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1922—1 第八十章　北洋军阀末代统治者袍笏登场

一　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奉鲁军对地方人民的残酷剥削。潘复的裁员减政政策。蒋奉阎三角同盟的酝酿

奉军退出郑州后，张作霖任命张作相为第五方面军团长，节制由榆关至石家庄一带的吉、黑两省军队，并拟从吉、黑两省继续调兵防守京汉线黄河北岸。此时奉系旧派吴俊升、张作相仍然主张退回关外，新派杨宇霆则建议与蒋介石停战议和，问题的关键要看阎锡山的态度如何才能决定。于是张作霖放出“和国反共”“联阎讨冯”的空气，并且恬不知耻地说他是孙中山的老友，一向是赞成三民主义的。

阎锡山早已与冯玉祥结盟为兄弟，此时看见奉军退出郑州，便于六月三日改悬国民党旗帜，五日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一职。他的态度是明朗化了，可是仍旧不够明朗，他对南方宣称出兵张家口、石家庄截击奉军的后路，对张作霖又称彼此是多年的老朋友，愿意担负斡旋南北的责任。由于阎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山西代表李庆芳、南桂馨在北京大受优礼。张作霖愿意召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企图与南方保持对等议和的地位，阎则以奉方易帜为先决条件，在这个问题上双方颇有距离。此外，张作霖愿意与蒋、阎合作，而认冯、唐为“赤化分子”，这也是一时谈不拢来的原因。

六月十一日，孙传芳、张宗昌同到北京参加顺承王府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张作相、吴俊升反对投降易帜，主张退守关外，孙传芳则愿战至最后之一人，张宗昌也不甘心放弃山东。十六日继续开会时，杨宇霆强调北方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抵御南方，各省军队必须统一名称改用安国军旗帜，一致服从安国军总司令的命令。孙传芳无耻地说：“不仅军事上要服从，政治上也要服从”。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讨论所谓“最高问题”，有的主张推戴张作霖为临时总统，有的主张仍用临时执政名义，最后决定仿照孙中山的先例称“大元帅”，用北方军事将领公推的形式产生。本来应由年龄最长的吴俊升领衔发表推戴通电，张宗昌插嘴说，“馨远老弟领衔最为相宜”，而孙传芳也并不推辞。张作霖望了孙一眼说：“馨帅还有多少兵”？孙自称还有十三万人，只要接济军饷子弹，继续作战毫无问题。张作霖立刻承认拨发孙军军饷五十万元，子弹则可就近向山东领取。接着，他又回过脸来向张宗昌、褚玉璞问道：“你们两位守得住山东、直隶否？”两人齐声回答：“进取不足，退守有余。”于是张作霖高兴地说：“好极了，你们要怎么办，我都依从你们就是”。

当天决定，北方镇威、直鲁、五省联军各项名义一律取消，以后统称安国军，以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为安国军第一至第七军团长。安国军政府成立后，内阁总理由大元帅任免之。即日由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褚玉璞、张学良、韩麟春、汤玉麟联名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在同一天发出所谓“讨赤”通电称：“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前提，不特前此之敌此时成友，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这个电报暗示愿与蒋、阎二人进行反革命的大联合。在张作霖的提议下，当天孙传芳等（张学良除外）重行互换兰谱结为七兄弟，以加强北方的团结。

十八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大元帅，礼炮放了一百零八响。张宗昌邀请孙传芳共同出面推荐潘复为内阁总理，张作霖即日予以发表。阁员名单如下：外交王荫泰、军事何丰林、内政沈瑞麟、财政阎泽溥、司法姚震、实业张景惠、农工刘尚清、教育刘哲、交通潘复（兼）。

这是北洋军阀末代统治者的班底。这个政府的统治区小得非常可怜，不但山东、河南两省岌岌难保，就是北京也在风雨飘摇之中。张作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建立起这样一个小朝廷呢？据说非如此不能提高北方的士气，而且与南方议和也可以取得对等的资格。其实，张作霖还想以“讨赤”为幌子，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退一步保持以黄河为界的南北朝。但是帝国主义的眼光是再势利也没有的，它们看见奉系军阀三分天下已去其二，而南方国民党新军阀并不反对帝国主义，在本质上与张作霖之流毫无区别，就有顺水推舟、去旧迎新之意。张作霖就职的一天，曾用私人名义函请各国公使到外交大楼举行茶话，外交团为此举行会议，讨论外交仪式的问题。大家认为：来帖既未提及大元帅就职一事，自无致贺的必要，因此都着常服前往参加。事后外交部补发大元帅就职通知，他们有的回答说，“收到通知一件，当即转达本国政府”；有的说，“本使业已阅悉”。这样冷淡对待也是历届北京政府所没有碰到过的。只有日本资本家大仓和大阪《每日新闻》拍来贺电，“大元帅”立刻吩咐登报，这也可以想见当时场面冷落到何等程度了。

孙传芳、张宗昌参加大元帅的就职典礼后，当天相偕回到济南。孙传芳又一次主战劝进，志在骗饷、骗械。张作霖许给他五十万元，他所领到的却只有二十万元。其实，当时奉军军饷也是就地取给的，饷源日益枯竭，在奉军铁蹄下的各省人民除缴纳一般赋税而外，还有所谓食盐捐、讨赤捐、地方公债及军队强迫使用奉票等等，驻军所需米面柴火尚未计算在内。军官中饱，民怨沸腾，欠饷不发，士气不振，这一现象在直鲁军方面更为严重。当时张宗昌号称为“三不知”将军：第一不知道他手下有多少兵，第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第三不知道他聘用有多少参议、顾问。一九二七年不到一年的工夫，他就用去了军饷五千余万元，还积欠了八、九个月的军饷无法发放。他在直、鲁两省极尽搜刮剥削之能事，其公开者有山东地方公债二千万元，“讨赤”地亩附加捐一千万元；直隶地方公债一千万元，“讨赤”地亩附加捐八百万元；此外还发行了直鲁军用票一千万元。山东农民无力缴纳捐税，纷纷逃出故乡，于是官厅颁布了连环具保定期纳税的法令，农村责成田邻，城市责成街邻，如果有人逃税，具保者以“通赤”论罪。张宗昌就是这样伤天害理地剥削直、鲁两省人民来养活他的军队的。他所搜刮的民脂民膏，并非全部用在军饷和其他事业上，他把直、鲁两省当作私产，公私界限不分，个人尽情挥霍，他为妓女脱籍或者聚众豪赌，往往一掷数万金无吝色，他手下的大小军官也都吃缺吞饷，层层中饱，因此积欠军饷，兵士们仍然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直鲁军退出江苏后，孙传芳的军队也退到山东来就食，山东人民更加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张宗昌采取了摊发军饷的办法，根据当时的核算，每一兵士每月只能摊发军饷二角五分。在这种情况下，直鲁军有的倒戈投附南方，有的在地方上成为披着军衣的强盗。他们已经面临到土崩瓦解的前夕，哪里还有力量对南方作战。

张作霖任用潘复为内阁总理，潘复又吸引他的朋友阎泽溥为财政总长，主要都是为了筹款的问题。其实，他们不会有点石成金的本领，所能为力的只是大举裁员减政，裁来裁去，中央政费每月只留下了八十万元，而主要支出军费却无法加以裁减，当然不能解决问题。潘复收到了许多被裁人员请他吃手枪炸弹的匿名信，吓得每天上下班要派宪兵净街，警察放哨保卫，一时传为笑谈。财政部裁来裁去，只剩下了公务员二十人，于是大家公送总长一个“活阎王”的尊号。张作霖还叫号称“财神”的梁士诒帮助筹款，梁向天津银行界借款五百万元，各银行却以闭门停业来应付。以上说明，奉系军阀在财政上也已捉襟见肘，无力继续作战了。

张作霖僭称大元帅后，六月二十五日下了一道“息争令”，并发出通电说：“本大元帅与中山为多年老友。十一、十三两年之役，均经约定会师武汉，当时在事同志，类能言之。……邦家多难，中山赍志以终，一切建设大端，皆属后死之责。本大元帅与中山一生宗旨本属相同，不意过激分子假借名义，宣传赤化，用是简率师徒，施行讨伐，实以继中山之志，并非有政见之殊。……凡属中山同志，一律友视。其有甘心赤化者，本大元帅为老友争荣誉，为国民争人格，为世界争和平，仍当贯彻初旨，问罪兴讨。”他发出这个电报的目的，在于向南方争取对等议和的地位，同时还具有联合蒋阎、对抗冯唐、分化南方的作用。阎锡山也想把蒋介石、张作霖的关系拉拢起来，以造成他个人操纵时局的地位，并使冯玉祥在北方成为无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当时发生了蒋、奉、阎三角联盟对抗冯玉祥和蒋、冯、阎三角联盟对抗奉系的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冯在徐州会议上坚决主张继续北伐，彻底消灭奉鲁军阀的残余势力，并且催促阎放弃国、奉调人的地位，迅速出兵讨伐奉系。徐州会议后，冯军渡河北上，阎为大势所迫，不得不向正太路出兵。他也学了张作霖对付吴佩孚的一套办法，不说进攻而说“接防”，请奉军切勿发生误会。张作霖对于南方还坚持对等议和，并且提出了把河南交还吴佩孚，山东让给孙传芳，奉鲁军撤出以上两省，请南方停止进攻等具体条件，阎锡山则提出奉军易帜及取消大元帅名义为先决条件。由于双方距离过远，二十八日张作霖派邢士廉再往太原接洽时，阎就托病不见，至此，蒋、奉、阎三角联盟的计划无法实现。

二　日军公开参加中国内战，协助鲁军平息胶州事变。南北两军在津浦线的拉锯战。阎锡山出兵占领石家庄。吴佩孚由豫南经鄂西窜往川东

五月下旬，宁方北伐军占领徐州、扬州后，直鲁军由鲁南退往兖州、济宁、泰安，孙传芳军由清江浦、海州退往日照、诸城。北京“大元帅”袍笏登场时，宁方北伐军右翼陈调元、叶开鑫等进占郯城、沂州，中路李宗仁、王天培等沿铁路线进抵滕县。六月十六日，日军一千五百人由青岛开入济南，孙军继续退往胶东。孙军马玉仁部在清江浦投南后仍被缴械遣散，郑俊彦一度到南京秘密接洽，孙传芳北上时，所派主持军事的彭德铨也于六月十四日派人向白崇禧接洽，白转报后，蒋介石任彭为第十九军军长。六月二十三日退抵胶东的周荫人军发生内变，周被迫下野，所部交陈以燊接收。由于国民党内部起了分化，宁汉双方互相备战，在津浦线上并不积极采取攻势，因此接洽投南的孙军意存观望，直鲁军一度发动反攻，宁军中路退守临城、韩庄以南，牵动右翼军同时退出鲁境。

蒋、冯徐州会议后，冯派骑兵第一军郑大章部进攻鲁西，宁军同时反攻，自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各路均有进展，宁军正面回占滕县，右翼再克沂州，鲁西冯军配合左翼新编第十一军马祥斌、独立第五师王金韬等归附军占领曹州、钜野、郓城、嘉祥、金乡、鱼台一带。七月二日，孙军陈以燊忽在胶州宣布接受冯玉祥所委第三十九军军长一职，拆毁高密至蔡家庄的铁路，与在青岛的鲁军第八军祝祥本部[1]对峙，郑俊彦部也在高密与陈采取一致行动。此时日本公开干涉，青岛日领居然警告陈、郑二人必须迅速恢复胶济路通车；陈军进攻青岛时，日军竟协助祝祥本在城阳站进行抵抗，陈军在南泉被阻不能前进。七月六日，日本首相田中奏报日本天皇，派第十师团长长谷川中将为山东派遣军总司令，二次增兵山东，大连日军五千人调来青岛，因此青岛华商银行宣布停业，形势日趋紧张。

胶东事变发生后，张宗昌当面斥责孙传芳说：“我待你不薄，如果你要取得山东地盘，明人不必做暗事，我可以奉让”。孙指天誓日地解释他事前并未预闻，愿意带兵前往讨伐，以明心迹。于是张宗昌将胶东孙军尽数调到济南来，令其开往津浦路作战，七月七日偕同褚玉璞、孙传芳到潍县，即调白俄军由岞山向胶州进攻。在这时期，青岛日军三千人强迫陈以燊恢复胶济路通车，随即乘车通过陈军阵线开往济南，九日陈军被迫退往诸城，郑俊彦部仍然回到孙的方面来。

在此以前，田中特使山梨大将到济南与张宗昌进行密谈，当时就有消息说，日军准备在山东危急的时候，化装为直鲁军参加作战。随后北伐军又接到日军在青岛定制大批鲁军服装的情报。一切迹象表明，日本对山东的武力占领，已有箭在弦上之势。

七月四日，鲁军程国瑞、王栋、徐源泉等部利用铁甲车为前导，大举发动反攻，第十军王天培部黔军本非精锐之师，由滕县一路败退到运河南岸，牵动左右两翼同时退却，徐州因而大为动摇。战争持续到十三日，宁军增援反攻才恢复了原有的阵地。此后宁军与直鲁军在津浦线相持不下，宁军的士气仍然十分低落，七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孙、鲁两军联合起来利用铁甲车山东、河南、泰山三号冲锋前进，发动两次反攻，又进至徐州附近，同时陈以燊军退至赣榆县属青口地方，又一次发生内变，陈被迫下台，由陆殿臣接统，这支人马又被孙传芳收回了。

这个时候，蒋介石被日本出兵山东吓倒，对所谓继续北伐丧失了勇气，同时又把“清党”、反共和进攻武汉的问题看得比所谓北伐更为重要，因此颇有与张作霖谋求妥协的倾向。但是冯玉祥对张作霖的仇恨心很大，为了防止蒋、奉妥协，除派兵协助宁军进攻山东外，七月三、四两日加派孙良诚部吉鸿昌、石友三等军由孟津、巩县、广武等处渡河，分别占领新乡、彰德、磁州、大名等地。冯又不断催促阎锡山出兵讨奉，在冯军长驱而入的情况下，七月十六日阎才派兵由正太路开抵石家庄，另派一部开抵京绥线的柴沟堡。奉晋两军在正定至新乐之间分别布防，以滹沱河为界。十八日，晋军继续开抵顺德。阎虽然被迫出兵，但是事实上是把晋军横插在奉冯两军之间，一面电请冯军暂缓北进，一面于十七日派代表南桂馨到北京，力劝奉系改变态度接受三民主义，以便与南方舍战言和。当天张作霖又一次召集杨宇霆、张学良、韩麟春与到京领饷的孙传芳举行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孙表示本人对此无成见，杨、张、韩三人则一致主张停战议和。二十日，奉系旧派将领张作相、吴俊升、阚朝玺等应召抵京参加会议，由于宁、汉相互火并的形势日益明显，孙、鲁两军在津浦线反攻又有进展，张作霖对停战问题便又踌躇起来。

冯玉祥在分兵北上、东进的同时，另派方振武、岳维峻、樊锺秀等部进攻南阳、邓县的于学忠军，以消灭吴佩孚的最后一支力量。吴由登封南行，沿途受到红枪会的明攻暗袭，好不容易才由赊旗镇走到南阳，不料冯部追踪而来，吴留娄云鹤卫队旅助守南阳，本人到邓县与于学忠见面，打算会合于、马（南阳镇守使马文德）两部由遂平越过京汉线，取道皖北窜往山东。于的部队不肯接受这个命令，军心非常离散，于即自动下台，所部交各旅长自寻生路，吴也离开邓县向鄂北逃走。同时，南阳发生兵变，马文德被冯军擒获处死。

七月二日，吴行至新野县属灰店时，乡下地主富农纷纷前来请他书写对联，自晨至午写了一百多幅尚未写完，张其锽不耐久等，带着几名卫士乘马先走，走了十多里路就被红枪会开枪打死。吴痛苦地继续南行，在竹条铺渡口找到了三只小船，人马尚未渡完，后面枪声大作，原来驻防襄樊的张联升已由冯玉祥委任为第三十八路总指挥，他要擒吴立功，派遣骑兵前来堵截，吴的卫队在中流和在北岸者共约五百余人全部被俘，吴仅率领二百人连夜向南漳逃走。后来吴取道保康、兴山于七月十三日到巴东，杨森派人迎接他移居夔府以东十五里的白帝城。

吴的残部除寇英杰、田维勤投降奉系外，靳云鹗由冯委任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也由冯委任为东路军总指挥。至此吴的残余力量完全被消灭了。

三　宁汉双方备战，孙传芳乘机反攻占领徐州。冯玉祥建议召开开封会议解决宁汉争端。蒋介石通电下野。宁汉代表举行庐山会议成立合作协定

徐州会议后，蒋介石回到南京积极布置“西征”军事，准备把进攻山东的责任交给冯玉祥。关于对付奉系军阀的问题，蒋、冯两人的意见颇有距离。同一时期，在广东后方和在长江下游的粤桂系新军阀，除在“清党”反共的问题上与蒋一致外，在政治上军事上却有另树一帜的倾向，蒋所收编的各省杂牌军在津浦路作战也有再衰三竭之势。在这些情况下，以蒋为中心的南京政府的所谓北伐和西征计划，都陷于停顿。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把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和一些依附北洋军阀的反革命官僚政客都罗致在里面。以前被蒋逐放的胡汉民，早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回国，此时也在南京做了名义上的国民政府主席。南京外交部长伍朝枢、司法部长王宠惠、上海市长黄郛，都是蒋用以对帝国主义谋求妥协的外交界人物，而英国公使蓝浦生、日本公使芳泽也曾先后到上海、南京一带，于是外间又传各国即将承认南京政府，蒋党无不喜形于色。

日本出兵山东后，引起了全国各地的强烈抗议。七月十七日，南京国民政府竟通令取缔上海人民的反帝运动，并发布文告称，对日外交由政府负完全责任，人民只能为政府后盾，切勿与政策相矛盾，其言外之意，当前的政策应当集中力量来反对共产党，不许反对帝国主义。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各省，掀起了反对汪精卫的浪潮，并把红帽子套在武汉派军人唐生智、张发奎、黄琪翔等的头上。其实，武汉国民政府也已公开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进步人士展开了血腥屠杀。当时所谓宁汉之争，实质上是国民党内部争夺领导权、国民党新军阀互相火并、狗咬狗的把戏，谈不到政治路线上有什么不同。

前面说过，由于宁汉破裂在即，七月下旬北军乘机反攻，前锋逼近徐州。七月二十五日，蒋到徐州催促冯玉祥加派军队来援，冯派鹿锺麟为东路总指挥，率领两师投入鲁西战场。但是，由于蒋介石背叛了革命，离开了群众，所谓北伐战争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宁军形势日益涣散，蒋又于八月六日沮丧地回到南京，冯军在鲁西也不能有所进展。八日，孙军占领徐州，宁军望风而溃，一直退到浦口才停止下来。这是北伐军自出师以来最丢脸的一次大败退，蒋介石在这次战争中充分表现了畏葸无能。

宁汉对立时期，汪精卫鉴于武汉为四战之地，想在广东另辟反革命根据地，指使他的爪牙张发奎率领第二方面军取道江西回粤。八月上旬南昌起义军退往抚州后，张部进入南昌，即以追击起义军为名继续向南推进。同时，粤桂系军人也派兵进驻赣南阻挡起义军入境。武汉方面，主要由唐生智负责主持东征讨蒋，但是黔军周西成部乘虚占领常、澧，粤系军队又已侵入湘南，两湖局势也在动荡不定之中。

宁汉双方在安徽、江西两省增兵备战的时候，七月十四日，冯玉祥提出了召开开封会议解决党内纠纷的建议。他在电报中说：“奉鲁军阀即将倒台，长江上下游忽起内讧，如果内战发生，前方军队撤回，军阀乘机反攻，武汉南京即将同陷危险。”他建议在最近时期内，选择适当地点，召集党中领袖举行会议（共产党人除外），对于公认为应当负咎的人，应当服从决议宣布下野，地点以开封为最适中，他愿担保到会者的安全。会议召开前，双方勿再派兵进入赣、皖两省。这个电报徐谦、孔祥熙也都列名。

十八日，宁方由胡汉民、钮永建、吴稚晖联名回答，一面竭力为蒋介石辩护，一面指斥汪精卫反蒋乃是为个人恩怨，劝汪“勿以蒋为功狗而必烹之”。这个电报出自吴稚晖的手笔，一派小丑诨科口吻，却并未答复同意召开会议与否。冯将此电转达汉方，并于二十二日再电宁汉双方，主张召开开封会议。

二十四日，汉方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孙科联名回答，提出四点：（一）声明武汉中央已于七月十五日决议“清党”，党部及政府机关的共产党人已经退出，现已训令先由军队次及各团体举行“清党”，但这是中央自动作出的处理，不必列为条件；（二）中央迁往南京，三月间已经作了决定，现在没有变更；（三）根据党章规定，中央会议须在首都举行，如果宁方同意召开开封会议，此间亦可派员参加，但不必采取会议的形式；（四）如有和平统一的办法，自不必出于一战。汪精卫另以个人名义回答说，他手无寸铁，不能与蒋相提并列，他对蒋只有公忿而无私仇。

八月二日，宁方胡汉民、吴稚晖、钮永建、李烈钧致冯一电，说明蒋介石已赴徐州主持军事，正与冯所提议的放下党争一致北伐的意见相符合。这个电报指责汪精卫反蒋为“成竹塞胸”，认为举行开封会议，不会有所成就。

三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程潜、朱培德联名电冯，详述他们“清党”反共的经过，主张“南讨共党，北伐奉鲁”，如果宁方同意，个人问题无关重要。四日，冯将此电转达宁方，认为宁汉意见已趋接近，仍然主张速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纠纷。

八日，蒋介石已由徐州回抵南京，即与胡、李、钮、吴四人及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联名电冯，对于汉方反共一举表示谅解，认为双方并无争执，只有党务善后问题须待四中全会解决，对于军事，赞成各方共同出兵直捣幽燕，完成北伐任务。看上去宁汉之争已因冯玉祥出面调停而大告缓和，因此南京、上海一带有“宁汉合作”“国民党大团结”的新标语出现。

冯鉴于宁汉双方对于开封会议并不积极赞同，又于十一日建议改在长江中游安庆召开执监会议。十二日，蒋等（名单同前）回电表示同意。但是，蒋介石知道这一时期的整个局势和安庆会议的召开，对他都是不利的：第一，冯在鹬蚌相持的局势下拥有最高的发言权，而冯却是个不甘居人之下的野心家；第二，以何应钦为首的蒋系军队对蒋并不忠诚，而蒋所收编的杂牌军又是一些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蒋的手中并无可用之兵；第三，汪精卫集团坚持“反共倒蒋”，而粤桂军阀在宁汉对立中又有倒蒋去汪的另一倾向，蒋对粤桂军阀也无法加以控制；第四，日本出兵山东，北军乘机反攻，将来进兵北京、天津必然会引起帝国主义者的更大干涉，蒋对完成所谓北伐完全失去了信心。蒋出身于上海的投机事业，懂得在必要的时候应当采取“抛盘”的手段，才能保全力量，留作下一步加码反扑的资本。他在署名齐电的当天（八日），人不知鬼不觉地乘夜车到了上海，次日换乘新江天轮由宁波转赴奉化，并通电宣告下野。

蒋介石突然下野，引起了南京反动集团的极度慌乱，胡汉民终止了安庆之行，并与蔡元培、吴稚晖等到沪躲避政治风潮。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上海市长黄郛和蒋党政客涌起了一片辞职的声浪。冯也发表寒电（十四日），假惺惺地表示愿与蒋介石同进退。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呈现了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何应钦、李宗仁等也都感觉到惶惶无主，纷纷通电挽留蒋、胡复职。蒋介石以退为进的政治投机手段，果然在一朝一夕之间大奏成效，一个被攻击的目标，俄然变成了各方面殷切挽留的对象。

蒋离开南京前，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曾到铁汤池丁园谒蒋，蒋斥责他安坐后方，不到前方指挥作战，以至士气不振，应负战败责任。王竟反唇相讥，说蒋也不见得经常身临前敌。蒋盛怒之下，即将王解往三元巷总部秘密处死，派师长杨胜治代理第十军军长。至此，贵州军阀袁祖铭及其大将彭汉章、王天培三人，先后都毕命于弹丸之下。

蒋通电下野后，在南京反动派集团看来，此时的冯玉祥竟是他们的“救命王菩萨”，蒋有电报请他负责主持津浦路战事，胡汉民等也请他“一柱擎天”挽救政府解体的危机。但是个中情况并非如此。蒋下野前，曾派何成濬、方本仁到山西，以催促阎锡山进攻奉军为名，实际上是想通过阎勾结奉系，八月十八日何成濬由太原到北京时，就住在奉系新派将领韩麟春的家里。不久方本仁也接踵而来。蒋曾发表谈话，否认派人与张作霖谋妥协，乃是应付冯的假话。他非常希望与奉系罢战言和，一来可以早日结束战争，完成形式上的南北统一，二来可以利用奉、阎的力量牵制冯。蒋对这位“盟兄”的印象从来就不是很好的。

蒋、胡离开南京后，宁军放弃浦口撤回江南岸，南京至镇江一线又一次出现了南北两军隔江对峙的局面。蒋、桂各军在共同求存的目标下，不能不保持合作，桂系第七军由芜湖调回南京，何应钦也到镇江布置沿江防务。在这时期，唐生智派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江左军总指挥，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为江右军总指挥，占领安庆、芜湖。因此李宗仁、何应钦等联名电请武汉方面中止东下之师，并派第七军师长胡宗铎赴汉迎接汪、谭等来宁，实现宁汉统一。八月十九日，武汉中央扩大会议又一次议决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同日党政发表联合宣言：“四月中旬，蒋介石等在南京自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陷本党于分裂，今蒋解除兵柄，听命于党，李宗仁等复请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兹经中执会扩大会议议决，即日迁都南京。”同日，汪精卫、谭延闿致电李宗仁、何应钦，声明“东下各军只有急难之谊，若有他图，岂复人类！请一意渡江作战，俾收夹击之效”。二十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程潜、唐生智、顾孟余到庐山与宁方代表胡宗铎举行会谈。汪等电请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人亲身前来参加会议，由于军事上的关系，他们不能一齐前来，遂推李宗仁乘濬蜀舰于二十二日到达九江，冯玉祥也派代表刘骥参加。因此，冯所建议的安庆会议改为庐山会议，于二十二日在庐山举行。李宗仁代表宁方欢迎武汉派到南京，完成党政统一，并请武汉方面抽调军队协助北伐。会议决定：政治方面，武汉政府于九月三日以前迁往南京，与南京政府合而为一，推谭延闿、孙科先到南京布置（谭是当时武汉政府的主席）；军事方面，第六军全部东开，第十三军陈嘉祐部由赣入皖，唐部江左、江右两军则向皖北进攻，会同宁方军队先肃清津浦路南段的孙鲁军，然后合力进攻山东。

四　孙传芳军渡江反攻南京，大败退回。靳云鹗又被冯玉祥免职，兵败逃出河南

八月二十四日，谭延闿、孙科、李宗仁乘濬蜀舰前往南京时，在大胜关附近江面发现有大批民船载运军队渡江，兵士服装与南军不同。兵舰用旗语询问，对方不能回答，即开炮施以轰击，对方也用机关枪、步枪还击，战斗中民船被击沉者十余只，兵舰亦中弹受伤。同一天，陈调元乘澄平轮由南京到芜湖，刚巧碰上这幕武剧，即令所率军队开枪助战，对方除落水溺死者外，纷纷向下游急驶逃走。

原来宁方北伐军退回江南岸后，孙传芳军于八月十七日开到浦口，并派一部占领南京上游江宁镇。此时孙军尚有五、六万人，改编为十个师，即第二师段承泽、第三师上官云相、第七师梁鸿恩、第八师崔锦溎、第九师李宝章、第十师郑俊彦、第十一师马葆珩、第十二师陆殿臣、第十三师王淼、第十四师刘士林（十二、十三两师均系周荫人残部）。孙到蚌埠后，鉴于津浦线上南军一击即溃，国民党宁汉两派军队在芜湖附近互相戒备，宁方蒋桂两系又不合作，认为是他重整旗鼓、恢复旧山河的绝好时机。当时奉鲁军已经决定联合进攻河南，并无南下渡江作战之意。八月二十一日，张宗昌到北京后，报告蒋介石下台及孙军占领浦口的情形，张作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津浦线军事完全交孙主持，另派渤海舰队助攻吴淞以张声势，奉鲁军则仍按照原定计划进攻河南。当天奉鲁军将领联名通电，威胁阎锡山卸下国民党旗帜，交还所占直南各县，并将京汉线让出以便奉军南下作战。这时，奉系军阀认为南方弱点日益暴露，前途大有可为，又放弃了与蒋、阎谋和的计划，而想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了。

孙军拟定计划分由浦口、扬州、江阴三处渡江，前两路集中进攻南京，后一路截断沪宁路并向上海进攻。海军事前联系保持中立。不料第一路在大胜关附近渡到中流时，即提早电告“强渡成功”，于是孙下令二、三两路同时渡江，孙自己到六合建立总部，指挥各军大举渡江反攻。

二十五日，孙军一、二两路渡江占领乌龙山、栖霞、龙潭、镇江。英国舰队曾炮轰狮子山炮台及沪宁车站，另有英舰四艘驶入吴淞炮台前方两千米内，此外尚有各国舰队六、七艘停泊江北都天庙附近七壕口、八壕口一带，显然具有掩护孙军渡江的意图。

南京方面，二十四日以前，对于孙军占领江宁镇以及偷渡长江的这些情况，竟然一无所知，接到陈调元的电报后，才仓皇布置应战。二十五日，何应钦再到镇江布防，第七军也由南京出发，一、七两军在危急关头表示了消除嫌怨、共同御敌的态度。二十六日，孙军第二路刘士林部又乘江面大雾由划子口渡江，海军背约施以阻拦，曾使孙军受到损失，但仍强渡成功，向龙潭、栖霞一带集中。此时第七军由西而东，第一军由东而西，与渡江孙军在龙潭附近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孙军死伤极多，江中到处浮尸漂流，龙潭高地两侧尸体遍地，腐秽之气熏天。二十九日，白崇禧由上海带兵赶来增援，孙军被迫退集江边为背水之阵，一直打到三十日晚十时，孙军除有一部分乘小火轮逃回北岸者外，大部分都被包围歼灭。

孙退回蚌埠后，力促鲁军增援巩固江北的阵地，张宗昌仍然假口河南军情紧急，无力兼顾，孙军不得不于九月上旬继续放弃浦口、乌衣、扬州、泰兴、泰州。

孙军败走后，一、七两军将缴获枪支各扩编为三个军[2]。九月十四日，何应钦派兵在上海北站专车中逮捕了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解往南京讯办，据称“赖世璜屡次作战，畏葸不前；孙军退后，逗留沪上，克扣军饷，不肯渡江追击，因此奉军委会命令，予以免职拿办”。后来该军缩编为中央独立第一师，改任熊式辉为师长，赖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被处死刑，执行枪决[3]。九月二十日，何又派兵解散杭州、松江一带的第三十一军，据称“该军军长郑绍虔原系白宝山部旅长，孙军渡江时拟为内应，因此奉军委会命令，予以解散”。郑逃入上海租界未被捕获。

孙军渡江时期，冯玉祥因为奉鲁军准备两路进攻河南，并且据报靳云鹗勾结孙传芳、张宗昌，准备倒戈内应，因此派鹿锺麟为东路总指挥，在归德布防阻止鲁军西进。九月六日，冯突然下令免去靳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一职，据称：“靳一面向玉祥要挟巨饷，一面在其辖地内扣留税收。临城危急时，令其率部赴援，则假口弹药不足，当经拨给，并令前方部队均归节制，则又按兵不动，以致徐州失守。郑大章已占济宁，梁寿恺已抵大名，均因援兵不动，相率引退。靳与张宗昌、孙传芳勾结，商定苏皖归孙，直鲁及北京属之二张。张、孙二逆均派代表常川驻在漯河。靳扣留汉郑往来列车，进兵考城，企图截断陇海路线。又在许昌、临颍、长葛、漯河勾结红枪会匪，在漯河召集会匪开会，谓靳、张、孙三人可以统一南北，人民应团结起来打倒反对三人之一切势力。月余以来，捏造谣言，谓开封失守，玉祥失踪。靳所部不过二万人，冒称十二万，冒领款弹。玉祥为大局计，即日罢免靳云鹗本兼各职，以马军长吉第兼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秦军长德纯副之。该员应闭门思过，力改前非，仍当念其前劳，随时录用。幸勿怙过不悛，终身莫逭，致负本总司令曲予矜全之意。”

次日，靳回答冯电称：“此次驻军京汉路，不即东进，系防止我公异图，巩固党国根本。中经我公数番督促，均皆电呈政府（指武汉政府），请赐明示。奉令改鹗部为中央直辖第八方面军总指挥。鹗迟未就职，无非为保全革命战线，委曲求全。我公颠沛流离，造成今日之地位，果具最后之觉悟，鹗仍本初衷，不为己甚。惟希慎处，并盼教益。”

冯、靳决裂后，唐生智采取了中立调和的态度，十五日发表通电称：“据报告，第二集团军与中央直辖第八方面军偶因误会，遽起冲突。焕章同志（冯）年来为党奋斗，孤军万里，险阻备尝。荐青同志（靳）反吴讨奉，坚苦卓绝，不为威屈利诱。两公皆党国干城，望忍小嫌，捐除成见。”

以前吴佩孚在河南未下台的时期，靳本来是坚决主张联冯讨奉的，现在冯却说他勾结奉、孙，蓄谋叛变。冯虽然下令解除靳的职务，但未给以严厉处分，正和吴佩孚对付靳的手腕相同。唐生智的态度显然是左袒靳的。这些问题，当时很难理解。其实，靳根本是个毫无定见的投机军阀，当初没有取得河南地盘，他就反吴反奉；现在投到冯的旗帜下仍然不能满足他的愿望，他就把对待吴的态度对待冯。冯在宁、汉对立的局势下是暗中支持宁方的，唐生智利用靳拆冯的台，自系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冯、靳之争与宁、汉之争具有不可分的关系。冯军由陕西出兵河南以来，先后吸收了吴佩孚残部和刘镇华的镇嵩军，号称三十万人，仍用“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并未改称第二集团军。冯所吸收的杂牌军，只求保全自己的地盘地位，都不愿意接受调度。当时在豫西、豫南一带的李云龙、樊锺秀、魏益三等部，对冯也都抱有不满情绪，甚至冯所直接指挥的第三方面军总指挥方振武，也与武汉派勾结，被委为中央直辖第九方面军总指挥。这些情况，说明冯军在河南的地位并不巩固，不能集中力量向奉鲁军展开积极的进攻。

九月六日，冯军由孙良诚担任北路、孙连仲担任南路，向靳军总部驻在地郾城进攻。靳本来不是战将，从六日到十二日，冯军先后占领许昌、临颍、郾城、西平、遂平、密县，靳由周家口向东逃走，所部由马吉第接收投降冯军。由于靳军迅速被削平，河南反冯各军来不及同时发动，唐生智则因兵力集中下游，也无余力兼顾河南。后来靳果然到北京投降了张作霖，被委为安国军第九方面军团长，说明冯指斥他勾结张、孙军阀不是无因的。

五　阎奉关系破裂，晋军先胜后败。涿州围城战始末。冯鲁两军在陇海线上的拉锯战。南京北伐军在徐州与冯军会师

孙传芳军渡江反攻失败后，国民党宁汉之争并未解决，宁方军队无力在津浦线发动追击战，河南又有冯、靳之争，因此张作霖于九月十五日召集孙传芳、褚玉璞到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对付南方的问题。会议决定，对津浦线南段及长江北岸采取守势，奉鲁军由京汉、陇海两线向河南进攻，先以压力赶走在京汉线上的晋军。

阎锡山自改称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出兵京绥、京汉两线以来，仍与张作霖保持联系，并不进攻奉军。由于国民党内部分化，蒋介石宣布下野，奉系对南方的态度转为强硬，九月下旬晋军第三军徐永昌部先后撤出石家庄、顺德，集中获鹿、井陉，以避免与奉军发生冲突。京绥线上，奉军第九军军长高维岳在柴沟堡、张家口、宣化设立了三道防线，晋军第一军军长商震也在天镇、阳高、大同设立了三道防线，事实上是各守防地，彼此互不侵犯。

九月二十七日，张作霖派于珍到丰镇检阅军队，于珍乘车经过大同时，商震疑为向晋北进兵，即将前线柴沟堡到西湾堡的一段铁路拆毁，于珍被擒，奉军立即派兵增防，一度引起冲突。二十八日，由北京开往大同的火车在张家口折回，张家口以西电报不通。于珍被解往太原，大同以西的奉军被晋军包围缴械。山西驻京代表南桂馨、李庆芳因为晋、奉关系突然恶化而避往东交民巷，苏体仁未及逃走被捕。张作霖打电报给阎，希望释放于珍，修复京绥路，停止军事行动。阎还回答说，这是局部误会，已令绥远当局负责处理。其实，到了这个时候，晋、奉恢复关系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因此阎任命商震为北路总指挥，徐永昌为南路总指挥，两路进攻奉军。二十九日，京汉线晋军回到石家庄，在滹沱河南岸布防，与正定奉军隔河相持。十月一日，晋军渡河占领正定，四日占领新乐、定州。京绥路晋军十月二日占领柴沟堡，三日占领沙河，四日占领宣化，五日占领张家口。南京国民政府于四日下令讨伐奉系。

张作霖对阎切齿痛恨，在十月二日的讨阎通电中历举上年奉军进攻南口，援救晋军解除大同之围，而阎以怨报德，拟即亲自督师，与之一决雌雄。奉军在京绥路以怀来为第一线，南口为第二线；在京汉路以望都为第一线，保定为第二线。张作霖到怀来与奉军将领举行会议，任命张作相、汤玉麟为京绥线总副指挥，调动吉、黑两省军队增援，总部设于康庄；又任命张学良、韩麟春为京汉线总副指挥，三、四两方面军均由德州调回京汉线，总部设于保定。阎锡山也于十月七日到石家庄督战，并与冯玉祥商定“协同作战大纲”，晋军担任京绥、京汉两路，冯军则分兵三路向徐州、济宁、大名进攻，派鹿锺麟、刘镇华、孙连仲分任东、中、北三路总指挥。十月七日，鹿锺麟由开封驰回归德布置作战任务。冯电请南京国民政府迅速派兵由津浦路北上夹攻徐州。

晋军一出马就打了好几次大胜仗，这不是晋军的战斗力优于奉军，而是奉军的兵力来不及集中，不得不缩短战线，借以保全实力。从十月七日奉军发动反攻以来，到十七日为止，在京汉线上占领定州、正定、石家庄，在京绥线上占领宣化、张家口、柴沟堡，恢复了晋、奉两军开仗前的原有阵地。但是晋军第四师师长傅作义组成挺进军占领涿州，并分兵出没于北京周围密云、古北口、三河、门头沟、长辛店一带，北京大受威胁，因此十月十五日北京宣布戒严，涿州的攻守战也在同一天开始。傅作义是蒋世杰守信阳、刘玉春守武昌、杨虎城守西安以后又一次出现的守城将军。奉军竭尽全力攻打涿州，张学良移驻高碑店指挥，并派飞机散发传单劝降。奉军所用攻城大炮多至四十余尊，城内经常中弹起火。奉军步兵冲锋前进，守城军却用手榴弹、手提机关枪等武器沉着应战，不断予以击退。涿州是北方著名的囤粮区，城内存粮很多；城池坚固，明朝末年未被李自成攻破；城内设有小型兵工厂，每日能造手榴弹二百余颗；城西又有暗道可通紫金关、易州，对外联络未断；这些都是涿州城利于坚守的原因。守城军经常突围出击，这种行动不但可以截断京汉路的交通，而且北京也受到一定的威胁，所以奉军视为附骨之疽，一连发动三次总攻，被牵制的兵力近三万人。十月二十七日，张作霖下了第四次总攻击命令，限于三天内攻下，把万福麟的第八方面军、张学良的卫队旅和邹作华的重炮兵团都调来攻城。奉军集中飞机、坦克和步骑炮兵十一个团的力量，自朝至暮猛攻不已，守城军非至兵临城下不发一弹，动作时手榴弹、手提机关枪、步枪“万弩齐发”，使攻城军受到重大的损失。有时城墙被轰开一个缺口，守城军随即加以修补，攻城军仍然无法冲杀进去。守城军在城墙脚根掘有地道，既可作为避弹之所，又可用以出城进行突袭。到十一月一日，涿州城屹然无恙，气得张作霖要亲自出马攻城，经左右竭力劝阻才罢。

从十一月二日起，奉军停止地面进攻，准备在城北范家坡一带挖掘地道攻城。张作霖一面命山西旅京同乡派代表到涿州城内招降，一面由张学良、韩麟春致电阎锡山，表示决不侵犯山西，希望和平解决。十六日，北京红卍字会派员入城接洽，放出妇孺四百余人。十七日，奉军炮毁东南角城墙二丈余，步兵冲锋前进，这是奉军对涿州城的第五次总攻击，仍被守军击退。阎锡山通电痛斥奉军用毒瓦斯攻城，张作霖则声辩为烟幕弹而非毒瓦斯。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以资鼓励。十二月二十二日，奉军又一次发动进攻，城中存粮已尽，阎锡山同意傅作义与奉方进行停战谈判，因此傅与奉方代表郭瀛洲及北京各慈善团体、世界红卍字会、山西旅京同乡会等代表举行谈判，最后决定仿照三国时代关羽“降汉不降曹”的办法，将所部挺进军改编为国防军，直接受陆军部的指挥，永不参加内战。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傅出城到松林店与当时进攻涿州的主将万福麟相见，即偕同到保定会晤张学良，九日又到北京会晤张作霖，张氏父子都设宴招待，极表钦佩之意。十二日，涿州城由奉军和平接收，守城军七千人改编为第三十六师，以白儒清为师长，移驻通州。涿州守城共达三月，守城军伤亡仅五百人左右，但是人民受害的程度却远比军队为严重：城内繁盛市区南北大街共有商店二百七十四家，全部毁于炮火；民房被毁者在十分之八以上。居民按户分配粮食，粮尽时以酒糟为食，并拆卸门窗以供炊爨之用。各户均掘有地窖为防空、避弹之所。奉军打进城内的炮弹最多的一天曾达五千余发，人民死伤很多。

涿州战争虽然和平解决，但是奉系军阀从来是不讲信义的，后来又将这支军队由通州分批调往呼兰及满洲里一带，改归吴俊升指挥（三月八日），随即予以遣散。傅作义则被留在保定清理该军欠饷。四月二十五日，张学良发还改编欠款三万元，并派副官迎接傅同往邯郸观战，傅就用这笔来款买通副官和汽车司机脱身逃走，由天津到上海转回山西去了。

当晋、奉两军在京汉线上作战的时期，冯、鲁两军也在陇海线上大动干戈。十月十一日，鲁军由砀山以西杨集进攻马牧集，此时冯军中路刘镇华部担任由兰封、考城进攻菏泽、定陶一线，所部旅长姜明玉忽与鲁军师长潘鸿钧勾结，倒戈内变，拆毁兰封至李八集的一段路轨，并诱擒冯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郑金声，解往济南献俘，冯军前后方骤然失去联络，因此陷于极大混乱。十月下旬，鲁军先后占领归德、民权、兰封、考城，前锋直逼开封。鹿锺麟绕道鹿邑、柘城逃回开封，所部突围退往皖北。冯急调孙良诚部回援，到十一月三日，才夺回归德，据报这一战役俘获鲁军万余人，其中有白俄军五百余人，并夺获铁甲车四辆。这次冯军大败之后转为大胜，其中也穿插着一幕倒戈内应的故事。原来鹿锺麟部由归德南退时，在虞城被围的第五十三师王鸿恩部（原国民军第二军岳维峻部）未及偕同退走，即向鲁军第三军军长程国瑞投降。程将该部改编为安国军第二七方面军独立第五师，并于十月三十日调往兰封驻防。冯军反攻时，王师忽又倒戈内应，因此鲁军大败，放弃兰封、归德，退回马牧集的原有阵地。冯升任王鸿恩为第三十七军军长，并通电表扬王在虞城死守八昼夜和用诈降计取得胜利的功劳。

张宗昌接到兰封大败的消息，于十一月六日枪决被俘的马祥斌、郑金声和勾结南方的第二舰队司令吴志馨以泄忿[4]。

此后冯、鲁两军在归德、砀山之间进行了拉锯战，吴佩孚旧部张敬尧在鲁军中担任第二军军长，在陇海线作战，于学忠担任第三十军军长，在皖北亳县、涡阳一带作战，靳云鹗也到徐州与张宗昌相见。十一月二十六日，冯军在定陶一役生擒了鲁军师长潘鸿钧，潘因伤重身死。十二月二日，冯军反攻砀山又获大胜，前锋逼近徐州。

冯军在陇海线苦战时期，曾约南京国民政府同时出兵津浦线南段，以收夹击之效。此时宁汉局势日益恶化，十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派出少数军队渡江，在明光以南与孙传芳军相持，并未展开攻势。直至十一月八日才开始行动，九日占领明光，十一日占领临淮关，十六日占领蚌埠。孙军一度利用铁甲车反攻冲至滁州附近，但因后路有被截断的危险而迅速撤退。十八日，孙军又退出固镇，坚守宿县、夹沟一带。十二月四日，冯军由陇海线进攻徐州，孙军曾分兵救援，但因津浦路宁方北伐军追踪而来，到十六日孙、鲁两军终于不支向北撤退，十六日宁方北伐军占领徐州与冯军会师。

* * *

[1]　祝祥本与张宗昌同为掖县祝家村人，他的伯父对张有旧恩，所以张提拔他继毕庶澄之后为第八军军长。张宗昌所用军政官史大多为掖县同乡，如省长林宪祖、财政厅长杜尚，禁烟总办姜瓖、黄河水利局长林修竹、胶澳督办赵祺、军长程国瑞、王栋，方永昌、杜凤举、滕殿英、军需总监祝仞千等。

[2]　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命令，夸称龙潭之役俘敌五万余人，获枪四万余支。军委会（蒋下台后以军委会为最高军事指挥机关）31日捷电，则称与孙军三万余人血战七昼夜，俘敌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白崇禧捷电又称，孙军渡江者共有六师二混成旅，革命军毙敌万余人，缴枪四万支。孙军退后，何应钦、李宗仁解除军长兼职，改用一、三两路总指挥名义。第一军扩充为刘峙的第一军，顾祝同的第九军，后来并入钱大钧的第三十二军共为三个军；第七军扩充为夏威的第七军，胡宗铎的第十九军，后来成立陶钧的第十八军也是三个军。

[3]　赖世璜被处死是由于熊式辉的阴谋陷害。

[4]　同时被俘者尚有刘镇华的兄弟刘茂棠，张宗昌用走马换将的方法换回了被冯军俘获的鲁军督战司令史凤池。郑金声被杀后，1932年9月3日，韩复榘指使其侄郑继成刺杀张宗昌，与陆承武刺杀徐树铮一案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