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1922—1 第六十七章　江浙战争和第二次奉直战争接连爆发

一　江浙两军在黄渡的阵地战。孙传芳出兵浙江，卢永祥兵败下台

卢永祥收容臧、杨残部后，齐燮元认为这是进攻浙沪的有力借口，孙传芳也急于要向外发展，于是他们调兵遣将，岌岌备战。齐打密电怂恿曹锟说，奉军不能立刻采取行动，浙江可以一鼓而下，而浙江问题解决，我们就可以拿出全部力量来对付奉系了。曹锟同意了这个意见，劝告吴佩孚必须采取“休戚一体”的态度，准备“积极应援”。吴还派李济臣到浙江劝卢解散臧、杨残部，保障江、浙和平，卢不肯接受。因此，吴不再反对用兵东南了。

八月下旬，孙传芳在建瓯组织闽浙联军总司令部，派卢香亭为攻浙前敌总指挥。齐燮元增兵昆山、宜兴，派陈调元、宫邦铎为两路指挥。此时苏、沪、闽一带海军各有所袒：驻沪海军司令杨建章袒卢，驻宁海军总司令杜锡珪袒齐，驻闽海军司令杨树庄袒孙。浙江方面，卢永祥（第十师）组织浙沪联军，自任总司令，下设三军，派何丰林（第六混成旅）、臧致平为第一军正副司令，陈乐山（第四师）、杨化昭（第二十四混成旅）为第二军正副司令，张载扬（浙军第二师）、潘国纲（浙军第一师）为第三军正副司令。卢自己准备带兵直冲南京，把对闽作战的任务交给浙军（第三军），还向浙江人士表示了“浙事还之浙人”的态度。

江浙问题关系着反直“三角同盟”的共同命运。张作霖派杨毓珣到杭州，表示本人一定派兵入关为助，并先汇来三百万元接济浙沪联军的军饷。九月四日，孙中山在大本营会议上宣布“援浙即以存粤”，即于次日下令讨伐曹、吴。依此观察，江浙问题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不是东南一隅的局部之争。

江浙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英国公使马克列向北京外交部提出紧急建议，上海周围（包括水面）三十里内不得驻兵或者采取军事行动，在此区域内，中国无论何方军舰均须撤退或者解除武装。沪宁路不得运兵。上海兵工厂应予封闭，吴淞口炮台须卸下炮闩。尽管他们口头上标榜对中国内战严守中立，可是照此做去，皖系海陆军的力量必须无条件地退出上海，事实上这是西方帝国主义者对直系军阀的一种支持。同时，江浙士绅在风声鹤唳中又一次发起弭兵运动，他们和江苏省议会所提的弭兵具体条件，如划淞沪区为缓冲地带等等，几乎和帝国主义的建议完全相同。

江浙战争终于在九月三日爆发，苏军一路沿沪宁线由青阳港进攻黄渡，一路沿太湖西侧由宜兴进攻长兴。同日卢永祥发表讨曹通电（这个电报并未涉及吴佩孚），并传檄西南各省请其共同出兵讨伐直系，接着张作霖、段祺瑞都有通电予以声援。齐燮元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讨卢，可是代理内阁总理顾维钧是嘉定人，江苏人士不许他逢迎军阀出卖故乡，因此不敢下讨伐令。但在直系高压之下，九月七日终于下了讨伐卢、何的命令。九月十二日，众议院通过了颜惠庆的组阁案，颜是上海人，也因物议可畏，迟迟不敢上台。

战事发生时期，上海港口停泊各国军舰共有二十余艘，水兵纷纷登陆，人心异常浮动。由于宁闽联合舰队十一艘与上海舰队六艘在浏河、吴淞一带对峙，九月十七日，驻沪各国舰队司令在英国旗舰上举行会议，议决函请江、浙双方划黄浦江为中立地带，舰队不得驶入。

齐燮元本非战将，所部第六、第十九两师久驻江南繁华之地，士气萎靡不振，而卢部第四、第十两师虽然号称北洋劲旅，却也暮气沉沉，因此齐燮元一鼓而下杭州和卢永祥直捣金陵的目的都不能达到。从九月三日开战以来，双方在黄渡进行了阵地战、濠堑战，拂晓开炮，中午休息，午后三时继续开炮，傍晚停止，双方从来没有出击过。他们双方每天公布的战情，都是“阵地没有变化”，这在历年来内战中是打得最“文雅”的一次战争。齐的两个同盟者——马联甲和蔡成勋，也都置身事外，并不派兵应援，只有吴佩孚抽调从四川撤退下来的鄂军第五混成旅张允明部前来应援。

九月十七日，浙江局势突然发生变化，孙传芳军越过仙霞岭向江山推进，浙军第二师发生内变，由衢州退守仙游，卢永祥被迫放弃浙江并辞去军务督办，张载扬也辞去浙江省长，派浙江警务处长夏超代理省长职务。十八日，卢、张二人同车到上海，浙沪联军总司令部移驻龙华，第四师陈乐山部也由长兴调回沪杭线防守嘉兴。十九日，齐军才乘势进攻南翔，上海可以听到轰轰隆隆的炮声。

北京政府于九月十七日任命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二十二日任命夏超为浙江省长，二十五日任命齐燮元暂兼淞沪护军使。当卢永祥放弃浙江的时候，派周凤歧代理浙军第二师长，责成浙军两师为保卫自己的家乡而战。不料夏超早已通款于孙传芳，浙军受到影响，作战不力，孙军得以长驱直入，于二十五日占领嘉兴。十月三日，孙、卢两军在松江、石湖荡一带开始接触，九日，卢军退出松江。十二日，卢在上海召集军事会议讨论战守问题，臧致平、杨化昭二人还有余勇可贾，主张战斗到底，陈乐山则认为两面受敌，军无斗志，要坚持也坚持不了。卢鉴于形势不利，即日宣布下野，十三日偕同何丰林乘轮东渡。

当卢、何两人决定下台的时候，皖系“小扇子军师”徐树铮在上海公共租界南阳路三十四号住宅召集有关人员举行紧急会议，大家都不甘心从此罢休，曾毓隽愿意担任筹饷，于是决定改推何丰林、徐树铮为联军总副司令，继续进行抵抗。会后他们同去见何，何表示本人决定跟随嘉帅（卢）出国，他们便又改推徐与陈乐山为总副司令，陈也不肯接受。徐单独跑到麦根路收集溃兵，建立了最后一道防线。当他回到租界住宅时，即被捕房捕去，并于十月二十一日被押解上船送往英国。孙中山对此曾向广州领事团提出强烈的抗议。这是帝国主义者又一次支持直系军阀的表现。

江浙战争从九月三日到十月十三日，整整打了四十天。十月十五日，鄂军张允明旅首先开进上海。齐、孙两人因为争夺收编卢部溃兵，弄得貌和心不和，孙到上海的第三天（十九日），齐才由昆山移驻真如，孙回到杭州的第二天（二十二日），齐才来到上海，彼此并未见面。

二　张作霖组织六军入关讨曹。吴佩孚四照堂点将的威风。奉直两军在榆关激战。冯玉祥回师北京举行政变。吴佩孚乘舰南逃

江浙战争发动后，张作霖将奉军编为六个军：第一军正副军长姜登选、韩麟春，第二军正副军长李景林、张宗昌，第三军正副军长张学良、郭松龄，第四军正副军长张作相、汲金纯，第五军军长吴俊升，第六军正副军长许兰洲、吴光新。九月十三日，京奉火车停驶。十五日，奉军分向榆关、朝阳两路出发。曹锟接到奉天发来的挑战书后，便急如星火地电召吴佩孚迅速到北京主持作战任务。十七日，吴由洛阳到北京时，直系大将冯玉祥、王怀庆和全体阁员以及北京城的高级文武官吏都到车站摆队恭迎，从车站到公府，沿途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岗哨，这是曹锟上台后他来到北京的第一次，他所受到的欢迎也是生平最盛大的一次。当晚曹锟在公府大张宴会，以全体阁员及北京军警长官为陪。他满脸诚恳地紧握着吴的手说道：“老弟，我已经老了，辛苦你摄行陆海军大元帅的职权，一切便宜行事！”

十八日晚间十时，吴在公府四照堂组织讨逆军总司令部，自己担任总司令，并以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直隶后方筹备总司令，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王维城、董政国为副），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米振标为副），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张之江、李鸣钟为副），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杜锡珪为海军总司令（温树德为副），熊炳琦为山东后方筹备总司令，李济臣为河南后方筹备总司令，郑士琦为直鲁海疆防御总司令，曹锐为军需总监。

吴在四照堂点将，由于曹锟畀以全权，诸将唯唯听命，俨然是个“全国兵马大元帅”的模样。十九日，就有各国记者蜂涌而来，吴满有把握地向他们说道：“我出兵二十万，两个月内一定可以平定奉天。张作霖下台后，他的儿子张学良可以派送出洋留学。所有外国人在东三省和南满铁路的权力，我们都予以尊重。南方问题不久也可以解决，陈炯明快要打进广州，目前广东商团正在向我们请求援助，但我无暇及此。”

此时颜内阁已经成立（十五日就职），除颜自兼内务总长，改任高凌霨为农商总长、张国淦为司法总长、黄郛为教育总长（黄未就职）外，其余阁员都没有更动。这个内阁成为吴佩孚手下办理外交和筹措军饷的从属机关。

奉军发动前，直军第一路即已开进榆关中立区，这一路是直军的主力，对方张学良、姜登选两军也是奉军的主力。奉直两军接触前，吴佩孚派温树德率领渤海舰队两度由秦皇岛进攻葫芦岛，奉方也派沈鸿烈率领东北舰队加强沿海防务。奉军的飞机队则优于直军，曾在榆关及秦皇岛投弹破坏直军的阵地。九月二十五日，外交团警告奉直双方勿用飞机轰炸城市，否则伤害外国侨民，应负一切责任。这个警告无疑地又是对直军的支持。

奉军二、五两军已于九月十五日分为两路进攻热河。热河都统米振标部毅军和前来增援的王怀庆部第十三师，是三路直军中兵力最弱的一环，自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奉军接连占领开鲁、朝阳并向凌源进攻。十八日榆关正面也开始发生接触。二十日张作霖邀请沈阳领事团及青年会教士濮赖特、奉天医院医师杨格（这两人就是以前奉直两军停战议和的牵线人）举行会谈，除表示尽力保护战区侨民外，并称将派飞机前往秦皇岛轰炸直军的大本营，请外国侨民先行撤退，由榆关到秦皇岛的外国舰队也请先行离开。二十五日，吴佩孚也向日本公使芳泽要求允许南满铁路给直方以军事运输的便利。

直军第三路的战斗任务是由古北口、喜峰口向平泉出发，会合第二路进攻奉军的侧面。这一路行军比较迟缓，九月二十三日，冯玉祥才与陕军师长胡景翼离开北京，走到怀柔又停止下来，借口运输不便，叫兵士们一面修路一面缓缓前进。此时热河情况十分吃紧，吴佩孚连打电报催促这支人马迅速开赴前敌，并派副总司令王承斌前往承德指挥二、三两军联合作战，可是“急惊风遇着慢郎中”，一直到十月五日王、冯两人才在承德见面，而他们所商量的并非作战计划，却是另外一件事情。

榆关战争自九月二十八日起转趋激烈，直军虽然居高临下，但是奉军精锐张学良、郭松龄的部队前仆后继地奋勇仰攻，双方死伤很大。十月七日，直军放弃九门口，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畏罪自杀。此时双方战争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天，吴佩孚一面监督北京政府筹饷，并叫各省直系军阀仍照以前一样，量力报效军饷，一面还要调动人马巩固后方，因此坐在北京未动。由于榆关形势十分危急，他不得不调动张福来的后援部队迅速开赴前方，自己也于十一日出发到滦州，十二日前往榆关巡视阵地。吴佩孚亲自出马，使直军前方形势得以稳定下来。

吴佩孚对冯玉祥早已有所怀疑。他派张福来留守后方并不是没有用意的。但是，他又觉得冯究竟是自家人，曹锟待他不薄，此时江浙战争又已接近结束，后方形势对直系有利，冯未必敢于别有举动。当他调动张福来后备军的时候，还令萧耀南派第二十五师开入河南接替任务，可见他的考虑也不是不周密的。可是萧认为第二十五师必须对付南方不能移动，他也就无暇顾及了。

榆关激战时，热河战线奉军于十月九日占领赤峰，十五日被第三路直军夺回。事后查明，这一路的奉军已经秘密向榆关移动，赤峰之战不是真打而是假打。张作霖在十月九日致卢永祥的电报中，曾提到“彼方内部将有反戈之举”，似乎已经察觉到直军内部将有变化，整个战局的变化不久也将到来。事实上，第二次奉直战争刚发动的时候，冯玉祥与王承斌、胡景翼、孙岳等早已决定了两种计划：一种是吴佩孚打胜了，他们就将自己的军队集中榆关，不让吴军回进关来，一面压迫曹锟任命吴为东三省巡阅使，这是排吴而不倒曹的计划；一种是吴佩孚打败了，他们就回师北京举行政变，这是曹、吴并倒的计划。这时候，王、冯二人正在古北口举行会议，讨论当前的形势。十月十九日，冯接到总部参谋长张方严打来急电，催促他迅速进攻，电中有“大局转危为安在斯一举”的一句话，同时看到同盟社所发布的战情报道，也说直军牺牲惨重，势已不支，冯还没有知道当天吴佩孚亲自指挥第三师夺回九门口的最后消息，认为回师北京的时机已经到来。他打电报叫孙岳迅速将驻防大名的军队调回南苑，同时下令所部将后队改为前队，即日回师北京。

冯军沿途割断电线，封锁消息，并以一昼夜趱程一百四十里的最快行军速度，偃旗息鼓地杀奔北京而来。二十二日晚九时，冯军第八旅旅长李鸣钟、第二十二旅旅长鹿锺麟两部首先开回北京，即派兵把守各城门，并占领车站、电报局、电话局等交通电讯机关。同时，陕军胡景翼师也由迁安、遵化开回通州。

二十三日，陆军检阅使兼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大名镇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联名发出了呼吁和平的漾电。这个电报把奉直战争说成是吴、张两人的“私斗”，痛斥吴佩孚“凭战胜之余威，挟元首以自重，揽国柄于掌握，视疆吏若仆从，逞一人之忿，兴孤注之师，事前既毫无筹备，临时复调度乖方”。电报说：“业经电请大总统明令惩警以谢国人，停战言和用苏民困。……所望相互提携，严守防线，共图和平解决，勿再为人利用。”根据这个电报，冯所采取的还是倒吴而暂不倒曹的办法，还想利用这个傀儡总统来收束前方军事，制止吴佩孚的反抗行为。事后查明，冯玉祥还另外布置了一套吴、张并倒的计划，在他回师北京的时候，暗约奉军将领也向沈阳回师，逐张下台。

二十三日黎明，冯派兵逮捕王克敏和李彦青，王已闻风逃走；李在睡梦中被拖下床来，来不及穿衣盥洗，兵士们就用毛毡裹着他的身子，押上人力车带走了。

曹锟一直到二十三日才得知冯军回师北京。这一天，内阁总理颜惠庆惊慌失措地跑到公府来说，冯军要求下令停战和惩办吴佩孚，怎么办？曹急切地问：“子玉现在在哪里？”正说着，孙岳走进来劝曹不要害怕，保证“总统”安全，并且答应给吴一个名义让他平安下台。孙岳是曹一手提拔的人[1]，曹的心里觉得很难受，有气无力地望了他一眼说：“你们不必问我，问责任内阁去。”

二十四日，内阁通过决议发表四道命令：（一）停战，（二）撤销讨逆军总司令等名义，（三）解除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使及第三师师长等职，（四）任命吴为青海垦务督办。曹锟一边盖印一边叹息着说：“我实在太对不起子玉了。”

二十五日，公府卫队曹世杰旅（曹锟的子弟兵）被缴械，从此曹锟便处于冯军的直接监视之下。同日，冯玉祥、王承斌、胡景翼、孙岳、黄郛在北苑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军，推冯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二人分任副司令兼二、三两军军长。由于奉天政变并未爆发，冯所预定的利用曹锟为傀儡总统的计划难于取得各方面的同意，冯便决定拥戴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来打通反直同盟的关系，当天派王承斌到天津表达此意。二十六日，冯、胡、孙三人正式发出拥段的电报。

另一方面，吴佩孚接到冯玉祥等的漾电后，虽然大吃一惊，但还疑心是张作霖捏造出来的假电报。二十四日，查明属实后，他又怀疑胡景翼未必加入冯军，即派胡为第三军总司令以代冯，叫张敬尧传达命令到通州。胡把这位倒霉使者扣留起来。二十五日，一切真相已明，吴才心慌意乱地把前方作战任务交给张福来主持，自己率领第三师、第二十六师各一部约七八千人乘车回救北京。他在秦皇岛途中发出电报说：“大总统顷派密使来岛，声称冯玉祥派兵包围公府，本大总统已失自由，特命吴总司令星夜率师入卫，会师讨贼，所有征讨事宜，均着吴总司令便宜行事”。二十六日到天津的时候，他又代发王怀庆等的讨冯通电。其实，曹锟哪里还有什么密使派得出来，而王怀庆等的电报，也是吴所捏造的。同一天，他把带来的军队开往杨村布防，对冯军采取守势，他的唯一希望就是调动齐燮元、孙传芳的军队由津浦路北来，李济臣、萧耀南的军队由京汉线北来，两路进攻北京。他在天津假借曹锟名义发表大批命令，任命李景林为奉天军务督理兼东三省巡阅使，胡景翼为察热绥巡阅使，刘镇华为陕甘巡阅使，王怀庆为陆军检阅使兼西北边防督办，并派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刘镇华会同节制“讨贼各军”。

北京政变爆发后，津浦路成为直系军阀贯通南北的主要交通线，可是山东督理郑士琦，是对直系怀有敌意的皖系军阀，这条路线随时有被截断的可能。这是关系直系全局的一个严重问题。一般人预料，吴佩孚必然会放弃榆关停止对奉系的战争，把全部兵力调到津浦路来，控制这条路线，以便与河南、江苏、浙江各省的直系势力打成一片，使自己在失败后转入到一个进可以取、退可以守的有利地位。不料事实恰恰相反，吴佩孚仍把主力摆在榆关不动，自己仅抽调少数军队回救北京。十分明显，榆关直军因为北京发生政变而军心大为动摇，不可能抵御声势方张的奉军，而吴带来的少数军队，也不可能与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冯军为敌，吴佩孚留在天津待援，企图回救北京，是把自己陷在两面受敌的不利地位，是自己钻进死胡同的一种布置。

此时前方情况不明，各省直系军阀对吴还有个人迷信，因此二十六、二十七两日，萧耀南、齐燮元、孙传芳、杜锡珪、蔡成勋、马联甲、周荫人、杨树庄等纷纷发出了助吴讨冯的通电，甚至远在四川的刘湘、刘存厚、杨森等也有摇旗呐喊的通电发表。萧耀南派出陈嘉谟师、寇英杰旅，齐燮元派出陈调元师，孙传芳派出孟昭月、张允明两旅，马联甲派出田锦章旅，分别由津浦、京汉两路北上援吴。四川也派赖心辉部整装待发。

但是，各省援军尚未开动，冯玉祥、胡景翼的军队即已开到廊坊，准备进攻天津。在天津作寓公的张绍曾，看见吴所处的地位十分危险，曾奔走调停于北京、天津之间。这种调停当然不会产生效果。

二十八日，榆关战事发生急剧变化，由平泉、冷口入关的奉军张宗昌部[2]从斜刺里占领滦州，截断了榆关直军的归路和榆关、天津之间的交通线，因此前线直军就像土崩瓦解一样溃败下来。三十一日，奉军占领了榆关和秦皇岛，缴获了直军枪枝达三万余支，吴佩孚历年来搜刮民脂民膏培养起来的直军主力，到此全部完蛋了。

三十日，张绍曾从廊坊前线赶回天津来，还提出“和平救国大纲”，劝吴接受，吴的态度仍然十分倔强。从三十一日到十一月二日，冯军占领杨村和北仓，俘获北来援吴的鲁军旅长潘鸿钧。吴的司令部被迫由天津移至军粮城。同时，奉军张宗昌、吴光新等部又已占领唐山、芦台，军粮城也不可久留，吴打算由津浦路南下另找出路。此时，一般人所料及的津浦路变化果然实现了：十一月一日，郑士琦突然宣布“武装中立”，派兵到沧州、马厂一带，阻止吴军假道通过山东。吴得到这个消息，惊得话都说不出来。正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就有海军部军需司司长刘永谦替他准备好华甲运输舰一艘，劝他乘车到塘沽登舰南下。十一月三日，吴率领残兵败将二千余人登舰，浮海而南。

郑士琦宣布“武装中立”的一天，除派兵北上截断吴军退路外，还派兵南下炸毁韩庄铁路，以阻止江浙援吴军通过山东。就在这一天，阎锡山也出兵石家庄，截断京汉路的交通，豫、鄂等省所派援吴军，也都被阻不能前进。这样，吴佩孚所盼望的两路援军都落空了。

第二次奉直战争从九月十五日到十一月三日，一共打了五十来天，以直军主力全部覆灭和吴佩孚狼狈遁逃为其结局。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在此以前，吴的武力统一政策和个人独裁野心，在直系外部促成了三角反直同盟，在直系内部产生了三角反吴同盟，不待战事发动和冯军回师，直系分崩离析的局势已经形成。另一方面，直系所指望的对外借款，由于帝国主义各国相互牵制而不能成立，北京政府在财政上早已走上崩溃的边缘。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吴佩孚派曹锐为军需总监，暗示曹氏弟兄必须大破悭囊来维持战费，可是他们一毛不拔，以致关外气候已寒，而直军犹着单衣。当然，直系失败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不得人心，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曹锟贿选总统的丑行，以及各省直系军阀在地方上的种种罪行，都使全国人民切齿痛恨，因此反对直系的斗争，在这一时期是政治潮流中的主流。

奉直战争具有极其明显的国际背景。日本政府绝对不能允许代表西方利益的直系军阀侵入到它所视为“生命线”的势力范围。十月一日，日本各政党委员打伙儿到外务省，谴责币原外相优柔误国，并提出日本必须保障满蒙的既得权利，否则日本对朝鲜的统治权也将受到深刻影响。十月十三日，币原发表了对奉直战争严守中立的虚伪宣言，其核心问题是要求中国“严重考虑日本在满蒙一带的利益”。十月十日，日本军人、政党组织专门针对中国的“国民大会”，督促日本政府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与西方国家协调），以实力援助张作霖。日本飞机师铃木曾经参加吴佩孚的飞行队，他回国时，就有不少军国主义分子持剑前来包围砍杀，使他遍体鳞伤，幸由警察解救，才得保全性命。奉直战争初起时，日本关东军早已决定，如果奉军战败，即对东北实行军事占领。以上情况，说明直系在东北作战，即使能够打出关外，随之而来的将是外交上的突发事件，像一九三一年爆发的北大营事变一样。

其实，直系军阀并非仅仅愿意做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战事发动时，曹锟催促驻日公使汪荣宝迅速回任，并嘱顾维钧与日本公使芳泽进行交涉，解决中日两国间的悬案。吴佩孚也一再发表尊重外人权利的声明，说明他们也是愿意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的。问题在于日本政府不信任直系军阀，就像一九一四年不信任袁世凯一样。

第二次奉直战争的结束，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又一次战胜了西方帝国主义。但是，北洋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已因互相混战而日益趋于衰弱，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日益强大起来，帝国主义利用它们的工具间接统治中国的老办法，已经越来越走不通了。

三　曹锟被迫辞职。冯军驱逐溥仪出宫。天津会议划分冯奉两军的势力范围。张作霖侵占东南地盘的野心

榆关直军溃灭后，冷落已久的段祺瑞，突然成为收拾北方时局的核心人物：张作霖早就打算迎接他出关推为最高统帅，冯玉祥等又于十月二十六日推他为国民军大元帅。三十日，奉军将领在回答冯的电报中，建议公推段为各路联军的统帅。十月二十九日，卢永祥由日本别府来到沈阳，张作霖请他恢复了浙沪联军总司令的头衔。三十日，张、卢两人发出了拥戴段为联军统帅的联名电报。

十月三十一日，鹿锺麟到公府“看守”总统印信。十一月一日，颜惠庆辞职照准，改任黄郛代理总理兼任交通、教育两部总长（七日改任易培基为教育总长），王正廷兼任外交、财政两部总长，王永江为内务总长，李书城为陆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杜未就职），王乃斌为农商总长（刘治洲代）。黄郛、王正廷都是冯军回师举行政变的内幕人物，因此这个内阁是以冯系为核心的混合内阁。

十一月二日，王承斌到公府劝曹锟辞职，曹即向国会提出辞职咨文，并令内阁摄行总统职权。曹自去年十月十日上任以来，只做了一年零二十几天的总统，他的下场却比历届总统更惨。他在延庆楼受到监视，行动不能自由。他看见前来逼他下台的人，就是一年前劫车夺印捧他上台的那个健将，不由得百感交集，十分难受。

曹锟的前后任都是摄政内阁。这次由政变而产生的新政权，仍是被推翻了的旧政权所任命的，而且国会未被解散，法统无所变更。在此以前，冯玉祥主张成立政务委员会为最高行政机关，段祺瑞首先不同意，而曹锟这个政府，又是反直同盟不能许其继续存在的，因此不得不成立这样一个非驴非马的摄政内阁，作为过渡性的政权机关。这个内阁首先引起了张作霖的严重不满，奉系阁员王永江不肯前来就职。这个内阁也不受帝国主义的欢迎，十一月十四日，黄郛设宴招待外交团为内阁成立后的首次接触，外交团谢绝前来，宴会临时作罢。

冯军驱逐曹锟下台后，第二步又驱逐溥仪离开宫廷。十一月五日，摄政内阁议决修正优待清室条件五条如下：（一）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国民享受同等权利；（二）每年补助溥仪生活费五十万元，另拨二百万元开办工厂，收容旗籍平民；（三）清室须履行原条件移出宫禁，自由择居，民国予以保护；（四）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五）清室私产仍归清室享有，公产古物则归国有，应交民国保管。当天鹿锺麟偕同新任北京警察总监张璧到清宫宣布这个决议，溥仪还召开了最后一次的“御前会议”，即将宫内太监四百七十余人、宫女百余人分别给资遣散。下午鹿锺麟派来汽车五辆，护送溥仪及清室“后妃”移居什刹海“醇王”府（“醇王”是溥仪的生身父载沣）。

根据优待清室条件，溥仪和他的“皇室”早就应该迁出宫廷。可是民国当权人物袁世凯、段祺瑞、徐世昌之流，都是清政府的旧臣宿将，让他们赖在宫廷不走，而清朝灭亡已有十三年，仍然成为“国内之国”，发布煌煌“上谕”，举行跪拜大礼，并不遵守民国正朔（仍称宣统十六年），甚至北京总统每逢接替的时候，还要派遣“专使”以外国君主之礼前往清宫致送国书，问候安好，这些现象都是极不正常的。冯军驱逐溥仪出宫，理由十分正当，但是前清遗老旧臣们，却都欷歔流涕地谴责冯玉祥“不近人情”，而段祺瑞也大不以为然，公然来电加以规劝（十一月六日）。帝国主义各国也都大惊小怪地向北京外交部探询究竟。只有孙中山对此深表同情[3]。

这个时期，不但摄政内阁是以冯军为背景而组成的，而且鹿锺麟被派为京师警备总司令，北京军政大权也都掌握在冯军的手里，这种局面当然不可能长期地维持下去。为了防止奉军开到北京来抢夺政权，冯与胡景翼各军相约退驻城外，并授意摄政内阁作出北京城内永不驻兵的决定，所有非必要的军事机关也都一律裁撤。

但是，冯、奉两军进入天津后，就因争夺收编吴佩孚的败兵而互相敌视，随时有发生冲突的可能。张宗昌以山东人为号召，所收最多，他的实力迅速增长起来（吴部以山东人为最多）。王承斌是参预政变的主要人物之一，摄政内阁派他到天津收编直军第二十三师（王系该师师长，摄政内阁叫他复职），不料李景林派兵前来解除其武装，王仓皇逃往租界，不敢出面。李景林、张宗昌前后收编直军各达四个混成旅之多。奉军还向京津、津浦两路进兵，京津路进至廊坊，津浦路进至德州。同时，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也把保定攻占下来。在这样严重的局势下，受到双方推重的段祺瑞不得不从中调处，初步划分了冯、奉两军的势力范围：指定津浦路为奉军发展的方向，京汉路为冯军发展的方向，京津路则暂以杨村为界。段一再催促冯玉祥、张作霖到天津举行会议，解决时局问题。十一月十日，冯、张两人到津后，即在日租界段宅举行会议，张一定要继续进兵彻底铲除直系的残余势力，段则主张“适可而止”，对江浙等省用政治手腕解决而不以武力解决。张不便在老前辈的面前坚持自己的意见，冯又不肯发表意见，因此会议决定：（一）奉军在津浦线进至德州为止；（二）对东南不用兵；（三）对吴佩孚准其和平下野，不下通缉命令；（四）召集全国善后会议，讨论组织政府和一切善后问题。

以上决定，几乎完全是依照段的意见，而段之所以主张和平解决，却是为自己打算，想把各省直系势力收归己有，使自己成为包括奉、冯等系在内的北洋派唯一领袖。张作霖当面不说，背后意见就多了，他说他决不为自己的部下争夺地盘地位，但是一定要替“嘉帅”（卢永祥）出一口气，本人愿意派奉军一部受“嘉帅”的指挥，南下讨伐齐燮元，将来即由“嘉帅”继任江苏督理；此外他又保举吴光新继任安徽督理（吴光新是段的妻舅，此时担任奉军军长），看来他所推荐的都是皖系人物，与己无关。关于军费问题，他满口答应由他全部负责代筹。张作霖对于皖系“慷慨仗义”的态度，其目的在于打消对东南不用兵的决议，段也听得颇为悦耳。十四、十六两日，段、冯、张三人继续举行会议，便又改作决定，由卢永祥率领奉军张宗昌、吴光新两部进攻江苏，但不侵入浙江，由国民军负责扫荡河南，但不侵入湖北。

冯玉祥对这个决定赞否参半。他不愿奉系的势力伸张到东南财富之区；他的主要敌人是吴佩孚，河南还有吴的残余势力，必须继续进兵，同时也要为他的同盟者胡景翼、孙岳两人找到一个适当的地盘。在天津会议以前，他已授意摄政内阁罢免吴的两个爪牙张福来、李济臣的职务，派胡景翼办理河南军务收束事宜，孙岳继任河南省长，因此即使没有这个决定，冯系国民军的势力也是一定要向京汉路南端发展的。

四　直系组织十省同盟。吴佩孚组织“护宪军政府”未成

北京政变爆发后，各省直系军阀起初还指望吴佩孚能够带兵迅速恢复北京政权，一切事情可以雨过天晴。不久看见前线直军一蹶不振，而各省援吴军也都被阻不能前进，于是齐燮元首先发起组织苏、皖、赣、浙、闽、陕、豫、川、湘、鄂十省大同盟，在南京成立同盟总部，作为十省联合自卫的一种手段。他们看见段祺瑞不久就要上台，段很想收容直系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而他们也很想借重段的声望以抵制冯、奉两系的联合进攻，因此从十一月上旬起，他们纷纷发出了拥段出山收拾时局的电报。这些电报有的用个人名义，有的由几个省联名发出。在这些电报中，他们提出了“段吴合作”的建议。孙传芳在佳电（十一月九日）中说：“吴玉帅智勇兼备，确为国家栋梁之才，允宜优加护持，为国爱惜。”这个电报可以代表他们的共同心理。对于冯玉祥一手把持的摄政内阁，他们却深怀疑惧，十一月十二日，同盟总部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即议决在正式政府成立以前，北京所发命令，概不承认。

其实，十省同盟总部不过是虚张声势的一块招牌，川、湘两省并未加入，陕西刘镇华是个首鼠两端的骑墙派。同盟的两个主角——齐燮元和孙传芳也不是能够真诚合作的，江浙战争结束后，这两个“合作者”曾因抢夺收编卢军而彼此耿耿于怀[4]。齐视上海为俎上之肉，而孙在上海所发布的文告中，有“本使忝绾浙申”的一句话，似乎已经把上海划入他的势力范围以内。孙又借口“援苏”一役消耗军火很多，必须取偿于上海兵工厂，其目的在于据上海兵工厂为己有。卢、何下台后，孙派白宝山代理淞沪护军使[5]，齐派宫邦铎为上海镇守使，北京摄政内阁又派首先到上海的鄂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张允明为淞沪护军使，因此上海出现了“一国三公”的混乱局势。后来白宝山虽然退出，但是宫邦铎在闸北，张允明在龙华还是唱对台戏，而孙又在暗中支持张允明，以便把兵工厂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以上情况，说明东南形势仍然很不稳定，所谓十省同盟并不是一种坚固的同盟。

吴佩孚离开天津后，冯玉祥悬赏十万元购买吴的活口（提头来献者减半），段祺瑞电令沿海各省不得允许吴军登陆。十一月七日吴乘华甲舰经过烟台时，曾向芝罘镇守使张怀斌借到一批粮食燃料；十二日驶抵吴淞口时，吴即换乘萧耀南派来迎接的决川舰进入扬子江，于十五日驶抵南京。

此时，南京正在举行十省同盟会议，齐燮元率领参加会议的各省代表登舰迎接。吴对于各省组织同盟一举表示十分赞成，但是反对他们拥段，主张继续维持法统，出兵讨伐“叛逆”。齐解释拥段是目前应付环境的一种手段，吴却认为“冯军假借摄政内阁的名义发号施令，我们各省难免不受宰割，应当从速组织政府，采取对抗行为”。他拿出在航行途中所草拟的“护宪军政府组织大纲”和各省联名发起的电稿，请求大家签名。齐看了一下，觉得问题太大，要冷静考虑后再作回答，各省代表也都表示必须请示本省长官后才能决定。吴却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这是直系各省自救图存的唯一办法。齐情不可却地签了名，但仍主张电报从缓发出，须先布置军事，等待军事上有充分把握时再行发表。吴对此表示同意，因此各省代表也都签了名。接着讨论援皖问题。原来安徽第一混成旅旅长倪朝荣、第四混成旅旅长高世读等乘直系政权倒台的时候，通电表示拥段，宣布与安徽督理马联甲脱离关系，高自称安徽国民军总司令，并在浦口以北东葛、乌衣之间拆毁铁路，以截断南京、徐州之间的交通。马为十省联盟的成员之一，直系各省当然不能坐视，因此吴、齐二人联名电令上海张允明旅迅速开往津浦路援皖（张允明并未接受调度）。但是，马联甲来不及等待外援，即已被迫下台[6]。

吴乘决川舰于十六日离开南京，过九江时江西督理蔡成勋预先到此迎接。十七日行抵汉口，吴即将组织“护宪军政府”的通电交与萧耀南发出。这个电报的列名者有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刘镇华、吴新田、吴佩孚、杜锡珪、马联甲、蔡成勋、周荫人、萨镇冰、张福来、李济臣、刘存厚、刘湘、杨森、袁祖铭、黄毓成、金汉鼎、林虎、洪兆麟等二十一人，所代表的地区有苏、浙、鄂、陕、皖、赣、闽、豫、川、粤十省。组织大纲的主要内容是，在武昌组织护宪军政府，代表中华民国执行对内对外的一切政务；军政府设元帅若干人，各省区巡阅使、督理、都统、海军总司令均为元帅；军政府采取合议制，设元帅会议，推正副主席各一人，由元帅互选之；元帅会议下设内务、外交、军政、财政、交通五部，每部设部长、次长各一人；军政府至宪法效力恢复时撤销之。这个组织大纲是从广东和湖南两省学来的，不过吴佩孚所“护”的是曹锟所颁布的“国宪”，与赵恒惕所“护”的“省宪”有所不同。

这个电报立刻引起了极其严重的反响。这时候，冯、奉两系的关系已经恶化到快要破裂的程度，由于吴放了这一炮，他们又觉得暂时有合作的必要了。段祺瑞正在拉拢直系来加强其地位，看了这个电报，又认为直系“非我族类”，而倾向于团结冯、奉两系来作为自己的政治出路了。

这个电报与直系各省拥段自保的方针截然相反，引起了直系内部的极度慌乱。孙传芳首先打电报问齐燮元，这件事情从何而起，这件事情做得十分不妙呀。齐因自己签名不便出面反对，便把孙的电报转给吴，并授意江苏省长韩国钧发出皓电（十九日）说：“武昌筱电，人民不免惊疑。若仅组织各省联合机构，辅助段公收拾时局，实为大局之幸。”这个电报发表后，齐、孙、萧三人马上回电，表示极端赞成，事实上是用韩的皓电来否定吴的筱电的。但是，这样做还不够补救筱电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全体直系军阀又一次联名发出拥段早日出山的电报（十九日），以扫除段对他们可能发生的误解。为了避免引起吴的误解，这个电报事前曾向吴进行解释然后发去。

列名于筱电的人物，如萨镇冰、黄毓成、金汉鼎与吴毫无直接关系，马联甲已经下台，袁祖铭曾经通电劝吴下野，甚至败军之将林虎、洪兆麟，也有电报否认列名。通电露骨反对筱电的，有蔡成勋、王汝勤、卢金山等。萧耀南是吴的直接部下，不便正面反对，但是，在吴未到武汉以前，他就表示了拥段和保境息民的态度，因此湖北各团体纷纷提出质问，并请他制止吴在武汉进行政治活动。萧除解释本人并未同意筱电外，同时劝吴“暂息仔肩”，这个意见当然不是吴所能接受的。

吴在武汉放了一个空炮，心中怏怏不乐。他在回答韩国钧的祃电（十一月二十二日）中仍然不肯认错，硬说护宪与和平两不相妨，护宪与拥段并无抵触；拥段不能让他处于北方恶势力之下，可以迎接他南下主持一切，而组织护宪政府，正是谋求合法的和平。

* * *

[1]　孙岳本系老同盟会会员，清朝末年曾在第三镇充当下级军官，因参加滦州起义被迫离职，曹锟设法予以掩护。民国成立后回到保定，又做过曹的卫队旅旅长。

[2]　1922年张宗昌在绥芬河战胜高士傧后，张作霖任为绥宁镇守使以酬其功。他吸收白卫分子谢米诺夫的残部（枪枝五六千支），因此部队扩充到一万人左右。奉系整军时期，新派军人抬头，张宗昌以客籍军人（山东人）而又为杂牌队伍，迟早必归淘汰。后来张作霖调该部到奉东辉南县，与李景林部在哈蜢河两岸演习秋操，该部渡河取得胜利，因此受到重视，部队得以保全。

[3]　清宫迁出一事，11月11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表示赞成。1925年1月孙到北京时，清室“内务府”人员函请“主张公道”，孙命秘书处回答，认为清室始终未践移宫之约，又有民六复辟一事，已自行破坏优待条件，更无责人以践约之理。

[4]　卢部第四师被孙传芳吸收，改派刘得胜为师长，仍驻松江。第十师被齐燮元吸收，改派郑俊彦为师长，移驻苏北。

[5]　白宝山是江苏第一师师长，驻防海州，战时调往宜兴受孙传芳的指挥，因此与孙接近。白自己有地盘，不愿与张允明争淞沪护军使，于11月14日率部退回海州。

[6]　皖北独立后，马联甲因眷属在蚌埠被扣，不敢武力解决，请皖南镇守使兼第三混成旅旅长王普出面调停，调停无效，马即将政权交与王普，本人于16日逃往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