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1895—1 第四章　清政府的最后挣扎

一　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成立同盟会。萍浏醴起义失败。日本政府与法国殖民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

自从一八九八年君主立宪派逃亡到东京以来，民主革命派受到一种意想不到的压力，以前他们在国内不能立足，尚能活动于海天一角之地，而此时连这个窄小的圈子也被保皇党（君主立宪派）插足进来了。无论在宣传鼓动方面，组织群众方面，保皇党都成为民主革命派的一个劲敌。孙中山很想集中一切力量，与保皇党联合起来反对清政府，梁启超对这个意见依违不决，但是康有为坚决不肯放弃保皇的主张，此议因而不能实现。

一九〇五年，湖南发生了马福益被杀事件。这是当年震动湘鄂赣三省的一件大事。马是湘赣边区的会党大头目。先是，两湖书院学生黄兴与在鄂同乡学生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组织了一个革命秘密团体，名为“华兴会”，与马福益歃血为盟，准备在湘赣边区举行民族革命大暴动。黄兴到长沙担任经正学堂[1]的教习，以掩护其革命工作。但不幸事机泄露，官吏追捕甚急，黄、宋等都从长沙流亡到东京。马被清吏捕杀。这次起义虽然没有实现，但对湘鄂赣三省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会党分子都存有为马复仇、准备继续起义的决心。

黄、宋等在东京经常往来于同乡人杨度之家。杨是东京中国留学生会会长，他的畈田町住所经常有同乡人聚会，因此有“湖南会馆”之称。

杨度字晳子，湖南湘潭县人。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复开经济特科，他和梁士诒同往应试，梁考中了一等第一名，他考中了一等第二名。西太后向瞿鸿禨谈及特科中试人才时，这位军机大臣信口胡诌说：“第一名梁士诒是梁启超的兄弟，孙文的同乡人，他的姓名又是梁头康足（康有为原名祖诒），其人品可想而知”。他把香山（中山）、三水当作一县，把两个姓梁的渺不相涉的人凑为一双兄弟，这在当时是官场中的一个笑话。可是西太后一听得革命党和维新党的名字，就吓得变了颜色，不问情由地撤换了阅卷大臣。杨度也因“新党”嫌疑逃往东京。他和湘荫人范源濂被推为东京留学生会正副会长。由于他性喜政治活动，不论政见异同，都热情接待，所以他的寓所又有“留日学生俱乐部”之称。湖南人和他经常往来的有黄廑午（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杨笃生等。

孙中山看中了杨度是个政治活动人物。一九〇五年，他在比、德、法等国进行活动后重回东京时，曾偕程家柽访杨，劝其加入兴中会。可是杨抱有一种不同的政治目的，自己不肯加入兴中会，却介绍黄兴与孙见面。他认为孙、黄二人的政治思想大体上相同，因而是可以合作的[2]。

孙、黄二人很快地作出了合并兴中、华兴两会的决定，并吸收章炳麟、陶成章等的光复会[3]，于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七月二十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会所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孙被推为总理，黄被推为协理。

保皇党的刊物《新民丛报》是由梁启超主持的。据说他的笔端“具有一种吸引人的魔力”，善于颠倒黑白，淆乱是非。为了抵制这个刊物，同盟会特刊行《民报》作为民主革命的宣传机关，并推文名满全国的章炳麟为主笔。同盟会、保皇党笔战数年，保皇党理屈词穷，梁启超曾挽宋教仁请求停止论争。后来，章太炎忽然脱离民主革命的轨道，在报上大谈其玄学，为黄兴等所不满。《民报》一度被日政府查禁，复刊后黄改请汪兆铭[4]主持笔政。章一怒而与孙黄等闹翻，仍然掮着光复会的招牌，进行反同盟会的活动。

一九〇二、〇三年，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创办了很多介绍当代学术思想的刊物：如江苏学生的《江苏》、浙江学生的《浙江潮》、湖北学生的《汉声》、湖南学生的《游学汇编》等。一九〇五年《民报》问世后，一九〇七年杨度也办了一个《新中国报》，鼓吹“金铁主义”，是同盟会与君主立宪派以外的另一面旗帜。

一九〇六年，黄兴派刘道一、蔡绍南回湘策动萍浏醴暴动。参加这次暴动的有萍乡煤矿工人、湘赣边区会党及大水灾后成千上万的贫农。这次暴动声势颇为浩大，起义军进行了以弱敌强的游击战术，白天分途隐藏起来，避免正面战，夜晚却展开了漫山遍野的机动战，使政府军陷于忙乱被动的地位。他们经常在丛林中树起东一片西一片的旗帜，这是故布“疑阵”，等到政府军杀进来，他们就从左右两翼包抄后路，使政府军受到很大的损失。他们打退了湘赣两省的“会剿”，清政府大为震动。

但是，起义军领导不统一，三路发动的日期不一致，形成了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混乱现象。有的号称“中华帝国”，这是单纯民族主义思想，但是他们并未拥立一个皇帝，据说“虚帝位以待大有为之人”；有的则挂起了“中华民国”的招牌，并且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他们的力量是分散而不集中的。因此，在清政府檄调两江总督端方、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兵“协剿”之后，起义军终于被击溃。刘道一被捕杀，起义军及当地农民被牵连殉难者多达万余人。

萍浏醴起义事件，东京同盟会事前并无周密布置。一直到起义爆发，才忙于派遣会员分途到长江一带运动新军策应，其主要目标在南京和武汉两处。南京方面由孙毓筠负责，孙中山曾在牛込区寓所设宴欢送并祝其成功。武汉方面则派人前往与当地革命秘密团体联系，其联系人有谭人凤、居正、焦达峰等。这两方面的联络网都已深深地打进了新军的下层。

但是，一九〇七年二月，南京方面由于有坏分子[5]向端方告密，孙毓筠、殷云、权道涵等都被捕，随后端方在新军中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检肃工作，撤换了大批有革命嫌疑的中下级军官。武汉方面，秘密革命团体日知会被清朝侦探破获，先后被捕的有刘静庵、胡瑛、张难先、季雨霖、朱子龙、李亚东等。

这个时期，清政府在萍浏醴起义地区进行了疯狂大屠杀，在长江一带大兴党狱，并要求日本西园寺内阁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只得由日本前往安南。

但是，清政府的屠杀恐怖手段并没有吓倒中国人民。恰恰相反，革命的浪潮比前更高涨，清政府的危机日益严重。一九〇七年安徽发生徐锡麟枪杀巡抚恩铭事件，浙江发生秋瑾密谋革命被害事件，他们都是光复会的会员。同一年，两广地区先后爆发了潮州之役、惠州之役、钦廉之役与镇南关之役，这些都是同盟会所发动的，这是因为同盟会总部已经搬到安南（今越南），所以它的活动地区也就转移到中国南部来。清政府又要求法国殖民政府驱逐同盟会，因此孙中山取道新加坡前往南洋各大埠，黄兴等则仍留在中越边境进行秘密活动。

一九〇八年，同盟会河口之役和熊成基在安庆起义也都失败了。一九〇九年，孙中山由南洋经欧洲往美国。一九一〇年，汪兆铭因为受了吴樾行刺五大臣事件的影响，与四川人黄树中、罗世勋同到北京行刺摄政王载沣，也因事机泄露被捕。一九一一年，同盟会黄花岗之役又告失败。同一年，广州发生了温生才刺死将军孚琦事件。

行刺摄政王事件，系汪兆铭等人的一时冲动，并非同盟会所派，甚至黄兴、胡汉民等力加劝阻，但汪不顾而行。他与黄、罗二人到北京后，在顺治门外大街江西会馆附近开设守真照相馆，作为进行暗杀的秘密机关，黄、罗二人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器号定制铁罐。一九一〇年三月三十一日（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晚，黄、罗二人在摄政王载沣上朝的必由之路地安门外银锭桥下埋置炸弹，不料事机败露，二人同时被捕。汪也在东北园住宅被捕。当时的法部尚书廷杰主张立即判处三人死刑，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不同意，并建议对革命党人应当采取怀柔政策，因此判处汪、黄二人终身监禁，判罗有期徒刑十年。

二　清政府出卖“宪政”的假膏药。梁启超“借尸还魂”。袁世凯伪装同情立宪

自从同盟会成立以来，清政府开始感觉到民主革命运动对它的危害性最大，君主立宪运动对它的危害性较小。而另一方面，日、俄战争的结果，日本以一个君主立宪的小国，接连战胜了君主专制的中俄两个大国，说明一个国家的命运，不决定于国土的大小，而决定于政治的良窳，这就使留在国内的君主立宪派和新政的同情者振振有词地鼓吹立宪足以救亡。连清朝的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等也都奏请立宪以顺人心，各省督抚和社会上层人士纷纷通电响应。清政府不能深闭固拒，它就戴上假面具，于一九〇五年成立了一个“考察政治馆”，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东西各国政治，借以和缓国内的革命危机。

这个时期，君主立宪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还是清政府的“乱臣贼子”，但他们在精神上已经成为全国君主立宪运动的偶象和指导者，而清政府也正想利用他们的学说来抵抗民主革命的巨大浪潮。

五大臣带了一批随员到海外走马看花，自然考察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而清政府卖的是宪政的假膏药，也不需要他们认真去考察。随员中有个有新党嫌疑的熊希龄[6]。他认为当世精通宪法的人物，要推流亡在东京的梁启超和杨度。他知道梁启超的声名太大，西太后对他的仇恨心太深，此时还不可能让他公开活动。杨度是他的同乡和老朋友，而又不是清政府所注意的危险人物。因此，他向五大臣建议，请杨度写一篇《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将来就根据这篇文章作为奏报清政府的“考察”材料。五大臣只要自己不动笔，自然不会不同意这个意见，就派他到东京和杨度碰头。

他到东京向杨度说：“五大臣做你的躯壳，你替他们装进一道灵魂，这是两得其所的事情。当他们在轮船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和赛狗的时候，就是你摇笔行文的时候。你的卷子必须在他们回国的时候交到。”

杨度毫不推辞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但他自己很了解，他对各国宪政并不怎样精通，便又转而求教于梁启超。梁自然也不肯放弃这个“借尸还魂”的机会。

当五大臣考察完毕回到上海的时候，这篇“考察各国宪政”的稿子还没有寄到。又是熊希龄出主意，叫他们以“考察东南民气，并征求名流意见”为借口，暂时留在上海饮酒看花，一面派专人到东京催促杨度交卷。五大臣自然不能不同意这个意见。随后从东京带回来三篇有关宪政的文章，梁启超写的是《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杨度写的是《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稿。

一九〇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清政府举行御前会议，同意了事实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启超起草而仅仅由五大臣出面提出来的“考察宪政”的报告，九月一日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旨。当权的西太后是宁死也不愿意看见“宪政”这个怪物出现的，所以她在“立宪”之上加了“预备”两个字，这样，就把这个诺言变成为遥遥无期的空头支票。

一九〇七年八月十三日，清政府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7]，五大臣推荐杨度“才堪大用”，清政府就派他为宪政编查馆的提调。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清政府根据宪政编查馆编就的“宪法大纲”，公布预备立宪的期间为九年。

清政府因为受到压力才宣布“预备立宪”，但是从此它对汉族的疑忌心比前更重，对全国人民加强了残酷镇压，同时在朝廷中也掀起了满族少年亲贵排斥汉族大臣的风潮。一九〇七年，它把当时最有权势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内调为军机大臣，这是一种调虎离山的政治手腕，借以削弱汉族大臣在地方上所拥有的政治力量与军事实力，又以张、袁二人素不相能，把他们配对调来，也可起互相牵制的作用。

袁以出卖君主立宪派取得西太后的信任。此时西太后对他的信任仍然没有降低，派他以军机大臣兼任外交大臣。但是他的内心感到两种强大的压力：第一，西太后已是风烛残年，如果死了这座靠山，满族少年亲贵必然对他更有所不利；第二，他和君主立宪派结下了血海冤仇，此时立宪高潮已经到来，就是极端仇视新政的西太后，也不敢正面加以压制，他觉得自己也有见风使舵的必要。因此，他搜罗了“精通宪政”的杨度做入幕之宾，而自己也伪装为一个热心推进宪政的新人物，企图以此消弭改良主义者对他的宿怨。

当时的满族大臣仍然是反对推行宪政的。袁指使满族军机大臣奕劻向西太后建议：推行君主立宪乃是爱新觉罗王朝万世一系的可靠保证，也正是转移全国视线、缓和革命危机的有效方法；朝廷应当延揽几个精通宪法的讲师，在颐和园向满族亲贵开讲，使他们懂得这个道理，以免对朝廷预备立宪有所怀疑。西太后同意了这个意见，袁就推荐杨度等在颐和园开讲有关宪政的问题。

但是，这个道理是讲不清楚的，因为满族亲贵始终认为推行宪政就会削弱君主特权，这一定是汉族捣的鬼，无论讲师们讲得天花乱坠，他们都听不入耳。另一方面，两个汉族军机大臣对实施宪政大纲也有不同的意见：张之洞是个考据家，他所同意的宪政大纲只能是合乎本国历朝制度、有历史根据的宪政大纲，袁则侈谈所谓“富国强兵”，表面主张尽可能吸收东西各国宪法之所长。这样一来，讲师们既要调和汉满两族的不同意见，又要调和汉族两个大臣的不同意见，就更加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了。

而且归根结底，西太后还是死死抓紧君主特权不肯放手。她的所谓预备立宪完全是个骗局。

三　载沣放逐袁世凯。皇室总揽兵权的新措施

一九〇八年，作为新政偶像的光绪帝和保守派巨魁西太后一同死了，继承帝位的两岁婴儿溥仪是光绪帝的同父弟醇亲王载沣的儿子。载沣晋号为监国摄政王，做了清朝末一代的统治者。

袁从来没有像这天一样吓得魂不附体。他匆匆地逃到天津躲在他的亲戚盐商何颐臣的家里[8]。这是他的一个生死关头。他因戊戌告密取得西太后的信任，但正是由于他的告密，害得光绪帝终身被软禁并且受到西太后的百般虐待。如果西太后死了，光绪帝还活着，这个仇能够不报吗？

光绪帝死得突然是历史上的一件疑案。有人说是西太后在咽气之前把他毒死了的，也有人说是袁下手毒死的。两说均未证实。袁生平惯于用毒药杀人，所以当时发生了后一种揣测之词。

摄政王载沣是光绪帝的亲兄弟，仍然可以替哥哥报仇，所以袁不能不感到生命的严重威胁。事实上，载沣的确想替哥哥报仇，而更为重要的是要除掉清政府的这个心腹之患。他不是不忍下手而是不敢下手，因为他知道袁的势力和奥援已经布置到各方面。他知道张之洞是袁的一个政敌，曾与张密商杀袁的事，可是张跪在地上连连碰头说：“国有大故，不宜诛戮旧臣。”载沣又曾密电征求北洋军某些统制的意见，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六镇统制赵国贤回答，都请求先解除他们的职务，“以免兵士有变，致辜天恩”。

这样，载沣就不敢下袁的手了。但他绝对不能容忍袁继续留在朝廷里。一九〇九年一月二日（十二月十一日）他以皇帝名义下诏说：“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位。袁世凯着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其实，袁根本没有什么足疾。

袁不仅拥有军事上的潜势力，而且拥有外交上的奥援。他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Sir John Jordan）早已建立了极其密切的关系[9]。他在天津接到“回籍养疴”的诏旨后，还取得朱尔典担保他生命安全的诺言，才敢回到北京向皇帝“谢恩辞行”。由此可见，他对个人安全布置得十分周到，即使载沣敢下他的手，也是办不到的。

袁离开北京的时候，把他以前用三十万元的代价买下来的府学胡同住宅赠与了段祺瑞。

载沣放逐袁的计划是和排斥汉族的计划分不开的，他首先要在军事上排斥汉族的力量，把全国兵权总揽在皇室的手里。他要建立一个驾乎一切军队之上的皇室的武力，用以控制各军，要用满族为各军高级军官以加强其统治力。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十一月）首先成立禁卫军，由他亲自统率。并由贵胄学堂培养满族的高级军事人材。一九〇九年，宣布统一全国军政，他代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成立了陆海军联合机构“军谘处”。派满族大臣毓朗、善耆、载泽、载涛、载洵等主持建军事务。派载洵赴欧美各国考察海军，载涛赴德国考察陆军。一九一〇年，调铁良为江宁将军，凤山为荆州将军（不久又调凤山为广州将军），乃以加强满族贵族对地方的控制力。以荫昌为陆军部大臣。宣布陆军武官任用制度。近畿各镇由陆军部直接统辖，裁撤京畿督练公所。成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一九一一年，军谘处扩大为军谘府（其性质等于参谋本部），以载涛、毓朗为军谘府大臣。宣布举行永平秋操。

根据载沣等的建军计划，全国第一步拟成立新军三十六镇，其高级将领均由贵胄学堂毕业生担任；全国旧军、绿营、巡防营次第裁撤，以禁卫军拱卫京城并控制全国新军。这是他加强军事统治并用以镇压全国人民的初步做法。

以上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清政府的力量比前加强了，而只是表现它的根基比前更脆弱。载沣把军权集中在两个人的手上，载洵管理海军，载涛管理陆军。这两个人都是前清末年全国闻名的贝勒，也都是载沣的亲兄弟。载洵是个使人难于想象到的大贪污分子。他曾经被派到奉天查案，火车到了，他不肯下车，派人示意地方官孝敬貂皮三千套才肯下车。关外虽是盛产貂皮的地方，但是一口气拿出三千套是办不到的，而钦差大臣不下车，地方官就不能不提心吊胆地担负很大的责任，因此他们派专人携带巨款到北京加紧采办，凑足了三千套貂皮献给载洵。这是当时流传全国的一件大丑事。载涛虽没有贪污的名气，但又是一个著名胆小的纨袴子弟。用这样两个人来主持军事，就可以知道作不出任何成绩来，而清政府也提不出任何有用的人材来。

禁卫军名义上由载沣亲自统率，他把责任推在载涛的身上，而载涛也很少过问，实际负责人就是回国不久的士官毕业生良弼。开始良弼还是禁卫军第一协协统，随后又被派为军谘府军谘使。他在少年亲贵中是个敢作敢为的人物，吸收了一批士官生作为禁卫军的各级将领。除了良弼而外，其余主持军事的皇族，就都碌碌不足数了。

四　清政府被迫缩短预备立宪期。“君宪派”的合法斗争。清政府严旨申斥“君宪派”

载沣当国后，全国立宪运动的呼声越唱越高，民主革命运动的声势也越来越大。一九〇九年三月（二月），清政府又被迫宣布在九年内决定实行立宪，并定于一九〇九年十月十四日（九月一日）先行召集各省谘议局。实行宪政从无期到有期，看起来是一个进步，但是期限定得如此之远，这仍然是欺骗全国人民的缓兵之计，而且清政府如果能够在九年之内加强它的控制力量，仍然可以宣布再推迟或者根本打消立宪之举。

各省召开的谘议局，是以官僚、地主、绅士及“名流”为代表的所谓地方民意机关，它们选出来的议长如江苏张謇、浙江汤寿潜、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闿、四川蒲殿俊这些“名流”，大多是君主立宪派或者同情君主立宪派的人物。各省谘议局的成立，使君主立宪派获得公开活动和进行合法斗争的新根据地，但是他们的大头目康有为、梁启超等还只能躲在海外遥为呼应，不能回国来直接领导这个运动。

各省谘议局联合起来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派出代表一批又一批地到北京请求提前召开国会。一九一〇年十月（九月），清政府成立了一个作为中央谘询机关的资政院，用以和缓“全国各方面召开国会”的要求。资政院议员有由各省谘议局推选的，也有由皇帝敕任的。前一类的议员集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宪友会”，随后各省谘议局又都成立了“宪友会支部”。因此，君主立宪派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已经打通了声气，加强了联系。

一九一〇年冬天，全国立宪运动继续向高峰发展，甚至资政院和各省督抚也都纷纷催促清政府召开国会。当然，这些老爷们建议的动机只是为了忠诚地拥护清政府，因为缓兵之计已不能再用，只有提早颁布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召开正式国会，才能和缓全国人民日益不满的情绪和在全国范围内日益发展的革命危机。

于是清政府在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日）再度被迫宣布缩短立宪预备期为五年，即自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计算，到一九一三年（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它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让步，不能再有讨价还价之余地，因此拿出皇帝的威风来，严饬各省请愿代表“即行回籍，不得逗留京师”。

但是，这个纸老虎已经吓不倒人了。在革命危机更加严重和君主立宪派吵闹不休的情况下，一九一一年五月（四月），清政府又被迫先行成立一个以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的内阁，把这个内阁作为立宪形式的第一个新内阁。这个内阁的总理就是清朝皇族，并且还是通国皆知的大贪污分子“庆记公司”的大老板。这个内阁在十三名阁员之中满族占了九名，掌握着军政、民政、财政大权，而汉族只占了四名，都是些作为内阁点缀品的闲曹冷部。清政府用这种笨拙的手段欺骗人民，使得全国人民极其清楚地认识到，将来即使能够实现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制，也只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大骗局，清政府对宪政问题是不会有丝毫的诚意的。同时君主立宪派也因受骗而感到忿怒。

人不到黄河心不死，君主立宪派最后还要求清政府变更这个“不合乎君主立宪各国之公例”的皇族内阁。这次清政府不肯再给他们好颜色看了，在请愿书上斩钉削铁地批斥不准，并且在“上谕”里明确地说：“组阁为皇帝特权，非议员所能干预！”

这样，完全证明了改良主义运动已经走到尽头，对清政府进行和平请愿已经绝望，不推翻清政府，连君主立宪这个并不能使人满意的要求也是办不到的。

五　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四国银行团成立

在民主革命的危机日益加深的局势下，清政府被迫对君主立宪派采取了一些让步的措施。但是，谁要相信它的让步是真的，谁就会上它的大当。它伪装让步的目的，是在争取喘息时间，进行一系列的工作，如统一军权于皇族中央，罢斥汉族大臣，在全国各地大兴党狱，并力图与帝国主义靠扰，以便里应外合地对国内人民进行更残酷的镇压。当一九一一年四月四国银行团大借款已经成熟的时候，清政府认为力量已经增强，就突然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对国内人民由“让步”时期转入到反攻时期。

这个问题必须从帝国主义在中国所进行的“铁路战争”谈起。铁路战争是不用枪炮的另一形式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环节。

中国之有铁路，始于一八六六年英商所筑的吴淞、上海间的轻便铁路[10]。中国人自己所筑的铁路，始于一八八一年招商局所筑的由唐山到胥各庄的运煤铁路[11]。

那时清政府把修筑铁路当作一件祸事，坚决拒绝帝国主义的筑路要求。一方面，由于它和帝国主义还没有靠紧，不能不虑及铁路事业的发展，将便利于外国人的势力深入内地，对它的统治权起破坏作用；另一方面，封建王朝正要利用交通不便与民智闭塞来进行分治政策，而铁路事业与这个政策是不能兼容的。但是，后来它和帝国主义的关系靠拢，而且新兴的买办官僚正要利用铁路借款来取得佣金，中饱分肥，所以对帝国主义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来的筑路要求，就索性采取了来者不拒和有求必应的态度。

正如帝国主义整个侵略中国的动态一样，它们向清政府要求修筑铁路，曾经引起了它们相互之间的竞争与联合、对抗与妥协的复杂情况。

帝俄首先抢到了修筑南北满铁路的特权，随后比利时抢到芦汉路[12]、美国抢到粤汉路、英国抢到津浦路、德国抢到胶济路、法国抢到滇越路、帝俄又抢到正太路、英国又抢到沪宁路和道清路、比利时又抢到陇海路的修路权。当然，帝国主义绝对不会用发展现代交通工具的方法来为中国人民谋福利，而它们竟然具有这样的“热心”，从借款、施工一直到路政的管理都由它们一手包办；它们所热心的是在掌握中国的交通命脉，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一八九六年，清政府设立了南北铁路总公司，派盛宣怀为第一任铁路督办大臣[13]。这个当时被称为“中国铁路大王”而实际是借债大王、卖国大王的新兴买办官僚，倚靠着帝国主义和皇族载泽替他撑腰，敢于做他人所不敢做的事情，敢于一次又一次地借外债来修铁路，敢于把路权和有关经济特权一次又一次地献给帝国主义；他的目的就是从中捞一票，他的亿万财产就是建筑在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基础之上的。

当帝国主义得知清政府决定先修芦汉线、次修粤汉线的时候，就像狗抢骨头一样，在投资方面，在推派技术人员方面，在包修工程、开采沿路矿产以及管理路政方面，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激烈斗争。一八九七年，盛宣怀与比利时银行工厂合股公司签订了芦汉铁路英金四百五十万镑的借款合同。

美国早就想用资本输出的方法来侵略中国。一八八九年，美国曾与李鸿章商妥在天津开办一个银行，开始规定借款二千五百万两作为银行资本，随后又增加二千五百万两，把这个银行作为中国推行新政的经费来源。美国还建议由美国代造战舰建立中国的新海军。由于李鸿章办了些同文馆、机器局之类的“洋务”，引起了朝廷守旧派的激烈反对，骂他着了洋鬼子的迷，压迫他停止向美国借款。美国对此感到很大的失望。一八九八年，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清政府索取调停中日战争的报酬，其目的是想取得中国某一条铁路的修筑权。他介绍美国“中美合兴公司”与清政府签订了四百万英镑的“粤汉铁路借款合同”。一九〇〇年又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续约”，改订借款总额为四千万美元。

中美合兴公司是一家私人企业，并且是一个投机取巧、买空卖空的国际骗子公司。它根本无意于进行工程，只想从中捞一票。一九〇二年年初，它瞒着中国偷偷地把三分之二的债票转售与比利时的一家公司。直到合兴公司的董事大部分都换了比利时人，合兴公司在汉口的美国高级职员纷纷回国的时候，中国有关方面才发觉这个公司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赚佣金和贪图暴利的滑头商业。

问题的发展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不久又发觉比利时公司也仅仅是个出面人，收买合兴公司债票的款子是由法国人拿出来的。因此，这家国际骗子公司的投机行为，就牵涉到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上，严重地影响到英国在远东的权益。

此时英国是金字招牌的帝国主义，也正是首先侵略中国而在中国占有最大势力的国家，长江流域已经划入它的势力范围。这个侵华主角无论在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都已占居优势，但在铁路战线上却被帝俄打败了。帝俄已经取得了满洲铁路的修筑权，而又伸展其势力于华北，取得了正太铁路的投资权。另一方面，由于俄法同盟和法比亲善的关系，这三个国家在远东问题上是相互支持的。这样，帝俄就可以把满洲铁路与法比两国所控制的芦汉、粤汉两条路线打成一片，就可以劈分中国大陆，腰斩长江，进而破坏英国的势力范围。因此，英国对粤汉铁路债票的移转问题，不能不认为与它的切身利害有关。

湖广总督张之洞是中国的亲英派。他首先提出建议：由于中美合兴公司违反了借款及包修粤汉铁路合同的规定，擅自把债票售与第三国，应该向美国政府交涉，由中国偿还该公司已经用去的款项，宣布废止合同。这个消息传出来，首先是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与粤汉铁路直接有关的人民，立刻涌现了筹款赎路的热潮。这股热潮立刻波及全国，一九〇四年，全国成立民办铁路公司的省区竟达十三省之多。

由于中国人民发出愤怒的呼声，并且坚持废约的主张，清政府不得不授权张之洞办理对美国的交涉，美国政府也不得不同意与中国进行废约的谈判。

在谈判的过程中，美国官方曾用种种手段企图达到拖延和终止谈判的目的。开始美国驻华公使洛克希尔屡次谎报美国政府，硬说废止合同只是张之洞一个人的主张，不是清政府的主张，美国政府不应该同意进行这个谈判。中国驻美使节梁诚跑到乡下找到正在休假中的罗斯福总统，说明张之洞是中国政府所派的全权代表，罗斯福总统才同意张直接与合兴公司胜行谈判。在与合兴公司进行谈判的过程中，美国方面的刁难、狡狯与翻云复雨的态度是使人不能容忍的。最后，梁诚贿通了该公司的总经理惠惕尔与该公司的律师福士达（福士达曾任美国国务卿），才以六百七十五万美元的大代价赎回了仅仅修成一百多华里长的一段铁路。

当时颇有风传，张之洞打算向英国借款来进行赎路，这就说明张之洞主张赎路的动机是代表英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中国的路权与经济权。中国人民既然不容许美国商人移花接木的鬼蜮伎俩，也就不会容许买办官僚拒虎进狼的卖国勾当。中国人民坚决主张中国铁路为中国人所有，由中国人自己备价赎回。

张之洞对全国人民的筹款赎路运动不是采取领导与鼓励的办法，而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最后，竟然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实行了他向香港政府借款一百一十万镑赎回粤汉铁路的预定计划，并在借款合同上把粤汉铁路的优先承办权许给英国。

就在这一年，日俄战争结束，帝俄因战败把南满铁路的主权让渡给日本。这个接连战胜中俄两个大国的新起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在美国的扶植下壮大起来的，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美国曾经给日本以多方的帮助。原来，自从美国舰队冲破日本的锁国政策后，美国财阀就一直支持日本的维新运动，其目的是要培养日本作为美国侵略亚洲的跳板和助手。美国曾屡次唆使日本出兵侵略朝鲜、台湾和琉球。中日甲午之役，美国伪装中立，暗中支援日本，拒绝出面调停。一直到日军渡过鸭绿江，俄、德、法三国将要采取干涉行动时，美国才劝它适可而止，并且出面来进行有利于日本的调停。当时担任日本外相的陆奥宗光，在所著《蹇蹇录》一书中，一再提及“日本政府深依美国政府之厚意”。日俄战争发动后，美国除代筹日本战费外，还警告德法两国不得援助帝俄，否则美国将和英国一道援助日本。后来美国出面调停日俄战争，其动机也是为了解救日本的经济危机和外交孤立。日俄战事结束后，美国向日本索取报酬，建议由美国出资向日本收买南满铁路，向帝俄收买北满铁路，然后把整个满洲铁路与西伯利亚铁路衔接到欧洲，这就是所谓“世界大铁路计划”，也就是美国侵略中国和帝俄，侵略亚洲和欧洲的狂妄计划的主要组成部分。

但是，出于美国政府的意料之外，日本开始虽然表示接受，不久又表示坚决拒绝。这是由于日本视中国东北为其势力范围，不容他国染指，并且它本身也正抱有侵略中俄两大国和侵略亚洲的很大野心。从此，在远东舞台上出现了翻云覆雨之局，日美两国由狼狈为奸的朋友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敌人。

一九〇七年，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与奉天巡抚唐绍仪商妥了由美国出资修筑一道由新民屯到法库门的铁路。清政府对这个问题是无可无不可的。由于当时美国正处于经济恐慌中，加上日本的反对，这个计划不能实现。但是美国还不死心，一九〇八年，司戴德又与唐绍仪签订了由美国投资组织“东三省银行”开发东北的秘密协定。这个协定由于西太后和光绪的死亡及日美订立了“罗脱高平协定”，也落空了。

一九〇九年，司戴德和英国濮兰德与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签订了“锦瑷铁路借款草约”。随后，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向中、扫、英、法、德、俄六国提出一个“满洲铁路中立化”的备忘录，建议组织国际银行团借款给中国政府，由中国政府向日俄两国赎回南北满铁路，交由国际共同管理，并由国际银行团继续投资建筑满洲地区的未成路线。这是美国企图联合其他各国共同对日俄两国施以压力，使中国东北的一些“权益”由独占变成共管，而美国势力在共管的幌子下得以伸入满洲的一种偷天换日的计划。

这个建议事前没有与有关各国进行协商，突然地提出来，在世界外交史上开了一个无比狂妄的例子，引起了各国的惊疑。由于日俄两国表示坚决反对，而英、德、法三国又并不热心支持，美国放了这个空炮，就使它在远东的威信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就使日本看穿了美国在外交政策上具有言大而夸、脱离实际的作风，就使日俄两国在满洲问题上化敌为友，共同对付美国。从此日美两国在远东方面的矛盾就更加激化了。

美国并不甘心从此罢手。清政府曾根据张之洞与香港政府所订的合同原议，首先向英国借款修筑粤汉铁路，由于英国提出来的条件过于苛刻，乃转而与德、法两国政府接洽，英国政府又不答应，最后由英、德、法三国政府商妥组织三国银行团，共同投资。美国得知这个消息，就要求加入，于是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三日，四国在巴黎成立了四国银行团。此后，一九一〇年十月，美国与清政府又商订了“改革中国币制及振兴东三省实业”的五千万美元的借款草约，这个消息传出来，英、德、法三国政府立刻搬用了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所惯用的“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等字眼，要求参加，美国为了巩固四国银行团，也就把这个借款改为四国共同投资了。

这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由互相竞争终于取得最后妥协，组成了排除日俄两国的对华借款的联合阵线。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五日，清政府与以垄断对华借款为目的的四国银行团签订了一千万英镑的“币制实业借款”，五月二十日又签订了六百万英镑的“粤汉、川汉铁路借款”。

六　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四川官吏屠杀和平请愿人民

清政府宣布的铁路国有政策是：凡以前经政府批准由人民自行筹款修筑铁路的定案，一律取消，违者以抗旨论。很明显，抗旨就是“大逆不道”，根据“大清刑律”，这个罪名是要杀头的。同时，全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所谓国有就是帝国主义所有，就是不许中国人过问自己的财产，只能交出来让皇帝拍卖给帝国主义。这样，就使中国人民的救亡运动与清政府的卖国政策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即将爆发的新阶段了。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终于发出最后的吼声了。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四省人民首先要求“诛卖国贼盛宣怀以谢天下”，并且提出了“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响亮口号。这四省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坚决反对“国有”其名、帝国主义所有其实的铁路国有政策。这股浪潮非常迅速地冲击到全国各地区，自城市到乡村，自海滨到山地，人人都感到大祸临头而下了死中求活的决心。

有关各省的督抚在人民的威力下吓得发抖。他们害怕“官逼民反”，纷纷电请从缓执行铁路国有政策。有恃无恐的清政府严旨申斥，责成他们采取严厉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

保路风潮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四川。八月二十四日（七月初一日），成都各界人民用罢课、罢市、抗捐等具体行动抗议清政府的卖路、卖国政策。这个运动有代表地主绅商利益的君主立宪派参加，因为地主资产阶级手中握有大量的铁路股票，铁路收归“国有”后，清政府规定原有股款要打折扣发还或者暂不发还，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利用人民群众火一般的爱国热情，利用人民群众排山倒海的力量，企图迫使清政府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以保障其阶级利益，但又害怕人民群众的行动超过他们的目的范围，使他们卷入漩涡蒙受“造反”的罪名。因此，他们利用谘议局这个“民意机关”和保路同志会这个组织，窃取了人民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从而使这个运动按照他们的目的与计划来进行。在人民大示威的一天，他们指使商民在各人自己的门前供奉光绪帝的牌位，并“举哀号哭”，其目的是要把这个运动与民主革命运动区分起来。

成都将军玉昆、四川总督赵尔丰看见人民的声势如此浩大，也联名电请清政府维持民办原案。清政府正想找个地方“开刀”，除了照例地严旨申斥外，还命令他们加反对铁路国有政策的人民一顶“乱民”的帽子，准其“格杀勿论”。它还怕这两个人屠杀人民的勇气不够，又派自告奋勇的满族大臣端方为川粤汉铁路督办，叫他在路过湖北的时候，抽调一部分新军带到四川去“格杀乱民”。

九月七日（七月十五日），成都各界人民推举代表到总督衙门请愿，阻止端方带兵入川。赵尔丰碰了皇帝的大钉子，正在气头上，而且他必须找一个机会向人民开刀才能挽回清政府对他的信任，因此设计诱捕了保路代表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等。聚在衙门外的人民要求立刻释放被捕的代表，这又激怒了赵尔丰，竟然命令统领田徵葵下令开枪，并调来骑兵向人丛中冲锋，人民死伤很多。全国人民在这次惨案中受到了一次血的教训。

成都人民的保路运动，是和平请愿的性质而不是武装起义的性质。在君主立宪派参加和指导之下，这个运动被涂上了一道改良主义的色彩。但是清政府官吏对手无寸铁的人民，采取了冲锋作战的姿势，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还觉得做得不够，又从外面派来更凶恶的刽子手，准备扩大这种屠杀。因此，成都血案发生后，四川人民很快地脱离了君主立宪派的和平请愿轨道而向武装起义的方向发展。成都附近各县民团纷纷集合进攻省城，与政府军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顽强战斗，双方互有死伤。赵尔丰终于用他的血偿还了人民的血债。

十一月二十八日，（十月初八日）端方在四川资州为他所统率的新军所杀，并将其首级函送武昌。这是辛亥革命时满族大员被杀的第一人。先是一九〇九年，端方调升直隶总督的时候，于光绪移灵时，在隆裕后的行宫摄影，犯了大不敬的罪被革职。一九一一年八月，他想利用机会开复官职，奏劾四川总督赵尔丰性情庸懦，对四川人民保路运动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果然清政府派他为川粤汉铁路督办，命他便道由湖北抽调新军一协，带往四川镇压人民。他走进四川填界时，又派他署理四川总督，武昌起义就在这时爆发。十一月二十八日，他行抵资州，所统新军忽告哗变，要借他的头向武昌革命军政府献功。他痛哭求饶，自称他是姓陶的汉族[14]，但终于不能取信而被杀。端方死后，跟随他到四川的第三十一标标统曾广大畏罪潜逃。

以上事件说明，反动政权所恃以维持其腐朽机构的，只是残暴的屠杀手段与无耻的欺骗政策。当人民的力量表现得非常强大的时候，它就舍前者而取后者，但当它自以为它有力量足以控制全局或者取得外援的时候，它又舍后者而取前者。向反动政权和平请愿是得不到任何东西的。

四国银行团大借款是清政府灭亡的直接导火线。清政府投靠帝国主义，原想解救其灭亡，结果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清政府的疯狂屠杀，不仅吓不倒人民，反而使它自身淹没在人民群众的血泊中。

* * *

[1]　经正学堂与明德学堂同为湖南教育家胡元倓所办，后来合并于明德。

[2]　杨度经常向人谈及，孙黄二人由他介绍相识，言之凿凿。但据其他有关记载，有谓孙黄系由日人宫崎寅藏介绍相识。似以前说为近。

[3]　光复会是江浙教育界的反满秘密组织，1904年成立，参加人士有蔡元培，陶成章、章炳麟、吴敬恒、徐锡麟、马宗汉、陈伯平、秋瑾等。

[4]　汪兆铭字精卫，又字季新。他的祖先为安徽婺源县人，后迁居浙江山阴县，他的父亲汪琡宦游广东时才改入广东番禹县籍。1903年汪考取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官费生），一年半毕业，即以自费生升入专科。1905年他二十三岁，到横滨想加入保皇党，因为没有碰到梁启超，就回到东京，与朱执信一同加入了同盟会，为同盟会的评议员之一。

[5]　同盟会认为向端方告密的人是刘师培和他的妻子何震。刘是光复会会员，曾因鼓吹革命亡命到东京。何震是在东京很出名的“交际花”。他们结婚后，刘就回到南京做了端方的“门下士”。其实，刘所出卖的是浙江同盟会会员张恭，时在1909年。辛亥革命时，刘在四川担任国学院的讲师，革命党人要置其于死地，章太炎打电报把他救出来，并且推荐他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

[6]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县人。早年曾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所创立的南学会。戊戌年以新党嫌疑被清政府“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但是常德知府朱其懿认为他是个人才，派为西路师范传习所体操教员，并把自己的妹妹朱其慧许配给他。湖南巡抚赵尔巽也很器重他，以“兴学有功”奏请开复他的功名，以此得派为江苏候补道。此次跟随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则出自端方的荐举。

[7]　关于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往日书刊均写作“考察宪政”，据五大臣随员陈尧甫谈，此中有一字之差。由于西太后恶闻“立宪”之名，五大臣出洋时称“考察政治”，而当他们回国后，由于大势所趋，才将“宪政”之名公开。陈尧甫原名陈毅，四川人，解放后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为避免与市长陈毅同名，故废名存字。

[8]　袁与安徽人何仲璟为儿女亲家。此时何仲璟已死，何颐臣是他的兄弟。

[9]　1885年袁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时，朱尔典在英国驻朝公使馆任馆员，从此时起，两人过从甚密。

[10]　淞沪铁路于1876年通车，因压死中国士兵一人，引起沿路人民的愤怒。1877年由清政府备价二十八万五千两赎回，将路轨及车厢抛在打狗港中。

[11]　唐胥铁路是招商局的运煤铁路，1881年造成，比世界上通车最早的铁路晚了五十年。在修路过程中，曾因守旧派作梗而一再停工。1888年，该路延长到天津，改称唐津铁路。

[12]　芦汉路原议由芦沟桥修到汉口，是京汉路的前身。

[13]　盛宣怀是中国最早的买办阶级。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要弥补汉冶萍公司的亏空，把他提拔起来。

[14]　他生前别号陶斋，因此冒称汉族陶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