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1922—1 第八十一章　国民党内翻云覆雨的斗争和轰动全国的广州起义

一　南京成立特别委员会。武汉成立政治分会。蒋介石东渡。宁汉代表最后一次的商谈。汪精卫赴粤。宁方下令讨伐唐生智，唐兵败下野赴日

八月下旬，宁、汉双方举行庐山会议后，国民党团结之说盛传一时。事实上国民党新军阀争权夺利的斗争并未停止，八月二十一日，汉方江左军何键部开入安庆时，宁方夏斗寅、王普等部及安徽省政府、省党部等机关均向下游芜湖撤退；九月五日，江右军刘兴部继续向芜湖进展，宁方军队及党政机关又向当涂、采石撤退。七日，唐生智由九江到安庆、芜湖一带检阅军队，十一日即折回汉口，并不前往南京。这些情况，说明宁、汉合作完成北伐只是纸上空谈。

在这时期，唐生智派兵扫荡湖南境内的异己势力，宋鹤庚兵败下台，许克祥退入广东，湘南粤军因防堵南昌起义军入境而移师入赣，湘西黔军又因滇黔发生战事而全部撤走。由于后方形势趋于稳定，唐军得以全力向长江下游发展。

九月上旬，宁方击退渡江孙军后，南京转危为安，何应钦、李宗仁等认为当前大敌为武汉军，因此并不集中力量渡江追击孙军，而将主力移向南京上游，准备与武汉军一决雌雄。

当时一般人把宁、汉之争看作是汪精卫、蒋介石两人争夺政权的斗争，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汪、蒋、胡三人号称为国民党三领袖，他们的分合关系是随着一时利害的不同而变化无定的。汪、胡两人曾经是志同道合的老搭挡，由于争夺国民党的领袖地位，后来发展为水火不相容的政敌。汪伪装左派，口才流畅，具有迷惑人的一套外表，胡则沉默寡言，阴险莫测，成为国民党右派的主要首领。他们本来都看不起在国民党中为后进的蒋介石，并且都曾受过蒋的排斥，但是蒋手中握有兵权，他们又争相拉拢而又反为蒋所利用。蒋要夺取党权、政权，必须在党内两个头面人物之中拉拢一个作为政治花招。他在需要谁的时候就拉拢谁：汪以“左派”姿态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时，他就联汪倒胡；当他自己背叛革命、“清党”反共时，又联胡反汪。蒋的下野不是由于汪精卫的反对和武汉军的压力，而是他的军事实力基础发生了动摇。蒋的嫡系以何应钦为首的第一军，与以桂系军阀李宗仁为首的第七军，为争夺政权、财权形成对立，何应钦又有取蒋而代之心，蒋才伪装下野，置身事外，以便观望风色，待时而起。蒋下野后，汪精卫与武汉军即不再以蒋为攻击的对象了，当时的宁、汉之争，实际上是国民党新军阀争夺地盘地位的斗争，即何应钦、李宗仁与唐生智之间的斗争。

当时谭延闿、孙科为汉方代表，程潜的第六军、朱培德的第三军也是属于汉方的军队。其实，谭、孙之流都是为个人打算的投机政客，他们到南京后，就与宁方合流而不再听命于汪。程、朱二人与唐生智之间也存在深刻矛盾，当然更不愿充当唐的开路先锋。同一时期，汪精卫又想离开武汉，另向广东发展，因此，汉方形势日益涣散，唐生智处境陷于非常孤立。

九月五日，汉方代表谭延闿、孙科由南京到上海，与宁方辞职赴沪的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五委员磋商弃嫌合作的问题，请其到南京参加四中全会，胡等不愿与汪精卫合作，加以拒绝。六日，汪精卫偕同汉方委员朱培德、顾孟余、陈公博等由汉口到了南京，汪在当天军事委员会召开的欢迎会上力言国民党内部分裂，宁汉双方应当承认各有错误，本人到南京是来公开请罪的，一俟大会结束（大会指定期九月十五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中全会），即当引咎辞职，言下表示即将亲往奉化挽留蒋介石复职。

汪由反蒋突然变为联蒋，当时一般人士颇以为奇。其实，他见宁方党权、政权都掌握在国民党右派的手中，宁方军队又与武汉军对立，他的地位非常孤立，想把蒋争取过来作为他的同盟者。汪精卫从来就是采取这种反复无常的手段来争夺政权的。

由于胡汉民等拒绝合作，谭延闿、孙科七日回到南京与汪见面，建议武汉国民政府暂缓东迁，俟全会召开议定合并办法后再行迁来。九日，汪、谭、孙三人偕同李宗仁、朱培德等到上海，拟在上海先开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电请蒋介石前来参加。从十一日到十三日，宁汉双方委员在沪举行谈话会，通过孙科的建议，决定由宁、汉、沪三方合组特别委员会为行使党权、政权的临时最高机关，所谓沪方是指宁方辞职到沪的五委员。十三日，汪忽以“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为理由，通电下野并自请处分。这是他向右翼集团投降以图恢复其党政领导地位的一种手段。十四日，谭延闿、孙科、朱培德、蔡元培、伍朝枢等同返南京，十五日即在南京召开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推定汪、蒋、胡等三十二人为中央特委会委员。同日，西山会议派也在孙中山陵前举行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1]，同意设立中央特委会，完成党政统一。

十六日，特委会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推谭延闿为临时主席，草拟宁汉合作宣言，并电促汪、蒋、胡等迅速来南京就任中央特委会委员。十七日继续开会，推定国民政府政务委员四十三人，其中以汪、胡、谭、蔡、李（烈钧）五人为常务委员；推定军事委员会委员六十六人，其中以蒋、汪、胡、谭等十四人为主席团；又推定蔡元培为大学院长兼代教育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孙科为财政部长，王伯群为交通部长，王宠惠为司法部长。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宁汉合作宣言，宣布党的统一完成。

这个特委会是国民党右派集团联合西山会议派来排斥汪精卫集团的。他们把汉方代表谭延闿、孙科等拉过来以孤立汪精卫集团。关于宁汉合并问题，本来决定应由四中全会讨论，他们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段，提前召开所谓中央执监临时会议，成立了这个非驴非马的党政最高权力机关。他们拿汪蒋胡合作、国民党大团结做幌子，进行政治分赃，但在会议上却又提出了所谓“附逆”委员应当除名及审查某些委员有无“附逆”嫌疑的问题，其目的在于打击汪精卫集团分子。二十日，由特委会产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机构改组成立。这样一来，汪精卫的政治野心完全失败，所以二十一日他回到汉口筹商对策。就在这一天，汉方汪精卫、唐生智等根据上月二十二日武汉中央迁往南京、武汉改设政治分会的决议，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所辖地区为湘、鄂、赣三省。

政治分会本来是军事未定时期的一种临时组织，此时所谓宁汉合流的南京国民政府既已成立，长江以南又非用兵区域，所以南京特委会议决取消各地政治分会，以便将事权统一于南京中央。但是各地军阀、官僚、党棍对于这一决定都不加以理睬。所谓政治分会与北洋军阀的巡阅使制丝毫没有区别，目的在于割据一方，形成独立王国，此外就谈不到有何作用了。

在这时期，蒋介石对南京特委会采取了局外旁观的态度。他已察觉到长江上下游必将出于一战，南京政权组织最后将由军事来解决，坐观成败、等待时机是他最好的自处之道，因此他抽出时间来进行个人“政治结婚”，借口探视宋母，于九月二十八日偕同张群到日本去了[2]。

由于宁汉双方在政治上、军事上仍然处于严重对立的形势，十月二日，南京派孙科、伍朝枢等为代表到庐山，与在当地“休养”的汪精卫等进一步磋商切实合作的问题。原属汉方的孙科此时忽然作了宁方代表，当时又引起了一般人士的惊奇。十月五日，孙、伍等向汪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取消武汉政治分会，（二）武汉军继续北伐，（三）恢复中央党部。汪也提出三项补救办法：（一）仍照原议迅速召开四中全会，全会闭幕后，即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其职权；（二）四中全会追认特委会，并同意其继续存在，但须与中央常务委员会划分职权；（三）武汉政治分会暂不取消，但须与中央划分权限。这些办法取得了宁方代表的同意，并共同决定改期于十一月一日在南京举行四中全会。关于军事问题及安徽党政问题，宁方代表提出：（一）唐生智扩张军队太快，以后非奉军事委员会命令不得扩军；（二）汉阳兵工厂枪支，须由军委会分配，各军不得自由提取；（三）安徽省政府、省党部应即改组[3]；（四）李、白、何、唐、程五总指挥同时出兵北伐。汪对这些条件并未提出异议。十日，汪、孙、伍等同往汉口与唐生智进行会谈，以便把这些条件肯定下来。

十一日，宁汉双方代表在汉口四明街唐宅举行谈话会，对于召开四中全会的时间、地点以及追认特委会等问题取得一致。十三日，谭延闿、李宗仁、白崇禧等也有来电表示赞成，看上去宁汉又有重归于合的趋势了。但是问题并不如此。早在九月二十九日，武汉政治分会通电指摘南京特委会代行中央职权违反党章，不能予以承认，但在党的合法机关未恢复职权以前，可以承认由特委会产生的政府为事实上的政府，与之为有条件的合作。另一方面，西山会议派反对召开四中全会，理由是说三中全会乃是宁汉分裂后汉方在未举行“清党”反共以前召开的，不能认为有效，因而四中全会的召开是没有根据的。但这只是关于法统方面的争端。事实上，如前所述，当时的宁汉之争主要是国民党新军阀关于地盘权力的冲突，在宁方代表所提的安徽党政改组和军火分配的问题上，明显地看出这是宁方采取的先礼后兵的步骤，这些条件都是唐生智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只有出于战争解决之一途。

南京一、七两军自龙潭战役以后，仍在共同求存的条件下维持合作，商定以何应钦、白崇禧为第一、第二两路总指挥，主持津浦路战事，李宗仁、程潜为第三、第四两路总指挥，主持西征军事。西征时期，津浦路以守为主。西征军分为江左、江右两路，参加者为六、七、十九、三十七、四十四各军。十月二十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这个时候，张发奎军已经控制了广州的局势，而武汉又为四战之地，胜负尚未分晓，因此汪精卫于二十一日动身赴沪，即于二十五日秘密转赴广州。

西征军发动的时期，江西朱培德所属第三军王均、第九军金汉鼎两部均在南浔路集中，朱已秘密接受了宁方所委的第五路总指挥，在安徽的唐军有被截断的危险，因此唐下令刘兴、何键两军退出芜湖、安庆，二十五日西征军不战而入安庆。同时，在河南的冯玉祥，在广东的李济深、黄绍竑，在贵州的周西成都是反对唐生智的，鄂西还有鲁涤平的第二军，也因谭延闿加入宁方而有反唐的倾向。宋鹤庚旧部及许克祥军改编为新十三军后，以方鼎英为军长，又由广东北江进驻湘南宜章。在这些情况下，武汉陷于四面包围之中，因此唐军继续缩短战线，十一月七日至十日放弃武穴、田家镇、蕲春退回武汉。

十一日，唐召集李品仙、何键、刘兴等在四明街本宅举行会议，拟调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部由岳州开到武汉增援，张拒不受命[4]，唐即下令当场将张绞毙，并宣布本人过度疲劳，拟即下野休息，下令全军退往湖南，派贺国光为武汉卫戍司令，负责维持治安。即晚唐乘日本军舰离汉下驶东渡，次日唐军全部退出武汉，十五日西征军由下游赶到。

唐军退走时，陈嘉谟献出军饷四十万元获得释放，被囚于西园总部的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也获得自由[5]。

十一日，南京政府下令解散武汉政治分会，改设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以程潜为主席。

二　蒋介石回沪，汪蒋合作实现。汪精卫集团举行广州政变。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汪精卫集团与反汪集团展开了激烈斗争。蒋介石复职案获得通过

宁汉分裂时，广东军阀的态度非常暧昧，而在唐生智失败下台、西征军事告一段落之后，广东局势接连发生了两次极其重大的变化。

北伐时期，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以兼任革命军总参谋长的名义留守广东，所部则调出参加北伐。后来第四军扩大组织，并分化为以叶挺为首的第十一军、张发奎所属第二方面军[6]和以陈铭枢为首的另一个第十一军[7]。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举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东当局与蒋一致大举“清党”反共，蒋任李济深为第八路总指挥。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军由赣南下入粤，广东当局调兵在南雄、赣州一带设防，因此起义军改道由会昌、瑞金折入福建汀州（九月五日）。张发奎率领第二方面军追逐起义军，节节向南移动。当时广东反动派兵力非常单薄，而起义军进入闽粤边境后，东江农民纷纷揭竿响应，声势颇为浩大，李济深因张发奎原属本人旧部，即派员欢迎该军回粤，张也表示了愿意拥护旧日主将的态度。九月二十三日该军回抵广州，张赴香港休息，派黄琪翔代理总指挥一职。随后该军取消了第二方面军的名义，改隶第八路指挥，广州又在政治分会之下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分会，政分会、军分会均由李济深兼任主席，所以李成为国民党在宁汉以外的第三种势力。

九月二十二日，在南昌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叶挺、贺龙等部由闽入粤占领大埔，二十三日占领潮州，二十四日占领汕头，兴宁、五华、饶平、普宁、陆丰、海丰一带农民军热烈响应，形成了烈火燎原的局势。李济深派黄绍竑、陈济棠等部及驻粤海军大举反扑，于二十七日重占潮汕，起义军退回闽南。

张发奎军未回粤前，广州当局对宁汉之争采取了中立骑墙的态度，曾提出宁汉两政府同时取消、另组第三政府的意见。张军回粤后，公开打着“拥汪、护党”的旗帜，因此广东的政治气候突然转变，十月七日李济深、张发奎联名电请汪精卫回粤“主持党国大计”；张发奎通电反对南京特委会，坚决主张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政组织的问题；广州政治分会拒不接受南京特委会限期取消的命令。十月二十九日汪回抵广州时，公开表示南京政府由特委会产生乃是非法政府，拟在广州另组“中央”。次日，汪召集在粤中委举行谈话会，即日驻粤中委七人联名通电，建议在广州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政纠纷。对于讨伐唐生智一举，汪精卫集团认为应先召开四中全会、产生合法政府，然后作出决定。随后宁方来电声称，根据党章规定，全会应在首都举行，在广州召开为不合法，请驻粤委员迅速入都参加全会，并解释特委会的产生乃是宁汉双方在上海举行会谈时共同决定的，此时不应再有异议。于是驻粤委员于十一月五日补提建议，即日停止特委会的职权，四中全会召开前，先在广州或上海举行预备会议，以便取得初步协议。九日宁方回答，同意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请驻粤委员到沪参加。

以上情况，说明当时除宁汉之争而外，又有所谓宁粤之争，粤方情况更为复杂，李济深等虽然附和汪精卫集团反对南京特委会的意见，但在军事上却又支持南京政府讨唐一举，而南京方面出面来与汪唱对台戏的谭延闿、孙科等，却正是以前属于汉方与汪同一鼻孔出气的人物。由于汪精卫在党中的资望以及在广东的实力，南京政府把他和唐生智分开来对待，即一面出兵讨唐，一面对汪仍然进行拉拢。

十一月十日，蒋介石由日本回抵上海。蒋表示无意于复任总司令一职，事实上他正在千方百计地进行复职活动，但是一、七两军对他都不热情拥护。汪、蒋之间早已成立妥协，相约同时复职（汪的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并未正式解除），因此蒋电请汪迅速来沪讨论党政统一的问题。此时唐生智军日益陷于不利，汪除以广州为其新据点而外，更有拉拢蒋的必要，十一日，汪在黄埔军校演说，公开表示了联蒋的态度。十六日，汪与李济深同轮离粤赴沪出席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汪、李启程赴沪的第二天，广州爆发了一次戏剧性的政变。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会同第五军军长李福林、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等部包围留驻广州的第七军之一部，勒令缴械，并派兵到吉祥路逮捕代理政分会主席及军分会主席的第七军党代表黄绍竑，黄事前闻风逃往香港，第四军即派兵分赴北江、西江讨伐第七军余部。发难者自称为“护党救国”运动，街头遍贴拥汪标语，次日改派顾孟余代理政分会主席，张发奎代理军分会主席，陈公博代理广东省政府主席。虎门要塞、石井兵工厂均被政变军占领，黄埔军校学生被包围解散，韶关、肇庆一带第七军均向广西退走。十九日，称病赴港的张发奎回到广州行使军分会主席的职权。

这次政变是汪精卫集团夺取广州政权的一大胜利，李济深被他们骗走了，李所引为臂助的桂系势力也被他们赶走了。在这时期，桂系军阀已经驱逐唐生智取得了武汉的地盘，但在广东的势力却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因此白崇禧于二十一日赶赴汉口与李宗仁会商应付对策，李、白两人联名致电张发奎、黄琪翔，据称已令驻粤第七军扫数回桂，请即停止内争，静待中央解决。

汪精卫、李济深于十一月十八日到上海后，当天汪就与蒋介石进行密谈，胡汉民则拒绝与汪见面。李济深发表谈话，指斥张发奎、黄琪翔“以追击共产党军队为名，进兵偷袭广州，实则张、黄到达抚州后，即与共军分道而行，共军由赣入闽转趋东江，张、黄则由韶关直趋广州，并分兵进驻石龙至惠州以及粤汉、广九两路线”。随即谈到张、黄两人原系他所统率的第四军的部将，与第十一军陈铭枢等出自同一渊源，因此曲予优容；不料他和汪刚离广州，就发生了十一月十七日的事变；参加事变的顾孟余、陈公博与张、黄是同一鼻孔出气的人物。言外对汪颇有忿忿不平之意。

在这时期，国民党右翼集团集中火力攻击汪，指斥他是广州事变的主谋者，竭力劝告蒋介石勿与汪合作，汪则一再声辩事前毫无所闻。李济深等硬说这一事变出自共产党的阴谋，汪则否认与共产党有关。二十四日，到沪中委在蒋宅举行座谈会，决定自十二月三日至五日，在沪举行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二十五日，汪招待各报记者，解释广州事变与共产党无关，其目的在于反对不合法的南京特委会；又解释他和张、黄的目的虽同，方法却不一样，他是主张和平补救的，张、黄所采取的方法则较为激烈；他说张、黄与黄绍竑发生冲突，是由于黄绍竑遵照特委会的决议派兵打湖南，而张、黄则不以接受特委会的命令为然。

由于汪精卫把政变原因归纳到反对特委会的问题上，首先倡议成立特委会的孙科便起而争论说，特委会的产生是有成例可援的，廖仲恺被刺后，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组织，这次组织也取得了多数人的同意，而汪也是赞成者之一，武汉方面所派的特委会委员还是汪亲笔签定的。

十二月三日，四中全会第一次预备会议在蒋宅举行，讨论广东问题。蒋介石暗中袒汪，主张这一问题留待四中全会解决，李济深不以为然，汪精卫建议在预备会议上提出和解办法，讨论没有结果。四日，举行第二次预备会议，讨论特委会的存废问题，大家认为：特委会并非常设机关，但是它所产生的政治军事机构，不可一日中断，因此决定特委会应在四中全会正式召开时取消。五日举行第三次预备会议，因到会人数不足而流会。六日仍然流会。原来，预备会议召开期间，参加会议者形成了反对南京特委会和坚决认定广州事变与共产党有关的两派斗争，实际上就是汪精卫集团与反汪集团的斗争。驻粤委员王法勤、甘乃光、陈树人、王乐平、潘云超五人已经到了上海，他们对南京特委会展开了猛烈的攻势，而反汪集团与粤桂军阀则拟加驻粤委员以附逆谋叛的罪名，停止其参加会议的资格。

从五日起，谭延闿、孙科、李宗仁、李济深等十人，另外组织了一个小集团，在南园开会，筹商打击汪精卫集团的策略，驻沪监察委员正在草拟汪精卫、顾孟馀、陈公博主使张、黄叛变的检举案，因此预备会议没有开成。

以上两个集团，准备在八日召开的预备会议上正式交锋，所以当天的会议得以召开。吴稚晖提出了检举汪精卫等一案，联署者有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等。李济深提出了在粤委员附逆者应退出议席听候查办一案，但对汪精卫则未直接指名。在粤委员反驳说，李济深派人欢迎张、黄回粤，而且送去开拔费四十万元，如果认张、黄为叛逆，李济深就是附逆首犯。当天蒋介石以“调人”姿态发言，力劝宁粤双方捐弃成见，以促四中全会的实现。在蒋的调停下，吴稚晖、李济深两案都从预备会议秘书处撤回。

十一日举行第四次预备会议，汪精卫突然提出请蒋介石复任总司令一案，并列举理由作了说明。当时蒋介石成为汪精卫集团与南京集团互相争取的对象，所以这一提案获得通过。此外，还决定于明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为四中全会正式开会之期，至此预备会议宣告结束。

当天李宗仁向报界发表谈话，指斥汪精卫倒蒋、拥蒋，反复无常，因此反对汪、蒋合作，但又声明他自己是始终拥蒋的。同一天，汪精卫对外表示，蒋复职和四中全会召开后，本人即当引退。

这次国民党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表现得最露骨的是汪精卫集团与反汪集团关于特委会地位的争论，实质上却是汪、蒋联合起来对抗桂系的一场斗争。当时的特委会，主要掌握在右派集团和西山会议派的手里，在反对汪精卫的方面，他们是与桂系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但在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不少宁沪右派政客依蒋为靠山，桂系则与蒋争权而反对蒋复任总司令。蒋一面利用右派集团，一面勾结汪精卫集团，使桂系陷于孤立，不敢公开表示反对他复职的意见，所以这次会议是蒋介石政略上的一次大胜利，从党的方面取得了合法复职的根据。

当然，蒋对复职问题还在实力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他派孔祥熙拉拢冯、阎。冯的主要目的在于继续出兵消灭奉鲁军阀，而自蒋下台后，宁汉、宁粤先后决裂，津浦路事军陷于停顿，因此希望蒋复职后重整旗鼓，完成北伐任务。十一月中旬，冯接连致电孔祥熙，请其促蒋复职，十二月一日直接电蒋，劝其出山任事，二日又电邀阎锡山联名发出拥蒋通电，十一日阎才同意发出。由于冯、阎一致表示拥蒋，第一路军何应钦等也不得不于九日通电，请蒋再出主持军事。在这些情况下，桂系更不敢公开反对蒋复职了。

蒋介石与汪合作，还另有其军事上的原因。当时桂系占领武汉、两广，在军事上成为蒋的最大敌手。汪并非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唐生智和张发奎都是拥汪的。唐生智的军队虽然退往湖南，实力依然存在，可以牵制湖北；张、黄的军队突入广州，又可以牵制广西。所以联汪一举，当时对蒋说来，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很重要的。

三　广州起义爆发，成立工农民主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对苏绝交。汪精卫离沪赴法。桂系军队重占广州。蒋介石到南京复职并完成军事独裁计划

李济深虽与桂系军阀具有历史关系，但他本身是广东的军事领袖，他所指挥的除桂系军队外，还有陈济棠、钱大钧两师驻东江，范石生、方鼎英两军驻北江，徐景唐师驻粤南，此外由赣入闽的第十一军陈铭枢，也仍与之互通声气。广州事变发生后，张、黄政权首先要集中力量肃清西江桂军，因此派黄琪翔为“护党军”援桂总指挥，于十二月六日攻占肇庆，已由香港逃抵肇庆的黄绍竑，即向梧州退走。当时广西内部也有反对桂系的力量，黄埔军校广西分校校长俞作柏，响应张、黄，通电声讨黄绍竑，广州军分会即任之为第七军指挥，命其与“护党军”里应外合地捣袭桂系的巢穴。同时，李济深命陈铭枢为东路总指挥，由闽入粤，会同西路总指挥黄绍竑，两面进攻广州。

张、黄两人对李济深开始并未正面攻击，由于李调兵反攻广州，十一月二十九日才用广州政分会名义罢免李的本兼各职，李也呈请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黄，此令于十二月二日发表。

正当上海会议闭幕的一天，广州爆发了另一次轰动全国的革命壮举——中国革命史上有名的广州起义。当天黎明前，第四军教导团联合工人赤卫队起义，各系红带为记，在广州市内与反动军警进行了两小时的激战，即于上午六时占领全城。事前张发奎、陈公博等已经获有情报，曾电召黄琪翔由前线赶回，但是他们来不及大施镇压，革命士兵和工农群众提前起义，迅速出现了工农兵大结合、夺取广州政权的伟大场面。起义发动后，广三、广九、粤汉各路火车一律停驶，全城电灯熄灭，海员参加罢工，省港交通断绝。街头遍贴革命标语：“打倒工农敌人汪精卫、蒋介石、李济深、张发奎！”张发奎、陈公博与公安局长朱晖日仓皇逃往河南福军（第五军）大营，张、黄两人即登江大舰，在白鹅潭往来游弋，并向天字码头开炮，轰击工农红军。福军也在河南与工农红军夹河对峙。张、黄打算调兵回救广州，由于铁路工人举行了大罢工，这一计划无法实现。

工农红军占领全城后，即在公安局组织工农民主政府，并推举政府成员如下：主席苏兆征（张太雷代）、内务兼外交委员黄平、肃反委员杨殷、劳动委员周文雍、土地委员彭湃（赵自选代）、司法委员陈郁、经济委员何来、海陆军委员张太雷、秘书长恽代英、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红军参谋长徐光英。

广州起义消息传到上海后，国民党右派反汪集团和桂系一致想入非非地痛诋汪精卫和共产党合演双簧戏法，汪即避往医院，拒不见客。蒋介石于十三日举行新闻记者的招待会，竭力为汪解释，据说汪刚到上海时，曾经向他谈过黄琪翔军中有共产党人在内，并且严切诰诫张、黄两人，在四中全会召开前，不得有所行动，因此他敢断言汪与共产党毫无关系。他又说，十一月十七日广州事变是黄琪翔主持的，当时张发奎不在广州，因此应由黄负责。当然，张也不能辞其咎，现在责成他消灭共产党，立功自赎；如果力量不够，应当集合广州附近军队，共同采取行动；如果无此能力，本人拟即亲往广东，李济深留守南京或者回粤指挥，可以听其自便。关于复任总司令的问题，他假惺惺地表示，将视革命是否需要来决定。最后他表示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决心，说他已向中执委全体会议提出建议，改变对外方针，宣布对苏绝交，并联合世界各国共同对付共产党；粤事未定前，各省民众运动应当暂时停止，因为民众运动对共产党是有利的。

蒋于十三日致电张发奎，劝其与李济深、陈铭枢等和衷共济，“歼灭”共党，一俟粤局平定，即调该部参加北伐。又致电黄绍竑、陈铭枢、陈济棠、钱大钧、范石生、方鼎英、徐景唐等，竭力保证张发奎并非共产党，劝其弃嫌合作。同一天，汪精卫和粤委发表宣言，说明他们反对特委会的经过情形，为张发奎辩护，并希望蒋介石肩负“剿”共责任；又电令张发奎切实拥护蒋介石，戴罪图功。

汪精卫和蒋介石一唱一和地发出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狂吠，主张对苏绝交，搜捕共产党人，停止民众运动。吴稚晖等却还借题发挥地咬定汪精卫就是共产党，监委邓泽如也提出了拿办汪精卫集团的主张，汪和粤委的住处受到搜查，他们纷纷藏躲起来。各省在右派主持下的国民党省党部，也涌现了一片反汪和讨伐张、黄的声浪。蒋介石为了掩护他的同盟者，不断指示张发奎迅速调兵反攻广州，与共产党划清界限。

十二月十三日，薛岳师由三水调回，即向观音山进攻，福军也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军舰掩护下强渡珠江，与工农红军展开了极其激烈的战争。自上午五时至下午一时，经过七小时的战斗，在寡众悬殊的形势下，工农红军放弃广州向东撤退。接下去便是张、李等军阀对人民群众展开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根据当时的报告，革命士兵、工人和市民在市内被屠杀者二千三百二十余人，被焚房屋一千零八十四间；十七日南关戏院被捕工人三百五十四人，被绑赴飞来庙、东北较场集体屠杀，合计市内及河南前后被杀者达七、八千人；东山苏联领事馆被搜查，苏联领事被捕；汪精卫还从上海打电报，鼓励他们“去共务尽”，宁可错杀一千，不能走漏一个。

广州起义失败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白色恐怖。南京国民政府于十四日下令撤销对各地苏联领事的承认，所有苏联国营商业机关，一律勒令停业，苏联侨民均须注册管理或遣送回国。同日，淞沪卫戍司令部严禁罢工运动，违者军法从事。十六日，汉口桂系军阀派兵搜查苏联领事馆，大捕共产党人，武汉大学也被搜查，前财政厅长詹大悲、教育厅长李汉俊于十七日被枪决。各地苏联领事纷纷下旗回国，民众集会游行均被禁止。同时，全国各地涌现了一片拥蒋复职和请胡出山的声浪。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正拟由苏联回国，接到对苏绝交的消息，即致电警告蒋介石：“此举如果实行，非惟自杀，实使党国孤立无援，后世历史将以君等为误党误国之罪人”。

十分明显，无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右翼集团和粤桂新军阀，都是反苏、反共专家和残杀人民的大刽子手。但是，他们为了争权夺利，彼此互相攻讦，在桂系和右派控制下的南京国民政府，于十四日下令解除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的职务，改任缪培南为第四军军长。十六日下令派邓泽如、古应芬查办粤委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陈树人等人，并派军警监视他们的住所。汪精卫集团感得势孤力薄，处境非常尴尬，不惜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耳光，也用广州政分会的名义免去张发奎、陈公博、黄琪翔、朱晖日的职务，改任缪培南为第四军军长。汪精卫自知站脚不住，于十六日离沪赴法。黄琪翔也便引咎下台，离粤赴法。十七日，张发奎电蒋表示拥护，愿以党员资格补过将来。但是，李济深和桂系的目的，在于夺回广州地盘，不是对方认错所能了事的。在西江黄绍竑、东江陈铭枢、陈济棠两路进兵的形势下，陈公博、张发奎悄然离开广州。十八日，李福林通电阻止各军用兵广东。二十二日，第四军新任军长缪培南、副军长薛岳举行紧急会议，决定让出广州，率部赴潮汕一带，候令北伐，请陈铭枢率部由海道来省，主持一切。同时，陈铭枢、陈济棠、钱大钧等致电蒋介石，认为以缪培南升任第四军军长，仍然是以前以黄琪翔代张发奎为军长的旧戏重演，第四军既系共产党的大本营，必须以实力根本铲除之。

十二月二十九日，桂军重回广州、李福林解职赴沪。黄绍竑于次日到广州后，仍用代理政分会主席及代理第八路总指挥名义，下令通缉汪精卫、陈公博等。李济深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回抵广州。

这是桂系在军事上突破汪、蒋包围的全盛时期，上海市长改派白崇禧的参谋长张定璠继任，白又派接近自己的熊式辉代理淞沪卫戍司令（熊后来又转化为蒋系），本人则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到汉口筹商南征、北伐的问题。

这一时期武汉完全控制在桂系的手里，程潜虽然就任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不过徒具虚名。武汉卫戍司令也由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则由胡推荐张知本继任。桂系扩充了一个军，以陶钧为第十八军军长。

桂系对汪精卫的仇恨心很大，十二月二十七日，以西征军将领程潜、白崇禧、鲁涤平、叶开鑫等的名义，电请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粤委九人。桂系虽然不敢公开反对蒋介石复任总司令，但是白崇禧在十二月二十九日致一路军各将领的电报中，毫不掩饰地说：“介公于汪派附逆诸委员，不免瞻徇过甚，于张黄叛将，庇护过深，倘无明显态度，恐为盛德之累”。桂系在武汉解散了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并派兵搜查工会，监视会员，大捕共产党人，其反共、反人民的程度，与北洋军阀张作霖及蒋介石集团丝毫没有区别。

同一时期，蒋介石的政治投机也步步取得了胜利。一月四日他到南京后，不敢正式露面，还半遮半掩地躲在军委会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后来由于无人反对，九日才通电宣布复职。根据当时军界传出来的消息，南京国民政府和以何应钦为首的第一路军，根本不愿蒋复职，如果没有南京卫戍司令兼四十军军长贺耀祖的支持，蒋回到南京复职几乎是不可能的[8]。

蒋未回到南京前，十二月三十一日，监委邓泽如、古应芬已将查办汪精卫等一案呈报南京国民政府，认为汪及其党徒对于十一月十七日广州事变，不独参预逆谋，且为发纵指示之人，对于十二月十一日事变，则为“养奸成祸，害国殃民”，应请通缉归案，从严究办。在沪粤委鉴于南京国民政府完全在右派集团把持之下，都不敢到南京出席四中全会。

蒋到南京后，一月七日召开中执委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议决恢复中央党部，即日开始办公；关于处分粤委一案，决定接受中央监委会的意见，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四委员应即停止出席四中全会，留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处分；陈树人、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等委员如无处分的必要，可以照常行使职权，其具体办法则留待四中全会讨论。事实上这是对处分粤委一案避重就轻以至逐步打消的一项措施。由于蒋介石仍然左袒粤委，引起了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与蒋介石之间的极大矛盾，孙科电辞建设部长以示不愿与蒋合作，他们打算到广州另外建立一个“中央”，以对抗蒋所把持的南京“中央”。在这些情况下，四中全会有因人数不足而无法召开之势，所以一月十一日，蒋派宋子文、褚民谊到上海，一面向粤委表示，特委会已经取消，四中全会不会追究既往，本人可以保障安全，请即来京出席全会，一面又请胡、孙等人来京参加。十二日，粤委五人接受蒋的邀请到了南京。但是胡汉民、邓泽如等拒绝与宋、褚见面，十四日褚再到上海邀请，胡、孙、伍三人即于二十五日出国到欧洲去了[9]。

粤委到南京后，四中全会已足法定人数，于二月二日正式开幕。蒋在会议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其内容为停止各省省党部的一切活动，由中央派员成立党务指导委员会进行整理，结束联苏政策，停止民众活动，严厉取缔工农武装，露骨反对三大政策。三日继续开会，决议中央政治会议及各地政治分会继续存在，原有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个政治分会均不取消，但以处理政治为其职权范围，不得涉及党务。六日开会议决，军事委员会设常委十一至十五人，指定常委一人为主席，得由总司令兼任；军事系统以军为单位，作战时期得设总司令、总指挥等职，并通过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即日颁布施行。七日，推定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五人、委员四十九人，以谭延闿为主席，又推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十二人、委员七十三人，以蒋介石为主席，并电促各军早日完成北伐。四中全会即于是日闭幕。至此蒋介石十分顺利地完成了中央军事独裁，并把党权政权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蒋承认各地政分会的存在，目的在于暂时保留军阀割据的局面，以免引起冯、阎及桂系的共同反抗。蒋挑选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八面玲珑的投机政客，曾经以左派的姿态出现，但在宁汉合流后他就成为反苏、反共的中坚分子，并且百依百顺地甘心充当蒋的政治工具。此时，汪、胡两人均已出国，蒋还不便自己出面来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拉拢这位国民党“元老”[10]撑持场面，在当时是有必要的。

二月九日，蒋到徐州以布置北伐为名，一脚踢开了何应钦，调为有名无实的总部参谋长，而将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下设三个纵队，自兼集团军总司令，以刘峙、陈调元、贺耀祖分任第一至第三纵队总指挥。由于下级已被蒋拉拢，何应钦不敢抵抗，只得遵令交卸，但是态度非常消极，自称身带枪伤，需要长期休养，不肯接受参谋长一职，后来在蒋的假意挽留下也就委屈地接受了。

蒋电邀冯、阎二人到徐州举行军事会议，讨论北伐任务，冯、阎均托故不到，仅派代表参加。十五日，蒋亲自往开封晤冯，冯到兰封迎接他，于十六日同到开封。十七日，蒋、冯同往郑州检阅军队，次日蒋即返徐转赴南京。此时蒋的主要目的，在于巩固自己的军权、政权，并不热心继续北伐。二月二十八日，南京军事委员会补任蒋、冯、阎三人为第一至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三月七日，中央政治会议改推蒋为主席，同时补任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四人为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政治分会主席。至此，国民党新军阀的政治分赃大体上解决，维持了苟安一时的局面，但是中央军事独裁与各地军阀割据的局面，不可能长期并存，他们相互之间的明争暗斗，仍在步步激化之中。

四　桂系继续进攻湖南，唐生智部接受和平改编。鄂西川军退回川东。蒋介石电调张发奎部开往津浦路参加北伐

西征军占领武汉后，唐生智军退往湖南，杨森军盘踞鄂西，两湖局势仍在兵戈扰攘之中。同时，张发奎部第四军退往东江，广东东北江一带的农民武装力量并未消灭，广东局势也不稳定。为了抽出时间和集中力量来消灭异己势力，巩固两湖、两广地盘，桂系对于蒋介石复职一举无力反对，只得采取了随声附和的态度。

西征军除桂系的第七、第十九两军外，还有第六、第三十七、第四十四等军。第三十七军因军长陈调元被任为安徽省政府主席而留在安徽。程潜的第六军和叶开鑫的第四十四军都是湘军。此外，鄂西方面留在荆门、当阳一带的第二军鲁涤平部也是湘军，宁汉合流时期，唐生智曾经派兵进攻，幸而西征军赶到，这支军队得以保全。在西征一役中，桂系利用湘军久戍思归的心理，派第六、第四十四两军攻打头阵，而第二军在鄂西方面也起了牵制唐军的作用。

唐军退往湖南后，仍然保存第四集团军名义，并且号称有五个军和七个独立师。其中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十八军军长叶琪和第三十六军第一师长廖磊都是广西人，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都有同乡、同学关系，而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又首先与白崇禧勾结，因此桂系打算和平解决，调第八、第三十六两军北伐，而将第三十五军留在湖南。另一方面，蒋介石复职后，暗中竭力拉拢唐军抵制桂系，唐军将领对于桂系改编调遣的命令，也就迟不接受，桂系感觉到仍有武力解决的必要，遂由白崇禧担任总指挥，仍然利用湘军第六、第四十四两军攻打头阵，加入另一支湘军第十三军陈嘉佑部，并以海军为辅，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下了进攻湖南的命令。此时蒋介石根基不够稳固，不便出面来与桂系为敌，唐军内部又有投蒋、投桂的不同倾向，无心作战，因此叶开鑫部于十七日占领岳州，十九日占领平江，与唐军隔汨罗江相持。二十三日，桂系忽称叶开鑫勾结唐军暗袭第六军，已在麻塘被包围缴械，这是桂系利用程、叶两人有夙怨，采取逐步吞噬，消灭异己军队的手段。叶军除一部被缴械者外，大部突围向益阳、汉寿退走。

一月二十五日，第十三军首先进入长沙，唐军第八、第十七、第三十六三军分向衡阳、宝庆退走，第十八、第三十五两军则向常德退走。二月七、八两日，攻湘军占领衡山、衡阳，退往宝庆的唐军第八军长李品仙、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第十七军军长周斓联名电请白崇禧停止战斗。另一路唐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第十八军军长叶琪也于二月十五日向程潜、白崇禧表示愿意停战。十六日，攻湘军继续占领宝庆，唐军李、刘、周三部退往新化、溆浦。二十四日，何键、叶琪与程潜、白崇禧协商就绪，何部移驻桃源、辰州，叶部移驻南县、华容、安乡，第十三军陈嘉祐部和平接收常德。

三月十一日，程潜、白崇禧与唐军成立协定，以李品仙为第十二路总指挥，节制原有第十八、第三十六两军，调往京汉路参加北伐。刘兴以“赴日考察军事”的名义下台，提升廖磊为第三十六军军长。第十七军周斓部并入第十八军，第十八军变更番号为第十二军（避免与桂系第十八军的番号雷同）。第八军改任吴尚为军长，与何键的第三十五军均留湖南。程、白两人与唐军将领联名发出真电（十一日）：“西征任务完成，即日移师北伐”。此外，第四十四军由益阳、汉寿退往辰州后，叶开鑫宣布下台，由邹鹏振升任军长，也与桂系成立妥协，调往京汉路参加北伐[11]。

桂系在进攻湖南的同时，另派第二军鲁涤平部组织“西征军”，联合新归附的第三十军魏益三、笫四十三军李燊等部进攻鄂西。川军杨森早已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但他仍然盘踞鄂西，并包庇北洋军阀吴佩孚，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冯玉祥屡次电请拿办吴，南京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据以命令杨森捕吴归案究办，杨森置之不理。一月六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罢免杨森，所部交刘湘节制，杨森不肯接受，仅将吴佩孚送往大竹云雾山中居住[12]。桂系进攻后，一月二十日杨军退出沙市，三十一日退出宜昌。此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分化策略，提升杨部师长郭汝栋为第二十军军长，讨杨军事告一段落。

同一时期，广东方面，退往东江的张发奎军与由闽返粤的陈铭枢军在紫金、五华、龙川一带展开了极其猛烈的遭遇战，双方损失均极重大，陈军调回广州休息，改派桂军黄旭初、伍廷飏、吕焕炎等部接替战斗任务。随后张部退往赣南寻邬、会昌一带，蒋介石电令该部集中抚州，取道大通开往下游，转赴津浦路参加北伐战争。至此广东内战告一段落。蒋介石又调钱大钧、方鼎英两部北上，钱师扩编为第三十二军，由闽入浙转沪，钱即被任为淞沪警备司令；方部改编为第四十六军，由赣入浙过沪，转赴津浦路参加北伐战争。

五　唐继尧死后云南内部的混战情况

国民党新军阀在广东和两湖进行内战的时期，云南军阀也在省境内进行争权夺利的战争。

一九二七年二月，云南发生政变，唐继尧被推为有名无实的总裁，云南各报即经常揭露唐以前作威作福侵吞军饷的内幕，使唐深受刺激。随后省议会向省务委员会提出咨文，自唐驱逐顾品珍回滇主政至本年二月六日政变之日止，云南财政预决算无账可查者达九千余万元，唐用个人名义存款于外国银行，应请予以清查。省务委员会照转原文请唐核示，唐正在进食，即哇然呕吐不止。唐部近卫军第一团团长蔡祖德，酒后泄漏了“联帅准备屠龙”的密谋，四月二十日，龙云将该部包围缴械遣散。台湾银行停业时，唐所存一千七百五十万日元化归乌有。以上事件，使唐又气又怕，因此病上加病，于五月二十三日不治身死。

六月十四日，蒋介石任命龙云、胡若愚为第三十七、三十八军军长。龙、胡两人过去因倒唐合作，唐死后他们的关系马上破裂。当时有自称为第二十三军军长的江映枢，在临安、石屏一带招军买马，胡指为是受龙的指使，企图颠覆省政府，即亲自带兵前往削平，一面联合张汝骥、李选廷及唐继尧旧部警卫师长王洁修，共同出兵倒龙。六月十三日胡返昆明时，派兵包围北较场龙部卢汉旅，卢部突围向西北方逃走；又在五华山开炮轰击龙宅，龙被炮弹碎片打瞎一眼，即被胡军逮捕，囚于五华山军械局内。次日，胡改组省政府自任主席。龙部旅长卢汉、孟友闻、团长朱旭等在富民、罗次一带集结兵力，十八日胡派兵追击不利，龙部即转赴迤西收缴团防枪支，提取地方税收，并与迤西镇守使李选廷勾结，然后回师反攻。龙、胡两军在祥云发生了遭遇战，胡军败回楚雄，张汝骥派兵增援又被击败，连续退出禄丰、安宁。七月二十日，昆明市民举行罢市运动，抗议在省城内设防备战，省委周锺岳等提出调停建议，请胡释放龙云。二十二日，驻省团长张冲率部到富民，宣布与龙军合作。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王洁修向胡献计让出昆明，引诱龙军入驻，然后调集各路援军反攻，可以一网打尽。二十四日，胡与王洁修军劫持龙云一同出城向板桥退走。不料行至城外归化寺，王洁修忽又率领所部偷偷摸摸地折回省城。原来此时唐继虞已经潜回迤西，勾结旧部，自称北伐后援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委任张汝骥为第二军军长，吴学显为第三军军长，令张部由迤东、吴部由迤南（吴在江川）、本人由迤西三路进攻昆明。又嗾使王洁修用金蝉脱壳计将胡骗走，唾手取得昆明。胡得悉这些情况，一气之下，即在板桥亲自打开囚笼，与龙云抱头大哭，自愿率部北伐，请龙反攻昆明。二十五日，龙、李两军攻入昆明，王洁修兵败被擒死于狱中。

胡退往昭通后，却又野心不死，勾引周西成派兵入滇援助。九月上旬，黔军右路进抵宣威，中路进抵平彝，左路进抵罗平、师宗。胡部向南进攻占领霑益，张汝骥反攻昆明失败退回曲靖。龙云派兵进攻曲靖、霑益。九月二十一日，唐继虞乘昆明防务空虚的时候，派兵占领省城北门外豹子山、虹山，并开炮向城内轰击，被龙军击退。二十三日，唐军再度进攻，战斗更为激烈。二十六日，龙云派唐继尧之子唐小蓂出城与唐继虞议和，请其协助驱逐黔军出境，唐继虞建议召集会议解决滇局。在曲靖被围的张汝骥也向龙军请求停战，并由胡、张两部将领发出联名通电，主张划分防地，和平解决，龙军驻防省城及迤南，胡、张两军驻防迤东及东北，唐军驻防迤西，一面各推代表举行会议解决政治问题，一面出兵北伐，由各军公推一人为主将。龙云表示可以接受，但以遣退黔军为先决条件，胡、张两人即于十月九日通电称：“朝解曲靖之围，夕请客军出境”。不料这是胡、张两人的缓兵计，十日，第三十八军代理军长胡瑛下令解围退回省城后，他们又电催川、黔两省增派军队来援，因此周西成亲自到黄草坝督师，其前锋进至马龙，川军刘文辉部也由盐津南下占领昭通、会泽及迤西永北、武定一带，胡、张两部则移向陆凉、马街，并约唐继虞夹攻昆明。十一月四日，龙云电责胡、张违反成约，勾引外军蹂躏乡土，并建议联名通电下野，以谢滇人。十一日，张汝骥率兵包围省城。二十三日，龙通电愿意下野，以息兵争。十二月九日，龙军出城攻克杨林、易隆，十五日追至曲靖，与黔军及胡、张二军在廖角山展开了激战，龙军大获胜利，曲靖又一次被围，霑益于十八日被龙军攻下，胡、张逃往白水，黔军中路指挥毛光翔率部退回盘县，龙军越境追至火烧铺、亦资孔一带。黔军左路指挥犹国才也在马街战败，由师宗、罗平退往泸西。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龙军攻克泸西，黔军绕道桂边退往黔南，龙军越境追至黄草坝一带。七日，南京国民政府任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十五日，龙军攻下曲靖，守城军黔军四团、胡、张军两团全部被俘。川军也由会泽、昭通退回叙州，胡若愚随同退往筠连、高县。二月十九日，唐继虞兵败出走，将迤西军事交予前大理镇守使陈维庚，随后也被龙军全部解决了。

* * *

[1]　在此以前，除宁汉各有政府、党部唱对台戏外，西山会议派也在上海建立了另一中央党部，形成“一国三公”的局面。此时该派参加了南京政府，可以公开活动，故在施工建筑中的中山陵前举行所调“中央联席会议”。

[2]　蒋介石追求宋美龄，是想与孙中山攀上亲戚关系，又可以通过宋子文的关系拉拢江浙财阀，所以当时被称为“政治结婚”。蒋、宋婚约须得宋母同意，此时宋母在神户有马温泉养病，蒋于29日前往探亲，接受了加入基督教的条件，婚约得以成立。蒋邀张群一同赴日是为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张群行前竭力保持秘密，不敢公开随蒋东渡。

[3]　安徽不属于武汉政治分会的管辖范围，但自唐军进驻后，原属南京系统的党政组织均已东迁，唐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任命何键代理安徽省政府主席。

[4]　张国威与程潜同为湖南酿陵县人，程潜任张为第八军军长，令其倒戈驱唐，因此拒绝受调。同时另一醴陵人何键也有准备倒戈的流言。

[5]　1927年8月11日，刘佐龙在查家墩司令部擅杀该军副军长兼政治部主任耿丹。次日刘出席省务会议时，被唐逮捕，发交军法会审，所部改编为省防军。

[6]　当时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唐生智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所属第一方面军总指挥由唐兼任，并将张发奎部并入该集团军编为第二方面军。

[7]　南昌起义后，张发奎军由赣回粤，笫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脱离张、黄，率领该师由浙赣边境入闽，拥戴陈铭枢、蒋光鼐复任第十一军正副军长，因此除南昌起义的第十一军（军长叶挺）而外，还有陈铭枢的第十一军和张发奎手下的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

[8]　根据贺耀祖的反映，他对蒋到南京复职，确实做了一番布置。因此受到蒋的重视，不久升为总指挥以酬其功。

[9]　胡、孙、伍三人于28日抵港，次日转轮赴欧。2月8日，他们在新加坡中华商会被人枪击，但未受伤。4月25日行抵法国。

[10]　1926年3月中山舰案发生后，汪精卫负气出国，由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汪精卫回国，谭的代职并未解除。谭虽半路出家投入国民党，但因打入最高层，也被列为国民党的“元老”之一。

[11]　叶开鑫因勾结蒋介石被桂系逐走，蒋非常抱歉，后来帮助他成立第五十二师以资补偿。但是这支军队并非叶的基本队伍，无法指挥训练，叶终于辞职下台。另一方面，邹鹏振率领第四十四军移驻武汉后，忽又宣布自愿交出武器，化兵为工，而桂系也就以“功成不居，解甲归农，高风亮节，殊堪嘉尚”等奖励词句，给资予以解散。事实上该军是在桂军包围下被强迫解散的。

[12]　云雾山在大竹、渠县的交界处，吴佩孚住在山上竹笠寺，他的卫队又集合有一千余人住在大竹县城内。1928年6月17日，驻防广安的邓锡侯部罗泽周师派兵渡江攻吴，吴逃往绥定投靠刘存厚。此时四川军阀都已悬挂青天白日旗，只有刘存厚仍悬五色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