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册：1917—1 第四十一章　武力统一政策彻底破产

一　《中日军事协定》成立。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留日学生组织归国请愿团。北京学生向北京政府请愿。全国商会联合会等团体反对《中日军事协定》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大变化。苏俄政府宣布废除帝俄时代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自一九〇五年以来，日、俄两国共同侵略中国的联合阵线，至此宣告结束。日本政府出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决定利用这一时机，控制中国军队，接替帝俄在我国北满、蒙古的势力范围，并进而侵占苏俄领土。

是年十一月二日，段祺瑞派靳云鹏、曲同丰以赴日观操为名，暗中接洽军械借款。他们抵日不久，恰值“十月革命”发生，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向之表示：俄国革命产生了，德国侵略东方的危险加重了，中、日两国应当成立一个协定来共同对付德国。

日本所制造的“德军东侵论”，同时又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干涉俄国革命的理由。十二月间，英、法两国以防止储存在海参崴的军需物资被德军夺去为借口，建议日、美两国出兵海参崴，将这批物资供给苏俄国内的反苏维埃集团。次年（一九一八年）一月，日、美两国派军舰驶入海参崴，向苏俄示威。日本乘机提出单独出兵西伯利亚。英、法两国因无力东顾，正要利用日本来干涉苏俄，所以表示赞同，但美国对西伯利亚另有野心，反对日本单独出兵。

原来，美国始终未能忘情于“世界铁路大计划”。俄国“二月革命”后，美国曾与克伦斯基政府签订了“经营西伯利亚条约”。如果美国同意日本单独出兵，西伯利亚将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美国无从染指。其后英、美、法、日等国共同干涉苏俄时，美国又勾结日本和帝俄代理人，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决定成立协约国“监管路政委员会”，由美国驻俄顾问斯蒂芬司主持，管理西伯利亚铁路，中国境内的中东路，也被他们擅自划入管理范围。美国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世界铁路大计划”，竟一度成为“现实”。可是好景不长，随着苏维埃政权的日益巩固，协约国干涉军相继撤退，这个计划也就昙花一现而彻底破产了。

美国反对日本单独出兵，使日本更急于要完成中、日军事协定，以中、日“共同”出兵为烟幕，来堵塞美国的反对借口。一九一八年二月五日，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访问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硬说俄、德两国单独媾和后，德国势力将通过苏俄达到远东地区，将鼓动中国少数民族进行分裂运动，中、日两国有采取共同行动应付这个新局势的必要。这时段祺瑞虽然下了台，他的爪牙仍然留在王士珍内阁里，因此国务会议并不拒绝日本所提的“中日共同防敌”的建议，只是主张在中国境内的“防敌事宜”，由中国自行处理，在中国境外的“防敌事宜”，可与日本共同处理；其具体办法，则由两国陆军当局共同研究决定。

是年二月二十日，章宗祥将上述决定转达日本外相本野，本野颇不满意。本野强调中、日两国既然以共同防敌为目的，首先应当加强两国间的相互信任，根据实际情况，协定双方防区，不必显分畛域。田中表示为了消除中国方面的顾虑，可由中、日两国预先发表声明，将来情况如有变更，在中国境内的日军应当撤退；中国境外仍由中、日两国军队共同防守。

在此时期，日本政府散布一种空气说，如果中国不出兵，日本也会单独出兵。中国亲日派就利用这种空气，抛出一套理由来说：“如果日本单独出兵，就将发生一九〇五年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上作战的同样事件，对中国更为不利。”因此，在接到章宗祥的报告后，国务会议又决定在原则上同意日本的意见，但须声明中、日军事协定的有效期应以欧战期间为限，一俟欧战停止，中国境内的日军应即撤退。此项协商，仅系准备步骤，非至必要时中国不出兵。同时，北京政府向日本提出山东问题以及中、日两国在东三省的一切悬案进行和平解决的要求。

日本政府对此表示满意。日本政府虑及美国又会出面反对，要求中国在交涉过程中，务须保持秘密，先由两国军事当局议定出兵条款，等到“木已成舟”，再由两国外交当局公布。北京政府也正害怕国内人民反对，当然表示同意。

三月三日，俄、德单独媾和后，八日本野又会见了章宗祥，出示了日本代替中国方面拟就的换文草稿，敦促中国迅速缔约，以免错过时机。此时段祺瑞已出任参战督办，关于对外出兵问题，由他一手主持。日本政府还怕中国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中日军事协定》的签订，又派西原龟三伙同驻华公使林权助，积极展开活动，支持段祺瑞再度出而组阁。

三月二十三日，段内阁复活后，日本政府忽又主张发表中、日共同防敌的换文。这是因为：中、日所进行的秘密外交，已经不能继续保持秘密，而且木已成舟，也不需要继续保持秘密了。日本政府代替北京政府拟就中国方面的换文，交北京政府照抄发表。换文中竟把共同出兵说成是由中国建议而日本予以同意的，这样，就可以杜绝美国的反对，并遮盖日本侵略中、俄两国的真正意图。三月二十五日，中、日两国发表了这个换文。同一天，本野另备一函声明，中、日共同防敌的有效期，由两国军事当局协商决定，欧战结束后，在中国境内的日军一律撤退。

《中日军事协定》包括《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说明书》《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说明》等部分。

五月十六日，段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派中国陆军军事协商委员长靳云鹏，与日方委员长斋藤季治郎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个协定共十二条，规定在中国境内军事区域的日军，中国政府应尽力予以协助，日军须尊重中国主权与地方习惯；欧战结束，此批日军应一律撤退。中国境外，必要时由两国协商共同派遣军队。在协同作战期间，双方应互派职员往来联络，交换地图和情报，互供海陆运输和通信便利以及兵器、军需原料；双方均不公布本协定及附属协定内容等等。这个协定从字面上看来是平等互利的，但实质上，已驻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可通过提供军火和军事技术人员、交换情报等手段来控制中国军队，同时又取得了驻兵满蒙和通过中国境内出兵西伯利亚的权利。

三天后（五月十九日），《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又由中国海军中将沈寿堃和日本海军少将吉田增次郎在北京签字。九月六日，《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细则》又由徐树铮和斋藤季治郎在北京签订。

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愿望，决不因美国反对而打消。早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九日，《中日军事协定》尚未换文，日本公使林权助就向中国总统冯国璋提议中日双方“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不等到中国方面表态，日本就在四月四日借口日商在海参崴被杀，派原在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登陆。这个赤裸裸的侵略行径，遭到苏俄的抗议，又引起了美、法等国的疑忌，本野外相因之下台。

六月间，五万名捷克战俘组成的捷克军团，在西伯利亚举行了反苏维埃叛乱（苏俄政府原允许他们取道远东回国。在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煽动下，他们在中途叛变）。七月八日，美国以搭救捷克军团转道美国开往欧洲作战为借口，建议日本共同出兵。

在扼杀苏俄革命的共同愿望下，英、美、法、日、意等国终于对苏俄进行了共同干涉。八月二日，日本发表出兵西伯利亚宣言，它并不理睬协约国商定的出兵不超过七千名的规定，出动了一万二千人。北京政府也派了第九师魏宗瀚部二千人赴海参崴，八月十八日，团长宋焕章率第一批部队离开北京。十三日，日本又发表出兵满洲里宣言，以《中日军事协定》为依据，源源派兵进入北满，至十月间，驻北满之日本军已达七万之谱。

八月十九日起，日军擅自派兵分驻中东路各站，并强行接管长春至哈尔滨的铁路。二十四日，因日军擅自警戒中东路，与当地华军发生武装冲突，华军被迫撤退。到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四日，协约国监管路政委员会召开各国武官特别会议，议决由中国军队防守中东路全线，而日本竟提出中国护路司令应受日本联军总司令土谷指挥，这个无理要求遭到北京政府拒绝后，日本就指使白匪谢米诺夫及蒙匪、胡匪骚扰中东路沿线地区，反而责难华军无力护路。由此可见，《中日军事协定》不仅是日本勾结段祺瑞政府共同出兵干涉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可耻条约，而且中国本身也是日本的侵略对象。中国出兵只能充当日本的仆从军，并且首先要把自己的肉投入这只“东方饿虎”的嘴里。

欧战结束后，段祺瑞为了保留并扩充手中的参战军，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延长了《中日军事协定》的有效期，分别于一九一九年二月五日和三月一日，与日本签订了《关于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战争终了之协定》和《关于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战争终了之协定》。直至皖系垮台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中日军事协定》才正式宣告失效。

《中日军事协定》从秘密交涉时起，就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反对。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换文发表后，全国立即涌现出从“五九”条约（“二十一条”）以来新的爱国主义高潮，国内人士和海外华侨纷纷发出抗议《中日军事协定》的怒吼。

换文未发表前，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已有所闻，曾经开会讨论。五月六日，日本警察捕去学生代表三十四人。五月七日，他们继续召开全体大会，决定采取在清末、民初两个时期采取过的办法，即日罢课，全体学生组织归国请愿团，分批回到北京、上海和本籍，联合各界人士共同反对北京政府把中国拴在日本战车后面的亡国政策。会议决定在上海组织一个全国性的人民救亡团体，在各省设立支部，以便统一行动，向北洋军阀进行反卖国的长期斗争。

西南各省的当权人物也反对这个协定。四月二十七日，陆荣廷、唐继尧、伍廷芳联名电请冯国璋拒绝签署这个协定，表示愿意一致对外，国内问题可以和平解决。五月十五日，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林葆怿、刘显世、谭浩明、熊克武、程潜、李烈钧、李根源、陈炯明、莫荣新联名通电表示：“国且将亡，法于何有。中央果能开诚布公，声明不签亡国之约，而对于南北争持之法律政治诸问题，组织和平会议解决一切，则我等即将停战息兵，听国人最后之裁判。倘忠言不纳，务逞其穷兵黩武之心而甘以国家为孤注，则我国民宁与偕亡，断不忍为人鱼肉。”这个电报称呼他们所反对的北京政府为“中央”，并且表示对护法问题并不坚持。但是段内阁根本不理睬他们的意见。

五月十八日，留日学生第一批三十余人回到北京。段内阁立刻派便衣侦探监视他们的行动，并禁止他们开会。为了欺骗人民，北京政府发布消息说：“中日共同防敌军事计划，未便遽行披露，但绝无牵及内政及国家主权等事。”

这些年来，西方帝国主义因为全力应付欧洲战争，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控制，因此中国民族工商业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控制不但没有放松，而逐步加紧；段内阁的武力统一政策和各省军阀所举办的各项苛捐杂税，都使民族工商业的生存和进一步的发展受到很大打击。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外反动派的双层压榨下，在这次反对中、日秘密交涉的爱国主义运动中表现了积极态度，同时也表现了反对内战、反对横征暴敛的坚决态度。在天津开会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会议上，各省工商业代表人士改变了从来“一团和气”的面貌和不关心政治的态度，一致发出忿怒的呼声，力争宣布外交真相，停止内战，废除各省的额外捐税，如果北京政府不肯接受，他们建议举行全国罢工罢市以示抗议。五月十八日，会议推派代表到北京请愿，并且先就外交问题发出了三个电报：（一）请冯拒绝在亡国条约上盖印；（二）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采取一致行动，挽救国家危机；（三）向驻华各国公使声明，中国人民誓不承认这次签定的中、日条约。

在内战中受到更大痛苦的全国农民，特别是战区农民，反对内战的情绪很高。各省农会虽然不能代表农民的意志，但也不能不闻不问，它们在反日斗争和国内和平运动中，也和全国人民一起，表示了慷慨激昂的态度。

随着中国民族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有所发展，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也处于逐步成长与成熟的过程之中。虽然这个时期先进的工人阶级政党尚未成立，工人阶级尚未走上革命舞台，但是十月革命开始引起了中国人民在思想上的根本变化，以中国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的革命风暴就要到来。

爱国青年学生在这次运动中起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五月二十日，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召开紧急救亡大会，决定与留日学生归国请愿团采取一致行动，联合北京高校学生抗议北京政府的亲日卖国政策。二十一日，北大、高师等校学生推派代表十三人到公府请愿时，冯向他们解释说，这个问题不是由总统决定的，今天采取的是责任内阁制。“你们找错了人，为什么不找总理而来找我！”关于拒绝盖印的问题，冯说，这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中、日军事协定由两国委员签字即可发生效力，无须总统盖印。

同一天，商会联合会代表也到公府来请愿，冯就懒得接见了，传下话来，叫他们去见总理。当他们去见总理而总理拒不接见后，又跑回来找冯。冯说：“总理不接见，我也不便接见。”

二十二日，北大、高师、工业、法政四校学生联合决定，不因国事而废学业，自即日起恢复上课；但也不因求学而忘国事，应以课余时间研究对策。

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使段大为狼狈。他采取了高压和封锁手段，加强全国邮电检查，扣留学生的宣传品，禁止各报报道未经公布的中日外交消息。

五月二十六日，国务会议继续作出决定，中、日新约关系军事秘密，不予公布。五月三十日，中、日两国同时公布中、日军事协定的有关文件，但是条约内容仍未公布。

到五月底为止，回国留日学生已达三千余人，以集中上海者为最多。北京教育部采取了清政府和袁政府采取过的老办法，限令他们于六月十日以前回到东京，否则取消公费。回到本籍的学生大多受到地方军阀的迫害。以奉天为例，张作霖诬蔑归国留学生组织“铁血团”“殉国团”进行暴力活动，禁止旅馆收留他们，同时又电请留日学生监督将东三省籍回国学生的姓名、年龄、籍贯随时查明开示，以便究办。

但是，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各项措施，不但没有吓倒广大爱国青年，反而坚强了他们的战斗意志，推进了下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五四运动。

二　主战派纷纷要求撤回前方部队。段又决定第五期作战计划，在湖南采取守势，在广东采取攻势。段请张作霖派兵“援陕”

段的武力统一政策，虽然经过汉口会议的一番“打气”，仍然进行得很不顺手，张怀芝一定要辞职，曹锟也要求撤回直军，前方军事陷于停顿。

徐树铮是当时的一个忙人，既要一手包办新国会的选举，又要主持对南军事，因此经常往来于北京、汉口之间。由于主战派两个大将忽然变卦不听调度，他打算单独依靠奉军，停止援川计划，在汉口设立一个奉军前敌总指挥部，把张作霖承认调出来的六个混成旅全部摆在湖南战场上。五月九日，他以关内奉军副司令的名义，派奉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第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到长沙布置奉军入湘作战。五月二十四日，他又从北京赶回汉口来督促进行。但是，这个计划引起了直、鲁两军的极大反感，因此他们厌战的情绪更高。同时，这个计划又出人意料地引起了张作霖的更大反感，张作霖出兵是另有目的的，把入关奉军全部摆在战场上，显然与他的目的不相符合。他更不能容忍徐树铮公然视奉军为己有而任意加以调度，他召回了三个奉军师长，并且借口边防吃紧，要调回已经开到湘东的奉军。

这一时期，厌战情绪就像一种流行病一样，很快地蔓延到整个主战阵营内，连极端主战的倪嗣冲也不愿意让他的安武军独任其劳，请求调回休息。

徐树铮并不因此而气馁。五月二十六日，他由汉口到长沙，二十七日又到衡阳亲自与吴佩孚打交道。他认为吴佩孚是真正打手，曹锟不过坐享其成，如果把吴佩孚拉过来，曹锟就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了。

曹锟屡次请求回到直隶养“病”。五月二十九日，没有等待段的同意，他就离开了汉口，并把第一路司令部的全部人员都带走了。三十日，张怀芝也步其后尘回到山东去了。

这两个大将离开汉口之前，曾与王占元、赵倜、陈光远、李纯交换意见，拟发出一个联名电报，假口“民生凋敝，不堪再战”，命令前方“停战待命”。段得到这个情报，大为震动，用了很大气力才说服他们没有发出这个电报。他已经知道北洋派内部又组成了新的主和派，其中有三个是原来的主和派，三个是原来的主战派，而暗中掌舵的正是原来的主战派领袖曹锟。

六月一日，徐树铮匆匆由前方赶回北京，向段建议加紧笼络吴佩孚以拆曹锟的台。段深以为然，立刻与吴直接通电以示优异。内阁总理从来是很少和一个师长直接通电的。六月三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孚威将军”。将军虽是个有名无实的头衔，但在官制上为“特任”级，与督军平行。一个手握实权的军人加上这个头衔，就是候补督军，与督军下台后被任为将军的作用完全不同。

徐树铮还建议加派吴佩孚为第一路副司令，如果副司令肯打下去，正司令肯不肯打就不成问题了。这个命令正待发表，忽然接到直军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1]五个旅长联名请假的电报。十分明显，请假就是消极“怠工”的表现，而五个旅长联名请假就是“集体怠工”。随后又接到直军全体将士的通电，力言“湘省水患滔天，瘟疫流行，兵疲将惫，不堪再战”。以上两个电报，吴佩孚虽然没有列名，但是可以断言，他决不是置身事外而是隐身幕后，因此这个命令没有发表。

湖南前线新主和派的产生，一方面意味着北洋派内部矛盾有了新的发展，另一方面北军在湖南也有不能继续打下去的外在因素：由于张敬尧坚决与人民为敌和第二路军在湘东的大烧大杀政策，加深了湖南人民对北军的仇恨，而且桂军在这次战争中没有受到损失，如果北军进一步打到粤桂边境，必然会促进西南内部的团结，引起桂军的坚决抵抗。到了这个时候，段也无法再催他们继续进兵了。因此他决定对湘南改攻为“抚”，派赵春霆为湘南镇守使兼湘南招抚清理局局长，派员分途“招抚”南军，凡愿受“抚”者一律改编为“国军”，官兵仍供原职，凡不愿入伍者准其给资遣散。这是分化南军的策略，主要对象为湘军。

但段始终无意于终止武力统一政策。

五月三十一日，在广东兵败出走的龙济光到了北京。他自己说曾以私款垫发军饷一千万元，他到北京来是为了讨还这笔垫款的，但他口出大言，说他在广东仍有很大的力量，如果北京政府予以协助，平定广东不成问题。段因为这个南方败将从清朝末年起一直到现在为止，始终站在北洋派方面，为了对南方军人起示范作用，为了对北方主战派打气，就仍然称他为两广巡阅使，并予以极其盛大的欢迎。龙济光为了表示与北洋派为一体，要求在北方招募新兵三十营，经过短期训练，由海道开往广东作战。段允许他在天津设立“振武新军办事处”，并给以一定数量的军费军火。

龙济光到北京后，段党大肆宣传，广东内部有隙可乘，龙巡阅使仍有余勇可贾，因此对南作战的空气又突然紧张起来。

其实，这时闽粤边境战场又发生了不利于北军的新局势。李厚基在段内阁的督促下，曾联合浙军进窥潮梅，陈炯明下令反攻，五月十七日占领武平及永定属之芦下坝，二十日占领上杭属之峰市，三十日占领永定，三十一日占领长汀。六月二日以前，粤军以破竹之势完全取得汀州各属。

但段完全不考虑这些情况，又拟定了第五期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是在湖南采取守势，在广东采取攻势。六月十日，段召见旧国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询问旧国会议员到广东的有多少。王家襄回答说，近来还有不少议员到广东去，非常国会可能凑足法定人数改开正式会议。段就一本正经地说：“我派四万五千人打广东，两个星期开始攻击，一个星期打下来，对于从乱者一概格杀勿论。你去劝告各议员，广东是去不得的。”

段久已不到公府。有人劝告他，冯在目前还是总统，至少也应见面谈谈。因此，五月三十一日段一度到公府报告中日交涉已经告一段落，以后关于国家要政，仍当随时报告。六月七日徐世昌由天津到北京来，力倡调和冯段之说，并主张把北洋派直皖两系的界限全部消除。

这时主和派也没有放弃暗中活动。李纯想利用在南京举行的各省省议会联合会议讨论南北和平问题，段电令李纯禁止这个会议开会，但是六月三日各省省议会代表仍然开了一次会，并且发表了主张停止内战的联合宣言。

曹锟又在天津召集督军团会议，会议目的和以前不同，有要求停战撤兵的一种倾向。段除派靳云鹏前往参加以便监视外，并电召曹锟到北京来参加军事会议，不要在天津另搞一套。

这时陕西民军的声势越来越大，陈树藩连电告急。陕西民军是从一九一七年起逐步发展起来的。是年十二月，陈树藩与郭坚部在西安发生巷战，郭部败退蓝田。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第一混成旅第二团团长胡景翼在三原宣布独立（所部有田玉洁、陈世玉、岳维峻、张义安四营），与陕北曹营长世英联合进攻西安，陈树藩派人求和被拒绝。渭南骑兵第二团团长曹俊和在陕北的卢占魁也都加入自主军，因此临潼被占领，西安岌岌可危。一九一八年三月，段内阁派镇嵩军统领刘镇华由河南率兵“援陕”，才打通了由省城到潼关的交通线。刘镇华被任命为陕西省长后，陈树藩带兵进攻陕北民军，在固市镇被围，六月七日突围退守新市，因此段又商请张作霖加派许兰洲率领奉军一旅前往“援陕”。

三　徐树铮诱杀陆建章。天津会议忽又议决继续对南用兵。北京政府任命曹锟为四省经略使、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

段祺瑞邀请各省督军和督军代表到北京举行一次执行第五期作战计划的军事会议，督军闭置之不理，仍然要在天津举行会议。六月十一日，倪嗣冲、张怀芝和各省军阀代表都到了天津，会议日期已经选定了从十三日开始。由于长江三督得知会议将讨论总统问题，撤回了他们的代表，会议没有如期召开。

六月十四月，徐树铮突然在天津枪毙了陆建章，这一事件引起了主和派的极大震动。

陆建章于十三日由上海到了天津。这个主和派的幕后活动者跟各省北洋军阀都有一些直接间接关系，孟恩远抗不交代，冯玉祥通电主和，都和他的幕后活动有关，皖系早已把他当作一个危险人物。这次督军团又在天津开会，冯国璋暗中授意陆建章的长子陆承武把他的父亲叫到天津来，其目的是要利用陆建章说服曹锟重行回到直系来，与李纯合作，把督军团会议转变为有利于冯而不利于段的一种局面。

陆建章到天津后，徐树铮写信请他到驻津奉军司令部一谈。陆建章自恃为现任将军又是北洋派的前辈，绝不怀疑会有人下他的毒手。十四日他如约而往，徐树铮殷勤地请他到花园密室中谈话，当他走进花园的时候，就有卫士从后面开了一枪把他打死了。

徐树铮从长途电话中指使院秘书长方枢拟就一道命令，请冯盖印发表。命令说：“前据张怀芝、倪嗣冲、陈树藩、卢永祥等先后报称，陆建章迭在山东、安徽、陕西等处勾结土匪，煽惑军队，近复在沪勾结乱党。兹据奉军副司令徐树铮电称，陆建章由沪到津，来营煽惑，当经拿获枪决等语。陆建章着褫夺军官、军职、勋位、勋章，以昭炯戒。”冯吓得心惊胆战，当天还拒绝盖印，但又感觉到自身也有危险，十六日终于盖印发表。

一个自封为副司令的退职军官，“先斩后奏”地杀了一个现任将军，这在当时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显而易见，陆建章断然不会以奉军为煽惑的对象，尤其不会以徐树铮为煽惑的对象。事件发生后，李纯、陈光远都有电报质问北京政府，陆建章未经审判而被杀，死后又夺去官勋，此后军官人人自危，从何取得保障？

段赠给陆建章家属五千元以表示北洋袍泽的旧情。徐树铮补发了一个通电，捏造陆建章在谈话中破口大骂总统和曹督军，表示陆死有应得，并非主战主和两派的斗争。皖系还顾虑到冯玉祥是陆的外甥，因此以冯玉祥旅于十四日攻占常德为理由，任为湘西镇守使，十七日开复他的原官，二十二日又授以勋四位，以安其心。冯玉祥不仅绝口不提这件事，并且自告奋勇愿意调往福建去打广东。

从十九日起，冯国璋托病不见客。他怀着一种心病，害怕皖系还要进一步追究责任，因为陆承武发出了一个电报，埋怨他对这个凶杀案完全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

皖系对曹锟也不能无所顾虑。事实上曹锟不能不感觉到徐树铮的手段过于毒辣，而且自己也不能不怀有戒心。但是皖系很快地治好了他的这个心病，徐树铮信誓旦旦地保证副总统问题一定照原约办理，决无变更。徐树铮又说，今后并不要求他再到汉口主持军事，只要不反对第五期作战计划，让别人去打，副总统就可稳稳到手。曹锟吃了这道“迷魂汤”，又摇摆不定了。

这时，段内阁疯狂进行卖国借款作为对南作战和国会改选的用途，吉会路借款二千万日元和善后借款第三次垫款二千万日元又已接洽成功[2]。但是这时的战费和军费每月开支达一千五百万元，即使日本政府对段内阁的借款采取了有求必应的态度，也还是随到手随用光，因此段正在接洽烟酒借款和以全国地租抵借一万万元的大借款，以应急需。

关于总统问题，段采取了摊牌的态度，建议推举北洋派老前辈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希望北方各省一致同意。他自己表示不做副总统，如果冯愿意退为副总统，他也可以同意，否则他愿意与冯相约同时下野。这一表示意在消除冯与长江三督的不平之鸣。他还希望把推举徐世昌为总统和团结北洋派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因为徐世昌和直系同样具有深厚的历史关系，长江三督也不能加以反对。

段所召集的军事会议，主要是想解决总统问题和继续对南作战问题。曹锟认为这两个问题都可以在天津会议解决，北京会议不必召开。督军团公推张怀芝做“传声筒”，于六月十五日到北京，当面询问冯是否愿意退为副总统，冯表示了否定的态度。由于冯、段两人都表示不做副总统，曹锟觉得他的愿望一定不会落空，因此他对总统问题同意推举徐世昌，同时对南作战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

十九日天津会议正式举行，除督军团原有成员外，还增加了非北洋派的龙济光一人。会议一致通过拥护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对南军事继续进行。

天津会议由主和倾向突然转变为一致主战，翻云覆雨，令人莫测高深。其实这种转变并不是不能理解的：曹锟、张怀芝之所以忽而主战忽而主和，完全为了个人利益，如果主战对个人有利，他们就主战；如果主和对个人有利，他们又主和；个人利益在不同时期可以发生变化，他们的和战方针也就随之而发生变化。曹锟着了副总统的迷，现在觉得副总统可以到手了，所以又由主和派变为主战派。张怀芝则因在山东站不住脚而想另谋出路。以前，段虽曾保证“鲁督决不易人”，但北京政府的保证是没有一点用处的，当他回到山东的时候，就知道第五师师长张树元一定要“取而代之”，如果他不采取“揖让”的方式，别人就会采取篡夺的方式。因此他想在对南作战中找到一个新的地盘。这就是他在坚辞第二路司令之后忽又自告奋勇的原因。

前面已讲过，段与徐树铮只求曹锟不反对对南继续作战，并不需要他亲自出马。事实上曹锟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也不愿意亲自到战场上吃惊受苦。因此张怀芝成为负责到前方执行第五期作战计划的主要人选对象。段虽不认为他是智勇兼全的良将，但当时的主战派健将如张作霖、倪嗣冲之流都是不肯离开自己的地盘的，张怀芝的资格较老，这时对南作战的积极性也很高，所以决定派他为南征主将。

另一方面，张怀芝虽然自告奋勇，却并未忘怀湘东大败的惨痛教训。他要求借用曹锟的“打手”吴佩孚做他的助手，把湖南战场上的主力移到广东战场上，这样，他就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二十日他又到北京来报告天津会议的决议，并且向段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当天北京政府下了两道命令，特派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吴佩孚为副司令。二十二日又加派李厚基为闽浙援粤军总司令、童葆暄为副司令。

曹锟由“两湖宣抚使”上升为“四省经略使”，这样大的“地方官”在民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发见。印铸局特地替他铸了一颗银质狮纽大印，重量超过两斤，比特任官的印还要大得多[3]。这是皖系稳定曹锟的一个策略，暗示曹锟位在各路“诸侯”之上，再上升一步明明就是副总统了。事实上，皖系许给曹锟副总统仍然是个骗局，段祺瑞生平最重资格，以前看不起协统出身的黎元洪做副总统，现在也决不会看得起布贩子出身的曹锟做副总统。以前曹锟以“老实人”著名，现在事实证明这个“老实人”并不老实。此外，这些年来段自己觉得吃足了“武人总统”的苦头，今后决定推选文人为傀儡总统，如果有一个“武人副总统”，而副总统又往往会上升为总统，这种情况段不能不估计到，因此许曹锟为副总统是段的一时权宜之计，绝非出于本心。

六月二十八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树元护理山东督军。七月一日，张怀芝到汉口成立援粤总司令部，想学曹锟的榜样，坐在汉口等待前方的捷音。

四　湖南前线南北两军成立停战协定。攻粤计划幻灭。段在小站训练参战军

关于援粤副司令的问题，段以为曹锟既然回到主战阵线来，事前没有征求吴佩孚本人同意的必要。命令发表后，吴佩孚既不表示拒绝，也不表示接受。

这时湖南就像是北军的一所“博物院”，有直军、奉军、苏军、鲁军[4]、皖军等形形色色的旗帜，还有不属于以上范围的张敬尧的第七师和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在前方正面和南军对垒的是直军，所以湖南和战之局完全掌握在直军的手里。

谭延闿从南京回到上海后，仍然与桂系保持密切联系。四月十二日他由上海到广州，十四日动身到广西，十九日在武鸣会见了陆荣廷。由于桂系已经无意于据湖南为己有，对湘军总司令程潜又不放心，因此对谭延闿表示了热烈欢迎的态度，希望他回到湖南接收湘军的统帅权。

谭延闿知道吴佩孚性喜占课算命，饮酒赋诗，便派他的同科兄弟张其锽[5]到衡阳和吴佩孚接洽。张不但长于诗文，而且精通星相之学，因此和吴建立了良好友谊。当然，吴之重视张不仅因为志同道合，更重要的是想利用他作为联系南军的一道桥梁。

五月二十五日，湘军代表和直军代表在耒阳县公平墟王壮武祠举行谈判，六月十五日成立了停战协定，从此湘南无战事。通过湘军的关系，桂系与吴佩孚也取得了联系。桂系又在敌对阵线中找到了新的同盟者，这个同盟者在北洋派中原来也是直系。

七月三日，吴佩孚派员参加了衡阳各界人士所举行的罢兵息争大会，并且表示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吴佩孚公然与南军成立停战协定，这是南北战场上又一次的重大变化。

谭延闿于七月间回到永州，重任西南方面的湖南督军。

与湖南战场发生变化的同时，广东战场也起了一些变化。

六月间，粤军继续占领龙岩、龙溪、尤溪，厦门大为震动。

援粤军总司令张怀芝“借赵云”的计划落了空，他所能指挥的也还是在湘东吃过大败仗的那些残兵败将，哪里还有勇气“援粤”，因此，段的第五期作战计划就是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天津会议对南继续用兵的决议案也就不声不响地完结了。

北洋军阀肯打硬仗的虽然很少，但向北京政府催索欠饷的气焰却很高。段内阁为了应付军费，又向日本接洽吉黑两省森林借款三千万日元[6]。这一事件引起了吉林人民的激烈反对，七月十六日到北京来请愿的吉林代表准备找卖国贼曹汝霖和陆宗舆拚命，因此赵家楼曹宅和东单牌楼土地庙陆宅，都派有兵士保护，曹汝霖躲在家里不敢出来。

一直到这个时候，段才觉得北洋派这个政治资本已经日益失去作用，决定加速建立自己的直接武力，命徐树铮在小站先成立参战军三个混成旅，然后逐步加以扩大。

五　督军团又在天津举行会议，催促曹锟南下作战。张作霖解除徐树铮的副司令。安福国会开幕

七月二十八日，张作霖到了天津。三十日张怀芝也赶到了。三十一日督军团又在天津举行会议，除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外，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徐树铮、倪嗣冲、田中玉、龙济光和各省北洋军阀代表，长江三督仍然未派代表出席。倪嗣冲是接到徐树铮的密电当天赶到的。

张作霖第一次亲自参加督军团会议，这是这次会议的一个特点。

这次会议仍然是讨论总统问题和南征问题。张作霖赞成推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并建议推段为副总统。十分明显，张作霖不甘居人之下，自己也有当副总统的野心。倪嗣冲建议副总统人选暂时不作决定，留待对南作战有功者居之。这个建议是徐树铮借倪嗣冲的口提出来的，因为徐树铮已经许过曹锟的副总统，不便自食其言，现在又想许给张作霖，鼓励他把全部奉军都开出来对南作战。同时，皖系又表示并不反对曹锟为副总统，但必须以对南作战立功为交换条件。

这对曹锟说来是一个无情的闷棍。以前皖系只要求他不反对对南作战，并不要求他亲自出马。现在又要求他亲自出马了，如果他不肯亲自出马，那么就应当把副总统让给肯出马的张作霖或者其他对南作战的有功者。

参加会议的督军团一致劝告曹锟南下立功。曹锟一方面舍不得放弃副总统，另一方面又接到吴佩孚的密电阻止他南下。在进退两难之际，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满口答应南下，却提出三个条件：（一）中央预筹军费；（二）规定四省经略使的职权；（三）军火暂由奉天借拨，并须取得德州、上海、汉阳三个兵工厂的管理权。这三个条件看起来都是很难接受的，如果北京政府不给以满意答复，他就可以假口职权不明，军费军火没有可靠来源，前方作战无把握，从而推迟南下日期。

事实上，如果曹锟当真南下“立功”，北京政府被控制在张作霖的手里，他的副总统愿望也仍然是一场春梦。曹锟觉得自己又受了骗，内心上感到很大的苦闷。段内阁派来花车一辆迎接他到北京当面一谈，他也不肯上车。

关于对南作战的问题，张作霖建议以奉军为各路战线上的总预备队，随时可以开到需要应援的地方。各省军阀则要求以奉军为前方主力。这个问题也因彼此互推而无法解决。

天津会议提出了北洋派大团结的问题，要求未派代表各省补派代表列席。长江三督对此没有回答。天津会议以全体成员的名义去电征求他们对南征问题的意见，他们回答说，愿意保境息民。显然，保境息民就是反对继续作战。

因有张作霖亲身参加而引起各方重视的这次督军团会议，又像以前一样，在各项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向北京政府索取欠饷，要求更多的军费军火，却是这次会议的唯一共同之点。他们开出来的军费数目又是一千五百万元。

段内阁在军费问题上已经作了最大努力，可是不能填满无底之洞，而且此时对新招募的参战军和新国会的选举也分用了一些借款。于是曹汝霖建议发行金币券二亿四千万元，向朝鲜银行借款八千万元作为三分之一的准备金，金币券代表的货币为二分之一美金，成立币制局为发行金币券的监督机关，另设贸易公司经营发行及国际汇兑业务。这样，就可以一次取得一笔数目很大的款项，比枝枝节节的小借款痛快得多。段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且拟就了发行金币券条例，请冯公布施行。

在这些日子里，冯的态度变得非常消沉，似乎已经放弃了对段的一切斗争，但对这个命令又一次地拒绝盖印。

段没有料到冯在这个时期还有这一手，就以陆军部名义调冯的“拱卫军”第十五师开往大名“剿匪”，腾出南苑营房，拟派奉军接收。师长刘询以该师职在保护总统，不便接受其他任务，拒绝移防“剿匪”。这一来段当然更不能容忍了，又下了一道限期开拔的严令，违者以抗命论。刘询不得已才把军队向北京郊外移动了几里路，并未开到大名“剿匪”。

八月九日，冯被迫召集各部总长和中交两行当局在公府举行会议，讨论发行金币券的问题。曹汝霖在会议上说明发行金币券是改革币制，采行金本位的准备步骤。次日，冯以总统命令颁布了发行金币券的条例。

这个问题立刻引起了西方三国的抗议，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币制应当先向五国银行团商量，不能另有接洽。这时欧战即将结束，西方帝国主义正在打算恢复五国银行团的权能，以抵制日本对华借款的垄断权。日本鉴于此种趋势，也就召回了留在中国的所谓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对金币借款一事暂不加以考虑。

这时，张怀芝和倪嗣冲都离开了天津，天津会议停止举行，只有张作霖仍然留在天津。张作霖查出从三月二十五日段内阁复活的时期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五百十五万元，奉军实收只有一百八十余万元，绝大部分都用在编练参战军和新国会的选举上。张作霖对于徐树铮狐假虎威地使用奉军早已心怀不满，现在又查出他挪用奉军的军费，建立另外一支武力，当时盛怒之下，就解除了徐树铮的奉军副司令职务，并且要和他算账。这一举动使段大为吃惊，立刻叫徐树铮前往谢罪，并且承认在短期内归还这笔款项。

八月十二日，临时参议院宣布结束，皖系一手包办的新国会举行开幕典礼。冯在同一天通电宣布不竞选总统，说他“代职已逾一年，而所求之和平统一乃如幻梦”，希望“国会诸公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而造和平者，以符约法精神之所在”。

研究系原来想在新国会中取得第一大政党的地位，但从二月十七日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修正案公布以后，研究系阁员被逐下台，所以在国会议员的竞选中该系仅获得二十余席，而新旧交通系在三百三十席中则占有一百余席。研究系在这个时期也是采取了联冯反段的方针，但其政治影响日益微弱，不能发生作用。

安福议员在每人预支出席费三百元以后，八月二十日和二十二日进行了议长的选举，王揖唐、刘恩格当选为众议院正副议长，梁士诒、朱启钤当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刘恩格是奉天籍议员，由张作霖的推荐而得当选。

安福国会根本上是由贿选或者采取非法手段产生的。段内阁支出了一千万元的选举费，议员名单事前早经圈定。例如山东划分为四个选区，每区发给选举费一万五千元，山东督军责成四个道尹按照圈定名单全部选出。又如王揖唐派他的侄儿王丙坤为湘江道尹，到湖南包办新国会的选举，指定周渤、罗正纬、王毅等十余人应当当选，由于投票结果并未全部当选，张敬尧就用伪票纳入票匦，使原来圈定的人一榜及第。选举的丑剧在江苏有目共睹，如五月二十日江宁县进行众议员的选举，全城公立学校停课一日，第一、第二两区投票所有一群小学生奉命排队前往投票，从前门走进去，从后门走出来，再折回前门来进去投票，如此反复循环多次。此外还有浮报选民的一种办法，如扬属七县上届选民为二十九万八千人，本届仅江都一县就有二十九万九千人；淮属八县上届选民为十八万人，本届仅阜宁一县就有二十五万二千八百人；仪征一县人口为十万四千人，但列入选民名册的就有十万零四百人。

六　吴佩孚反对段内阁的露骨表示。曹锟移驻保定。段祺瑞、吴佩孚的电报战。西南军阀热烈响应吴佩孚

以前吴佩孚对段内阁并未直接表示态度。八月七日他忽然发表致李纯的阳电，痛斥武力统一是一种亡国政策，北京政府“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他认为军人虽应以服从为天职，但是反对亡国政策不算抗命而是为了“延国脉”。对于安福国会，他愤慨地指出：“政府以金钱大施运动，排斥异己，援引同类，被选议员半皆恶劣。此等议会不但难望良好结果，且必以立法机关受行政指挥而等赘疣，极其流弊，卒以政府不受法律约束，伪造民意，实等专制，酿成全国叛乱。”对于段的亲日卖国政策，他也大肆抨击：“日本乘我多难，要求出兵，而丧权协定以成。……内争年余，以借款杀同胞，何异饮鸩止渴。”对于北京政府的用人问题，认为极不公平，如“傅良佐操切而祸湘，徐树铮违法而杀陆，赏罚倒置，而犹以叛逆责人。”以上这些意见，他说是根据全军的同意提出来的，因此电请李纯会同湖北、江西两省督军通电主和，他们相信“曹经略使夙主和平，必当赞成斯议”。

这个电报对段的威信是一个空前打击。以前长江三督虽然通电主和，但从来没有这样毫不留情地骂过段，就是西南各省军阀骂段也没有骂得这么激烈。

这个电报发出后，段和长江三督都没有反应，人们无不引以为奇。

吴佩孚转变得多么快啊，仅在三四个月以前，他是武力统一的极端拥护者与坚决执行者。攻下衡阳时他还“赋诗明志”[7]。当然，他的转变是由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所促成的。国内环境是：全国人民反对内战，反对卖国的爱国救亡运动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大风暴就要到来，皖系和主战派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直军在湖南战场上也无法再打下去。国外环境是：西方帝国主义已经有力量过问中国问题，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开始受到限制，它的援段政策也受到一定影响。这些情况，在当时都是摆得极其清楚的。显而易见，吴的转变把直皖两系的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是西方帝国主义重整旗鼓来与日本争夺中国的具体反映。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滇桂两系军阀捧出岑春煊为军政府主席总裁[8]，对北方求和的心理比前更加迫切，而吴佩孚和桂系已经建立了秘密联盟，企图利用这个联盟来提高他的政治地位。

八月二十一日，吴佩孚又发表致冯国璋的马电，请他“颁布全国一体停战之明令，俾南北军队留有余力一致对外”。这个电报列名者有师长吴佩孚、镇守使赵春霆、总指挥官张宗昌、副司令陈德修、旅长冯玉祥、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潘鸿钧、张克瑶等。有些列名者并非吴所指挥的将领，而且事前毫无所知，所以冯玉祥有宥电（二十六日）否认列名，张敬尧也有有电（二十五日）说他接到张宗昌、冯玉祥的电报，否认列名马电。

马电没有得到冯的直接反映，却得到另外一种反映——长江三督在马电发表后提出了先解决时局、后选总统的建议。长江三督久已停止了一切公开的政治活动，这个建议当然是受了马电的影响。这个建议立刻受到皖系和主战派的一致反对，奉天、吉林、黑龙江、陕西、河南、安徽各省军阀在段的授意下，都有通电主张速选总统。

吴佩孚继续发出养电（二十二日），照录马电原文送交全国各报发表。

由于吴佩孚屡作“惊人”之鸣，使曹锟陷于十分困难的地位。张作霖仍然留在天津，奉军在杨村增加了兵力，而徐树铮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些都使曹锟受到威胁。他对吴佩孚的所作所为负有责任，不能不表示态度，因此有养电（二十二日）斥责吴佩孚“殊属不明事理”，并将养电通报北方各省。这是一种不痛不痒的骂法，实际上，他的目的是向皖系和主战派表示吴佩孚的行动与己无干。

但是这样做还是不够的，他又补发了一个通电，说明已经“电令吴师长勿得轻信谣言，并饬遵照中央计划一致进行”，本人定于二十四日由天津赴保定，即日南行。这又是一个脱身之计，因为保定是他的大本营，在保定比在天津要安全得多。

曹锟离开天津不久，张作霖也回到奉天去了，奉军却仍留驻天津和北京附近以控制北京政府。

段对吴佩孚所发几次通电也不能不表示态度。二十四日发出敬电，谴责吴佩孚不应受人煽惑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电报说：“该师长军人也，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不然，尔将何以驭下？责任内阁关系巩固国家之中枢，政令所由出，图私利者不能反对，不敢反对，阴使人反对之，是破坏国家，使人干犯纲纪，计非不巧，然而端人绝不为之。况春秋诛心，岂能逃千秋斧钺？尔何以受其欺？”这些话骂的是吴佩孚，但又有“指桑骂槐”的另一用意。他又说：“师长职位卑小，不应对时局妄发议论，必须有大勋望之人方能对时局有所主张。”“尔从予多年，教育或有未周，予当自责。嗣后勿再妄谈政治。”

随后，张作霖发表敬电（二十四日），倪嗣冲发表宥电（二十六日），主张对西南作战到底，这些电报显然都是反对吴佩孚和不满曹锟的表示。曹锟看见势头不对，又在保定补发宥电通报北方各省说：“接吴师长马电，不胜气忿。当即发电申斥，文曰：马电悉，误会元首文电，居然通电主和，一意径行，将军人天职全行忘却。……该师长等屡次坚执己见，竟以陆荣廷、赵恒惕之言为可信，牵动大局，此固国家之不幸，实亦鄙人德薄能鲜有以致之。鄙人一息尚存，决不忍坐视该师长等受人愚哄，陷国家于危亡。务宜速自醒悟，屏除浮言等语。锟赋性愚拙，惟知拥护中央，服从命令。今该师长等有此举动，谅系奸人挑拨，欲破坏我辈团体。锟现在保定，即日南行，策划进行。”这个电报仍然是一种不痛不痒的骂法，其作用和上次所发养电相同。

因此，皖系和主战派都骂曹锟是北洋团体的内奸，是口是心非的小人。曹锟的处境几乎像以前的李纯一样，每日忙于回答各方面的责难。他又有感电（二十七日）说：“昨接吴师长敬电，擅请撤兵，殊属不合。业经严词责斥，电令恪遵命令，扼守防地，不得擅自调动。”

倪嗣冲也有感电劝吴佩孚以北洋团体为重，并且极力为武力统一政策进行辩护。他认为“我国对外之患难，实由于内部之分裂；不求统一，断无能以对外之理。”这就是段所持的“攘外必须安内”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要全面发动内战，以武力消灭一切异己的势力。他又责备吴佩孚不应前后判若两人：“长岳失陷后，麾下请缨，首催襄樊，继下长岳，转战千里，至于衡阳，功在当时，名垂后世。若遽主持和议，不惟麾下百战声名尽付流水，前此掷千万人之性命，糜数千万之军饷，所以争此尺寸之地者，不几为多事耶？”

吴佩孚完全不理睬来自各方的谴责，又有宥电（二十六日）回答段的敬电，自比为“争子”[9]，说他通电主和乃是“仿照我师在孝感时通电主张宣布共和，实系由我师教育而来”[10]。对于军人应当服从，他做了另外一种解释：“学生直接服从者曹使，间接服从者陆海军大元帅（冯）。大元帅希望和平，通国皆知。曹经略使在汉表示和平，学生即根据实行。谨守服从，无以过之。”这是干脆地表示他没有服从国务总理的必要。这个电报最引人注目的一段，就是公开对张作霖进行攻击：“津议阳为去冯举徐，阴实倒阁复辟，干犯纪纲，莫此为甚。蛮军（奉军）满布畿辅，雷震春、张镇芳、万绳栻、胡嗣瑗遁迹津门[11]，与奉督秘密连系。”这显然是一种爆炸性的攻击。

二十八日吴佩孚又有致段的俭电，否认主和是受人之欺：“倡议和平，实出学生本心，既非受人嗾使，亦非被人愚弄。……大势所趋，非和平无以善其后。如果中央开诚布公为和平之表示，西南必当就我范围，实在学生把握之中。……南人不反，担保十年。如果无效，学生以一师之力，平之足矣。”这个电报语气十分狂妄，竟然狂妄到目空一切的地步。

吴佩孚的宥电不仅使段置身无地，而且对张作霖大肆攻击，更加加重了曹锟的困难。因此，三十日曹又致吴一电借以表明自己的态度。电报说：“宥电悉，引经据典，大放厥词，施之于同等尚且不可，顾可于尊长之前妄发议论？宁不知芝揆（段）再造共和，淡于权利，只以大局所关，同人邀请，不得已再出东山。其所以不能遽事和平者，实因南人复反也。……来电谓宣战媾和为大总统特权，不知媾和者乃对外，国内疆吏跋扈，武人肆虐，惟有出于讨伐之一途。又谓津议种种，尤为无稽之谈，该师长信以为真，何愚暗至此。……芝揆素有含容，兼与该师长有师生之谊，应即具电婉言谢过，幸勿再逞意气，致贻他人以口实。”

十分明显，这个电报也仍然骂得不痛不痒，而且谴责其表，爱护其里。他手下只有这么一个肯打硬仗的战将，这个战将替他挣得来煊赫一时的地位，他不可能拿出上司口气来加以过分谴责。他又把这个电报照录下来通报北方各省。

但是这样做也还是不够的，他又补发世电（三十一日）表明自己淡于名利，并且暗示不希望做副总统。他在保定检阅军队，补充实力，请北京政府迅速拨发五百万元以备南下之用。当然，不领到这批军费，他就不能南下。

三十一日吴佩孚回答曹锟一电，表示坚决主和，“一俟和局告成，当北上请抗言之罪。”

吴佩孚的马电在北方引起了一片反对声，在南方却博得了一片同情声。谭浩明、谭延闿联名漾电（八月二十三日）说：“奉读马电，大义凛然，同深赞服。已转达武鸣（陆）西林（岑）一致主张，并通电西南各省，以为洛钟之应。”岑春煊卅电说：“霹雳一声，阴霾豁散。”此外还有谭浩明、谭延闿、陈炳焜（新任广西省长）的联名戡电（二十八日），莫荣新的世电（三十一日），湘西将领田应诏等的鱼电（九月六日），刘显世的铣电（九月十六日），唐继尧的敬电（九月二十四日）等等。

北方军人只有第十九师师长杨春普发出径电（二十五日）作为马电的应声。第十九师是从江苏调到江西来的。

吴佩孚把不论来自南北的同情电报都转交全国各报发表。

一直到这个时候，段才决定把武力统一政策推迟一步，命令前敌各军暂取守势。这个决定是八月三十一日在国务会议上公布的。当然，暂取守势并不等于停战议和，他感觉到北洋派已无可用之兵，想等参战军训练一个时期，再对南方用武。

关于总统改选问题，安福国会已经开幕，合法倒冯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当然不会终止进行。他又感觉到如果让冯单独下台而自己仍然留在台上，冯必然不服气，可能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引起北洋派内部的破裂。因此，三十一日他发出通电表示本人在政府改组后决定引退。电报说：“往者滇黔诸省独立自主，祺瑞仰承明令，从事讨伐，方据全胜之势，忽倡调停之说，祺瑞引咎乞休。讵中央方从事调停，而长岳失势，荆襄扰攘。彼时祺瑞专事筹边，不愿再综政权，而大总统亲自敦促，我同袍函电交驰，迫不容己，重负仔肩。受任以来，仍以统一为职志，和平为希望，与大总统同心同德，备挽劫运。荏苒经时，而统一之局尚需时日，将士疲劳于外，人民疾苦于下。今值国会告成，组织大总统选举联合会，元首改任之时，即政局重新之会，祺瑞自应及时引退，遂我初服。……所有前敌各军队，希即明修战备，严防煽惑。倘有疏虞，危及国本，则前敌诸将领与任地方之责者，对于国家人民，皆有不可辞之咎也。”

这个电报和冯的文电（十二日）被认为是冯、段相约同时下野的两个证件。但是预先指定的下届总统就是段的傀儡，而段自己还留任参战督办，可以隐身幕后操纵时局，也可以训练参战军作为私人武力，所以他的“下野”是一种骗人的手腕。冯、段两人的斗争，冯在最后一个回合中终于失败了。

* * *

[1]　吴佩孚升任第三师师长后，其原职第六旅旅长由团长张福来升任。

[2]　吉会路借款成立于6月18日，善后借款第三次垫款成立于7月5日。以上两笔借款都是由日本银行团支付的。在此以前，2月7日交通部与日本正金银行成立四郑铁路短期借款260万元，2月21日海军部与三井洋行成立无线电台借款536 267英镑，4月30日交通部与中华汇业银行成立有线电报借款2000万元。

[3]　当时特任职最大，官印也最大。各省督军、省长一直到国务总理都是特任职。

[4]　鲁军第一师番号消灭后，师长施从滨发交张怀芝酌量任用，该师改编为潘鸿钧、张克瑶两个独立旅。

[5]　张其锽字子武，原籍广西，与谭延闿同榜中进士。1912年先后被任为南武军统领、湖南军事厅厅长。曾研究六壬之学五年，自称“无师自通”。吴佩孚以前也在北京崇文门外摆过算命摊子，所以他们一见如故。

[6]　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以两省林矿作抵，8月2日成立，由中华汇业银行出面，仍由日本银行团付款。

[7]　吴佩孚攻下衡阳的时候，作了一首感怀诗，其中有“元首余威加海内，偏师直捣下衡阳。寄汝征南诸将士，此行关系国存亡”等句。

[8]　7月10日，陆荣廷建议推岑春煊为军政府总裁主任，7月16日唐继尧推岑为政务总裁主席，他们的目的是要利用岑继续与直系保持联系，促进南北和平，8月19日，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推岑为政务总裁长。

[9]　儿子敢于批评父亲的错误，古人叫作“争子”。吴佩孚在这个电报中说，段祺瑞身为国务总理，身边没有“争臣争友”，他以学生的身份自比为“争子”。

[10]　辛亥革命时，袁世凯派冯国璋、段祺瑞率领北军进攻革命军，段在孝感通电主张共和，这是出自袁的授意，吴佩孚引以为例，并不切合实际。

[11]　雷震春等都是参加复辟的人物。事实上张作霖幕府中有袁金铠，金梁、商衍瀛、谈国恒这批清朝遗老，所以第二次复辟谣言盛行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