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1895—1 第七章　袁世凯通过帝国主义进行南北和谈

一　革命军各省区代表在汉口举行会议。代表会议对袁的幻想。袁通过英国向革命军提出和平方案

革命军迫切需要组织一个统一的临时中央机构。十一月九日（九月十九日），首先由黎元洪提出了这个建议，电请革命军各省区派代表到武昌开会进行讨论。由于交通情况不正常，这个电报迟至十一月十七日（九月二十七日）才到上海，而在这个日期以前，即十一月十一日（九月二十一日），江苏、浙江两省都督程德全和汤寿潜已经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建议在上海召开革命军各省代表大会，讨论组织统一机构的问题。十二日，江苏、浙江两省代表就已到达上海，并以同样的建议向各省发出联名通电，同时并建议在中央机构尚未组成的时候，先行推定伍廷芳、温宗尧为革命军的临时外交代表。

黎的电报到达上海后，各方面为了尊重他的意见，就决定以武昌为中央军政府的所在地，推举鄂军都督代行中央职权，并请黎以中央军政府名义先行委派伍廷芳、温宗尧为临时外交代表。

革命军各省区代表陆续到了上海。他们举行会议通过了“代表大会组织大纲”，规定每省得派代表二人，由谘议局、都督各派一人。事实上各省区代表多由都督委派，而且一省代表有多至二人以上的。

为了响应黎的号召，到上海的各省代表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十月初四日）开会，决定每省派代表一人到武昌参加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留代表一人在上海担任联络工作。

当各省代表到达汉口时，北洋军从龟山打出来的炮弹不时地落在武昌城内。各省代表认为武昌不适宜于开会。十一月三十日（十月初十日），他们假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革命军各省区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公推年龄最长的白须老人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从革命军各省区在中央机构尚未组成以前，首先推定外交代表以及在汉口英租界外国洋行里举行代表会议的两件事，充分显示出革命军各省代表对帝国主义的软弱性与依赖性。

问题还不止此。在讨论过程中，部分代表认为：清政府名存实亡，现在的问题不存在于革命军与清政府之间，而存在于革命军与袁世凯之间；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应当说服袁以一举手之劳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如果袁愿意接受这个条件，革命军应当推举他为临时总统以酬其功。

十二月二日（十月十二日），代表会议居然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充分地显示出革命军各省代表对封建军阀的软弱性与妥协性。

通过以上事实，就使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用血和泪凝成的民主革命事业，不能彻底完成。

就在这一天，英国公使朱尔典公然电令英国驻汉领事葛福向黎元洪提出调停中国内战的愿望。这是袁对革命军所作的第三次和平试探。第一次和平试探，英国方面还只是居间人的地位，介绍袁的秘密代表与革命军接洽和谈；由于第一次试探碰了壁，第二次就由英国驻汉领事葛福出面，提出南北两军停战三日的建议；第三次则由英国公使朱尔典自己出面，来传达袁的和平方案。

黎对这个问题不作正面回答。他只说了一句极其简单的话：“你有话请向代表会议去谈。”

英国领事就去找代表会议，传达北方所提出的两个和平方案：一个是全国性的和平方案，由袁内阁代表清政府统治下的各省区，希望找到一个能够代表全部革命省区的人作为进行和谈的对象；一个是局部性的停战方案，由北洋军在武汉方面的最高统帅冯国璋（此时冯还没有离开汉口）与黎元洪（写的是黎军门）进行以湖北地区为限的停战谈判。

第二个停战方案的主要内容，是要革命军退出武昌城十五里，革命军所属兵舰必须卸下炮闩交由英国领事代为保管，而且条文上竟然用“匪军”的字眼称呼革命军。这种以战胜者自居并向革命军逼降的口吻，不能不引起革命军各省代表的忿怒。他们提出了一个反方案，要北洋军（写的是清军）退出汉口十五里，其运兵火车交由英国领事签字封存。

尽管双方在意气上有所争执，但是继续作战袁认为是不利的，而武昌革命军也认为是不利的，因此双方都接受了英国领事暂行停战的建议，等待以后和局的展开。

二　留沪各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孙中山回国当选临时总统

十二月二日（十月十二日），革命军江浙联军攻下南京的消息传到汉口，各省代表会议议决迁往南京开会，并决定以南京为革命军的临时首都，到南京进行组织临时中央机构的问题。

但是，由于交通情况不正常，武汉和上海方面的联系工作发生了一些障碍。十二月四日（十月十四日），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因为武汉方面情况不明，而革命军组织统一机构的问题又不容再拖延下去，乃举行了一次选举会，选出黄兴为革命军军政府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十五日（十月二十五日），又议决在临时政府未成立前，由大元帅代行临时总统的职权。

这就引起了在沪代表与在鄂代表之间的很大争论。在鄂代表认为各省代表以前已经作出了划分职权的决定，在沪代表只负联络之责，进行选举是属于在鄂代表的职权，因而这一选举不能作为有效。在沪代表则认为在鄂代表一去杳无音信，而武昌局势又在极不稳定的状态中，在沪代表同样有代表权，怎见得就没有选举权而不能进行选举呢！

这个争论事实上并不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争论，而是同盟会与非同盟会之间的争论。同盟会认为武汉在军事上处于劣势，而且黎不能抽身出来，就没有理由反对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非同盟会则又认为这是同盟会一手包办的选举，而且黄兴是汉阳的败将，不配做全国革命省区的最高领导者。

各省代表先后于十二月中旬（十月下旬）到了南京。他们相聚一堂，再也没有在鄂与在沪之分和职权之分了。大家调和协商的结果，决定不否定选举大元帅的这件事实，但将大元帅与副元帅的位置颠倒过来，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大元帅因主持武昌军事不能到南京，应委托副元帅黄兴代行大元帅的职权。

但是黄兴通电坚决不做任何一种元帅。

十二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初六日），孙中山由美国回到上海，这使革命军组织中央机构的问题获得迅速的解决。十二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初十日），革命军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推定汤尔和、王宠惠为正副议长；旋即进行临时总统的选举，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其余一票为黄兴。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一月十二日），孙赶到南京下榻于宝华盦，这是前清总督招待外国宾客的地点，也就是后来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西箭道参谋本部。有人问孙带回来多少饷和多少枪炮，孙笑着说：“我带得革命精神回来。”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就临时总统职，并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一月三日，代表会议继续选举黎元洪为临时政府副总统。同日通过孙所提出的国务员名单如下：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黄兴，海军总长黄锺瑛，外交总长王宠惠，司法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陈锦涛，内务总长程德全，教育总长蔡元培，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内务总长原提宋教仁，因未获代表会议通过，改提程德全）。

一月二十八日，各革命省区所推派的参议员（每省三人）在南京举行临时参议院的成立大会，各省代表会议从此宣告结束。临时参议院就是民国最早期的中央代行立法机关。各省参议员大多是由各省都督指派，而且大多是由原来的代表会议代表蝉联的。

三　袁世凯速和速决的心理。革命军妥协派占居优势

清朝进关的初期，摄政王多尔衮写信给明朝督师史可法，硬说清朝的天下得自李自成，而并非从明朝的手里夺过来的。事隔二百六十多年，袁世凯完全套用了这种说法，以求避免所谓“活曹操”的骂名。他的诡辩本领比多尔衮更高明，既要使清朝相信他是从革命军的手里取得天下，又要使革命军相信他的天下乃是得自清朝之手，既要利用革命军以推翻清朝，好让他不居篡夺之名，反过来又要利用清朝以要挟革命军，从而攫取革命的胜利果实。

早在到北京组织责任内阁的时候，袁就已积极地布置与同盟会及革命军进行和谈的计划，以求达到投机取巧的目的。帮助他进行这个计划的一个人物就是早经被他收买了的同盟会投机分子汪兆铭。汪出狱后，袁叫他的儿子袁克定和他结拜为把兄弟。袁从到北京的第二天起，就经常地召他到密室作长谈，时间皆在深夜，所谈的都是对同盟会和革命军方面拉拢关系、侦取情报、制定策略和收买变节分子等等问题。

在革命军方面，由于有大批改良主义者和投机分子混进来，造成了内部不团结与不统一的现象，随时都潜伏着廉价拍卖革命以求换取个人地位的危机。孙中山回国后，同盟会的地位在形式上虽然有所增强，但仍然是不稳定的和不巩固的，部分同盟会会员都和投机分子一样做着和平妥协的梦，都想提早结束战争，提早进行分配政权，对袁的和平试探感到欣慰，对革命前途没有信心，因而使孙中山所制定的“革命方略”成为一纸具文，并且把同盟会拖向不断让步与放弃阵地的无底深渊之中。

革命军与同盟会震于北洋派表面力量的强大，既没有认识到打倒袁的必要性，更没有估计到打倒袁的可能性。但袁对自己的力量知道得比任何人清楚。革命军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发展，清朝对他的疑忌心也仍然是在一天比一天加深。他暗中抱着一种“速和速决”的心理，他知道问题解决得愈早，对他的政治投机事业就愈为有利。

袁向革命军所作的和平试探，建立了武汉地区的停战，在汉口举行的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议决以临时总统一席交换袁之“弃暗投明”，就是袁的心理战获得胜利的一个开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和平气氛并未因此削弱，恰恰相反，在和平妥协派看起来，这正是促进袁履行交换条件的一种必要手段。

革命军与袁的两方面都需要和平，剩下来的问题只是讨价还价的问题。唯一和平之障碍就是清政府，而它已经变得那样软弱无力，连它的主子帝国主义也正在准备抛弃它而去扶植另一个有用的工具了。

四　日本出兵中国的阴谋。美国暂取观望态度。英国进行“换马”的工作

辛亥革命一开始就涂上了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的浓厚色彩。帝国主义在南北和谈中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它们由分歧的意见逐步地达到一致，曾经经过一段曲折的过程。其中关系最大的是英、日、美三国，英帝国主义扮演了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武昌起义的开始时期，大多数同盟会会员对中国民主革命与国际关系有过一种肤浅的看法。他们认为日本“名流”如犬养毅、头山满之流都曾支援过同盟会的革命活动，这显然是出自日本政府的暗中授意，因此日本是站在同情中国革命的方面的。美国为共和先进之国，中国由君主专制转变为民主共和，这必然是美国所热烈欢迎的。日美两国同情中国革命或者至少不反对中国革命，是革命军方面有利的国际条件。但英国的态度则是很可怀疑的。

这个看法与后来的发展方向并不符合。

不错，日本政府曾通过在野党团人士与同盟会保持间接联系，但这只是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两面手腕，把它的赌注分押在两个方面，则将来可以做到“面面不落空”。它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中国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促进中国南北两部地区的分裂，从而使它得到一个出兵中国的有利借口。关于日本对清政府与革命军的左右袒问题，与其说它支持同盟会与革命军，毋宁说它乐于支持清政府，因为它是这样地想：这个腐朽政权的存在，中国不可能有翻身的机会，这对日本是绝对有利的；而中国换上一个民主制度的政府，就有可能走向独立、自由与富强的道路，成为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一大阻力。因此，它对中国同盟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不能不怀有戒心。

日本政府的这个意图是有事实可证明的。武昌起义后，日本政府曾向清政府建议出兵代“平乱”，以割让东北为条件。十月十三日，陆军大臣荫昌向日使馆武官青木少将接洽提供武器弹药的问题，日方要求清政府改善对日的态度，尊重日本在满洲的地位。十月二十三日，日方由大仓洋行出面签订了二百七十三万日元的武器合同。日本政府又企图借口保护各国侨民及其在华利益，诱致各国政府委托它就近出兵中国，它所顾虑的只有一个美国。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它曾照会美国政府探询对保护各国在华侨民的意见，并提出维持清政府政权以及促进中国实现君主立宪制的一个建议。美国政府虽然热心于维持清政府政权，但是坚决反对日本单独出兵中国及其独占中国的野心。迟到十二月二十一日它才回答日本，劝其“静待中国南北议和之结果”。此时日本对中国问题还不敢采取“断然处置”的手段，但它不甘心从此放手，日本驻华公使曾于十二月二十三日警告袁世凯说：“日本决不承认中国改建共和。”

日本有关方面还拟进一步乘机分裂中国。十月十四日，日本海军决定增派军舰四艘在长江一带巡逻。二十八日，驻华公使伊集院向日政府建议：“至少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而华北则应由现朝廷继续统治。”十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议决对华新政策，主张在“满洲朝廷的名义下，实行实际依赖汉人之政治”。

美国方面，与同盟会所估计的情形也是不相符合的。它曾经拿看待太平天国的眼光来看待革命军，并且想向清政府投一笔更大的资本，从而榨取更多的东西。但它看到革命军在很短时期内就有很大的发展，它不能不放冷静点，等待适当的时机再作出适当的决定来。它对中国改建共和制非但不引为同调，甚至和日本政府具有同感，害怕中国从此一步步地强大起来。

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也是有事实可证明的。十一月十一日，革命军外交代表伍廷芳电请美国公使劝告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外交总长王宠惠电请美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这两个人都是早期的留美生，在美国都拥有相当的声誉，但美国都置之不理。由于清政府大势已去，而袁世凯的政治投机事业一步步地获得成功，美国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帝国主义傀儡工具，就乐于和英国一道，抛弃清政府那个已经失去了效用的工具，扶植袁世凯这个可供利用的工具。后来袁掌握大权，首先承认中华民国的就是美国及其美洲附庸国[1]。由此可见，美国对革命军以及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是缺乏热情的，而对代表封建势力的袁政权则是深感兴趣的。

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是侵略中国最早，在华利益最大的国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就是袁的后台老板。这个老狐狸看得很清楚，清政府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如果英国继续支持它，它将不再是保障英国利益的最有效的工具，而将成为英国的一种沉重的负担。他的“老朋友”同样代表着中国的封建势力，而且他手中有着北洋军这个有力的武器。中国换上一块民主共和的招牌，中国政权由一个封建主转移到另一个封建主的手里，帝国主义用一个有用的工具代替一个无用的工具，这不但符合英国政府的利益，而且也是必要的。

英国是君主立宪国家，而美国则是民主共和国家。在清政府将要灭亡的时候，君主国家同意于中国改君主国家为民主国家，而民主国家反有意于支持中国的君主专制政府，这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帝国主义是最会打算盘的。它对待落后国家，总是支持对自己最有利的反动政权或反动人物的。

有人认为朱尔典帮助袁是由于多年的老交情的关系。这种看法是害着很深的幼稚病。朱尔典在中国多年，他的“老朋友”不会不多。他单单拣中袁是由于这个老朋友具有武力基础，具有为帝国主义充当工具的良好条件，在这个基础之上加以帮助，使他的力量得到更大的发展，比帮助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自然容易得多。帝国主义的外交代表和另一国的当权人物的“交情”，必须建筑在本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基础之上，断然不会以个人情感作为取舍的标准。

由于英国暗中策动，所以武昌革命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对中国交战双方宣布中立。

英日两国虽然有着同盟关系，但在这个时期，两国在中国问题上已经发生了新的矛盾，而英美两国的利害则比较一致。美国受了英国的影响，也就同意用袁代替清政府的秘密计划。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Dr. Paul S. Reinsch）和朱尔典一道，极力吹嘘袁是“弱国中的强人”，如果没有这个“强人”，中国社会秩序就难于保持，帝国主义就没有一个适当的代理人来保障它们在中国的利益。他们又极力散布一种中国收拾残局“非袁不可”的空气，一方面使各帝国主义同意他们在中国“换一个工具”的工作，另一方面在中国各实力派与各党团之间造成一种迷惑的印象，那就是说，袁出来就可以取得各国的承认，中国就有资格列入国际舞台。

扶植袁的政策并不完全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由于英美对华政策取得一致，而那个时候日本还没有猖狂到后来视亚洲为其独占舞台的地步，它也就不敢采取单独行动了。

在南北议和的过程中，英国扮演了最重要的一个角色：袁对革命军所作的和平试探，都是通过英国驻汉领事来进行的；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在英祖界的一家洋行举行；朱尔典自己出面来牵线，促成了南北双方各派代表团在上海举行和议；上海和议也是在英租界市政厅举行的。当和议发生波折时，十二月二十日（十一月一日）英、美、德、法、俄、日六国驻沪总领事曾经提出通牒，劝告双方代表以互让精神达成协定，这也是英国所推动的。

另一方面，革命军一开始就充分表现出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性。武汉起义后的第三天，鄂军都督府就照会汉口领事团，对七十年来帝国主义与清政府所定的不平等条约，包括赔款、外债和一切政治、经济特权在内，一概予以承认，但在革命发生后所签订者无效。上海方面，在革命军中央机构尚未成立以前，首先派定了外交代表，其目的就在于取得各国的同情与承认。革命军方面，不仅不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和议，甚至希望它们出面来做居间人，并且作为执行和平条件的保证者。这种软弱的外交政策和依赖外人的心理，一直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都没有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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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袁当选为临时总统的时候，美国就想承认中华民国，曾征求其他帝国主义的意见。但日、英、俄等国都要提出承认民国的交换条件，美国不便单独承认。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九日，美国国会议决首先向中华民国致贺，便是承认民国的先声。它又指使巴西（美洲国家）于一九一三年四月八日首先承认民国（这一天是中国第一届国会成立的日期）。五月二日，美国新总统威尔逊不再等候日、英、俄等国的同意，正式承认民国。同时承认民国的墨西哥、古巴、秘鲁等国也都是美洲国家。