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1922—1 第七十四章　奉吴两系的军事联合和政治斗争

一　奉吴两系关于法统问题的争点。曹锟通电补行辞职。吴佩孚坚持恢复颜惠庆内阁并摄行总统职权。颜内阁的“单人舞”

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段祺瑞被逐下台后，吴佩孚便着手进行所谓“恢复法统”和组织政府的工作。根据奉吴同盟条约，改造北京政局完全由吴主持，张作霖不加干涉；吴决定恢复曹锟当政时所颁布的宪法，要曹锟通电补行辞职，由一九二四年九月曹所任命的颜惠庆内阁摄行总统职权。这是“护宪”而不拥曹的一种作法。但是，张作霖曾经起兵讨伐曹锟的贿选，当年的颜内阁又曾副署过讨伐奉系的命令，如果承认这样一个摄政内阁，张作霖就不啻承认当年讨曹为叛逆行为，所以吴、张两人在法统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张的内心想恢复约法，召集新国会，并推荐他的亲家靳云鹏组织摄政内阁，但又碍于成约，不便直截了当地把真心话说出来。他在致吴的铣电中（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仍然催吴北上主持大计，却又声明自己不干政，一切听候公决。所谓“公决”与“听吴主持”的成约是自相矛盾的。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出通电称：“张吴二军阀由帝国主义之撮合，暂时联合，根本利害仍相冲突。目前北京已陷于无政府状态，军阀崩溃之期不远。望全国人民自动召集国民会议，取得政权。凡有觉悟之军人，应使其武力与帝国主义绝缘而与人民相结合。”

吴、张两人决定互派代表在天津举行会议，解决政治上的分歧。吴的代表张志潭于四月二十二日行抵天津。同一天，奉军将领张学良、李景林、张宗昌三人却由天津到了北京，于是代表会议改在北京举行，吴改派在保定的齐燮元（齐在保定代吴主持前方军事）于二十四日到北京，与已在北京的王怀庆代表他参加会议。

二十五日，齐燮元、王怀庆、张学良、李景林、张宗昌五人举行第一次会议时，齐提出了恢复宪法和颜内阁复职的意见，奉方代表相对默然。停了一会，张宗昌才开口说：“雨帅（张作霖）对法律问题虽无成见，但总觉得恢复约法比恢复宪法妥当些。如果恢复宪法，就要恢复信用早已破产的国会，我们何苦为国会议员的饭碗而卖命打仗！至于组织内阁，无论颜惠庆或者别人，雨帅对人的问题绝无成见。”齐问道：“如果采取折衷办法，你们能否负责解决？”张宗昌等表示如果超过上述范围，要向雨帅请示才能决定。由于奉方代表坚持成见，并不履行盟约，当天的会议就在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

二十六日，张学良回沈阳请示。此时，奉系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吴俊升、张作相两人都劝张作霖不要到北京去，把奉军撤回关外，无论军事、政治问题都让吴佩孚一个人去干；李景林、张宗昌两人则因地盘在关内，一定要过问北京政府的事情。最后决定，先解决军事问题，后解决政治问题。二十九日，张学良电告齐燮元、张宗昌、李景林等：“此间对法律问题，仍主公开讨论，不愿由双方独裁，以致引起各方反感。军事问题，仍照前议协同进行，决与玉帅（吴佩孚）合作到底。”五月二日，张作霖直接打电报向吴建议：“关于恢复宪法、约法及组织政府问题，可召开元老及各省代表会议决定之。”同时又有电报请吴就近逮捕“勾结郭松龄谋乱、查有实证”的吴景濂。十分明显，如果召开各省会议来讨论法统问题，除直系控制下的各省外，就不会有人赞成恢复曹记宪法，而要逮捕在汉口从事“护宪”活动的国会议长吴景濂，分明是在打击国会和护宪派。至此，张作霖对法律问题无成见的说法不攻自破了。

五月二日，张学良回北京后，次日即请齐燮元将奉方主张召开各省政治会议的意见转达吴。同时，奉系人物透露口风，组阁人选以靳云鹏为最适宜。至此，张作霖对组阁人选无成见的假面具也揭开了。

吴佩孚早已代曹锟拟就了补行辞职的宣言[1]，五月一日，曹锟通电予以发表。宣言是说本人因病辞职，“国务院自当复政，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所谓“法”当然是指曹锟所公布的宪法。这个电报事前并未征求奉系的同意，因此他们大为不满。

齐燮元已于四月二十七日访问颜惠庆，请其组织内阁。颜因尚未取得奉系的同意，不敢冒昧上台。曹锟的辞职宣言发表后，五月二日颜通电表示不愿接受组阁任务。三日吴有电报回答说：“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冯变后一切命令，在法律上不生效力。贵总理未卸仔肩，请即复政。”同一天，被吴指定为外交总长的顾维钧由汉口到了北京。四日，齐燮元公然代表吴佩孚访问各国公使，声明：（一）段执政时期所签对外条约，均可承认；（二）恢复宪法乃是十四省区汉口会议所决定的，未便更改；张作霖对法律问题主张审慎办理，并未表示反对。以上情况，说明吴佩孚不顾张作霖的反对，一定要恢复宪法，并且要颜内阁复职摄行总统的职权。这个问题显然具有国际背景，因为吴佩孚所支持的颜内阁是一个亲西方内阁，而张作霖所拟提出的靳内阁却是一个亲日内阁。吴否认段祺瑞执政时期的一切命令，但不否认段政府所签订的外交条约，这又说明了一切反动军阀都是“一丘之貉”，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丝毫不敢触犯的。

与此同时，吴又向张作霖解释必须恢复颜内阁的理由。原电说：“现在舆论，不外毁法造法、恢复约法、恢复宪法之三途。关于毁法造法，吾弟（指张）曾于上年十二月鱼电痛斥其非，无庸再议。（一）约宪二法，实则同一轨辙，不可强分。宪法根据约法而产生，如不护宪，即属违反约法。（二）宪法会议依法定程序自行制定，自行宣布，中外法学专家均谓不能推翻。大总统并无宣布宪法之权，不能谓宪法为曹宪。（三）约法上只有临时大总统，而宪法上之大总统选举法，系民国二年十月四日所宣布，袁世凯由约法上临时大总统被选为正式大总统，适用此法；黎（元洪）、冯（国璋）、曹（锟）选出，均由此法，实无约宪之分。（四）依据大总统选举法全部条文，大总统缺位时，无必须补满任期之规定，要求补满者即系违法；国会法无解散国会之规定，袁世凯解散之，即系违法，正同一比例。故黎、曹去位，系政治问题，非法律问题。皆不复位，故不违法。现只宜恢复段氏所毁之法，确系为法而非为人。（五）大总统已缺位，自应依据民国二年十月四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即今宪法之第七十六条，以国务院代行大总统职务。就以上五点观之，除颜阁摄政外，在法律上实无第二种办法可以救济。……务恳即日电促颜阁早成，俾骏人（颜）放手进行，不胜感幸。”

这套理由根本不值一驳，因为曹锟的总统地位是用贿选的非法手段取得的，而曹锟上台后所公布的宪法，是在举行贿选的同一时期，国会用开快车的办法草草通过，用来作为曹政府的装饰品的。曹、吴两人本身就没有遵守过这部宪法，现在却拿来作为幌子，以便建立有利于直系的中央政权，张作霖当然不愿接受。

但是，国民军退出北京后，“五省联帅”孙传芳忽又改变了对吴的态度，仍然执礼甚恭，呼为“我帅”，并于四月二十日通电主张颜内阁复职，摄行总统职权。五月三日，以孙为首的苏、闽、浙、赣、皖五省军阀联名通电重申此项意见。同时，他们又联名电请吴“早日北上，主持大计”。这是旧直系在政治问题上结合起来反抗奉系的表现，这一形势使张作霖不敢露骨反对吴的政治主张。五月五日，北京治安维持会领袖王士珍、赵尔巽提出折衷办法，主张颜内阁根据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三项之规定而复职[2]，复职后另行任命新总理；关于恢复约法或恢复宪法的问题，则留待军事结束后讨论。这两位北方“元老”的意见，也使张作霖不能不加以考虑。于是他采取了一种不着边际的说法，于六日回答吴说：“弟近日屡有宣言，对于政治、法律问题，不便过问，一经表示意旨，即与历次通电自相矛盾。此事悉请我兄主持，放手办去，弟毫无成见。”吴得了这个口风，便不管是真是假，于七日再去一电说：“承嘱放手进行，即当勉副尊意，转达骏人（颜），请其早日摄政。”

八日，奉、直代表张学良、齐燮元等达成了协议，双方同意颜内阁复职摄政，对于法律问题则避而不谈。

九日，颜惠庆通电承认复职。他在电报中强调“法律固所必尊，事实仍须兼顾”。接着说：“姑舍法律而言事实，非筹款不能裁兵”，因此要求各省勿再截留税款，勿再干涉各路用人行政，并将所扣车辆放回以利交通。

同一天，张作霖又有一电致吴：“吾辈同属军人，与其高谈法理而为法律家所利用，毋宁使海内名流共同负责，期于折衷至当。我兄今日负天下之重，一言得失，关系安危，对于应付时局方针，自必筹之已熟，尽可放手做去，而其发动之初，仍宜博采群意，事事公开。弟虽牺牲一切，亦必始终赞助，决无丝毫成见。”这个电报虽然重复了“请吴放手做去，本人毫无成见”的老调，可是他反对吴一手包办、垄断北京政权的心情，在字里行间却又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十二日，颜内阁宣布依法复职。十三日，任命顾维钧为财政总长，施肇基为外交总长，张国淦为司法总长，郑谦为内务总长，张景惠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杨文恺为农商总长，王宠惠为教育总长，张志潭为交通总长。这个内阁看起来是奉、吴、孙三方面的混合内阁，但是属于吴系的外交“名流”共占四席（颜、顾、施、王），实质上是以吴系为核心的亲西方内阁。吴之所以要一手促成这个内阁，目的在于继续举行段政府时期悬而未决的关税会议，以便取得西方国家在财政上的支援，而顾维钧调任财政总长，也正是为了要拉拢西方国家[3]。这个内阁的财、交两席都归吴系占有，奉系仅分得不起多大作用的内、陆两席，当然更不满意。因此在颜内阁复职的一天，张学良、张宗昌就由北京跑回沈阳参加十四日举行的奉系会议。随后会议决定，对颜内阁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奉系阁员均不参加，但在军事上仍然与吴维持合作关系。

奉系借口颜内阁曾于十三年九月副署讨伐奉系的命令，因而不能与之合作，这也是一个十分可笑的理由。如果要算旧账，奉系为什么又与当年的讨奉军总司令吴佩孚合作呢？说来说去，奉、吴两系所争者实质上为政权问题，而不是什么法律问题。

颜上台后，奉系阁员拒绝入阁，杨文恺、杜锡珪二人都在南京尚未北来，就是其他同属吴系的阁员，也因这个内阁前途暗淡而不肯立即就职，因此这个内阁是个只有总理而无阁员的单人内阁。自从民国成立以来，每当政潮发生的时期，北京政府经常陷于七零八落的解体状态中，但是场面如此冷落，这却还是第一次。

同一时期，张宗昌公开表示，内阁既已成立，鲁军军饷每月三百万元不能少一个[4]；国会议员又纷纷要求谒见总理，口称“总理既然依法复职，国会也应依法复会”[5]；这些情况使颜终日如坐针毡，他不得不求救于后台老板，请其设法疏通各阁员前来就职。于是吴佩孚再打电报给张作霖，首先说他拒绝收编冯玉祥部，坚持直奉合作，自问对得起朋友，希望张作霖勿拆内阁的台。张作霖却闪烁其词地回答说，他可以不反对护宪，但也不能完全赞成。他把奉系阁员郑谦、张景惠不肯就职说成是“个人出处，无关大局”。他又建议在军事未结束以前，“中央政局只宜维持军事、外交，不必为积极之设施。将来正当办法，拟与兄到京晤谈，并邀集袍泽名流恳切协商”。从这个电报可以看出，他绝对不肯赞成这个吴记内阁，仍然主张召开会议来解决组织中央政府的问题。

颜惠庆再打电报向吴诉苦说：“秉公意旨，暂行复职。本欲解各方之纠纷，而纠纷悉集我身；本欲为时局之过渡，而过渡适重罪戾。素承见爱，何以教我？”到此吴也陷于爱莫能助的苦境，只得打起官腔来回答说：“吾辈仅应视事之所当为所不当为，不应问天下人之同意不同意。望秉原定方针，勉为其难。”

这时，各方面都已看出奉、吴合作不过是同床异梦的表面文章，可是吴向上海《密勒士评论报》主笔鲍威尔自我解嘲地说：“我和奉张就像初婚夫妇一样，偶然拌几句嘴是免不了的，日子一久，我们的感情就会一天天地浓厚起来。”

二　《京报》记者邵飘萍被杀。吴佩孚下令解除靳云鹗的职务。颜内阁被迫下台。居仁堂的“鸿门宴”

奉系一再表示，政治问题暂时放下不谈，军事问题一定与吴合作到底。他们在军事上是否合作了呢？也不见得。奉、直两军原来相约不开进北京城，由吴委任王怀庆为京师卫戍总司令，负责维持北京治安。随后，吴又加委唐之道为卫戍副司令，叫他就近驱逐段祺瑞下台。奉系对于吴佩孚吸收唐师一举深为不满，迫令该师退驻城外，改由警察维持秩序。四月二十二日，张宗昌到北京时，即委李寿金为京师警察总监，王翰鸣为北京临时警备总司令，并以兵力压迫唐师二旅改归褚玉璞收编，仅留一旅归王怀庆指挥。这些行动显然与“关以内由吴主持”，以及“北京残局由吴负责收拾”的奉吴协定不相符合。直到张志潭奉吴命出关交涉后，张作霖才同意王怀庆执行警备北京的职权。四月二十三日，王率领毅军高桂滋旅到北京，五月一日，接任了京师卫戍总司令。

奉鲁军违反诺言开进北京后，到处行使奉票、山东军用票、直隶流通券，强迫商店接受，不少商店因此闭门停业以避其锋。吴、奉双方互委北京官吏，如铁路局长、烟酒署长、盐务署长、崇文门监督等，一个机关往往同时有几位新任长官前来接事，相持不下。随后北京城内竟有抢案和强奸妇女案不断发生，舆论为之哗然。张作霖打电报给北京治安会王士珍、赵尔巽等说：“直鲁联军归玉帅指挥，军纪容有不良，屡经诰诫，未收圆满结果”。此时张宗昌、李景林、褚玉璞等都具有双重身份，一方为奉军第×军团长，一方又打着吴佩孚所用的“讨贼联军”的旗帜，因此张作霖把纪律不良的责任推在吴的身上。

奉系军阀对进步人士极尽摧残迫害之能事。《京报》主笔兼上海《申报》驻京记者邵飘萍，本已避居六国饭店，四月二十四日晚间，化装回馆清理文件，在琉璃厂被警察捕去，同日《京报》被封。二十五日，北京各报推举代表谒见奉军第三军团长张学良，请求开释邵飘萍，张学良毫不隐讳地说：取缔宣传赤化分子，早经奉天军事会议决定，警厅奉令执行，邵飘萍不过其中之一人而已。

邵在警厅受到军法审讯，二十六日清晨即被绑赴天桥枪决。其实，邵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只因敢于揭露军阀的罪恶，便被套上一顶红帽子而死于非命。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新闻界虽然备受反动军阀的残酷压迫，但是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事件发生后，不但新闻界人人自危，就是教育界进步人士也经常被套上红帽子而被捕。因此，不少学生、教职员离京避难，北京人民的革命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关于军事问题，冯军虽然退往南口，但实力并无损失，对北京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奉、吴两系与山西军阀阎锡山早经约定，三路同时进攻冯军：奉军担任进攻热河，吴军担任进攻南口，晋军担任进攻绥远。南口是三路中最主要的一个战场。奉系认为：以前直鲁联军（指李景林、张宗昌两部）在京津线上大动干戈，吴军却在京汉线上袖手旁观，现在应该是吴军出马当先的时候了。事实上，奉系与吴在军事上继续保持合作，就是要利用吴军进攻南口，而本身则退居后方，坐享其成。可是吴佩孚却在政治问题上大做文章，对于军事并不积极进行。吴未尝不想在战场上一显身手，以增强其在政治上发号施令的地位，只因内部矛盾重重，一时无法行动起来。阎锡山则是个一贯投机取巧的军阀，叫他打硬仗是不干的，他的目的在于先由奉、吴两军发动，打得冯军精疲力竭时，他便可以乘机占领归绥的地盘。由于奉、吴、阎三方各怀鬼胎，互推责任，所以冯军退出北京后，军事上出现了一个相当长的停战时期。

四月三十日，直系“元老”王士珍通电主张和平息争。五月九日，他又派人到汉口，劝吴佩孚抛弃武力政策及对时局的独裁态度，切实与奉、冯各军携手合作。同时，曹锟也赠吴匾额一方，并附以跋文[6]，劝其“勿矜勿伐”。吴虽然接到这两位老前辈的劝告，但仍目空一切，既要独揽政权，又不肯放弃使用武力，既要对付冯军，又要兼顾南方。

五月中旬，张宗昌忽将进攻南口的鲁军调回山东休息，张学良也将北京及京津线上的奉军撤往唐山、开平。奉鲁军仅留褚玉璞、李景林两部退守京北、京西一带，而吴军在京汉线上仍然按兵不动。因此冯军变更战略，调兵进攻大同，先予晋军以沉重的打击，以改变三面受敌的不利形势，然后集中力量来对付东面的敌人。在这形势下，阎锡山不断催促吴、张进兵，以减轻晋北所受的压力，而吴、张两人也都感觉到有迅速采取共同行动的必要，打算在北京举行吴、张、孙、阎四巨头会议，来解决军事问题。

吴电邀孙传芳到汉口，以便同车北上。孙回电表示“政治问题，惟玉帅之马首是瞻；军事上与奉系合作，本人并无成见”。从孙的语气中可以看出，他对政治问题是与吴一致的，对联奉问题就有不同的见解，因此不愿参加北京会议。

由于张作霖一再催促，五月二十六日吴才由汉口启程北上。他在第八师中抽调精兵一千六百人组成了一个混成团，此外还有大刀队五百人，作为自己的卫队，并派刘玉春为卫队司令，随同北上。这批卫队除步枪外，还携带机关枪三十挺，迫击炮二十尊，子弹十万发，炮弹二千发，共计挂了九辆列车。这一布置分明是赶赴前敌指挥作战的姿态，哪里像是与同盟者见面的排场！

吴动身的时候，电请张作霖约定同到北京的时间，并建议见面时彼此都不携带随员和卫队，以便畅所欲言。可是吴离开汉口后，并不直接到北京，却在郑州、洛阳、开封一带检阅军队，三十一日才到石家庄，与事前约好前来的阎锡山在车中举行了会谈。当天吴突然发表了一道命令，谴责靳云鹗“逗留保定，顿兵不进，虚糜军饷，贻误戎机”，免去其讨贼联军副司令、第一军总司令、河南省长、第十四师师长各职，调任为陕西军务督理，所遗第一军总司令一职，由吴自己兼任。直到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吴动身北上，不仅为了要和张作霖见面，而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本身的内部矛盾，以便把兵权收揽在自己的手里。

当晚吴由石家庄到保定，靳云鹗到车站迎接，表示服从命令解除职务，随即在光园设宴为吴洗尘。席间吴又和颜悦色地安慰他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你不愿意联奉讨冯，那么你就退下来让别人去干吧”，同时叫他马上到陕西接任督理的新职。靳表示本人愿意休息一下，不就陕西督理。六月一日，靳又陪同吴检阅了保定驻军，下午在莲池参加了欢迎吴的大会。靳的部将田维勤等也都表示服从吴的命令。

这些情况，使得各方面对于吴的果断行为和靳的服从态度一致表示惊讶，因为靳是吴手下的第一大将，一道命令解除兵权，而靳也就乖乖地交出兵权来，这是自袁世凯当国以来北洋军阀中从未见过的事情。事后，靳云鹏打电报称赞他的兄弟能够“服从主帅”，不愧为当世的“模范军人”，而靳云鹗也就十分自负地回答说：愿意以身作则，决不计较个人的权力地位。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真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简单明了吗？原来这里面包含着一重极其复杂的内幕，而且牵涉面很广，是当时的局外人所不能想象的。靳是主张联冯抗奉的人，吴则主张联奉讨冯，因此吴、靳之间产生了矛盾。孙传芳因为历史上的关系，也是个主张联冯抗奉的人。同时，属于奉系的李景林，因为一度参加郭松龄倒戈密谋而见疑于张作霖，愿意与直系联合，共同讨伐张作霖。在这些情况下，孙、李、靳三人暗中结合起来，并与冯军代表共同决定了一个秘密军事计划：（一）冯军抽调一部进攻晋北；（二）靳军以援助阎锡山为名由娘子关入晋，即与冯军从南北两面夹击晋军；（三）田维勤部进驻南苑、通州，与冯军从东西两面夹击进攻南口的奉鲁军；（四）孙军由津浦路进攻山东；（五）李军由南口退回天津，截断奉军后路及奉、鲁两军的交通线。计划决定后，五月中旬，冯军首先发动了对晋北的强大攻势，阎锡山连打急电向吴、张两人求助，吴电令靳军迅速前往应援。就在这时，阎在电局中截获了靳与冯军往来的密电，发觉了冯、靳两路攻晋的密谋，不禁大吃一惊。他一面向吴举发，一面阻止靳军由娘子关来援，却又不动声色地请靳进攻南口以分冯军之势。在此以前，奉系人物张景惠也发觉了李景林的参谋长潘毅与靳有秘密联系，并且得知孙军准备进攻山东的消息，即向吴、张两人告密。张宗昌把进攻南口的鲁军突然调回山东，就是为了防备孙军进攻，奉军撤防也是为了避免陷于冯、靳两军的夹攻之中。在此情况下，吴感觉到如不解除靳的兵权，不但全局皆非，本人也将立足不住，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就以北上与张作霖见面及检阅军队为烟幕，秘密调动后方军队，在京汉线上设防。他到石家庄与阎见面时，表示本人决心与奉系合作，请阎偕同到北京参加会议，阎因晋北军情紧急不肯前往，劝吴到北京与张作霖会谈时，先解决军事问题，然后召开会议解决政治问题。至于靳自己，却没有想到吴会下他的手，曾经打密电阻止吴北来。吴动身后，五月二十九日冯军代表段其澍、门致中等才匆匆离开保定，靳还打算迎吴到长辛店检阅军队，即举行“兵谏”迫吴接受其联冯抗奉的计划。靳是个畏首畏尾的人，等到吴布置就绪、先发制人、颁布命令的时候，他就束手无策，只能采取不抵抗的办法，暂时隐伏下来。

五月三十日，张宗昌、褚玉璞派兵解散驻扎杨柳青、杨村一带的直鲁联军第三十四师赵杰的部队，也与李、靳密谋有关。同时，奉、鲁军对李景林军也作了必要的布置。

吴在保定任命齐燮元为第四军总司令，叫他统率魏益三部（魏为第四军副司令），留守保定，主持后方军务。

靳未被免职前，张作霖怀疑吴、靳两人同一鼻孔出气，内心为之惴惴不安。靳被免职后，六月四日他才启程入关，次日到了天津，即召集奉系高级将领举行会议，讨论与吴军事合作的问题，决定请吴主持南口战事，以直鲁联军为辅，奉军专任多伦的一面。关于与吴会见的问题，决定分为两个步骤，先由双方互派代表在天津举行预备会议，商定合作大纲，然后到北京与吴见面，仅述兄弟结义之情，不再讨论军事或政治问题，以免因一言不合而伤害双方合作的关系。由于张作霖就要到北京来，曹锟不愿与之相见，便于六月六日由北京到了保定。

六月八日，吴方代表张其锽、张志潭与奉方代表郑谦、张景惠在天津会谈时，奉方露骨地反对颜内阁，并称奉军讨冯军费用去四千万元，直鲁联军也用去三千万元，应由北京政府负责偿还。他们用讨索军费的办法迫使颜内阁下台，这样谈当然谈不出一个结果来。九日，张作霖又派杨宇霆参加了谈判，奉、吴双方不仅在政治上难于谈拢，甚至在军事上也引起了关于收编军队的争论。奉方要求交还魏益三军的军械，因为魏军原由郭松龄统率，系奉军之一部，后来改投冯军，冯军退走后被吴收编，现在奉方仅仅要求交还军械，已经算是很让步的了。同时，吴方对鲁军强迫改编唐之道师也深为不满，因为唐师前身为直军第二十师，直系战败时投降吴光新改称奉军，后来投降冯玉祥改称国民军，冯军退出北京时才又接受吴的号令，回到直系的怀抱；不料褚玉璞以强大压力将该师李乐滨、王梦弼两旅（该师共有三旅，另一旅由王怀庆收编）改编为鲁军，并令由南苑移驻德州。此时该师自由行动由德州逃往顺德，吴即将其调往湖南作战。这一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终于无法解决。此外，奉方还不满意吴军接收保定、大名，过去保、大问题曾是冯、奉两系的争端，此时又成了奉、吴两系的争端。

同一时期，安福系在天津大肆挑拨奉、吴两系的关系，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尽管奉、吴双方存在着若干无法解决的矛盾，但是继续对冯军作战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预备会议开至十一日，双方同意先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作出决定，不能解决的问题暂时搁置不谈。当天决定军事上继续合作，昊军担任进攻南口，奉军担任进攻多伦，晋军担任反攻晋北。关于政治问题，颜内阁可以一度成立，但须自动下台，继任人选仍由吴方推派。奉方坚决反对恢复宪法，关于法律问题，留待军事结束后另行讨论。

十一日，张其锽先回保定请示，临行约郑谦在北京再谈一次，以便作出最后决定。当时张作霖下了铁一般的决心，颜内阁一天不下台，他就一天不到北京。吴也知道颜内阁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了，此时他所求的只是这个内阁一定要在形式上一度成立，借以维持他的威信。在他的催促下，杨文恺、杜锡珪已于六月七日到北京就职，顾维钧、张志潭也于十六日、二十二日分别到部接事。十八、十九两日，张其锽、郑谦先后到了北京，奉方提出颜内阁的辞职通电必须先交奉方审阅同意后才能发出。二十二日，颜内阁举行了第一次阁议，也就是这个内阁最后一次的会议，决定颜惠庆辞职照准，改派杜锡珪代理内阁总理，并以田应璜为内务总长，任可澄为教育总长，其余阁员无所更动（七月六日改调张国淦为内务总长，罗文干为司法总长，蔡廷干为外交总长）。同日以国务院名义发出了两个电报，一个电报欢迎吴、张两帅入京，一个电报通告解除职务。第二个电报说：“自政枢中断，内政外交，动呈险象。同人等经各方之敦促，不得不勉为事实上之维持。自顾菲材，实难胜任，亟应另选贤俊，主持一切。……”这个电报用“事实上之维持”取消了就职通电中“依法复职”的说法，就是承认本身是事实上的政府，而不是依据任何法律所产生的。而且，这个电报不用颜惠庆署名，显然也是为了避免刺激奉系的缘故。至此，吴佩孚恢复宪法和支持颜内阁的愿望完全成为泡影了。

内阁问题解决的当天，张学良、张宗昌便又出现于北京，作为“关外大帅”的开路先锋。杜内阁和以王怀庆为首的北京军警长官都发出了对仗工稳的电报，恭迎两位“大帅”入京。有消息说，二十四日他们可以到来，因此这天从东车站到张作霖的行营顺承王府，从西车站到吴佩孚的行馆王怀庆住宅，沿途都铺了黄土，这是迎接帝王的一种仪式，但他们并未启程前来。二十六日，北京市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祸事，军警当局动员宪兵、保安队和步兵三团在顺承王府至东车站一带施行紧急警戒，沿途步哨背向街心，横枪作态，并且动用了机关枪、迫击炮等武器，一色都作实弹准备。东车站则由奉军旅长富双英担任临时戒严司令，戒备更为森严。下午五时，张作霖在杀气腾腾的排场下乘车抵京，月台上只许王怀庆、张学良、张宗昌三个人通行，一切欢迎人员都被阻于车站栅门内。张作霖下车后，即与随员分乘汽车五十辆驶往顺承王府。

吴佩孚于二十七日由保定启程，所挂列车多达四十四辆，并派飞机两架沿途侦察，掩护火车向前开驶。这天北京城的欢迎人员又在西车站扑了一场空，原来张其锽在车上占了一课，“二十八日入京大吉”。因此吴在长辛店停车度过一宵，挨到二十八日才到北京。

由于张、吴两人屡次改动行期，北京城所设松柏牌楼经过一再修补，地面黄土经过一再加铺，所用招待费竟达八万元之多。

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半，张到吴的行馆进行访问，吴降阶握手迎入，谈话仅二十分钟即行告别。十二时，吴到顺承王府答拜，即偕同到居仁堂去赴杜内阁的“庆功宴”。在宴会进行中，忽然“橐”地一声，张、吴两人的随从人员都紧张地掏出手枪来，随即弄清楚这是顾维钧所戴的大礼帽从衣架上掉下来的声音，大家才十分尴尬地坐了来。

当晚吴回到长辛店，次日张也回到天津。他们临别时也曾谈到一些具体问题：关于内阁问题，双方同意暂时维持杜代阁，等到军事结束后组织正式内阁，组阁人选，双方认为孙宝琦较为适宜；关于军事问题，推吴全权主持，参加进攻南口的奉鲁军一律归吴指挥；吴夸下海口，一星期之内可以攻下南口；两人又相约于攻下南口后，分别回到沈阳、汉口。

这次张、吴两大军阀会谈，事前郑重其事地筹备达一个月之久，双方极尽明争暗斗之能事，而见面时间却只有短短的几十分钟，其间还穿插着一幕“鸿门宴”的恶剧。吴在这一回合中是失败了，护宪问题成为空谈。但是，他想起六年以前，这位“关外大帅”和他的上司曹锟举行天津会议时，曾经看不起他这个“小小师长”，而现在居然能够分庭抗礼，呼兄唤弟，未尝不足以自豪。他却没有想到，张作霖和冯玉祥也曾有过“兄弟”的关系，而当他们的个人利害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关系就不值半文钱了。

这次张作霖到天津，一直没有和李景林见面。他由天津到北京时，京津线上沿途使用的警戒兵力达三旅之多。到北京的时候，果然发生了李军将举行意外事变的风传。因此，他回到天津，即派张学良的第三军团及鲁军严密监视李军，除一部被勒令解散外，另一部则改编为镇威军（奉军）第十二军，以荣臻为军长，由张学良节制指挥。李景林满腹牢骚地发出了解职下野的通电说：“无杨村之战，则辽沈已危，无洹南之战，则虏骑南下”。言下不胜“兔死狗烹”之感。

三　西安的围城战。冯军向晋北发动猛烈攻势。吴军在前线发生三次哗变。奉鲁军攻下南口

冯军（国民军第一军）退出北京后，东路与直鲁军在南口、昌平一带相持，西路与晋军在丰镇、柴沟堡一带相持。同属冯系的国民军第二、第三两军除在直、鲁、豫三省被击溃和被吴佩孚收编者外，还有一部分退往陕西与刘镇华的镇嵩军进行着西安的争夺战。因此，当时国民军是在三个战场上进行战争。

西安的围城战从四月十五日开始。刘镇华本来是个反复无常的投机军阀，以前曾派兵到洛阳赶走吴佩孚，而当吴战胜国民军第二军取得河南地盘后，他又接受吴的命令，就任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派所部柴云升等进攻西安，并约陇东镇守使张兆钾在平凉、陕南护军使吴新田在汉中同时发动。此时冯军将领刘郁芬（代理甘督）与甘肃马家军竭力拉拢关系，陇东军在群马监视下无法进展，而西安城从四月到八月，始终未被攻下。原来陕督李虎臣从河南退回后，四月十一日曾到三原会见陕北镇守使井岳秀，自愿让位于井，井即派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杨虎城率部渡过渭水，负责坚守西安。柴云升用掘地道的方法攻城，并对城内发动了多次炮火进攻，都被守军击退了。

晋北战争从五月十八日开始。二十一日，阎锡山亲自到大同督战，三十日曾经抽身到石家庄与吴佩孚相见。阎本想利用奉、吴两军进攻南口的机会，乘虚由天镇、柴沟堡直取张家口，不料奉、吴两军尚未发动，冯军却抽出兵力来向他猛烈进攻，使他吃了很大的苦头。山西多年来闭关自守，对外宣传“村治”，晋军的战斗力并不坚强。自从战事发生以来，阎一面不断催促奉、吴两军迅速进攻南口以减轻晋军单独作战的压力，一面却又不断宣传大获胜利，甚至诳报二十四日在大同以北孤山一役中，满山都是冯军遗弃的军械，冯军被俘及受伤者为数极多，其高级将领李鸣钟、韩复榘、石敬亭等都乘火车仓皇逃走。事实上却是晋军节节后退，放弃天镇、阳高，退守大同，而大同也在被围之中。六月中旬，晋军又退至怀仁以南、雁门关以北，在桑乾河南岸广武、山阴、湾子沟、北楼口一带设防，情势更加危急，但大同孤城仍在坚守之中。一直到七月上旬南口战争发动后，冯军变更了战略，山西战争才停顿下来。

南口的攻守战在七月以前迄未展开。冯军退往南口后，直鲁联军推李景林为前敌总司令，褚玉璞为前敌总指挥，曾进至昌平、沙河一带，与京汉线上的吴军相约同时进攻南口。不料已经进抵门头沟的靳云鹗、田维勤等部按兵不动，并与冯军信使往来不绝，因此张作霖、张宗昌大起疑心，将前线鲁军撤至清河及沙河以东，冯军一度乘势进至昌平及万寿山以西五里的万家屯，北京大为震动（五月中旬）。但这是冯军声东击西之计，他们并无意于反攻北京，其在察、绥一带的主力军正向晋北移动，目的在于打通京绥路西段的商运交通，以增加军饷来源，并与靳、田等部密约，从南北两路夹攻山西。五月下旬，靳云鹗被解除职务后，奉、吴两系相互谅解，鲁军开回昌平、沙河前线，南口局势才又紧张起来。

根据奉吴军事协定，奉军担任北路由热河进攻多伦（冯军宋哲元部早已退出热河）；鲁军协助吴军之一部担任正面由昌平进攻南口；吴军主力担任南路，下分两线，一线田维勤部由门头沟、青白口进攻怀来，一线魏益三部由涞源、蔚县进攻天镇。其中进攻怀来是最主要的一条战线。六月二十八日，吴离开北京后，即在长辛店设立总部，二十九、三十两日分赴门头沟、梁格庄等地视察阵地，他满有把握地宣称：旬日之内可以攻下南口，两旬之内可以攻下怀来。他下了一道命令：无论何人，首先攻下宣化者即任为察哈尔都统。他的部下却仍然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并不积极进攻。七月十二日，田部陈鼎甲旅忽然自由行动开到妙峰山，宣布改投冯军。妙峰山是北京西山的一条支脉，山北就是冯军的阵地，陈旅在山南又可以截断门头沟与长辛店的交通，因此吴、田两人手忙脚乱地调兵围剿叛部，无力进攻冯军。这一事件刚刚平息下来，二十日田部第四十旅贾、马二团又在清水涧叛变。原来，田的部队多由国民军第二、第三两军改编而成，他们都不愿意攻打自己的战斗弟兄，在吴的严令督促下，勉强地开到前线来，于是今天跑掉一营，明天变去一团，使吴终日陷于镇压内部叛变的苦境之中。吴的另一路主将魏益三，又系郭松龄的旧部，过去曾与冯军合作，当然更不愿为奉、吴两系卖力。到了这时，吴的纸老虎就被戳穿了，尽管一再限期攻下怀来，并用封官许愿的办法鼓励将士，但是他的阵地始终没有进展一步。他打算用张敬尧代替田维勤为第一路总司令（张是吴的运输司令），张敬尧因无直属军队，不敢担任。

此时广东北伐军已经出动，湖南局势起了变化，湖北督理陈嘉谟不断打急电请吴回汉主持对南军事，吴只得厚着脸皮派张其锽与奉方代表郑谦协商，愿意把北方军事完全交给奉鲁军负责，本人打算专力对付南方。

张作霖已于七月十日由天津回到沈阳。他和吴的军事合作，本来看中了这位盟兄曾经是全国闻名的能征惯战的大将，叫他攻打头阵，奉军可以留在后方坐享其成。现在虽然看出吴的破绽来，但是吴军如果全部退出战线，奉军的负担太重，因此他表示可以责成张宗昌主持南口军事，并派奉军为助，仍请吴军在南路配合作战，所有进攻南口的奉鲁军仍照原议一概交吴指挥。于是张、吴两人会派张宗昌为前敌总指挥，并调奉军炮兵司令邹作华部携带重炮前往助攻。吴许张宗昌攻下南口后，以直鲁巡阅使一职为酬。

从七月十九日以后，进攻南口的主力改由奉鲁军担任，二十四日，南口侧面展开了猛烈的炮战。八月一日，张学良、张宗昌都到前线督战，吴也到三家店督促田部向青白口进攻。四日，田部又有两营哗变。十四日，奉军第十军于珍部攻下南口，北京警察厅命令市民悬旗庆祝胜利。十五日，张作霖通电报捷说：“南口为长城著名要塞，重峦迭嶂，自十四年九、十月间，西北军（冯军）在此建筑洋灰石子工事。直鲁军、镇威军以十余万人，自八月一日总攻，至十四日克之。”这个电报没有一个字提到吴军。

其实，南口也不是奉军的炮火攻下来的。在此以前，七月二十日，吴俊升率领汤玉麟、万福麟、穆春等军占领榆树沟、门沙口，二十一日占领多伦。阎锡山也在这时配合反攻。在三面压力下，冯军为了保全实力，决定全部向绥远退却。八月十三日，南口冯军已经撤走，而奉军大炮仍向空无一人的地区怒吼不已，直到当地居民前来报告时，才停止了轰击。在此以后，奉、吴、阎三方纷纷发出捷电：十五日奉军占领居庸关、青龙桥、康庄、延庆，十六日田维勤军占领怀来，吴俊升军占领沽源，晋军占领广灵，十九日奉军占领张家口。事实上这些捷电也都是“马后炮”，冯军已于十六日退出张家口，十九日奉军才赶到，而占领怀来还闹了一场奉、吴争功的笑话：田维勤的捷电发出后，张学良就有通电声明占领怀来者为奉军而非吴军；田反驳说：“我们占领怀来时并未发现有友军”。张学良回答说：“你们到怀来时，奉军早已走到宣化去了”。

八月下旬，阎锡山不费吹灰之力收复了晋北全部失地，并于二十五日占领平地泉，他就踌躇满志地声称：西北军事晋军可以独力负责，请求奉鲁军勿再前进。九月一日，晋军占领包头，阎委任他的大将商震为绥远都统。四日，张学良到太原与阎接洽，六日回到北京，声称奉方已经接受阎的请求，西北军事交阎负责。此时冯军退入甘肃，晋军并未追击，北方战事又转入到一个停顿时期。

四　奉鲁军阀加强对进步人士的血腥镇压，《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又被杀害。奉系将领拒绝杜内阁的奖叙令

奉鲁军阀进攻南口时期，也正是北京城最反动最黑暗的军事恐怖时期。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奉系军阀公然命令北京政府停止苏联大使加拉罕的外交官待遇，迫使加拉罕因不能执行职务而回国。另一方面，奉鲁军阀又加强了对北方进步人士的迫害，继邵飘萍之后，《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于八月六日被枪决[7]；《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于七日被捕[8]，《民立晚报》主笔成济安事前逃走，两报同时被封。

林白水也是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处死的。他是福建人，别号万里，曾任皖系喉舌《公言报》主笔。他在《社会日报》发表《官僚之运气》一文，把潘复与张宗昌的关系比作“肾囊之于睾丸”，潘复哭诉于张宗昌之前，一定要置林于死地[9]，因此张宗昌命令北京宪兵司令王琦立即予以逮捕，并立即执行枪决。

王琦与林本系旧相识，八月六日黎明前访林于报社，诡称效帅（张宗昌）邀请前往谈话，即挟林同登汽车，开赴宪兵第二营营部予以收押。林的仆人察觉到情形非常不妙，即以电话分途向林的亲友求救。杨度与《黄报》社长薛大可于清晨五时气急败坏地跑去见张宗昌，百般替林说情，直到薛长跪不起，张宗昌才答应予以赦免。可是电话打到宪兵司令部时，林已在半小时以前被绑赴天桥枪决了。

以上情况说明，奉鲁军阀不仅把当时的革命青年和争取民主自由的进步人士当作“大逆不道”而欲一网打尽，甚至个人嫌怨也可以套上一顶“红帽子”而任意加以杀戮。当时北京城的宪兵司令和警察总监都是张宗昌所委派的，王怀庆身为军警最高长官，对于这些案件也无权过问，因此忿而辞职。对于名义上的摄政内阁，他们就更不以正眼相觑了。

杜锡珪代理内阁总理时，曾经自比为“搭浮桥”的内阁，声明代理之期至南口攻下而止。南口攻下的第二天，张宗昌写信给吴佩孚，痛斥杜代阁无力筹饷，贻误戎机，要求改派孙宝琦组织内阁，更换财政、交通两长，并推荐潘复为财政总长或税务督办。此时张作霖正叫杨宇霆草拟一个“时局善后方案”，主张召集“统一会议”来解决组织北京政府的问题，在方案未草成以前，他仍然假惺惺地表示不干政，内阁问题继续由吴主持，并且制止张宗昌干涉内阁。另一方面，吴在进攻南口的军事上虽然丢了一次大丑，可是他还不肯放弃政治上的权利，十八日通电主张由杜组织正式内阁，奉系却又置之不理。杜内阁因为军费无法应付和奉系拆台的缘故，二十一日通电表示辞职，除吴复电加以慰留外，奉系不加理睬。

攻下南口时，吴犒赏出力将士二万元，国务院犒赏四万元，张作霖一出手就是二十万元。这虽然不是一个大问题，但由此可以看出，张作霖在任何问题上都要压倒吴而使其体面为之扫地。问题还不止此。为了奖叙攻下南口的有功将领，吴建议晋授张宗昌为义威上将军、陆军上将，张学良为良威将军、加陆军上将衔，褚玉璞为璞威将军、授为陆军中将，杜代阁于十九日照单发表。吴以为他是奉方所推举的主持南口军事的各军统帅，而他所保举的又都是奉鲁军将领，当然不会发生问题。二十一日，北京政府补授韩麟春为麟威将军，于珍为珍威将军，王栋为栋威将军，田维勤为勤威将军，王为蔚为蔚威将军。这里面有三个是奉鲁军将领，另外两个是吴军将领。这也是根据吴的保案发表的。原案还有魏益三的益威将军，因为魏是张作霖的叛将，临时从名单中剔出。吴认为这样做也就算得考虑周密的了。不料二十二日，张学良首先致电国务院说：“我镇威军兴师讨逆，命将出师，悉奉我镇威上将军之命。中央固有赏罚大权，而良等自应唯上将军之命是从。所有奉授良威将军及陆军上将衔各职，在未经请命以前，未敢擅行接受。”同日，他在回答奉天友人的贺电中更加露骨地表示不满说：“承水军头[10]之命，膺烂羊头之赏，公等来电，贺良乎？骂良乎？”他不是不知道这个命令是根据吴的保案发表的，这些电报是对杜内阁的直接打击，也就是对吴的间接打击。二十三日，韩麟春、于珍等也有联名电报拒绝接受威字将军。电报说：“讨赤论功行赏，须由镇威军主帅详列各军战绩，未可遽以道路传闻，轻假名器”。他们公然视吴为路人，而把他的保案当作“道路传闻”。

保案发表后，只有张宗昌喜气洋洋地在奉鲁军阵亡将士的追悼会上自称为义威上将军、陆军上将。随后看见风色不对，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也就不得不依样画葫芦地发出了一个拒不接受的电报。此外，褚玉璞、王栋也有辞勋的电报发表。张作霖回答奉鲁诸将：“受勋领奖，尚非其时。”这样一来，不仅吴的面子非常难看，同时也使得无功受奖的吴系将领啼笑皆非，置身无地。

二十三日，杜内阁在居仁堂设下了“庆功宴”，这些“凯旋将军”们却又相约不赴宴，张学良讽刺地劝内阁把这笔招待费移作赈济兵灾之用。二十六日，杜又派人分途疏通，告哀乞怜地请求他们勿再辞勋，以保全内阁的体面，仍然没有效果。

这是奉系看不起吴佩孚，对于吴在军事上出乖露丑后仍要把持中央政权表示厌恶的具体行动。其中也还有另外一些原因。张作霖是以“上将军”的名义统治着东三省和直、鲁等省的，不能允许在他的势力范围内有第二个“上将军”出现，特别是非嫡系的张宗昌上升为“上将军”，和他并驾齐驱，犯了他的大忌[11]。张学良为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团长，不甘居人之下，区区“上将衔”不足以当其一盼。吴佩孚公然以主帅的身份示惠于奉鲁诸将，事前并不征求同意，当然更不是张作霖所能容忍的了。

在此以后，奉系进一步宣称，关于军费问题，东北和直、鲁两省已经无力负担，须由京汉路及长江方面予以接济，目的在于要求吴军交还保、大，并且对孙传芳曾以所扣盐税单独接济吴军一事表示不满。张作霖直接任命高维岳为察哈尔都统，并不通过内阁（阎锡山也直接任命商震为绥远都统）。此外，北京虽在奉鲁军的实际控制下，但是他们对于拥有卫戍总司令虚名的王怀庆也还觉得有些刺眼，九月六日，张宗昌公然另派李寿金为北京戒严司令，叫他不要理睬杜内阁及王怀庆，“遇事请示三四军团长（张学良）及本总司令”。至此，奉系对吴的态度更加恶化，而不为之稍留余地了。

* * *

[1]　国民军离京时，段祺瑞一度复职，曹锟避居六国饭店，段被逐下后才又回到公府延庆楼来。根据当时的情况，他不可能复任总统，吴佩孚为颜内阁摄政找法律根据，叫他补行辞职，并且代他拟就了下野宣言。23日他接到电报后，5月1日照原电发出，即迁出延庆楼，移居羊市大街唐在礼家中。

[2]　1913年，袁世凯压迫国会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把总统选举法从宪法中抽出来，提前制定，提前交国会通过并予以公布，以便提前进行正式总统的选举。曹记宪法公布时，这一部分也包括在内。王士珍等所提的折衷方案，主张颜内阁引用总统选举法而复职，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引用曹记宪法，其实正如吴佩孚所解释的，宪法约法是二而一，不可强分。

[3]　顾维钧曾与英国公使麻克类接洽好，准备以关税二五加税抵借一笔外债，美国公使马慕瑞也愿予以支持。但是日本仍然坚持加税用途必须指定偿还无担保品外债，同时各国代表有的已经回国，有的也离开了北京，因此关税会议无法继续召开。7月3日，各国代表发表了停止关税会议的宣言，认为中国局势陷于混乱，应俟中国代表能够出席会议时再行复会。7月14日，北京政府改派蔡廷干、顾维钧、颜惠庆、王宠惠、张英华、王荫泰为关税会议中国全权代表。同日，广州国民政府向美国提出抗议，反对“美国与有关各国将海关变为筹战费及干涉中国革命机会之举动”。不久，北伐战事发生，关税会议无形消灭。

[4]　奉系虽然拒绝参加内阁，但是张宗昌曾经私下推荐潘复为财政总长，未被吴接受，因此用索饷的手段来打击这个内阁。

[5]　由于各方面一致反对，吴佩孚也不敢支持国会复会。他到北京时，国会议员每名给资一百元予以遣散。

[6]　当时曹锟被认为是个布贩子出身，胸无点墨的武人。其实，曹在贩卖布匹前做过塾师，还是文人出身。

[7]　邵飘萍与林白水被害相距约一百天，当时某报作了一个标题：“萍水相逢百日间”。

[8]　成舍我于10日被孙宝琦保出。

[9]　张宗昌、潘复两人原系赌博场中的朋友，由于潘的介绍，张宗昌受到张作霖的提拔。为了酬报旧恩，张宗昌聘潘为山东军署总参议，并且成了他的幕后军师。

[10]　杜锡珪原任海军总司令，此时又以海军总长代理内阁总理，所以张学良轻蔑地称之为“水军头”。

[11]　吴、张在北京见面时，张宗昌曾向吴佩孚递了一张门生帖子，吴把帖子退回，换了一份兰谱，与张宗昌结为兄弟之交，张作霖也引为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