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1922—1 第七十三章　奉吴两系联合成功和国民军退出北京

一　段政府邀请九国公约签字国举行关税会议。全国反对关税会议的声浪。关税会议、法权会议均无结果

在浙奉战争已经爆发，冯奉关系极度紧张的时候，十月二十六日，帝国主义代表们在北京参加了段政府所召集的关税特别会议，讨论关于改定税率和关税自主的问题。

这一问题必须从头说起。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税协定制度，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中国人无权管理自己的海关，无权制定入口货的税率，必须取得各国同意，成立关税协定，才能按照施行。这个制度不但史无前例，而且为世界各国所无。它是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初期就带来了的。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成立后，接着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起义，战争波及上海，一八五四年英、美、法三国驻沪领事组织“关税管理委员会”，任用洋员管理海关，这是帝国主义强盗们攫取中国海关主权的一个开端。这个制度在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中固定下来，并且由上海推及全国。一九〇一年《辛丑条约》指定关税及盐税为赔款的担保品，派洋员为税务司监督税收，关税协定规定税率为值百抽五，须至中国内地裁撤厘金（内地税）、洋货运往内地不另纳税时，才能增至值百抽12.5。不难理解，关税协定制度是套在中国人民颈上的一根绳索，而总税务司具有双重身份，一方为中国政府官吏，另一方又为帝国主义债权者的代理人，实际上他是帝国主义摆在中国的财政监督。英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最早，一九一一年派安格联为总税务司，并指定以英国汇丰银行为首的帝国主义银行团代替中国国库为收存关税的机关。到一九二五年，安格联任职已达十四年之久，俨然成为他的终身职务，而关税主权主要掌握在英国人的手里，引起其他各国的妒忌。早在一九一八年中国参加欧战前，北京政府曾提出修改关税税率为加入协约国的条件之一，并召集各国委员在沪举行修改税则会议，由于日本反对加税，会议以无结果而草草散场。战后德国成为战败国，苏俄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因此德华（德）、道胜（俄）两银行退出帝国主义银行团，汇丰银行代收中国关税的权力更加扩大。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召开时，北京政府提出关税自主问题，和会认为不属于它的职权范围，推开不管。一九二二年，中国代表又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关税自主，认为即使战败国也无协定关税的特例，而中国忝为战胜国之一，不应受此约束，当时各国代表无词可答，后来成立的九国公约，仍然规定中国关税应照实价采取值百抽五的原则，但在九国公约发生效力后，中国政府得召集有关各国举行关税特别会议，一面筹备裁厘，一面在裁厘前加收值百抽2.5的附加税（合计为值百抽7.5）作为过渡办法。这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所采取的“以小易大”的狡狯手段，用微不足道的加税办法，以保障关税协定制度的继续有效。同年十一月，北京政府成立了关税特别会议筹备处。一九二四年四月，北京政府正式提出了召开关税特别会议的照会，六月间接到各国回文，一致借口九国公约签字国尚未全部批准公约，此项会议不能召开。法国就是未批准公约的一个国家，它提出了承认金法郎案为批准公约的交换条件。

由于帝国主义代收关税，便又发生所谓“关余问题”。协定规定，关税除逐年偿还一定数额的庚子赔款及外债外，将剩余之数交还中国，这笔款项就叫作“关余”。当时各国仅承认北洋军阀所控制的北京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因此北京政府得以利用“关余”为发动内战和他们苟延残喘的主要财源。南方政府曾一再力争分配关余，到一九一九年，帝国主义才承认提出百分之13交与南方军政府使用。一九二〇年孙中山到广州接收军政府时，帝国主义忽又借口军政府不复存在，停止拨付“关余”。一九二三年，广州政府因为屡次力争“关余”无效，准备派员接收广东海关，帝国主义公然派遣军舰驶入白鹅潭示威，其中最横蛮无理的是美国。但是由于孙中山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不为威胁政策所屈服，而帝国主义究竟是欺软怕硬的，一九二四年终于被迫继续拨付南方“关余”。

一九二五年四月，段政府公然承认了前任所不敢承认的金法郎案，七月法国政府批准了九国公约，八月段政府邀请九国公约有关各国于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关税特别会议，各国对此表示同意。当时论者认为，这是段政府承认金法郎案、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八千万元换来的结果。其实，自从五卅惨案发生以来，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蓬勃开展，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遍及全国，帝国主义为了缓和反帝怒潮，便用老一套欺骗和麻醉中国人民的办法，同意召开关税会议，借以进一步保障关税协定制度，打消关税自主的要求。段政府虽在照会上声称：“九国关于中国关税税则条约，中国虽予以承认，但曾宣言并无放弃关税自主之意，中国政府提议将此问题提出特别会议，希望能有所决定，以祛除税则上之束缚。”但是会议本身就是一种关税协定的形式，用这一形式来谋求关税自主，正像被害人乞求强盗发善心退还赃物一样，当然是办不到的。而段政府本身也根本无意于力争关税自主，它的饥饿的眼光只是盯在加税问题上，希望增加一笔收入，哪怕是很小的收入，以缓和其千疮百孔的财政危机。

关税会议召开前，全国人民纷纷反对，认为中国必须自定税率，自行保管税款，自行规定用途，海关行政自主，这是关税自主的四个基本条件。召开关税会议，讨价还价，等待别人“批准”，与关税自主的精神正是背道而驰。全国人民反对关税会议，坚持关税自主，与军阀政府“与虎谋皮”、饮鸩止渴的作法，也正反映了废除不平等条约与修改不平等条约两条路线的斗争。同一时期，中国上层人士也有反对关税会议的。冯玉祥公开指斥协定税率为“亡国奴的外交”。驻外各使节联名来电指出：“历年海关统计，输入远过输出，工艺衰落，商业永无起色，皆此苛则悬为厉阶。此次会议应以自主为要，应由我自定税率，不能听他人以5改7.5。倘囿于目前之小利，祸必延及子孙。”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痛苦，因此各地商会也纷纷通电反对。此外，不少军阀官僚却利用这个题目作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口实。十月五日，唐绍仪放了第一炮。十一日，孙传芳附和唐的意见，并且加以补充说：“洋货出厂，土货产销，一仍旧贯，未改只字。加税尚未实行，通商各口之洋厂已暗受条约奖励，国货添此劲敌，何以自存。”二十二日，吴佩孚发表对外宣言，承认各国一切既成条约，但又主张“关税会议应俟正式政府成立后开议”，这却是另外一种态度，他所反对的是段政府而不是关税会议。

十月二十六日，关税会议开幕，除九国公约国外，美国还介绍瑞典、挪威、丹麦三国加入，因此参加者共为十二国。中国代表为沈瑞麟、颜惠庆、王正廷、黄郛、施肇基、蔡廷干六人。沈瑞麟以外交总长被推为会议主席。会议的第一天，王正廷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四项建议：（一）撤废条约中关于限制中国关税部分；（二）中国允诺实施国定税率与裁撤厘金同时进行，至迟不过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一月一日；（三）裁厘前的过渡办法：中国海关税则除照现行值百抽5外，普通品加征值百抽5之临时附加税，甲种奢侈品加征值百抽30、乙种奢侈品加征值百抽20之临时税；（四）此项暂定税率，于成立协定三个月发生效力。

各国代表一致认为中国开价过高。王正廷发言后，接着美国代表马克谟说：“如果中国根据华盛顿条约，提出正当的提案，美国自当予以同情之考虑。”英国代表麻克类说：“希望中国有一个统一、独立和有秩序的政府，具有巩固的财政基础，并以裁撤地方税为前提。”这两个西方代表的言外之意，是说中国所要求者不能超越九国公约的范围，而在中国未统一和裁厘未实现以前，根本谈不到提高税率的问题。

早在会议召开前，英、美、法、日四国在伦敦会议上曾经讨论过它们对中国所应采取的共同态度，决定同意中国召开关税会议，但仅以二五加税为限度，并对加税用途附有一定的条件。现在段政府提出了值百抽十以至值百抽四十的要求，虽然这种税率在国际标准上并不算高，它们却认为“漫天讨价”，不符合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当时各国首席代表多由驻华公使就近担任，只有日本郑重其事地另派曾经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前驻华公使日置益为首席代表。日置益坚持只能在二五加税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反对中国关税自主，并且二五加税也必须指定用途，用以偿还无担保的外债。这样一来，中国不但无权自定税率，就是帝国主义所能同意的二五加税，也还须用在偿还无担保的外债上，北京政府根本得不到任何东西。

关于中国提案，会议成立两个委员会分头讨论，第一委员会讨论第一、第二两项，第二委员会讨论第三、第四两项。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继续向高峰发展，使得帝国主义代表们不敢在会议上公开反对关税自主，于是采取延宕手段，日本建议中国关税自主应在五年后，美国则折衷为三年。关于过渡时期的税率问题，英、日两国代表坚持不得超过二五，日本还不肯放弃指定用途的成见。十一月十九日，会议通过原则上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须在一九二九年元旦裁厘实现后实行。

此后奉天内战和冯、奉两系的战争相继爆发，全国局势陷于混乱，段政府的命运也危在旦夕，因此关税会议断断续续，始终没有作出具体的决定。

与关税会议同时进行的法权会议，同样也以无结果而告结束。会议召开前，美国政府带头坚持必须由有关各国组织调查团调查中国司法行政现状，才能决定领事裁判权应否撤废的问题。九月四日，英、美、法、日、意、荷、比、葡八国根据上述意旨答复段政府的回文，就是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的。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八国所派调查法权委员在北京举行法权会议，段政府派王宠惠为全权代表，一直到九月十六日，他们才作出一个内容空泛的决议，原则上赞成撤废领事裁判权，但须中国军阀干涉司法的行动完全消灭，法庭可以完全独立行使职权才能考虑实行。这当然又是一张遥遥无期的空头支票。

二　临时政府增设国务院。徐树铮在廊坊被刺。冯玉祥又一次通电下野。吴佩孚的政治投机活动。段祺瑞恋栈不去的丑态

北京人民革命运动继续高涨，段政府已经面临末日，但他仍然恋栈不肯下台，十二月十六日，公布修改临时政府制度，增设国务院，并任命他的党徒许世英为内阁总理。段把过去有名无实的责任内阁制恢复起来，目的在于利用内阁作为挡箭牌，以避免来自人民方面的直接冲击。三十一日，又任命王正廷为外交总长，于右任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贾德耀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马君武为司法总长，易培基为教育总长，寇遐为农商总长，龚心湛为交通总长。这些阁员主要是接近冯系和国民党的政客。

冯玉祥自十一月二十七日由包头回到张家口后，一面提倡“平民政治”，一面却又表示继续拥段，对于政府改制和组阁人选都不参加意见。自冯军战胜李景林以来，段先后任命宋哲元为热河都统，鹿锺麟兼任京师警察总监，调任孙岳为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并派李纪才为山东查办使，打算把山东划入国民军的势力范围。这些都是讨好冯系、避免自己垮台的政治买卖。

但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徐树铮突然在廊坊被刺身死，使段受了一次极其重大的刺激，并且害怕本人也将遭受不测之祸，因此又有下台苟全性命之意。徐一向被称为段的灵魂。段上台后，由于徐与冯、奉两系都有历史上的恶感，不敢召他回国，叫他留在国外，以本人专使的名义进行外交活动。这位政治阴谋家到处不受本国人民的欢迎，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到柏林时，留德学生曾经包围公使馆，逼迫公使魏宸组书立笔据，以身家性命担保徐在德国不借外债、不购买军火、不进行任何卖国勾当，并须立即离开德国。从七月到十一月，徐在欧美各国兜了一个圈子，十二月十日由日本回到了上海。他刚跨进国门，就发表了恢复旧国会和拥段为总统的政治主张，并竭力鼓吹奉、直、皖三系联合起来，使北洋派趋于大团结，推段为唯一的领袖。十一日，他到杭州去拉拢孙传芳。他过去杀害过冯玉祥的舅父陆建章，对冯不无戒心。可是冯有电报欢迎他北上，并且保证他沿途安全，他又觉得政治恩怨事隔多年，大家谁也不会算老账，因此二十日由上海到了天津。此时段已听到一些消息，即派宋子扬到天津阻止他入京，可是宋见了老上司不敢多讲话，讲得词不达意，等到天津战事平息后，徐即于二十七日乘车抵京。

徐下车后，即到吉兆胡同段宅进行密谈。他向段夸口此行颇受各国的重视，建议应当郑重其事地举行一次公开觐见以证实他的专使身份，他在国外所接洽的一些事情，才好继续进行。谈到当前的局势，他认为临时政府并无实力基础，必须取得各友邦（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才能把政权巩固下来。据他观察所及，当前各国最担心的是中国“赤化”的问题，必须采取措施，加强取缔（加强镇压全国人民的反帝运动），才能博得各国更大的同情和信任。他的话句句打入了段的心坎，因此决定于次日举行公开觐见。

二十八日，段、徐两人在执政府合演了一出滑稽戏，徐身着大礼服，胸间佩带各式各样的勋章，以外国公使之礼入觐，而段也煞有介事地以一国元首的身份接待着，礼成，鞠躬而退。

二十九日是徐最忙的一天，上午遍访各国公使，并出席国务会议报告考察各国的情形，阁员们一致报以热烈掌声。下午出席他自己所办的成达学校的欢迎会，傍晚，又赴龚心湛的宴会。他在北京过分招摇，引起物议沸腾，段又差人前来催促他赶快离开北京，于是龚代他接洽挂好一列专车，下午六时登车出发。他在龚宅宴会中，还目空一切地以元首的头等红人自居，对新任陆军总长贾德耀扬扬不睬，使贾大为不满。

京津路战事结束不久，沿途兵车拥塞，火车开行很慢，徐所乘专车到晚间十时后才开抵廊坊。这是一个月明如昼的夜晚，车站上站着黑压压一群兵士，似乎是列队前来欢迎专使的。专车靠站后，徐即被人拉下车去，毙命于一弹之下。事后喧传，陆建章之子陆承武替父报仇把他打死[1]。当时论者认为，这件血案不仅与个人恩怨有关，特别是牵涉到当时的政治问题，因为这位惯于兴风作浪的人物，是有取死之道的。

徐死得不明不白，使段又是痛心，又是害怕。他拟就了一道表扬和抚恤的命令，这道命令须由陆军总长副署，却因贾德耀置之不理而无法发表。段正在准备辞职下台，不料冯玉祥抢先一步提出辞职呈文，引起政局波动，段只得把自己辞职的问题搁置下来。原来，冯虽然战胜李景林取得了直隶地盘，但是直鲁联军在鲁北准备反攻，郭松龄兵败被杀，阎锡山对国民军的敌意很深，吴佩孚又一定要算旧账，他的地位仍然陷于四面楚歌之中。此外，冯推荐孙岳为直隶军务督办，又引起了国民军内部的深刻矛盾。孙岳率领第三军离开陕西，帮助冯军进攻李景林，必须给以地盘以资补偿；孙为直隶人，冯保举他调任直隶军务督办，这本来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天津是由第一军奋勇血战打下来的，第一军将领不甘于拱手让之他人；第二军原拟以邓宝珊为直隶军务督办，也因别有所属而感到失望。由于这一问题引起内部分化，而国民军又处于四战之地，冯只得采取退一步的办法，自己愿意下台，一面借以转移敌人的目标，一面也可消除国民军内部对他个人的离心力。十二月二十七日，他致第一军将领一电，除表示本人下野外，还拟就了第一军退出北京，保全实力的一套计划，指定以张之江继任西北边防督办，李鸣钟继任甘肃军务督办，宋哲元仍为热河都统，鹿锺麟调任绥远都统，并以郑金声为察哈尔都统。冯军将领应召到张家口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跪下来请冯不要下台，冯厉声斥责他们说道：“我不许你们做冯玉祥一个人的走狗！”一九二六年元旦，冯向段政府提出辞职，谢绝一切宾客，并通电宣布取消国民军名义，以后不再沿用。四日，冯由张家口赴平地泉，声称取道库伦出国游历。同一天，冯发出通电说：“玉祥自去岁倡导和平以来，本期从此息争，专事建设。不意跋扈者不戢其心，攀附者助长其势，屯兵淮上，饮马江表，势欲席卷海内，雄霸中原。以是孙馨督首义于浙，长驱北指，萧珩督声援于鄂，志切澄清。……郭军长痛于东省人民水火之困，爰整师旅，为民请命。芳宸（李景林）原约援助，乃二三其德，对茂宸（郭）则顿违前约，对玉祥则通电诬蔑。现在芳宸溃逃，不图郭军长一朝颠覆，殊堪悼惜。雨亭（张作霖）经此怆痛，渐有觉悟。……玉祥个人应即日下野，以卸仔肩，如是则造谣惑众者可以止息，挑拨是非者失所凭依。至于国家大计，执政硕德耆年，万流仰镜，子玉（吴佩孚）学深养粹，饱经挫折，当能不念前嫌，共谋国是。……从此延请国内贤豪，公开讨论，各纾伟抱，共济时艰。”这个电报把以前冯、孙、萧三人建立“新直系同盟”以及冯、郭、李三人同盟讨奉的关系全部公开出来，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冯的目的在于团结一切力量，甚至愿意与吴佩孚化敌为友，以便共同对付奉系。

冯军为了要保持军饷来源，随后改变计划不放弃北京，仍由鹿锺麟负责防守，改调刘郁芬部驻防绥远。一月九日，段政府派冯为考察欧美各国实业专使（冯未接受），任命张之江为西北边防督办兼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甘肃军务督办，李云龙为陕西军务督办，刘郁芬为绥远都统。

与冯宣布下野的同时，吴佩孚也在汉口发出世电（十二月三十一日），宣布结束“讨贼”事宜，并称：“定乱以武，安民以政，尊法虽我素志，用法听诸国人。”世电发表后，这位声光暗淡的“十四省联军大帅”突然成了各方面交口推崇的大人物，博得满堂采声。冯有回电说：“弭兵望治，袍泽同钦。归本大法，尤佩卓识。”冯还派段其澍为代表，携带亲笔函到汉口，愿意与吴“精诚合作，始终不渝”。冯系大将张之江欢迎吴“入京主政”，并在回答吴的阳电（一月七日）中表示“追随我帅（吴）之后，勉效驰驱”。李景林、张宗昌、刘镇华、孙传芳、孙岳都有电报对吴备致倾倒之意。一月八日，浙江省长夏超电称：“时局已由军事转入政治，望我帅（吴）毅力支持。”同一天，杨森请吴“商取各方同意，组织合法政府”。十日，张作霖派代表张景惠到汉口，与吴交换解决时局的意见。

吴口称尊重法律，但未讲明他所尊重的究竟是哪一种法律，是曹锟所颁布的“宪法”呢，还是民元临时约法？如果是指曹记宪法，就必须恢复旧国会和曹锟的总统地位，这是任何方面所不能同意的。如果是指民元约法，也必须有一个国会，而约法本身就是被旧国会取消了的，不但约法与旧国会不能并存，而在全国四分五裂的局势下，要另外召集一个全国性的新国会，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吴的内心仍然主张恢复曹记宪法，他鉴于曹锟无法复职，就采取了“护宪不拥曹”的办法，主张恢复曹所任命的颜惠庆内阁，叫他摄行总统职权，作为过渡政府。他发表世电就是用来试探各方面的空气的。吴的背后还有一批为自己打算的政治寄生虫。一月四日，旧国会议长吴景濂、张伯烈复吴一电，主张恢复“宪法”；七日，到汉口的旧国会议员联名通电，主张恢复民国十三年的摄政内阁（颜内阁），继续摄行总统职权，国会可以自由集会，选举继任总统。同一时期，与吴、冯两人同有亲家关系的张绍曾，曾赴张家口访冯，六日回到天津后，宣称冯赞成恢复法统，八日即发表通电，主张旧国会自由集会，依法成立政府。张绍曾以吴、冯两人的关系和贿选议员为其政治资本，提出了释放曹锟、吴冯联合讨奉、旧直系重行团结、恢复旧国会等具体条件，企图恢复本人未经合法手续而被解除职务的内阁，以便摄行总统职权。

段自徐树铮被杀后，终日惶惶不安，但是仍然舍不得卷铺盖走路。吴的世电对他说来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因为他的地位就是在打破法统的基础上产生的。于是新任内阁总理许世英跑来献策，主张发出一个辞职电报以测验各方面的反应，好在此时无人愿意上台，大家一定会表示挽留，这样就能够打消世电所产生的影响，保障现局趋于稳定了。段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五日，许在永康胡同本宅大宴段党政客，六日又在吉兆胡同段宅召集他们开会，但是两次讨论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晚间继续开会时，许拿出代拟的电稿来，上面声明：执政任期到一月十五日届满，而国民会议召集无期，本人不愿继续执行政务，因此自十六日起不视事，交由国务院负责代行。段在电稿上批了一个“阅”字，即交电务处拍发。随后屈映光发表意见，认为现在是责任内阁制，执政不宜表示态度，而且国民党阁员于右任、易培基等都要执政下台他们才肯上台，有此通电，反为示弱之举。段听了这些话，便又犹豫不决起来。七日，许内阁举行就职后第一次国务会议时，段又同意发出此电，因此议决将阳电（七日）改为庚电（八日）待发。不料当天晚间，北京报纸发出号外，将此电全文刊出。陈宧在电话中质问许：“电报尚未发出，何以全文泄漏在外？”许不禁恼羞成怒地回答说：“如果卖主求荣，我就不是人养的！”于是段又取回了电稿，待修改后再发出。

八日，许在本宅召开会议讨论修改电稿问题。汤漪主张删去“自十六日起不视事，政权交国务院代行”一语，理由是根据修改后的临时政府条例，并无执政去职交由国务院代行职权的规定。许却坚持不能删去。汤不觉盛气地说：“既然不能修改，那又何必开会，你自己独断独行好了！你当了总理还想摄政，真是猪狗不如！”许哪里能够容忍这样当面辱骂的话，气得大喊大叫：“谁再干总理谁就是猪狗！”当天他就提出辞呈，并避居德国医院以示决绝之意。

段一面派长子段宏业迎接许回来，退还了他的辞呈，一面根据汤的意见删去电报中的一段，修改为“所望各建谠言，迅定国是，俾释重负，以践前言”，并改作佳电（九日）发出。这样一来，这个电报就与原意相违，无但毫无辞职下台之意，而且充分暴露了恋栈不去之心。段还厚颜无耻地自作解释说：“我早就想下台，只因国事无人负责，替如手里拿着茶杯，必须递于别人才能放手，断无任意摔碎之理。”

段的佳电发出后，第一个反应来自东京：日本外务省向中国驻日使馆表示，段上台时，日本承认为中国事实上的政府，如果段去职，日本政府对将来中国政府的态度，当重作考虑。

同时，冯也表示了留段的态度，吩咐鹿锺麟继续取缔示威游行运动，以安段党之心。此外，各省军阀表示留段的只有阎锡山和邓如琢两人。在此以前，一月八日，孙传芳、陈调元打来联名电报，质问执政府成立一年以来，收入共达一亿三千余万元，究竟作何用途，应请宣布以释群疑。这个电报引起了长江各省军阀的普遍响应，显然是他们的拆台手段。十一日，张作霖宣布与段政府断绝关系，并废除东北边防督办名义，改用镇威上将军名义对内对外。十四日，国民军第二军将领邓宝珊、李纪才等联名通电，一方面反对恢复法统，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另一方面痛斥段为祸国殃民的人民公敌，不应加以挽留。段看见反应如此不妙，便又于十四日补发一个寒电，表示本人决不恋栈，但因关税会议与法权会议正在进行，下野尚非其时云云。

三　冯奉两军隔滦河相持。山东战局发生变化。吴佩孚出兵河南，岳维峻兵败出走。信阳围城浩劫

张作霖平定了郭军变乱，吴佩孚收束了“讨贼”事宜，冯玉祥宣布了下野出洋，看来各方面的战争都停止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北方政局的安定，相反，这正是北方局势最混乱和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以前北方至少还有一个形式上的政府，此时孙传芳在东南五省建立“独立王国”，吴佩孚称尊武汉，张作霖独霸一方，都不承认在冯军控制之下的段政府，而冯军也并不热心拥戴这个政府。以前北方军阀的派系之争，还有线索可寻，此时敌友界限早晚不同，今天讨贼，明天联贼，今天呼兄唤弟，明天大杀大砍，使人眼花撩乱，如坠五里雾中。

当时北方局势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榆关形势。郭军覆灭后，所部炮兵旅长魏益三于一月三日在榆关宣布与冯军合作，改称国民军第四军，并在万家屯、九门口、榆关建立了三道防线。冯玉祥派第九师师长唐之道为榆关前敌司令，并请李烈钧到榆关指挥魏、唐两军。唐师前身为直军第二十师，吴佩孚战败时，由吴光新收编加入奉军系统，吴光新下台后，又由冯军接收改编。此时张学良在锦州招降魏军无效，便于一月十八日向榆关发动攻势，魏军退守昌黎、滦州，冯军推鹿锺麟为搜魏总司令，拟率领四个师出发昌黎，另派四个师由朝阳进攻锦州以断奉军的后路。同时，段以私人名义劝张作霖收兵出关以免引起大战，吴俊升、张作相也都反对继续用兵，因此二十六日张作霖通电答应将入关奉军调回，冯军也因处境不利，停止进攻奉天。此后冯、奉两军在滦河隔岸对峙。魏军一度发生内变，冯将该部调驻丰台整理，不久又改以保定为其防地。张作霖因为元气大伤，不得不争取喘息时间，一面竭力联络吴佩孚，一面策动直鲁联军反攻天津，他本身暂不采取积极行动，这是榆关形势得以缓和的原因。

第二是山东战局的变化。冯宣言下野时，曾经决定国民军第一军担任对付奉系，二、三两军担任进攻山东。二、三两军推邓宝珊为攻鲁总司令，由马厂进驻沧州，对方直鲁联军则推张宗昌为总司令，李景林为前敌总司令，与邓军相持于沧州、德州之间。但是由于国民军内部仍然貌合神离，河南局势又起变化，不久邓部由津浦线调回京汉线北段，攻鲁一举因而陷于停顿。一月十八日，鲁军（张宗昌部原称奉军，以后改称鲁军）方振武部在直、鲁、豫边境宣布与冯军一致行动，改称国民军第五军。同一时期，张宗昌高唱“山东人不打山东人”的口号，与吴佩孚、靳云鹗取得了进一步的联系，一月十九日他就向退守大汶口以南的豫军（即国民军第二军）李纪才、田玉洁两部发动了强大的攻势。由于邹县、滕县一带的靳军（即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等师）与鲁军暗通声气，豫军陷于腹背受敌的地位，只得放弃汶上、宁阳、兖州，沿津浦路支线退往济宁。二十二日，张宗昌、李景林、靳云鹗在泰安举行会议，他们三人结盟为兄弟，并决定靳军协助鲁军进攻鲁西，鲁军协助靳军进攻豫东，将来迎接吴佩孚重回洛阳。至此，吴与张宗昌相互勾结的内幕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而鲁军得以全力向方振武部和豫军进攻，自二十四日起接连攻下嘉祥、巨野、曹州、郓城，方部退往大名，岳维峻将豫军调回河南。至此，国民军在山东的势力全部瓦解。

第三是冯、吴合作失败，吴、奉合作实现和河南战局的突变。冯玉祥宣布下野，主要是想转移目标防止吴、奉两系的联合。他除直接与吴通电外，还授意部下对吴表示尊崇，但是吴对他不忘旧仇，反应非常冷淡。于是冯系仍然侧重联络孙传芳，以求摆脱孤立状态。一月十一日，冯系将领张之江等致电孙，认为“环顾国中，主持大计，非公莫属”，孙也于十三日回答说：“环顾今世，可与同心协力共纾国难者，非公等莫属”。事实上孙是主张联冯讨奉的，但是吴佩孚日益倾向于联奉讨冯，孙也莫可如何。山东局势转变后，张宗昌已无余力再向江苏用兵，因此孙命卢香亭率兵由徐州开回杭州，并派卢为浙江总司令（一月二十日），从此孙的注意力集中于五省自保之局，对于北方的风云变化，暂不表示态度。

另一方面，吴、奉两系虽然日益接近，但是他们相互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的。一月五日，张作霖回答吴的世电，主张恢复约法解决国是，与吴主张恢复宪法根木不同。十七日，他又致吴一电，声明关外事由他负责应付，关内事请吴全权主持，对法统问题本人毫无成见。这是他防止旧直系再联合的一套手法，其实他对法统问题是有成见的。

吴、奉联合成熟后，吴决定三路出兵进攻河南，一路命靳云鹗由鲁西进攻豫东，一路命刘镇华、张治公收集镇嵩军残部由陕东进攻豫西，一路京汉路正面派鄂军第一师寇英杰部由鄂北进攻豫南。岳维峻所属国民军第二军本系陕军，与河南红枪会经常发生冲突，吴派人联络这些地方武装力量，并收编为“豫卫军”，以造成里应外合的局势。岳接到以上情报后，一月十七日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除命第十一师师长蒋世杰在信阳设防备战外，并派李云龙（即陕督李虎臣，因援冯讨奉率部进驻洛阳）为豫南总指挥，李纪才回师归德，田玉洁移驻郑州。二十日，吴发出通电宣布讨冯，斥冯“巧于遁饰，更肆毒谋，伏处平地泉，密筹饷械”。二十六日命寇师由双河向信阳进攻。这样一来，冯玉祥团结旧直系一致对奉的计划完全失败，因此岳维峻发出东电（二月一日）、张之江等发出鱼电（六日）、孙岳发出青电（九日）一致讨吴，国民军三军将领联名请冯复职主持讨吴军事。对方吴佩孚、萧耀南、齐燮元发出冬电（二日），李景林、张宗昌联名发出佳电（九日）讨冯。十日，张宗昌就任吴所委派的讨贼联军鲁军总司令，李景林就任讨贼联军直军总司令，推吴为各省讨冯领袖，并称：“凡我同盟，悉听指挥”。张、李两人由奉军系统改变为“讨贼”系统，虽有改弦更张之意，但是事前却又取得了张作霖的默许。

吴军攻豫前，吴、奉两系进一步成立了同盟条约六条：（一）吴军由京汉路北上，（二）直鲁联军由津浦路北上，（三）关外（指西北）由奉军负责，（四）奉、孙（传芳）关系由吴负责疏解，（五）奉系帮助吴军军饷二百万元，（六）将来北京政局推吴负责主持。

吴、奉联合后，二月十六日国民党发表宣言，认为吴佩孚一面宣布结束讨贼军事，一面又与所谓贼者联合，讨冯攻豫，国民军现已处于奉、直两系的夹击中。本党应造成全国反吴空气，准备实力，鼓动民众，争取国民会议实现。

吴军进攻信阳闹了多次笑话。二十六日，寇师宣称已将信阳攻下，后来并无下文。原来他们占领信阳车站后，即在咸山遇到伏兵，退回原阵。二十九日，第二次宣称占领信阳，可是攻入东门时遇到了从战壕里跳出来的守军，又损兵折将而回。守城将军蒋世杰是个骨瘦如柴的鸦片鬼，在信阳沿城掘下了纵一道横一道的战壕，大有“效死弗去”之心。攻城大将是善于吹牛而怯于作战的寇英杰，打来打去打不下信阳城来。二月一日，吴下令限于三日以内攻下城池，三日不能则六日。果然六日又攻进了南门，但是捷报还未发出，战壕里的守军又一次跳出来，寇师不仅退回原阵，并且被迫放弃了车站。同一天，岳维峻所派援军田生春、杨瑞轩两旅在信阳以北彭家湾为暗通吴军的毅军所败，吴从汉口调来的刘玉春、宋大霈两旅也都开到信阳。十日，吴军第三次攻入城内，正在搜索残敌时，不料田、杨两旅绕道冲进城来，吴军又退出了。

吴军的另一路，靳军进入豫东后，二月十八日占领归德，二十四日占领兰封。同时，吴变更战略，以一部兵力包围信阳，抽出大部兵力绕道向北进攻，从二十日到二十六日，先后占领确山、驻马店、漯河、郾城、许州，岳军南路总指挥邓宝珊（原为李云龙）退回郑州，岳也于二十六日退出开封移驻郑州。二十七日，河南军务帮办、毅军统领米振标迎接靳军进驻开封。三月二日，岳军放弃郑州，邓军向豫北撤退，岳与李云龙率部向西撤退。四日，寇、靳两军在郑州会师。

吴进攻河南前，曾与阎锡山、刘镇华、吴新田等相约同时并举。刘回兴安与镇嵩军张治公、柴云升等部会合后，即由陕、鄂边境取道豫西南向北进攻，三月四日占领阌乡、潼关。阎也出兵娘子关于六日占领石家庄。郑州靳军分为两路追击，北路四日占领新乡，七日占领彰德；西路五日占领洛阳，七日占领渑池。岳维峻从洛阳逃出时，沿途遇到红枪会的猛烈狙击，所部几乎全部溃散，岳本人也在风陵渡被晋军俘获，阎锡山予以看管。

吴军虽在北路取得胜利，但是南路信阳迄未攻下。从二月下旬起，守军三次出击企图突围而走，终于被迫退回。三月十二日，吴军从汉阳运来重炮六尊，限守军于次日开城投降，否则开炮攻城。十三日，城内外籍教士和商会会长等出面调停，十四日，蒋与田、杨两旅长才下令停止抵抗。吴军共遣散信阳守军九千人，缴获步枪七千余支，机关枪五百余挺，大炮二十二尊。十五日，蒋、田、杨三人被解往汉口时，吴还设宴为之压惊，席间极口称赞蒋世杰忠勇可嘉，聘为总部参赞，并委田、杨二人为参议。

蒋军困守信阳共计四十八天。城内房屋大半毁于炮火，人民被打死万余人，饿死千余人，逃出者仅数千人，妇女被轮奸毙命者六百余人。信阳守城之战是历年来内战中最残酷的一次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戳穿了“十四省联帅”是个虚有其表的纸老虎，守城者博得了“勇将”之称，但是城内人民却遭受到一次家破人亡，葬身无所的空前浩劫。

吴军胜利后，引起内部争功，靳云鹗因为不能取得河南军务督理（曹锟当权时期，改督军之名为督理，段改称为督办，吴再起后又恢复了督理的名称）而忿忿不平。吴已将此职许给寇英杰，不便自食其言，因此派靳为河南省长，靳当然薄省长而不为，吴不得已加他一个“联军副司令”的大头衔，才得相安一时。

此外，湖北、江西两省的局势也起了一些变化。萧耀南于二月十四日因肺病不治身死，吴以联军总司令名义派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为湖北军务督理，汉黄镇守使杜锡钧为湖北省长。二十一日，段政府调升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为湖北军务督办，鄂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为湖北省长。这是北洋派引诱敌人部下从内部倒戈的老一套办法，但是卢、刘两人力有不足，不敢拜命，于是段又于二十七日任命江西军务督办方本仁为湖北查办使，令其“酌派军队，驰往湖北，会同军民两长（指卢、刘二人）查办事件，以靖地方而安人心”。这个命令显然是叫方本仁带兵进攻湖北，与卢、刘二人成为里应外合之势，赶走吴佩孚，将来即以湖北地盘为酬。方是湖北人，在江西不安于位，久欲向故乡发展，因此他一面调兵鄂、赣边境，一面派密使到广东联络，愿意出兵讨吴。广州政府派蒋作宾（即一九二一年鼓动湖南出兵援鄂的湖北军人）到南昌督促进行。但是江西内部起了分化，三月二十六日，中央第一师师长邓如琢与赣军第二师师长蒋镇臣、中央第六师师长杨如轩举行庐山会议，迫方“和平下台”，以免江西遭受兵祸。方的态度也是视江西为其势力范围的孙传芳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派江贞、永绩、永健等舰到江西示威，吴佩孚也调宋大霈旅开驻武穴，方在内外夹攻之下，只得怏怏下台。三月二十六日，吴、孙两人会派邓如琢继任江西总司令。

四　八国公使提出最后通牒，干涉冯军封锁天津海口。北京市民请愿驳斥八国通牒，执政府开枪造成惨案

继吴军发动河南战争之后，直鲁联军也发动了对直隶的进攻。从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李景林部先后占领沧州、献县、青县，此后与冯军在沧州、马厂之间展开了旅进旅退的拉锯战。国民军将领纷纷电请冯玉祥再起主持军事，冯应允暂缓出洋，但不接受任何名义，二月二十五日一度回到张家口调度军队，派鹿锺麟于二十八日赴静海指挥津浦线作战部队，调李鸣钟主持北京防务，并从察哈尔、绥远等处调兵应援。部署既定，他又回到平地泉去了。

三月一日，张宗昌派毕庶澄率领渤海舰队窥伺大沽口，并派褚玉璞为鲁军总指挥加入战斗，一度占领静海、独流，天津大为震动。鹿锺麟、孙岳都到前线督战，经过猛烈战斗，八日才将马厂、青县夺回。也就在这一天，渤海舰队装载陆军六千人，在炮火掩护下由北塘登陆，经冯军苦战俘获二千九百余人，余众下船逃走，渤海舰队十一艘也被击退了。冯军即日封锁大沽口，不许任何船只开入。十日，外交团向段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指冯军封锁海口为违反辛丑条约，要求立即撤除障碍，否则各国将自行采取行动，恢复海口交通。其实，冯军封锁海口是因为帝国主义轮船经常为奉、鲁军运兵运械，并且经常掩护对方舰队驶入港口，它们帮助反动军阀，参加中国内战，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了。为了防止这类事情继续发生，冯军提出外国轮船、军舰必须悬挂特种旗帜，通过时间限于白天，并须接受当地驻军的严密检查。十一日，冯军撤除了部分封锁，允许各国轮船、军舰在指定范围内，按照上述办法通行。

十二日，日本驱逐舰两艘从旅顺开抵大沽口，掩护奉、鲁舰队四艘驶入港口，炮台守军用旗语阻止它们前进，日本军舰不但置之不理，反向岸上开炮，炮台守军不得已用步枪还击，日本军舰才被迫退往塘沽。在双方互击中，日方死大尉级军官一人，伤水兵三人，冯军死排长、司务长各一人，兵士二人，伤兵士八人。北京外交部派员向日本公使提出口头抗议。十三日，英、美、法、意、日五国公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共同行动对付中国。十五日，参加辛丑和约八国公使联合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一）按照辛丑和约规定，北京至海口的交通不得发生任何障碍；（二）奉、国两军应即停止在大沽口附近作战；（三）奉天舰队应退出大沽口外，国民军应完全撤除海上水雷；（四）所有航海灯塔及航行标志，必须完全恢复；（五）轮船入口，除按照条约由海关检查外，不受任何方面之检查。以上条件，限于十八日正午为满意之答复，否则各国海军将采取必要行动，扫除一切障碍。同一天，日本公使单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谢罪，严惩守军军官，并给付五万元之损害赔偿。

北京外交部接到以上通牒后，即召集外交委员会委员讨论，有的主张提交国际联盟，有的主张予以接受。他们征求冯军的意见，而冯军由于处境不利，希望和平解决，承认遵守辛丑条约，撤除海口封锁，但以各国对中国内战严守中立为条件。奉鲁舰队则完全接受了帝国主义所提的五个条件。十八日，北京外交部答复八国公使，表示“对于来文所开各条，已令军事当局采取适当办法，希望天津各国海军代表与中国军事当局协商”。

但是，帝国主义公然帮助奉鲁军阀来进攻国民军，并且根据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和联合示威，这一恃强逞凶的举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忿怒。十七日，北京大学学生开会，议决：（一）逐段下合，另组国民政府；（二）驱逐八国公使出境。同一天，北京各界推举代表赴执政府请愿，要求驳斥八国通牒，勿为武力所屈服。请愿代表与执政府卫队发生冲突，被打伤多人，因此大家更加忿慨，决定于次日举行大规模运动，把这一斗争坚持下去。

十八日上午十时，北京市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议决：（一）电促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提出最后通牒的八国；（二）电请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反对帝国主义；（三）请段政府驳斥八国最后通牒；（四）驱逐八国公使出境；（五）督促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六）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随即整队举行游行示威，由长安街向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出发，沿途高呼“反对八国通牒”“巩固大沽国防”“反对日舰援助奉军上陆”“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这时国务院正在举行例会，执政府卫队旅团长武九清慌慌张张地走进去报告，游行群众就要前来请愿三事：（一）解除卫队武装；（二）交出十七日殴打请愿代表的主使人；（三）段执政辞职下台。吓得阁员们面面相觑，匆匆散会。

下午一点二十分，部分游行队伍约二千人走到国务院，要求派代表面见总理，卫队紧闭栅门不许他们进去。于是群众愤怒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政府！”卫队旅长宋玉珍向段请示，段竟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了游行者四十六人，打伤了一百五十五人，其中有不少是女学生和未成年的学生。

惨案发生后约十分钟，李鸣钟乘车赶到，看见国务院门前横尸垒垒，不禁搓手跌脚地说：“怎么办，怎么办！”他立刻转赴吉兆胡同段宅，恰好贾德耀和全体阁员都在那里，于是大家坐下来讨论今后怎样处理的问题。段拟就命令通缉李大钊、徐谦、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五人，诬指为“以共产党执行委员名义，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丛殴军警”。李鸣钟反对发表这个命令，并且建议抚恤伤亡。但是段的态度非常暴躁，除勉强同意抚恤伤亡外，十九日终于将通缉令发表了。

十八日，国务院发出通电，无中生有地诬蔑请愿者“组织敢死队冲锋前进，击死宪兵一人，伤警厅稽查及警察各一人、卫队多名。当场夺获暴徒手枪数支”。他们撒下了漫天大谎，目的在于把这一血腥屠杀罪行说成是执政府卫队的自卫行为；而更加恶毒的是，这个电报用“军警”二字代替了府卫队，目的在于混淆真相，把责任推在冯军的身上。但是这种卑劣手段是骗不了任何人的，即使是他们手下的京师地方检察厅，后来侦查结果，也不能不承认“群众并无犯罪行为，且未达到不正当侵害之程度，府院卫队实无开枪之必要，不能认为正当防卫”。在场警官、警察也都在法庭上证明，游行学生除传单、旗帜外，没有携带什么武器。

惨案发生的当晚，警备司令部发布了戒严令，并于十九日出有布告称：“……青年人士血气方刚，酿成惨剧。值此军事未定，人心惶惑，群众动作，恐引起各方误会，特郑重布告，毋得再行集会，致生事端。”三月二十三日，冯玉祥鉴于无法应付当前的局势，便留书与部下为别，由包头启程到库伦，准备前往苏联。

三月二十五日，北大学生为殉难同学李家珍、黄克仁、张仲超下葬，送殡者达千余人，并且举行了抬棺游行。

五　段授意王士珍等发起和平运动。冯军退出天津。张作霖召集秦皇岛会议

大沽口事件发生前，冯军东路在津浦线与直鲁联军血战，西路京汉线阎锡山军也已开到石家庄，原驻正定、保定一带的魏益三军被阎收编为“正义军”。三月四日，吴佩孚、齐燮元、张宗昌、李景林、陈嘉谟、杨森、刘镇华、吴新田、张治公联名通电讨伐段、冯。同日，段政府任命冯玉祥为直豫陕宣抚使，请其主持讨吴军事，冯拒不接受。段又将贾德耀内阁改“代”为“署”，企图加强内阁阵容，以便撑持残局，但是新任外交总长颜惠庆、教育总长马君武都不就职，与孙传芳有密切关系的海军总长杜锡珪、农商总长杨文恺也都不肯启程北来。三月六日举行阁议时：到者只有内务总长屈映光、交通总长龚心湛（以上段系）、财政总长贺德霖和贾德耀本人（以上冯系），会议无法进行。

此时，段的“军师”梁鸿志竭力主张拉拢奉系，并调和冯、奉两系的关系，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吴佩孚。冯系联吴失败，也愿意转而联奉以解除本身的孤立状态。段找到奉系留在北京未走的代表郭瀛洲，叫他打电报通知张作霖，拟派冯方代表张树声到奉天接洽，张作霖回电表示欢迎。三月十二日，段命郭、张两人同往沈阳，并以私人名义致电张作霖：“前年入京（指他自己），系国奉双方同意，现干戈相见，中央地位极感困难。望以国家为重，言归于好。”

张作霖采取了边打边谈的政策，一面欢迎冯军代表到沈阳，一面却于十一日下令进攻滦州。张之江去电请其停止军事行动，一切问题等候张树声到奉后协商解决，张作霖却提出冯军应交还直隶、热河为双方和平的先决条件。从三月十二日起，奉军利用大沽口事件和直鲁联军猛烈反攻的时机，先后占领卢龙、迁安、乐亭、龙山，二十日占领滦州，二十一日进占唐山。冯军在军事上、外交上步步陷于绝境，便有退出北京、保全实力之意。

一直到这个时候，段还在作最后的挣扎，企图保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他找出与奉系有历史关系的赵尔巽和直系元老王士珍发起和平运动，于十五日向各方提出和平办法五条：（一）划直隶、京兆、热河为缓冲区，在这个区域内仅设民政长官，所有驻军均须退出，以武装警察维持秩序；（二）冯军专力开发西北；（三）奉军退回东北；（四）陕军（指国民军第二军岳维峻部，此时河南已被吴军占领）退入陕境，李景林部退入鲁境；（五）豫鲁各省暂维现状。十九日，赵、王等继续发出通电，建议各军先行停战，召开和平会议，解决上述问题。

以上五条是事前取得冯军的同意提出来的，因此二十日鹿锺麟等通电表示赞成，并称“已饬前方先行罢战，各退原防”。张之江、李鸣钟、鹿锺麟、宋哲元、刘郁芬联名电称：“遵将所部撤回原防，专力开发西北，不与内争。”但是冯军对于段政府的态度已经有所改变，这是因为自“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段政府变本加厉地与人民群众为敌，而支持这个政府，就会失去人民的同情，现在既然准备放弃北京，就没有维持现状的必要了。在这一情况下，孙岳、张之江、李鸣钟、鹿锺麟在二十日致张绍曾的电报中露骨指出：“现政府既为国人所厌弃，敝军自今日始，专任维持地方之责，至政府如何组织，法统如何接续，完全听之法律解决。”孙岳二十一日通电，痛斥段政府枪杀民众的暴行，并且自动解除直隶军务督办及省长等兼职，以促政府觉悟。

二十一日，冯军下令总退却。二十二日，冯军从天津撤退时，潜伏日租界内的李景林部便衣队乘机暴动，引起一片骚乱。直鲁联军开进天津时，强迫使用军用票，并且发生抢劫行为，引起商店闭市，警察罢岗。二十四日，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都到了天津。张学良也由唐山赶来，说明奉军集中唐山不开进天津来，由直鲁联军担任追击冯军。同一天，李景林、张宗昌联名电请“张吴两帅来津会商国事”，张作霖电请吴佩孚“迅速北上以定大局”。张、吴两人未到天津前，张作霖派张学良为代表，吴佩孚派杨清臣为代表，主持吴、奉两系在天津的联合会议。

北京方面，段把王士珍当作当时的唯一“救星”，请他担任和平会议主席，畀以节制各军之权，要求他到天津接洽召开和平会议的问题。王士珍等接连发出了许多电报，要求吴、奉、直、鲁各军停止追击，择地举行和平会议，但是奉方反应十分冷淡。二十五日，直鲁联军向京津路出兵占领杨村，二十七日占领黄村，二十八日占领丰台。李景林、张宗昌电催吴佩孚出兵北上并“入京主持大计”，声称直鲁联军决不开入北京。

冯军本已决定放弃北京，由于军饷和开拔费一时无法解决，尚未撤走。二十六日，吴佩孚所派讨贼联军第一路总司令田维勤进驻保定，随后又有旧直系联合对奉的风传。原来，吴虽然坚持联奉讨冯，但是他手下将领靳云鹗、田维勤等都是主张联冯讨奉的。此时冯玉祥已经行抵库伦，不久即将出国，冯军将领希望通过靳、田等人的关系，推动吴放弃成见，实现旧直系的大团结，共同对付奉系。冯军公推张之江为国民军第一军统帅，一面派代表到汉口接洽，愿意接受吴的号令，一面对奉系转变为强硬的态度。二十六日，鹿锺麟在北京公开表示，撤兵并非战败，如果对方仍以武力压迫，誓当与之一决雌雄。冯军在北京东、北两面建立了防线，决定暂不退出。

奉系方面，张作霖于三月二十九日到秦皇岛召集会议，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都由天津赶往参加。张作霖对于政治问题，主张推王士珍为总统，靳云鹏为内阁总理，但在形式上仍由吴佩孚主持改造政局，以符合吴、奉同盟条件的规定。张作霖对于李景林勾结郭松龄一事怀恨在心，原拟拒不接见，由于吴俊升、汲金纯、张宗昌多方为之解释，李景林才被允许参加了会议。李景林虽然战胜冯军夺回了直隶地盘，但是兵力牺牲很大，自己觉得站脚不住，已将直隶军务督办一职交与野心勃勃的鲁军总指挥褚玉璞代理（三月二十一日）。他在会议上表示决不回任，愿意专负前方军事责任，张作霖也就应允送回他的眷属以示不疑。会议结束后，三十一日张作霖就回沈阳去了。

六　吴佩孚拒绝与冯军联合。鹿锺麟发动政变的一瞥。冯军退出北京。段政府因联奉计划失败而倒台

三月三十一日，北京已陷于围城状态，段祺瑞勾引唐之道师开回一旅用以自卫。唐师在由吴光新统率的时候，曾经拨充执政府卫队，后来改编为国民军第一军第九师，驻防滦州，此时已由滦州退回通州。段以北京警卫司令一职为饵，引诱唐之道脱离国民军系统，供他个人使用。四月一日，段又授意组织京师保安会，推王士珍为理事长，拟在冯军撤退时责成该会维持北京治安。段还另有一套联奉制吴的计划，打算必要时迎接奉军进京以抵制吴军，他自恃与张作霖同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且感情并未破裂，托庇于奉军之下，他的小朝廷仍可维持下去。

冯军因与吴军将领取得进一步联系而不愿放弃北京。四月二日，冯军派王乃模（第一军代表）、何遂（第三军代表）到保定与田维勤接洽，四日，田也派人到北京与冯军接洽。五日，吴的私人代表耿迺熙也由天津到北京加入了旧直系再团结的谈判，他们议定以释放曹锟、恢复法统、冯军让出京汉线为双方合作的条件。吴的部下认为这件事情事前不必向吴请示，因为吴的性情非常执拗，等到生米煮成熟饭，吴就很难加以变更了。当时他们的这些活动，外面已有所闻，张作霖急忙打电报问吴，吴回电说并无其事。

吴仍坚持其联奉讨冯的成见。四日，吴在回答到汉国会议员的电报中，否认有代表在北京与冯军接洽，还说什么“世无纵叛奖乱之国，无与贼言和之理。存亡所系，伦纪所关，宁断腕以全身，不养痈以贻患”。对于冯军赞成和平的表示，认为“奸人以和平美名为挑拨之词，与和平真意相违。此项假和通电，应予扣留”。五日他才直接回答张之江一电说：“马、漾、艳（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电均诵悉。冯虽声言远走，不能取信。鄙人对于兄个人之忠实勤朴，治军严正，多所赞许。忠事冯氏，义分所在，实为钦佩。兹酌定请兄先将所部就近交阎百帅暂行接收（吴已委阎为讨贼联军副司令兼山西总司令，阎未表示接受与否），俟仆派员整顿后，再酌定另行接洽办法。大驾即日来汉，共谋国事，庶几可以两全。”吴将此电转达奉天后，张作霖回答一电说：“敌方在京津宣言，与尊处如何接洽，在南方又云，与敝处如何接洽，此种手段，可谓心劳日拙。日前张树声来此，愿交还热河，听候指挥。敝处对冯则痛斥，对张（张之江）则优容，与尊意正同。”

冯军两面求和当然是分化敌人的一种手腕。这一行动虽然引起了吴、奉两系互不信任的气氛，但是在帝国主义的牵合之下，当时他们的利害关系究竟是一致的，因此并未引起破裂，而冯军则弄巧反拙，徒留话柄。由于吴坚持冯军须无条件投降，八日，张之江又派郭殿臣到天津与张学良、张宗昌接洽，希望停战议和。两张将以上情报转达吴、奉双方。张作霖回答说，对张之江并无恶感，但不能徒托空言，须将国民军移驻一定地点，听候改编。吴佩孚对张之江备致称许，但不相信他能与冯断绝关系，并表示对待冯军只有两种办法，“一则按照方略急进，迫令该军缴械，一则令该军将领自行解职，并将所部悉数交出，听候共同收编。其将领之生命财产，当为保护，且可另予位置，以酬其减免战事之功”。

与冯军分途接洽的同时，北京战事仍在猛烈进行之中。从四月三日到六日，奉鲁飞机在北京盲目投弹，毁屋伤人，冯军飞机也升空迎击，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外交团对于在北京周围作战和飞机投弹两事曾提出强烈的抗议。六日，奉军汤玉麟占领热河，宋哲元退往张家口。七日，直鲁联军对北京下了总攻击令。九日，阎锡山到石家庄与靳云鹗相见，商定晋军出兵大同袭击冯军的后路。

由于冯军大势已去，段派吴光新在天津与张学良、张宗昌等保持经常联系，一面将卫队旅（旅长宋玉珍）拨归唐之道指挥，并召曾任执政府卫队长的戴光升由天津回到北京，准备采取非常手段，先将鹿锺麟逮捕，并与奉军里应外合赶走在北京的冯军。鹿接到以上情报，便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十日未明二时，下令关闭城门，断绝电话，命第十师师长门致中派兵分赴吉兆胡同段宅及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及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等地，将段拘禁起来。不料兵士到达时，段已闻风逃走。原来段党布置了这样一个行险侥幸的恶毒计划，为了自身安全，早在东交民巷德华银行后面桂乐第大楼租定房屋，李思浩、曾毓隽等都躲在那里策划一切。鹿锺麟动作前，消息已经泄漏，曾毓隽急忙派日本人大谷（执政府顾问）乘汽车迎段出险。段离开住宅和兵士前来逮捕，其间相距仅有二十多分钟。

十日下午，警备司令部张贴布告称：“段祺瑞自任执政以来，祸国殃民，无所不至，最著者如金法郎案、三一八惨案，尤为国人所痛恨。其左右亲近皆安福余孽，逢奸长恶，违法营私，挑拨战争，涂炭生灵。本军为国家计，为人民计，迫不得已，采用严重办法，力行制止。一面保护总统曹公恢复自由，并电请吴玉帅即日移节入都主持一切。京师地方秩序，仍由军警负责维持。”原稿本有“派兵监视，听候公决”一语，因为段已逃走而将这些词句删去了。

同一天，鹿通电宣布段的罪状，指出：“吴玉帅以命世之才，抱救国之志，数奇不偶，养晦黄州，志士仁人，无不扼腕。乃段密派兵舰前往加害，忌贤嫉能，几摧柱石。”电报痛斥段子宏业“干政鬻官”，李思浩“朋比为奸”“用是萃集将领共同讨论，佥以法统不复，无以树立国之基，障碍不除，无以开和平之路。议于四月九日，保护前总统曹公恢复自由，所有祸国分子已分别监视，静候公决。麟等此后进止，惟玉帅马首是瞻，政治非所敢问”。这个电报在“总统”之上加了一个“前”字，这是因为他们知道曹锟复职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同一天上午，城门开放，一切交通电讯机关也都恢复原状。鹿示意王士珍等组织“北京临时治安会”为代行政权机关。曹锟致电吴佩孚：“鹿君识见过人，深明大义，愿隶麾下，以当前驱，即遣该军师长韩复榘赴汉报告。时至今日，论公论私均无再战之理，鹿君如此倾向，尤应曲与成全。望即电达奉方，停止军事，以后大计，尽可协商。”这个电报是由鹿拟稿代发的，其中“以当前驱”一语，可以看出他们还想联络吴军共同对付奉系。吴没有电报回答他们。

鹿仍然按照保定会议的决定，十一日通电就讨贼联军副司令一职，并电达保定催促靳、田等迅速来京，愿将北京部分地区划归吴军驻防。张之江、鹿锺麟等拟推与吴、冯同有亲戚关系的张绍曾为主帅，或者恢复张内阁，摄行总统职权。同一时期，靳云鹏自恃与张作霖为儿女亲家，他的兄弟靳云鹗又是吴的头号大将，也想组织内阁，摄行总统职权。

十一日，段派人到天津，以国务院名义发出通电，声称北京发生政变，执政不能行使职权，北京政府所发命令、通电均应作为无效。

十二日，外交总长胡惟德（颜惠庆未就外交总长，三月二十二日段改派胡惟德继任）、财政总长贺德霖、司法总长卢信、代理海军总长吴纫礼举行会议，宣布“在政局未定前，暂维现状”，各方面对此都不加理睬。这一天，京汉线特别快车恢复通车，吴军开到长辛店、芦沟桥，田维勤到北京与鹿见面，即电请奉军先行停战，俾国民军退出北京。这个电报没有得到回答。十三日，李景林、张学良、褚玉璞联名通电斥鹿“前日拥段，今日驱段，前日捉曹，今日放曹，一年之间，一人贤否，前后大异，一日之间，两公地位，彼此互易，好恶无常，恩仇不定”。吴也分别发出电报：（一）向张作霖表示坚持冯军必须全部缴械；（二）劝张之江、鹿锺麟交出部队，另行“借重长才”；（三）回答田维勤，“冯军一日不缴械，则本总司令一日不能北上”；（四）回答王士珍，指鹿“乞和缓兵，离间待变”。至此，冯军最后一次的联吴计划也失败了。

十五日，奉军占领通州，吴军进抵西苑，冯军离开北京退往南口。接着，唐之道忽然把他的全部军队都开进城来，自称“京师警备总司令”，出面维持治安。十六日，段由桂乐第大楼回到吉兆胡同，十七日宣告复职，下令罢免鹿锺麟，取消齐燮元、吴景濂、张志潭等的通缉令，并电请张、吴、孙、阎公推一人组织内阁，声称“一俟时局定有妥善办法，即当解职下野”。这一行动，事前段党在天津曾经取得奉系的默认，但是张作霖此时还要与吴合作，并且拥段对他无利，因此当吴佩孚来电质问时，他就竭力解释本人自郭松龄事变后，与段并无文电往来，此举纯系安福系造作空气，从中捣鬼。同时，他与吴互换兰谱结为兄弟，以示合作到底。这样一来，吴便消除了顾虑，十八日电令唐之道派兵监视段，并逮捕安福系分子以便依法治罪。唐之道不敢反抗，把这个电报转给段，请其另作打算。十九日，吴光新从天津来到北京，说明奉系对于维持现政权已经无能为力，只能保护段安全离开北京。二十日，段下令准许贾德耀辞职，派胡惟德代理内阁总理，摄行执政职权。同日下午，段与曾毓隽、梁鸿志、吴光新、姚震、姚国祯、许世英、曲同丰、段宏业等在直鲁联军保护下乘汽车赴津。段政府也和前任曹锟一样，前后都是摄政内阁。这个摄政内阁是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摄政内阁。但是，吴、奉双方都不承认这个内阁。二十二日，奉鲁军入城后，仍嘱京师治安会负责维持秩序，因此北京陷于无政府状态。一直到五月十三日颜惠庆内阁成立，才有一个名义上的政府，其间相距将近一个月。政府中断如此之久，这却是民国成立以来所仅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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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时廊坊驻军为冯军张之江部。此案发生后，又有郑金声之侄郑继成为叔报仇杀死张宗昌、施从滨之女施剑翘为父报仇杀死孙传芳等等事件，前后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