节节进逼。年来中央政局纯由奉张把持，佩孚向不干涉，即曹使亦从无绝对之主张。此次梁氏恃有奉张保镖，不惜祸国媚外，而为之保镖者，犹不许人民之呼吁，必庇护此祸国殃民之蟊贼，至不惜以兵威相胁迫。推其用心，直以国家为私产，人民为猪仔。诸君代表三千万直人请命，佩孚窃愿代表全国四万万人请愿也。”

直系诸将对于曹锟的不抵抗方针，一致表示不满，而曹锟也看出退让无补于事，又因直军已开赴琉璃河布防，为了保全地位，他才下了抵抗奉军的决心。他向秘书口授一个电报打给吴佩孚：“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样办，我就怎样办。”秘书打算改作文言发出，曹锟说：“不必了，就用我的话打给他吧！”

二十一日，卢永祥忽又建议请曹、张两人到天津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议，讨论双方撤退军队，和平解决。这个建议得到田中玉、齐燮元、何丰林、陈光远、张文生的一致支持，他们请卢领衔发起一个联合调停会议。同一天，徐世昌请出张锡銮、赵尔巽、王士珍、王占元、孟恩远、张绍曾六个“和事老”，提出同一性质的调停建议。原来奉直两系将由冷战转入热战的时候，各方面的形势都对奉系不利：孙中山已经回到广州，北伐军暂时不能发动；海军总司令蒋拯在上海表示了支持直系的态度，卢永祥受到牵制；冯玉祥的军队迅速开往河南，赵倜也不敢动了；张作霖分化直系也并未取得效果。看来，反直联合战线仍然不能发挥作用，这场战争将由奉军独力作战，因此张作霖又想推迟战争，皖系就提出了这个掩护奉系退却的建议。而徐世昌也看出，直奉战争无论谁胜谁败，他的地位都难于保全，所以也千方百计地企图把紧张局势缓和下来。

但是利在速战的吴佩孚不肯终止这场战争。也就在二十一日，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田中玉、赵倜、萧耀南、冯玉祥、刘镇华联名通电，痛斥张作霖“借口谋统一而先破坏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表示了他们的应战态度。同日，曹锟通电反对张作霖的“武力统一政策”，认为如果要召开统一会议，奉军必须撤出关外，否则“公论将为武力所指挥”。

在直系的联名电报中，田中玉、赵倜、刘镇华都是被吴佩孚硬拉进来的。田中玉、李厚基、阎锡山在奉直两系的斗争中都有“局外中立”的倾向。甚至齐燮元也不愿意列名，他已宣布“保境息民”，还通电附和卢永祥的调停建议，只因萧耀南质问他为什么要置身事外，他才被迫列名。电报发表后，卢永祥质问他为什么要违反自己的诺言，与吴佩孚同一鼻孔出气，使他大伤脑筋。

二十三日，张作霖通电反驳曹锟所称奉军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的说法，他说奉军入关是得到徐世昌和曹氏弟兄的同意的。张作霖同意卢永祥的建议，如果曹锟肯到天津，他也愿意前往。二十五日，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名单同前）联名通电宣布张作霖的十大罪状，当天吴就到前方督战去了。

二十六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冯自兼师长）、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及北洋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张锡元）各部到达洛阳。吴佩孚本拟与冯见面一谈，因为前方军情紧急，只得先一天出发，留下手令派冯为援直陕军总司令并代行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职权，后方各军均归节制。冯军的迅速开到，使赵倜的宏威军不敢轻于发动，吴佩孚能够竭尽全力应付前方军事，这对决定奉直战争的胜败起了重大作用。

由于卢永祥的建议不为直系所接受，奉系终于被迫不得不出于单独作战之一途。二十五日，张作霖通电揭破曹锟的两面派作风[6]。二十九日，又把他自己推倒靳内阁的政治内幕公开说出[7]。但在二十八日的宣战通电中，却只集中火力攻击吴佩孚，并未涉及曹锟。在奉系军阀张作相、张景惠、汲金纯、吴俊升、孙烈臣的联名通电中，也只宣布吴的罪状，并称“罪在吴氏一人，与曹使无涉”。

二十六日，徐世昌下令双方军队撤回原防。外交团照会北京外交部，必须切实遵守辛丑和约，确保北京至海口的交通完全无阻，奉直双方军队不得进入北京城。

二十九日，张作霖到军粮城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以孙烈臣为副司令，即日下了奉军的总攻击令。

三　直奉两军在津浦、京汉两线接触，奉军因第十六师倒戈全面溃败。徐世昌下令惩办梁士诒等

直奉军的战争，东路在津浦线，西路在沿京汉线及其以东地区进行。奉军东路总司令张作相驻落垡，所属有张作相自兼师长的第二十七师及骑兵集团司令许兰洲、张作霖的卫队旅旅长张学良等部。开战前，这路奉军缩短防线撤回到马厂以北。西路总司令张景惠驻长辛店，属有张景惠自兼师长的奉军第一师及第十六师师长邹芬、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齐占九等部。直军西路吴佩孚的笫三师在琉璃河，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在固安，东路张国熔的第二十六师（后来加入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在马厂。直军步兵是久经战阵之师，奉军则以骑兵和炮队见长。直军虽有飞机助战，但未发挥作用。吴佩孚命令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调动海筹、海容两舰驶赴秦皇岛，江利、江元、楚同、楚谦四舰驶赴大沽口威胁奉军后方，由于帝国主义者根据辛丑条约不许中国在京奉路线及其沿海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这些舰队也未发挥作用。

二十九日战争开始，北京可以听到长辛店传来的隆隆炮声，不少外国人前往战地观战。徐世昌除命令各省切实保护外侨外，还下了一道责成双方军队停止攻击，迅速撤兵，听候查办的命令，当然不会有人加以理睬。

从战争开始的一天起，帝国主义报纸各自替自己的工具宣传胜利，西方国家说直军胜了，日本说奉军胜了。实际情况是，东路直军败退任丘、河间，西路直军在奉军的优势炮火下也没有进展，而奉军骑兵从京汉线以东地区纵横扫荡，迫使直军退到路线附近，正面直军阵地也几乎动摇起来。因此，西方国家报纸又闭门造车地说，这是吴佩孚的诱敌之计，不日包围反攻，奉军就要站脚不住。

从四月二十九日到五月三日，直奉双方也都捏造事实吹嘘自己的胜利。张作霖俨然以战胜者自居，每天都有告捷电发表。直军随心所欲地发布号外说，北京政府已将张作霖免职，派张锡銮为东三省巡阅使，冯德麟为奉天督军。其实，北京政府在奉军的控制下，不可能发表这样的命令。

五月四日，西线奉军忽然发生变化，第十六师停止战斗，并牵动全线奉军土崩瓦解退回到北京来，当天长辛店就被直军占领了。第十六师原系已故直系首领冯国璋的旧部，师长王廷祯被奉系赶走，改派邹芬继任。奉系把该师摆在前线攻打直军，正和两年前皖系把原属直系的第十五师摆在前线充当先锋一样，他们遇有适当的机会，就要倒戈相向或者不战而退，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第十六师倒戈是奉直战争决定胜败的重大因素，当天退回到北京的奉军以及原驻北京的奉军，都被惯于打落水狗的北京驻军包围缴械，西线奉军就被消灭了。

当天张作霖还到落垡来企图挽救颓势。由于西线牵动了东线，奉军的斗志完全消失，他才匆忙地回到天津下了总退却令，第二天又仓皇逃往滦州。张景惠留在北京“待罪”，并电劝曹锟“勿为己甚”。北京政府也并未问他的罪，不久还授为安威将军（五月二十九日）。

五月五日，徐世昌下令：“奉军即日撤出关外，直军退回原防，均应听候中央命令解决。”这位胆小总统仍然害怕张作霖，不敢加以惩罚，但是为了讨好战胜者，不得不再下一道命令，指叶恭绰、梁士诒、张弧三人为战争祸首而加以通缉。梁本来列在第一名，徐觉得过意不去，用笔一钩把他排在第二名。周自齐和梁是几十年老朋友，他在命令公布前，打长途电话劝梁离开天津，并且解释本人处境困难，不能不副署这道命令，梁却大肆调侃，悻悻地把听机挂上了。

五月七日，梁士诒化名高信，叶恭绰化名曾敏勋，张弧化名孙虚曲，自天津乘芝罘丸逃往日本。

这次直奉战争，经过一年多的冷战时间，打了六天就告结束。张作霖除损失关内地盘而外，并未受到致命的打击。吴佩孚早期在东北做过军事间谍，懂得东三省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势力范围，如果出兵关外，必然会引起关东军的军事干涉。他本来打算利用“奉人治奉”的口号，把对奉问题交给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奉天人）处理，而王承斌也并无出关追敌的勇气。同时，孙中山的北伐军已经改道江西北伐，吴佩孚必须拨转马头对付南方，也就没有余力把对奉战争进行到底了。

四　张作霖改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吴佩孚的颠覆活动未获效果。奉直两系在英美两国的调停下成立停战协定

奉军在京汉、津浦两线退却的时候，天津帝国主义驻军为了避免引起天津骚乱，准许奉直双方利用铁道及河流运兵，但奉军不得下车，天津周围二十里内不得驻兵的条约不得违反。五月七日奉军在滦州集中时，英国公使艾斯顿提出声明，如果开滦煤矿受到影响或者英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害，一定惟张作霖是问，如果京奉车不通，必要时拟派英军前来保护通车。

七日吴佩孚视察军粮城回到天津时，不少中外人士前往谒见，这个战胜者高谈阔论，大有昂然自得之貌。曾经做过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劝他适可而止，勿追穷寇，他瞟了这位老前辈一眼，很不礼貌地说：“以前提拔张作霖的就是你！胡匪扰乱国家，你应该负有责任，今天还来替他说话！”

吴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惩办张作霖。五月十日，北京政府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十日，又下令裁撤蒙疆经略使，并根据直系的意见，调任吴俊升为奉天督军，任命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同一天，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及沈阳各团体通电否认罢免张作霖的“乱命”。十二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独立，改称奉军总司令，并发表对外宣言：“对于友邦人民生命财产力加保护，所有前清及民国时期所订各项条约一概承认。此后如有交涉事件，请径行照会滦州本总司令行辕。自本月一日起，所有北京订立关于东三省、蒙古、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同日，北京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今后东三省一切事务，非经中央政府核准，概作无效。”

奉军战败后，日本外相内田发表了对东三省局势严守中立的宣言。《朝日新闻》公开著论反对“拘守中立”，主张进一步作相机的处置。内田宣言本来是外交烟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积极支持张作霖的，东京竟有“张作霖后援会”出现，可见他们是不会允许代表英、美势力的直军侵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的。

五月十日，王承斌率领第二十三师开到天津，吴佩孚就由天津到保定去了。此时，滦州英国领事出面调停，以奉军开回关外，直军停止追击为双方停战议和条件。十九日，奉军在英国的干涉下（借口保证开滦矿局的安全），由滦州退往昌黎，总司令部移驻榆关。二十日，东三省省议会宣布“联省自治”，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长。二十六日，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联名宣布：“自五月一日起，东三省与西南及长江同志各省一致行动，拥护法律，扶植自治，促进统一。”二十七日，张作霖回到沈阳。

奉直两军在榆关对峙时，五月二十六日，黑龙江绥芬河山林游击队司令卢永贵宣布独立，推举前吉林军师长高士傧为奉、吉、黑三省讨逆军总司令，将中东路五站及一面坡的驻军包围缴械，并乘火车由绥芬向西开驶：这支游击队只有二千人左右，他们和护路军警素通声气，又吸收了穆棱一带的两股“红胡子”，所以声势亦复不弱。他们原拟一鼓作气乘火车冲到哈尔滨，但当二十七日开到海林时，听到宁古塔驻军有一团人，恐怕这支军队截断他们的后路，因此下车来，占领海林作为根据地，准备先消灭这支军队再行前进。就在这时候，张作霖派张宗昌带领一批乌合之众，从哈尔滨乘火车冲杀前来[8]，在日本关东军的协助下，把这支游击队打得七零八落，高士傧、高秀峰兄弟和卢永贵都落荒而逃。六月三日，他们逃到珲春，投奔高的旧部邬营长，这位营长出卖了他们，六月五日接到张作霖命令，将三人就地正法。原来这支“奇兵”是与吴佩孚有联系的。吴到天津时，前任吉林督军孟恩远跑来找他，希望恢复旧有的权位。吴说，要做督军必须自己打天下，现成的督军是弄不到手的。孟找他的外甥高士傧商量打天下的办法，高自告奋勇，愿意取道海参崴到绥芬，策动旧部卢永贵起事。通过孟的介绍，吴就任命高为吉林讨逆军总司令，叫他回去放火。这是吴佩孚从堡垒内部攻破敌人的一个计划。由于高士傧盲目冒进，颠覆活动没有成功，反而送了性命，却替张宗昌制造了机会，从此他见重于张作霖，提拔他成为奉系的健将之一。高被杀后，吴向北京政府请求予以抚恤。

张作霖于六月四日改称“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又一次发表了“闭关自治”的宣言，并派孙烈臣为前敌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9]。奉军在秦皇岛附近陈庄、牛庄一带曾与直军前敌司令、暂编第一师师长彭寿莘，副司令、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10]两部接触，从六月八日战至十三日，奉军一度获得胜利，沈阳曾举行祝捷大会，大肆宣传。于是西方国家又出面来助直系以一臂之力，英国军舰借口保护开滦煤矿，派兵登陆，十三日沈阳各国领事联合向张作霖提出榆关战争影响国际列车安全的严重警告，同时直军也在九门口转败为胜，孙中山又在广州失败，张作霖才接受了以英国教士杨古、美国教士普来德为居间人的停战建议。十八日，直军全权代表王承斌、杨清臣，奉军全权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留号军舰上签定了停战条约，以榆关为两军界线，十九日起奉军撤出关外，直军除酌留一部驻防榆关外，大部撤回原防。关于张作霖的地位问题，北京政府拒绝撤销五月十日的处分命令，东三省省议会仍请张担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加推孙烈臣、吴俊升为副司令，对北京政府仍然保持了独立的姿态。

这次奉系失败，主要有以下各种原因。张作霖看不起吴佩孚，只愿与曹锟分庭抗礼，并且采取了以曹制吴的策略，可是事实上吴已经成为直系的核心，曹锟如果不跟吴走，自己就站不住脚。张作霖既已取得西北地盘，又要推荐张勋为长江巡阅使，企图进一步抢夺长江一带的地盘。张作霖既要包办内阁，又要控制北京政府的财权。张作霖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希望同盟者先动手而自己坐享其成。吴佩孚则把这次战争视为生死存亡之战，竭其全力以赴。奉军主力集中东线，而将不可靠的第十六师置于西线前方，蹈了以前张勋和段祺瑞利用非嫡系军队攻打头阵的覆辙，致使全部战线受到牵动。更重要的是，奉直战争是日本与西方国家争夺中国的反映，此时正值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陷于孤立，不可能采取露骨手段支援奉系的措施。此时中日两国的矛盾，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仍是主要的一面，张作霖包庇安福系、新交通系等亲日卖国集团，自己又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因此更加不得人心。

华盛顿会议后，东西方帝国主义获得了暂时的妥协，因此英、美两国一面支持它的工具直系军阀，一面又出面调停结束这场战争。西方国家出面调停湘鄂战争和直奉战争，其目的在于帮助直系军阀集中全力对付孙中山的北伐军。但是，由于东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并未根本解决，所以反映到中国来的是，奉直战争并未彻底解决，而奉直停战议和，也不能获致巩固的和平。

奉军失败后，日本曾将受协约国委托代为保管的一批军火（在海参崴）售予张作霖，西方国家虽然提出抗议，但是并无效果。

五　赵倜宣布河南“武装中立”，并派兵偷袭郑州。赵倜兵败出走，冯玉祥继任河南督军

奉直之战甫终，河南之战继起。

河南督军赵倜和吴佩孚的关系，前文已经说过。这位以“追剿”白狼起家的淮军宿将，这些年来一直过着“土皇帝”的腐化生活。一九二一年冬天，他的七岁幼子患了伤寒病，送往南关医院医治，他竟像三国时代的袁术一样，急得茶饭不思，终日六神无主。他的参谋长发起礼忏借寿，建醮上奏天廷，每位高级职员一律借寿五年，他自己带头愿借十年，合起来这位“小公子”应当可以活到三百多岁。“借寿”的活剧刚刚演完，督帅大人的“西屋太太”又做起二十大庆来。潢川县知事（县长）献了一双大红绣花缎鞋，鞋内用金线镂成“卑职车云谨呈”几个恭楷小字。这些龌龊史，河南人民觉得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赵倜的兄弟赵杰，绰号赵三麻子，是个无恶不作的豪门恶霸，赵倜派他当宏威军司令。吴佩孚曾调宏威军打湖南，赵杰在前线并未立功，事后保举他升任河南暂编第一师师长，他就在河南各地招兵买马，招来的兵士都是些横行霸道、强赊白吃的鸦片鬼和白面鬼。有一支驻扎临汝的宏威军，白天是“官军”，夜晚是土匪，老百姓纷纷到洛阳告状，吴劝赵倜兄弟解散这支部队，赵杰阳奉阴违。吴悻悻地说道：“赵倜之有赵杰，与张敬尧之有张敬汤没有多大区别。”

一九二二年春天，吴佩孚通电讨伐梁内阁，四面八方打电报请求各省军阀予以响应。赵倜既是吴的假兄弟和假亲戚，并在吴的肘腋之下，却又畏惧张作霖，在吴严词督促之下他才发了个不痛不痒的电报，一面向张作霖解释说，这个电报是被迫发出的。张作霖将这个电报转给曹锟，并附以按语说道：“你的部下强迫别人打电报反对我，你如果不能制止，我就代替你来制止吧！”曹锟又把张作霖的电报转给吴，叫他不要惹是生非。吴才知道他的老把兄是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因此派人到开封大兴问罪之师，问道：“这算不算卖友行为！我打电报征求你的同意，听不听由你，几时强迫过你来！”赵满面羞惭地说：“我上了别人的当。我久想辞职，而老弟却要挽留我。以后我在职一天，一切唯老弟之命是从。”吴就写信叫他速筹军饷三百万，暗示这是一个将功折罪的条件。赵的心腹大将赵杰、宝德全等都不以代吴筹饷为然：“我们军队的欠饷没有发，如果这样办，就会引起军队的解体，我们不能负责。”于是赵倜把心一横，决定不接受这个命令，一面又捏造有人要暗害他的谣言，在开封宣布戒严令，在郑州、中牟、开封布置了三道防线，又与山东田中玉、安徽张文生建立了三省攻守同盟条约，准备兵来将挡，要干就干。

江苏督军齐燮元自动要求加入这个同盟，于是三省同盟扩大为四省同盟，但齐暗中又向吴告发。吴得知内情，决定派王承斌继任河南督军。赵倜慌了手脚，毕竟送了四十万元军饷到洛阳。此时吴为了对付奉系，到处强讨恶索，就是与直系不合作的田中玉、李厚基，也不能不有所点缀。

四月上旬，各省直系军阀纷纷到洛阳祝贺吴的四旬晋九寿辰。赵倜虽非直系的嫡系，但因兄弟之亲和近在咫尺的关系，只得派赵杰前往祝寿。赵杰怕碰钉子，临上车时称病拒绝启程，并派兵扼守中牟以资防卫。这样一来，吴便从岳州调回第二十四师第四十七旅（旅长王为蔚）进驻郑州，并由第三师控制陇海路，四月十一日，京汉路客车因而停开。赵倜看见形势不妙，又软化下来，承认派豫北马志敏一旅参加讨奉战争，又将中牟军队撤回开封，十三日京汉路才恢复通车。

四月二十五日吴由洛阳动身到保定前，希望赵倜到郑州当面一谈。赵不敢不去，上车时痛苦地向送行者说：“我此去是赴鸿门宴，只怕今生今世不能再和诸位相见了。”说着，眼泪也掉了下来。他的手下人看见这种情况，七嘴八舌地把他劝下车来。接着吴又有电报调赵杰的军队开赴前方助战，赵杰不肯受调。其实，吴只想把赵倜和冯玉祥对调一下，叫赵去做陕西督军，或者把赵杰的军队调开河南，使他们弟兄不能在河南为非作歹就够了。由于以上种种事情，吴才断定赵氏弟兄决心与他为敌，因此叫冯玉祥以陕军援直总司令名义留在洛阳，监视他们的行动。

四月二十六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和陕军第一师胡景翼、第四混成旅张锡元等部开到洛阳。冯是赵氏弟兄的仇人，张锡元以前也被赵倜参劾过，两个仇人一齐开到，赵倜也断定吴迟早要动他的手，因此决心与奉军合作，想乘直奉军打得你死我活、难解难分的时候，联合同盟者共同出兵，扫荡直系在河南的势力。

直奉战争发动后，奉军在东战场和京汉路东侧都占了上风，吴佩孚不顾一切地调动军队支援前线，第十一师第二十一旅（旅长李鸣钟[11]）和第二十二旅（旅长张之江）的一团都被调走。除陕军第一师留在洛阳未动外，在郑州的只有第二十四师王为蔚一旅，笫十一师张之江一团，第八混成旅靳云鹗的一团（靳旅另一团在信阳）。这时，张作霖的告捷电报到处乱飞，张文生的老上司张勋一再催促安徽发动响应奉军，张文生又暗约赵倜同时动手进攻郑州。五月四日，张作霖又打来大获全胜的电报，同时赵倜派在北京的军事侦探打来一个“吴佩孚业已阵亡”的密电，赵倜便在当天授意河南省议会和各团体联名通电，痛斥吴佩孚盘据洛阳，干涉用人行政，勒派地方税捐，此次对奉用兵，又强迫河南出兵出饷；冯玉祥以前在信阳截留军饷，劫夺军械，现在又无端出兵侵入河南。接着，赵倜当天宣布“武装中立”，凡有加入战斗的客军，不论通过河南或者留驻河南，均须解除武装，否则认为破坏中立，即以武力对待。十分明显，所谓武装中立并不是真正的中立，而是发动战争的一个信号。五月六日，归德镇守使兼暂编笫二师师长宝德全、暂编第一师师长赵杰、豫东毅军总司令常德盛、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南阳镇守使李治云、豫北镇守使马志敏等联名通电，痛斥“吴佩孚盘据洛阳，分兵许郑，劫饷夺械，侵权干政，勒捐商款，剥削民膏，一面指派我军为调虎离山之诡计，一面嗾令陕督为假途灭虢之阴谋。以为鄂王可取而代之，豫赵何妨逐而走之。冯玉祥前在信阳劫饷夺械，侵权干政，一如吴之在洛阳。此次不知奉何人命令，无故出关，破坏中立。……”

赵倜的消息实在太不灵通了，当他进兵郑州之日，正是吴佩孚大破奉军于长辛店之时。五月五日，赵杰统率二十营，宝德全统率十营，先将京汉路丰乐镇的桥梁炸毁，并拆断彰德的一段铁路，以阻北来之师，即向郑州进行偷袭。他们在距离郑州只有五里的古城与直军接触，直军因寡众不敌败退。郑州守军公推靳云鹗为守城司令，飞调信阳靳军来援，这支靳军又在驻马店附近和尚桥被豫军击败，放弃信阳退入武胜关内，豫军又拆断李家寨、柳林的铁路，以阻南来的鄂军。五月六日，郑州形势更为危急，宝德全部绕道黄河南岸发动攻势，幸亏胡景翼率领陕军一旅（第一师第二旅岳维峻部）由洛阳赶来，匆匆下车抵御，才将豫军击退。七日，冯玉祥自己统率第三师第五旅、镇嵩军第三路、第十一师之一部及第一、第二、第四混成旅来援，郑州之围才得解除。这天吴佩孚发来急电，还认为进攻郑州是赵杰干的事，与赵倜无关，应当解散赵杰的部队，不必多所牵连。同一天，田中玉、陈光远、张文生、齐燮元联名通电调停河南之争。原来张文生在豫军发动时已下戒严令，准备履行攻守同盟义务，但因奉军失败不敢发动。田中玉、齐燮元都是张文生的同盟者，他们又把陈光远邀请进来参加调停，目的在于挽救赵倜摇摇欲坠的地位。吴佩孚因为对奉军事尚未解决，也就愿意迅速结束河南战争，暂时保全赵倜的地位。八日，赵倜下了停战令，并在开封找出吴的老上司裴其勋，联合中外人士组织“调人团”，于十日在郑州举行调停会议。九日，北京政府根据吴的意见将赵杰免职，即交赵倜依法查办。

但是，冯玉祥在离开陕西的时候，曾经声明决不回任。他替吴佩孚立了大功，吴不能不给他一省地盘以资补偿。十日，冯军仍向中牟进攻，豫军退守开封。冯不遵守吴的命令是吴所不喜悦的，但也不得不授意北京政府于十一日改任冯为河南督军，而将赵倜撤职查办，并令刘镇华暂兼陕西督军。

赵倜上了假情报的当，闯了一场大祸，不得不作下台之计，十一日责成宝德全维持开封治安，不许对客军进行抵抗。此时宝也通款于吴，吴命他解散赵杰的第一师，并保举他为河南军务帮办以资笼络。赵杰早已逃走，十一日宝关闭开封城门不许第一师败兵入城，败兵遂在城外大烧大杀，到十二日才被宝部击散。赵倜于十二日晚间离开开封向归德逃走。十四日宝到车站迎接冯玉祥，当场被扣并被秘密处死，所属第二师也被解散。因为宝保障城内秩序有功，冯挟嫌加以杀害，当地不少人为之忿忿不平。冯擅杀吴所笼络的人，从此吴、冯之间的关系也就蒙上了一道灰暗色的阴影了。

* * *

[1]　张作霖的座上客有王占元、张敬尧、吴光新等。此时张敬尧的旧部吴新田在陕南，王占元的旧部孙传芳、吴光新的旧部卢金山都在鄂西。

[2]　新旧交通系联合推倒靳内阁后，靳的“智囊”张志潭到洛阳控诉梁士诒上台乃是奉系控制中央财政、张罗战费以便大举进攻直系的一个步骤。卢永祥、张作霖电中的“巧宦”是指张志潭。

[3]　3月10日（农历二月十二日）是张作霖的四十七岁生日。

[4]　4月3日（农历三月初七日）是吴佩孚的四十九岁生日。

[5]　1910年（宣统二年）曹锟升任第三镇统制时，卢永祥接充该镇第五协协统，吴佩孚是第五协的管带。吴与卢又同为山东人。吴利用这些关系派人联络卢。卢向吴的使者说，“子玉到今天还记得起我”，这是拒绝合作的一种表示。

[6]　这个电报骂曹锟一生行事，都模仿他的“祖先”曹操，是个口是心非的奸雄。电报指摘直皖战前，吴佩孚痛骂段祺瑞，是受了曹的指使，但曹伪装不知情，后来曹、张在天津见面时，却又自己道出真情。这次吴又痛骂张，曹也伪装不知情，因此张在电报中揭破了天津谈话的一段内幕。

[7]　张作霖在军粮城接见陆军部军械司司长于化龙时说：“我直接打的是吴佩孚，间接打的是我的两个亲家。”于化龙惊讶地问：“靳老总（云鹏）已经下台，何事开罪大帅？”张气忿地说：“他完全倒在曹的一面。我保举张勋为巡阅使，他不肯同意，却发表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他的兄弟靳云鹗也公然站在吴佩孚的旗帜下。”

[8]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人。早年在吉林当过采矿工人，后来转化为流氓兵痞，在郑汝成、冯国璋手下当过军官，一直做到师长。该师在江西闹饷被解散后，他曾往洛阳投效吴佩孚，吴不假以词色，又到北京向财政部讨索经手的欠饷，因此结识了财政次长潘复。潘是著名赌徒，张宗昌嗜好相同，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赌博。通过潘的关系，他钻进了张作霖的门路。

[9]　杨宇霆，字邻葛，奉天法库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

[10]　孙岳是曹锟的养子，老同盟会会员。清朝末年由第三镇炮兵排长一步步提升为管带，因参加滦州起义几乎被杀，是曹锟通信放走了的。直皖战争时又在曹手下充当团长，此时已升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

[11]　李鸣钟，字晓东，河南沈丘县人。曾投入北洋第六镇当兵，被提升为排长，冯玉祥任第六镇管带，是他的直接上司。冯因滦州起义失败被革职，李也随带去职。1913年陆建章保举冯再任营长，驻防北京，李又投入冯营再充排长。冯升任旅长后，派李兼充学兵连连长。在他手下的学兵有韩复榘、吉鸿昌、石友三等，后来都成为冯军的高级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