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1922—1 第七十二章　奉浙战争和奉系内部的变化

一　段政府的“割肉饲虎”政策。九省联盟昙花一现。冯玉祥、孙传芳等成立反奉军事同盟

由于五卅惨案爆发，北方的军事危机暂时地缓和了一下，但是冯、奉两系的争端并未得到解决，所以到六月中旬，双方的斗争继续趋于激化。

首先是安徽问题。王揖唐已被皖军逼走，郑士琦又不肯空手赴任，于是段不再征求张作霖的同意，于六月十八日调升属于皖系的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为安徽省长兼代军务督办。此时倪道烺已因姜高琦案不起诉而被释回皖，七月九日，倪家军推为皖军总司令以拒吴炳湘。倪不敢公然以总司令自居，十一日自称为安徽陆军司令，并将全省税收据为己有。段对此非常愤怒，除严令取消这个不伦不类的组织外，并催促吴炳湘于十七日到蚌埠就职。倪家军虽然不敢公然以武力拒绝吴炳湘到任，但对段颇有怨言，而奉系也并未放弃其夺取安徽的野心，所以安徽局势仍在风雨飘摇之中。

其次是陕西问题。孙岳利用豫陕甘“剿匪”总司令的职权，以“剿匪”为名带兵入陕，吴新田飞电向段告急。孙在北洋派中为后辈，七月十四日，段用老前辈的口气去电斥责，骂他不应该擅自招兵买马，造成军费困难，无端侵犯邻省，破坏军人纪律。孙岳一面负气表示辞职，躲在华山“养病”，一面却指挥所部继续前进，与陕西境内陕军两路进攻西安。吴新田在里应外合的局势下无力抵抗，七月十七日弃城出走，退保陕南。三十日，孙岳进驻西安。此时刘镇华残部镇嵩军已经改道由朱阳关入陕，集中龙驹寨一带，加上吴新田负隅陕南，他们都是国民军的敌人，所以陕西问题也未全部解决。

第三是江苏问题。奉军大举入关后，姜登选部源源开到上海，并派邢士廉为上海戒严司令。此时卢永祥已经看穿了那位“好朋友”的真面貌，六月下旬北上后即称病辞职，以免被逐下台。但是，由于奉系增兵上海，孙传芳也派第四师谢鸿勋部回驻松江，江浙形势又一次紧张起来。奉系提出松江属于江苏范围，要求孙军退出，孙则要求奉系履行撤兵条约，退出上海。在双方争持中，张作霖虽派韩麟春、邢士廉先后到杭州进行解释（韩、邢两人都是孙的士官老同学），但是这种空敷衍没有取得效果。

八月三日，段政府终于被迫准许卢永祥辞职，派郑谦暂兼江苏军务督办，又于二十九日下令派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冯玉祥兼任甘肃军务督办、孙岳为陕西军务督办。这样，他满足了奉、冯两系的地盘欲望，只是在他手下的皖系人物卢永祥、郑士琦、王揖唐、吴炳湘、吴新田等，却都成了他讨好两大军阀的牺牲品。段以前屡次表示，本人宁可下野，决不接受苏、皖、陕等省易督的无理要求。可是，当他感觉到不接受这些要求则本人地位将难于保持的时候，他的决心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段的个性素称刚强，人们曾经替他起了一个“段厉公”的绰号，至此却被改称为“段哀公”了。

尽管段采取了“割肉饲虎”的政策，但是军阀们的野心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当他们采取威胁手段取得某些东西以后，便又感觉到继续采取这种手段，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九月上旬，樊锺秀部忽由豫南向新乡、彰德移动，阎锡山因此惶惶不安。此时西北地区绝大部分已在冯系的势力范围之内，只有山西还在他人之手，而过去阎锡山曾与刘镇华结成联盟进攻河南，这笔旧账也得清算一下。果然，樊军侵入辽县与晋军发生接触，岳维峻秣马厉兵为其后盾，豫、晋两省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这时，奉系扬言如果岳维峻进攻山西，他们就一定援助阎锡山进攻河南。这样一来，豫、晋两省之争又将引起冯、奉两系的大规模战争，而冯系处于两面受敌的地位，暂时不宜于作战，因此冯玉祥自居为岳、阎之间的“调人”，并向张作霖表示国民军尊重和平的愿望，随后樊军也被晋军击退，这一问题没有发展下去。张作霖也就又一次赠送冯军一批军火，表示合作关系不变。其实，冯、奉两系都在积极备战，只是双方阵势还没有摆好，不得不将战争推迟一步。冯、张两人“和平”“合作”的表示，都不过是一时的缓兵之计而已。

甘肃方面，陆洪涛已于八月三十日被部下逐走，国民军第一军刘郁芬、石友三等部由绥远开拔入甘。十月一日，冯在张家口就甘肃军务督办及西北边防督办两职，并派参谋长蒋鸿遇先往宁夏代行甘督职权。甘肃省长也由冯系文职人员薛笃弼继任。十月十四日，冯由张家口移驻包头，从此不再提及辞职出洋的话了。

另一方面，奉系取得江苏、安徽两省地盘后，张作霖改派郭松龄负责指挥天津至榆关一段的驻军，姜登选负责指挥徐州至上海一段的驻军。奉系仍然搬出老一套的骗人戏法，姜登选宣称只带一团人到安徽就职，杨宇霆则称不带一兵一卒到江苏。但是，这套戏法孙传芳领教已久，而奉系席卷全国的野心，也使各省军阀人人自危，因此便有“七省同盟”和“九省同盟”联合抗奉的两种酝酿。

九省同盟的创议人并非直系军阀，而是属于冯系的岳维峻。他受到来自直隶和山东两方面的奉系的压力，便竭力拉拢萧耀南，发起组织鄂、豫两省同盟，保证互不侵犯，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奉系。七月二十九日，岳、萧两人秘密到鸡公山，在靳云鹗别墅见面，签定了鄂豫同盟条约。此时与段有亲戚关系的汉阳兵工厂厂长刘文明，打算把这个同盟大为数省同盟，作为段政府的政治基础，使段在两大军阀以外拥有第三种势力，以免遇事受人摆布。他利用各省军阀在该厂购买军火的关系，诱骗各省驻汉代表签字加入这个同盟，以互助互保、拥护和平统一为目的，并推萧为盟主，在武昌设立同盟总部。萧、岳两人对此当然乐得同意。因此，鄂、豫两省同盟便扩大为鄂、豫、川、湘、黔、赣、皖、甘、陕九省同盟。此时，段祺瑞为了要拉拢直系军阀，希望他们发出一个请求释放曹锟的联名电报，即可据以实行。刘文明代拟了一个电稿，希望九省军阀联名发出，以便作为联盟成立的标志。不料同盟者之一的赵恒惕接到电稿后，认为湖南为自治省区，不能与北方军阀一道请求释曹，并提出联盟目的应改为“促进联省自治”，湖南才可加入，否则不能承认他所派的驻汉代表首斌的签字为有效。随后川、黔各省军阀纷纷否认加盟，岳维峻也就表示本人事前并未预闻。这样，九省同盟便昙花一现地消失了。

七省同盟却是另外一件事情。吴佩孚逃入岳州后，由于湖南为“自治”省区，不受北京政府的管辖，吴的政治活动也就不受限制，他和各省军阀经常互派代表往来。他向各省代表表示，愿以朋友的地位“帮助”各省建立同盟关系，以抵制奉、冯两系的宰割，达到“保境息民”（保全地盘地位）的目的。他的真实用意是想组织川、湘、鄂、黔、赣、浙、闽七省同盟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所谓七省同盟曾经盛传一时，其实不过是吴佩孚脑海中的空中楼阁，借以自吹自擂，并非真有其事。

此外还有“新直系同盟”的另一酝酿，这个同盟的主要人物为原来属于直系的冯玉祥、孙传芳和萧耀南三人。孙、萧两人以前曾经表示拥段以求自保，此时看穿了段是一座自身难保的冰山，吴佩孚又是一个纸糊老虎，而冯玉祥则拥有相当强大的实力，因此想联合冯系来共同抵抗奉系。当江浙局势再度紧张时，冯、孙两人结盟为兄弟，相约两路出兵夹攻奉系，先由孙军在南方发动，把奉军的主力吸引到江浙一带来，而孙军攻至徐州后，冯军即在北方发动，给关内奉军以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他们利害一致，这个同盟得以成立。萧耀南与岳维峻所签定的鄂、豫两省同盟，就是这个同盟的一部分。

二　孙传芳出兵讨伐奉系，占领上海、南京、蚌埠等地

九月下旬，杨宇霆、姜登选分别在南京、蚌埠两地就职。由于冯、奉两系和江浙之间的战争气氛十分浓厚，段政府派吴光新到张家口、开封和长江一带奔走和平，劝告他们切勿诉之武力，并于十月六日下令通缉在汉口租界内进行政治活动的直系政客吴景濂、张英华、张志潭、刘永谦等。但是，段所作的和平努力，并未引起各方的重视，他和过去的徐世昌、黎元洪一样，已经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了。

孙传芳在杭州召集直系和有关各省代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出兵讨奉的任务。福建督办周荫人答应带兵到浙江打接应，江西督办方本仁派邓如琢为援浙军前敌总指挥，皖南镇守使王普、江苏第四师师长陈调元以及下台军阀齐燮元、马联甲等也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萧耀南是孙的主要同盟者，但是此时吴佩孚在湖北的影响日益增加，萧的地位日益削弱，孙对吴的态度也就不能不有所改变。根据地势，讨奉军事应当由苏军首先发动，但是苏军将领慑于奉系强大的声势，不敢攻打头阵，于是孙传芳自告奋勇愿意先攻上海，准备打到南京时迎接吴佩孚前来主持全局。

会议结束后，孙军以“国庆”阅兵为名向松江、长兴两线集中。段得到这个情报，十月七日派陆宗舆匆匆到杭州作最后一次的和平努力，张作霖也急召关内奉系四督（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于双十节前赶回沈阳，讨论应付孙传芳的问题。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孙军分为五路，以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为第一路司令，北军第四师师长谢鸿勋为第二路司令，担任由沪杭线进攻上海；北军第二师师长卢香亭为第四路司令，浙军第二师师长周凤歧为第五路司令，担任由长兴进攻苏州；孙自己兼任第三路司令，担任居中策应，另派孟昭月为杭州戒严司令，留守后方。十月十一日，孙发表通电，反对上海压迫工人运动和听任各国派员来沪进行司法调查，他学了以前吴佩孚的榜样，抓住“爱国爱民”的题目来作为进攻对方的口实，以骗取人民的同情与支持。

奉系没有料及孙军发动如此神速。此时奉军从榆关到天津，从天津到浦口，又从南京到上海，恍如摆下了一字长蛇阵，如果冯军从后面加以截击，就会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险境。杨宇霆决定缩短战线，保全实力，一面飞电向段政府“请示方略”，一面于十四日命令邢士廉旅迅速由上海撤退（邢旅实际有一万五千人，后来扩充为奉军第二十师），并且宣布上海永不驻兵。他在通电中解释说：“前因沪案发生，为维持秩序，不得不酌调军队，宣布戒严。现在沪案逐渐解决，应将戒严司令名义取消，将所部军队撤退，并将江苏警务处移驻上海，以资镇慑。”杨又邀请姜登选于十五日到南京讨论沪宁、津浦两线的撤兵问题，姜还向孙传芳保证“苏不犯浙”，请其“念及同窗之雅，毅然止戈”。可是此时孙不肯再讲老同学的交情了，十五日，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伐奉系。段政府当天还下令叫孙军退归原防，当然不生效力。

在此以前，吴佩孚勾结鄂军将领陈嘉谟、寇英杰、刘玉春等着着成功，事实上湖北已经在他的控制之下，萧耀南不敢再谈“拒吴保鄂”的话了。十一日，以萧为首的全体鄂军将领联名通电拥吴“出山共定国难”。由于吴有了一省的实力，孙对他也就另眼相看，在反奉通电中首先列了“吴玉帅”的名衔（冯玉祥排在第二）。冯也授意岳维峻对吴表示相当敬意，以释前嫌。吴本来是主张联奉讨冯的，可是各方面一致主张讨奉，他不得不见风使舵，以便插上一手。因此，直系和长江各省结成了一道广泛的反奉联合战线，声势相当浩大，这是直系十省同盟解体后又一次的大结合。在这一情况下，奉系不得不一再派人向冯大献殷勤，冯也不时有电报与张作霖通往来。段希望冯、奉联名发出一个保持和平合作的电报，冯对此未置可否，他此时已经没有必要再谈这些自欺欺人的废话了。

十六日，北京外交团又一次建议划上海为中立区，并且决定关税会议继续召开，非至段政府完全倒台，决不终止。

同一天，孙军第二路占领上海，第四路占领宜兴，即向苏州、无锡前进。孙军到沪和奉军撤走，其间相距仅一小时。

十七日，段政府又一次下令责成孙军退回原防。同一天，苏军第一师师长白宝山、第三师师长马玉仁、第四师师长陈调元、第十师师长郑俊彦联名发出讨奉通电，请“吴孙二帅主持大计”，其中还有“冯焕帅悯民涂炭”的话，说明第三次江浙战争已经扩大为第三次奉直战争，而不是空言所能制止的了。

奉系对孙军采取了不抵抗的方针，退兵十分迅速。十八日，丹阳附近陵口尚有未及撤退的邢士廉部，与孙军前锋小有接触，即向镇江退走。此时，苏军大将陈调元留在南京未走。十八日深夜，杨宇霆召集军事会议，表示本人随时可走，陈即站起身来说：“督办的话说得对，我们今天就来替督办送行。”杨也强笑地说：“好，让我洗一个澡，马上就走。”不料这个澡足足洗上一个钟头没有出来，陈大个子不由得起了疑心，推开门一看，才知道这位“小诸葛”已经借水遁溜出了南京城，渡江乘车逃走了。陈冷笑了一声，“这个精灵鬼休想逃出老子的手掌心”，即电令浦口、花旗营一带苏军将杨所乘专车截留下来。照例，一切紧急军电都是从尾译到头的，因为结论都在煞尾，不料花旗营苏军的电务员换了一位生手，他从头译到尾，当电报译完的时候，果然有一列专车驶到，专车是被截留下来了，可是前面有一辆压道车早已飞一般驶过去，而那位堂堂督办却正坐在压道车中。

十九日，南京未及撤走的奉军第八师被苏军第四、第十两师包围解散，师长丁喜春被俘。二十日，孙传芳到南京后，即派谢鸿勋师渡江追击敌人，奉军退往蚌埠。二十一日，移防泗县的皖军倪朝荣旅自动地开到临淮关，电促姜登选下野，姜即于二十三日辞职离开蚌埠，奉军又由蚌埠向徐州退却。

孙传芳在发动讨奉的时候，因为奉军是北方最强大的武力，害怕一人不能成事，曾邀请齐燮元、马联甲、方本仁、周荫人担任五省联军第二至第五路总司令。后来有关各省都不敢放第一炮，他不得不自己出马，因此不客气地以五省联军统帅自居。马联甲于十九日到芜湖，皖军并不表示欢迎。齐燮元于二十三日到南京，苏军对他的态度也很冷淡。二十四日，孙授意苏军将领通电推齐为五省联军副司令，齐不愿居孙之下，即于二十五日应吴佩孚的电召，乘轮赴汉（吴派他为十四省讨贼联军副司令）。方本仁派邓如琢为赣皖联军总指挥，周荫人所派军队也已进入浙江，这两支兵力都没有使用。孙传芳发动这次战争，只放了几排冷枪，经过五天的时间，便以风卷残云之势，把奉军逐出东南半壁，从此他便把五省当作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成为吴佩孚以外另树一帜的直系巨头了。

三　吴佩孚到汉口自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岳维峻拒绝吴军假道。孙传芳军占领徐州

浙奉战争爆发后，十月十八日吴佩孚在岳州发表通电称：“迩者奉军深入，政象日非。孙馨帅兴师讨奉，坚请东行，以便会师徐州。福建周樾帅电称，统率全部师旅，惟吾帅之命是听。湖北萧珩帅率湖北全体将领，电促早日命驾。救国锄奸，岂容袖手。兹定于二十一日赴汉，匡扶国难，共策澄清。特先奉闻。”这个电报除俨然以直系领袖自居而外，对奉系的口吻并不怎么锋利，和他以前骂奉系为“胡匪”“盗阀”迥然不同。

二十一日，吴乘决川舰到武昌，萧耀南率领文武官员在码头上恭迎，与上次吴到汉口车站时招之不来的情形判若两人。吴即渡江在汉口查家墩成立了川、黔、桂、粤、湘、浙、闽、苏、皖、赣、鄂、豫、晋、陕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此时孙传芳做了五省联帅，吴是直系首屈一指的大将，必须做更大范围的统帅，才能和他过去的资望声威相配称，而他把孙的五省范围包括在内，也是“理所当然”。同时，他发表了孙传芳、萧耀南、周荫人、方本仁等多人联名打来公推他为联军总司令的号电（二十日），但是这个电报的列名者如岳维峻、孙岳等，事前并未同意，有的是由代表签名，有的如杨森等是下台军人，因此吴的十四省统帅的地位，实际上是自封的。

奉军虽然退出南京，但是并未战败，张宗昌于二十一日统率援军到徐州，准备大战一场。孙传芳除盼望冯军履行密约在北方发动外，同时也欢迎吴到南京担任第二步进攻徐州的主帅，因此他以个人名义迎吴赴宁“主持至计”，又于二十一日与苏军将领陈调元、郑俊彦、白宝山、马玉仁联名致吴一电说：“胡匪横暴，举国欲得而甘心。我帅悲悯为怀，仰恳出山，北上申讨。传芳等不才，愿执鞭弭以从其后。”接着，方本仁、马玉仁、王普、倪朝荣、刘建章、杜锡珪、邓如琢、吴新田、张治公等纷纷通电，表示拥吴讨奉。孙传芳和各省军阀迷信吴以前肯打硬仗的“英名”，想把进攻徐州的责任摆在他的肩头，可是吴对讨奉一举并不怎么热心，他在汉口还抱有组织政府以便对各省军阀发号施令的野心，因此，吴在翻身再起的时候，便与各省直系军阀的目的愿望产生矛盾，形成了同床各梦的现象。

吴的攻击对象主要为段祺瑞和冯玉祥。他到汉口后，首先发表言论，痛斥段政府“毁法乱政”，标榜自己为“护法”而来，一定要恢复法统，作为解决时局的根本方针。所称法统是指曹锟所颁布而为段政府所废止了的“宪法”。此时吴景濂带领大批贿选议员到汉口，请吴召开国会，组织政府。吴的内心未尝不想贯彻其组织“护宪军政府”的主张，只是由于上次失败的教训，一时还不敢把这块招牌挂出来。同时，吴所敬重的“名流”张謇，劝吴不可拥曹，不可护法，不可为部下争地盘，不可报私仇（指反对冯玉祥）；章太炎也认为拥曹、护宪对吴有害无利。因此，吴不得不表示不组织“护宪军政府”，关于宪法存废问题，留待“民意”解决。吴除聘请章太炎为总参赞外，并以蒋百里为总参谋长，张其锽为秘书长，白坚武为政务处长，张福来为营务处长，张志潭为外交处长，高恩洪为交通处长，刘梦庚为机要处长，张方严为参谋处长，虞际唐为副官处长，刘绍曾为军需处长。又发表对外文告，声称尊重一切条约，保护各国侨民，希望各国在战争时期严守中立。显然，这个司令部实际上就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吴对冯玉祥虽未露骨攻击，但他所组织的“讨贼军”，究竟指谁为贼，意义含混不明。在他的心目中，与其指奉为贼，毋宁指冯为贼。而同一时期，孙传芳、萧耀南等却都有电报表示拥护段政府，尊重冯玉祥，吴的反段、反冯的态度，和他们正是背道而驰。

奉军退抵徐州后，冯系国民军正在跃跃欲试，忽然看见吴佩孚奋身再起，便决定暂时不采取行动，不表示态度，等待局势发展再作决定。十月二十一日，冯由包头致电孙传芳、张作霖，请双方以互让精神，谋求和平解决。又密嘱岳维峻、孙岳等，暂时力持镇静，以“保境安民”为目的。冯与孙、萧两人的同盟关系并无改变，十月二十四日打密电给他们说：“张作霖派代表郭瀛洲来包，弟以地位时机关系，虚与委蛇，彼乃广事宣传，冀壮声威，务望勿受离间”。不料孙、萧两人也要“壮声威”，竟把这个密电公布出来，使冯的处境非常尴尬。

这时，冯、奉双方仍然保持表面合作，奉方代表郭瀛洲、冯方代表张树声经常往来于包头、沈阳之间。张作霖明知冯军早晚就要动手，但是为了避免两面受敌，不得不“虚与委蛇”。他力图与吴佩孚合作“讨”冯，以前曾派杨毓珣到岳州向吴祝寿（吴也派张国溶到沈阳报聘），此时又派苏锡麟为密使到汉口，向吴提出（一）驱段下台，（二）释放曹锟，（三）推举王士珍为总统为双方合作的条件。张宗昌以前曾派童好古到岳州，要求吴尽力调和奉系与孙传芳之间的关系（吴也派樊鼎到济南报聘），此时又派熊炳琦、童好古两人到汉口，表示愿意退出徐州，请吴劝告孙传芳和平解决。以上情况，说明吴、奉关系日益靠拢，但是吴还不便把联奉讨冯的真心公开出来，暂不表示态度。

吴上台后，公然以最高统帅的身份，任命萧耀南为湖北讨贼联军总司令，寇英杰、陈嘉谟、卢金山为湖北讨贼联军第一至第三路总司令，所有湖北民财各政人员，都由他下令委派，因此萧又成了他手下的“小媳妇”，敢怒而不敢言。吴在武汉招兵买马，搜刮财富，制造紧张局势，引起了湖北人民的极大不满。他到处封官拜将，对刘湘、袁祖铭、邓锡侯、杨森等，也都给以讨贼军的头衔，但是这些军阀还要观望一时，只有兵败下台的杨森到汉口，接受了四川讨贼联军第一路总司令的职务。

十分明显，直系内部已经分化为联冯讨奉与联奉讨冯的两条不同路线，吴不愿接受孙传芳的邀请到南京主持讨奉军事，而拟出兵进攻河南。河南属于冯系的势力范围，他的用心不问可知。他派靳云鹗为豫东讨贼军第一路总司令，叫他到开封，向岳维峻提出假道河南进攻徐州的要求。以前，吴在河南失败时，原属靳云鹗指挥的王为蔚、田维勤、陈文钊等部，都被国民军第二军吸收改编，现在吴想把这些旧部收回来，作为进攻徐州的主力。岳维峻本已动员进攻徐州，由于接到冯的电报，叫他暂时静观一下，便又按兵不动。他完全知道吴佩孚用的是“声东击西”之计，明为进攻徐州，其真正目的是想夺取河南，因此以“中立”为名，拒绝了吴军假道的要求，并且派兵增防豫南，以阻止吴军强迫通过。同时，他向孙传芳说明，早晚一定要实践同盟条约，派兵进攻徐州。以上情况，说明吴不但本人无意于讨奉，而且阻碍了国民军对奉系的进攻。

孙军自十月二十三日占领蚌埠后，即停止未进，与奉军相持于宿县、夹沟之间。孙传芳迫切希望吴佩孚或国民军接替进攻徐州的任务。不料这两支人马都还没有发动，张宗昌忽于二十六日调兵由陇海路新安镇进攻海州，苏军白宝山部不敌败退，奉军又沿运河南下进攻清江浦，苏军马玉仁也战败困守孤城。孙调苏军郑俊彦、陈调元两师前往增援，才阻遏了奉军在东线的攻势。十一月一日，张宗昌又在津浦路发动进攻，用铁甲车装载白俄军冲锋前进，前线皖军也像以前齐燮元军一样，看见洋兵都很害怕，由任桥败退到固镇以南，孙军前敌总指挥卢香亭，一面拆毁铁路阻止奉军前进，一面派陈仪、谢鸿勋两师绕出奉军的后面，白俄军因为归路已断，只得举手投降。在这次战争中，白俄军被杀者三百余人，张宗昌所派前敌总指挥施从滨，也在新桥站被擒，所部鲁军第四十七旅全部被包围解散。张宗昌又派褚玉璞增援反攻，到十一月三日，孙军再度将任桥夺回，才恢复了两军在宿县、夹沟之间相持的局势。十一月十日，孙在蚌埠自己升堂审讯施从滨，只略略问了几句话，即令斩首示众。这是浙、奉两军自开战以来真刀真枪的一次战争，当时认为孙对待俘虏的态度是太残忍了。

此时，冯、奉两系破裂在即，张作霖命令张宗昌保全实力退守山东。因此张宗昌于十一月七日下令退却，邢士廉、许琨、毕庶澄等部由海州、宿迁退回郯城、台儿庄，褚玉璞等部由宿县、徐州退回韩庄、临城。八日，孙军占领徐州。从此孙无需求助于吴，并且对吴深怀不满，便公开请他主持东南五省以外的事情。这就是说，五省以内有我为政，你管我不了，不要再把我的五省包括在你的势力范围之内了。

四　时紧时松的冯奉关系

孙、奉两军作战时，冯玉祥在包头一再通电呼吁和平。他在电报中仍与张作霖称兄道弟，声明本人决不参加内战，请其勿受别人挑拨，但言下却大有请奉军退往关外之意。张作霖也就甜言蜜语，表示异常亲热，暗中也在调兵遣将，准备厮杀。此时冯、奉双方兵力，奉军在关内者已达四十万人，津浦线集中独流至德州一段，京津线集中北仓至廊坊一段，郭松龄在廊坊设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国民军一、二、三军共有五十万人，北京完全在国民军第一军的控制之下。

十一月上旬，北京已经处在风声鹤唳的状态中，段请赵尔巽、王士珍二老发出鱼电（六日），劝告各方保持和平。冯在七日回答调人的电报中表示尊重和平，并于九日致张作霖一电，表示合作到底。但是，九日奉军突然开进三河、蓟州，将原驻该地的京兆警备队驱走，廊坊奉军也与冯军的防地更为逼近，因此局势露骨恶化。国民军在北京检查邮电，加强戒备，并将执政府卫队置于直接控制之下。鹿锺麟到公府请求制止奉军继续推进，段叫奉系政客莫德惠电询张作霖意欲何为，张的回答也还是满纸和平之词。但是，北京城人心惶惶，达官贵人纷纷逃往天津，留在北京的皖系政客也都准备下台，段政府大有危巢将覆之势。

十一日，冯、奉双方形势更为紧张。冯写信给张作霖，公开指责他自上年政变以来，一年之间，先后驱逐王承斌、郑士琦、王揖唐、卢永祥，夺得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四省地盘，而这些被逐者都是以前合作讨伐曹、吴的“同志”。谈到他自己，他说他和昊佩孚势不两立，张作霖却采取了认友作敌的态度，因此愤慨地说：“如我兄认弟有合作帮忙之必要，弟即来合作帮忙，否则惟有静待缴械而已。”十二日，冯打电报给段，谴责奉系炫耀武力，在北京附近增兵十万，但又声明，为了抵制吴佩孚，他仍然“对奉相谅，不与相争”。事实上，冯已决定向张作霖提出奉军退出热河、交还保、大和天津中立化的三个强硬要求，并指使岳维峻增兵彰德、汤阴，准备以武力夺回保、大。就在危机一触即发的这一天，张学良突然来到天津，与李景林、吴光新等举行了紧急会议，即向鹿锺麟提出国民军退出北京、奉军撤出三河的条件，鹿向冯请示后表示同意，于是形势突然转为缓和。十三日，张作霖向段表示愿意让出保、大，又向冯表示“团结合作，坚持到底”。同一天，冯、奉双方开始撤退北京附近军队。十四日，奉军撤出三河、武清，廊坊奉军也退往杨村。

十三日，段一连下了几道命令：严令冯、奉两军各守原防，京汉线责成冯玉祥、岳维峻维持；津浦线责成张作霖、李景林维持；松沪永不驻兵，责成孙传芳停止军事行动；近畿驻军均着即日恢复此次军兴以前原状；吴佩孚潜赴汉口，假借名义，希图一逞，着冯玉祥、岳维峻相机制止，以遏乱萌。以上命令，目的在于缓和冯、奉两系与浙、奉两军的紧张局势，专向吴佩孚开刀，以稳定其摇摇欲坠的政权。

十五日，冯、奉双方在天津签定了和平条约八条，主要为合作讨吴和奉系让出保、大等问题。随后两军在京、津两地成立了联合办公处。十八日，奉军从保定撤退时，由于国民军第二军第七师师长邓宝珊接防太快，一度发生冲突，随即解释“误会”而停止了。

同一时期，孙传芳取得徐州后，五省地盘已经完整无缺，似乎感到心满意足，因此派总参议王金钰到北京，表示绝对不与吴佩孚合作，并且拥护段的和平方针。十五日，陈调元通电推孙“开府南京，领袖五省”，周荫人也电请以孙为江苏军务督办。二十五日，段政府即下令以孙为江苏军务督办，邓如琢为安徽军务督办。不料后一道命令引起了孙的不满。原来方本仁派邓如琢出兵讨奉，目的在于把他推出门去，而段却想拉拢这位安徽同乡作为自己的爪牙，因此派他为安徽查办大员，实际上具有分化五省联军的一种作用。邓军开到津浦线后，徐州战争已经结束，十一月二十一日，邓即率部撤回安徽，目的在于据安徽为己有。邓军经过芜湖时，与皖军王普部一度发生冲突，二十四日到达安庆，二十五日即被段政府任为安徽军务督办。邓军撤回并未取得孙传芳的同意，而安徽属于五省联军的势力范围，邓与段政府勾结取得安徽军务督办一席，当然不是孙所能允许的。因此十二月一日，孙以五省联帅名义，改任陈调元为安徽总司令，王普为安徽省长。这样一来，邓的地位落了空，段政府的威信受到了一次打击。在孙的强大压力下，邓不敢反抗，只得率部退回江西。

从以上情况看来，似乎冯、奉两系因为一致对吴的关系，又由敌对转化为合作，而孙传芳因为取得徐州，也就愿意与奉系和平相处了。但是内幕并不如此简单。原来奉系内部起了分化，危机就要爆发，张作霖不得不对冯表示让步，以免陷于内外受敌的境地。冯系一方面打算等待奉系内变突发后再进兵，另一方面又想腾出时间来进攻山东，首先扫除奉系在关内的势力。这就是冯、奉两系忽然成立和平条约的原因。

五　郭松龄在滦州宣布班师回奉。北京市民的革命运动继续高涨。张作霖接受日本条件后，郭军全军覆没

第一次奉直战争时期，奉军由于杨宇霆、姜登选建议搭设浮桥，得以安全渡过滦河，而老兵老将战败归来，暮气非常深重，因此新派军人受到重视，张作霖提拔他们主持战后的整军工作。奉系新派又分为土、洋两派，士官系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属于洋派，保定系李景林、陆大系郭松龄则属于土派。奉系军人不但新旧两派形成对立，即使在新派中，土、洋两派也有水火不相容之势。新派环绕在“少帅”的周围，张学良与杨、郭两人都是结盟兄弟。郭原系奉天讲武堂教官，张学良做学生的时期，就很佩服这位老师，竭力在父亲面前推荐，因此先后被提拔为团旅长等职。奉系整军时期，第二、第六两旅联合办公，外面总称为“二六旅”，被称为精锐之师，第二旅旅长就是张学良，第六旅旅长就是郭松龄。这两旅都是郭一手训练起来的。张学良经常向人表示：“我就是郭茂辰，郭茂辰也就是我。”他不大过问军队的事情，而郭也就大权独揽，代他处理一切。一九二四年日本举行秋操时，张作霖派郭前往观操。日本军部中人曾经向郭暗示，如果他有意于在东北发展自己的势力，日方愿意予以协力。这是帝国主义对付自己工具的一贯手腕，它们经常在现有工具之外多培植一个新工具，以便从中操纵。郭对这个诱惑不能无动于衷。

不久，第二次奉直战争爆发，张学良升任第三军军长兼第四师师长，郭升任副军长兼第六师师长。郭在榆关九门口的争夺战中立了很大的战功，他看不起当时指挥第三军的姜登选，几次发脾气要退出这条战线，经张学良哭劝才止。接着，杨宇霆以总参谋长的身份要撤换一个团长，郭以去就力争才没有实现。从此，郭下了背叛奉系的决心，即与冯玉祥成立密约，一个回师北京推倒曹、吴，一个回师沈阳推倒张作霖。由于奉直战争迅速结束，郭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所以回师沈阳的计划未能实现。

战事结束后，奉系论功行赏，郭本应取得热河都统，不料杨在老张面前说了几句坏话，这件事情便吹了。郭退一步求为苏皖鲁“剿匪”总司令或松沪护军使，也都不能到手，而杨、姜两人各得一省地盘，神气十足，更使郭的忿忿不平之气难于抑制下来。

浙奉战争时期，张作霖派李景林、张宗昌两人专力对付孙传芳，派张学良为“京榆一带驻军军长”（原名），郭仍然担任副职，专力对付冯玉祥。此时冯、郭两人又有秘密联系，张氏父子动了疑心，因此十一月十三日，张学良突然携带妥协条件到天津，对冯军作了一些让步，以免牵动全局。十八日，国民军第二军与奉军在保定发生冲突时，张作霖认为国民军欺人太甚，又情不自禁地要下命令与之一决雌雄。此时郭向张学良建议，关外一片沃野，可以经营开发，不宜在关内抢夺地盘，以致引起战争。他说这是他和李景林两人的共同意见，希望转达“上将军”多加考虑。他还说，一切引起战争的坏主意都是杨宇霆想出来的，“上将军”就是爱听他们的话，吃了苦头还不觉悟。到此，郭的态度逐步明朗化了。

二十日，冯、郭两人又一次成立密约，郭军由榆关正面回师驱张，冯军进攻热河以作声援。郭又拉拢李景林加入了这个同盟，并代李提出条件：（一）划直隶、热河两地为李的势力范围；（二）冯军可以驻防保、大，但是两地财政收入仍应由李统筹支配；（三）黄河以北直隶各县均由李军驻守，但应开放天津海口以供冯军使用。

二十二日，张作霖电召郭回奉一行，张学良也劝他到沈阳直接陈述自己的意见。郭察觉到他的活动已被张氏父子识破，召他回奉不怀好意，便下了提前行动的决心。当天郭向张学良谈及，“上将军”脑筋陈旧，在群小包围之下，恐已无可挽救，因此建议“父让子继”，由张学良接任镇威军总司令，改造东北政局，他愿竭诚予以拥护。这种“反父不反子”的态度，一来由于他和张学良具有深厚的交情，二来利用张学良的名义起兵，可以减少奉系内部的抵抗。张学良骤然听了这些怪话，不禁为之骇然，但他未动声色，以免打草惊蛇。他们分手后，张学良打电话叫“少帅办公处”（原名）人员立即在河北总站上车，随后自己由特一区住宅到东站上车，即用双车头挂着三节专车，加足速率向关外飞驶而去。在这以前，冯方曾建议扣留张学良，但郭不忍下手，否则张学良没有逃出天津的可能。

二十三日，天还没有大亮，专车经过榆关，张学良看见当地毫无军事警戒，不由得暗暗叫起苦来。车子开到前所站（站名）时，有一位老态龙钟的工兵营营长吴某到站台迎接，并且报告锦州形势混乱，火车不能开过。张学良把头伸在车窗外面，叫他马上传令张廷枢团长（张作相的儿子）开往榆关设防，该营也随同前往，迅速在榆关建筑防御工事。随后张学良吩咐把专车经连山支线开往葫芦岛，即在当地海军学校下榻，并召来军舰一艘，打算由海道经过营口回到沈阳。[1]

同一天，郭松龄到滦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班师回奉，倡导和平。当场扣留了不肯签名附和的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第七师师长高维岳、第十师师长齐恩铭、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和旅长以下军官共三十余人。正在这时，姜登选的专车开过滦州站，郭派人把他迎接到司令部来，即予以看管。二十四日，郭发出了班师回奉的电报，这个电报是请黎元洪的秘书长、号称湖北才子的饶汉祥起草的，满纸僻典怪字，是一篇很少人能够看懂的“四字经”。张作霖接到电报大吃一惊，马上下令罢免杨宇霆，并且打电报说了许多好话，劝郭切勿意气用事。当天杨就逃到大连去了。

李景林因为母亲和妻子都在沈阳，事前与郭约定，暂时不举兵响应，只能暗中援助。他和张宗昌一道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二十五日，李景林用十分委婉的词句劝告张作霖下野，他的眷属即在沈阳被扣，从此他就不敢动作了。

同一时期，冯玉祥宣布对奉系内争采取“中立”的态度。冯军陆续开回北京，并派兵出喜峰口直趋热河，显然不是真正的中立。二十五日，他有电报劝张作霖下野，电报中不叫“我哥”而改称“阁下”，把奉军摧残工人、学生运动以及武力夺取地盘的种种罪行全部揭露出来，并且骂他有帝王思想，经常“轻举妄动，愚蠢无知”，应当及时引退。十分明显，这是一篇讨伐奉系的檄文。

这一时期，北京人民的革命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十一月二十二日，北京各界举行关税自主民众大会，段政府派武装警察前往干涉，打伤了市民十余人，但是人民群众仍然冲到天安门开会，议决解散关税会议和力争民权自由等条。在政潮激荡和人民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全体阁员宣布辞职，段派政客纷纷化装逃往天津，冯军分布东、西两车站加以禁阻。二十六日，一贯亲奉的执政府秘书长曾毓隽在前门车站被捕，段大为震动，马上派新任警察总监卫兴武（旧总监朱深因系安福系已辞职）往见鹿锺麟，要求勿再直接捕人，保证对政治不良分子负责处理，才将曾毓隽讨回，改禁在执政府内。段打算请接近冯系的黄郛组织责任内阁，二十六日又电请冯到北京来，决定本人的进退问题。此时冯对改造政局还拿不出定见来，所以二十七日他回到张家口时致段一电，表示“拥护钧座，始终不渝”，而段也就厚颜无耻地不再提及辞职的话了。

二十八日，北京工学各界又一次举行示威游行运动，前面导以“首都革命”大旗，并组织“革命敢死队”二百人随行。游行者到吉兆胡同段宅包围请愿时，鹿锺麟急忙派兵一营前往保卫，才没有打进门去。接着，群众举行露天大会，要求段于次日午前辞职下台，并提出解除执政府卫队武装、拿办安福祸首等条。鹿锺麟赶来向群众表示，本人服从民意，愿意力促其成。于是队伍继续游行，分别捣毁了章士钊、李思浩、刘百昭、朱深、姚震、曾毓售、梁鸿志、叶恭绰等人的住宅。

二十九日，北京市民又在天安门举行国民革命示威大会，议决打倒军阀政府，建立“国民行政委员会”，召集国民会议，解散关税会议，惩办卖国贼等条。市民游行时，沿途各照相馆所悬段的照片尽被捣毁，并纵火焚烧了《晨报》，又分别到关税委员颜惠庆、王正廷、蔡廷干、沈瑞麟等住宅提出了警告。同一天，段党姚震又被国民军逮捕。

以上两天的北京市民示威运动，标志着北方革命势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具有民众暴动夺取政权的性质。由于北京处在冯军的控制下，反动政府不可能采取高压和屠杀的手段，它的命运已经朝不保夕。但是，冯军还缺乏推翻反动政府的决心。二十九日，段派许世英到张家口请冯表示态度时，冯认为段走后无人上台，北京将陷于无政府状态，因此表示拥段始终不变，并命鹿锺麟约束人民行动，禁止示威游行。

当北京革命浪潮腾涌高涨的时候，张作霖的地位也在摇摇欲坠之中。十一月二十五日，郭军由滦州向榆关出发。为了减少沿途奉军的抵抗，以期一鼓而下沈阳，郭所下命令都与张学良联合署名。二十六日，张学良在葫芦岛接到他父亲的命令，叫他迅速设法收抚郭军，因此他在当天乘镇海舰到秦皇岛，电召郭前来当面一谈。郭并未应召前来，却写了一封回信说：“龄一身所有，皆公之赐。拚得此身，以效忠于公为职志。现分途前进，清君侧而除宵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结局。”同一天，姜登选在滦州被枪决，郭将所扣四师长和军官等解往天津交予李景林看管。张作霖派飞机飞往滦州、秦皇岛一带散发传单，用张学良的名义召唤所部弃郭来归，但是没有效果。二十八日，张学良乘舰到大连，与杨宇霆同回沈阳。

张学良在秦皇岛的时候，当地驻有炮兵一连，连长刘多荃向他表示忠诚。这位连长因此取得信任，后来扶摇直上，被提拔为旅长和师长，并且成为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活捉蒋介石一幕中的知名人物。[2]

郭军于二十七日占领榆关，二十九日占领绥中。三十日郭改称东北国民军总司令，至此张作霖才下了讨郭命令，悬赏八十万元捉拿郭的活口，提头来献者赏洋八万元，并将郭的父母扣押起来。十二月二日，郭致电外交团，声明尊重一切既成条约，请其严守中立。他又用著名亲日派殷汝耕为外交处长（祁大鹏为副处长），也具有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的一种作用。三日，郭军与退守兴城的张作相军在大雪中展开了一场鏖战，张军退往锦州，五日退守大凌河北岸，并破坏大凌河铁桥以阻止郭军前进。此时奉军全部几乎都已开进关内，关外只留下朱继光、戢翼翘两个补充旅，因此张作霖大起恐慌，请沈阳日本总领事内田转达，要求郭军暂缓前进，愿意和平交出政权。郭表示张下台后可以聘为最高等顾问，张学良可以出洋留学，学成回国后可以将政权交还给他。同时，段拟就命令革去张作霖的本兼各职，派郭继任奉天军务督办，只等郭军进城，即予发表。

但是，张作霖用的是缓兵之计，他派张学良到兴隆店设立司令部，在辽河左岸建立了最后一道防线。八日，派张作相回吉林调动援兵，并令吴俊升迅速带兵来援。就在这个时候，日本政府派关东军司令白川到沈阳，向张作霖提出了关东租借地租期、南满铁路管理权延长九十九年以及日本在满蒙享有种种特权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一九一五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所提的“二十一条”中关于满蒙地位的第二项，当时由于国际干涉，并未达到目的，现在利用东北内讧时机，压迫张作霖予以接受。日本政府在张、郭两人之间本来尚未决定取舍，由于郭改称国民军与冯玉祥一致，而张又毫不踌躇地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因此决定维持张政权并予以必要的援助。八日，关东军正式警告张、郭双方，如果何方军队侵入南满铁路附属地及日军警戒区内，日军即当解除其武装。日本内阁除调兵增援外，并授白川以处理沈阳事件之全权。九日，日军驻屯军第十师团司令部由辽阳移驻沈阳。这样一来，张作霖的地位有了保障，便收回了和平让出政权的宣言，并在致冯玉祥的电报中咬牙切齿地痛骂冯为“人中妖孽，世界凶徒，中外共愤，天地不容”，不再谈什么“生死之交，团结到底”的鬼话了。

十二日，张作相率领吉林军回到沈阳。十三日，吴俊升率领黑龙江骑兵由洮南经四平街开抵沈阳。他们见面之下，张作霖装腔作势地自称无脸见人，一定要让位于吴大哥，吴当然敬谢不敏。于是张作霖另作布置，自任讨郭军总司令，以杨宇霆为总参谋长，张学良为中央军司令（第一军），张作相为右翼军司令（第二军），吴俊升为左翼军司令（第三军）。

另一方面，十二日，郭军正面占领白旗堡，右翼占领营口。同一天，日方突然宣布营口为中立区，不许郭军开入市内，并不得沿辽河作战，不得侵入南满铁路附属地周围二十华里内。南满铁路拒绝为郭运兵。十三日，郭军由营口河北站渡河，又被日军阻止，只得退往田庄台。日方允许张作霖利用铁路从吉、黑两省调动援军，却不许郭军利用铁路，并对进兵路线加以种种限制，因此张军得以集中全力在正面设防，郭军的两路攻势受到阻遏。这些情况，说明日军已经抛弃了“中立”的假面具，并且明目张胆地站在张军的方面来。

十四日，郭军由白旗堡进攻新民，由于气候严寒，战争时打时停。十九日，日方加派一混成旅到沈阳代张守城，并在满铁车站挖掘战壕，架设机关枪，沈阳兵工厂也由日军驻守，于是张把自己的卫队也都扫数开往前线作战。同一天，郭军第二次进入营口，因日军干涉又退出，郭向日本公使芳泽提出抗议。二十日，郭军占领新民，与张军沿巨流河隔河对峙。此时就有骑兵旅于芷山部绕道冷口出关开到兴隆店，接着富双英、刘震东各团也都脱离郭军投归张学良，于是郭军以全胜之势转为瓦解之局。二十三日，张军左翼黑龙江骑兵穆春师五千余人，绕过新民向白旗堡郭军司令部施行突击，同时飞机在新民投弹引起大火，郭军陷于极大混乱之中。二十四日，郭逃往新民，请求日本领事分馆转电沈阳吉田领事，表示向张投降，张叫奉天省长王永江代为回答，郭军官兵一概可以不究既往，只有郭一人为全军所切齿，不能保障其生命安全。同一天，吴部骑兵冲到新民来，郭逃至日领分馆，日方拒绝收容，郭只得偕同眷属和秘书长林长民等退出来，林在路上被流弹打死。郭找到了一辆大车，叫他的妻子剪发易服坐在车上，自己化装为农人推车而行，走到老达房附近，遇到黑龙江骑兵营长王永清搜索前来，郭急忙弃车躲在当地农家的菜窖内，终于被搜查出来。张作霖电令将郭解往沈阳讯办，随后又怕他中途逃走，临时改下命令，把郭夫妇两人从汽车上拉下来就地枪决。同一天，郭军参谋长邹作华率领残部向张学良投降。殷汝耕躲在日领分馆得以幸免。郭从起兵到身死，刚刚是一个月。

郭死后，张作霖兴高采烈地在沈阳举行庆功大宴，他又一次虚伪地表示本人已经出了一口恶气，愿意辞职下台，请吴俊升接受政权。吴当然还是敬谢不敏。于是张作霖转过脸来恶狠狠地训斥他的儿子说道：“都是你交的好朋友！如果不是老兄弟出力帮忙，咱们父子俩哪有葬身之地！”

六　李景林、张宗昌组织直鲁联军表示拥吴。国民军进攻山东由胜转败。冯李两军在天津周围激战，冯军占领天津

郭松龄起兵的第二天，李景林的老上司许兰洲（李原系许的参谋长）从包头经过天津回沈阳，张作霖叫他乘便拉李一把，李表示决不与郭采取一致行动。此时李与张宗昌两人有脱离奉系而另树一帜的一种倾向。李是直隶人，张宗昌是山东人，由于东北军人具有排外感，他们经常受到歧视，因此都不愿意效忠张作霖。张宗昌因同乡的关系竭力结交吴佩孚，李也通过孙洪伊的关系与吴搭上了钩，他们都愿意拥戴吴为名义上的领袖，而吴也愿意吸收他们以壮大自己的声势。此外，李本有伸张势力于热河的野心，但是十一月三十日热河都统阚朝玺退出热河后，冯玉祥派宋哲元部开赴朝阳，据热河为己有，而国民军第二军邓宝珊又想夺取直隶的地盘，这些问题使李对国民军感到很大的不满。十二月二日，冯军开到落垡，要求假道出关援郭，李觉得冯军来意不善，即宣布与张宗昌组织直鲁联军，志在保境安民，“如有敢于侵犯直隶者，当率健儿与之周旋”。同时将郭松龄解来的奉军师旅长全部释放。李的态度突然转变，对于关外奉系内部的战争、关内冯、奉两系力量的对比以及奉、直两系合作的前途，都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国民军第二军进攻山东的局面也发生了变化。在此以前，岳维峻于十月二十八日宣布“保境息民”，拒绝吴军假道河南。十一月八日，他到徐州与孙传芳相见，商定接替战斗任务，出兵进攻山东。十一月十五日，第二次到徐州与孙相见，决定分兵两路，一路假道徐州进攻鲁南，一路由兰封、归德进攻鲁西。孙也派白宝山由海州进攻沂州，以分奉军之势。岳派往进攻鲁南的军队，就是国民军第二军所收编的吴佩孚残部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等师，进攻鲁西的则是他的嫡系第二军第九师李纪才部。从十一月十七日到二十六日，岳军以破竹之势占领临城、曹州、济宁，前锋进至泰安附近，而在同一时期，吴佩孚仍然气势汹汹地要求假道河南，于是孙传芳出面调解，请岳将吴的旧部田、王、陈三师交还靳云鹗指挥，而以吴军不假道河南为条件，才解决了吴、岳两人的争端。其实，吴与张宗昌早已成立了夹攻河南的密约，吴收回田、王、陈等师后，即叫他们按兵不动，因此张宗昌得以抽出全力来对付李纪才师。从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十二月二日，张、岳两军在泰安一带展开了拉锯战，李师因无后援退回曲阜、兖州一带。十二月三日，张宗昌继李景林之后宣布“保境息民”，并于五日改称山东保安总司令，吴佩孚公开来电致贺。九日，靳云鹗绕道由南京到徐州，就任吴、孙两人会派的联军第一军总司令（此职由孙会派，是孙对岳维峻的一种保证），即与张宗昌进一步勾结起来，态度非常暧昧，因此国民军第二军的攻鲁计划受到顿挫。

直隶方面，由于冯军不听阻止继续进兵，十二月四日李景林发出通电宣布讨冯。于是国民军分作南北两路进攻李军，南路第二军邓宝珊部于四日由保定攻占马厂，北路第一军张之江部于五日由落垡攻占杨村。第三军孙岳部也由陕西开回保定，为一、二两军的声援。李景林八日先到马厂击退邓师，十日回到天津又向杨村进兵，从十日到十五日，李、冯两军在杨村展开了极其猛烈的争夺战，京津、津浦两路火车停驶。十三日，由北京通往天津海口的国际列车，后面随有冯军的铁甲车，李军开炮轰击，列车不能通行，外交使团向北京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最后落垡落入李军之手。在这次战争中，双方都有重大死伤，仅杨村一地就遗下尸体四千余具。冯改派李鸣钟代张之江为讨李总司令，并从热河、绥远等处调兵来援，张宗昌也派程国瑞、徐源泉两军开往青县、沧州一带援李，看上去双方谁也不肯让谁，都有再接再厉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

李景林在这次战争中虽然作了最大的挣扎，但是冯军于二十日发动反攻，南路邓师同时反攻马厂，东路又添加了生力军唐之道一师开到塘沽，因此天津陷于半月形的包围之中。二十二日，李打电报向吴佩孚请示应否死守天津战至最后之一人，吴叫他保全实力退往山东，因此当天李军放弃北仓，二十四日放弃天津，退往鲁北与张宗昌军会合。李乘舰经过青岛于二十九日行抵济南，至此冯、李战争告一段落。他们从十二月九日到二十四日，整整打了半个月，打得非常激烈，而冯军占领天津之日，正是郭松龄兵败被杀之时。

在冯、李两军进行死力战斗的时期，帝国主义的态度表现得非常露骨。二十日，外交团照会段政府，限冯军于二十四小时之内回答关于国际列车通车的问题。日本除增兵东北帮助张作霖外，二十二日，日本内阁举行紧急会议，又令宇垣陆相调兵增防天津。日本舰队开到中国的共达二十七艘之多。过去西方帝国主义一贯反对日本增兵来华，但是此时却又采取了赞成的态度，可见它们在对付中国革命力量、扶植反动势力的方面，都是同一鼻孔出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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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本节资料，由张学良的随行人员、副官长汤国祯提供。

[2]　汤国祯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