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1922—1 第七十六章　北伐军在赣闽战场上的胜利

一　北伐军攻赣部队和江西北军的实力。孙传芳的骄气和野心。“三爱”主义的笑话。张作霖拉拢孙传芳“合作讨赤”

一九二六年夏天，湖南唐、叶之战胜负未决的时候，孙传芳曾以“调人”姿态发出通电，阻止北伐军进入湖南，以免导致南北战争。八月中旬北伐军进攻岳州时，孙一面表示“五省保境息民”，一面调遣他的骁将第四师师长谢鸿勋率部入赣准备战斗。在这时期，广州国民政府派前任赣督方本仁为江西宣慰使，兼任第十一军军长、右翼总指挥各职，叫他招收旧部参加革命，同时以第二军鲁涤平、第三军朱培德、第六军程潜三部为攻赣部队，并以第一军所属王柏龄、刘峙两师为总预备队，逐步向湘赣边境移动。

北伐军占领岳州后，蒋介石先后派何成濬、张群以日本士官老同学的关系到南京，劝孙传芳起兵共同讨伐吴佩孚，或者撤回调往江西的军队。孙仍然坚持北伐军必须退回广东，恢复湘战前的南北局势。当时北军及其附属军在江西的分布情况如下：中央军第一师邓如琢部驻南昌、九江（邓兼江西总司令），江西第二师蒋镇臣部驻吉安、万安，江西第一师唐福山部驻萍乡、老关，江西第四师赖世璜部驻会昌、吉潭，中央军第六师杨如轩、滇军第一师杨池生两部驻赣州一带，第九混成旅张凤歧部驻南昌，补充旅刘宝题部驻抚州。

北伐军出动的初期，对于北洋军阀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略，首先集中力量打击吴佩孚，并未进攻江西。在这时期，孙传芳坐视吴佩孚一败涂地而按兵不动，主要由于下面三个原因：第一，让北伐军与吴军在两湖战场上决战，使之“两败俱伤”，从而坐享渔人之利。他对江浙士绅曾经说过一个比喻：“广东党军（革命军）本像一捆绳索，刀子不能砍断，但当拉成一道长线时，剪刀就能剪断它。”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以前奉鲁军在津浦路上摆下了一字长蛇阵，给了他一举成功的机会，他用老眼光对待新事物，所以作出这种错误的估计来。第二，他很讨厌吴佩孚那副上司面孔，在对奉问题上又与吴的意见相左，同时他还有扩张地盘的野心。他毕竟是吴的老部下，不便直接夺取吴所占领的湖北、湖南两省地盘，先让北伐军打倒吴，然后从北伐军的手里夺过来，那就成为“名正言顺”的事情了。当吴守不住武汉三镇时，曾经声嘶力竭地请他助以一臂之力，他的部下也都跃跃欲试，认为出兵湘东，一举手之劳就可以取得湖南的地盘（这是他们的估计），孙却笑而不言。他只对少数心腹将领说了一句真心话：“别忙，湖北也是咱们的。”第三，他对奉系深怀戒心，害怕自己投入战争，奉军将乘虚夺取江、浙两省，以报战败之仇。

以前孙传芳是王占元一手提拔起来的。一九二一年湘军“援鄂”时，王占元迫切万分地求救于同系的吴佩孚，吴却按兵不动，坐观成败，等到王占元势穷力绌无力支持的时候，才起而应战并取王的地位而代之。吴看中了当时的孙传芳是个肯打硬仗的战将，把他吸收下来作为自己的打手，而孙的地位和实力，就在历年内战中上升和壮大起来。今天孙对待吴的态度，正是往年吴对待王占元的态度。丢开当前的利害不讲，就以情感而论，孙从来不是吴的忠实部下。

孙和浙江总司令卢香亭、农商总长杨文恺都是日本士官的老同学，很早就结拜为异姓弟兄。孙在军事上倚重卢，杨则以总参议的名义“运筹帷幄”。为了支持奉系所不喜的颜内阁，孙一度派杨加入这个内阁，而当北京军政大权全部为奉系夺去，内阁名存实亡的时候，又把杨撤回来，以示不与奉系合作。此外，福建总司令周荫人也是孙的结盟兄弟：孙在福建担任军务督理的时候，与周的个人利害发生了矛盾，因此约为兄弟以缓和这种矛盾，但是事实上不可能缓和下去，孙才决定向浙江另图发展，而将福建地盘让与周。周与江西总司令邓如琢，一面加入了孙所领导的“五省联军”，一面又与吴佩孚保持一定的关系。吴由长辛店南下时，曾经打电报叫周由福建进攻广东，邓由赣西进攻湘东，以动摇北伐军侧面和后方。由于孙传芳宣布了“五省保境息民”，周、邓两人不便接受吴的调度，所以邓一度出兵湘东又将军队撤回，周也不敢单独发动对广东的攻势。事实上，孙的五省势力并不是十分稳固的，除周、邓两人并非嫡系外，安徽总司令陈调元是个著名圆滑的投机军阀，而浙江又有相当数量的地方军，这些都不是孙的缓急可恃的力量。当时五省实力号称二十余万人，表面看来似乎很强大，其实也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孙是个不学无术的军阀，谈不到有何政治主张。此时“醒狮派”在南京大肆活动，愿意代孙组织“三爱党”，以“三爱主义”对抗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所谓“三爱”，是指“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因此，孙经常发表类似春秋时代宋襄公“不擒二毛”的怪议论，一时传为笑谈。

孙在动员对南方作战以前，曾与张宗昌结盟为兄弟，并成立了苏鲁和平协定，规定孙军在徐州、鲁军在兖州的驻军都不得超过一旅，如有必要，鲁军得假道徐州开赴陇海路援助吴佩孚。孙自己也不相信这个协定是靠得住的。另一方面，吴在武汉失败后，奉系非常担心孙与北伐军结合起来，共同挥戈北指，因此有必要与孙达成进一步的谅解。张作霖首先派孙的老上司王占元到南京，表示北方实力派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抵制南方。九月八日，孙致张作霖一电说：“愿追随左右，共挽颓局。”九日，张回电说：“玉帅新挫，武汉已失。东南半壁，全赖我兄支拄。弟以大局为重，微嫌小隙，早赴东流。倘有所需，敢不黾勉。”十一日，张又派靳云鹏到南京，表示奉鲁军决不进兵津浦路，如有“合作讨赤”的必要，也将取道京汉路南下。同时，张宗昌、褚玉璞也有电报表示，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决不暗箭伤人。通过这些往来，孙对奉系的顾虑才减轻了。

二　北伐军在赣南、赣西顺利前进，南昌突被攻下。北军夺回南昌。孙传芳到九江指挥作战。德安的争夺战。北伐军第二次进攻南昌

吴佩孚在湖北惨败后，北伐军可以抽出力量而且有必要开展第二战场的攻势，孙传芳也认为“用剪刀剪长绳”的时期已经到来，因此江西战场很快地转化到主要方面来。

孙传芳将五省联军组成了五个方面军，以邓如琢（第一师）、郑俊彦（第十师）、卢香亭（第二师）、周荫人（第十二师）、陈调元（第四师）分任方面军总司令，指定以卢为中路，进兵长江南岸，郑为接应部队；以陈为左路，进兵长江北岸；邓为右路，进兵赣西；周为后路，进兵广东。北伐军方面，第二、第三两军由醴陵、茶陵向萍乡、莲花进攻，第六、第一两军由浏阳、平江向铜鼓、修水进攻，并改派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攻赣总指挥。战争从九月六日开始。江西宣慰使方本仁随军前进，他的旧部赣西镇守使康福山不战而退，因此北伐军六日占领萍乡，七日占领安源，十二日占领袁州。第六军及第一军王柏龄师七日占领修水，十日占领武宁，此后在修水、武宁之间与孙军第四师谢鸿勋部展开了拉锯战。赣南方面，第二军的另一部由南雄进攻赣州，赖世璜举兵内应逐走了二杨（北伐军任赖为独立第一师师长），赣南自万安以南很快地尽入北伐军的掌握，此后江西战争主要在赣西、赣北两方面进行。

战事发动后，孙传芳于九月七日致电蒋介石，限北伐军于二十四小时之内撤退回粤，并将湘政还之湘民。八日，邓如琢由南昌出发到樟树督师，联合唐福山、张凤岐等部，与北伐军相持于新喻、分宜之间。十六日，方本仁派参谋长贺守中到吉安，劝告蒋镇臣响应北伐军，被蒋扣留，当晚方自己化装到吉安劝降，也被扣留。此时南昌防务空虚，第六军之一部由万载、高安直趋南昌。十九日，南昌城内工人、学生及省长所属警备队乘机响应，因此南昌城突被北伐军占领。这一变化完全出乎孙传芳的意料之外，他电令卢香亭的第二师迅速由南浔路开抵南昌对岸牛行站。同日，郑俊彦的第十师也由下游开抵九江。二十一日，孙乘招商局江新轮由南京到九江督战，临行还向江浙士绅大吹法螺说：“南军没有什么了不起。吴玉帅除了刘玉春的一旅人而外，其余都算不了什么军队。现在请南军尝试我的本领。我在很短时期内就可以回到南京来。”

孙传芳一面令二、十两师由北路进攻南昌，一面严令邓如琢由南路回师反攻，违则军法从事。占领南昌的北伐军由于孤军深入，于二十三日自动退出。二十四日，邓部首先入城，即闭城大索三日，对工人、学生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孙于二十二日到九江后，即以江新轮为其司令部，并调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率领军舰前来助战。孙的作战计划分为三路，一路由南昌向高安方面追击，一路由修水沿岸的武宁向通山方面进展，一路由武穴渡江进攻阳新。此时，第五方面军总司令陈调元、左路军总指挥王普都已到达武穴，与湘军叶开鑫、粤军马济等残部会合，鲁军马登瀛旅也调来受陈调元的指挥。二十六日，海军掩护马旅渡江窜扰黄石港、石灰窑、大冶一带，谢鸿勋师则由修水、武宁越过幕阜山脉直趋通山、崇阳。这是孙传芳所拟定的纡回作战、突破对方的战术，目的在于一面在咸宁、蒲圻之间截断粤汉路的交通，一面两路会师去解武昌之围。孙传芳除催促吴佩孚由武胜关发动反攻外，还勾结川军杨森及鄂西北军由宜昌、沙市顺流而下，分兵进攻武汉、岳州，又用无线电指使刘玉春坚守武昌待援。十月一日，第五方面军占领阳新、鄂城。同一时期，第一、第二两方面军在高安、樟树两线与北伐军也在激战之中。

这是江西战场上打得最紧张的一个时期：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进度太快，所占地区太广，马上又在江西开辟了第二战场，兵力不够分配，而对鄂西、鄂东一带的反革命武装力量，也都没有来得及加以肃清。孙传芳的这个声东击西计划是十分毒辣的。但是，他没有估计到山地战是南方军队的特长，幕阜山脉延亘赣、鄂、湘三省边境，长达数百里，北军能够由南而北越过这一边，南军又何尝不能够由北而南越过那一边？正当北军两路侵入鄂东的时期，从阳新退出来的第七军也从山地间道进入到修水、武宁之间，会合第六军进攻北军。十月一日，北军第四师师长谢鸿勋在武宁中弹受伤[1]，北伐军即向南浔路的北军据点德安猛烈进攻。这一形势引起了赣北北军的极大混乱，孙传芳把南昌、九江和进入阳新、大冶的兵力全部调来增援德安，因此原来规定的偷袭武昌和切断粤汉路的计划不得不停止下来。

从十月三日到五日，德安的争夺战两度易手，孙军第八混成旅旅长颜景崇因夺回德安而被提升为第六方面军总司令。邓如琢被排斥下台，孙改派第十师师长郑俊彦继任江西总司令，岳思寅继任中央军第一师师长。从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南战场也起了变化，九月二十六日，第二军与赖世璜部占领吉安、三曲滩，蒋镇臣师由永丰向南昌退走。方本仁乘机脱险，赖世璜被提升为第十四军军长。十月八日，高安一线一、二、三三军进至生米街、莲塘，展开了第二次夺取南昌的战争，守军将抚州门、惠民门、德胜门城外房屋付之一炬，并又一次展开了对南昌城内工人、学生的大屠杀，被害者达一千人以上。此后北军郑、卢两部增援前来，北伐军也因调整兵力停止进攻，南昌之围解除，南战场才进入到一个暂时休战的时期。

孙军在江西作战时期，将招商局和三北公司长江航线的轮船全部扣留以供军事运输之用，使华商航业受了极大的损失。十月十六日黎明，由浦口载运新兵一千五百人的江永轮驶抵九江时，突然起火，船上载有子弹二千箱和迫击炮弹、兵士棉衣、面粉等，一时炮弹横飞，火光烛天，船员、兵士纷纷泅水逃命，造成了严重的死伤和损失。

三　北伐军攻下武昌城，刘玉春、陈嘉谟被俘。杭州发生突变，夏超兵败被杀

南北两军在江西战场决战的时期，战场外接连发生了不利于孙军的局势，使孙军士气受了严重影响。

第一是武昌城被攻破，使孙传芳利用刘玉春配合作战，进而夺取汉口、汉阳的计划成为泡影。孙传芳竭力鼓励刘玉春死守武昌，自己诳报军情夸称胜利，不日即可前来解围，因此坚定了刘玉春死守到底的决心。同时，刘玉春也诳报军情夸称武昌城一定守得住，并且给了攻城军以严重的打击，也使孙传芳更加兴奋地企图夺取武汉，以改变湖南、江西两个战场上的全盘局势。事实上，孙传芳已经处于自顾不暇的境地，而刘玉春也面临到势穷力绌的最后关头，虽然彼此互相打气，究竟起不了什么作用。

武昌守城军共有一万余人，其中刘玉春的直属部队仅二千人左右。城内居民十余万人，其中有外国侨民二十六人。米店被军队封存提供军食，饮水也很困难，人民饿死者达二千余人，染疫而死者更多。城内人民不怕飞机、大炮，而怕活活饿死，希望北伐军早日攻城，以免陷于不死不活的苦境。武汉商会几度要求北军放老百姓出城，都没有效果。守城军宋大霈、孙建业、吴俊卿、贺兑廷各部系统不一，军心离散，刘玉春不但要负责主持守城任务，还要抽出力量来监视这些动摇不定的杂牌军。在这种情况下，武昌城不可能坚守下去。

在武汉商会和各慈善团体的奔走调停下，曾经商定守城军由刘佐龙改编为一师，以刘玉春为师长，并担保北军将领生命财产的安全。守城军疑为诱敌之计，而刘玉春还痴心妄想地等候吴、孙两位“大帅”带兵前来解围，因此谈判多次没有把开城投降的具体办法肯定下来。

九月十七日，北伐军用飞机散发传单，劝告武昌军民迅速自决。十八日，又限守城军于二十四小时内投降，否则将用大炮攻城。北伐军攻城司令为邓演达，攻城军队为北伐军战斗力最强的第四军，准备集中火力攻打通湘门。这时，武昌文华大学主办人、美国人孟良佐、韦格非两人企图保全刘玉春的实力，缒城而下，到汉口与商会接洽，要求北伐军推迟攻城日期，以便努力作最后的“调停”。

随后守城军屡次企图弃城突围而走，均未得逞。十月一日拂晓，又一次冲出城来企图抢劫南湖的粮台，也被击退回城。从三日到六日，在北伐军和守城军的双方同意下开放了汉阳门，共放出妇孺三万八千余人，由于出城者争先恐后，有被践踏而死和落水而死的。此后孙传芳袭取武昌的计划完全破产，八日守城军才开始就范，愿意投降，约定九日上午十时出城开到青山听候点验改编，移驻葛店、鄂城一带，下午一时后北伐军入城接防。在此以前，北伐军攻城部队与守城军豫军贺兑廷团的士兵，经常在城墙上下交谈，并且不时地将香烟食物抛上城楼接济他们。九日上午，北军在汉阳门外扣留铁驳船一只，北伐军疑心北军企图乘船逃走，即向武昌城开炮轰击，而守城军也并未按照指定时间开城。到深夜一时左右，贺团悄悄地开放中和门、保安门迎接北伐军入城，城内各军纷纷缴械投降，刘玉春还率领残部一千余人在蛇山脚下顽抗了一二小时，他的部下第十五旅旅长于信臣把他拉到文华大学，躲藏在校长孟良佐的家中。孟良佐的仆人向北伐军告密，才把他擒获了。

武昌城一共守了四十一天，和蒋世杰守信阳的日期相差不多。城破时，陈嘉谟割须易服隐藏起来，十一日缒城图逃被捕，与刘同被囚于湖北省议会。当时如果提交人民公审，这两个甘为个人效忠的军阀走狗是不可能保得住性命的，但公审并未举行，还有不少中外记者前往访问。陈嘉谟在访问者的面前怯生生地不敢抬头，刘玉春却还神色自若地讲了一套“军人服从命令”的道理，说什么“战败被擒，死而无怨”。后来，陈嘉谟纳了一笔赎金得到释放，刘玉春则被委为纵队指挥，叫他带罪立功。他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不久就回到天津病死了。

第二是杭州发生了突变，这一变化虽然迅速地被镇压下去，但是孙传芳的后方根据地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终于无法挽救他最后失败的命运。紧接武昌城破以后，十月十六日，浙江省长夏超忽将所属警备队开往嘉善、松江一带布防，并拆毁莘庄、新桥之间的一段铁路，以阻止上海孙军前进，同时杭州孙军的营底也被警备队包围解散。夏超在浙江军警界向来保持着一部分的潜在势力。一九二四年九月，就是由于夏超为内应，孙传芳才得兵不血刃取得浙江的地盘。后来孙的势力向江苏发展，却还霸占浙江，因此引起了浙江地方军人与北洋军阀之间的深刻矛盾，而夏超也不满足于省长的地位，有进一步揽军权政权于一身的野心。当孙军在江西作战不利时，夏超秘密联络地方派军人，拟将驻防徐州的浙军第一师陈仪部和在江西协助孙军作战的浙军第三师周凤歧部调回浙江，与孙脱离关系，宣布浙江自治。在这一局势的酝酿时期，周师驻南京的一团首先自由行动，开回浙江。十月十五日，浙江地方派军人政客张载扬、褚辅成等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以浙江保境息民为理由召回驻外浙军，并以省议会及浙江各团体的名义电请孙传芳允许浙军回浙。十六日，上述突变事件发生了。

孙传芳忙于应付江西战事，来不及集中力量解决浙江问题，只得用缓兵之计，表面赞成浙军回浙，暗中却调孟昭月（第八师师长兼南京卫戍司令）所属第十五旅宋梅村部及驻防镇江的第七十六混成旅李宝章部开驻龙华、松江，令其暂守江苏境界，勿向浙江进攻。孙军开到后，夏部警备队即由松江撤回嘉善。

孙军布置就绪后，突于二十日进攻嘉善，二十一日，夏超到嘉兴准备抵抗，由于警备队缺乏战斗经验，孙军占领了嘉兴、硖石、长兴，前锋进抵临平。二十二日，夏将省长印信交与张载扬，即率残部向余杭退走。二十三日，孙军进入杭州，并派兵追击夏超，在余杭公路上发现了“便衣兵”数十人，双方开枪互击，夏超中弹毙命，浙江一幕自治短剧就是这样昙花一现地结束了。

浙江事变发生前，夏超已经接受了广州国民政府所委任的第十八军军长兼浙江民政长的命令，并与驻外浙军取得了一定的联系。但是，周凤岐在九江孙军的监视下不能行动，陈仪的态度则在游移不定之中。那位号称浙江“土皇帝”的夏超，过早地发动了无把握的政变，因而兵败身亡。

浙江事件平息后，孙传芳采取了分化浙江地方派的策略，派陈仪继任浙江省长，但所属浙军第一师仍须留驻徐州，陈仪所兼徐州防务总司令一职也不许解除。二十九日，陈仪由徐州回到杭州接任有名无实的省长，实际上浙江仍然处于孙军的控制下。但是，经过这次政变，孙对浙江地方派的疑忌心更重，地方派与北军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北洋军阀在浙江的统治地位不可能长期地保持下去了。

四　孙军又一次发动对鄂东的攻势。北伐军突袭南浔路占领九江，孙传芳狼狈逃回南京，孙军全部退出江西。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失败。苏浙皖三省人士的自治运动

孙军在夺回德安、解除南昌之围并于十月十五日恢复南浔路交通以后，即在江西战场上采取守势，仍然按照原定计划，集中力量向鄂东方面发动攻势，企图一鼓而下武汉，再鼓而克长、岳，把北伐军从湘、鄂、赣三省全部驱逐出去。这个军事突破计划，虽因武昌城破受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孙传芳的希望又寄托在鄂西北军与川军联合进攻武昌的另一着棋子上。

十月下旬，北军卢金山、于学忠等部击退了进攻荆、沙的黔军，占领了公安、石首，杨森部川军由监利向新堤前进，鄂北张联升的军队也由襄樊长驱而南。同一时期，鄂东北伐军仅有第八、第十五两军之各一部（刘佐龙已被提升为第十五军军长），兵力不够分配，因此陈调元、叶开鑫等部在黄梅、广济、田家镇、蕲水、兰溪一带颇为活动，只等鄂西川军、北军更深入一步，他们便可以联合起来对武昌发动大规模的箝形攻势。

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第二、第六两军收复了赣南、赣西大部分地区，并在赣北给了孙军以严重的打击。这两支湘军本非精锐之师，由于共产党员李富春、林祖涵主持政治工作，他们就能够显示出巨大的力量来。而由第一军副军长王柏龄所统率的两师，本系北伐军的主力，但自蒋介石排斥该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共产党员以来，就变得暮气沉沉，在进攻南昌的战役中被孙军打得狼狈不堪，几乎影响到江西战场的全盘形势。

武昌北军被解决后，以叶挺师（已扩编为师）为骨干的第四军从武昌调到赣北来，同时独立第二师贺耀祖部也从湘北调到[2]，于是北伐军又一次展开了赣北南浔路的争夺战。十一月四日，举行突击，占领了马回岭，截断了南浔路的交通。孙传芳已于是日乘江新轮到武穴，准备亲自主持发动对武汉的强大攻势，得到以上消息后，当晚匆忙地驶回湖口。

此时孙军卢香亭部在涂家埠，郑俊彦部在南昌，浙军周凤岐师在湖口，都陷于极大的混乱状态中。五日，九江形势也趋紧张，日本和英、美等国军舰水兵纷纷登陆，租界断绝了与界外的交通。当天，孙十分狼狈地改乘决川舰下驶，于六日返抵南京，他的随员仍乘江新轮回来。他离开南京还不到一个半月，果然实现了“很快就要回来”的话，但不是战胜归来，而是战败归来。他下船后立即宣布了五省戒严的命令，并且表示了与北伐军决战到底的决心。其实，他的内心已经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勇气，神情非常颓丧，与以前志得意满的情况判若两人。

由于主将首先逃走，江西全线孙军俄然出现了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北伐军六日占领九江，八日占领南昌。卢香亭部第二师取道秋浦、贵池、大通退回南京，郑俊彦部第十师取道饶州、景德镇、常州退往青江浦原防，周凤歧部浙军第三师取道贵池、芜湖、镇江转由沪宁路退回杭州。第五方面军陈调元部退回安庆，王普部退回芜湖，叶开鑫、马济等部退驻宿松、太湖一带。湖口、马当均被北伐军顺利占领。至此，江西战争以“五省联军”全部溃退而告结束。

同一时期，孙传芳所指望的鄂西友军果然继续有所进展。十一月四日，北军第二十六师于学忠部占领仙桃镇，六日占领汉川，川军杨森部六日占领新堤，鄂北张联升军也于七日占领京山。可是，孙军来不及和他们会师武汉而自己先抽腿跑了。

当时论者认为，孙传芳把进入湘、赣两省的北伐军比作一道长绳，随时可以被人剪断。事实上孙军自身在南浔线上布置了一道长达数百里的防线，因而被北伐军剪断，正是“夫子自道”。孙所制定的进兵鄂东的军事突破计划，是一个舍近图远、不切实际的计划，因而自己的阵线反被北伐军突破。这个论点从军事观点出发，虽有其一定的理由，但更重要的是，全国人民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势下，革命运动有了空前的高涨，北洋军阀的末日即将到来，时代的潮流不是任何衰朽力量所能阻挡得住的。

南昌城破前，北军唐福山、岳思寅、张凤歧等部还闭城而守，要求方本仁前来收编才允开城投降。北伐军命令他们开驻永和门外七里街听候改编，他们犹豫不决，因此北伐军于八日爬城而入，守军一万余人全部被俘。十日，江西人民请愿将这些历年来纵兵殃民、无恶不作的军阀交付人民公审，取得了北伐军的同意，于是人民群众在唐、张二人的背上各插纸旗一面，上写“纵兵殃民”四个字，绑在石狮子上任人参观；又将岳思寅及兵站司令侯全本二人用露天小轿抬往城内外游街示众，人人拍手称快。后来张凤歧、岳思寅、唐福山、白家骏、侯全本五人被人民审判委员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

孙军退出江西前，上海和浙江的局势又在酝酿变化之中。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四时，上海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在南市、闸北、沪西三处同时并举，南市斜桥、唐家湾，沪西徐家汇南洋大学后面，闸北共和路、北站和宝山路一带，都有工人武装队出现，全市发现炸弹案多起。这次起义由于准备不够，被孙军镇压了下去，工人牺牲者达十余人。上海防守司令、刽子手李宝章以“功”升任第九师长。同一时期，苏、浙、闽、皖、赣五省士绅在上海发起了和平运动。

孙军退出江西后，十一月十四日，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通电表示：（一）划三省为民治区域，所有三省内一切军政民政，均应由人民推举委员，组织委员会处理；（二）上海应划为特别市；（三）三省人民直接推举代表，分赴粤、奉、直、鲁各地接洽和平；（四）三省以内军事行动应即停止。同时尚有“五省自治联席会议”“江浙和平同志联合会”“浙民自决会”等组织出现。上海中下层商界人士所组织的“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也发表了宣言，主张划上海为特别市，永不驻兵，上海市政还之于上海市民，拒绝奉鲁军南来，召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等等。二十二日，江苏省政研究会电请孙传芳将江苏还之苏人。二十三日，苏、浙、赣三省联合会发出第二次通电，表示：（一）孙传芳既已他往，其行动与三省无涉；（二）三省已声明划为民治区域，奉鲁军如对三省有军事行动，誓以三省民意与之对抗；（三）三省军队必须赞护民治主张，否则视为公敌，断其给养。二十九日，又发出第三次通电，催促三省海陆军表示赞成民治的态度，劝告张作霖撤回南下鲁军，反对英、日两国借款给北京政府。十二月十日，又致电税务司安格联，阻止发行新公债七千万元；电告三省人民，拒用奉鲁军的军用票。孙传芳赴津勾引奉鲁军南下时，该会又通电斥其“与三省人民宣战”，并警告各银行勿代军阀筹款。

以上情况，说明自从孙军退出江西以来，苏、浙、皖三省人民特别是上海市民的自治运动马上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反对军阀的团体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人民自决和要求人民民主自治的呼声震动全国。在这风起云涌的自治运动中，反映着三种不同倾向的分野：其中工人阶级是最彻底、最勇敢的革命者，坚决主张消灭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在中国的联合统治，热烈欢迎北伐军早日到来，以完成解放全国人民的伟大任务。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接近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资产阶级虽也表示了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但他们的所谓“自治”和“民主”，目的在于在推翻军阀统治以后，代之以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与真正的人民民主和人民自治在本质上有所不同。他们害怕流血牺牲，反对武装斗争，企图用和平呼吁的方法，发表宣言和通电，以促使军阀自动地将政权交出来。这是一种空想的自治运动，这种“秀才造反”“纸上谈兵”的运动，只能引起拥有反革命武装的军阀们的讪笑，不能得到任何东西。

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来进行反对军阀的斗争。尽管资产阶级的“自治”运动并不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但是他们在反对客军入境、反对帝国主义借款给北洋军阀的种种问题上，却也起了一定的打击军阀和有助于扩大革命影响的作用。当时上海总工会已经公开办公，因五卅运动而成立后来被军阀摧残因而转入地下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也已恢复起来，它们领导着上海人民的自治运动继续向高峰发展，总工会召集各团体组织了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定于十二月十二日举行市民大会，准备再掀起一个反对军阀统治、实现上海自治的高潮。

苏、浙、皖各团体和上海人民的自治运动，激怒了北洋军阀。曾经依附直系军阀、被吴佩孚称为“活包公”的董康，发出了反对奉鲁军南下的电报，孙传芳、张宗昌便联名指为“通赤”有据，要下令拿办；审计院院长庄蕴宽说了一句公道话，“董绶经反对客军入境，乃是江苏人民的公意”，他的住宅立即被搜查，本人还受到北京宪兵司令的传讯。孙传芳于十二月二十六日通电：“有人假借苏、皖、浙三省公团名义，希图破坏三省之安宁，离间传芳与三省父老昆季之感情，其居心殊属叵测”。二十九日，孙下密令逮捕三省联合会负责人蔡元培、沈钧儒、董康、褚辅成等，并“缉捕会员，格杀不论”。又下令，对于一切新组织起来的团体都认为是“非法”的，一律予以封禁。上海总工会又一次被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再度转入地下。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展开了对共产党员、工人、学生和民主进步人士的残酷镇压，因此上海全市笼罩在白色恐怖气氛下，原定十二日举行的上海市民大会无法召开，各界人士在总商会改开上海市民自治运动代表大会，发表了上海不驻兵及拒绝奉鲁军南下的宣言。

但是，军阀们的垂死挣扎终于不能挽救他们最后灭亡的命运，相反，经过失败和流血，更加加强了工人阶级的斗志和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并使各阶层人士认识到用和平呼吁的方式，乞求军阀们放下屠刀，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发动武装斗争，给人民的敌人以狠狠的打击，才能取得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在这以后，上海工人积极地布置第二次武装起义，而资产阶级所进行的“自治”运动，却逐渐消沉下去了。

五　北伐军三路进攻福建，周荫人在松口战败。北伐军连克龙岩、漳州、泉州、福州，周荫人率部由延平退入浙江

北伐军由广东出发时，留下第一军第三师谭曙卿、第十师冯轶裴防守潮汕，第一军军长何应钦还与盘踞福建的北洋军阀周荫人订立了和平条约，划诏安为缓冲地带，双方宣布解严。九月上旬，江西战争发动后，孙传芳派周为五省联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叫他带兵进攻潮汕，因此粤、闽局势突然紧张起来。

福建兵力除周所辖第十二师外，还有暂编第一师张毅、第三师李凤翔、第二十混成旅李生春、第二十九混成旅孔昭同等部。福建民军始终是福建统治者北洋军阀的心腹之患，而福建人民久已反对北洋军阀的暴力统治，福建北军的内部矛盾又日益加深，这些都是有利于北伐军进攻福建的条件。

九月十七日，周荫人到漳州与张毅布置对粤军事，决定先消灭福建境内民军，并约陈炯明收集残部反攻东江。此时驻汀州的第三师师长李凤翔已与北伐军联系，广州国民政府任为第十七军军长，闽南民军首领宋渊源也发表了讨伐周荫人的宣言。北伐军分为三路攻闽，改编民军司令张贞为独立第四师师长，令其由饶平、黄冈进攻诏安、云霄，谭师由蕉岭进攻武平，冯师由大埔进攻峰市。从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周荫人在南靖、龙岩一带调兵遣将，十月八日率领主力军第二十四旅刘俊、第三混成旅孙云峰两部由峰市向松口前进。不料前线未及接触，永定、南靖两县民军从后面包抄而来，周即惊慌失措地率部向永定急退，九日又向龙岩退走，留刘俊守永定城，北伐军由西北角高地爬城而入，刘俊出城战死。周部行抵坎市时，沿途农民加以狙击，周狼狈万状地逃入龙岩城中。十四日，周由龙岩逃往漳平，二十日又经永安退往延平。

北伐军的另一路于十月十二日由诏安进攻漳州，张毅派员与何应钦相约各守原防，彼此互不侵犯。孙传芳在江西战败退回南京后，十一月七日，北伐军配合民军再度进攻漳州，张毅退往江东桥、长泰、同安，一路上受到农民群众的袭击，又向泉州败走。二十二日，北伐军进入泉州，张毅无抵抗地向福州退却，并派人向北伐军接洽投降。

汀州李凤翔的态度始终在动摇不定之中。广州国民政府改派何应钦暂兼第十七军军长，李部杜起云、曹万顺两旅长均被提升为师长，李凤翔弃职逃走，汀州不战而下。

十一月二十九日，张毅部退抵福州附近时，福建省长萨镇冰、海军司令陈季良、省防司令李生春拒绝该军进入省城，其前行一团被勒令缴械。十二月二日，北伐军已过涵江逼近福州，福州各界推举萨为福建保安总司令，李为省防总司令。三日，福州市民举行暴动响应北伐军。四日，萨弃职逃走。五日，张贞率部入省，李生春表示了归附北伐军的态度。六日，张贞联合海军陆战队进攻盘踞南屿的张毅部，反被该部击退。七日，张毅部向南浦退走，李生春函劝张毅缴械投降，张毅因眷属在江贞舰被扣，只得接受了所部改编为一混成旅、一炮兵团和本人下野的条件。北伐军完全控制福建后，李生春部改编为一师，并入第十七军，后来在水口、福州两地被缴械，李在建瓯被捕。张毅也被囚于潮梅警备司令部，后来因企图逃走被枪决。

福州发生暴动时期，周荫人在延平也站脚不住。十二月二日，民军卢兴邦部进攻延平，周部由建瓯、浦城逃往浙境，经龙泉、丽水开赴温州。

福建战争从九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虽然经过两个多月才告结束，但是北伐军使用的兵力很少，而且除了几次小接触以外，几乎没有进行过一次激烈战争。周荫人引为内应的陈炯明，此时已成为断了气的死老虎，而周自己也是一戳即破的纸老虎。他所倚靠的大将张毅，不但阘茸无能，而且对他也不忠实。李生春、李凤翔之流，都是些风吹两边倒的角色。周荫人既无可用之兵，又无可用之将。属于地方派的福建海军与北洋派统治者之间早已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福建人民与军阀之间的斗争更加尖锐。所以周荫人一出马就到处碰到敌人，因而陷于草木皆兵的境地。福建问题解决后，孙传芳的五省地盘只剩下了三省，而他在这三省的势力，也像春天里的雪山一样快要崩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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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谢鸿勋受伤后，由九江赴沪就医，在公济医院刖足，10月14日伤口恶化身死。

[2]　广州国民政府早已任命贺耀祖为第九军军长，因贺游移未受，改派彭汉章担任。北伐军进攻岳州时，前途形势已明，通过湖南宜抚使宋鹤庚的关系，贺部受编为独立第二师。当时贺的防地在石门、临澧一带，奉调由湘阴、平江转入赣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